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胡乔木(1912—1992)（论文文献综述）
杨燕[1]（2012）在《胡乔木与马克思主义》文中认为本文就胡乔木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胡乔木作为党的意识形态领域的主管领导,在其一生中除了特殊的年份,始终处在党政治理论的决策中心,这就使得他能够从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出发去思考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能够全方位、多视角的考察中国社会的现实,结合各领域的具体问题去阐释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正的具体化。特殊的身份、较高的政治地位、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谦虚认真的学习态度、广博的知识储备使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但符合中国政治需要,更具有理论的高度。今天,在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形势下,以在中共历史上有一定影响的胡乔木为对象进行研究,通过考察他的成长历程、学术思想、成果论着、工作实践等,探讨他走进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轨迹,阐述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面所付出的艰辛劳动和巨大贡献,概括他所秉持的马克思主义观,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际的指导意义。本文在系统梳理和总结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以全新的视角,采取全方位的研究方法,来探究胡乔木与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关系,为人们更加深入和全面地研究胡乔木提供一点参考。本文以事实和文献资料为依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研究胡乔木与马克思主义的相互关系为切入点,全面的评析胡乔木为何以及怎样走进马克思主义,探讨胡乔木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研究和运用以及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发展,解析胡乔木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做到以“庖丁解牛”之精神既展现他的理论贡献,也不掩盖其偏颇。胡乔木走进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偶然的,而是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胡乔木出生和成长在资本主义世界各种矛盾不断加剧,各国之间以及国家内部战争、冲突不断发生,相对稳定的局面已被中止,人民渴望和平与稳定的时代。同时,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向世界各国追求进步的人民展示了另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给人们带来了前进的希望。在这样的国际大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先进人士的热烈欢迎,并在中国大力传播和推广。国内革命实践问题以及各种思潮论争的理论问题需要马克思主义并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扎根和发展。尤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理论上不断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不断践行马克思主义,这为胡乔木选择并走进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客观条件。求知好学的上进精神、追求真理的坚定信念、无比炽热的爱国情感、勇往无前的革命实践是胡乔木走进马克思主义的主观条件。主客观条件的相互作用,造就了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胡乔木。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胡乔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密切关系,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了解读、研究和运用。在哲学方面：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等问题。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阐释了何谓社会主义、避免教条式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应然状态等。在政治经济学方面：阐释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采取不同的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展示中国特色。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胡乔木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党史、文学艺术、新闻宣传以及外交策略等方面的运用。在党史领域,阐述了党史研究、党史编撰、党史注释问题的原则和方法；在文学艺术领域,论述了文艺应发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阶级性、群众性等,讲解了文艺如何研究和创作问题；在新闻宣传领域,阐释了新闻工作应秉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解答了胡乔木在新闻领域的贡献；在外交策略方面,通过他的两篇文章和两次会议进行了解说。可以说,胡乔木通过相关工作,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丰富和发展。探讨胡乔木与马克思主义的相互关系,不能不谈他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阐述和发展。就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而言,胡乔木可以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人物,他所作的贡献是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界碑。作为毛泽东的秘书,他正确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客观地承认并全面地分析了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原因,论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作为毛泽东思想发展成熟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梳理、区分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以及毛泽东晚年错误,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过程,界定了毛泽东思想的内涵,介绍了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强调了对毛泽东思想要坚持和发展等问题,也就是说,讲解了什么是毛泽东思想以及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作为邓小平的参谋和助手,就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而言,他在批判“四人帮”的错误言论,在拨乱反正、端正社会风气等方面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在环境；改革开放以后,他在经济上贯彻按劳分配政策,倡导商品生产,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思想上倡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政治上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在科技和教育方面阐述了自己的新见解,他的相关思想被邓小平采纳后,丰富了邓小平理论的相关内容。另外,胡乔木还协助邓小平起草各种讲话,并参与审定《邓小平文选》的工作,对邓小平理论进行了阐释和宣传。探讨胡乔木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离不开他本人所秉有的马克思主义观,也就是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以及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和回答。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方面,胡乔木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离不开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马克思主义是个完整的学说；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是其精髓；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人们行动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具有客观性、阶级性、民族性；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不是人道主义。在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方面,胡乔木强调,科学地学习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包容性；搞好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胡乔木在对马克思主义具体实践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在今天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详细介绍胡乔木与马克思主义的相互关系以后,可以说,胡乔木的一生紧紧地同党的历史、同共和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个人成长的历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共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对于胡乔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这是因为每个人同他的接触以及了解程度不同,他们在说什么以及怎么说的时候,需要尊重历史,使处在“此处”、“此时”的自己融入到“彼处”、“彼时”,还原历史人物的本真。然而,胡乔木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由于局限的历史和历史的局限,他自身也存在一些缺憾和不足,我们要正视历史,在各种局限中审视过去,展望未来,彰显本研究的学术价值。
周伟东[2]（2016）在《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1939-1949年毛泽东建国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向何处去?这是近代中国面临的,从洪秀全到孙中山都未能有效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直到1939-1949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构想,并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成功解决此问题。1939-1949年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建国思想由提出到基本实现的过程。研究1939-1949年毛泽东建国思想有助于弄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来由、探寻中国未来的去向,有资于国家改革发展之道。本文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等方法,研究1939-1949年毛泽东建国思想的历史背景、基本内容和主要影响。纵向看,毛泽东这十年的建国思想可分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构想（1939-1944）、联合政府主张（1944-1947）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想（1947-1949）三个阶段。横向观,1939-1949年毛泽东建国思想科学地回答了建什么国、谁来建和怎样建三个基本问题。文章以发展阶段为经、以基本问题为纬,主要分析各阶段国家构想的发展历程、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内容研究侧重分析国体和政体、经济文化政策、领导者和依靠力量、建国方式方法等。文章的基本观点如下:1939年之前,毛泽东对建国问题的长期探索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构想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早年的爱国思想是其建国思想的原点。1911-1920年,其基本思想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1920-1935年,总体上主张工农民主专政。1935-1938年,为团结抗战,毛泽东转变了建国思路,先后提出“人民共和国”和“民主共和国”口号。1939年底1940年初,在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之际,毛泽东系统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构想。它是一个包含建国目标、建国主体和建国方法的完整的建国构想,对全国性政权而言是一个远景规划和一般纲领,对地方抗日民主政权而言则是具体纲领。该构想具有创新性、前瞻性和实践性,对于指导中共革命建国实践有重要意义。1944年中,为解决新形势下的抗战建国问题,毛泽东提出了联合政府主张这一具体纲领,并与国民党进行了艰苦的谈判,但在专制传统深厚的国内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日趋对立的国际环境下,要建立国共合作为基础的联合政府还缺乏足够的历史条件。1947年后,毛泽东又与时俱进提出了第二个具体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想,它突破了原来意义上的联合政府主张,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建国目标,以四个阶级为建国主体,以反蒋建国为主要建国方式,并设计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新制度,引领和促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1939-1949年毛泽东建国思想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深刻的现实启示。它发展了马列主义建国思想、重塑了国家精神、指导了革命建国实践、奠定了国家发展的制度基础,对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改善国家治理、把握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等方面有多重启示。当然,新民主主义建国思想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如对资本主义和公有制的认识有所偏颇,过于依赖阶级分析法和阶级斗争,法治意识薄弱等。总之,1939-1949年毛泽东建国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建国理论,科学地解决了近代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它包含一个一般纲领和两个具体纲领。其主题是“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建国思想引领和促进了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成功建立。
钱江[3]（2014）在《建国前夕胡乔木对《人民日报》的领导》文中研究说明胡乔木是中国当代革命史上的重要历史人物,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宣传文化和历史编纂领域的重要领导人,被邓小平誉为"党内第一支笔"。1948年5月底,胡乔木担任新华社总编辑。1949年8月1,日《人民日报》升格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时,兼任《人民日报》社长。胡乔木在这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中担负领导职责,对《人民日报》的发展具有重要且深远的影响。
吴自力[4]（2016）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报人群体研究》文中提出在中国红色新闻史上,关于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的报人群体研究,解放后由于受到历次政治运动的干扰,加之当时斗争环境的特殊,没有齐全的文献资料传世,使相关研究一直没有受到新闻史学界的重视。尽管南方局的研究在本世纪初一度有所勃兴,但关于南方局领导下的报人群体研究依然付之阙如。本文尝试走近这个被历史风尘有所遮蔽的群体,再现当年南方局领导下的报人群体文章报国为党的忠贞与不凡。在这个群体当中,周恩来是当之无愧的核心和灵魂,胡愈之、邹韬奋、恽逸群、范长江、夏衍等是居功甚伟的标杆人物,他们行为世范,有力地凝聚和推动了南方局报人的团结,扩大了中共在国统区的影响。而国新社和“青记”是中共在新闻界的两大执行机构,由于即便是抗战期间,中共都不能以任何名义公开出现在国统区,国新社和“青记”成为中共在国统区新闻界的发声平台和传声筒,它们在一段时间内和中共地下组织一起,构筑了一个严密而又稍显安全的国统区中共报人共同体。除此之外,南方局还在恽逸群、范长江、陆诒等人的努力下,在上海、重庆、香港等地开办新闻学院,确保新闻战线的新力量源源不断。为了有效斗争,南方局报人分为三条战线活跃在国统区。第一条战线是公开的中共报人,时刻准备着为事业而牺牲;第二条战线则是以左翼面目出现的报人,他们或成建制打入各类报纸,或是直接掌握报纸版面为中共摇旗呐喊;第三条战线的则是隐藏真实身份的报人。“三线分布、遍地开花”的战略部署,既落实了中共中央“隐蔽精干、以待时机”的方针,也大大提高了南方局报人工作的安全性和斗争的韧性。对于南方局报人而言,多重身份、流动办报,不过是投身革命的手段与途径,为党效命的中共党员才是他们不变的底色。尽管解放之后,南方局报人的经历大多坎坷,但他们的新闻成就仍在历史深处熠熠生辉,他们的办报基因仍在今天的新闻界载沉载浮。
曾晓洁[5]（2011）在《现代汉语母语教育演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对于国家和个体而言,母语教育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以往的汉语母语教育总是夹杂在语文教育当中,难以一窥全貌,为此,本论文对现代汉语母语教育的演进情况进行了集中研究。本论文的三个基本概念是“母语”、“母语教育”和“现代”。在分析既有分歧的基础上,我们立足于教育视角,将我国的“母语”厘定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这样,“母语教育”这一概念也就得到了相应界定,不再与“语文教育”、“母语教学”、“汉语教育”产生混淆。关键词“现代”则主要取其与“传统”相对之意,所以下限一直延伸到现在,而在比较了社会母语教育和学校母语教育的各项标杆性事件之后,考虑到教材白话化在母语教育从传统走向现代进程中的突出地位,我们把上限定在了出现第一本白话性质教科书的1897年。作为一项史的研究,历史文献在整个写作中起到了非同小可的支撑作用。而在观照历史文献之时,则主要采用一种社会学的眼光和比较的视角,先确定出现代以来母语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典型事件,然后在分析前因后果的基础上对典型事件做出定性判断,并据此进一步对现代汉语母语教育的历史进行整体分期。此外,笔者还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做了可能的穷尽归纳,将精确化作为一种指导思想贯穿于本研究当中。全文除绪论外,包括七章和一个余论。第一章相当于全文的总论,讨论了母语教育的多重制约性和现代母语教育致力普及与螺旋提升的两个特点。从第二章开始直到第七章,每章集中写一个时期,分别是：开创期（1897～1928）、探索期（1929～1950）、突进期（1951～1965）、畸变期（1966～1977）、恢复期（1978～1989）、转型期（1990～）。每一章的写作,都分为三节进行,第一节是各种相关背景的集中介绍与分析,第二节和第三节分别讨论该期的社会母语教育和学校母语教育,具体讨论之时,主要围绕该期的典型事件或有特征性的变化展开述评。第二章“开创期”以民众化和科学化为思想主导,进行了切音字运动、白话文运动等书面语的改革和旨在统一标准语音的国语运动,白话文、官话、汉语知识在此影响下进入了学校教学,母语教育的测验与实验也出现了一个高潮,母语教学因此从传统走向了现代。称1929年到1950年为“探索期”,是因为此期母语教育确实在沿着开创期的精神继续前行,但由于绝大部分时间都处在政权分治和战乱频仍的影响之下,母语教育在此期并没有得到质的提升。新中国的成立改变了以前的发展节奏,高度的使命感、民族自信力和《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的着名社论,合力带领母语教育进入了一个“突进期”。在拼音化思想基础上提出先行简化和全国推普,书写方式彻底改为横排左起,全力推进语法修辞教学,进行汉语独立设科实验,特别凸显语言工具观等,无不体现出一种志在快速提升全民母语能力与建设健康纯洁祖国语言的革命斗志。可惜,动荡的文革阻断了这一发展,此期的政治挂帅让学校母语教育基本退场,不仅不太涉及基本能力培养,就连起示范作用的语文教材语言也一片僵化俗化,社会用语也以火药味儿极浓的斗争化语言和“假大空”的话语模式为主导,母语教育进入了一个不进反退的“畸变期”。文革结束到1989年之间,母语教育的主要任务与功能就在全力复元至文革前的目标导向与教育水平,所以我们称之为“恢复期”。而进入90年代以后,人文思想开始对“科学主义”进行反拨,语言规范观由此从匡正渐变为引导,网络语言成为不断发力的持续热点,在“语感中心说”以一种反“工具观”的姿态迅速崛起的同时,语法教学遭遇了近百年发展以后的“无用论”质疑,而口语教学也以名称更替的方式开始关怀话语主体的言说幸福。毫无疑问,经过百余年发展之后,汉语母语教育又进入了个新的“转型期”。基于以上对于现代汉语母语教育的整体思考,余论部分提出了个理想母语能力模型,该模型由具有一定层级性的六个要素构成。现代汉语母语教育既没有平衡地发展各能力要素,也较少考虑各要素问的级性差异,是一种不太理想的母语教育。我们认为,关注母语能力的内部要素及其层级差异,有助于学校母语教育走向一条高效途径。
陈龙[6]（2019）在《中共办报模式演变史研究（1921-1949）》文中指出五四以降,各种“主义”激荡角逐,孕育了以“共产主义”为旗帜的中国共产党。在此过程中,报刊作为凝聚早期共产党人与共产主义组织的精神核心,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提供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中共报刊工作发源于城市,但1948年中宣部发布的《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提出“我们城市办报的经验还不多,望将经验与问题电告”,似乎忽视了建党以来中共在“城市办报”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聚焦1942年的《为改造党报的通知》和1948年的《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发布的前因后果,不难激发对于中共办报模式整体转型的想象。这种转变的多次发生,揭示了中共办报模式主要不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线性发展,而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振荡过程。现有研究表明,意识形态的变迁、地理环境的形塑、中心工作的转换、政党地位的演变是影响中共办报模式发展的主要因素,报刊与党派的关系、报刊与受众的关系、报刊的技术形态、报刊的经营管理及其相互关联与影响的方式是中共办报模式的主要内核。本文拟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从“模式”的意涵出发,全面系统地对1921-1949年中共办报模式的演变历程进行研究,对中共办报模式作如下历史分期与类型划分:1921年至1927年是“报为机关:中共办报模式的初步探索”时期,形成了中共办报的“上海模式”;1928年至1937年是“报为工具:中共办报模式的基本成型”时期,形成了中共办报的“瑞金模式”;1938年至1949年是“城乡互动:中共办报模式的多元发展”时期,形成了中共办报的“重庆模式”与“延安模式”。通过对以上模式的符号化描述发现,中共办报模式的发展轨迹基本是以“党报姓党”为中心线,以“城市办报”和“农村办报”为两级上下波动,其发展存在三种逻辑:作为党派工具的报刊、作为社会公器的报刊、作为生产事业的报刊。时代在变化,报刊的使命任务也应随之变化。《红旗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的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当前报刊的主要使命是“以建设为自任”而非“炫众以导乱”,报刊发展必须兼顾三种逻辑,不可偏废。要解决“在新形势下办报党报,在保持党性的前提下不断增强党报的影响力”的问题,应当推动政治方向的引导、读者需求的满足、报刊事业的壮大的有机结合,这是中共办报模式在两级振荡中的曲折发展历程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指明了中共办报模式未来的发展方向。
唐海江,丁捷[7]（2017）在《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上的“泰晤士报”》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近代新闻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泰晤士报"是一个被反复言说和运用并贯穿于整个近代历程的西方资源。本文将"泰晤士报"放在近代中国新闻思想史的视野之中,探寻国人言说用意及其重心转移。晚清时期,国人主要将其作为"新报"的构想参照;清末民初党争中突出其"独立报业"的面向;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的新闻职业进程化中,则偏重反思其商业化利弊。至战后国共两党政争期间,"泰晤士报"演变为阶级话语中的批判对象。这一言说重点变迁过程有助于提高中国新闻思想史的思维深度与丰富性,因而"泰晤士报"在中国新闻思想史上占据独特位置。
刘霞[8]（2016）在《中国公民教育的反思与重构 ——基于百年母语教科书的文本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公民和公民教育已成为时代的主题。然而,公民及公民教育是一个外来词,它源于西方的文化传统和政治体制,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产物,代表着西方政治文化的核心理念。20世纪初,中国启蒙思想家引入和借鉴西方公民教育,开启了中国公民教育的进程。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公民教育进行得如何,需要我们做历史的考察和分析。公民教育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代表着国家的意志,体现在国家颁布的法律、政策和文本之中。母语教科书作为公民教育的重要载体,不仅承载了国家对公民教育的具体要求,而且也是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文本呈现。所以,本研究选取母语教科书作为研究中国公民教育的分析文本,旨在分析自公民教育引进中国的百年来,母语教科书传递了什么样的公民文化,塑造了什么样的公民形象,以及怎样传递这些文化,怎样塑造这些形象,这些公民文化和公民形象对中国公民教育产生何种影响。借助于百年母语教科书的分析,反思中国公民教育发展中的问题,从而建构中国公民教育的理想体系。本文依据母语教科书中公民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将百年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分为四个阶段考察:第一阶段:1904—1936,这一阶段是西方公民教育在中国的本土化时期,也是公民教育的萌芽期和快速发展期,其目的是以公民教育改造国民性。在20世纪初期,公民教育的引进、传播与母语教科书的编写、使用步调一致、诉求一致。公民教育的思想在辛亥革命前的母语教科书中就有萌芽,辛亥革命胜利后,民主、共和、平等、权利等西方公民教育的核心思想理所应当地编写进“共和国教科书”中。此时的公民教育重视公民性的宣扬,结合了时代的诉求,强调了中国文化的参与。新文化运动使得中国由学习日本转为学习美国,并仿效美国的课程设计,学校开设“公民科”,编写公民读本,美欧的公民教育思想通过母语教科书得以广泛传播。之后,蒋介石统治的南京国民政府试图以党化教育、三民主义教育等取代公民教育,虽然遭到抵制,但此时的公民教育已受到蒋介石政府“巩固政权、寻求认同”等政治意图的干扰。加之,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外辱,公民教育作为政治动员的工具也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当时的国情。故而,中国公民教育开始偏离正途,出现了政治化的前兆。第二阶段:1937—1949,这一阶段因为战争的需要,公民教育蜕变为政治动员的工具,公民教育陷入了低谷。在抗日战争期间,无论是国统区还是根据地,都重视公民教育与抗战教育融合,为抗战服务。此阶段,公民教育成为抗战的动员工具。在国家和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公民教育要求个体将自由和权利全部贡献给国家,母语教科书成为号召特殊时期公民爱国报国的宣传册。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都非常重视公民教育,强调民主、平等的思想,但国民党为巩固现有政权,强调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强调公民的国家认同;共产党为了建立新中国,反对并在教科书中解构封建落后的传统文化,反对现有政权,为建立新政权服务。第三阶段:1949—1976,这一阶段为了巩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政权、适应新时期的要求,公民教育被“人民”教育、“接班人”教育所取代,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人民”教育是高度政治化的,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强调阶级立场的重要性,强调教育的政治使命。因而,此阶段的母语教科书中强调政权认同,强调无私奉献,强调道德的阶级性。在“文革”期间,“人民”教育被异化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教育,宣传虚假民主,践踏传统文化、反人性,也错误地判断了时代诉求,使公民教育走向了异化,成为政治宣传和阶级斗争的工具。第四阶段:1977-新世纪,这个阶段是我国公民教育的恢复和重建期。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民主社会的建设和法治的完善,公民教育的外部条件日益成熟,从而催生了新时期公民教育的觉醒。此阶段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内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强调公民爱国以及公民合作,公民榜样也变得丰富多样。尤其是新世纪,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内容涉及到了好的公共生活所需要的公民品质,关注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公民文化的一致性,并以知识作为公民美好生活的内在价值等。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不断增强,传统文化在公民教育中的地位得到提升,而开放的心态也使得西方公民精神在公民教育中得以呈现,并与社会发展的时代诉求相结合,公民教育开始进入一个自觉的、良性的发展阶段。通过对百年母语教科书中公民教育思想的回顾,我们发现,公民教育的发展必须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基于人性的公民性、体现国家意志的政治诉求和植根于民族的传统文化。公民性、政治诉求和传统文化,成为了对公民教育相互影响、相互制衡的稳定结构。中国的公民教育,必须符合公民性的人性本质,立足中国立场,体现中国文化,面向中国问题,培养社会主义公民。正是基于此,本文最后提出了基于中国伦理精神的公民教育体系的构想。
张钊贻[9]（2016）在《冯雪峰“神化”鲁迅的努力、困境和贡献》文中提出"神化"鲁迅一般是指夸大鲁迅的革命思想和跟共产党的关系,有歪曲和利用的涵义。冯雪峰对鲁迅研究有公认的贡献,同时也被指"神化"鲁迅。冯雪峰"神化"鲁迅,抵制了"左联"内部反对鲁迅的力量,在"两个口号"论争中,维护了鲁迅这面即将被排斥在统一战线之外的进步文化的旗帜,在新中国成立后,将鲁迅研究建设成显学,保卫了鲁迅的真思想精神。尽管任何"神化"都应该反对,但如果没有冯雪峰"神化"鲁迅,新中国精神文化恐怕就没有鲁迅,这将是莫大的损失。认同鲁迅思想人格的人们,大概也都会因此感谢冯雪峰。
蔡美玉[10]（2016）在《胡乔木中共党史思想研究》文中认为胡乔木是我国着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历史学家,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等职务。胡乔木长期处于党的领导层,主管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他的特殊身份和政治地位,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谦虚的学习态度,渊博的历史知识,使得胡乔木的学术研究涉猎的范围非常广泛。胡乔木在中共党史研究、文艺思想探讨、新闻宣传工作以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党史研究领域,胡乔木坚持自己的学术理念和理想,能够结合时代发展和党史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积极探索,因而,他提出的许多思想,取得的研究成果都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胡乔木在党史研究编纂、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评价、文献注释等方面,也都提出了具有重要价值的观点。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今天,研究胡乔木中共党史思想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对后辈学者在党史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论文对胡乔木党史研究学术思想作一点探讨,对于学界加深对胡乔木党史研究或有一定裨益。本文由导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导论,主要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述评、研究方法等。概括了学界研究胡乔木的文献资料,整理了胡乔木在党史领域的研究成果,指出了文章的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二部分正文共由五章构成。第一章,主要梳理了胡乔木的生平和他党史思想研究的学术演进历程。论文从宏观上简要地介绍了胡乔木的生平,这有利于加深对胡乔木党史思想的了解。基于胡乔木学术思想发展的外缘条件和其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笔者将胡乔木的党史研究进程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起步阶段（1941-1949）,即从胡乔木来到毛泽东身边到新中国成立,主要考察了胡乔木所参与的各项党政活动以及所做的与党史研究相关的基础工作,如整理党的文献等,随着这些工作的展开他对党的历史的认识逐渐加深,这是胡乔木党史研究的起步和党史思想初步形成期；二是发展阶段（1950-1966）,从建国之初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十七年,主要从胡乔木的党史研究工作和政治工作等方面进行阐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各项工作都遭到严重破坏,党史研究也近乎荒芜；三是全盛阶段（1975-1992）,主要是讲“文革”结束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伴随思想解放大潮不断推进,中共党史研究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胡乔木的党史研究达到了全盛时期,其党史思想也完全成熟。第二章,主要介绍胡乔木的党史成就。主要包括撰写《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参与起草中共两个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开创党的文献研究、国史的编研,注重局部历史和地方志编写的研究。第三章,重点阐述了胡乔木中共党史研究几个方面的主要理论。他关于党史研究政治性和科学性关系的分析、对党史研究指导思想的认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以及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认识,都是具有权威意义的经典之论。第四章,主要阐述胡乔木中共党史研究方法论。本文择要分析了胡乔木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对象、目的和做好党史研究工作应注意的问题等方面的认识。第五章概括总结了胡乔木党史研究的特点和他在党史研究领域中所具有的崇高历史地位。本文认为他的学术特点表现为极为注重党史文章的阅读价值和理论价值、强调史论的有机结合、注重学术的创新,其党史研究还具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品质。胡乔木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地位是无人可以替代的,他既是一位中共高层领导者又是一位着名学者,他对党史研究工作孜孜以求,是中共党史研究和党的文献工作的重要开拓者,其党史研究成就和党史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三部分结语部分简要概括胡乔木的党史研究贡献的同时,笔者根据现实发展的现状,呼吁新时期的青年人要学习胡乔木的治学治史理念,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党史研究之路,做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
二、胡乔木(1912—1992)（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胡乔木(1912—1992)（论文提纲范文）
（1）胡乔木与马克思主义（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四、创新之处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胡乔木走进马克思主义 |
| 一、胡乔木何以能走进马克思主义 |
| (一) 胡乔木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代背景 |
| (二) 胡乔木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内在条件 |
| 二、胡乔木怎样走进马克思主义 |
| (一) 早年走进马克思主义的奠基期 |
| (二) 中年走进马克思主义的高峰期 |
| (三) 晚年走进马克思主义的纵深期 |
| 三、几点启示 |
| 第二章 胡乔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内容的解读与研究 |
| (一)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关问题的解读与研究 |
| (二) 对科学社会主义相关问题的解读与研究 |
| (三) 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关问题的解读与研究 |
| 二、在具体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 |
| (一) 结合中国实际在党史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 |
| (二) 结合中国实际在文艺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 |
| (三) 结合中国实际在新闻宣传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 |
| (四) 结合中国实际在国际问题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 |
| 三、几点启示 |
| 第三章 胡乔木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
| 一、胡乔木与毛泽东思想 |
| (一) 对毛泽东思想主要创立者毛泽东的科学评价 |
| (二) 讲解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 |
| (三) 对毛泽东思想的认知 |
| 二、胡乔木与邓小平理论 |
| (一) 胡乔木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 |
| (二) 胡乔木与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
| 三、几点启示 |
| 第四章 胡乔木对马克思主义观基本问题的探索和回答 |
| 一、有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探索和回答 |
| 二、有关怎么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探索和回答 |
| 三、几点启示 |
| 结语 |
| 附录一：胡乔木其人 |
| 附录二：胡乔木重要学术年表 |
| 主要参考文献(专着、论文)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1939-1949年毛泽东建国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研究概况 |
| （二）观点述要 |
| （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
| 三、研究对象与史料范围 |
| （一）毛泽东建国思想的含义 |
| （二）主要概念辨析 |
| （三）时间界定 |
| （四）主要史料 |
| 四、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 |
| （一）研究思路与重难点 |
| （二）主要研究方法 |
| （三）主要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1939年之前的毛泽东建国思想 |
| 第一节 毛泽东早年的建国思考（1911-1920） |
| 一、朦胧的国家理想 |
| 二、民众大联合思想 |
| 三、“湖南共和国”主张 |
| 第二节 工农民主专政思想（1920-1935） |
| 一、转向马列主义建国思想 |
| 二、联合统治主张 |
| 三、地方苏维埃建政思想 |
| 四、“苏维埃共和国”建政经验 |
| 第三节 抗战建国的思路转变（1935-1938） |
| 一、“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口号 |
| 二、“民主共和国”主张 |
|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构想（1939-1944） |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构想的形成与局部实践 |
| 一、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构想的提出 |
| 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构想的发展 |
| 三、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构想的局部实践—以陕甘宁边区为例 |
|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构想的主要内容 |
| 一、建国目标：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 |
| 二、建国主体：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
| 三、建国方法：抗战建国、统一战线、两步走战略 |
|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构想的基本特征 |
| 一、具有新国体与新政体 |
| 二、规定社会主义前途 |
| 三、与政权建设实践相结合 |
| 第三章 联合政府主张（1944-1947） |
| 第一节 联合政府主张的形成与中断 |
| 一、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 |
| 二、联合政府主张的系统化 |
| 三、联合政府主张的曲折发展 |
| 四、联合政府主张的中断 |
| 第二节 联合政府主张的主要内容 |
| 一、联合政府的两种类型及性质 |
| 二、三种党派与五个阶级的联合 |
| 三、以打促谈和两步走方针 |
| 第三节 联合政府主张的基本特征 |
| 一、联合政府主张的战略性 |
| 二、联合政府主张的策略性 |
| 三、联合政府主张的复杂性 |
| 第四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想（1947-1949） |
|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想的形成与基本实现 |
|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想的初步形成 |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想的发展 |
|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想的定型与基本实现 |
|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想的主要内容 |
| 一、基本政治经济制度 |
| 二、两种党派与四个阶级的联合 |
| 三、反蒋、民主与协商的建国方式 |
|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想的基本特征 |
| 一、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国体 |
| 二、继承与发展了联合政府主张 |
| 三、以《共同纲领》为制度保障并基本实现 |
| 第五章 对 1939-1949年毛泽东建国思想的认识 |
| 第一节 1939-1949年毛泽东建国思想的历史意义 |
| 一、发展了马列主义建国思想 |
| 二、重塑了国家精神 |
| 三、指导了革命和建国实践 |
| 四、初步奠定了国家发展的制度基础和理论基础 |
| 第二节 1939-1949年毛泽东建国思想的历史局限 |
| 一、对资本主义和公有制的认识失之偏颇 |
| 二、对阶级分析法和阶级斗争形成路径依赖 |
| 三、法治意识薄弱 |
| 第三节 1939-1949年毛泽东建国思想的现实启示 |
| 一、在经济制度上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
| 二、在国家治理中发扬民主合作共治精神 |
| 三、在国家改革发展中坚持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相结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读博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3）建国前夕胡乔木对《人民日报》的领导（论文提纲范文）
| 一、新华社总编辑时期 |
| （一）从新华社总编辑岗位上着手实施，从引《导人民日报》领导成员熟悉中央领导人开始 |
| （二）指导了对《人民日报》编辑记者的培训，使他们尽快熟悉党中央领导人和他们的工作方法 |
| 二、解放战争时期的新华社社论 |
| （一）胡乔木调度《人民日报》连续刊登毛泽东退敌雄文，加深了“大党报”新闻工作者的历史责任感 |
| （二）落实毛泽东的要求，为《人民日报》撰写大量重要文章，成为新华社社论的主要作者之一 |
| 三、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社长时期 |
| （一）进城之前，胡乔木筹划中央主要新闻单位的负责人选，最终确定《人民日报》为党中央机关报 |
| （二）出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升格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为《人民日报》成为世界级的报纸奠定了基础 |
| （三）担任《人民日报》社长的胡乔木，在建国前夕的宣传事务中承担了撰写社论和一系列重要文章的任务，他为新中国的诞生撰写了开国大典社论 |
| 结语 |
（4）中共中央南方局报人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回顾 |
| （一）关于南方局的研究 |
| （二）关于南方局领导下的报纸研究 |
| （三）关于南方局报人及其群体的研究 |
| 三、研究对象 |
| 四、概念辨析 |
| （一）南方局 |
| （二）报人和群体 |
| 五、论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南方局报人群体的形成 |
| 一、萌芽（1931—1937） |
| （一）恽逸群与上海“记者座谈” |
| （二）胡愈之与《世界知识》特约作者 |
| 二、发展（1937—1949） |
| （一）范长江壮大“青记”和国新社 |
| （二）夏衍创建并发展《救亡日报》事业 |
| （三）《新华日报》在重庆不断壮大“友军” |
| 三、成因试析 |
| （一）抗战军兴、国共合作是前提 |
| （二）苏联援助是必不可缺的外部条件 |
| （三）战时通货膨胀、失业问题是经济诱因 |
| （四）激烈的报业竞争提供了生存土壤 |
| （五）过硬的专业素养是内在优势 |
| 第二章 南方局报人在国统区的组织布局 |
| 一、组织核心：周恩来 |
| （一）周恩来的宣传布局 |
| （二）周恩来的用人方针 |
| （三）周恩来的办报策略 |
| 二、三线布局 |
| （一）“左”倾冒进导致的惨痛历史教训 |
| （二）南方局报人的三线办报 |
| （三）“以社会的方式进行的”第三条战线办报 |
| 三、组织管理 |
| （一）管理方式 |
| （二）后备力量的培养和积蓄 |
| 第三章 南方局报人的群体特征 |
| 一、整体面貌分析——以重庆《新华日报》、香港《华商报》（复刊时期）、《救亡日报》和国新社为例 |
| （一）性别比例 |
| （二）籍贯分布 |
| （三）留洋情况 |
| （四）中共党员所占比例 |
| （五）学历和年龄 |
| 二、共通的精神气质 |
| （一）革命者的英雄气概 |
| （二）知识分子的浪漫情怀 |
| 三、基本的办报共识 |
| （一）以“讲真话”为核心 |
| （二）报纸“基础在群众，前途也在群众” |
| 四、多元的职业身份 |
| （一）流动办报 |
| （二）多重身份和多种工作 |
| 第四章 南方局报人的新闻实践 |
| 一、以专业精神办革命报刊 |
| （一）精心开展报纸经营工作 |
| （二）战地新闻蓬勃开展 |
| （三）新闻创新有声有色 |
| （四）与读者进行良好沟通和互动 |
| 二、新闻宣传和统战工作互为表里 |
| （一）新闻界的统战工作 |
| （二）跨界别的统战工作 |
| 三、新闻宣传服从政治需要 |
| （一）坚持党性原则 |
| （二）新闻服从政治 |
| 第五章 南方局报人群体的消退及其办报基因的传承 |
| 一、消退（1949—1957） |
| （一）报纸改组 |
| （二）报人星散 |
| 二、消退历史背景初探 |
| （一）“执政后的不适” |
| （二）“资产阶级新闻思想”受到批判 |
| （三）民营报业的消失 |
| 三、南方局报人办报基因的赓续——以《南方日报》创刊为中心的考察 |
| （一）南方日报首任总编辑为什么是曾彦修 |
| （二）原华商报人的转变与适应 |
| （三）南下干部和原华商报人的关系 |
| （四）《南方日报》风格的形成 |
| 结语：历史坐标中的南方局报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重庆《新华日报》报人情况统计简表 |
| 《救亡日报》报人情况统计简表 |
| 《华商报》（复刊时期）报人情况统计简表 |
| 国新社社员情况统计简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 后记 |
（5）现代汉语母语教育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现代汉语母语教育的多重制约与总体概况 |
| 第一节 母语教育的多重制约性 |
| 一、民族文化传承 |
| 二、社会时代思潮 |
| 三、母语本体认识 |
| 四、个体语言环境 |
| 第二节 现代汉语母语教育概况 |
| 一、致力普及的社会母语教育 |
| 二、螺旋提升的学校母语教育 |
| 第二章 现代汉语母语教育的开创期(1897～1928) |
| 第一节 科学民主与母语教育走向现代 |
| 一、母语教育的民众化追求 |
| 二、母语教育的科学化诉求 |
| 第二节 社会母语教育:"国音"统一与书面语下移 |
| 一、切音字运动及其影响下的国语运动 |
| 二、白话文的艰难获胜 |
| 第三节 学校母语教育:开始关注生活用语与母语规律 |
| 一、儿童本位下的"国语"取代"国文" |
| 二、听说训练走进课堂 |
| 三、母语本体规律开始受重视 |
| 四、母语教育测验、实验出现高潮 |
| 第三章 现代汉语母语教育的探索期(1929～1950) |
| 第一节 政权分治与母语教育的分途探索 |
| 第二节 社会母语教育:扫除民众文字障碍的理念与实践 |
| 一、大众语运动与新文字运动 |
| 二、平民母语教育与扫盲运动 |
| 第三节 学校母语教育:国统区的追求综合与革命根据地的简单实用 |
| 一、追求综合素养的课程纲要 |
| 二、汉语知识系统化的尝试 |
| 三、"国文程度"的讨论与写作语体化 |
| 四、实用型的革命根据地母语教学 |
| 第四章 现代汉语母语教育的突进期(1951～1965) |
| 第一节 民族振奋与母语教育的突进 |
| 第二节 社会母语教育:汉字改革与语音统一的全面突围 |
| 一、汉字拼音化的折中之路 |
| 二、"普通话"的概念确定与多角度推广 |
| 第三节 学校母语教育:语言工具观引领下的高歌猛进 |
| 一、指向高效的汉语课程独立 |
| 二、起步发展的汉语拼音教学 |
| 三、声势浩大的识字教学改革 |
| 四、着力凸显的语法教学 |
| 五、借势而生的语文"工具观" |
| 第五章 现代汉语母语教育的畸变期(1966～1977) |
| 第一节 政治挂帅与母语教育的异化 |
| 第二节 社会母语教育:政治高压下的语用歧路 |
| 一、语言斗争化倾向 |
| 二、话语模式"假大空" |
| 第三节 学校母语教育:政治主导与农村倾向 |
| 一、语言训练基本退场 |
| 二、写作教学"一枝独秀" |
| 三、教材语言僵化俗化 |
| 第六章 现代汉语母语教育的恢复期(1978～1989) |
| 第一节 百废待举与母语教育的复元 |
| 第二节 社会母语教育:国家规划下的回归与调整 |
| 一、重谋健康纯洁的语言美运动 |
| 二、经历拼音化余波后的汉字涅盘 |
| 三、逐渐恢复的推普工作 |
| 第三节 学校母语教育:语言工具观的再次兴盛 |
| 一、"双基"的恢复与修正 |
| 二、教学语法新体系诞生 |
| 三、语言教学序列的科学追求 |
| 第七章 现代汉语母语教育的转型期(1990～) |
| 第一节 人文复兴与母语教育的转型 |
| 第二节 社会母语教育:由匡谬正俗转向偏重引导 |
| 一、语言规范从匡正到引导 |
| 二、网络语言成为讨论热点 |
| 第三节 学校母语教育:母语特质与言语幸福的世纪探问 |
| 一、是否要"淡化语法"的讨论 |
| 二、"语感中心说"的提出与质疑 |
| 三、从聚焦能力的"听说"到兼及言语幸福的"口语交际" |
| 余论:学校汉语母语教育的历史评析与未来之路 |
| 一、理想的母语能力结构及其级性差异 |
| 二、现代以来学校母语教育的历史评价 |
| 三、母语能力培养体系的未来建构 |
| 结语 |
| 附录(一至五) |
| 后记 |
（6）中共办报模式演变史研究（1921-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学术回顾与梳理 |
| 一、国外学界的相关研究梳理 |
| (一)对中共宣传工作研究的关键词及启示 |
| (二)有关办报模式与中共整体转型的研究 |
| 二、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梳理 |
| (一)对于中共办报模式演变的两种认知 |
| (二)对于中共党报理论发展的主流观念 |
| (三)对于中共领袖办报思想的充分总结 |
| (四)对于中共办报模式内涵的初步归纳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与界定 |
| 一、模式的基本概念 |
| 二、模式的主要功能 |
| 三、模式的思维缺陷 |
| 四、中共办报模式的概念阐释 |
| 第四节 基本思路与框架 |
| 一、勾连学术网络、形成想象空间 |
| 二、引入多学科的视角与研究方法 |
| 三、进行历史分期,凸显模式差异 |
| 四、明晰构成要素,描绘模式全景 |
| 五、形成研究问题,彰显研究意义 |
| 第五节 章节结构与内容 |
| 第一章 报为机关:中共办报模式的初步探索(1921-1927) |
| 第一节 中共办报实践的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中共党报理论的基本轮廓 |
| 一、陈独秀:早期中共党报理论的奠基者 |
| 二、机关论:早期中共党报理论的主核心 |
| (一)党管党报 |
| (二)全党办报 |
| (三)上层宣传、下层鼓动 |
| 第三节 中共办报“上海模式”的探索 |
| 一、《新青年》:中共报刊的初始范本 |
| (一)报为主业,宣传建党 |
| (二)生产符号权力的报刊 |
| (三)凝聚政党组织的报刊 |
| 二、“上海模式”的基本内涵 |
| (一)党性原则:“一人之报”到“一党之报” |
| (二)内容策略:“知识气质”与“两级传播” |
| (三)技术形态:“编印分离”与“全党办报” |
| (四)经营管理:拨款制对报刊经济属性的消解 |
| 第四节 “上海模式”的开创意义与不足 |
| 第二章 报为工具:中共办报模式的基本成型(1928-1937) |
| 第一节 中国革命环境的剧烈变化 |
| (一)中共组织遭受严重破坏 |
| (二)领导层进入不稳定时期 |
| (三)党内路线斗争接连不断 |
| 第二节 中共党报思想的体系建构 |
| 一、继承与突破:瞿秋白之于陈独秀的党报思想 |
| 二、向上走与向下走:中共党报理论的发展趋向 |
| (一)向上走:“党报姓党”与“全党办报” |
| (二)向下走:“群众办报”思想的初步形成 |
| 第三节 中共办报“瑞金模式”的形成 |
| 一、党性原则:党报与党“同频共振” |
| 二、内容策略:斗争性与建设性并存 |
| (一)“工具论”催生“斗争性” |
| (二)执政党办报孕育“建设性” |
| 三、技术形态:公开刊物“内刊化” |
| 四、经营管理:普遍采取战时拨款制 |
| 第四节 “瑞金模式”的历史贡献与不足 |
| 第三章 城乡互动:中共办报模式的多元发展(1938-1949) |
| 第一节 中共办报内外环境的变化 |
| (一)国共两党的相互形塑 |
| (二)白区与红区路线之争 |
| 第二节 中共党报理论的基本成熟 |
| 一、一以贯之:毛泽东办报思想的深厚积淀 |
| (一)求学时期:我所愿做的工作是新闻记者 |
| (二)大革命时期:报刊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 |
| (三)土地革命时期:报刊内容应“由远及近” |
| (四)抗日战争时期: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 |
| 二、定于一尊:中共党报理论的内涵深化 |
| (一)从实际出发的工作路线确立 |
| (二)推动全党办报的组织化运作 |
| (三)明晰报刊的基本内容与策略 |
| 第三节 中共办报模式的分化并立 |
| 一、夹缝生长:中共办报“重庆模式”另辟蹊径 |
| (一)党性原则:坚守阵地与增强党性相统一 |
| (二)内容策略: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
| (三)技术形态:以独立面目开展合法斗争 |
| (四)经营管理:广告业务与多种经营铺开 |
| 二、重庆模式”的历史意义与深远影响 |
| 三、完全党报:中共办报“延安模式”推向全党 |
| (一)党性原则:党对报刊的高度控制 |
| (二)内容策略:联系群众的改版路径 |
| (三)技术特征:政治第一、技术第二 |
| (四)经营管理:“工具论”下力求自给 |
| 四、“延安模式”的重要地位与历史缺陷 |
| 第四章 两极分化:中共办报模式的差异根源 |
| 第一节 中共办报模式的环境差异 |
| (一)办报业态的差异 |
| (二)传播对象的差异 |
| (三)经济来源的差异 |
| 第二节 中共办报模式的路径差异 |
| (一)“农村办报”的发展路径 |
| (二)“城市办报”的发展路径 |
| 余论 |
| (一)“工具论”决定了中共报刊面貌 |
| (二)“工具论”存在以我为主的缺陷 |
| (三)报刊发展的三种逻辑不可偏废 |
| (四)推动报刊发展逻辑的殊途同归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向导》篇目一览表 |
| 附录2 :《布尔塞维克》篇目一览表 |
| 附录3 :《红旗周报》篇目一览表 |
| 在学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后记 |
（7）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上的“泰晤士报”（论文提纲范文）
| 一、晚清:用“泰晤士报”来建构“新报”观念 |
| 二、民初:“泰晤士报”成为独立报纸的符号 |
| 三、二三十年代:新闻职业化中对“泰晤士报”的反思 |
| 四、40年代以来:国共党争中泰晤士报“旅行”的中止 |
| 五、结语 |
（8）中国公民教育的反思与重构 ——基于百年母语教科书的文本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 (一) 从本土化到本土自觉:中国公民教育的追求 |
| (二) 母语教科书:中国公民教育的重要载体 |
| (三) 个人的学术背景与学术思考 |
| 二、相关概念界定与厘清 |
| (一) 臣民、国民、人民、公民 |
| (二) 道德教育、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公民教育 |
| (三) 百年母语教科书 |
| (四) 百年的时间段划分 |
| 三、文献综述 |
| (一) 公民教育历史回顾的研究 |
| (二) 中国公民教育本土化的研究 |
| (三) 母语教科书文本内容的研究 |
| (四) 以教科书为载体对公民教育思想的研究 |
| 四、研究思路、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西方公民教育的历程与反思 |
| 第一节 西方公民教育的缘起与嬗变 |
| 一、公民及公民教育的概念源头:共和主义公民观 |
| 二、西方现代公民及公民教育:自由主义公民观 |
| 三、在挑战中完善自由主义公民观 |
| 第二节 中国公民教育的历程与问题 |
| 一、公民:从概念输入到思想萌芽 |
| 二、培养国家公民:从思想宣传到制度建立 |
| 三、强化与变异:从公民教育到国家公民训育 |
| 四、致力教育改革,推动公民教育 |
| 第三节 中国公民教育的本土追求 |
| 一、需要中国文化参与 |
| 二、基于中国社会选择 |
| 三、凝聚中国千年智慧 |
| 第二章 西方公民教育的本上化(1904-1936) |
| 第一节 萌芽、阻抑与发展:公民教育探索期的曲折前行(1904-1919) |
| 一、辛亥革命前公民思想在母语教科书中的萌芽 |
| 二、符合民国宗旨,强调民主训练:《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中的公民教育 |
| 三、公民教育因“复辟”受到短暂阻抑 |
| 第二节 公民教育发展的黄金期(1920-1927) |
| 一、“国语运动”促进了公民教育思想的传播 |
| 二、“公民科”的设立促进了学校公民教育的快速发展 |
| 三、民主人士对公民教育的文本实践:以《开明国语读本》为例 |
| 第三节 公民教育政治化的前兆(1928-1936) |
| 一、公民教育受到“党化教育”“三民主义教育”的冲击 |
| 二、培育“三民主义”好公民:《新主义国语课本》中的公民教育 |
| 三、为了民族复兴:“九·一八”事变后公民教育的主动政治化 |
| 第三章 公民教育蜕变为政治动员的工具(1937-1949) |
| 第一节 国统区:公民教育融入抗日教育(1937-1945) |
| 一、抗战时期的教育方针:巩固精神国防 |
| 二、腥风血雨下的教科书编写与发行 |
| 三、战时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培养投身于革命的公民 |
| 第二节 革命根据地:用公民教育支持抗战建国(1937-1945) |
| 一、为抗战服务:革命根据地教育的指导思想 |
| 二、革命根据地的教科书编写与发行 |
| 三、时代性和革命性:《战时新课本·国语常识合编》中的公民教育 |
| 第三节 政权转变期:公民教育异化为宣传手段(1945-1949) |
| 一、国统区与解放区的两套经典母语教材 |
| 二、国共两党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思想比较 |
| 三、“复古”与“解构”:国共两党母语教科书中公民文化认同的分歧 |
| 第四章 以“人民教育”取代公民教育(1949-1976) |
| 第一节 探索与迷惑:新中国公民教育的沉寂(1949-1966) |
| 一、公民、人民与接班人:新中国初期以思想政治为核心的教育目标 |
| 二、语文教科书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 |
| 三、新中国初期语文教科书中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教育 |
| 第二节 狂热与崇拜:“文化大革命”中的“接班人”教育(1966-1976) |
| 一、青年学生作为主要参与对象的文化大革命 |
| 二、对建国十七年教育工作的全盘否定 |
| 三、“文革”期间的教科书: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
| 第三节 “接班人”教育:以北京市小学《语文》为例 |
| 一、“接班人”与国家的关系:“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 |
| 二、课本中的“接班人”生活:以阶级斗争为纲 |
| 三、课本中的“接班人”榜样:“毛主席的好战士” |
| 四、课本中的儿童:成人化、英雄化、政治化 |
| 第五章 新时期公民教育的复兴与重建(1977—今) |
| 第一节 “民主”“权利”成为新时期中国公民教育的目标(1977-1985) |
| 一、“民主”成为“文革”后最迫切的政治诉求 |
| 二、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与教材重建 |
| 三、改革开放后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思想:以全日制十年制小学《语文》为例 |
| 第二节 公民教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催生下快速发展(1986-2000)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公民生长提供了成长的土壤 |
| 二、教育要为现代化国家培养社会主义公民 |
| 三、第一套义务教育母语中的公民教育思想 |
| 第三节 新世纪社会主义公民教育的自觉构建(2001-) |
| 一、新世纪启动公民社会的建设策略 |
| 二、新世纪公民教育本土性的初步呈现 |
| 三、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公民:以“苏教版”语文教科书为例 |
| 第六章 百年中国公民教育的反思与重构 |
| 第一节 百年中国公民教育的反思 |
|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公民性的紧张对立 |
| 二、政治诉求凌驾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公民性之上 |
| 三、中国传统文化、公民性与时代诉求三者间的相互制约 |
| 第二节 中国本土公民教育的失落与追问 |
| 一、中国传统文化弱势地位 |
| 二、公民性淹没在战争和战争思维中 |
| 三、传统伦理政治与民主政治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 |
| 第三节 基于中国伦理精神的公民教育建构 |
| 一、成为普遍存在者:中国伦理型文化的重要特征 |
| 二、中国伦理与公民精神的价值耦合 |
| 三、基于中国伦理的公民教育设计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9）冯雪峰“神化”鲁迅的努力、困境和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 一、所谓“神化”鲁迅 |
| 二、从认识了解到共同战斗 |
| 三、鲁迅与共产党的桥梁 |
| 四、“神化”鲁迅的背景和动机 |
| 五、“两个口号”论争和鲁迅逝世的转折点 |
| 六、鲁迅逝世后冯雪峰地位的变化 |
| 七、新版“神化”的鲁迅与冯雪峰的坎坷命运 |
| 八、结束语：冯雪峰“神化”鲁迅的功绩 |
（10）胡乔木中共党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学界研究述评 |
| 三、 研究思路 |
| 四、 研究方法 |
| 五、 创新之处与主要不足 |
| 第一章 胡乔木生平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进程 |
| 一、 生平 |
| 二、 党史研究进程 |
| (一) 起步阶段(1941——1949) |
| (二) 发展阶段(1950——1966) |
| (三) 全盛阶段(1975——1992) |
| 第二章 胡乔木中共党史研究的主要成就 |
| 一、 撰写中共简明党史——《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
| 二、 参与起草党的历史问题决议 |
| (一) 参与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 (二) 负责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 三、 编研党的文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
| (一) 编研党的文献 |
| (二) 编研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
| 四、 注重局部历史和地方志编写的研究 |
| (一) 注重对南方局党史的编写 |
| (二) 关于地方志编写的研究 |
| 第三章 胡乔木中共党史研究的主要理论 |
| 一、关于党史研究的政治性和科学性的认识 |
| 二、关于党史研究指导思想的认识——以毛泽东思想为例 |
| (一) 充分认识毛泽东思想对党史研究的指导作用 |
| (二) 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 |
| 三、关于党史人物的评价——以毛泽东为例 |
| 四、关于党史重大事件的认识——以“文化大革命”为例 |
| (一) 客观剖析“文化大革命”的成因 |
| (二) 准确定位“文化大革命”的性质 |
| 第四章 胡乔木中共党史研究方法论 |
| 一、关于党史研究对象的认识 |
| 二、关于党史研究目的的认识 |
| 三、做好党史研究工作应注意的问题 |
| (一) 党史研究要注重多维立体化 |
| (二) 党史研究力求调查深入 |
| (三) 党史研究需注重表述理论问题 |
| (四) 党史研究兼顾可读性与创新性 |
| (五) 党史研究需注重逻辑性的总结 |
| 第五章 胡乔木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特点及历史地位 |
| 一、胡乔木党史研究的学术特点 |
| (一) 党史研究阶段性与理论性并存 |
| (二) 党史研究史料性与创新性并存 |
| 二、胡乔木党史研究的历史地位 |
| (一) 党的文献工作的奠基人 |
| (二) 党史研究工作的开拓者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胡乔木(1912—1992)（论文参考文献）
- [1]胡乔木与马克思主义[D]. 杨燕. 山东大学, 2012(12)
- [2]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1939-1949年毛泽东建国思想研究[D]. 周伟东.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3]建国前夕胡乔木对《人民日报》的领导[J]. 钱江.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03)
- [4]中共中央南方局报人群体研究[D]. 吴自力. 暨南大学, 2016(04)
- [5]现代汉语母语教育演进研究[D]. 曾晓洁. 湖南师范大学, 2011(01)
- [6]中共办报模式演变史研究（1921-1949）[D]. 陈龙. 暨南大学, 2019(08)
- [7]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上的“泰晤士报”[J]. 唐海江,丁捷. 国际新闻界, 2017(10)
- [8]中国公民教育的反思与重构 ——基于百年母语教科书的文本分析[D]. 刘霞.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5)
- [9]冯雪峰“神化”鲁迅的努力、困境和贡献[J]. 张钊贻. 文史哲, 2016(03)
- [10]胡乔木中共党史思想研究[D]. 蔡美玉. 山东大学, 201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