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谈工业企业财会转制后信贷管理的适应性（论文文献综述）
许嘉禾[1]（2021）在《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文中指出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体育要强、要兴,发展体育产业是主要途径。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高质量发展逐步成为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体育产业要提质增效和持续高速发展,需要金融的有力支持。然而当下,金融体系在体育产业中的效用功能尚未能够充分发挥。因此,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金融支持问题,成为一个难以回避的命题。本研究立足于体育产业的经营实践,综合运用体育学、管理学、系统科学及金融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及范式,以现代产业和金融发展的相关理论为指导,按照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状与问题、特征与机理、宏观效应、微观效率以及系统运行的次序,从理论分析到实证研究,展开工作。本研究的工作主要如下:一是梳理体育产业的金融支持现状,发现体育产业金融支持存在的不足。二是总结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需求特征,剖析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三是在宏观产业层面,以耦合协调的视角,审视体育产业与金融体系的关联关系。通过建立序参量体系,引入耦合协调、剪刀差以及灰色关联等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效应及影响因素。四是从在微观企业的层面,以“黑箱”的视角,根据金融支持与体育产业的不同维度,测度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率水平。通过筛选体育企业样本,利用DEA、Malmquist指数及收敛性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率水平及其演变特征。五是根据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要素组成与系统结构,构建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分别从金融市场策略、政府金融干预和金融风险情景维度进行模拟仿真,分析不同策略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以期为优化体育产业金融支持,促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策略着力点。本研究的结论主要包括六个方面:（1）政府金融支持和市场金融支持均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随着体育产业金融需求的不断升级,政府部门对体育产业金融活动的认识持续深化,政策工具与国有资本逐步活跃。金融市场对体育产业的支持力度不断提升,各类体育产业金融市场蓬勃发展,风险投资市场异军突起。体育产业嵌入金融体系的程度不断加深。但同时,体育产业的金融支持仍存在一定问题:一是金融支持制度体系亟待完善,金融支持政策工具尚需补充;二是金融市场结构失衡问题凸显,直接融资渠道建设存在不足;三是风险资本经典功能发生偏离,资本投入可持续性有所欠缺;四是新兴金融工具利用不充分,体育金融复合人才供给不足。（2）我国体育产业具有快速成长的阶段性特征、业态丰富的结构性特征、高不确定性的风险性特征和消费供需的不平衡特征。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下,体育产业的发展特征进一步衍生出了独特的金融需求特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亟需的是政策引导下的规模化金融支持、层次多元化的系统性金融支持、风险偏好的针对性金融支持,以及科技赋能的普惠性金融支持。（3）资本形成、创新推动和消费刺激是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主要功能组成。金融体系一是可以扩大资本积累,促进资本形成,缓解体育产业融资约束;二是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分散创新风险,推动体育产业技术、模式创新;三是可以实现跨期平滑、财富效应和风险保障,刺激体育产业消费发展。有效的金融支持作用于体育产业的投资和消费两端,通过平衡产值结构、改善融资结构、变革消费结构,促进产业的结构转型升级;通过扩大要素供给、加快要素流通、推动技术进步,提高产业的要素生产效率;通过加速企业成长、优化公司治理、形成循环激励,促进产业的价值增值,精准作用于体育产业的成长痛点,协助体育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4）宏观产业效应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体系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内生耦合机理和外部耦合功能,具有双向耦合协调发展机制。二者不仅维持了长期、高度的耦合关联性,并且实现了耦合协调度的持续跃升,呈现出由低水平协调向高水平协调演化的动态趋势。金融体系对体育产业的短时间、爆发性增长起到了有效地支撑作用。且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尚处于发展周期的前期,其交互胁迫作用远小于耦合协调发展所带来的正向效应。与此同时,二者的耦合协调效应受到多种内生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共同影响。风险投资市场、消费金融、政府扶持和金融创新等内生动力型因素,以及居民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变动等外生环境型因素,均与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存在密切关联。（5）微观企业效率的实证研究发现:第一,静态来看,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总体金融支持效率尚可,多数样本企业接近最优生产前沿面,但同时具有明显的技术制约特征。扩大金融资源投入规模前,需要着重改善金融技术水平。在金融支持效率内部,债权效率较好,股权效率欠佳,且股权效率呈现规模制约特征。在体育产业内部,体育企业板块、行业业态和空间地域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金融支持效率差异。第二,动态来看,金融支持体育产业的动态效率水平并未产生良性改观,反而出现小幅下降。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不足,产业金融技术创新水平难以支撑金融资源规模的快速增长。其中,股权动态效率下滑,技术进步水平下降明显,是导致整体金融效率下滑的主要原因。第三,动态效率的收敛性分析表明,效率落后企业对领先集团具有追赶效应,但收敛速度较慢,且收敛速度存在体育产业内部的结构性差异,达到产业金融支持效率的均衡仍需要较长时间。（6）系统建模与仿真的实证研究说明: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可以视为由政府金融支持、金融市场发展、宏观金融环境和体育产业发展所组成的动力学系统。第一,强化金融市场支持力度可以有效提升体育产业发展质量。相对而言,强化股权市场的效能略优于债权市场。股权市场更有利于体育产业规模扩张和要素生产率提升,债权市场则更有利于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第二,政府干预会对体育产业发展质量产生影响。弱化政府干预无益于体育产业发展质量,维持一定强度的政府金融支持具有必要性。适度增强政府干预有利提升体育产业发展质量。但当政府干预过度时,会造成规模增长与要素生产率下降并存,仅能“做大”而不利“做强”体育产业,最终无益于产业发展质量。第三,宏观金融风险能够对体育产业发展质量产生显着的负面冲击。随着体育产业深度嵌入金融体系,金融风险的损害力度可能进一步增大,需要审慎防范、积极应对金融风险。在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金融政策体系,优化制度顶层设计;丰富金融服务市场,创新投融资渠道模式;推动金融技术创新,开发新型金融工具;优化企业金融管理,重视复合人才培养等策略建议。本文主要有以下创新点:（1）探讨了金融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在现状梳理的基础上,总结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需求特征,明确金融功能的作用支点,厘清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2）结合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宏观产业与微观企业视角进行实证研究。综合运用数理模型及相关评价方法,设计序参量体系,测度并分析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发展效应及其影响因素;构建投入、产出指标体系,从不同维度测度并评价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率特征及其变动规律。形成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问题的深层次认识,为优化体育产业的金融支持效能提供着力点。（3）构建了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要素组成与系统结构,设计模型变量及函数关系,并从金融市场策略、政府金融干预和金融风险情景维度进行仿真。探究不同策略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产生的影响,为企业部门的金融决策和主管部门的政策制定提供更具现实意义的参考。
金辉[2]（2020）在《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宏观税负的高低直接关乎国计民生,影响强国富民和稳定发展,是政府、学者和公众关注的焦点。近年来,中国宏观税负高企,严重地制约了经济的增长和转型升级,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宏观税负畸高的主要原因:“分税制”以来,税权分配向中央集中并趋于规范,但事权划分改革止步不前,存在政府事权范围过大、政府间事权重叠严重、事权与支出责任不相适、事权划分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等问题,导致事权与支出责任不断下沉,造成了严重的财政纵向失衡,使得地方财政产生巨大缺口,于是地方政府伸出攫取之手,通过土地财政、乱收费等方式增加收入,极大地推高了宏观税负。因此,在可持续发展的视角下,将宏观税负约束至合理区间,并科学合理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是破解中国财政困局、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一环,是切实降低宏观税负、促进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有四个部分。首先,国际比较。在国家结构、经济水平差异的视角下,比较了美、英、俄、蒙四国的政府间事权划分模式,并将4国拓展到81个国家,归纳不同类型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共性和特性,提炼出若干经验启示;其次,历史、现状与比较。梳理中国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历史变迁和现实困境,讨论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及其国际比较,为事权划分改革指明方向;再次,理论与实证研究。一是在理论分析中,界定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利用Barro模型分析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支出结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机制;二是在实证研究中,利用熵值法构建可持续发展指数,采用跨国数据检验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支出结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使用Lind-Mehlum方法估算地方财政支出比例的最优值,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变量内生性问题,为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提供参考依据;最后,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在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视域下,结合国际经验、现实情况以及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成果,从四本预算分别展开,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部分事权让渡给市场,进而制定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可能的创新之处:1、借鉴国际经验并基于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视角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1）将全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支出以及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纳入统一框架进行研究。已有文献中关于政府间事权划分的研究,往往就划分而谈划分,这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支出责任定量划分难以深入。只能停留在事权定性划分的层面,无法深入到支出责任定量划分的层面,使得事权划分和支出责任划分处于割裂状态。二是无法切实有效地解决宏观税负畸高的问题。这是因为事权与支出责任的上划或下调,都无法改变总财政支出,进而无法降低宏观税负。因此,本文将全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支出、事权与支出责任纳入统一框架,先参考前人测度的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宏观税负合理区间,再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将部分政府事权让渡给市场,进而划分各领域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最终降低财政支出和宏观税负至合理区间。（2）较大拓展了国际比较的视野。其一,已有文献中的国际比较研究,往往利用国际数据库的二手数据或者样本国家的政策文件,进行定性分析或者政策解读。本文则从美、英、俄、蒙四国的财政部、统计局等网站,收集详细的财政支出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其二,已有文献注重案例研究,缺乏分类比较。本文依国家结构、经济水平的差异,将目标国家分为四类,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将样本数量扩大至81国并进行分类比较。2、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的关系财政分权的已有文献,更加关注经济增长,忽略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本文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财政支出分权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效应。理论分析中可能的创新之处。本文利用Barro模型,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代际效用总和最大化,并纳入央、地两级财政支出,研究财政支出分权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支出分权与可持续发展呈倒“U”型关系;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最优地方财政支出比例θl*=γ/（β+γ）。财政支出分权水平过高不利于发挥公共产品供给的规模效益,过低则不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信息优势,都将造成效率的损失,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实证研究中可能的创新之处。基于理论分析,本文首先构建了包含经济、资源环境、社会三个维度的可持续发展指数,采用跨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了财政支出分权与可持续发展呈倒“U”型关系的结论;其次,通过Lind-Mehlum方法进一步检验倒“U”型关系,并据此估算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最优地方财政支出比例;最后,发现中国地方财政支出比例过高,远高于其最优值,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在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时,注重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重,如在普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3、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央、地间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公共卫生体系的缺陷和事权划分的积弊,本文试图以此为背景开展相关研究。首先,界定事权范围。梳理已有文献、财政账目、相关卫生法律、法规和政策,界定公共卫生事权的范围,明确相应支出内容。其次,现状分析。通过分析公共卫生领域的行政体系结构、详细数据,以及事权改革文件,探讨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与改革。再次,开展理论分析,并找出改革方向。归纳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路径,并基于此找出完善公共卫生体系的核心要素和事权划分的重要方向。最后,提出政策建议。结合疫情防控和事权划分的国际经验与教训,从责任分配、行政体系、法制建设等方面,提出完善中央与地方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政策建议。
郜清攀[3]（2019）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推动农民群体的公共服务需求不断升级。而当前中国农村地区相对落后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却愈益无法满足农民群体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要。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作为农业农村进一步发展的战略目标的同时,也为当前农村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事业提出了一系列新目标、新要求,使人们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认识水平上升至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乡镇政府处于国家与农村社会交互作用的关键节点,是连接政府与农民的中枢和纽带。乡镇政府作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组织者、协调者和践行者,不仅负责各项具体农村公共服务政策的贯彻落实,而且决定着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发展方向和总体水平。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转变乡镇政府职能,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服务型乡镇政府,对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农村基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乃至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现阶段,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服务内容结构性失衡、服务供需脱节以及服务效能滞后,成为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实现农业农村全面振兴的制约因素。鉴于此,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实证研究、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从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意义出发,以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要素条件与其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之间的互动机理为依据,系统分析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现状及能力不足表现的考察,从不同视角探析了造成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原因。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加强基层政府改革的实践经验,以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加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目标要求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为指导,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本文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引言,主要对选题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等进行了阐释。第二部分为论文的主体部分,由五章内容构成。第一章,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理论成果,详细考察了政府、乡镇政府、公共服务、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等概念。基于乡村振兴的概念、内涵与基本要求,全面考察了新时代新矛盾背景下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历史渊源、现实依据、时代背景及其意义。并从市场失灵理论和政府失灵理论、公共产品提供和生产分离理论、服务型政府理论以及治理和善治理论等多个角度阐释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从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以及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三个方面系统阐释了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第二章,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的分析。基于“要素构成—内部结构—外显结构”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从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两个维度系统考察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结构,通过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要素条件的检视,深入透析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要素条件与其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之间的互动机理。在此基础上,以乡村振兴战略的相关目标和理念为指导,从静态（结果）和动态（过程）两个维度设计了一套用以测量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状况的评价指标体系。第三章,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运用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基层群众的服务需求、满意度和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三个方面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在不同服务领域的具体表现进行系统考察。立足于实证分析的成果,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总量和质量不足、供给结构失衡等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基于当前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困境,从政府职能定位、财权与事权关系、考评机制、供给方式、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系统阐释了造成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深层次原因。第四章,对国内外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改革实践与经验启示的分析。基于比较研究的视角,结合国内外不同地区的实践,详细探讨了国内一些乡镇政府在公共服务集约化、市场化、民主化、信息化等多个方面的改革实践,以部分西方发达国家为例,从政府向市场放权、政府之间放权、政府向社会放权三个维度,系统考察了西方发达国家在公共服务市场化、分权化、社会化改革等领域的实践创新。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上述实践在政府组织机构改革、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政府间权责划分以及社会组织培养等方面对现阶段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启示。第五章,以乡村振兴战略的若干发展理念为指导,明确加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目标要求和基本原则,进而从乡镇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财政管理体制、人才队伍建设、服务供给机制、服务供给模式等多个层面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提出针对性措施。第三部分是结论部分,从整体上对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进行了概况、总结及展望。本文的主要结论有:第一,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可分为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内部结构是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本身所凭借的权力资源、财力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等要素。外显结构表现为两个方面:从服务结果来看,包括乡镇政府的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社会保障服务能力、文化教育服务能力、生态环境服务能力、基础设施服务能力和公共安全服务能力。从服务过程来看,包括乡镇政府的民意聚合与甄别能力、资源获取与配置能力、公共决策和执行能力、监督问责与评估能力、民意诉求回应能力。第二,影响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要素条件包括体制性要素、制度性要素、主体性要素、策略性要素四个方面。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形成就是通过乡镇政府的体制性要素、制度性要素、主体性要素以及策略性要素的有机结合和共同作用,将政府潜在的权力资源、财力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等各种资源转化为政府各种外显公共服务能力的过程。第三,通过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现状的分析可知:从服务内容来看,首先,医疗卫生条件、养老保障服务、公共卫生安全以及污水治理属于基层群众最关心同时也是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较差的领域;其次,道路交通、基础教育、合作医疗保险属于基层群众比较关心,同时也是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较强的领域;再次,在水电气供给、社会治安、生产安全、贫困救助、农田水利、垃圾处理、自然灾害防治等领域,基层群众的需求不显着,但乡镇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良好;最后,在法律援助、失业救济、公共文化、环境绿化等领域,基层群众的需求不显着,同时乡镇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较差。从服务过程来看,乡镇政府在民意聚合与甄别、公共决策与执行、监督问责与评估、对民意诉求的回应等方面的能力表现尽管较为平衡,但普遍偏低,在资源获取与配置方面的能力存在明显不足。第四,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具体表现在:一是公共服务供给总量和规模不足,二是服务内容存在着结构性失衡,三是乡镇政府对公共服务职能的认识模糊清晰,四是服务供给脱离农村基层社会的实际需要,五是乡镇政府应对基层群众服务需求升级的能力不足。究其原因,制约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体制性因素包括乡镇政府发展定位不明确、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制度性因素主要表现为绩效考核与评估机制不健全;主体性因素主要是指乡镇政府服务人员的结构不合理以及整体素质和能力的欠缺;策略性因素主要表现为乡镇政府垄断公共服务供给,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单一。第五,针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路径,应当以建设服务型乡镇政府、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为目标要求,以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促进城乡统筹融合发展为基本原则,逐步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具体而言,一是推进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二是完善以服务为导向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三是加强乡镇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四是建立群众广泛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五是探索多元主体协同的服务供给模式。
周新年[4]（2018）在《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的地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概念18世纪才产生,来自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强调下层社会积极限制上层的国家权力的过程,社会精英、市场原则、公共舆论起关键的作用[1]。黑格尔认为中国由“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缺乏一种对峙”[2],乃至于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3]。这其实都是基于公民社会的视角。但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认为公民社会只是一个理论“模式”,并非在西方真正出现过[4]。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及近现代的国家,其社会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基于法的关系的普遍一致性,而在于自然和传统关系的地方性。本论文地方社会强调的是在国家的权力下,通过横向联系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过程。顺德作为一个地处珠江三角洲中心（新老三角洲的结合部）、因境内发生惊动明王朝的“黄萧养起义”而在明中期设立的县级地域,经历了近600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顺德的地域社会先后创造了历史性的变革:在明清时期,同西、北江三角洲自然环境变迁（主要是洪水与沙田的淤涨）的适应、改造和利用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性的农业生产模式——桑基鱼塘等基塘农业;在晚清,因中法战争而组织的顺德地方团练发展成为领导广东省团练的领导机构;在清末,又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发地域;1970年代末开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率先成为乡村工业化和“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典型地域。顺德的地方社会中是否存在一种内生的地域社会力量在起作用?本论文对顺德地方社会的历史考察,通过顺德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形成来尝试作出回答。论文分析了顺德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中的几类关键性的要素:堤围等水利设施、宗族、乡村墟市、社与村庙的民间信仰等地方社会要素;以及明清的里甲与保甲、清末与民国的地方自治、建国后的乡村集体化、改革开放后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帝制时期和近现代国家的制度要素;明清时期的基塘农业、乡村手工业、原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等经济要素。通过这些地方社会及国家层面关键制度要素的互动,总结出顺德乡村社会水利、墟市、信仰、产业等集体空间及其内部的权力（支配）、资源（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机制,以及地方习惯、地方文化的地域特征和乡村公共品的供应机制,并进一步尝试构建社会空间的分析框架——以集体空间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空间与国家政治空间的尺度互动。通过此分析框架,来检讨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顺德（政府的和乡村的）空间行为的得失。论文的结构共分九章:第一章,分析研究的背景,提出研究的问题,确定研究的对象、范围,界定关键概念,运用的研究方法,简述论文的结构。第二章,通过梳理社会空间基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范式及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及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研究领域的理论衔接。第三章,重点对顺德地域自然环境变化进行历史分析,围绕以堤围、闸窦、沙田围筑等水利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机制,总结自明至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历史谱系:村庄的简易村围——防护田土的挡水堤——合围的堤围——跨村的联围、闸窦、排涝等综合水利系统——地域性大联围,并分析在乡村地域社会内部的水利组织形成过程中,集体空间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与协作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的深刻影响。人与自然的互动推进了水利社区的形成,并对顺德社会空间的演变形成空间的反作用机制（由非精确的自然领地边界向清晰的产权边界转化）。水利集体空间中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的形成过程表征了水利公共产品与水利地域社会规则形成的过程。第四、五章,通过分析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过程,分析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的历史特征。重点分析:不同神灵的地域分布反映了乡村社会内部和外部自然环境特征;通过里社制度、宗族制度对村庙的影响,考察国家礼制、宗族组织对民间信仰的双向互动关系;对乡村聚落社、村庙、不同类型祭祀圈和信仰活动圈的考察,得出顺德的社会空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民间信仰通过神灵的设立和祭祀仪式等实现乡村社会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在整合地域内的不同社群、应对水灾和匪患、促进聚落共同体及跨村联盟的形成、影响墟市的演化及地域精神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统乡村社会里,神的存在就是树立了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charisma）,是建构乡村社会秩序及社会空间的权威之隐喻。民间信仰是顺德地方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所有社会活动的纽带。第六章,重点考察乡村“市”和周期性“墟”形成的历史过程,分析影响“墟”与“市”的转化因素。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墟市的管理机制,墟市与水网、宗族、村庙的关系,以及原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对促进墟市性质改变的综合分析,总结乡村墟市所构成的市场交易空间的历史演变。顺德乡村墟市市场圈的形成,推动乡村以人际社会交往为主向跨村落的地域经济交往活动的转化。墟市集体空间的出现,从满足日常生活的服务演变到促进乡村地域经济的分工。明清顺德乡村“墟”与“市”角色的转化,先后经历了“早晚市和日墟——周期性旬墟和固定市——专业性墟和专业性市——商业性市和周期性墟”的历史谱系,实际代表了乡村地方社会经济交往活动中消费和生产的主导地位的变化。论文通过对顺德乡村墟市进行分类、发展演变及墟市竞争与冲突的历史考察,分析乡村墟市演化过程中权力、资源积累与集中机制的变化,认为乡村墟市的不断升级与墟市封建性不断减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专业性墟市向近代市镇的演化,权力集中机制是必要条件,由此产生墟市资源的集中机制共同主导了顺德墟市的市镇化过程。第七章,重点考察不同历史时段关键性制度对乡村地方社会的影响,及乡村地方社会如何主动适应和建构集体空间的机制。即从国家在场的视角,考察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得出:（1）明朝里甲制重点以黄册的人户为管理对象,促进了乡村聚落认同的形成;清朝图甲制以土地管理为主,促进了乡村社会内部自我管理机制的形成和走向成熟。（2）通过对明清的卫所、巡检司、保甲、乡约、公约等国家在地方的军事或安全控制体系、村落自我防卫体系的考察,探求跨自然村地域社会的形成路径。（3）清末至民国的地方自治,第一次将乡村社会从韦伯所说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或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引向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乡村社会由地方习俗推动的自组织向被制度所建构转化。（4）建国后,经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后政策的不断调整,顺德的社会空间经历了制度性的变革:土地改革时期,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乡村社会通过农会和区代表大会确立了县下的区和乡准行政机构,乡村第一次被行政化;农业合作化时期,高级社使乡村第一次进行集体大生产和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人民公社时期,先后经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转变,乡村地域社会的内部组织单元,最终被生产队生产组织所重组;改革开放后,乡村经过短暂的自治后,通过“再集体化”再次被纳入行政的管控之下,农村股份合作社及村委会最终在管理区层次上的成立使乡村通过“再集体化”转化为经济性为主的自治组织,乡村社会再次面临整合。制度化的空间区划对乡村社会空间是刚性的规束和重组,但乡村社会内部在政社分离后,其地域的自组织性再度起到关键作用。如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村庙重建高潮、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设立、宗族活动的重新加强等等,社会空间再次逐步获得自主性。第八章,重点考察了顺德基塘农业促进的农业商品化、手工业与原工业化、社队企业与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化的过程,认为顺德地方社会的集体空间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原工业化及工业化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最终经历漫长的时段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主要内容包括:1、顺德基塘农业的出现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洪水危害增加）、应对洪水威胁而采取的水利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明中期开始蚕丝国际贸易的拉动下,最终促使顺德乡村手工业进入原工业化过程;2、清末引进机器缫丝业,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乡村社会的冲突,改变了地域社会的诸多因素,引起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乡村墟市的专业化、工商业资本的出现等,从原工业化走上近代工业化;3、建国后,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原有的民族工业和手工业分别纳入到国家工业体系和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体系。顺德的基塘经济作物体系为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的发展准备了与以粮食作物为主地域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社队企业得到较好发展,进而为顺德在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准备了坚实基础;3、1992年顺德推进产权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策略,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获得新的机遇,但也同时留下了产业层次不高和土地粗放利用的后果。顺德乡村集体组织在改革的初期积极投资乡镇企业,为农村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产权体制改革后,逐步演变成为集体资产的管理平台,乡村集体失去经济的活力。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在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分化——一部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成为改革的“赢家”,而一部分成为“输家”,其实质就是集体组织“再集体化”过程的差异。总结改革开放后,顺德不同乡村工业化的差异,得出集体组织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集体组织强的,工业化的进程更为顺利;而弱的乡村,基本维持农业生产的局面。从一个层面来看,就是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的差异,决定了乡村工业化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其发展的路径。第九章,通过对前几章的内容进行总结,进一步阐释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并由此总结顺德改革开放后空间政策的得失,提出乡村社会空间发展的建议。
王刚刚[5]（2017）在《R&D补贴信号融资机制研究》文中认为R&D补贴政策设计初衷是通过降低企业的R&D投资风险预期、提升企业创新动力而激励企业对R&D活动更多的投入,解决R&D投入私人水平低于社会最优水平的市场失灵,这也是目前R&D补贴政策理论设计的主流理论基础。但随着现代金融体系的迅速发展以及越来越多企业依靠外部融资进行R&D活动投资,企业在进行R&D活动融资时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融资障碍,在企业R&D活动融资不足背景下,传统R&D补贴政策设计的理论就无法充分解释R&D补贴对企业潜在的激励效应。基于此,本文认为,在融资不足背景下,R&D补贴对企业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R&D补贴对企业的融资效应上,R&D补贴对企业产生外部融资作用具有“双重渠道”:技术认证和监管认证,并且R&D补贴对企业R&D投入潜在的激励效应更多是来自于基于信号融资机制的“非主动性”外部融资激励机制。R&D补贴的外部融资效应的产生基于市场投资者对R&D补贴潜在的双重政府信用的认可。在企业申请政府R&D补贴以及到最终决定是否获得补贴的过程中,政府与市场投资者在面临企业R&D信息披露不足时,决策存在很大不同,市场投资者会着重从私人收益最大化角度考虑,而政府则主要从R&D补贴的社会收益角度考虑,政府在面临企业R&D信息披露不足时会组织专家对企业R&D项目进行评估,专家可以帮助政府对优质R&D项目进行相对准确的识别。因此,企业申请政府R&D补贴以及到最终获得补贴的过程,相当于被专家评估并被严格进行技术筛选,获得R&D补贴就相当于向市场投资者传递一个政府信用认证信号:该企业R&D项目是优质的或企业研发能力是值得信任的。其次,获得政府R&D补贴意味着企业会受到政府部门的监管,企业被认为会迫于监管压力将会高质量完成R&D项目,这也会传递给市场投资者利于企业信用的信号。在政府的技术认证和监管认证双重信用认证下,市场投资者给予企业更多的信用融资,政府R&D补贴的外部融资效应被定义为“认证效应”（Certification Effect）。在这样隐性的信用认证过程中,“搭便车者”转变为市场投资者:市场投资者不必承担组织专家对R&D项目进行评估的成本,却可以共享关于企业R&D项目的技术信息,政府实际上充当了一个技术评估的角色。基于上述R&D补贴政府信用对市场投资者的信号引导理论机制,第一,本文对R&D补贴政策外部融资效应及其激励机制进行了理论模型构建,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通过收集中国1831家开展R&D活动上市公司2007年-2014年的R&D补贴数据,基于PSM匹配解决样本选择偏差和政府“优胜劣汰”偏差的优势,对R&D补贴外部融资效应的信号融资机制进行了识别和考察:从中国的样本,基于一维和二维先验分类的“准自然试验”的实证设计很好地识别了R&D补贴对企业的外部融资效应是通过信号融资机制,该信号融资机制的识别和证实对于R&D补贴的外部融资信号融资机制研究是一个创新性的研究贡献。第二,在R&D补贴政策信号机制的研究基础之上,本文进一步深入考察了作为提供技术认证信号的R&D补贴政策与传统的政治关联信号之间的关系,考察了对于企业和市场投资者来说,哪类政府信号对于投资者来说更重要。对两类政府信号之间关系的考察不仅拓展了对政治关联与企业融资关系的研究领域,而且对于政府进一步探索国有企业改革和促进国有企业创新提供了新的政策思路和切入点。第三,在R&D补贴政策信号传递机制的基础之上,本文提出了R&D补贴激励企业R&D投入的“非主动性”外部融资激励机制。该外部激励机制很好解释了企业在融资不足背景下R&D补贴的额外激励效应,证实了融资不足背景下,R&D补贴对企业R&D具有的额外激励效应是基于R&D补贴政策信号机制获得额外的融资,即“非主动性”的外部融资激励机制来实现的,从理论构建和经验数据上进一步完善了R&D补贴整体激励的传导机制。本文对R&D补贴政策的外部融资信号机制的识别、R&D补贴信号与政治关联信号两类政府信号的考察不仅发现了金融市场上来自政府信用的新的信号,并对于其信号作用机制进行了充分的理论和经验数据论证,验证了其与传统的来自于政府的另一类信用信号—政治关联信号之间的关系,而且“非主动性”外部融资激励机制的提出弥补了以往单一内部激励机制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普遍确立、金融改革进行背景和信息公开披露不足情形下对现实中R&D补贴政策额外激励效应解释的不足,从R&D补贴政策设计初衷之外的“非主动”、外部激励视角进一步论证了R&D补贴政策对企业R&D活动的重要性,对于中国在R&D资源配置实现资金、制度、信息新供给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参考价值。
张仁开[6]（2016）在《上海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研究 ——基于要素·关系·功能的三维视阈》文中研究说明创新生态系统是以生态学的理念来考察创新系统而形成的概念体系,本质上是“创新系统”的“生态学隐喻”；它的提出和兴起,既是创新模式演进的规律使然,也是全球创新实践的共同选择。近年来,学术界和实践界掀起了对“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热潮和持续关注,但从“演化”的视角来审视区域或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还是一个亟待开发的学术领域。基于此,本文尝试从生物进化视角揭示创新生态系统的特征、要素、结构、功能及其演化的一般模式和动力机制；参照演化经济地理学和关系经济地理学的分析逻辑,构建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要素E-关系R-功能F三维模型（ERF模型）,并以上海城市创新生态系统为例,从构成要素（创新物种）、网络联系（创新网络）、系统功能（创新功能）等三个层面,探讨其演化发展的具体路径和模式；同时,设计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系统演化成熟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其演化状况进行综合测度；最后,从政府公共治理的视角提出推动上海创新生态系统良性演化发展的基本思路。全文主要内容如下：首先,从创新生态系统提出的背景及国内外研究现状出发,梳理阐释了生态系统、演化经济地理学、自组织理论以及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基本概念、主要观点、发展脉络及其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比分析创新系统和创新生态系统,详细论述了创新生态系统的基本内涵、构成要素、结构模型及其主要功能。创新生态系统是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创新主体（群落）与创新环境之间通过复杂的知识、技术、文化关系相互作用、相互依存而形成的一个具有一定大小和特定结构的功能复合体,是一个开放的复杂适应系统。创新生态系统具有知识生产、知识应用、知识扩散、发展驱动和文化引领等功能,一般由知识生产群落（大学和科研院所等创新机构,也包括一些具有知识生产功能的企业研究机构）、知识应用群落（主要是各类企业）、知识扩散群落（主要是指各类服务机构和组织）和创新环境要素（经济、政策、社会文化、自然环境等）构成。第二,基于“演化”的基本要义,分析梳理了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基本规律。作为一个典型的复杂适应系统,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具有不可逆性、协同性、路径依赖性和阶段性等特征,一般可分为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以及衰退期或再生期等几个阶段。演化过程和路径通常受到不同因素和多种动力的共同作用。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影响因素包括6类：一是创新组织（大学、高校、科研院所及中介服务机构等）自身进化因素,二是科技进步因素,三是经济社会因素,四是创新政策及体制因素,五是创新文化环境因素,六是自然生态环境因素。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动力机制包括：一是技术拉动,即科学技术进步对创新主体发展及整个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拉动；二是市场推动,即创新产品或创新需求所带来的市场发展变化,从而推动创新主体及整个创新生态系统在不断适应市场变化中发展演化；三是政策促动,在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发展中,政府的创新管理体制、激励机制和扶持政策起着非常重要甚至关键性的作用；四是环境扰动,即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发展往往受到其所在区域社会、经济、文化以及自然生态环境的干扰和影响。第三,参照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理论逻辑,分析建构了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ERF模型。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演化分析可从微观的组织、中观的网络和宏观的系统三个维度展开。据此,文章建构了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集“微观要素E（Element）"-“中观关系R（Relation）"-“宏观功能F（Function）"于一体的3D模型（ERF模型）：在微观层面或要素（Element）维度,主要表现为创新组织（创新物种）等构成要素的进化,多样性和优势种是其演化的双重逻辑；在中观层面或关系（Relation）维度,主要表现为创新要素（创新组织）所形成的结构关系即系统内部创新网络的变动,地方化和全球化是其演化的两个向度；在宏观层面或功能（Function）维度,主要表现为整个创新生态系统功能的不断发展,集聚和扩散是其演化的两大机制。基于ERF模型,设计了创新生态系统演化成熟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由“创新要素（物种）演化指数”、“创新关系（网络）演化指数”、“创新功能演化指数”等3个一级指标、8个二级指标和21个具体指标构成。第四,运用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ERF模型,对上海城市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路径、模式和成熟度进行了实证研究。总体而言,上海创新生态系统处于高阶演化状态,呈现五大演化特征：一是创新物种多样与优势物种缺乏并存,二是政府强势主导与普惠政策不足并存,三是创新开放度较高与自主创新不足并存,四是环境包容性不够与生态错位乱象并存,五是创新资源丰富与支撑发展不够并存。从创新物种演化看,科研院所、高校和科技型企业在市场转型中的适应能力逐步增强,但也打上了政府强势干预的“烙印”；从创新关系演化看,创新生态系统的内部网络和外部联系逐步增强,地方化和全球化在博弈中逐步均衡,集聚和利用全球创新资源的能力得以提升；从创新功能演化看,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现象依然突出,科技成果转化和研发产业是促进科技与经济融合的重要突破口。最后,从政府公共治理的视角,研究提出了促进上海城市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发展的基本思路。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发展虽有其自身的规律和路径,但政府作为创新生态系统中最能动的参与主体,可以对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进行调控,从而使其朝着更加良性的方向发展。上海应培育与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相适应的创新生态系统,要注重培育创新优势种、提升创新包容度、延伸创新食物链。
徐微[7]（2015）在《浙江省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发展农村小额贷款公司是我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的重要战略步骤。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在扶贫、规范民间借贷、缓解三农和中小微型企业融资困难和调整农村金融市场结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截止到2014年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8791家,贷款余额9420.38亿元,浙江省农村小额贷款公司数量达到340家,从业人员共4127人,实收资本708.99亿元,贷款余额910.61亿元。然而,法律身份缺失、融资渠道受限、税负压力大、收入来源少、内部管理不善、从业人员能力差、转制条件苛刻、外部宏观经济环境影响、监管虚伪、互联网融资模式的冲击等不利因素制约着小额贷款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本文围绕浙江省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为中心,通过深入研究发现了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和制约其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并结合浙江省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全文共七个部分,第一章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还有本文的创新和不足；第二章是有关小额贷款的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第三章介绍了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的有关概念和理论基础；第四章分析了我国和浙江省小额公司的发展概况、特征和问题；第五章结合SWOT分析方法,指出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包含了有利因素和制约因素；第六章根据制约因素提出了促进其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第七章概括了主要结论并提出了小贷公司的研究展望。
龚传洲[8]（2012）在《科技创新的投融资支持研究 ——基于风险分担的视角》文中认为科技创新是一个科学技术商业化的过程,强调科学和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以获取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研究强调科学知识和科学发现与经济的直接结合,与技术应用相互渗透,日益融合,已成为科技竞争的焦点。科技创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更是当今时代主题。面对全球科技创新浪潮,1995年,我国首次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2006年,我国正式提出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2011年,我国又指出,“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是中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选择”。显然,研究科技创新过程,揭示科技创新内在规律,设法解决创新的投融资难题,已经成为当前我国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完整的科技创新过程包含知识创新阶段、技术创新阶段和创新扩散阶段。知识创新重在科学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新理论和新方法；技术创新重在科技成果的生产应用,以将科技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创新扩散重在产业的技术进步与升级,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壮大。科技创新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其自身的发展在于科技发展推力与市场需求拉力的有效结合,是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科技创新的关键在于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衔接,因而企业不仅要采用新技术,更要加强与大学和科研院所的联合研发,成为孵化高新技术的投资主体。对科技创新的风险收益分析表明,创新过程中会出现风险与收益的背离,创新者需要向社会进行大量融资。由于科技创新项目面临技术风险、市场风险、管理风险等多种风险,社会资金对创新融资的支持十分谨慎,这使得创新融资风险十分突出,投资收益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实际上,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遵循风险收益规律的要求,使得各种社会机构和个人通过资金纽带,为创新者分散和降低投融资风险,提高创新成功率,以形成一种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机制。对于具体的创新者而言,其风险承担能力是有限的。倘若社会能替创新者分担风险,则无疑提高其承受能力,使其可以投资原先所无法承受的风险项目,或者增加创新项目,从而提升整个社会创新能力。为此,需要构建全社会对科技创新投融资风险的分担体系,并形成“官、产、学、研、金”一体化的运行机制。其中,政府的财政科技投入包括直接的财政资金投入支持和间接的税收优惠、政府采购等财政激励措施,其风险分担效应在于通过承担知识创新阶段投入的高风险,不断降低科技创新项目的风险,从而将创新活动推进到市场机制能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内,引导和鼓励更多社会资本投资科技项目。金融系统具有风险配置的功能,能满足不同投资者投资创新项目时对流动性和收益率的不同要求。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管理风险来获取收益,具有风险的跨期配置功能,不仅可以为创新融资提供关系型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政策性贷款以及开展金融租赁等服务,而且还可以利用债权治理机制改善创新管理,提高创新成功率。资本市场拥有信息揭示和量化评估优势,能提供多种投融资工具,具有风险的横向配置功能,股权治理机制也有利于对科研人员和管理者人力资本的激励和约束,促进创新成功。创新者根据自身的融资需求特点,可去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风险投资市场获取资金支持,并分散投融资风险。对中国科技创新投融资支持体系的考察一方面通过回顾历史,总结了中国社会所实施的政策措施,肯定了其巨大的激励支持作用；另一方面,通过现状分析,又指出了当前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分析表明,科技创新需要长期持续的资金投入支持,金融机构的中长期贷款和政府的财政科技拨款对中国科技创新的支持作用巨大,而证券市场的支持作用则十分微弱。这说明,现阶段中国科技创新的资金供给还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银行信贷资金,银行系统的科技贷款产品创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证券市场围绕科技创新的投融资工具创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大力发展证券市场以分散创新投融资的高风险。基于前文的问题分析和计量模型结果,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一是加强政府对科技创新的领导规划职能,构建激励科技创新的法规制度环境；二是增加财政科技投入总量,优化财政科技投入结构,完善和落实科技创新的财税支持政策：三是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鼓励银行金融服务创新,促进中小金融机构发展；四是大力建设场外交易市场,探索债券融资新的形式,积极支持风险投资市场创新。
高兴野[9]（2011）在《吉林省小企业生成发展机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小企业是大中型企业的萌芽和发展历程中的必经阶段,小企业生成和初发展阶段所积累的知识和学习、管理能力对企业今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小企业的内生机理,不仅能够使我们在理论上更加系统完整地认识企业发展历程和企业的本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使我们能够透过企业的发展,抓住区域及宏观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为制定各项经济政策和法规提供有力的支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动力-能力”二元机制的细致分析,指出小企业内生过程是动力机制和能力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动力-能力”是小企业生成的核心因素,也是伴随小企业发展的主导因素。两者的互补和缺失,都将直接影响小企业生成的成败。外部环境因素依据其对小企业作用的强度和性质,可以对小企业生成产生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但这些作用的产生也要通过“动力-能力”二元机制来实现。小企业在萌芽阶段就与外部环境建立了多种形式的联系,这些联系的性质和强度决定了小企业生成后的生存状态。某些良性联系为小企业今后走向集群化发展道路打下了基础。本文提出了“小企业生成边界”的概念,是“企业边界”概念的延伸应用,这一概念的应用,为界定小企业生成,统计小企业生成成功率提供了可靠的理论工具。本文立足于将小企业作为经济生态系统中的生命体来进行研究,小企业同样遵循自然生命体的生命周期规律,而小企业生命周期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区域经济发展周期的影响。小企业的生成阶段是小企业生命周期的重要组成部分,小企业生成阶段形成的诸多特质将构成小企业的特色并伴随小企业发展的全过程。小企业的初发展阶段是小企业寻求生存模式、实现稳定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一阶段,“动力-能力”二元机制仍然发挥核心作用。“动力”在校企业发展过程中突出表现在生存安全压力、市场利益引力和科技进步推力三个方面。“能力”则突出表现在资源整合能力和团队学习能力两个方面。生成后的小企业如同新生婴儿一样不断汲取外界养分,积累生存经验并不断发展壮大。由于小企业个体规模较小,抗衡外界环境变化的能力很差。为了保证自身生存和持续发展,小企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彼此间的经营联系起来,并在地理空间上汇集到一起,出现了小企业集聚现象,并通过个体间的不断磨合适应,形成了基于经营合作的产业集群,使各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小企业在发展中开始呈现出逐渐衰退的迹象,作为类生命体,小企业也有一个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本文提出来衰变因子的概念,试图利用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方法,在小企业内部找出核心因素。通过研究发现,小企业的衰退仍然是“动力——能力”机制作用的结果,即动力逐渐消失,能力逐渐退化。
彭志军[10]（2011）在《我国农村信用社流程再造研究 ——基于资源与能力理论的视角》文中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银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银行再造运动,其核心是银行流程再造。如何通过流程再造战略,于变革中求得生存,在国际化标准前提条件下继续保持其盈利性和本土化竞争优势,是当前我国银行战略管理中亟待探索的现实课题。鉴于国内商业银行的流程再造已取得一定成效,本文选取发展欠成熟的农村信用社作为研究主体,基于企业资源与能力的视角,从战略管理高度,来研究银行流程再造。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微观银行再造框架,主体为流程再造,再辅之以适应性的组织结构再造以及与之相关的客户关系管理；并针对广州农村信用社的流程再造进行了案例分析。本研究的逻辑框架是：首先,通过导论介绍研究背景和意义,归纳论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根据国内外文献综述,分析该课题研究的现状及局限性,作为本研究的出发点。其次,阐述银行流程再造的理论基础,主体理论为企业资源与能力理论,将其贯穿于整个论述体系中。再次,提出银行流程再造的基本要素,并进行可行性研究。随后,探讨了农村信用社流程再造的实施,旨在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和农村信用社特点的流程再造理论和经营范式。在此基础上的案例研究,佐证了相关理论在再造实践中的指导作用,并为其他农村信用社的再造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最后,得出研究结论、局限性和后续研究展望。根据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创新。1、流程再造是基于资源整合—能力跃迁—绩效提升过程的动态变革。本文以企业资源与能力理论作为视角和理论基础,并结合其他相关理论深入分析银行流程再造的理论渊源和基本逻辑,以及流程再造在充分发掘和整合银行资源,提升核心竞争力,形成动态、可持续竞争优势方面的积极作用。流程再造的深度和广度体现在银行行为方式、组织结构、管理理念变革的有效性与彻底性,以及最终绩效变化的显着性。但其成败在本质上依赖于银行可供支配的资源、能力的大小以及整合的效果。2、从战略管理高度首次系统地对农村信用社的流程再造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分析。国内外银行再造理论的研究通常是针对整个银行体系,但对不同类型银行再造模式的选择这方面的研究很少涉及。笔者试图突破这一薄弱环节,结合银行战略管理理论和其他相关理论,对农村信用社流程再造的理念、内容、方式、基本要素、技术手段和发展路径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为针对不同类型银行系统性的流程再造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借鉴。3、提出了我国农村信用社符合实际的组织结构模式和流程再造思路。再造后的农村信用社组织结构应是多种模式的有机结合,即“大总部、小分支”模式同简化的事业部制相结合,再根据业务发展需要辅之以专门的项目小组。同时指出,基于我国农村信用社尚处于改革发展的初级阶段,流程再造不能一蹴而就,必须是彻底变革同持续性、渐进性变革战略相结合的理性模式。
二、谈工业企业财会转制后信贷管理的适应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谈工业企业财会转制后信贷管理的适应性（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
| 1.1.2 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重新审视 |
| 1.1.3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诉求 |
| 1.2 问题提出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4 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主要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体育产业 |
| 2.1.2 高质量发展 |
| 2.1.3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
| 2.1.4 金融支持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 |
| 2.2.2 新兴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 |
| 2.2.3 体育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 |
| 2.2.4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与金融支持的关系认识 |
| 2.2.5 文献述评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
| 2.3.2 产业结构理论 |
| 2.3.3 产业融合理论 |
| 2.3.4 Schumpeter金融促进理论 |
| 2.3.5 金融结构理论 |
| 2.3.6 金融深化、金融约束与金融内生理论 |
| 2.3.7 系统理论与经济效率理论 |
| 第3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现状与不足 |
| 3.1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现状 |
| 3.1.1 政府金融支持现状 |
| 3.1.2 信贷市场支持现状 |
| 3.1.3 债券市场支持现状 |
| 3.1.4 股票市场支持现状 |
| 3.1.5 风险投资支持现状 |
| 3.1.6 其他金融市场支持现状 |
| 3.2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不足 |
| 3.2.1 金融支持制度体系亟待完善,金融支持政策工具尚需补充 |
| 3.2.2 金融市场结构失衡问题凸显,直接融资渠道建设存在不足 |
| 3.2.3 风险资本经典功能发生偏离,资本投入可持续性有所欠缺 |
| 3.2.4 新兴金融工具利用不尽充分,体育金融复合人才供给不足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特征与机理 |
| 4.1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需求特征 |
| 4.1.1 “支柱地位”与扩张趋势: 亟需政策引导的规模化金融支持 |
| 4.1.2 丰富业态与结构演进: 亟需层次多元的系统化金融支持 |
| 4.1.3 投资风险与不确定性: 亟需风险偏好的针对性金融支持 |
| 4.1.4 消费升级与供需优化: 亟需科技赋能的普惠性金融支持 |
| 4.2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机理 |
| 4.2.1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功能组成 |
| 4.2.2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宏观金融支持效应分析——基于耦合协调视角 |
| 5.1 研究方案设计 |
| 5.2 研究方法选择 |
| 5.2.1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复杂系统特征 |
| 5.2.2 耦合的应用 |
| 5.3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制 |
| 5.3.1 耦合机制的内涵 |
| 5.3.2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理 |
| 5.3.3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制 |
| 5.4 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 |
| 5.4.1 耦合测度模型 |
| 5.4.2 灰色关联模型 |
| 5.4.3 序参量体系与数据选取 |
| 5.4.4 熵值赋权处理 |
| 5.5 耦合协调效应分析 |
| 5.5.1 系统发展水平分析 |
| 5.5.2 耦合关联与耦合协调效应分析 |
| 5.5.3 基于剪刀差的进一步讨论 |
| 5.6 耦合协调效应的影响因素 |
| 5.6.1 影响因素识别 |
| 5.6.2 变量选取 |
| 5.6.3 影响因素分析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微观金融支持效率评价——以上市公司为例 |
| 6.1 研究方案设计 |
| 6.2 研究方法选择 |
| 6.2.1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投入产出特征 |
| 6.2.2 方法思路与适用性 |
| 6.3 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 |
| 6.3.1 模型构建 |
| 6.3.2 样本选取 |
| 6.3.3 指标测算与数据处理 |
| 6.4 静态效率矩阵分析 |
| 6.4.1 综合金融效率分析 |
| 6.4.2 股权静态效率分析 |
| 6.4.3 债权静态效率分析 |
| 6.5 动态效率演变分析 |
| 6.5.1 金融效率的动态演变 |
| 6.5.2 股权效率的动态演变 |
| 6.5.3 债权效率的动态演变 |
| 6.6 效率收敛性分析 |
| 6.6.1 金融效率的收敛性分析 |
| 6.6.2 股权效率的收敛性分析 |
| 6.6.3 债权效率的收敛性分析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系统建模与仿真 |
| 7.1 研究方案设计 |
| 7.2 研究方法选择 |
| 7.2.1 系统动力学原理 |
| 7.2.2 系统动力学组成模块—基于Vensim实现 |
| 7.2.3 系统动力学特点及适用性 |
| 7.3 建模准备 |
| 7.3.1 模型构建原则 |
| 7.3.2 系统边界确定 |
| 7.3.3 模型基本假设 |
| 7.4 模型与变量关系构建 |
| 7.4.1 子系统组成及因果关系 |
| 7.4.2 总系统组成及因果关系 |
| 7.4.3 系统流图设计及主要变量 |
| 7.4.4 变量函数关系确定 |
| 7.5 模型检验 |
| 7.5.1 外观检验 |
| 7.5.2 运行检验 |
| 7.5.3 稳定性检验 |
| 7.5.4 历史检验 |
| 7.5.5 灵敏度检验 |
| 7.6 策略仿真分析 |
| 7.6.1 基础仿真结果 |
| 7.6.2 市场金融策略仿真 |
| 7.6.3 政府金融干预仿真 |
| 7.6.4 金融风险情景仿真 |
| 7.7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8.3 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附件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的目标和内容 |
| 1.2.1 论文的研究目标 |
| 1.2.2 论文的研究内容 |
|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难点和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1 难点 |
| 1.4.2 论文可能的创新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 |
| 2.1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全口径宏观税负 |
| 2.1.1 全口径宏观税负的概念界定与测度 |
| 2.1.2 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与实证检验 |
| 2.1.3 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研究 |
| 2.2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
| 2.2.1 经济增长视角下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历程 |
| 2.2.2 财政分权理论的新发展与现实困境——部分财政分权 |
| 2.2.3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
| 2.3 财政分权、政府间竞争与政府支出结构 |
| 2.3.1 财政分权体制下的要素流动与政府间竞争 |
| 2.3.2 政府间竞争与财政支出结构之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支出 |
| 2.3.3 政府间竞争与政府规模 |
| 2.4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 |
| 2.4.1 政府间事权划分的理论基础和原则 |
| 2.4.2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国际案例 |
| 2.4.3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中国案例 |
| 2.5 简要评述 |
| 第三章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的国际比较 |
| 3.1 联邦制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案例分析 |
| 3.1.1 联邦制发达国家的划分模式——以美国为例 |
| 3.1.2 联邦制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模式——以俄罗斯为例 |
| 3.2 单一制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案例分析 |
| 3.2.1 单一制发达国家的划分模式——以英国为例 |
| 3.2.2 单一制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模式——以蒙古为例 |
| 3.3 各国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比较分析 |
| 3.3.1 美、俄、英、蒙四国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比较分析 |
| 3.3.2 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比较的拓展——基于81个国家的数据 |
| 3.4 启示与借鉴 |
| 3.4.1 划清政府、市场边界的启示与借鉴 |
| 3.4.2 优化中央、地方财政支出比例的启示与借鉴 |
| 3.4.3 划分中央、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启示与借鉴 |
| 3.4.4 健全央、地两级财政法制体系的启示与借鉴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历史变迁、现状和比较 |
| 4.1 新中国成立以来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变迁 |
| 4.1.1 计划经济体制下集权与分权的动荡变化时期(1950-1980年) |
| 4.1.2 改革开放背景下财政分权体系探索和建设时期(1980-2013 年) |
| 4.1.3 财政体制现代化改革时期(2014年至今) |
| 4.2 分税制改革后央、地间财政关系的总体现状——财政困境和思考 |
| 4.2.1 财政现状之央、地间财政失衡的困境及其思考 |
| 4.2.2 财政现状之转移支付体系不完善与地方财政缺口的困境及其思考 |
| 4.2.3 财政现状之土地财政和地方债务困境及其思考 |
| 4.2.4 财政现状之宏观税负畸高的困境及其思考 |
| 4.3 各领域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与比较 |
| 4.3.1 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5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现状、比较的总结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可持续发展与央、地财政支出结构研究 |
| 5.1 可持续发展与央、地财政支出结构的理论分析 |
| 5.1.1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界定 |
| 5.1.2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基于Barro模型的理论分析 |
| 5.1.3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结构的理论分析 |
| 5.2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构建与测度 |
| 5.2.1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构建 |
| 5.2.2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指标权重计算——基于改进后的熵值法 |
| 5.2.3 世界81个国家可持续发展指数的测度及排序 |
| 5.2.4 可持续发展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的排序比较 |
| 5.3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
| 5.3.1 模型构建、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
| 5.3.2 基准回归结果 |
| 5.3.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内生性检验 |
| 5.3.4 稳健性检验——财政支出分权与人类发展指数 |
| 5.3.5 进一步讨论——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三维讨论 |
| 5.3.6 基于Lind-Mehlum方法的最优央、地财政支出比例估计 |
| 5.4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结构——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
| 5.4.1 模型构建、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
| 5.4.2 基准回归结果 |
| 5.4.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内生性检验 |
| 5.4.4 稳健性检验——财政支出结构与人类发展指数 |
| 5.4.5 实证研究的结论与启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 |
| 6.1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理论、原则和思路 |
| 6.1.1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理论基础 |
| 6.1.2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原则 |
| 6.1.3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思路 |
| 6.2 借鉴国际经验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 |
| 6.2.1 一般公共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5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央、地间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 |
| 6.3 重构之后的央、地间财政事权配置及其支出规模测算 |
| 6.3.1 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事权配置及其支出规模测算 |
| 6.3.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的央、地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 6.3.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 6.3.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 6.3.5 重构之后的央、地两级财政支出总规模测算及重构方案的优势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国际比较的研究结论 |
| 7.1.2 历史、现状和比较的研究结论 |
| 7.1.3 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政策启示 |
| 7.2.2 具体的对策建议和方案 |
| 第八章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8.1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8.2 今后的努力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件:Lind-Mehlum方法的Stata编程代码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1 作者简历 |
| 2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3 参与的科研项目及获奖情况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基本理论分析 |
| 一、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乡镇政府、政府能力与公共服务 |
| (二)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与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 |
| (三)乡村振兴战略 |
| 二、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市场失灵理论和政府失灵理论 |
| (二)公共产品提供和生产分离理论 |
| (三)服务型政府理论 |
| (四)治理和善治理论 |
| 三、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 |
| (一)是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 |
| (二)是推动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 |
| (三)是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由之路 |
| 第二章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 |
| 一、构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的依据 |
| (一)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内部结构 |
| (二)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外显结构 |
| 二、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形成的要素条件 |
| (一)体制性要素 |
| (二)制度性要素 |
| (三)主体性要素 |
| (四)策略性要素 |
| 三、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 |
| (一)基于结果的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构建 |
| (二)基于过程的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构建 |
| 第三章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存在的问题及归因 |
| 一、调查数据和资料的来源 |
| (一)问卷调查 |
| (二)访谈调查 |
| (三)实地调查 |
| 二、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发展现状的考察 |
| (一)对农民群体公共服务需求的考察 |
| (二)基于满意度的公共服务能力考察 |
| (三)基于供给过程的公共服务能力考察 |
| 三、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综合表现 |
| (一)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不足 |
| (二)服务供给内容的结构性失衡 |
| (三)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认知模糊 |
| (四)脱离农村基层社会实际需要 |
| (五)应对服务需求升级能力不足 |
| 四、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归因分析 |
| (一)乡镇政府发展定位不明确 |
| (二)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不匹配 |
| (三)人才管理制度机制不完善 |
| (四)政府绩效考评机制不合理 |
| (五)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不科学 |
| 第四章 国内外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改革实践与经验启示 |
| 一、国内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改革实践 |
| (一)“政务中心”:公共服务集约化改革 |
| (二)“以钱养事”: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 |
| (三)“民主恳谈”:公共服务民主化改革 |
| (四)“互联网+”:公共服务信息化改革 |
| 二、国外提升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改革实践 |
| (一)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 |
| (二)地方政府分权化改革 |
| (三)公共服务社会化改革 |
| 三、国内外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经验启示 |
| (一)优化乡镇政府的组织结构 |
| (二)促进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 |
| (三)合理划分政府间权责关系 |
| (四)积极培育服务类社会组织 |
| 第五章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对策探讨 |
| 一、乡村振兴战略对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目标要求 |
| (一)加快推进服务型乡镇政府建设 |
| (二)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三)满足农民群众多元利益诉求 |
| (四)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 |
| 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
| (一)以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为核心 |
| (二)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前提 |
| (三)以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为准则 |
| (四)以城乡统筹融合发展为宗旨 |
| 三、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策略 |
| (一)推进乡镇行政体制改革 |
| (二)完善公共财政管理体制 |
| (三)加强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
| (四)革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
| (五)探索多元服务供给模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校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域的设问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对象和范畴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的范畴 |
| 1.3 概念的界定 |
| 1.3.1 空间、场所与社会空间 |
| 1.3.2 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与集体空间 |
| 1.3.3 公有、共有与公共池塘资源 |
| 1.3.4 共同体与社区、社会与地方社会 |
| 1.3.5 权力 |
| 1.4 研究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
| 1.4.1 学术价值与理论价值 |
| 1.4.2 应用价值和实践价值 |
| 1.5 研究思路、方法 |
| 1.5.1 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
| 1.5.2 借鉴多学科理论研究地方社会 |
| 1.5.3 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
| 1.6 论文的框架 |
| 第二章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回顾 |
| 2.1.1 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 |
| 2.1.2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与时空思想 |
| 2.1.3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场域 |
| 2.1.4 福柯的空间理论 |
| 2.1.5 小结 |
| 2.2 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的相关理论范式 |
| 2.2.1 施坚雅的市场关系模式 |
| 2.2.2 弗里德曼的宗族关系模式 |
| 2.2.3 黄宗智的内卷化经济模式 |
| 2.2.4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式 |
| 2.2.5 小结 |
| 2.3 国内外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综述 |
| 2.3.1 历史人类学视角 |
| 2.3.2 水利视角的地域社会学、地域社会史、历史地理的相关研究 |
| 2.3.3 小结 |
| 2.4 尺度与集体空间分析框架 |
| 2.4.1 尺度及相关的概念 |
| 2.4.2 尺度的相关理论 |
| 2.4.3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自然环境变迁、水利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3.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 |
| 3.1.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变迁 |
| 3.1.2 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简史 |
| 3.1.3 小结 |
| 3.2 顺德水利设施建设简史 |
| 3.2.1 宋朝及之前以局部挡水堤建设为主阶段 |
| 3.2.2 明朝、清朝的堤围闸窦系统的建设阶段 |
| 3.2.3 民国时期的堤围小范围并围建设阶段 |
| 3.2.4 建国后跨区大联围综合水利建设阶段 |
| 3.2.5 小结 |
| 3.3 顺德沙田垦殖与聚落格局的形成 |
| 3.3.1 珠江河道口门发育与沙洲沉积 |
| 3.3.2 顺德河涌淤积成沙的地域分布 |
| 3.3.3 顺德沙田的围垦 |
| 3.3.4 顺德乡村聚落分布格局的演化 |
| 3.4 沙洲的自然特征与聚落的空间组合类型 |
| 3.4.1 岛洲型聚落 |
| 3.4.2 沙洲型聚落 |
| 3.4.3 新沙洲型聚落 |
| 3.4.4 小结 |
| 3.5 水利集体空间的冲突、协作机制与聚落社区的融合 |
| 3.5.1 水利集体空间冲突与协作过程中的国家与地方社会 |
| 3.5.2 水利集体空间重构过程中的政府、士绅与宗族 |
| 3.5.3 小结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信仰空间分布特征与乡村集体空间基础单元 |
| 4.1 民间信仰的概念 |
| 4.2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与四大水神信仰 |
| 4.2.1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 |
| 4.2.2 珠江三角洲四大水神信仰及其传播 |
| 4.3 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阶段 |
| 4.3.1 历代顺德民间信仰与儒释道的互动发展过程 |
| 4.3.2 明代“禁淫祀、毁淫祠”与民间信仰的正统化 |
| 4.4 顺德民间信仰空间地域分布特征 |
| 4.4.1 顺德民间信仰的基本情况 |
| 4.4.2 顺德民间信仰的空间分布 |
| 4.4.3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形成与时空演化 |
| 4.4.4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空间特征 |
| 4.4.5 移民带来的信仰与本地的融合——以康公信仰为例 |
| 4.4.6 小结 |
| 4.5 社公、土地公的信仰与乡村基础社会空间单元的形成 |
| 4.5.1 社公信仰的演化 |
| 4.5.2 关于社坛、社主、社公、土地公 |
| 4.5.3 顺德社的类型 |
| 4.5.4 以社公为单位形成的村域共同体——龙江沙田五社“菩萨巡街”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域信仰共同体与集体空间的边界认同 |
| 5.1 村庙、乡主庙与乡村聚落空间的融合 |
| 5.1.1 宗族与乡庙,血缘组织的衍生与信仰地缘组织的组合——以桑麻村为例 |
| 5.1.2 一庙多神信仰与村落的融合——以乐从镇的乡村为中心 |
| 5.1.3 从迁民到聚落,从社公到乡庙——均安镇南沙的个案分析 |
| 5.2 祭祀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信仰空间的形成 |
| 5.2.1 以宗族为单位的祭祀圈——以林头村为例 |
| 5.2.2 以祭祀组为单位的祭祀圈——以麦朗医灵庙为例 |
| 5.2.3 以水利堤围为单位的祭祀圈——以众涌安乐围内天后巡游为例 |
| 5.2.4 以一条河上下游地域形成的祭祀圈——以东头、南坑的观音巡游为例 |
| 5.3 信仰活动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体 |
| 5.3.1 以个人参加为主的观音开库信仰圈 |
| 5.3.2 以村庄祭祀联盟形成的祭祀活动圈——以均安帝王巡游为例 |
| 5.3.3 以龙舟队为单位参加的龙船点睛信仰活动圈 |
| 5.4 民间信仰的隐喻与乡村聚落空间的权力支配关系 |
| 5.4.1 体现宗族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2 基于风水观念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3 基于社群认同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5 本章小结 |
| 5.5.1 民间信仰与村庄外部边界 |
| 5.5.2 民间信仰与村庄内部认同 |
| 第六章 墟市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6.1 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明清墟市空间格局 |
| 6.1.1 珠江三角洲贸易的发展 |
| 6.1.2 明清珠江三角洲区域市场体系 |
| 6.1.3 明清区域贸易网络及变化 |
| 6.1.4 明清顺德墟市空间格局 |
| 6.2 墟市活动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流动网络 |
| 6.2.1 墟市圈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 |
| 6.2.2 墟市圈与地域乡村聚落结构分析 |
| 6.2.3 墟市对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影响 |
| 6.3 明清顺德墟市的类型 |
| 6.3.1 城郭型墟市 |
| 6.3.2 乡村传统墟市 |
| 6.3.3 专业性墟市——以陈村、容奇和桂洲墟市为例 |
| 6.3.4 小结 |
| 6.4 顺德墟市的演化 |
| 6.4.1 桥梁建设、内河航运与墟市空间的变迁 |
| 6.4.2 墟市功能性质的演化与墟市空间的迁移 |
| 6.5 墟市的权力支配与资源积累机制 |
| 6.5.1 墟市的权力支配机制 |
| 6.5.1.1 明清乡村墟市发展的社会制度环境 |
| 6.5.1.2 顺德乡村墟市权力积累机制 |
| 6.5.2 墟市资源的积累与竞争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制度性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7.1 顺德区划沿革及立县边界考 |
| 7.1.1 顺德区划沿革 |
| 7.1.2 顺德立县区划边界考 |
| 7.2 明清乡都堡下的里(图)甲制与自然村庄地域空间的形成 |
| 7.2.1 明以前县下的乡 |
| 7.2.2 明清县以下的都堡 |
| 7.2.3 明清里(图)甲制的演化与自然村境域的关系 |
| 7.3 明清至民国,防卫体系、巡检司、保甲制与跨乡村聚落社会共同体的形成 |
| 7.3.1 清至民国顺德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3.2 明清两朝顺德的社会治安 |
| 7.3.3 明清的营制、巡检司与乡村防卫地域的形成 |
| 7.3.4 明中期以后、清至民国的保甲制、乡村自治与跨村的地域联盟 |
| 7.4 解放后的区划与村庄聚落空间的内部再划分 |
| 7.4.1 解放后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4.2 土地改革村庄空间的行政化和合作化时期村庄空间的经济化 |
| 7.4.3 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与村庄空间的再划分与经济再组织化 |
| 7.4.4 镇村时期,城镇化与村庄社会空间的经济体化 |
| 7.5 本章小结 |
| 7.5.1 明清图(里)甲制促进了自然乡村空间地域的形成和内部的社会组织性 |
| 7.5.2 明清保甲制及各种防卫体制与从乡村的乡约、公约相互作用促进了跨自然乡村地域空间的认同 |
| 7.5.3 晚清至民国,从法制上促进了乡村地域的自治 |
| 7.5.4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集体化空间的形成 |
| 第八章 工业化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转型 |
| 8.1 顺德农业经济商品化与工业化历史发展过程 |
| 8.2 明至清中晚期,桑基鱼塘的商品农业、原工业化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2.1 关于原工业化理论 |
| 8.2.2 明至清中晚期,水利建设过程中催生的商品化基塘农业及家庭手工业 |
| 8.2.3 明至清中晚期,基塘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独特的集体与个体社会关系 |
| 8.2.4 明至清中期,顺德原工业化与乡村集体空间 |
| 8.3 清末至民国,顺德乡村近代工业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3.1 近代依托民族资本的缫丝业对顺德乡村空间的影响 |
| 8.3.2 以官僚资本带动的糖业发展对顺德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4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1949-1983),顺德社队企业对集体工业空间的塑造 |
| 8.4.1 工业化 |
| 8.4.2 顺德社队企业的发展与农村集体工业空间的形成 |
| 8.4.3 顺德社队企业的集体空间形成的内生因素 |
| 8.5 1984年后,乡镇企业、工业园区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5.1 乡镇企业、农村体制改革与集体空间的“再集体化”和“资本化” |
| 8.5.2 顺德工业空间政策与集体空间的转型 |
| 8.6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空间规划的工具化与集体空间资本化逻辑 |
| 8.6.1 国家政策的阶段性与工业化空间的表征 |
| 8.6.2 集体土地利用合约的创新与集体空间的资本化逻辑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作为地方社会行动的集体空间 |
| 9.1 1452-2010年,顺德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历史变化 |
| 9.1.1 顺德空间要素历史变化 |
| 9.1.2 不同历史时期空间公共品供给的社会机制与集体空间形成 |
| 9.1.3 从大时段历史看顺德空间的总体性及阶段特征 |
| 9.1.4 小结：顺德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的积累与集中 |
| 9.2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空间尺度管控的得失与集体空间管控建议 |
| 9.2.1 顺德城乡空间的演化与城市规划的工具化 |
| 9.2.2 现阶段顺德城乡空间尺度的特征 |
| 9.2.3 基于顺德城乡空间尺度规律对未来空间利用与管控的建议 |
| 9.3 理论总结与展望 |
| 9.3.1 理论总结 |
| 9.3.2 余论 |
| 附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一、地方志 |
| 二、史书、古籍、史料 |
| 三、族谱、碑刻 |
| 四、中文专着、中译着作 |
| 五、中文论文、期刊、会议、报告 |
| 六、外文文献 |
| 七、其它资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5）R&D补贴信号融资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研究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标和意义 |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本文的研究框架 |
| 1.4 可能存在的研究贡献 |
| 2 理论基础:文献综述和理论构建 |
| 2.1 R&D补贴直接影响企业创新行为 |
| 2.2 R&D补贴的间接融资效应—信号认证(Certification Effect) |
| 2.2.1 补贴政策对企业外部融资困境的缓解效应(Alleviating Effect) |
| 2.2.2 R&D补贴分配“优胜劣汰”过程与额外缓解效应(Additionality) |
| 2.2.3 缓解效应机制:信号融资机制的理论和实证检验 |
| 2.3 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决渠道:市场第三方信号 |
| 2.4 外部融资困境改善的另一种渠道:政治关联 |
| 2.5 R&D补贴信号融资机制的理论探讨 |
| 2.5.1 模型设定—企业的R&D投入决策 |
| 2.5.2 信息对称情况下银行的决策 |
| 2.5.3 信息不对称情况下银行的决策 |
| 2.5.4 信息不对称:“优胜劣汰”决策机制与R&D补贴政策的信号融资作用 |
| 2.6 本章小结 |
| 3 中国科技政策和R&D支持制度演变 |
| 3.1 科技创新政策历史演变 |
| 3.2 R&D资助计划概述 |
| 3.2.1 国家主导的战略性R&D资助计划 |
| 3.2.2 政策引导类企业R&D资助计划 |
| 3.2.3 企业主导型R&D资助计划 |
| 3.3 本章小结 |
| 4 R&D补贴政策对企业外部融资的影响研究—基于PSM匹配和CDID的考察 |
| 4.1 倾向得分匹配(PSM)和CDID的选取—基于样本选择偏差 |
| 4.1.1 倾向得分匹配(PSM) |
| 4.1.2 条件双差分(CDID) |
| 4.2 数据 |
| 4.3 变量定义 |
| 4.3.1 结果变量(Outcomes) |
| 4.3.2 处理变量(Treatment Variables) |
| 4.3.3 控制变量(Control Variables) |
| 4.4 实证结果 |
| 4.4.1 R&D补贴分配 |
| 4.4.2 R&D补贴政策对企业外部融资的影响 |
| 4.4.3 稳健性检验 |
| 5 融资影响机制—信号机制的检验—基于一维和二维先验分类 |
| 5.1 高科技企业的信息不对称及定义 |
| 5.2 一维先验分类的融资信号认证机制识别 |
| 5.3 二维先验分类的信号认证机制识别 |
| 5.4 信号认证机制: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6 政府信号的比较:R&D补贴与政治关联 |
| 6.1 政治关联的信号融资效应:“所有权歧视” |
| 6.2 变量定义 |
| 6.3 实证结果 |
| 6.3.1 政治关联的融资效应 |
| 6.3.2 外部融资效应的一维先验分类检验:哪类信号更重要? |
| 6.4 稳健性检验之一:政治关联的重新定义 |
| 200万门槛设置'>6.5 稳健性检验之二:R&D补贴>200万门槛设置 |
| 6.6 本章小结 |
| 7 R&D补贴激励新渠道:“非主动”外部融资激励机制—基于R&D补贴政策信号融资机制 |
| 7.1 “非主动性”外部融资激励机制的理论分析 |
| 7.2 实证检验设计 |
| 7.2.1 关于数据库 |
| 7.2.2 变量定义 |
| 7.3 实证结果 |
| 7.3.1 政府进行R&D补贴分配的参考因素 |
| 7.3.2 基准结果—R&D补贴政策的额外激励效应 |
| 7.3.3 激励机制:“非主动性”外部融资激励机制 |
| 7.3.4 稳健性检验 |
| 7.4 本章小结 |
| 8 研究总结与政策建议 |
| 8.1 学术研究总结 |
| 8.1.1 可能的学术贡献—R&D补贴信号融资机制的理论建立和基于大样本的机制识别 |
| 8.1.2 政府两类信号的比较 |
| 8.1.3 “非主动性”外部融资激励机制理论和机制的识别 |
| 8.2 提升R&D补贴效率的政策设计建议 |
| 8.2.1 以信号机制为核心推进R&D补贴供给改革 |
| 8.2.2 以事前科学审核、事中事后监管为主线完善R&D补贴审核、监督机制 |
| 8.2.3 梳理整合R&D补贴政策及其相关财政税收、科技服务类政策,提升政策效率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6）上海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研究 ——基于要素·关系·功能的三维视阈（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2.1 关于创新生态系统的内涵、类型及特征的研究 |
| 1.2.2 关于创新生态系统的结构、要素及运行机制的研究 |
| 1.2.3 关于创新生态系统的功能作用、绩效及其评价的研究 |
| 1.2.4 关于创新生态系统治理的研究 |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内容框架及创新 |
| 1.4.1 内容框架 |
| 1.4.2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理论基础 |
| 2.1 生态系统理论 |
| 2.1.1 生态系统的概念界定 |
| 2.1.2 生态系统的基本特征 |
| 2.1.3 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 |
| 2.1.4 生态系统的功能 |
| 2.1.5 生态系统的演替 |
| 2.2 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 |
| 2.2.1 经济地理学的“演化转向”：演化经济地理学 |
| 2.2.2 惯例·新奇·适应：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式 |
| 2.2.3 组织·网络·空间：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应用场景 |
| 2.2.4 技术·制度·文化：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解析视域 |
| 2.3 自组织理论 |
| 2.3.1 耗散结构理论(Dissipative Structure Theory) |
| 2.3.2 协同学理论(Synergetics) |
| 2.3.3 超循环理论(Super circle Theory) |
| 2.4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
| 2.4.1 系统与复杂系统 |
| 2.4.2 适应性造就复杂性 |
| 2.4.3 CAS理论的应用 |
| 第三章 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驱动因素分析 |
| 3.1 从创新系统到创新生态系统 |
| 3.1.1 创新生态系统的内涵界定 |
| 3.1.2 创新生态系统与创新系统的异同 |
| 3.1.3 创新生态系统的类型及特征 |
| 3.1.4 创新生态系统的要素与结构 |
| 3.2 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周期及特点 |
| 3.2.1 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主要特征 |
| 3.2.2 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基本过程 |
| 3.3 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影响因素 |
| 3.3.1 创新组织演化因素 |
| 3.3.2 科技进步因素 |
| 3.3.3 社会经济因素 |
| 3.3.4 创新体制及政策因素 |
| 3.3.5 创新文化环境因素 |
| 3.3.6 自然环境要素 |
| 3.4 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动力机制 |
| 3.4.1 技术拉动 |
| 3.4.2 市场推动 |
| 3.4.3 政策促动 |
| 3.4.4 环境扰动 |
| 第四章 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ERF模型建构 |
| 4.1 ERF模型建构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
| 4.1.1 地理学的演化思维与关系范式：ERF模型的理论渊源 |
| 4.1.2 创新研究的“四大转向”：ERF模型的实践域境 |
| 4.2 要素(E)维度：创新物种演化 |
| 4.2.1 创新物种演化的双重逻辑：多样性与优势种 |
| 4.2.2 创新物种演化的基本方式：遗传·变异·迁入·选择 |
| 4.3 关系(R)维度：创新网络演化 |
| 4.3.1 创新网络演化的核心实质：创新关系 |
| 4.3.2 创新网络演化的两种向度：地方化与全球化 |
| 4.3.3 创新网络演化的两种机制：竞争与协同 |
| 4.4 功能(F)维度：创新功能演化 |
| 4.4.1 创新生态系统的主要功能 |
| 4.4.2 创新功能演化的基本机制：集聚与扩散 |
| 第五章 上海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现状研究 |
| 5.1 建国以来上海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历程 |
| 5.1.1 计划经济下的科技种植园(1949年-1980年代初期) |
| 5.1.2 市场转型中的创新体系构建(1980年代中后期-21世纪初) |
| 5.1.3 迈向成熟市场的创新生态培育(2010年代以来) |
| 5.2 上海创新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分析 |
| 5.2.1 知识生产群落 |
| 5.2.2 知识应用群落 |
| 5.2.3 知识扩散群落 |
| 5.2.4 创新环境要素 |
| 5.2.5 创新人才要素 |
| 5.3 上海创新生态系统的产出状况分析 |
| 5.3.1 知识性产出 |
| 5.3.2 技术性产出 |
| 5.3.3 经济性产出 |
| 第六章 基于ERF模型的上海创新生态系统演化路径研究 |
| 6.1 创新物种演化：市场经济转型中的适者生存 |
| 6.1.1 科研院所：市场能力与公益服务能力的消长 |
| 6.1.2 高等院校：过度行政化与过度市场化的悖论 |
| 6.1.3 科技企业：市场竞争与创新追求的迷失 |
| 6.2 创新网络演化：地方化与全球化的均衡博弈 |
| 6.2.1 产学研协同创新：创新网络的内部强化 |
| 6.2.2 长三角区域合作：创新网络的区域扩张 |
| 6.2.3 科技对外开放：嵌入全球创新网络 |
| 6.3 创新功能演化：科技与经济融合的绩效追求 |
| 6.3.1 科技成果转化：从知识生产到知识应用 |
| 6.3.2 R&D产业：创新功能的专业化与科技经济的一体化 |
| 第七章 基于ERF模型的上海创新生态系统成熟度评价 |
| 7.1 创新生态系统成熟度的内涵及界定 |
| 7.2 创新生态系统成熟度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
| 7.2.1 设计原则 |
| 7.2.2 设计过程 |
| 7.2.3 指标构成 |
| 7.2.4 权重确定 |
| 7.3 上海创新生态系统成熟度评价方法及步骤 |
| 7.3.1 数据来源 |
| 7.3.2 方法与步骤 |
| 7.4 上海创新生态系统成熟度评价结论及分析 |
| 7.4.1 基于创新物种(E)演化的分析 |
| 7.4.2 基于创新关系(R)演化的分析 |
| 7.4.3 基于创新功能(F)演化的分析 |
| 7.4.4 基于成熟度综合指数的分析 |
| 第八章 上海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发展的思路研究 |
| 8.1 上海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发展的总体判断 |
| 8.1.1 创新物种多样与优势物种缺乏并存 |
| 8.1.2 政府强势主导与普惠政策不足并存 |
| 8.1.3 创新开放度较高与自主创新不足并存 |
| 8.1.4 环境包容性不够与生态错位乱象并存 |
| 8.1.5 创新资源丰富与支撑发展不够并存 |
| 8.2 上海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发展的愿景勾勒 |
| 8.2.1 全球创新生态的物种库 |
| 8.2.2 国际创新网络的动力源 |
| 8.2.3 世界创新环境的调节阀 |
| 8.3 促进上海创新生态系统良性演化的对策 |
| 8.3.1 培育创新优势种 |
| 8.3.2 提升创新包容度 |
| 8.3.3 延伸创新食物链 |
| 第九章 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不足之处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7）浙江省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 |
| 1.3 研究方法 |
| 1. 文献研究法 |
| 2. 比较分析法 |
| 3. 分析归纳法 |
| 4. SWOT分析法 |
| 5. 案例分析法 |
| 1.4 本文的可能的创新和不足之处 |
| 1.4.1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2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研究现状 |
| 2.1.1 国外农村小额贷款模式实践 |
| 2.1.2 农村小额贷款机构可持续发展研究 |
| 2.2 国内研究现状 |
| 2.2.1 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影响因素研究 |
| 2.2.2 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 |
| 3 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相关概念和理论 |
| 3.1 小额贷款和农村小额贷款公司 |
| 3.1.1 农村小额信贷的理论基础 |
| 3.1.2 小额贷款 |
| 3.1.3 农村小额贷款公司 |
| 3.2 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理论基础及意义 |
| 3.2.1 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 |
| 3.2.2 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含义 |
| 3.2.3 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
| 4 浙江省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现状及问题 |
| 4.1 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历程与发展特征 |
| 4.1.1 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历程 |
| 4.1.2 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特征 |
| 4.2 浙江省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发展概况 |
| 4.3 浙江省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特点 |
| 4.3.1 以规范发展和创新发展为着眼点,注重“支农支小” |
| 4.3.2 放贷流程灵活简便,贷款利率基本稳定 |
| 4.3.3 融资比重持续上升,业务创新力度不强 |
| 4.3.4 地区发展不平衡,总体实力不断增强 |
| 4.4 浙江省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存在的问题 |
| 4.4.1 小额贷款公司的改制进程较为缓慢 |
| 4.4.2 小额贷款公司的业务风险防控水平有待提升 |
| 4.4.3 融资渠道较为单一,市场需求与资金供给之间存在矛盾 |
| 4.4.4 利率制定标准不明确,小额贷款平均利率偏高 |
| 4.4.5 宏观经济环境带来的约束较大,长远稳定发展受到影响 |
| 5 浙江省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的SWOT分析 |
| 5.1 浙江省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的优势分析 |
| 5.1.1 市场定位准确,坚持“支农支小” |
| 5.1.2 放贷流程简单,贷款效率高 |
| 5.1.3 创新发展,特色鲜明 |
| 5.2 浙江省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的劣势分析 |
| 5.2.1 法律身份缺失带来的较高业务风险 |
| 5.2.2 利润来源少,税负压力大 |
| 5.2.3 经营管理水平不高,高水平从业人员不足 |
| 5.3 浙江省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的机会分析 |
| 5.3.1 制度建设日益完善 |
| 5.3.2 转制为“村镇银行”或者“财务公司” |
| 5.4 浙江省农村小贷公司的威胁分析 |
| 5.4.1 央行连续降息增加了小额贷款公司的竞争程度 |
| 5.4.2 法律身份定位不明确导致监管虚位 |
| 5.4.3 电子商务平台对传统实体型小额贷款公司业务构成冲击 |
| 5.5 浙江省瑞安华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案例解析 |
| 6 浙江省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
| 6.1 优化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外部环境 |
| 6.1.1 逐步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 |
| 6.1.2 创造行业良性监管与科学扶持的环境 |
| 6.1.3 强化农村信用环境建设 |
| 6.1.4 重视农业风险防范机制建设 |
| 6.2 优化小额贷款公司内部经营管理环境 |
| 6.2.1 进行科学合理的市场目标定位 |
| 6.2.2 完善公司内部各项发展机制 |
| 6.2.3 创新小额贷款产品设计 |
| 6.2.4 突出公司人才队伍素质建设 |
| 6.3 融资渠道拓展 |
| 6.3.1 提升传统融资方式效果 |
| 6.3.2 拓展新型融资方式 |
| 7 结论和展望 |
| 7.1 本文的主要结论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期间发表的学位论文 |
| 致谢 |
（8）科技创新的投融资支持研究 ——基于风险分担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研究文献述评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述评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科技创新及科技创新项目风险 |
| 2.1 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与创新扩散 |
| 2.1.1 知识创新 |
| 2.1.2 技术创新 |
| 2.1.3 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 |
| 2.1.4 创新扩散 |
| 2.2 科技创新发展动力与当代表现 |
| 2.2.1 科技创新的发展动力 |
| 2.2.2 科技创新的当代表现 |
| 2.3 科技创新不确定性及创新项目风险 |
| 2.3.1 科技创新的不确定性 |
| 2.3.2 不确定性对科技创新的影响 |
| 2.3.3 源于不确定性的创新项目风险 |
| 第3章 科技创新的投融资风险与风险分担 |
| 3.1 科技创新系统及创新投融资风险 |
| 3.1.1 科技创新系统 |
| 3.1.2 科技创新的投入主体 |
| 3.1.3 科技创新的投融资风险 |
| 3.2 科技创新的风险收益分析 |
| 3.2.1 风险收益的一般理论 |
| 3.2.2 科技创新的风险收益说明 |
| 3.2.3 科技创新中风险与收益的分离及风险管理 |
| 3.3 创新投融资风险的社会分担及创新运行机制 |
| 3.3.1 金融系统对创新投融资风险的配置 |
| 3.3.2 政府的科技投入及其对创新投融资风险的分担 |
| 3.3.3 “官、产、学、研、金”一体化的创新运行机制 |
| 第4章 金融机构贷款——创新投融资风险的跨期分担 |
| 4.1 金融机构的优势及其对创新投融资风险的分担 |
| 4.1.1 金融机构的信息处理优势及其对创新项目的优选 |
| 4.1.2 金融机构的债权治理及其对科技企业的激励约束 |
| 4.2 创新融资特点与金融机构的贷款创新 |
| 4.2.1 创新融资特点及其对金融机构贷款的挑战 |
| 4.2.2 金融机构应对创新融资需求的贷款创新 |
| 4.3 中国金融机构支持创新投融资的状况及存在问题 |
| 4.3.1 中国金融机构对创新投融资的支持状况 |
| 4.3.2 中国金融机构支持创新投融资中存在的问题 |
| 第5章 资本市场筹资——创新投融资风险的横向分担 |
| 5.1 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及其对创新投融资风险的分担 |
| 5.1.1 资本市场的信息揭示功能及其对创新投资的引导 |
| 5.1.2 资本市场的激励约束功能及其对创新管理的改善 |
| 5.2 资本市场的层次性及其对创新投融资的支持 |
| 5.2.1 股票市场对创新投融资的支持 |
| 5.2.2 债券市场对创新投融资的支持 |
| 5.2.3 风险投资市场对创新投融资的支持 |
| 5.3 中国资本市场对创新投融资的支持状况及存在问题 |
| 5.3.1 中国股票市场支持创新投融资的状况及存在问题 |
| 5.3.2 中国债券市场支持创新投融资的状况及存在问题 |
| 5.3.3 中国风险投资市场支持创新投融资的状况及存在问题 |
| 第6章 财政科技投入——创新投融资风险的政府分担 |
| 6.1 财政科技投入的作用对象及风险分担效应 |
| 6.1.1 直接财政科技投入分担创新投融资风险的效应 |
| 6.1.2 间接财政科技投入分担创新投融资风险的效应 |
| 6.2 财政科技投入的国际经验借鉴 |
| 6.2.1 美国的财政科技投入 |
| 6.2.2 日、法等国的财政科技投入 |
| 6.3 中国财政科技投入状况及存在问题 |
| 6.3.1 中国直接财政科技投入状况及存在问题 |
| 6.3.2 中国间接财政科技投入状况及存在问题 |
| 第7章 中国科技创新融资支持的实证检验 |
| 7.1 计量模型变量的选取 |
| 7.1.1 对科技指标的选取 |
| 7.1.2 对创新融资指标的选取 |
| 7.2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7.2.1 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
| 7.2.2 变量的协整关系检验 |
| 7.2.3 VAR模型的构建 |
| 7.3 VAR模型的分析 |
| 7.3.1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
| 7.3.2 VAR模型预测误差的方差分解 |
| 7.4 模型检验结论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9）吉林省小企业生成发展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和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和内容安排 |
| 第三节 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和主要概念界定 |
| 第一节 相关研究理论综述 |
| 第二节 主要概念的界定 |
| 第三节 小企业的区域社会定位 |
| 第二章 小企业生成发展机理研究 |
| 第一节 小企业生成机理 |
| 第二节 区域小企业发展机理研究 |
| 第三章 国内外区域小企业生成发展的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国内发达地区小企业的生成 |
| 第二节 发达国家和地区小企业的生成发展 |
| 第三节 对吉林省小企业生成发展的启示 |
| 第四章 区域小企业生成发展模式的构建和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吉林省小企业生成和发展的初步调查 |
| 第二节 小企业生成发展模型的构建 |
| 第三节 案例分析 |
| 第五章 吉林省小企业二元机制的培养与环境条件的改善 |
| 第一节 内生机理方面 |
| 第二节 环境和条件方面 |
| 第三节 集聚和集群方面 |
| 第六章 吉林省小企业生成发展的主要对策 |
| 第一节 抓住历史发展机遇 |
| 第二节 积极创新 |
| 第三节 培育生成发展环境 |
| 结论和展望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存在的不足 |
| 第三节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成果 |
（10）我国农村信用社流程再造研究 ——基于资源与能力理论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回顾及述评 |
| 一、企业再造文献回顾 |
| 二、银行再造文献回顾及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的逻辑结构、方法和创新点 |
| 一、研究范围 |
| 二、论文的逻辑结构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创新点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银行流程再造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银行流程再造理论 |
| 一、银行流程再造的基本内涵 |
| 二、银行流程再造的动因和演进 |
| 三、银行流程再造机理 |
| 第二节 企业资源与能力理论 |
| 一、企业资源基础理论和动态资源观 |
| 二、企业能力理论 |
| 三、基于价值链的银行流程再造 |
| 第三节 银行战略管理与流程再造相关理论 |
| 一、银行战略管理与流程再造的相融共生 |
| 二、交易成本理论 |
| 三、外包相关理论 |
| 四、组织结构理论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银行流程再造的基本要素和逻辑框架 |
| 第一节 流程再造的动力—管理理念和信息技术 |
| 一、流程再造的前提—管理理念创新 |
| 二、流程再造的目标—战略实现 |
| 三、流程再造的助推器—信息技术创新 |
| 第二节 银行流程再造的风险管理和时机选择 |
| 一、流程再造的风险管理 |
| 二、再造成败—时间和条件的选择 |
| 三、流程再造时机的决策模型 |
| 四、流程再造条件的决策模型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农村信用社流程再造的实施 |
| 第一节 相关制度背景及现状分析 |
| 一、经济转型中我国农村信用社的演进及现状 |
| 二、农村信用社流程再造的积极意义 |
| 三、农村信用社流程再造的战略规划 |
| 第二节 农村信用社主体流程再造 |
| 一、前台业务流程再造 |
| 二、中台业务流程再造 |
| 三、开台业务流程再造 |
| 第三节 农村信用社流程的战略性外包 |
| 一、银行流程外包的发展趋势 |
| 二、我国农村信用社流程外包战略 |
| 第四节 农村信用社流程再造中的客户关系管理 |
| 一、农村信用社客户关系的演变 |
| 二、客户关系管理策略 |
| 三、流程再造中的客户经理制 |
| 第五节 适应流程再造战略的组织结构再造 |
| 一、农村信用社现行组织结构分析 |
| 二、基于流程和战略目标的组织结构选择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案例研究:广州农村信用社的流程再造 |
| 第一节 背景资料及流程再造动因 |
| 一、广州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之路 |
| 二、战略转型及流程再造动因 |
| 第二节 资源整合与流程重新设计 |
| 一、建立流程再造的共识 |
| 二、流程诊断和提出解决思路 |
| 三、主要流程再造方案的设计 |
| 四、信息技术资源整合 |
| 五、人力资源整合 |
| 第三节 核心竞争力的形成—流程再造 |
| 一、核心流程的再造及其效果 |
| 二、适应性的组织结构再造及其效果 |
| 三、服务能力的提升:产品和渠道创新 |
| 四、流程再造绩效评价 |
| 第四节 案例的启示 |
| 一、流程再造必须重视资源整合与能力提升 |
| 二、流程再造战略和时机选择至关重要 |
| 三、农村信用社流程再造需要渐进性、持续性和彻底性相结合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局限性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一、流程再造是基于资源整合一能力跃迁一绩效提升过程的动态 变革 |
| 二、流程再造应建立在银行战略管理基础之上 |
| 三、银行流程再造最终走向集约化经营 |
| 四、不同类型银行因资源与能力差异而导致再造模式的差异化 |
| 五、银行流程再造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
| 第二节 研究的局限性和展望 |
| 一、研究的局限性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谈工业企业财会转制后信贷管理的适应性（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D]. 许嘉禾. 山东大学, 2021(11)
- [2]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D]. 金辉. 浙江工业大学, 2020(07)
- [3]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D]. 郜清攀.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4]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D]. 周新年.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
- [5]R&D补贴信号融资机制研究[D]. 王刚刚. 上海交通大学, 2017(05)
- [6]上海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研究 ——基于要素·关系·功能的三维视阈[D]. 张仁开. 华东师范大学, 2016(08)
- [7]浙江省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研究[D]. 徐微. 海南大学, 2015(10)
- [8]科技创新的投融资支持研究 ——基于风险分担的视角[D]. 龚传洲. 南京大学, 2012(07)
- [9]吉林省小企业生成发展机理研究[D]. 高兴野. 东北师范大学, 2011(06)
- [10]我国农村信用社流程再造研究 ——基于资源与能力理论的视角[D]. 彭志军. 武汉大学, 20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