一、国际税收研究会1991年年会学术交流观点综述（论文文献综述）
廖莉[1]（2020）在《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税收措施适用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国际投资协定发展至今,大约经历了四个发展过程:1950-1964年初始阶段、1965-1989年分化阶段、1990-2007年扩张阶段、2008年至今重新定位阶段。现阶段处于国际投资规则重构之际,“国际税收和投资政策协调一致”是世界国际投资协定改革的重要议题。1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国际投资政策与国际税收的协同需要处理两个问题:一是国际投资协定中的东道国税收措施监管功能如何实现平衡;二是国际投资协定与国际税收协定存在税收互动性,国际投资协定的实体义务和争端解决机制如何与国际税收协定的实体义务和争端解决机制相协调。国际投资协定中保留税收措施的监管功能产生了东道国、投资者对东道国税收措施承担国际投资条约义务的矛盾对立:一方面,东道国税收措施监管功能需要保留东道国税收措施在国际直接投资活动中的适用空间。而国际投资协定恰恰是规制东道国国家行为（包含税收措施）的国际条约,它要求东道国税收措施必须符合国际投资协定的相关投资待遇标准。东道国希望保留税收措施监管功能也就意味着东道国希望国际投资协定项下的条约义务尽量为东道国税收措施的实施留足灵活的政策空间,秉承着条约义务对税收措施的适用采取有限度排除或者完全排除的态度;另一方面,国际直接投资过程中,投资者关注东道国税收的稳定性、税负高低、税收待遇等问题,要求东道国在税收措施适用上承担高标准的投资保护义务。国际投资协定的实体义务和争端解决机制如何与国际税收协定的实体义务和争端解决机制相协调需要厘清国际投资协定与国际税收协定中有关税收种类、税收待遇和争端解决机制的区别,有助于避免条约冲突和实现条约间的最大协同效应。为此,本文针对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税收措施适用问题展开研究,以期待寻找到国际投资协定对税收措施进行法律适用的合理空间,为我国国际投资协定税收措施的适用提供完善建议。全文除导论外共分为四章:引言部分是对本文问题的提出、研究价值及意义、文献综述、主要研究方法、论文的结构及创新问题进行的说明,作为全文的背景介绍,开启对全文的分析。第一章题为“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税收内涵和种类”。国际投资协定条文中一般不存在对税收的明确定义。虽然世界各国对于税收内涵已经达成了某些共识,但各国国内税收概念差异依然存在,一国国内对税收概念的理解也有不同视角。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税收措施作为一种国家措施,其核心要素和载体是“税收”。国际投资协定中税收措施认定实质是对税收措施中的“税收”认定。第一节研究税收措施中的税收内涵,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税收内涵包含四个要件:第一、向国家支付一定的货币;第二、由法律规定;第三、对特定主体规定了强制义务;第四、为了公共目的。国际投资协定仲裁实践对税收的认定采用了一般法律的税收概念,而并非宪法意义上的税收概念;二是国际仲裁庭对税收合法性审查采用形式标准,国际仲裁庭对税收合法性的审查仅运用一般法律标准。也就是说国际仲裁庭对税收内涵中的第二要素即税收合法性并未进行实质审查。第二节研究税收措施的税收范围,通过比较研究DTA中的税种范围、WTO规则的税种范围以及NAFTA、ECT投资章节中的税种范围,得出如下结论: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税收种类应摒弃国际投资实践中的限制性解释方法,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税收种类应包括直接税和间接税。第二章题为“国际投资协定中税收措施适用的模式”。理论上,东道国税收措施与东道国管理外资的一般措施相同,均存在于国际直接投资活动中并成为国际投资协定的调整对象,国际投资协定对税收措施完全适用。然而,税收措施较国际直接投资活动中的其他国家措施而言,具有特殊性。特殊性在于东道国税收措施的监管功能体现了税收主权。通过本章的归纳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实践中,基于国家税收主权考虑,主权国家在国际投资协定中对税收措施的适用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模式:全部适用,这种模式是指税收措施全部涵盖在国际投资协定中进行适用;普遍排除,这种模式毫无保留地排除税收措施在国际投资协定中的适用,国际投资协定中的任何条款不得适用于东道国税收措施;有限适用,这种模式是指国际投资协定的投资待遇、投资保护和争议解决条款部分适用于税收措施,而并非全部适用于税收措施。有限适用模式中,各国际投资协定通过采用附属型或者专款型条款限定实体待遇义务和争端解决机制对税收措施的具体适用。本章研究国际投资协定适用税收措施的总体模式为中国BIT适用税收措施的模式提供了研究基础。第三章题为“国际投资协定中税收措施适用的法律分析”。本章分四节对税收措施适用进行法律分析,分别围绕实体待遇和保护、争端解决机制两大内容对税收措施的适用展开法律分析。本章的法律分析是主权国家对国际投资协定税收措施适用模式选择的基础和出发点。第一节研究公平公正待遇对税收措施的法律适用,得出如下结论: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公平公正待遇应尽量排除税收措施的适用。原因在于公平公正待遇内容的抽象性以及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独有国家义务使得公平公正待遇存在较大的可诉性。结合国际仲裁实践看出,税收措施对公平公正待遇的违反主要包括违反稳定性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和透明度原则;第二节研究无差别待遇对税收措施的法律适用,主要对税收措施所引起的国民待遇义务与国际税收协定中的非歧视待遇义务相区别,得出税收措施可能产生BIT国民待遇义务和DTA非歧视待遇义务的冲突,BIT国民待遇义务应排除税收措施的适用;第三节研究间接征收对税收措施的法律适用。结合国际投资仲裁实践,总结了税收措施构成间接征收的主客观标准。得出如下结论:国际投资仲裁庭对税收措施构成间接征收持谨慎态度。税收措施构成间接征收的风险小于税收措施违反公平公正待遇义务的风险;第四节研究争端解决机制对税收措施的法律适用。通过将投资者-东道国国际仲裁对税收措施的适用与DTA中的税收争议争端解决机制进行比较研究,分析投资者-东道国国际仲裁对税收措施的适用将对国家税收主权产生重要影响,并可能异化为投资者寻求涉税争议解决路径的新通道。第四章题为“中国BIT适用税收措施的完善建议”。第一节和第二节以中国现行BIT实体待遇和保护、投资者-东道国争议解决范围对税收措施的法律适用为研究起点,得出如下结论:较之于无差别待遇、征收条款,中国BIT公平公正待遇对税收措施的适用存在较多法律问题,诸如:公平公正待遇排除税收措施适用的数量较少、公平公正待遇条款表述过于简单、条约序言中存在税收法律的稳定性承诺等等,这需要对中国BIT公平公正待遇条款进行适当修正以适应税收措施的法律适用;中国第二代BIT国际投资仲裁争端解决机制不利于我国海外投资者就东道国税收措施提起国际仲裁,需要引入相关机制进行调整;中国第三代BIT中的国际投资仲裁争端解决机制就涉税争议管辖权而言,需要排除税收措施的适用或者建立相应的国际仲裁庭管辖权约束机制。第三节针对我国现行BIT适用现状,提出了完善中国BIT税收措施法律适用的基本思路。中国BIT税收措施法律适用的完善需要中国立足BIT升级发展的国际现状,坚持国家税收主权基本原则,通过建立税收措施例外专门条款、完善实体待遇和保护条款内容等路径完善中国BIT税收措施的法律适用。
符裔[2]（2019）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税收协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潮流。而在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由于各国税收制度的差异,不仅在区域内对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形成了税收障碍,还常常因为国际税收利益分配的问题产生国际贸易和投资的争端,直接制约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因此,消除区域税收障碍与合理分配区域内各国间的税收利益也就成为各国进行国际税收协调的核心内容。特别是区域联盟组织都普遍采用国际税收协调的方式去解决区域内的重复征税、有害的国际税收竞争以及恶意的国际逃避税问题,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区,也同样面临着区域内的各种税收问题。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发展和“—带一路”的战略规划的推进,东盟国家与中国之间的相互贸易和投资得到了大幅度的增长,然而,随之而来的税收问题也日益凸显。虽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过了逾10年的发展,区域内各国间的关税得到大幅度的降低,货物与服务的进出口贸易基本消除了关税的障碍,但是,现阶段自贸区内重复征税和国际避税的问题依然还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区域性的税收竞争始终存在,而税收协调进程却相对缓慢,已难以契合自贸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速度。因此,深化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税收协调研究,不仅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和国际税收理论的拓展和实证检验,而且也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和要求,对于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和实现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客观上赋予了广西、云南等地以新的历史机遇。如何从税收制度建设和协调的角度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历史潮流,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促进和加快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构成本文最为直接的现实意义。文献综述表明,国外对国际税收竞争与协调的研究起步较早,目前在这方面的理论也已日趋全面、深入和透彻,但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发达国家的区域（主要是欧盟）,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区域的税收协调研究比较少。而国内对于国际税收协调的研究,在吸取国外研究的基础上,虽然在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和分析方法上实现了一定的创新,但理论还是局限于宏观战略的分析而缺乏微观的实证基础,特别是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研究,相关的研究文献不仅大多还停留在自贸区建立之初,而且进行定量分析的文献较少,不能很好地给予自贸区建设发展以理论的指导。尤其是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之后税收协调的研究呈现出更多新的特点、新的任务,现有的文献在税收协调上的研究成果已经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函需新形势下对税收协调进行更全面有效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主要从国际税收研究和国际经济学相结合的角度,以国际税收的国家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结合为视角,视国际税收协调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内生因素,综合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规范分析、比较分析、制度分析和博弈分析等方法,通过对自由贸易区税收协调的理论框架的构建以及税收协调效应的分析,在借鉴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税收协调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税收协调的思路、原则和对策。本论文由导论与六章内容组成,按照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对策建议的基本逻辑思路展开,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国际税收协调的理论分析,主要包括第一章;第二部分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税收协调的实证分析,主要包括第二至五章;第三部分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深化税收协调的对策建议,主要包括第六章。文章的具体内容如下:导论部分在进行相关文献综述的基础上,主要阐述了本文研究的问题、选题意义、研究思路与方法、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并概要指出了本文的主要创新与不足。第一章是国际税收协调的理论分析。本部分首先对国际税收协调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与区分,接着从关税同盟理论、国际相互依存理论、博弈论这三个方面分为税收协调提供了一系列的理论依据,并且对税收协调可能产生的效应及影响进行分析,说明了进行税收协调的必要性。第二章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历史与现实概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形成,有着特殊的地理、历史、文化、经济和政治背景。了解东盟的社会经济与发展,回顾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历史关系,认识和理解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历程,是探索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税收协调的背景和前提。第三章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税收协调实践。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税收协调的程度,直接影响着自由贸易区经济一体化建设的进程。本章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税收协调实践进行了梳理和概述:首先,对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税制结构差异进行了分析;其次,介绍自由贸易区近年来税收协调的现状;再次,探讨了自由贸易区税收协调的面临的挑战;最后,分析了自由贸易区税收协调的问题。通过对自由贸易区税收协调实践的考察,为怎样推进深层次的税收协调提供了最为重要的现实基础。第四章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税收协调效应的分析。中国与东盟国家进行区域税收协调是否能减少税收竞争的负面影响,是否能促进区域内各国福利水平的提升,是否要深化税收协调的层次,这就必然牵涉到对税收协调的效应进行实证的分析。本章通过收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各项经济数据,利用计量模型对税收协调产生的效应进行了定量的分析:分别分析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税收协调所产生的贸易、投资效应,结论得出税收协调产生了有利于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创造、投资增长的效应。通过对自由贸易区税收协调效应的实证分析,验证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行税收协调的必要性。第五章是区域间税收协调的国际经验借鉴。欧盟是一体化程度最高的窗口,其区域间税收协调最为全面、深入,因而对区域税收协调具有导向意义;北美自由贸易区同样是自由贸易区的形式,其税收协调的经验对区域税收协调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总结欧盟及北美自由贸易区税收协调政策的一般经验和教训,能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税收协调提供国际视域上的经验借鉴。第六章具体探讨了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税收协调的对策和建议。促进税收协调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是本文的最终落脚点和归宿。立足于自由贸易区税收协调的理论框架、实践考察、实证分析和国际经验的借鉴,本章系统地阐述了促进税收协调的总体思路、原则和途径,以及我国参与税收协调的政策建议。
汤洁茵,翟继光,郭维真,林琼华,刘淼[3]（2007）在《2006年中国财税法治发展综述》文中研究说明第一部分2006年财税法治发展大事记一、财税立法发展大事记2006年中国财税立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最重要的成果是统一企业所得税立法取得了重大进展。2006年8月,国务院第147次常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草案）;2006年9月,国务院将《企业所得税法》（草案）及其说明正式上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同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了《企业所得税法》（草案）,并决定将该草案提交2007年3月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
董晓岩[4]（2012）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制度与管理研究》文中提出本文立足于资本输出国的角度,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征税应当遵循税收横向公平和税收中性原则。对外直接投资形成的国际税收关系,可以用“0、1、2”三个数字来形象地加以描述。所谓“1”,指的是跨国纳税人从事对外直接投资取得的所得应当纳税,并且在同等条件下,其税收负担应当与母国国内投资者或东道国国内投资者的税收负担基本相当,不应当因其从事跨国投资而承受比国内投资者更高或者更低的税收负担。所谓“0”,指的是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跨国纳税人可能利用各种国际逃避税形式和途径来减轻应当缴纳的税收,从而达到“低税负”甚至“零税负”的目的。所谓“2”,指的是由于两个或多个国家税收管辖权的交叉重叠,使得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跨国纳税人承受双重甚至多重征税的情况。各个主权国家都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即为了提高国际资本流动的效率,应当努力避免“0”和“2”,力争逼近和维持“1”。为了推动“2”向“1”转化,应当主要从税收制度入手,包括单边视角的国际重复征税减除制度和双边（多边）视角的国际税收制度协调；为了推动“0”向“1”转化,应当主要从税收管理入手,包括单边视角的国内反避税管理和双边（多边）视角的国际税收征管协作。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征税也应当遵循税收纵向公平和税收非中性（税收调节）原则。对外直接投资相对于国内投资来说,需要面对东道国陌生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承受着更大的风险,资本输出国政府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待遇,符合税收纵向公平原则。同时,由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和高风险性,市场失灵是一种客观存在,因此对税收中性的适度背离、发挥税收调节职能可能更有利于实现国际资本的最优配置。这种对税收中性的背离表现为资本输出国普遍实行的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制度。综上所述,从资本输出国（母国）的角度看,本文将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问题归结为两个方面、三个问题：第一个方面是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制度,包括国际重复征税的减除制度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激励制度；第二个方面是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管理,特别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反避税管理。立足于这一研究思路,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导论。主要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述,界定本文的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并指出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税收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性分析。首先,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问题。明确界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内涵,其与对外间接投资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获取了所投资国外企业生产经营的控制权。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分为不同的形式。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迅猛发展的态势。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包括东道国因素和母国因素,其中东道国因素包括FDI的政策框架、经济决定因素和商业便利三大类,母国因素包括母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母国政府政策两大类。税收因素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在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中的重要性在不断提高。其次,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问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受东道国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管辖,在东道国承担有限纳税义务,同时受母国居民税收管辖权管辖,在母国承担无限纳税义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形成的国际税收关系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征纳关系；二是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三是国家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四是国家之间的税收协调关系。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原则包括税收公平原则和税收效率原则,其中税收公平原则包括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公平和国家之间的税收公平,而税收效率原则包括税收中性原则和税收非中性（税收调节）原则。从税收公平和税收效率原则出发,将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问题界定为三个,即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国际重复征税及其减除问题、对外直接投资中的税收激励问题和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国际避税及其防范问题,其中前两个问题主要属于税收制度范畴,而后一个问题主要属于税收管理范畴。最后,对税收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性进行了理论和经验分析,研究了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税收因素,建立了对外直接投资外国来源所得综合有效税率（tfsi）的理论分析框架,认为外国来源所得综合有效税率不仅取决于东道国的法定税率和有效税率,而且受母国税收管辖权类型和减除国际重复征税的方法、母国法定税率及其与东道国法定税率、有效税率的相对高低、母国是否实行税收饶让和延期纳税等因素的影响。分析了税收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有两种不同的渠道：第一种渠道是首先影响国内投资的税后净收益率r（1-t）,企业将其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税后净收益率r*（1-tfsi）进行比较并进行投资决策,从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母国的有效税率t通过这种渠道发挥作用。第二种渠道是首先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外国来源所得的综合有效税率tfsi,进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税后净收益率r*（1-tfsi）,企业将其与国内投资的税后净收益率r（1-t）进行比较并进行投资决策,从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母国法定税率u、东道国法定税率u*和东道国有效税率t*通过这种渠道发挥作用。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不同情况下母国法定税率u、母国有效税率t、东道国法定税率u*、东道国有效税率t*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性,并利用十个国家（地区）2000-2009年对我国直接投资的数据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第三章：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国际重复征税及其减除问题分析。首先从理论上论证了国际重复征税的产生机理,认为国际重复征税产生的前提是跨国纳税人和跨国课税对象的出现,产生的原因则是各国行使的税收管辖权的交叉性。对于同种类型的税收管辖权交叉重叠造成的国际重复征税,应当对不同国家税收管辖权的判定标准进行国际协调；对于不同类型税收管辖权交叉重叠造成的国际重复征税,通常应当限制母国的居民税收管辖权,采用一定的国际重复征税减除方法。比较了免税法、抵免法、扣除法以及抵免法下分国限额法与综合限额法对于减除国际重复征税的不同效果,分析了资本输出中性、资本输入中性、国家中性等不同税收中性条件下国际重复征税减除方法的经济效应。根据资本输出中性原则,居住国应当选择抵免法；根据资本输入中性原则,居住国应当选择免税法。在全球福利最大化的政策目标下,居住国应当选择抵免法；在本国福利最大化的政策目标下,居住国应当选择扣除法。第四章：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激励问题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市场失灵,具有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和高风险性,需要政府干预,提供财政支持、金融支持、投资保险和信息服务。从理论上研究了税收激励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制,税收会影响投资的边际收益和资本成本,是政府干预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手段之一。母国鼓励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激励工具包括税率式、税基式、税额式和时间式四种类型,其作用机制有两种途径：第一种是通过母国本身的税收制度直接发挥激励作用,即母国对于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取得的外国来源所得直接给予税收优惠待遇；第二种是母国税收制度通过东道国税收制度发挥激励作用,即母国对于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取得的外国来源所得实行的课税方法,虽然没有直接给予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以税收优惠待遇,但是这种课税方法能够使东道国吸引外资的税收激励政策真正惠及母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从而减轻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税收负担,提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性。从理论上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激励效应,并以税收饶让为例,对税收饶让条款对1989-2000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认为：税收饶让对来自抵免法国家的投资者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影响。第五章：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制度。对我国现行的对外直接投资税收制度进行了系统梳理,分析了现行制度存在的问题,在总结其他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税收制度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税收制度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路径。总体原则是：在对外直接投资税收制度方面,应当改变过去片面强调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忽视居民税收管辖权的情况,重视行使居民税收管辖权,体现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与居民税收管辖权的并行与兼顾。同时,应站在有效行使居民税收管辖权的角度,对原主要出于行使来源地税收管辖权需要而形成的国际税收基本概念和制度进行重新检视和设计完善。具体原则包括四个方面：在体现税收中性的同时,给予适当的税收激励；在给予税收优惠的同时,维护国家的税收权益；在强调制度优化的同时,考虑管理的适应性；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适应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税收制度的完善路径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完善我国的国际重复征税减除制度。从短期来看,应当完善以抵免法为主的国际重复征税减除制度；从中长期来看,应当建立抵免法与免税法并行的国际重复征税减除制度体系。另一方面要优化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制度,建立体现国家政策导向的、多种形式并存的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制度体系。第六章：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管理。与国际重复征税致使跨国纳税人税收负担畸重相反,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国际避税致使跨国纳税人税收负担畸轻,两者均违背了税收公平和税收中性原则。本章在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离岸避税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外直接投资税收管理的基本框架：从单边视角看,应当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税收管理,一方面从管理制度、保障措施、外部环境三个层面入手,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的日常税收管理；另一方面要通过完善我国的受控外国企业特别征税规则和转让定价的税收管理法规,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的反避税管理。从双边（多边）视角看,应当加强国际税收征管合作,一方面通过加强国际税收情报交换,缓解对外直接投资税收管理中的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国际税款征收协助制度,缓解纳税人的国际性与税收管理的国家性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有限税收管辖权下征管手段不完备的问题。
汤洁茵,翟继光,郭维真,林琼华,刘淼[5]（2007）在《2006年中国财税法治发展综述》文中认为第一部分2006年财税法治发展大事记一、财税立法发展大事记2006年中国财税立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最重要的成果是统一企业所得税立法取得了重大进展。2006年8月,国务院第147次常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草案）;2006年9月,国务院将《企业所得税法》（草案）及其说明正式上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同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了《企业所得税法》（草案）,并决定将该草案提交2007年3月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
冯晓鹏[6]（2019）在《跨境电子商务的法律与政策研究》文中指出跨境电子商务（简称“跨境电商”）是不同于传统商业贸易,也不同于国内电子商务的新业态、新模式,跨境电商业务具有前沿性、新颖性、科技性的特征,加强对跨境电子商务法律与政策问题的理论研究,深化对跨境电商领域的规律性、本质性、系统性认识,不断总结实务中出现的新业态、新动向,无论对于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具有前沿的指导意义。本文对跨境电商的基本概念、特征、分类进行了界定,并对中国跨境电商发展的宏观政策环境和发展概况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按照跨境电商运营与合规两条主线分别对跨境电商所涉物流、税收、资金与信息安全保护、知识产权合规、走私风险应对相关法律和政策问题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探讨研究,然后分析了《电子商务法》实施后的跨境电商经营者监管法律制度。最后,综合全文的理论梳理和实务分析,结合笔者参与跨境电商立法及司法实务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跨境电商进出口业务未来政策走向和实务发展趋势的基本结论,并对跨境电商政策和立法趋势进行了预测研判。对于跨境电子商务的有不同版本的定义,但各种概念的核心涵摄并无争议,可以概括为分属不同国家的交易主体,借助互联网等电子化通信手段促成交易（交易询价、谈判磋商、缔结合同、履行合同等）,并以跨境物流或异地仓储的方式送达商品、提供服务、实现交易的跨境商务活动。广义上的跨境电商可以泛指在跨境交易的任一环节运用到电子商务技术的商业模式。对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企业分类,根据可以分为平台企业、平台内企业和自建平台经营的企业,根据商品流向分为跨境进口和跨境出口,根据交易性质的不同可以分为一般贸易与跨境电商零售。跨境电子商务具有电子化、个性化、碎片化、高频次和低货值的特征。近年来,跨境电商在电子商务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乘着一系列国家重要政策支持和一系列重要事件推动的东风,呈现在迅猛蓬勃的发展态势,并且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种新兴贸易业态驱动了科技创新、创造了就业机会、引领了消费潮流,将伴随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世界跨境电商大会、《世界海关组织跨境电商标准框架》审议发布、粤港澳“大湾区”的通关一体化建设等政策红利取得进一步长足发展。我国海关法将通关监管对象分为进出境运输工具、进出境货物和进出境物品,而与跨境电商密切相关的是进出境货物与进出境物品。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为:从用途来看,进出境货物具有贸易性质,货物进出境是为了销售;从数量来看,进出境货物数量较大;进出境物品以合理自用数量为限,超出数量限制则会被海关认定为进出境货物;从外汇来看,进出境货物是购进或售出的商品,因此有对应的外汇收入或外汇支出;而进出境物品不属于贸易货物,因此没有对应的外汇收入或外汇支出;从税收来看,进出境货物征税内容包括关税、增值税和消费税;而进出境物品仅在进境环节征收进口税;从许可来看,国家对部分限制进出境货物进行许可证管理;除了出境携带的文物外,一般进出境的物品不涉及行政许可问题。对于跨境电商涉及的物流通关主要法律问题包括:进出口货物和进出境物品的区分界定;直购进口和网购保税进口的基本通关监管模式;1039市场采购模式;跨境电商的常用进出口模式以及对跨境电商通关政策的探讨解读。税收征管法律关系是货物和物品在进出关境时所涉及的重要法律关系,对于跨境电商而言也不例外。与一般的进出口货物和物品相比较,跨境电商商品的进出口税收征管以一般的进出口环节税款征收的法律和政策规定为基础依据,但同时因为涉及到电子商务的相关规定以及国家对跨境电商的特殊管理规定而又有重要区别。与国内电商不同,出口跨境电商需面对各地域法律、经济制度等规则差异以及电商平台、消费者、银行以及境内外支付机构等多个主体间的关系,常面临汇率波动、外汇管制、资金安全等难题。收款结算是否安全合规、流程是否简单顺畅直接关系到出口跨境电商的核心利益。出口跨境电商的收退款方式、不同报关模式的影响、收结汇及人民币支付、第三方支付机构及平台的合规风险等不同纬度的问题,均会跨境出口资金流的合规运作。电子商务法通过具体条文规定与《网络安全法》紧密衔接,不仅强调了全体电子商务经营者在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时应注意遵守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更特别针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提出了“保障网络安全”的义务与责任。网络安全的防护,一方面是对技术的高要求,如建立信息防火墙等;另一方面是对法律合规风险认识要求的提高,这需要电子商务经营者对相关法规有充分的理解并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对于跨境电商经营者而言,不仅要了解境内信息安全的相关法律规定,也同时要注意境外国家或地区对于信息安全保护的特殊要求。对于跨境电商领域知识产权合规问题而言,为了克服电商领域假冒、侵权的顽疾,新颁布的《电子商务法》已经明确规定了电商经营者,尤其是平台经营者的义务与责任。中国海关近年来也连续开展了“清风”、“龙腾”等知识产权专项执法活动。此外,知识产权问题也是西方国家和企业“拿捏”中国外贸企业的手段之一。因此,如何避免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同时也避免被他人侵犯知识产权,成为了跨境电商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关注的问题。走私犯罪作为典型的法定犯并不像杀人放火的自然犯一样容易引起公众的关注,但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没有忽视由跨境电商和代购引发的新兴走私方式。“奢侈品平台走私案”、“跨境电商伪报贸易方式案”、“‘代购’被判10年案”等案例的出现说明走私风险离跨境电商并不遥远,跨境电商同样可能逃避海关监管,危害国家的税收监管和外贸秩序。跨境电子商务是新型的经济形式和新兴业态,从实质上来讲,跨境电子商务是电子商务的一个分支,自然应当适用电子商务相关的监管规则;同时因为又涉及到商品的进出口环节,因此也应当遵守国家关于进出口管制方面相关监管要求。跨境电商除了应当遵守电子商务的普遍规定之外,还应当符合进出口相关法律规定,包括海关、税收、进出境检验检疫、支付结算等管理制度。
郎威[7]（2020）在《中国绿色税收制度及其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经济建设取得了飞速的发展,这是世界有目共睹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2018年我国GDP为896915.6亿元人民币,总量稳居世界第二,GDP同比增长了6.6%。但伴随着我国粗放型经济的不断增长,环境和生态问题日益突出。我国面临着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环境问题,这也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环境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经济、法律、行政等各种手段的调节,包括采取行政处罚、财政补贴、税收和可交易许可证等多种政策工具。其中,税收是国家整体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政府调控的一个重要工具,而绿色税收是税收制度的重要组成。绿色税收（Green Tax）是20世纪末国际税收学界才兴起的概念,从绿色税收的内容看,不仅包括为环境保护而特定征收的各种税,还包括为环境保护而采取的各种税收措施。在我国现行的18个税种中,除了环境保护税是在2018年新开征的绿色税种外,其他税种都是已开征多年的税种,而这些税种设置的目的更多是基于经济因素的考量。随着环境污染问题和对资源的过度开采、滥用等现象越来越多,绿色税制已经成为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趋势。而税制的绿化就是基于绿色发展的要求,对现有的税制进行绿色化调整,使其在整体上体现环境保护功能。通过绿色税收制度的改革,可以引导和约束社会成员正确地处理资源环境问题。因此,我国需要构建完善的绿色税收制度,用税收的手段把环境污染问题内部化,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变革,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从而解决环境污染治理难的问题,这也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长期战略性任务。绿色税收的实施效果,既与自身制度的合理设计和征管的有效实施密切相关,也离不开其他环境相关税种的协调配合。因此,本文合理界定绿色税收和绿色税收制度的概念和内涵。将绿色税收制度界定为,国家为达到污染防治目的而推进传统税制全面“绿化”转型过程中所征收的各种税收及所制定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的统称,由若干性质不同的绿色税种及税收优惠政策组成的绿色税收体系。就我国而言,具体包括三部分:一是专门为环境保护而设立的绿色税种,如环境保护税,属于事后干预型;二是现行税制中其他具有环保性质的绿色相关税种,其中又划分为资源占用型和行为引导型;三是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全面梳理我国现行的绿色税收制度,对比不同类型的绿色税收的占比变化。在2009-2018年的我国绿色税收结构中,行为引导型绿色税收所占的比例最高,比例达到70%以上;其次是资源占用型绿色税收,比例在20%-30%之间;环境保护税收的比例一般在3%以下,尤其是2018年排污费改征环境保护税后,比例最低只达到0.73%。可见,我国现有的绿色税收制度主要还是侧重于征收消费税、车辆购置税和车船税这些行为引导型绿色税收。税制的绿化程度反映了绿色税制对环境改善和资源节约的程度。本文对我国税制的绿化程度进行了初步的测算。在指标选取上采用了OECD国家常用方法,即用绿色税收收入占税收收入总额的比例来表示。结果表明我国在2009-2018年间税制绿化程度在13.15%-15.53%之间,且在2015年以后呈下降趋势。虽然我国和OECD国家绿色税收内涵和结构不同而导致税制绿化程度存在很大差异,但相比之下,我国税制的绿化程度仍然不低。我国不同地区税收的绿化程度也存在很大差异,其中东部地区税收绿化程度较低。为进一步研究绿色税收对我国环境和经济可能产生哪些影响,本文选取全国30个省市的2005-2017年的数据进行门槛回归分析。首先,以绿色税收收入和二产占比为门槛变量,做了四种公式的假设,分析我国绿色税收的环保效应,即污染减排和节能降耗效应。结果显示,在污染减排效应方面,在全国范围内,绿色税收收入每增加1%,会使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0.05%至0.06%,区域差别不大。而绿色税收不是废水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对废水排放的抑制作用不明显。在节能降耗效应方面,由于绿色税收收入和能源消费量之间呈现正相关的关系,绿色税收对能源消费的节能降耗作用不显着。其次,以绿色税收收入、能源消费量和二产占比为门槛变量,做了三种公式的假设,分析我国绿色税收对以人均GDP为表征的经济效益的影响,即绿色税收的经济效应。结果表明,对于绿色税收收入大于门槛值569.55亿元的地区,如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区来说,提高绿色税收收入会使经济效益增加67.03%。然而,对于绿色税收收入小于等于门槛值569.55亿元的地区,如北京、天津、河北、山西等地区来说,提高绿色税收收入会大幅度地降低经济效益。同时,当以能源消费量和二产占比为门槛变量时,绿色税收收入每提高1%,会使经济效益在28.91%至87.51%的范围之间增加。因此,我国绿色税收的双重红利效应存在一定的门槛值条件,即对于绿色税收收入大于门槛值的地区,如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区来说,双重红利效应存在。但对于绿色税收收入小于门槛值的地区,如北京、天津、河北、山西等地区,双重红利效应则不存在。最后,指出我国现行绿色税制存在的问题,再结合OECD国家绿色税制改革的经验,对我国绿色税制的完善提出了对策和建议。绿色税制改革需要按照不同的功能定位和作用范围对环境保护税和其他绿色相关税种进行总体规划、相互配合,避免不同绿色税收手段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从而构建完善的绿色税收制度。
郭志博[8]（2021）在《日本行政组织法的理论源流与机能变迁》文中研究说明就大陆法系各国行政组织法的理论发展经验来看,两大问题的存在不容忽视:其一是行政组织法基本概念及理论的源流问题。组织法的基础概念从何而来,存在哪些概念群,构成形成怎样的体系,如何加以理论化,能够各自为本国行政组织实践提供哪些理论支撑,发挥哪些机能,其演进与变迁的进路呈现出怎样的状态,皆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其二是在上述理论与机能变迁过程中所遭遇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矛盾问题。在行政任务日益多元化,行政需要日益复杂化的当今社会,行政组织如何逐步适应任务导向,调和其与科层官僚制之间的紧张关系,始终存在行政组织法理论与机能的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问题,这一转变的过程、方式、进路,不但会深刻型塑行政组织法理论本身,也会为行政组织改革实践带来重要影响。基于上述问题意识,本文《日本行政组织法的理论源流与机能变迁》以日本行政组织法学为研究对象,试图对其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发展经验进行梳理归纳与概括总结。立足于该国对于行政组织法学的广义与狭义分类,对该国狭义行政组织法学研究上的“行政组织权论”“行政主体论”与“行政机关论”三大基本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溯源,并对日本行政组织法学在基本概念与理论体系建构,及其机能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过程方面进行剖析。就行政组织权论由民主控制和严格法定向放松管制与组织弹性设置,行政主体论由明确责任向组织形态多元化,行政机关论由建立具备权限与决策机能的组织结构向行政任务分配的变迁过程进行了全面解析。文章以日本行政组织法的行政组织权论、行政主体论与行政机关论为研究内容与资源,以其理论源流与机能变迁作为线索与脉络,对日本行政组织法学最为核心的三大理论发展脉络作出通盘分析,以及机能变迁作出通盘分析,兼顾中日两国行政法学的表述差异,对机能的语义及内涵在第一章中做出了相应解释。文章行文过程中的基本立场建立在历史主义基础之上,试图通过对行政组织权论、行政主体论以及行政机关论的学说史演变进行介绍展开全文分析与论述。因而在行文中所应用到的最主要方法在于对文献资料进行“史的考证”的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力求还原日本行政组织法学发展的历史过程。此外文章还对日本行政组织法的立法体系进行了分析,概括其内在特征并与我国当代行政组织法学发展进行了比较,应用了比较法学的研究方法。以行政机关为代表的行政组织内部科层制与行政任务导向衍生的行政主体多元化倾向,分别代表了传统型与现代型行政组织的区分,投射到行政组织法理论中可以以“组织结构”与“组织形态”明确与二者的对应关系。与各发达国家一样,近代以来日本也不同程度地面临行政需求和行政机能的扩张,其在行政主体论和行政机关论上都为化解该问题作出理论上的探索。相较而言,该国行政组织法学发展形成了在行政组织法定主义框架下,“行政官厅—行政机关”与“公法人—行政主体”并行发展的特点,在学理上则实现了从传统行政组织法学对行政组织的民主控制、对国家责任的承担以及意思表示体系、决策过程的重视,向现代行政组织法学对行政组织的弹性设置、组织形态以及任务分解等机能的演进与变迁,行政组织采取何种形式能够以最适形态、最小成本和最大效果完成因福利国家、行政国家到来而日益复杂化的行政任务,寻求“组织形态开放化”而带来的“行政主体多元化”,以及行政部门组织结构的自我建构,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理论演进及机能变迁问题的内在动因。文章创新之处在于提出了日本行政组织法理论的三大发展脉络,并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廓清。对行政机关论中的行政官署与行政官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区分,并通过考证提出日本近代行政官署与当代事务分配型行政机关之间的内在关联。提出了日本行政组织法学发展过程中的规范主义与事实主义方法的区分与融合问题。以理论源流与机能变迁为视角,以学说史演进为线索,较之过往研究存在一定程度的新颖性。文章核心观点在于提出日本行政组织法上的传统型理论机能与现代型理论机能处于并存关系,展示了较强的折衷色彩。具体体现为行政机关论与行政主体论并行发展,并就各自领域在不同时期形成了“组织法”与“作用法”上的两套概念体系,使行政主体和行政机关概念群得以二元共生,其所形成的“道具概念”属性与工具性价值,除能够为该国行政组织实践中产生的问题作一般性解释外,还能够为该国行政组织改革与制度建设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撑。就其理论发展演进及机能变迁情况来看,其经验、道程与我国面临的同类问题相比照,具有较强的理论参考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
刘剑文,熊伟[9]（2002）在《二十年来中国税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文中研究说明一、问题的提出税法在现行法律体系中是一个特殊的领域,它不是按传统的调整对象的标准而划分出的单独部门法,而是一个综合领域。其中,既有涉及国家根本关系的宪法性法律规范,又有深深浸透宏观调控精神的经济法内容,更包含着大量的规范管理关系的行政法则。除此之外,税款的保护措施还必须借鉴民法的具体制度,税收犯罪方面的定罪量刑也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因此,将税法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加以研究不仅完全必要,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当
叶金育[10]（2015）在《税法解释中纳税人主义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法学研究中,研究法律解释犹如“蜀道之难”,聚焦税法解释研究则更是“难于上青天”。这一方面源自税法本身的技术性和专业性,另一方面困于有效研究文献的极度匮乏。但是,税法解释作为税收立法和税法实施的重要导管,又不得不认真关注。在中国,税法解释有着域外不完全一样的意义,更多时候税法解释性文件成为税法的一种形式,这是事实,无关承认而否。解释性文件危及了税法威严的传递,但也丰实了税法干瘪的骨架。国税总局解释税法将纳税人权利置于危险境地,但又便利了问题的迅速解决。我们陷入了欲罢不能,而又不得不罢,但却无从罢起的困局。诸如此类的悖论,本不应该出现在税法这一“权利法”与“财产法”领域,却又真实地附体于中国税法之上。这种生态是税收法治中国建设的原点,唯有正视、方可起航。也因如此,论文小心权衡,选择“纳税人主义”这一“微小角度”切入,以其寻找破局之钥匙。论文期望通过纳税人主义立场撬动税法解释研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五章：第一章纳税人主义的提出。在解释税法时,不同国家、不同主体选择何种立场,除开受制于一国法治水平外,还会受到社会、经济、心理、历史、文化以及各种价值判断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进行税法解释的立场选择时,断不可忽略此类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为此,本章首先从法治动因、政治权力、非正式制度等对税法解释立场选择的影响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分析税法解释中的两种典型立场（国库主义与纳税人主义）,并展示域外税法解释立场选择的趋势和已经形成的共识。最后,提出我国税法解释应该坚持的立场,即纳税人主义。第二章纳税人主义的证成。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税制改革,虽以税收公平与正义为追求,但最终都逃不脱“财政收入魔症”。与之相伴相生的是,税务机关主导地位的形成,征纳双方地位失衡的积重难返等“怪现状”。对于一个立志于建设民主与法治的国度而言,此种现象必须有所改变。基于此种认识,本章分别从税法谦抑理念、税收债法制度、税收法治理想与现实等角度,深入挖掘和论述纳税人主义之于税法解释的中国价值,意图论证在税法解释中确立纳税人主义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绝不只是为了简单地迎合世界趋势、与世界接轨。第三章纳税人主义的环境检视。纳税人主义的必要性证立以后,重在实施,而这又离不开与其配比的环境和土壤,这些都需要去考量和评估。因此,本章主要围绕纳税人主义确立的可行性进行论证,重点探讨在中国确立纳税人主义的环境生成度。具体分为三个层次：其一,从法源环境角度重新厘定税法解释性文件的价值,观测其运行的环境；其二,从法解释的角度剖析已有的税法解释实践,既有对以往解释经验的提炼,也有对现有解释实践的省思；其三,在现实困境层面,主要以税法的财政功能为考察视角,深度审视纳税人主义与国库收入的关系。第四章纳税人主义的基本诉求——以规制国税总局解释权为重心。在税法解释中确立纳税人主义,既有必要性共识,又有可行性基础,剩下的便是如何实现了。本章正为此而设计,但如何实现纳税人主义这一话题过于宏大,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为避免面面俱到而又蜻蜒点水,特选择“规制国税总局解释权”这一角度进行深度研讨,只要控制好了国税总局解释权,纳税人主义多半便可实现。具体从国税总局解释权的实践与问题、国税总局解释权运行的程序控制、国税总局解释性文件的监控等角度,层层推进,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回应税法解释现实,旨在探求一条更加能动的、契合中国国情的税收法治建设之路。第五章纳税入主义的运用。确立纳税人主义不是目的,目的在于以其导引税法解释的开展。纳税人主义绝不意味着任何时候,任何情境都能直接运用,其运用应恪守和满足特有的解释条件和解释序位。本章关注纳税人主义的运用,具体以纳税人主义的前置原则为分析起点,以纳税人主义的一般性运用为研究重点,止笔于纳税人主义的适用边界。意图说明纳税人主义作为税法解释的基础立场,同样存在适用的边界。在避税领域奉行国库主义解释税法,也有其必要的解释限度。只有这样,才可以在税法解释中最大限度地衡平纳税人权益与国库利益。
二、国际税收研究会1991年年会学术交流观点综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际税收研究会1991年年会学术交流观点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1）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税收措施适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术语索引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税收内涵和种类 |
| 第一节 税收措施中的税收内涵 |
| 一、税收的学理概念 |
| 二、国际投资仲裁实践的税收内涵 |
| 第二节 税收措施中的税收范围 |
| 一、DTA与 WTO规则调整的税种范围 |
| 二、NAFTA和 ECT投资章节调整的税种范围 |
| 三、确立税种范围的国际仲裁实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国际投资协定中税收措施适用的模式 |
| 第一节 国际投资协定对税收措施的完全适用 |
| 一、税收对国际直接投资主体的作用 |
| 二、条约义务对税收主权的规制 |
| 第二节 国际投资协定对税收措施的排除适用 |
| 一、附属型排除和专款型排除 |
| 二、实体义务排除和争端解决机制排除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际投资协定中税收措施适用的法律分析 |
| 第一节 公平公正待遇对税收措施的法律适用 |
| 一、公平公正待遇对税收措施适用的法律风险 |
| 二、认定税收措施违反公平公正待遇的实践 |
| 三、公平公正待遇适用于税收措施的独立性 |
| 第二节 无差别待遇对税收措施的法律适用 |
| 一、税收措施与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国民待遇 |
| 二、税收措施与国际投资协定中的最惠国待遇 |
| 第三节 间接征收对税收措施的法律适用 |
| 一、税收措施的征收性特征 |
| 二、税收措施构成间接征收的理论标准 |
| 三、认定税收措施构成间接征收的实践 |
| 第四节 争端解决机制对东道国税收措施的适用影响 |
| 一、BIT和 DTA国际仲裁对税收主权的影响 |
| 二、BIT提供了投资者涉税争议的条约选择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BIT适用税收措施的完善建议 |
| 第一节 中国BIT实体待遇和保护适用税收措施的现状与问题 |
| 一、公平公正待遇适用税收措施的现状与问题 |
| 二、无差别待遇适用税收措施的现状与问题 |
| 第二节 中国BIT争端解决机制适用税收措施的现状与问题 |
| 一、完全排除税收措施适用的现状与问题 |
| 二、有限适用税收措施的现状与问题 |
| 三、全面适用税收措施的现状与问题 |
| 第三节 完善中国BIT税收措施法律适用的基本思路 |
| 一、立足中国BIT升级发展的国际现状 |
| 二、坚持税收主权优先基本原则 |
| 三、我国BIT税收措施法律适用的路径选择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表一 33起涉税争议一览表 |
| 附表二 中国缔结BIT和 DTA对照表 |
| 附表三 中国BIT争议解决范围统计表 |
| 附表四 中国BIT待遇条款排除税收措施统计表 |
| 在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 后记 |
（2）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税收协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国际税收协调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一、国际税收协调的内涵 |
| 二、国际税收协调的原则 |
| 三、国际税收协调的内容与形式 |
| 第二节 国际税收协调的理论依据 |
| 一、国际间经济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 |
| 二、区域间存在关税同盟的形式 |
| 三、国际税收利益分配存在博弈关系 |
| 第三节 国际税收协调的理论效应 |
| 一、国际税收协调的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效应 |
| 二、国际税收协调的FDI流动效应 |
| 三、国际税收协调的福利效应 |
| 第四节 国际税收协调的现实价值 |
| 一、避免国际重复征税 |
| 二、约束有害税收竞争的负面效应 |
| 三、防止国际逃避税 |
| 第二章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历史沿革与现实考察 |
| 第一节 东盟的社会经济与发展 |
| 一、东盟的社会经济 |
| 二、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历史演进 |
| 三、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趋势 |
| 第二节 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历史关系 |
| 一、山水相连和隔海相望的邻邦 |
| 二、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往来 |
| 三、华人文化和华人经济的影响 |
| 第三节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现实状况 |
| 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的背景及发展历程 |
| 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主要内容 |
| 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的意义 |
| 第三章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税收协调实践 |
| 第一节 中国—东盟自贸区税收制度比较分析 |
| 一、中国与东盟国家税制结构比较 |
| 二、中国与东盟国家所得税比较 |
| 三、中国与东盟国家流转税比较 |
| 第二节 中国—东盟自贸区税收协调现状 |
| 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税收协调的成果 |
| 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税收协调的现实制约因素 |
| 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税收协调面临的挑战 |
| 第三节 中国—东盟自贸区税收协调存在的问题 |
| 一、税收制度协调的内容及形式单一 |
| 二、成员国之间税收协定尚未完全覆盖 |
| 三、成员国之间税收合作程度低 |
| 四、成员国之间税收协调机制不健全 |
| 第四章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税收协调效应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关税协调对自贸区贸易效应的实证分析 |
| 一、文献回顾 |
| 二、东盟各国对中国的贸易空间关联的网络结构特征 |
|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
| 四、实证结果分析 |
| 五、结论与启示 |
| 第二节 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对自贸区投资效应的实证分析 |
| 一、文献回顾 |
| 二、税收因素影响境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分析 |
|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
| 四、实证结果分析 |
| 五、结论及启示 |
| 第五章 国际区域间税收协调的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欧盟税收协调的经验 |
| 一、关税协调的全面实现 |
| 二、间接税协调的较快发展 |
| 三、直接税协调的探索与推进 |
| 第二节 北美自由贸易区税收协调经验 |
| 一、《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的税收协调 |
| 二、《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的税收协调 |
| 三、自由贸易区各国双边税收协调 |
| 第三节 国际区域间税收协调的经验启示 |
| 一、区域内各成员国有明确的合作目标 |
| 二、由超国家的专门机构负责区域税收协调 |
| 三、在区域经济体内部进行税收协调有法律依据 |
| 四、区域税收协调建立有利益补偿机制 |
| 第六章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深化税收协调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中国—东盟自贸区深化税收协调的总体思路 |
| 一、税收协调的原则 |
| 二、路径的选择 |
| 第二节 中国—东盟自贸区深化税收协调的途径 |
| 一、加快税收协定的谈签与内容完善 |
| 二、建立区域性税收协调组织机构 |
| 三、完善区域内税收争议解决机制 |
| 四、建立区域内税收利益补偿机制 |
| 第三节 推动我国深化税收协调的政策建议 |
| 一、完善税收协定条款内容,构建国际税收协定网络 |
| 二、完善涉外税收制度,接轨国际税收惯例 |
| 三、提高税收征管水平,强化涉外税收管理能力 |
| 四、重视和加强国际税收协调的理论研究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制度与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 1.3 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范围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框架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篇章结构 |
| 1.4.3 创新与不足 |
| 2 税收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性分析 |
| 2.1 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问题 |
| 2.1.1 对外直接投资的内涵界定 |
| 2.1.2 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 |
| 2.1.3 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 |
| 2.1.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
| 2.2 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问题 |
| 2.2.1 对外直接投资的纳税义务确定 |
| 2.2.2 对外直接投资形成的国际税收关系 |
| 2.2.3 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原则 |
| 2.2.4 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税收问题 |
| 2.3 税收与对外直接投资相关性的理论分析 |
| 2.3.1 税收对投资影响的基本原理 |
| 2.3.2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基本模型 |
| 2.3.3 对外直接投资外国来源所得的综合有效税率 |
| 2.3.4 税收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性 |
| 2.4 税收与对外直接投资相关性的经验分析 |
| 2.4.1 模型的建立 |
| 2.4.2 样本选择和数据获取 |
| 2.4.3 数据的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 |
| 2.4.4 回归分析 |
| 2.4.5 结论 |
| 3 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国际重复征税及其减除问题 |
| 3.1 对外直接投资国际重复征税的产生 |
| 3.1.1 国际重复征税的含义 |
| 3.1.2 对外直接投资国际重复征税的产生 |
| 3.2 对外直接投资国际重复征税的避免与减除 |
| 3.2.1 对外直接投资国际重复征税的事前避免制度 |
| 3.2.2 对外直接投资国际重复征税的事后减除制度 |
| 3.3 对外直接投资国际重复征税不同减除方法的效应 |
| 3.3.1 不同方法减除国际重复征税的效果 |
| 3.3.2 国际重复征税不同减除方法的经济效应 |
| 4 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激励问题 |
| 4.1 政府干预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分析 |
| 4.1.1 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市场失灵 |
| 4.1.2 政府干预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手段 |
| 4.2 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激励工具 |
| 4.2.1 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的内涵界定 |
| 4.2.2 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的主要工具 |
| 4.3 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激励效应 |
| 4.3.1 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激励效应的理论分析 |
| 4.3.2 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激励效应的实证分析——以税收饶让为例 |
| 5 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制度 |
| 5.1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税收制度现状 |
| 5.1.1 我国国内税法中的对外直接投资税收制度 |
| 5.1.2 我国国际税收协定中的对外直接投资税收制度 |
| 5.2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税收制度评析 |
| 5.2.1 宏观层面上的原则问题 |
| 5.2.2 微观层面上的具体问题 |
| 5.3 完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制度 |
| 5.3.1 完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税收制度的原则 |
| 5.3.2 完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税收制度(一)——完善对外直接投资国际重复征税减除制度 |
| 5.3.3 完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税收制度(二)——优化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制度 |
| 6 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管理 |
| 6.1 对外直接投资税收管理的理论分析 |
| 6.1.1 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与税收政策基调 |
| 6.1.2 对外直接投资中的离岸避税问题 |
| 6.1.3 对外直接投资税收管理的特殊性 |
| 6.1.4 对外直接投资税收管理的基本框架 |
| 6.2 对外直接投资税收管理的主要内容 |
| 6.2.1 对外直接投资的日常税收管理 |
| 6.2.2 对外直接投资的反避税管理 |
| 6.2.3 国际税收情报交换 |
| 6.2.4 国际税款征收协助 |
| 6.3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税收管理的现状评析 |
| 6.3.1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税收管理现状 |
| 6.3.2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税收管理评析 |
| 6.4 加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税收管理——单边视角 |
| 6.4.1 加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日常税收管理 |
| 6.4.2 加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反避税管理 |
| 6.5 深化与投资东道国的税收征管合作——双边/多边视角 |
| 6.5.1 拓展国际税收情报交换网络 |
| 6.5.2 构建国际税款征收协助制度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跨境电子商务的法律与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背景 |
| 三、研究现状综述及反思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国内外研究的成就与不足 |
| 四、论文的基本框架 |
| 五、研究方法 |
| (一)规范分析法 |
| (二)案例分析法 |
| (三)比较分析法 |
| 六、创新与不足 |
| (一)本文的创新 |
| (二)本文的不足 |
| 第一章 跨境电子商务的内涵揭示与实践进路 |
| 第一节 跨境电子商务语义分析 |
| 第二节 跨境电子商务类型涵摄 |
| 一、三类企业形态 |
| 二、双向货物流向 |
| 三、两种交易性质 |
| 第三节 跨境电子商务的基本特征与演进趋势 |
| 第四节 中国跨境电商近年来的实践机遇 |
| 一、“一带一路”与粤港澳“大湾区”提供的发展环境 |
| 二、首届世界海关跨境电商大会释放的发展红利 |
| 三、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带来的发展机遇 |
| 第二章 跨境电商物流通关法律与政策体系解构 |
| 第一节 进出口货物与进出境物品通关法律制度诠释 |
| 一、“货物”与“物品”的海关法释义 |
| 二、“货物”与“物品”的通关流程比对 |
| 三、“关检一体化”的规范解析 |
| 四、外贸综合服务企业新业态解读 |
| 第二节 跨境电商商品物流通关政策体系述评 |
| 一、跨境电商商品含义简述 |
| 二、跨境电商进口海关监管政策述评 |
| 三、跨境电商出口海关监管政策述评 |
| 四、市场采购模式的优势与风险述评 |
| 第三节 跨境电商进出口物流方式基本样态检视 |
| 一、跨境电商进出口物流选择比较研究 |
| 二、邮政小包通关政策实践原理提炼 |
| 三、三类快件通关监管政策扒梳 |
| 四、困境与出路:美国退出“万国邮联”的影响与对策 |
| 第四节 跨境电商特殊商品与特殊区域的通关政策解析 |
| 一、特殊进出口商品监管政策的价值定位 |
| 二、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通关便利化改革 |
| 第三章 跨境电商进出口税收征管法律与政策谱系 |
| 第一节 跨境电商商品关税征收法律制度规范分析 |
| 一、进出口货物关税法律制度概述 |
| 二、影响货物关税影响的三重因素 |
| 三、海关预裁定制度—从《贸易便利化协定》的文本展开 |
| 第二节 跨境电商商品进口消费税征收法律与政策探析 |
| 一、进口消费税计征解析 |
| 二、进口消费税税率核算 |
| 第三节 跨境电商商品进出口增值税征收法律与政策简析 |
| 第四节 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收政策的演进与评析 |
| 一、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收监管的政策演进 |
| 二、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综合税率的形成与展现 |
| 三、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计税方法 |
| 四、“汇总征税”的制度建构与实践优势 |
| 五、“代收代缴义务人”的身份与责任 |
| 第五节 跨境电商出口退税政策定位与机制设置 |
| 第四章 跨境出口资金流运作政策规制与风险防范剖析 |
| 第一节 跨境电商出口收退款方式政策规制分析 |
| 一、出口跨境电商收款主要方式评介 |
| 二、不同出口报关模式下跨境收款的政策推演 |
| 三、出口跨境电商退款资金风险及防范路径 |
| 第二节 现行政策框架下跨境收款风险研析与规避路径探寻 |
| 一、出口跨境电商收款结汇风险分析 |
| 二、跨境收款第三方支付机构监管政策梳理与研判 |
| 三、跨境电商平台收款的资金沉淀风险及防范措施 |
| 第五章 跨境电商信息安全保护法律比较研究与规范指引 |
| 第一节 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安全法》与《刑法》的规制比较 |
| 一、《网络安全法》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规范分析 |
| 二、个人信息保护的刑法面向——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
| 第二节 域外制度镜鉴——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 |
| 一、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文本分析 |
| 二、《个人信息安全规范》的法律渊源定位 |
| 三、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与GDPR的异同比较 |
| 四、跨境电商领域信息安全典型案例评析 |
| 第三节 跨境电商合法收集用户信息规范指引 |
| 一、征得用户明示同意 |
| 二、保障用户信息权利 |
| 三、建构应急机制 |
| 四、加强数据安全能力建设 |
| 第四节 海关行政监管过程中获取个人信息合法性的法理基础 |
| 第六章 跨境电商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制度研究 |
| 第一节 跨境电商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法律制度概论 |
| 一、国内外法律与政策概述 |
| 二、跨境电商海关执法案例与执法特征 |
| 三、跨境电商商品侵权特征归纳 |
| 第二节 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侵权认定的理论蕴含 |
| 一、海关特殊监管区的法律适用认定阐析 |
| 二、海关执法对象认定的法律逻辑推演 |
| 三、行邮渠道海关监管实践的理论提炼 |
| 第三节 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侵权风险规避进路 |
| 一、跨境电商避免侵权策略——基于《电子商务法》的要求 |
| 二、跨境电商避免被侵权策略——基于《商标法》的要求 |
| 第四节 跨境电商知识产权特殊法律问题研究——定牌加工(OEM)与平行进口的理论纷争 |
| 一、对定牌加工(OEM)司法实践的法理回应 |
| 二、平行进口问题的法律证成 |
| 第七章 跨境电商走私监管法律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跨境电商走私的司法实践背景 |
| 一、跨境电商走私类型与特征 |
| 二、跨境电商企业与平台走私动机审视 |
| 第二节 刑法走私构成理论之于跨境电商领域的适用 |
| 一、跨境电商走私犯罪构成要件的规范评析与理论重构 |
| 二、“化整为零”与“低报价格”的走私手段 |
| 三、偷逃应缴税额计核的理论争议与解构 |
| 四、跨境电商走私刑事责任考 |
| 第三节 跨境电商走私风险检视——从不同类型的典型案例为切入 |
| 一、电商平台“化整为零”包税进口走私案 |
| 二、电商企业伪报贸易方式走私案 |
| 三、超出“自用、合理数量”的代购走私案 |
| 第四节 实践视域下的跨境电商走私风险防范指引 |
| 一、电商经营者风险规避方案 |
| 二、电商平台经营者风险规避方案 |
| 三、代购转型建议 |
| 第八章 跨境电商“母体性”普适规则与跨境零售的特殊规制 |
| 第一节 跨境电商监管法律制度体系 |
| 一、跨境电商国内监管法律制度框架体系 |
| 二、跨境电商监管法律制度的域外借鉴 |
| 第二节 跨境电子商务经营者的一般监管规定梳理 |
| 一、市场主体登记要求 |
| 二、对外贸易和海关登记要求 |
| 三、依法取得行政许可 |
| 四、商品和服务质量安全保障要求 |
| 五、亮照经营及终止公示义务 |
| 六、健全信用评价体系 |
| 七、遵守进出口监管规定 |
| 八、其他义务 |
| 第三节 《电子商务法》中平台经营者的普适义务与责任 |
| 一、信息记录与留存义务 |
| 二、平台竞争的禁止性规定 |
| 三、平台消费者权益保护责任 |
| 四、平台审核和安保义务 |
| 五、平台先行赔付义务 |
| 六、其他义务 |
| 第四节 跨境零售进出口经营者的特殊监管要求 |
| 一、跨境零售进口平台监管制度 |
| 二、跨境零售进口平台内经营者监管制度 |
| 三、跨境零售进出口服务商监管制度 |
| 四、跨境零售进出口商品报关规定 |
| 五、跨境零售进出口作业场所监管要求 |
| 结论 |
| 一、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政策研判 |
| 二、跨境电商零售出口政策研判 |
| 三、跨境电商法律与政策完善方向研判 |
| 四、走向全球:跨境电商国际标准中的中国经验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7）中国绿色税收制度及其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对环境政策工具选择的研究 |
| 1.2.2 对绿色税收内涵界定的研究 |
| 1.2.3 绿色税收实施效应的研究 |
| 1.2.4 对税制绿化程度的研究 |
| 1.2.5 主要启示 |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 本文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绿色税收的概念及内涵 |
| 2.1.1 绿色税收的概念 |
| 2.1.2 绿色税收的内涵 |
| 2.2 绿色税收制度 |
| 2.2.1 环境保护税 |
| 2.2.2 绿色相关税种 |
| 2.2.3 绿色税收优惠政策 |
| 2.3 环境税相关理论 |
| 2.3.1 公共物品理论 |
| 2.3.2 外部性理论 |
| 2.3.3 庇古税 |
| 2.3.4 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理论 |
| 2.4 库兹涅茨曲线 |
| 第3章 我国绿色税收制度及发展现状 |
| 3.1 我国绿色税收制度的构成 |
| 3.2 环境保护税 |
| 3.2.1 环境保护税与排污费的比较 |
| 3.3 绿色相关税种 |
| 3.3.1 资源占用型 |
| 3.3.2 行为引导型 |
| 3.4 绿色税收优惠政策 |
| 3.4.1 增值税 |
| 3.4.2 企业所得税 |
| 3.5 小结 |
| 第4章 我国现行税制的绿化程度 |
| 4.1 我国税制的绿化程度 |
| 4.2 我国税制绿化程度的区域差异 |
| 4.2.1 东北地区 |
| 4.2.2 东部地区 |
| 4.2.3 西部地区 |
| 4.2.4 中部地区 |
| 4.3 小结 |
| 第5章 我国绿色税收环保效应的实证分析 |
| 5.1 模型的建立 |
| 5.1.1 指标选取及变量说明 |
| 5.1.2 数据的来源与处理 |
| 5.2 实证过程 |
| 5.2.1 门槛效应检验 |
| 5.2.2 门槛估计值检验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污染减排效应分析 |
| 5.3.2 节能降耗效应分析 |
| 5.4 小结 |
| 第6章 我国绿色税收经济效应的实证分析 |
| 6.1 模型的建立 |
| 6.1.1 指标选取及其变量说明 |
| 6.1.2 数据的来源与处理 |
| 6.2 实证过程 |
| 6.2.1 门槛效应检验 |
| 6.2.2 门槛估计值检验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门槛参数估计结果 |
| 6.3.2 绿色税收的经济效应分析 |
| 6.4 小结 |
| 第7章 我国现行绿色税收制度存在的问题 |
| 7.1 我国现行绿色税制整体上存在的问题 |
| 7.1.1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冲突 |
| 7.1.2 绿色税制结构不合理 |
| 7.1.3 绿色税收环保效应不明显 |
| 7.1.4 各税种之间衔接不顺畅 |
| 7.2 环境保护税本身存在的问题 |
| 7.2.1 征税范围过窄 |
| 7.2.2 税率过低 |
| 7.2.3 税收优惠政策过宽 |
| 7.2.4 碳税缺位 |
| 7.2.5 资金使用不明确 |
| 7.2.6 对污染物排放量的测定困难 |
| 7.2.7 税收信息共享不顺畅 |
| 7.3 我国现行绿色相关税种存在的问题 |
| 7.3.1 资源税制度设计缺乏环保针对性 |
| 7.3.2 消费税缺乏“绿色性” |
| 7.3.3 车辆购置税税率设计简单 |
| 7.4 我国现行绿色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问题 |
| 7.4.1 增值税 |
| 7.4.2 企业所得税 |
| 7.5 我国现行绿色税制征管方面存在的问题 |
| 7.5.1 现行绿色税制征管机制不够健全 |
| 7.5.2 现行绿色税制税收征管流程不够完善 |
| 7.5.3 尚未形成专款专用的运行机制 |
| 7.5.4 各部门之间信息不对称 |
| 第8章 绿色税收制度的国际经验与借鉴 |
| 8.1 国外绿色税制的发展概况 |
| 8.1.1 澳大利亚 |
| 8.1.2 美国 |
| 8.1.3 日本 |
| 8.1.4 德国 |
| 8.1.5 瑞典等北欧国家 |
| 8.2 国外绿色税制的构成 |
| 8.2.1 国外绿色税制的主要税种 |
| 8.2.2 国外绿色税制的优惠政策 |
| 8.3 国外绿色税收制度的改革 |
| 8.4 国外绿色税制对我国的启示 |
| 第9章 完善我国绿色税收制度的建议 |
| 9.1 我国绿色税收制度构建的原则 |
| 9.1.1 绿色发展原则 |
| 9.1.2 税收公平原则 |
| 9.1.3 税收效率原则 |
| 9.1.4 税收中性原则 |
| 9.2 我国绿色税收制度的改革思路 |
| 9.2.1 对绿色税制进行总体设计 |
| 9.2.2 调整绿色税制结构 |
| 9.2.3 加强绿色税收的环保效应 |
| 9.3 完善我国绿色税收制度的主要措施 |
| 9.3.1 继续完善环境保护税 |
| 9.3.2 与其他相关税种配合,构建绿色税收制度 |
| 9.3.3 完善绿色税收优惠政策 |
| 9.3.4 加强各税种、税收优惠政策之间的相互衔接 |
| 9.3.5 加强对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税收调节力度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后记和致谢 |
（8）日本行政组织法的理论源流与机能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价值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论文基本框架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日本行政组织法学的形成与基本问题 |
| 一、日本行政组织法学的形成 |
| (一)日本行政组织法学的源起 |
| (二)日本行政法学与行政学的分化 |
| (三)广义与狭义的日本行政组织法学 |
| 二、日本行政组织法学的理论基础 |
| (一)国家有机体学说 |
| (二)国家法人学说 |
| 三、日本行政组织法学的基本问题 |
| (一)行政组织权问题 |
| (二)行政主体问题 |
| (三)行政机关问题 |
| (四)三大问题的基本关系 |
| 四、日本行政组织的传统型与现代型机能 |
| (一)机能的语义 |
| (二)日本行政组织的传统型机能及其特征 |
| (三)日本行政组织的现代型机能及其特征 |
| 第二章 行政组织权论:从“民主控制”到“弹性设置” |
| 一、行政组织权论及民主控制机能的出现 |
| (一)行政组织权问题的产生 |
| (二)官制问题与行政保留 |
| (三)行政组织法定主义的确立 |
| (四)行政组织民主控制机能的实现 |
| 二、组织权放松管制及行政组织弹性设置机能的实现 |
| (一)行政组织法定主义的缓和 |
| (二)本质性理论的导入 |
| (三)行政组织权论的发展 |
| (四)弹性设置机能的实现 |
| 第三章 行政主体论:从“确定责任归属”到“建构多元组织形态” |
| 一、行政主体论及其责任归属机能 |
| (一)公法人论的产生与发展 |
| (二)从公法人论到行政主体论 |
| (三)责任归属机能的实现 |
| 二、特殊行政组织的出现及其组织形态机能 |
| (一)行政主体二元论的出现 |
| (二)特殊行政组织的形成 |
| (三)组织形态多元化机能的发展 |
| 第四章 行政机关论:从“建立组织结构”到“实施任务分配” |
| 一、日本行政机关论的主要线索 |
| (一)行政官署论线索 |
| (二)行政官厅论线索 |
| (三)行政机关论的二元化 |
| 二、行政官厅论的产生与结构 |
| (一)行政官厅论的产生 |
| (二)行政官厅论的发展 |
| (三)行政官厅论的基本结构 |
| (四)传统行政机关论的组织结构机能 |
| 三、行政官署论的演进与变迁 |
| (一)行政官署论的发端 |
| (二)战后日本行政组织立法体系 |
| (三)《国家行政组织法》与新型行政机关概念 |
| (四)事务分配行政机关论的形成 |
| (五)新型行政机关论的任务分配机能 |
| 第五章 日本行政组织法理论及机能变迁的启示 |
| 一、我国行政组织法学的议题及问题 |
| (一)我国行政组织法学的产生动因与主要议题 |
| (二)我国行政组织法学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二、日本行政组织权论及其机能变迁的启示 |
| (一)日本行政组织权论及其机能变迁特征 |
| (二)对我国行政组织法定问题的启示 |
| 三、日本行政主体、机关论演进及其机能变迁启示 |
| (一)日本行政主体、机关论演进及其机能变迁特征 |
| (二)中日两国行政组织法学的可比性基础 |
| (三)我国“行政主体—行政机关”相关理论的主要问题 |
| (四)我国“行政主体—行政机关”相关理论的改造路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10）税法解释中纳税人主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价值 |
| 二、研究文献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纳税人主义的提出 |
| 第一节 解释立场选择的前置考量 |
| 一、解释立场选择的法治动因 |
| 二、政治权力对立场选择的影响 |
| 三、立场选择中的非正式制度制约 |
| 第二节 典型解释立场与立场选择趋势 |
| 一、国库主义与纳税人主义 |
| 二、利益均衡：方法、思维而非立场 |
| 三、纳税人主义的解释共识 |
| 第二章 纳税人主义的证成 |
| 第一节 谦抑理念内置纳税人主义 |
| 一、谦抑理念：刑法资源的借用? |
| 二、从税法谦抑到税权谦抑 |
| 三、税权谦抑与纳税人主义 |
| 第二节 纳税人主义的债法求证 |
| 一、税收本质是一种公法之债 |
| 二、税收之债与格式合同“契合” |
| 三、“不利解释”与纳税人主义 |
| 第三节 纳税人主义的法治价值 |
| 一、税收法治的理想与现实 |
| 二、实践如何迈向理想：从法定主义到税法解释 |
| 三、通向法治之路的纳税人主义 |
| 第三章 纳税人主义的环境检视 |
| 第一节 纳税人主义确立的法源环境 |
| 一、税法法源的宏观描述：基于广义税法规范的考察 |
| 二、税法法源的微观检视：以国税总局的规范性文件为对象 |
| 三、规范性文件的效力配置 |
| 第二节 纳税人主义的解释基础与实践 |
| 一、纳税人权利：纳税人主义的在先前提 |
| 二、从规则到实践：纳税人主义的解释面向 |
| 三、实践回归规则：纳税人主义的解释省思 |
| 第三节 纳税人主义确立的现实困境——以税法的财政功能为考察视角 |
| 一、财政收入：纳税人主义的解释压力 |
| 二、财政收入逻辑下的纳税人主义 |
| 三、财政收入困境的理性评估：基于税收优惠的类比分析 |
| 第四章 纳税人主义的基本诉求——以规制国税总局解释权为重心 |
| 第一节 国税总局解释权：中国的实践与问题 |
| 一、解释权配置：总体描述与税法叙说 |
| 二、比例原则：国税总局解释权的正当性检视 |
| 三、法定主义：国税总局解释权的合法性考察 |
| 第二节 国税总局解释权运行的程序控制 |
| 一、程序之于解释权控制的价值 |
| 二、解释权运行的程序控制：以解释性文件制定为主线 |
| 三、程序控制解释权的制度调适：以“公众参与”为切入点 |
| 第三节 国税总局解释性文件的监控 |
| 一、解释性文件的备案审查 |
| 二、解释性文件的复议审查 |
| 三、解释性文件的司法审查 |
| 第五章 纳税人主义的运用 |
| 第一节 纳税人主义运用的前置原则 |
| 一、诚实信用原则 |
| 二、信赖保护原则 |
| 三、实质课税原则 |
| 第二节 纳税人主义的一般性运用 |
| 一、纳税人主义的解释定位 |
| 二、“通常理解规则”的在先适用 |
| 三、通常解释之后的纳税人主义适用 |
| 第三节 纳税人主义的特殊性运用——以避税之解释为中心 |
| 一、纳税人主义的“解释盲区”：一个避税的分析场域 |
| 二、避税如何规制：在解释和漏洞填补之间 |
| 三、避税的解释限度：基于拟制性规范的解释反思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国际税收研究会1991年年会学术交流观点综述（论文参考文献）
- [1]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税收措施适用问题研究[D]. 廖莉.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2]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税收协调研究[D]. 符裔.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3]2006年中国财税法治发展综述[A]. 汤洁茵,翟继光,郭维真,林琼华,刘淼. 财税法论丛（第9卷）, 2007
- [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制度与管理研究[D]. 董晓岩. 东北财经大学, 2012(06)
- [5]2006年中国财税法治发展综述[J]. 汤洁茵,翟继光,郭维真,林琼华,刘淼. 财税法论丛, 2007(00)
- [6]跨境电子商务的法律与政策研究[D]. 冯晓鹏. 吉林大学, 2019(02)
- [7]中国绿色税收制度及其效应研究[D]. 郎威. 吉林大学, 2020(08)
- [8]日本行政组织法的理论源流与机能变迁[D]. 郭志博. 吉林大学, 2021(01)
- [9]二十年来中国税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A]. 刘剑文,熊伟. 财税法论丛(第1卷), 2002
- [10]税法解释中纳税人主义研究[D]. 叶金育. 武汉大学, 201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