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增强大中型企业活力与90年代的改革与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赵晓慧[1]（2021）在《国有企业改革浪潮下的企业舆论与职工感知 ——以1992-2002年的山西机床厂为例》文中研究说明
潘秋晨[2]（2021）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后,正面临动力转轨,而在复杂的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之下,先前本就潜藏的矛盾更为突出,“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已不适应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但创新效率低下、所有制歧视、产业分割严重等难以转变的现实,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集约型”增长模式的发展。如何找到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是政策制定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而中国制造业当下存在的资源错配,不仅说明产业部门包含着充分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空间,更潜藏着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要释放这一能量,就有必要在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国内国际生产体系紧密联结的双循环背景下,结合中国深化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历程,考虑如何构筑更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更充分的利用好全球价值链的组织、治理结构,进而促进生产要素的内外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若能基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有的放矢的制定政策,改善不平衡、不协调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对资源的过度消耗等不可持续的问题,就可能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文章将全球价值链与资源配置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基于全球价值链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理论分析框架和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特征事实,系统阐述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不同于以往大部分文献的是,本文在全面量化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内向型动能,并区分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资源错配事实的基础上,利用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以垂直深化的视角探究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分工协作效应、外向集聚效应、结构升级效应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含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展开综述,梳理理论发展脉络并归总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一方面找到支撑本文开展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发现相关研究领域的局限和空白,以阐明本文仍需进一步研究的必要。第二,以文献综述为源点,以全球价值链理论、产业经济理论为基础,全面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阐明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向更高水平的开放型市场经济转变的最终目的是使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作用,从而巩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因此,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机制应是垂直深化和由表及里的,异质性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可能经由两个端口,产生三种动能,进而通过四类机制发挥作用。一方面是单纯依靠外向型动能驱动的资源优化配置,即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主要发挥作用的要素流动和分工协作机制;另一方面是在异质性行业深化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全球价值链与国内生产体系产生深入联结后在国内市场供给侧发挥作用的机制,可分为外向集聚和结构升级。其中,外向集聚机制主要说明了内外动能的协同作用;而结构升级机制则更强调在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之后,本国产业部门自主增值能力的增强和国内大循环发挥的主体作用。第三,以1996-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为依据,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角色和资源配置实际进行深入探讨。一方面,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形下阐明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的资源配置情况;另一方面,克服总值贸易思维的缺陷,以垂直深化的增加值视角重新考量中国的贸易利益,进一步区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和内向型动能。第四,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程度和方向,进一步界定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第五,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路径机制。首先,构建方程检验在全球价值链嵌入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相应的影响机制发挥了什么作用;其次,若存在多种中介机制的多重影响,则进一步确定其中更为显着的中介机制;最后,进一步探讨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局限性,进而可能在一定条件之下弱化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第六,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归总,对如何构筑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从而打开效率提升的“黑箱”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理论和经验分析,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正从一个倾向于被动接受他国中间产品的低端代工者角色,向一个倾向于为全球生产网络输送中间产品的中端分工者角色转变,且在此过程中,国际市场对中国国内循环的依存度逐渐上升。第二,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资源错配,也恰好潜藏着实现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能够改善资源错配,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将提升约13.16%,平均每年实现0.73%的增长;总产出将额外提升9.6%,平均每年实现0.53%的增长。第三,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行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内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企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进一步的行业异质性分析显示,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行业越来越依赖于偏向内向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动能改善资源配置。非线性分析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各类动能对资源配置均存在一定的“优化区间”。内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呈“倒U型”,当内向型动能增强到超过非线性关系的临界值之后,将发挥着可持续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这意味着,基于中国资源禀赋和产业体系构筑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确实潜藏着带动经济下一轮快速增长的巨大能量。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外协同型、外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均呈“U型”,且具备“左高右低”的非对称特征,说明外向型动能的参与确实优化了行业间资源配置,且该效应大于抑制作用,合理利用外向型动能将促使其发挥更强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第四,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外资更替和再配置的要素流动效应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外资再配置的中介作用更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外资再配置效应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之间呈“倒U型”关系。这意味着,由发达经济体外资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确实隐含着“纵向压榨”效应,而这一效应对东道国市场资源配置的负面影响也将阻碍外资本身的成长。并且,基于内外资部门之间生产率增长动力的差异,外资实质在这一资源协同优化的过程中获益更多,也更依赖于在东道国的资源再配置过程驱动自身的迅速成长。若这一协同优化过程无法持续,“纵向压榨”可能转变为“双向压制”,从而造成“损人不利己”和“两败俱伤”的局面。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从属者的研发行为,实质是全球价值链参与者之间相互追赶和学习的表现,驱动了全球价值链主导者更高效率的资源再配置过程,一定程度消弭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纵向压榨”效应,“重启”了国内国际资源的协同优化路径。第五,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在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协作关系实现的就业结构横向调整和融资约束缓解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就业结构横向调整的中介作用更强。但需要注意的是,就业结构的纵向调整并未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相对于高技能劳动要素的增长,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深化反而促使制造业更多的积累了对中低技能劳动要素的偏好,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可能存在一定的资源优化配置“偏向”。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虽然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全球价值链嵌入壁垒驱动了制造业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但却以“拖累”劳动要素的优化配置为代价,且低端“拖累”更为严重,由此加剧了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的“双重分割”。第六,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协同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外向集聚效应发挥了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全球价值链和国内生产体系的深化联结呈现出显着的协同优化作用。但区分“二元”嵌入模式的研究发现,不论是行业内还是行业间,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的“隔绝机制”都存在,且上游嵌入度越高,企业对核心技术等资源的保护动机越强,国内国际生产要素的流通、扩散渠道被一定程度的阻隔,个体利益和大局利益的调节失灵促使积蓄于全球生产网络和本地产业集群之下的外向集聚效应被抑制,可能导致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生产体系的“双重分割”。而同时,全球价值链下游嵌入的资源“互仿互享”机制也稳定存在,且下游嵌入度越高的企业与集群内关联企业进行优势资源互享的动机越强,外向集聚效应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亦随之强化。因此,上述两种机制相互博弈的结果一定程度决定了外向集聚效应的强弱,进而左右着内外协同型动能引导资源配置的最终效果。第七,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向型动能改善行业内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结构升级机制呈现出明显的部分中介作用。而进一步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机制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中间投入优化、国际竞争、“链中学”路径驱动了制造业结构升级。但上述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升级路径存在行业异质性,进而塑造着结构升级机制下的资源配置路径:技术水平越高的行业越依赖于由中间投入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技术水平越低的行业则越依赖于由国际竞争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而基于“链中学”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则能够驱动所有行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且对低技术行业的作用更强。这意味着,正是由于中高技术行业的全球价值链低端嵌入路径依赖、中高端嵌入路径较难贯通、高端嵌入路径正向效应较弱,才造成中高技术行业难以进入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
侯恩宾[3]（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历史演进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步推进,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民营经济人士已逐渐成为中国新的社会阶层。中国共产党如何正确引领民营经济人士,使其成为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始终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重点聚焦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演进历程,为进一步完善我国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方针政策、指导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提供切实的经验与建议。本文按照总—分—总的结构,开展整体性研究。首先,阐释了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概念、渊源与功能。其次,系统论述了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的三个阶段:初步探索、日益完善、纵深发展。再次,明确了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演进态势、历史经验。最后,指出了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需要优化加强的四个方面。本文主要阐述内容如下:第一,界定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内涵,并探讨其功能。依据政策界定的四重维度,即政策对象、政策制定主体、政策目标、政策领域,本文认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是党和国家制定的,以培养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为目标,围绕着民营经济发展与民营经济人士成长,通过运用特定的方法,稳定民营经济人士信心,营造民营经济发展良好环境,团结民营经济人士的一系列方法与法规的总和。本文将方针政策主要内容界定为政治认识和政治引导两类。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具有政治引导、政治吸纳、政党调适三种功能。政治引导以实现“两个健康”为中心,关注民营经济人士的政治价值观、企业经营观以及社会责任感的培养。政治吸纳既是党开展统战工作,落实统战方针政策的重要形式,又承担着扩大民营经济人士政治参与渠道,巩固党的领导的重要功能。政党调适是政党主动调整自身以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能力。面对着新生的社会阶层,党及时制定统战方针政策,开展统战工作,积极吸纳民营经济人士,进行组织建设调整以及阶层关系调适,促使党在时代发展变化中永葆先进性。第二,系统论述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演进历程,将其概括为三个阶段:初步探索、日益完善以及纵向深化。改革开放初期,民营经济统战方针政策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制定了“八字方针”,明确了工商联管理和引导民营经济的新使命。党的十四大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日益完善。民营经济人士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两个健康”“两个毫不动摇”等政治引导方针政策相继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进一步深化了民营经济统战方针政策,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都是自己人”的论断,深化了对“两个健康”的认识,提出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等。第三,总结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的总体态势以及七条经验。在政策价值理念上,方针政策的服务倾向明显;在政策对象地位的变化上,民营经济人士地位越来越高;在政策落实效果上,治理效能越发突出。从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历史演进可以得出,我国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七条重要经验:使命型政党特质是方针政策制定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方针政策制定的国情依据;社会舆论是方针政策发展的助推器;国际环境是方针政策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关注民营经济人士的利益是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高度重视民营经济人士社会责任感培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方针政策协同推进。第四,进一步提出民营经济统战方针政策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优化和加强:从时代发展进程来看,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民营企业普遍面临着交接班的现实需要。“民二代”交接班面临着三重考验。党和国家要强化对企业交接班的重视程度;根据“民二代”自身特点进行政治引导,注重政治引导的方式与内容;助推“民二代”企业管理能力成长,建立导师制度,有效提升“民二代”自身的企业管理能力;关注“民二代”的政治成长,积极建立相应的行业协会组织。从统战方针政策落实的重要机制来看,政治安排政策需要进一步优化。严格民营经济人士的政治安排标准;政治安排要凸显企业的差异性;发挥民营经济人士民主监督作用。从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视角出发,统战部门需要结合当下民营经济发展现状以及国内外形势,积极制定相应的政治引导方针政策。重视互联网民营经济存在的问题;弘扬企业家精神;保障互联网企业从业者的劳动权益;强化工商联服务民营经济功能。从统战方针政策落实的组织依托来看,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仍需要进一步完善。聚焦小微企业党组织设置问题;全面认识党组织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根据民营企业的发展需要,科学发挥民营经济党组织联系性、协调性、示范性作用;提升民营企业党组织活力。
李尚[4]（2021）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效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正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也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外部环境上,逆全球化思潮下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以及新冠疫情的冲击,进一步要求我国经济必须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推动国有企业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和应对发展环境变化等问题上发挥作用,是国有企业发展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渐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市场主体。随着改革的推进和国有经济布局结构的调整,国有经济比重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一系列的复杂情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混合所有制改革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途径。然而,为什么混合所有制改革会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方式?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是什么?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效果如何?这是新时代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不得不回答的问题。本文的研究也是围绕回答上述问题展开的。首先,本文通过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分析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内涵。混合所有制改革在社会主义框架内,促进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融合,本质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进而实现共同富裕。基于对混合所有制改革本质的认识,本文进一步构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一,混合所有制改革以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为目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不同所有制经济的融合实现国有企业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使国有企业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发展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第二,混合所有制改革以促进各类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目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现实出发,促进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相互融合,使公有制和市场经济在宏观所有制结构层面有机结合,实现了“国民共进”。第三,混合所有制改革还对收入分配有着重要作用。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发展公有制经济必然是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为前提,在提高国有经济效率的同时也保障了分配公平,从而促进共同富裕。其次,本文梳理了建国以来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历史演进过程和理论逻辑。从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我国的发展来看,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形成的公私合营形式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二是计划与市场并存时期企业自发形成以及通过试点股份制进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探索,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的进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四是新时代背景下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历史演进过程,本文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以及市场经济的要求三个理论线索,梳理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逻辑。最后,本文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对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效果的分析主要从三个角度出发:一是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基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本文利用包含116770个观测值的工业企业面板数据分析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推动企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的作用。具体而言,主要分析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能利用率和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以及促进企业创新中都具有显着作用。从作用机制来看,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有效的缓解政府干预,从而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能利用率和创新水平的提高;同时,混合所有制改革还可以降低企业代理成本,这一途径只会对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发挥作用,代理问题的改善并不能带来产能利用率和创新水平的提高。二是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分析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所有制结构作用的基础上,本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从所有制结构的角度分析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基于行业层面的数据,分析“垂直结构”下上游所有制结构变化对下游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国有经济比重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显着的“倒U型”关系,上游国有经济比重与下游行业绩效之间也存在着“倒U型”关系。维持一定比例的国有经济比重,可以促进各类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三是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基于所有制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理论分析,本文构建了包含所有制结构的收入分配模型,分析了影响收入分配的各种因素。结果表明,社会投资率的下降和储蓄率的上升有利于增加劳动收入份额;所有制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取决于国有部门、非国有部门和居民部门间储蓄率的大小。基于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国有经济比重的增加可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从而验证了理论模型中的结论。基于对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效果的实证结果,本文最后对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出了相关建议。
范俊逸[5]（2021）在《西安三桥老工业社区景观微更新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西安,作为拥有着百年工业发展的城市。在工业迅速发展的初期,带动了社会进程的加快,使各个工业片区周围快速聚集人口,相应地形成一些为工业生产而服务的家属院、学校、商场、医院、菜市场、体育场和演播厅等人居配套,这些小社区的发展最终形成了整个社会的城市布局。但在新时代下,“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赋予了人们对城市发展的新定义,“微更新”的理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提及,即通过微小的手段调整改善局部环境,挖掘区域空间潜力,刺激整个区域的活力再生。而这一问题的瓶颈在于大体量推倒重新建设不符合当前政策要求和实际情况,如何运用微更新理念在不破坏社区亲和力的同时改善社区居住环境,保留社区工业文化。针对这一问题,首先,我们要解决早期规划建设的老工业社区人居环境用以满足于当下社区居民的生活需求。其次,在当下老工业社区和微更新结合的研究成果中要形成一定的实践应用体系,在保留老工业社区的历史遗迹和工业文脉的同时满足当代社会建设需求。本文以西安三桥车辆厂为例,进行了老工业社区人居环境微更新策略性研究,在现有环境基础上,通过对场地的合理渐进式微小调整,结合本土老工业特色元素,改善居民当下居住环境,最终形成集安全,便利,温馨,文化,活力于一体的老工业社区。主要工作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相关案例分析和概念界定。本文以西安老工业社区为研究对象,环境微更新为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研究,遵循风景园林景观设计的原则和手法,结合工业文化和社区大环境,形成老工业社区景观微更新的设计研究策略。（2）运用归纳分析法,通过对西安三桥车辆厂老工业社区的调研数据分析,归纳西安本土老工业社区的政策和发展现状,总结西安老工业社区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结合西安三桥车辆厂老工业社区中景观问题以及保护更新措施,明确的论证了老工业社区景观改造的可行性和价值意义。（3）通过实例研究法,对三桥车辆厂社区场地进行全方位的思考考量,运用上述的微更新设计策略,对场地进行规划设计,并形成一定的老工业社区设计体系,为今后老工业社区微更新提供设计借鉴依据。本课题的研究,一方面推动对老工业社区人居环境微更新的理论研究,将老旧社区微更新和本土工业文脉相结合、居民参与性以及空间多功能性体现相结合,丰富了国内老工业社区微更新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为当前西安老工业社区环境的更新提供实践案例借鉴,通过对西安老工业社区的历史研究与发展分析,最终以实践案例进行设计策略的应用,为相关类型的社区改造提升提供参考价值。
张鑫宇[6]（2021）在《要素配置、技术进步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推动制造业发展动能由要素投入数量增长转向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以下简称TFP）提升,对于实现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乃至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迟滞、自主创新能力不强、TFP增长乏力等现实问题,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亟需探寻制造业TFP的有效提升路径。改善要素配置效率和提高技术进步水平是提高制造业TFP的重要突破口,其中,要素配置效率主要取决于要素投入结构和要素错配程度,技术进步主要包括技术进步性质和技术进步来源。因此,本文从要素配置和技术进步两个维度出发,从要素投入结构、要素错配程度、技术进步偏向性、技术创新模式等视角切入,紧紧围绕“要素配置与技术进步之间有何关系、怎样更好发挥技术创新在提升TFP中的作用”两大问题,从以下三个方面研究和讨论要素配置、技术进步与制造业TFP三者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首先,围绕要素投入结构与技术进步偏向性之间的关系,提出基于标准化CES生产函数的增长核算方法,在对数线性化展开标准化CES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将标准化TFP水平的对数值分解成包含标准化资本深化程度和标准化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的函数,阐述要素投入结构和技术进步偏向性对TFP增长的交互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建立以标准化CES生产函数增长核算框架为基础的计量回归模型,采用1999-2016年制造业分行业大中型企业数据,运用三方程标准化供给面系统估计方法和面板数据系统GMM估计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要素投入结构和技术进步偏向性对制造业TFP有正向的交互影响,以资本深化度量的要素投入结构呈现上升趋势且技术进步偏向资本,要素投入结构和技术进步偏向性相匹配,从而推动了制造业TFP增长。其次,围绕要素错配与自主创新之间的关系,将可变生产要素市场扭曲、固定生产要素市场扭曲和自主创新投入引入并拓展异质性企业垄断竞争模型,探讨了要素错配、自主创新对TFP的直接作用机制,以及要素错配通过影响自主创新投入对TFP的间接作用机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2007-2019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城市经济社会数据和微观土地出让数据,运用面板工具变量方法处理内生性问题,综合考察资本错配、劳动力错配和土地错配等多维度要素错配对TFP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以资本错配为代表的可变生产要素错配和以土地错配为代表的固定生产要素错配对制造业TFP的直接影响效应为负,自主创新投入对制造业TFP的直接影响效应为正,以资本错配为代表的可变生产要素错配通过抑制自主创新投入增加,间接阻碍了制造业TFP的提升。最后,围绕技术创新模式提升TFP的可行路径,分别揭示产业间纵向关联和产业数字化在技术创新模式影响制造业TFP中的作用机制。一方面,结合知识生产函数与产业关联理论,分析基于产业链上下游产业间纵向关联的技术知识溢出机制在技术创新模式影响TFP中的作用。实证部分利用2003-2015年中国制造业大中型企业分行业数据,将知识生产函数与空间面板德宾模型相结合构建计量模型,以处理空间滞后导致的内生性问题。研究结果显示,产业间纵向关联增强了自主创新对制造业TFP的促进作用,上下游产业的自主创新投入,通过基于产业间纵向关联的技术知识溢出机制,推动制造业产业技术进步,进而提高制造业TFP。另一方面,将产业数字化和技术创新模式引入并拓展中间产品种类扩张模型,揭示以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以下简称ICT）应用于制造业为主要表现的制造业产业数字化在自主创新提升TFP中的增强和削弱机制。基于此机制,利用2000-2015年中国制造业分行业大中型企业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交互项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产业数字化在自主创新提升TFP中同时存在削弱作用和增强作用,制造业产业数字化发展的初始阶段,ICT的资本品属性起主导作用,产业数字化削弱自主创新对制造业TFP的促进作用;随着制造业产业数字化水平不断提高,ICT的技术知识资本和通用目的技术属性起主导作用,产业数字化作用下自主创新对制造业TFP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提出基于标准化CES生产函数的增长核算方法和以其为基础的计量回归模型,揭示了要素投入结构和技术进步偏向性对TFP的交互影响机制,克服了传统增长核算方法未考虑TFP其他影响因素的局限性,拓展了要素投入结构与技术进步偏向性之间关系的研究,丰富了适宜性技术理论和技术一致性理论。（2）将可变和固定生产要素市场扭曲,以及自主创新引入并拓展异质性企业垄断竞争模型,探讨了要素错配和自主创新对TFP的作用机制,发现资本错配和土地错配对制造业TFP的直接影响效应为负,自主创新对制造业TFP的直接影响效应为正,资本错配通过抑制自主创新间接阻碍制造业TFP提升,完善了要素错配对TFP间接作用机制和土地要素错配经济效应的研究。（3）结合知识生产函数与产业关联理论,探讨了基于产业间纵向关联的技术知识溢出机制在技术创新模式影响TFP中的积极作用;引入产业数字化拓展中间产品种类扩张模型,揭示产业数字化在自主创新提升TFP中的增强和削弱机制,丰富了技术创新模式提升TFP可行路径的研究内容。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提升制造业TFP,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乃至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着的决策参考价值。一是要理顺要素配置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实现要素投入结构与技术进步偏向性相匹配,系统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优化要素配置效率,激发自主创新活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二是充分挖掘产业间纵向关联和产业数字化的作用,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推动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以促进制造业产业数字化发展,从而更好地发挥自主创新和引进模仿创新作用加快制造业TFP提升步伐,推动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王永仓[7]（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王艳秋[8]（2021）在《工业意识烛照下当代天津“泛工业题材”文学研究》文中提出当代工业题材文学创作一时间曾陷入瓶颈,几乎成为学界诸多学者的共识,并纷纷对此展开多方面的回顾与反思。作为对工业题材文学创作贫弱现状的回应,蒋子龙提出了“泛工业题材”的概念,为工业题材文学研究开辟了新路径。本论文即在此基础上,对实行工业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以来,表现天津现代工业生产的文学作品展开探究,从产生机制、文本内容及其叙事艺术等方面追寻天津“泛工业题材”文学中展露的工业意识。工业题材文学最显着的特点即时代性,作为“社会思潮晴雨表”,它与工业社会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以及工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天津现代化工业进程稳步推进,并以背景性存在进入文学世界,成为天津作家们在“泛工业题材”写作中培育工业意识的“温床”。笔者以历史的整体视野回顾天津工业题材文学的流变及作家们对现代化内涵逐步清醒的认知,探寻其中萌动的工业意识内核。无论是社会语境的宏观变动,还是文学发展的内在诉求,都对天津作家提出了具有时代内涵的创作要求,彻底转变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审美情感,关注现代工业体制下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转变与进化等成为天津作家思考的要义。于是“泛工业题材”文学呈现了对现代工业体制的认可与接纳、对积极的入世精神和竞争意识的肯定与鼓励,同时也表露出现代工业文明对传统乡土文化的冲击所带来的焦虑和隐忧。这些复杂交织的要素构成了工业意识的深层意涵。天津作家们以理性的工业化情感批判地审视现代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和组织、管理方式对天津工人群体人格个性的异化,以及由此产生的道德信仰、精神思想危机,因而其话语方式、创作观念的转变无疑带有了工业意识的烛照。首先,在作家笔下出现了形象各异的工人百态,光辉的“工人阶级”被拉下政治神坛,成为芸芸众生中沉沦于欲望主义之下的都市男女。在现代工业逻辑的侵袭和多元的价值取向之下,出现了以交换为本质的“非正常男女关系”,本应和谐交融的夫妻关系在现代工业伦理支配下走向破裂。残酷的现代工业逻辑和工业管理体制,与天津工人群体内在的“机器崇拜”的文化心理产生了全面冲突,他们在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折磨下甚至产生了人格个性的变异。但同时我们也见识到了商品经济社会下继“分享艰难”之后真正具有现代意识的女工形象,她大胆抛却传统伦理价值观对女性的要求,追逐自我的情感欲望。除此之外,作为“时代过渡者”的退休老工人群体获得了作家们的关注,他们在已被城市化遮蔽了的三条石大街苦苦寻觅着天津传统工业文化的足迹,更能凸显现代工业文明的急遽发展对老工人传统思想观念、情感精神的冲击。其次,文学是有意味的形式,天津作家们在“泛工业题材”写作中显露的工业意识决定其独特的文学叙事方式。在时间维度上凸显了鲜明的“史诗性”创作倾向,天津“泛工业题材”文学以工人家族的传承与变迁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直观展示不可逆转的现代化工业进程对老一代工人及其后辈所产生的生活形态、工业观念的颠覆与转变。“空间性”的叙事转向则体现在作家们自觉地从工人生活居住空间、近代工人生产劳作空间等维度书写天津工业生活,因此本节从工人新村、工业博物馆等建筑与工人的关系建构角度剖析作家在“泛工业”写作中彰显的工业意识。除此以外,限制性叙述的运用如工厂学徒视角、设置悬念和留白等策略,无疑提升了工业题材文学的叙事水平,具有文学性与可读性。最后,我们应该看到,在工业意识烛照之下的天津“泛工业题材”文学在中国工业文学史上开辟蹊径,一方面它延续了津门作家的底层情结,在这座独具平民性格的城市中建构工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底层工人世界,不仅发掘了注入现代工业特质的文学素材,也在社会学层面上留下了可借鉴的宝贵资料。另一方面,伴随全球化、城市化的推进以及天津工业东移战略的实施,现代工业的聚集地——滨海新区逐渐赢得世人青睐,而标识着天津传统工业的海河成为昨日往事,传统工业文化被年轻人群体置于危险的边缘。天津作家在小说文本中以自觉的地缘文化意识思索天津传统工业历史文化的归处,即在现代工业文明的覆盖下葆有天津本土文化的独特魅力。但同时由于写作者自身的创作水平、受众群体的审美趣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主题、叙事等层面仍存在一定的局限,导致家庭、情感等通俗流行元素的泛滥,为接下来的“泛工业题材”文学创作敲响警钟。
綦好东,彭睿,苏琪琪,朱炜[9]（2021）在《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发展变革的历史逻辑与基本经验》文中指出企业制度类型应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而产生,并反过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国有企业制度依次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国营"、改革初期以放权让利为切入点的"承包制"、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司制"现代企业制度的初步构建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全面完善四个历史阶段。本文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以揭示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为主线,将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视为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和实现国有资本功能的基础性制度,分析新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发展变革过程中涉及的政企关系、产权关系和企业内部治理三个核心问题,总结了渐进变革与跨越发展的成功经验。这些经验包括: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原理指导国有企业制度建设,坚持党对国有企业制度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国有企业制度建设的方法论创新,坚持服务国有企业功能实现,坚持走中国特色国有企业制度建设道路。
刘迪[10]（2020）在《曲靖市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执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已成为支撑我们国家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对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具有绝对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解决人口就业,推进技术创新等方面。但由于企业规模小、资金少、人员能力不足等原因,导致小微企业普遍存在经营成本高、抗风险能力低、税收负担重等问题。近年来,为了减轻小微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先后制定了一篮子针对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为小微企业减轻了负担,激发了市场活力,但是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亟待需要解决。本文通过对我国现行出台的各类针对小微企业的财税优惠政策进行回顾整理,总结现行政策存在特征及可能存在的问题,并提取整理曲靖市小微企业实际享受政策优惠的各类数据开展研究分析以及笔者的工作实践,运用史密斯所提出的分析模型,从绝对理想的政策、政策执行的主体、政策实施的目标群体以及环境因素四个维度出发对当前各类针对小型微利企业出台的优惠政策在曲靖的实施情况进行全面的研究分析,研究结论表明决定政策最终执行效果的因素绝对不只有政策本身,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还包括政策实施者效率的高低,政策实施的目标群体对政策的理解程度以及政策执行所处的社会环境成熟度等因素,导致曲靖小微企业在各类优惠政策的执行结果上存在瑕疵。为了能够提高曲靖小微企业各类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效果,减轻税负,助力企业成长,我们必须从政策的丰富性、减税力度、覆盖面等方面不断的调整当前我们国家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构建一个合理、完备、科学的财税体系,不断学习,改进税务机关的政策执行效率,持续优化纳税服务质量,提高纳税人税法遵从度,加强税收、会计政策辅导方式方法,提高小微企业办税能力,改善政策执行的社会大环境,加强部门间的工作协调机制,构建一个法治、公平、高效的办税环境,充分体现国家给予小型微利企业优惠政策的效果。
二、增强大中型企业活力与90年代的改革与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增强大中型企业活力与90年代的改革与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2）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内容与篇章结构 |
| 1.5 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 |
| 2.1.1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沿革 |
| 2.1.2 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升级 |
| 2.1.3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量化方式与经济内涵 |
| 2.1.4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 |
| 2.2 资源错配与生产率提升的研究 |
| 2.3 开放视角下的资源配置研究 |
| 2.4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动态评述 |
| 第三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3.1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来自国际市场进出口侧和国内市场供给侧的生产率效应 |
| 3.1.1 要素流动效应 |
| 3.1.2 分工协作效应 |
| 3.1.3 外向集聚效应 |
| 3.1.4 结构升级效应 |
| 3.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资源配置路径研究——基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框架 |
| 3.2.1 生产设备和技能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2 市场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3 研发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4 创新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与资源配置的特征事实 |
| 4.1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角色 |
| 4.1.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1.2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 |
| 4.1.3 中国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特征事实 |
| 4.2 中国制造业资源错配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2.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2.2 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 |
| 4.2.3 中国制造业行业间资源错配 |
| 4.2.4 中国制造业生产率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 |
| 5.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5.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进一步的研究:还剩下多少“优化区间”?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何而起?——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的外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6.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基于内资、外资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1.1 内外资部门资源再配置效应的动态分解 |
| 6.1.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1.3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6.1.4 实证结果分析 |
| 6.1.5 进一步的研究:国内、国际资源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分工协作效应:基于劳动、资本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2.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2.2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 6.2.4 进一步的研究:劳动、资本要素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如何存续?——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内市场供给侧的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7.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集聚效应:基于国内国际生产体系联结路径的探讨 |
| 7.1.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1.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7.1.3 实证结果分析 |
| 7.1.4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路径是否存在“战略隔绝”? |
| 7.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结构升级效应:基于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的探讨 |
| 7.2.1 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升级效果分析 |
| 7.2.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2.3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7.2.4 实证结果分析 |
| 7.2.5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是否存在不可持续性?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本文的局限性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
| 8.3.1 本文的局限性 |
| 8.3.2 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Ⅰ:基于Melitz和 Polanec(2015)方法的生产率增长分解式推导 |
| 附录 Ⅱ: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地位指数、前向参与指数、后向参与指数 |
| 附录 Ⅲ: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劳动、资本错配指数及行业间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Ⅳ: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Ⅴ: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生产率和产出增长潜力 |
| 附录 Ⅵ: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结构升级指数 |
| 附录 Ⅶ: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 |
| 个人简历及学术成果 |
| 致谢 |
（3）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历史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研究 |
| (二)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研究 |
| (三) 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论文创新点与难点 |
| (一) 论文创新点 |
| (二) 论文难点 |
| 第一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概念、渊源与功能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统一战线 |
| 二、民营经济 |
| 三、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 |
| 第二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思想渊源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统一战线思想 |
| 二、列宁新经济政策蕴含的对资产阶级统战思想 |
| 三、毛泽东关于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思想 |
| 第三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三重功能 |
| 一、政治引导功能 |
| 二、政治吸纳功能 |
| 三、政党调适功能 |
| 第二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初步探索(1978-1992) |
| 第一节 民营经济产生与党对民营经济人士初步认识 |
| 一、改革开放政策出台与民营经济产生 |
| 二、“看一看”方针 |
| 三、邓小平对民营经济人士群体的判断 |
| 第二节 民营经济发展波动与民营经济人士选择 |
| 一、治理整顿与左倾思想抬头:民营经济发展波动 |
| 二、民营经济人士政治境遇表现:红帽子与假集体 |
| 第三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正式出台 |
| 一、制定统战工作“八字方针” |
| 二、赋予工商联新历史使命 |
| 第三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日益完善(1992-2012) |
| 第一节 促进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完善的因素 |
| 一、南方谈话破除社会主义传统认识 |
| 二、民营经济人士群体新需要 |
| 三、民营经济发展引发新争议 |
| 第二节 党对民营经济人士政治认识的突破 |
| 一、民营经济人士政治身份再认识 |
| 二、民营经济人士可以入党 |
| 三、政治安排扩大民营经济人士政治参与渠道 |
| 第三节 政治引导方针政策日渐完善 |
| 一、坚定公有制经济与民营经济共同发展 |
| 二、首倡“两个健康” |
| 三、协调劳动关系助力和谐社会建设 |
| 四、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提上日程 |
| 五、推进光彩事业引导先富帮后富 |
| 第四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纵深发展(2012——) |
| 第一节 推动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深化的多重因素 |
| 一、十八大以来党的重大方针政策调整 |
| 二、“民营经济离场论”引发热议 |
| 三、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加 |
| 第二节 党对民营经济人士政治认识深化 |
| 一、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都是自己人 |
| 二、“两个始终” |
| 第三节 政治引导方针政策日益深化 |
| 一、“两个健康”新阐释 |
| 二、信任、团结、服务、引导、教育 |
| 三、光彩事业助力精准扶贫 |
| 四、民营企业党建出现多种形式 |
| 第四节 新课题: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
| 一、政商关系畸形的三重因素 |
| 二、新型政商关系内涵 |
| 三、构建政商交流常态化机制 |
| 第五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历程的回顾总结 |
| 第一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总体态势 |
| 一、政策价值理念的调整 |
| 二、政策对象的地位变化 |
| 三、政策实施效果突出 |
| 第二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的经验启示 |
| 一、使命型政党特质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制定的决定性因素 |
|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制定的国情依据 |
| 三、社会舆论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发展的助推器 |
| 四、国际环境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 |
| 五、必须关注民营经济人士的自身利益 |
| 六、高度重视民营经济人士社会责任感的培养 |
| 七、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协同发展 |
| 第六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优化完善 |
| 第一节 创新“民二代”统战政策 |
| 一、“民二代”交接班的三重考验 |
| 二、提高对“民二代”交接班的重视程度 |
| 三、根据“民二代”自身特点进行政治引导 |
| 四、助推“民二代”企业管理能力成长 |
| 五、关注“民二代”的政治成长 |
| 第二节 优化对民营经济人士的政治安排政策 |
| 一、严格政治安排标准 |
| 二、凸显政治安排差异性 |
| 三、发挥民营经济人士的监督作用 |
| 第三节 积极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
| 一、重视互联网民营经济发展问题 |
| 二、弘扬企业家精神 |
| 三、保障互联网从业者劳动权益 |
| 四、强化工商联服务民营经济的统战功能 |
| 第四节 完善统战方针政策的组织依托 |
| 一、聚焦小微企业党组织设置 |
| 二、全面认识党组织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
| 三、科学发挥党组织的结构性功能 |
| 四、提升党组织活力 |
| 结语: 基于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历程的进一步思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混合所有制的概念 |
| 1.2.2 相关概念分析 |
| 1.3 文献述评 |
| 1.3.1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原因研究 |
| 1.3.2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效果研究 |
| 1.3.3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现路径研究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与存在的不足 |
| 第2章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相关理论及其分析框架 |
| 2.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相关理论 |
| 2.1.1 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 |
| 2.1.2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 |
| 2.2 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 |
| 2.2.1 产权理论 |
| 2.2.2 委托代理理论 |
| 2.3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分析框架构建 |
| 2.3.1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分析 |
| 2.3.2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证分析框架 |
| 第3章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历史演进与理论逻辑 |
| 3.1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历史演进 |
| 3.1.1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1949-1956) |
| 3.1.2 计划与市场并存时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1978-1992) |
| 3.1.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1993-2012) |
| 3.1.4 新时代背景下的混合所有制改革(2013 年至今) |
| 3.2 混合所有制改革演进的理论逻辑 |
| 3.2.1 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调整生产关系 |
| 3.2.2 基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探索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 |
| 3.2.3 基于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关系的研究 |
| 4.1 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分析 |
| 4.2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2.1 问题的提出 |
| 4.2.2 理论分析与假设 |
| 4.2.3 方法、模型与数据处理 |
| 4.2.4 实证结果 |
| 4.2.5 本节小结 |
| 4.3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产能利用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3.1 问题的提出 |
| 4.3.2 变量与数据说明 |
| 4.3.3 实证结果 |
| 4.3.4 本节小结 |
| 4.4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4.1 问题的提出 |
| 4.4.2 方法、模型与数据处理 |
| 4.4.3 实证结果 |
| 4.4.4 本节小结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
| 5.1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所有制结构的关系 |
| 5.1.1 不同阶段下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所有制结构的影响 |
| 5.1.2 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趋势分析 |
| 5.2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地区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
| 5.2.1 理论分析与假设 |
| 5.2.2 模型设定与数据处理 |
| 5.2.3 实证结果 |
| 5.2.4 本节小结 |
| 5.3 上游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下游行业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 |
| 5.3.1 理论分析与假设 |
| 5.3.2 模型设定与数据处理 |
| 5.3.3 实证结果 |
| 5.3.4 本节小结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 |
| 6.1 所有制与收入分配的关系 |
| 6.2 所有制与收入分配的理论模型 |
| 6.2.1 收入分配模型的构建 |
| 6.2.2 收入分配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3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劳动收入份额关系的实证分析 |
| 6.3.1 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分析 |
| 6.3.2 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
| 6.3.3 实证结果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致谢 |
（5）西安三桥老工业社区景观微更新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依据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依据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4.1 国外相关理论的研究和实践 |
| 1.4.2 国内相关理论的研究和实践 |
| 1.4.3 国内外文献综述简析 |
| 1.5 研究框架 |
| 2.相关概念及案例分析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与提出 |
| 2.1.1 更新与微更新 |
| 2.1.2 老工业社区 |
| 2.1.3 社区文化 |
| 2.2 老工业社区微更新案例分析 |
| 2.2.1 国外案例 |
| 2.2.2 国内案例 |
| 2.3 老工业社区微更新的必要性和价值 |
| 2.3.1 传统更新和微更新的对比 |
| 2.3.2 微更新的必要性 |
| 2.3.3 微更新的价值 |
| 2.4 本章小结 |
| 3.西安市内老工业社区起源及发展 |
| 3.1 西安老工业社区发展背景阐述 |
| 3.1.1 西安市工业建设开端 |
| 3.1.2 西安市老工业社区发展历程 |
| 3.1.3 西安老工业社区的现状分布 |
| 3.2 当下西安老工业社区改造存在的问题 |
| 3.2.1 改造结构失衡破坏社区关系 |
| 3.2.2 多次施工影响居民生活 |
| 3.2.3 盲目跟风的套娃式改造 |
| 3.3 西安老工业社区微更新的政策背景 |
| 3.3.1 微更新标准 |
| 3.3.2 微更新理念 |
| 3.4 西安老工业社区微更新模式及发展趋势 |
| 3.4.1 西安老工业社区景观微更新的模式 |
| 3.4.2 西安老工业社区景观的发展趋势 |
| 3.5 本章小结 |
| 4.西安三桥老工业社区历史与现状 |
| 4.1 三桥老工业社区的历史背景 |
| 4.2 三桥老工业社区的场地研究价值 |
| 4.3 西安三桥老工业社区景观微更新公众调研 |
| 4.3.1 社区公众调研 |
| 4.3.2 实地考察内容 |
| 4.3.3 三桥社区的现状问题 |
| 4.3.4 三桥产业园的规划政策 |
| 4.4 三桥车辆厂微更新可行性分析 |
| 4.4.1 用地适应性评价 |
| 4.4.2 人口密度分析 |
| 4.4.3 建筑分析 |
| 4.4.4 居住环境分析 |
| 4.4.5 微更新建议 |
| 4.5 本章小结 |
| 5.西安三桥老工社区景观微更新策略 |
| 5.1 影响西安老工业社区微更新的因素 |
| 5.1.1 城市快速的发展 |
| 5.1.2 人民需求的加深 |
| 5.1.3 工业文脉的传承 |
| 5.2 微更新改造原则 |
| 5.2.1 先基础后提升、经济适用原则 |
| 5.2.2 对于传统工业文化传承与保护 |
| 5.2.3 前瞻性的生态可持续发展原则 |
| 5.2.4 小规模渐进式改造激发社区活力 |
| 5.2.5 鼓励居民自下而上参与改造过程 |
| 5.2.6 适老性改造满足老龄化需求 |
| 5.3 微更新改造方法 |
| 5.3.1 因地制宜的规划 |
| 5.3.2 传承记忆的文化 |
| 5.3.3 旧物焕活的情怀 |
| 5.3.4 多功能空间共享 |
| 5.4 三桥老工业社区景观微更新措施 |
| 5.4.1 合理规划道路及停车区域 |
| 5.4.2 增加社区绿化面积 |
| 5.4.3 公共空间的重构 |
| 5.4.4 建筑外立面的优化 |
| 5.4.5 社区安防品质的提升 |
| 5.4.6 社区基础设施及景观小品的提升 |
| 5.5 微更新需规避的问题 |
| 5.5.1 简单处理的微更新 |
| 5.5.2 毫无作为的边缘化 |
| 5.5.3 改善模式的套娃化 |
| 5.6 三桥老工业社区微更新改造实践 |
| 5.6.1 社区入口 |
| 5.6.2 街道 |
| 5.6.3 厂区入口 |
| 5.6.4 居住区 |
| 5.6.5 学校门口 |
| 5.6.6 菜市场 |
| 6.结论 |
| 6.1 总述 |
| 6.2 主要结论和创新点 |
| 6.2.1 主要结论 |
| 6.2.2 创新点 |
| 6.3 不足之处 |
| 6.4 未来研究的拓展与完善 |
| 附录1 作者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 附录2 问卷调查 |
| 附录3 图表目录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6）要素配置、技术进步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现实背景与意义 |
| 1.1.2 理论背景与意义 |
| 1.2 基本概念界定 |
| 1.2.1 要素配置:要素投入结构和要素错配 |
| 1.2.2 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偏向性和技术创新模式 |
| 1.2.3 全要素生产率(TFP)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3.1 主要研究内容 |
| 1.3.2 结构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要素配置与TFP |
| 2.1.1 要素投入结构对TFP影响的争论 |
| 2.1.2 要素错配对TFP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机制 |
| 2.2 技术进步与TFP |
| 2.2.1 技术进步与TFP的联系和区别 |
| 2.2.2 技术进步偏向性对TFP的影响 |
| 2.2.3 技术创新模式对TFP的影响 |
| 2.3 要素配置与技术进步 |
| 2.3.1 要素投入结构与技术进步偏向性之间的关系 |
| 2.3.2 要素错配对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 |
| 2.4 对现有研究的总体评价 |
| 第3章 要素配置和技术进步影响TFP的内在机制分析 |
| 3.1 要素投入结构和技术进步偏向性对TFP的交互影响机制 |
| 3.2 要素错配和自主创新对TFP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机制 |
| 3.3 产业间纵向关联在技术创新模式影响TFP中的作用机制 |
| 3.4 产业数字化在技术创新模式影响TFP中的作用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要素投入结构、技术进步偏向性与制造业TFP |
| 4.1 引言 |
| 4.2 计量回归模型、参数估计方法与变量数据说明 |
| 4.2.1 以增长核算为基础的计量回归模型 |
| 4.2.2 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法 |
| 4.2.3 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
| 4.3 参数估计和指标测度结果分析 |
| 4.3.1 要素替代弹性的估计结果分析 |
| 4.3.2 各指标的变化趋势分析 |
| 4.3.3 各指标的行业异质性分析 |
| 4.4 计量回归结果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要素错配、自主创新与制造业TFP |
| 5.1 引言 |
| 5.2 计量模型、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2.1 计量模型设定 |
| 5.2.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基准估计结果分析 |
| 5.3.2 内生性问题来源与处理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技术创新模式、产业间纵向关联与制造业TFP |
| 6.1 引言 |
| 6.2 空间计量模型、内生性问题讨论与变量选取 |
| 6.2.1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6.2.2 内生性问题来源与处理 |
| 6.2.3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
| 6.3 实证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
| 6.3.1 产业间纵向关联效应检验 |
| 6.3.2 未考虑产业间纵向关联的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 6.3.3 考虑产业间纵向关联的空间计量回归结果分析 |
| 6.3.4 考虑产业间纵向关联的三种效应分解结果分析 |
| 6.3.5 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技术创新模式、产业数字化与制造业TFP |
| 7.1 引言 |
| 7.2 计量模型、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7.2.1 计量模型设定与内生性问题讨论 |
| 7.2.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7.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1 技术创新模式演变对制造业TFP影响的结果分析 |
| 7.3.2 产业数字化调节作用实证结果分析 |
| 7.3.3 产业数字化门槛效应实证结果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及答辩情况表 |
（7）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 1.6.1 研究的创新 |
| 1.6.2 存在的局限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 2.1.4 简要评述 |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 2.2.5 简要评述 |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 2.3.4 简要评述 |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 2.4.3 长尾理论 |
| 2.4.4 简要评述 |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 3.1.1 数字金融 |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 3.2.1 农户创业 |
| 3.2.2 经济增长 |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 4.1.1 网络支付 |
| 4.1.2 网络融资 |
| 4.1.3 财富管理 |
| 4.1.4 网络保险 |
| 4.1.5 互联网征信 |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估计策略 |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 5.3.4 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 6.2.1 模型与变量 |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 7.1 引言 |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统计分析 |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 7.4.2 拓展性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 8.1 引言 |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8.2.1 模型设定 |
| 8.2.2 变量选择 |
| 8.2.3 数据来源 |
| 8.2.4 描述性统计 |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8）工业意识烛照下当代天津“泛工业题材”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工业题材文学创作困境与“泛工业题材” |
| 二、天津——中国北方近代工业先锋 |
| 三、天津工业题材文学创作的研究现状 |
| 四、论文选题的研究价值、主要内容、创新点 |
| 第一章 当代天津“泛工业题材”文学中工业意识的产生语境 |
| 第一节 时代温床:天津工业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
| 第二节 文学摇篮:天津“工业题材”文学的发展诉求 |
| 第三节 突破“禁区”:以人为本与天津作家的创作观 |
| 第二章 工业意识下当代天津“泛工业题材”文学的众生百相 |
| 第一节 “机器崇拜”与“人遭物役”:天津青工的生存悖论 |
| 第二节 现代化都市的“三条石大街”:退休工人的工厂怀旧 |
| 第三节 现代工业文明的价值重构:新时代天津女工的幸福观 |
| 第四节 工业科层管理制下现代工人的畸形爱恋 |
| 一、情妇与男性力量的消逝 |
| 二、双职工夫妻的婚姻危机 |
| 第三章 工业意识下当代天津“泛工业题材”文学的叙事艺术 |
| 第一节 “史诗性”:天津“泛工业题材”文学的史诗品格 |
| 第二节 “空间性”:工业叙事新转向 |
| 一、“铁山工人新村”:天津市井工人性格的生活空间表征 |
| 二、“三条石历史博物馆”:作为天津近代工业历史标识物 |
| 第三节 “探索与发现”:限制性叙述 |
| 第四章 当代天津“泛工业题材”文学的价值功效与创作思考 |
| 第一节 “津门”作家的底层情结与普通工人世界 |
| 第二节 “津味”的淡化与天津地域文化的发掘 |
| 第三节 作家的成长基地与纯文学审美探求的局限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发展变革的历史逻辑与基本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一、国有国营：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制度的形成及特征 |
| 二、“放权让利”与“承包制”：国有企业制度的探索性改革 |
| 三、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国有企业制度的革命性变革 |
| 四、顶层设计与整体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全面完善 |
| 五、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发展变革的基本经验 |
| 附录：中英文长摘要 |
| 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发展变革的历史逻辑与基本经验 |
（10）曲靖市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执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动态 |
| (二)国内研究动态 |
| (三)文献评述 |
| 三、研究方法和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四、可能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执行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执行的概念界定 |
| 一、小微企业 |
| 二、税收优惠政策 |
| 三、政策执行 |
| 第二节 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分析 |
| 一、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 |
| 二、影响政策效应的因素 |
| 第三节 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执行过程分析 |
| 一、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执行过程 |
| 二、影响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效应的因素 |
| 第二章 曲靖市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情况 |
| 第一节 曲靖市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实施情况 |
| 一、曲靖市小微企业基本情况 |
| 二、现行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
| 第二节 曲靖市小微企业增值税优惠政策执行效应 |
| 第三节 曲靖市小微企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执行效应 |
| 一、扩围减税效果明显 |
| 二、全市小微企业呈现出占比大、政策覆盖面小的特征 |
| 三、全市小微企业行业分布集中,区域性特征明显 |
| 第三章 曲靖市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执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设计缺陷 |
| 一、税制复杂,执行标准高,政策覆盖面低 |
| 二、政策效力层级普遍较低,缺乏统一性 |
| 三、减税力度低,政策效果不佳 |
| 四、政策形式单一,存在真空地带 |
| 第二节 税收征管主体执行力不足 |
| 一、缺乏有效的征管模式 |
| 二、税务部门人力资源有限 |
| 第三节 纳税人税收遵从度不够 |
| 一、小微企业自身业务知识有限 |
| 二、小微企业法律意识淡薄 |
| 第四节 政策执行环境不成熟 |
| 一、缺乏部门协作,信息共享不充分 |
| 二、宣传力度不够,社会知晓度不高 |
| 第四章 完善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执行的建议 |
| 第一节 规范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体系 |
| 一、调整政策设计,降低优惠门槛 |
| 二、加强政策制定的科学化和系统化 |
| 三、鼓励创新,丰富税收优惠形式 |
| 第二节 增强税务机关综合执法水平 |
| 一、强化基层税务人员配置 |
| 二、创新小微企业征管模式 |
| 三、优化征管系统,强化信息管税能力 |
| 第三节 提高小微企业办税能力与税法意识 |
| 一、提高小微企业办税能力 |
| 二、强化小微企业法律意识 |
| 第四节 协同治税共创良好纳税环境 |
| 一、严格依法治税,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
| 二、创建部门协调机制,优化税收治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增强大中型企业活力与90年代的改革与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国有企业改革浪潮下的企业舆论与职工感知 ——以1992-2002年的山西机床厂为例[D]. 赵晓慧. 太原理工大学, 2021
- [2]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D]. 潘秋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3]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历史演进研究[D]. 侯恩宾. 山东大学, 2021(11)
- [4]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效果研究[D]. 李尚. 吉林大学, 2021(01)
- [5]西安三桥老工业社区景观微更新策略研究[D]. 范俊逸.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1(01)
- [6]要素配置、技术进步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D]. 张鑫宇. 山东大学, 2021(10)
- [7]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8]工业意识烛照下当代天津“泛工业题材”文学研究[D]. 王艳秋. 河北师范大学, 2021(12)
- [9]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发展变革的历史逻辑与基本经验[J]. 綦好东,彭睿,苏琪琪,朱炜. 南开管理评论, 2021(01)
- [10]曲靖市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执行研究[D]. 刘迪. 云南财经大学, 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