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传统法观念对法制现代化的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史蕾[1]（2021）在《转型期中国公民法治观念培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民法治观念培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内容。党中央在“四五”普法规划中就明确指出“要把法制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紧密结合起来”,1987年开始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加入了法治教育,2014年进一步将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在中小学开展法治教育,赋予法治教育全民教育的性质和定位。迄今,普法宣传教育已经进入“八五”规划开局之年,经过持续的法治教育,公民的法治观念显着增长。但是当前法治实践中依然存在公民尊法信法守法用法意识不强,青少年违法犯罪率上升的现象,表明公民法治观念培育依然需要进一步深化提升。中国的社会转型是有着五千年悠久文明传统的古老大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是国家治理深刻变革的转型,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转型。传统农业社会礼法合治,法治仅处于辅助地位,对法治文化建设较为轻视。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法治权威还没有真正树立,很多公民依然存有人情大于法治的观念。转型期法治观念培育有必要结合历史渊源和现状发展进行认真思考和研究。本文通过五个部分展开系统阐述:第一部分对法治观念进行界定。通过梳理既有研究成果,将法治观念进行概念厘定;并对法治观念培育过程中所涉及的主体、客体、内容、环境要素进行介绍,为后续论述框定研究范围。第二部分对法治观念培育的理论基础进行阐释。通过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国共产党人对法治观念培育的阐述,阐明公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基本原理。第三部分对法治观念培育的历史渊源进行梳理,总结其实践理路。传统社会是礼法合治的人治社会,法治在其中仅是补充和保障作用。历史发展证明,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实际相结合,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观念才是正确的道路。第四部分对当前中国公民法治观念培育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通过对转型期中国公民法治观念现状以及法治观念培育现状进行分析,揭示当前公民法治观念培育症结,进而探讨分析其影响因素。第五部分对转型期公民法治观念培育的路径进行总结。中国公民法治观念培育要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结合当前教育发展进一步完善法治观念培育方式,在教育过程中把握法治观念认知、认同、践行法治的主线,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以及社会教育统筹融合,形成全方位育人格局,并予以制度保障,提高法治观念培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张何鑫[2]（2020）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软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是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场域,基层治理法治化程度是衡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检验性标准。至2019年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60%。城市社区治理作为基层社会治理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维护国家一半以上人口的基层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使命。在推进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的进程中,软法的作用凸显。在国家制定法体系之外,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软法规范在社区治理中彰显了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在我国确立了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目标后,软法与治理理论的高度契合促进了软法规范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功能的实现。实践证明,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软法不仅弥补了硬法的不足,更为城市社区治理提供了多元化的法律规范依据,充分实现了以法律规范为基础的城市现代化基层治理。软法作为法学的研究对象,其概念虽未在学界达成共识,但国内外学者已围绕软法的理论和实践展开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软法问题已经成为我国法理学界持续关注的热点课题。软法与公共治理理论的结合,在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中验证了软法的作用和实效。因此,基于完善软法理论的呼唤和实践需要,有必要针对城市社区治理中现行各类软法规范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构建完备的城市社区治理软法体系,最大化确保软法价值及功能的实现,进而促进城市社区治理法律规范的多元化。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软法是由居民委员会、居民共同体、社区社会组织等非国家主体通过集体协商制定通过的,采取柔性约束方式规范主体行为且具有实际约束效果的行为规范。软法作为社区治理法律体系中的成员,在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以其独特的方式促进实质公平正义的实现,维护基层社会的秩序,保障多元主体的平等地位,实现公民自治的自由。依据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制定主体的不同,可以将软法分为三类:第一,社区居民委员会制定的软法,其主要内容涉及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职能、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工作制度、社区居民委员会各专职委员会的职责、社区居民委员会管理服务活动的行为规则等。第二,社区居民共同体制定的软法,这类软法规范在城市社区治理中数量较多,常以社区居民公约、业主公约、居民会议决议、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等形式出现。第三,社区社会组织制定的软法,如物业公司制定社区物业管理章程、社区物业服务细则等。多元主体制定的社区治理软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软法以不同于硬法的方式提高社区治理主体的自治能力,保障社区治理中开放性因子的活性参与,促进社区治理中国家法的实施,弥补社区治理中硬法的短板,助力社区新型道德规范的建立,降低社区治理中法律实施成本。软法的这些作用不仅值得我们持续关注软法,更应引起我们对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尚存问题的深入研究及完善软法体系的重视。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以《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物业管理条例》为核心,以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托的城市社区治理硬法体系,但这些硬法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僵化滞后、实施效果不理想等缺陷。城市社区治理的基础是居民自治,软法是社区居民自治的一种理性必然产物,软法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具有弥补硬法不足的特殊作用和功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软法,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制定过程和实施过程中。第一,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软法在制定过程中,存在软法体系不健全、软法制定主体地位不平等、软法制定过程行政化、软法制定原则不明确、软法制定缺乏形式理性等问题。软法制定程序中的困境导致软法先天不足,从而影响软法在城市社区治理中价值的实现和作用的发挥,软法制定中存在的问题还会传导于软法实施过程中,减损软法的实施效果。第二,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软法在实施中,存在软法缺乏实施监督机制,软法实施过程缺乏必要的内部监督和有效的外部监督,从而导致软法实施过程随意性较大;进而,软法实施缺乏必要的追责机制,出现软法实施后的责任落空,无法充分保障相关利益主体的权益;软法没有相应的权利救济机制。通过深入剖析上述问题可以发现,由于行政管理体制的长期影响以及软法制定主体自身法律素养的欠缺,现行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软法多数是政府主导下的产物,未能充分体现社区治理各类主体的意志,软法内容多临摹硬法,造成软法数量激增但缺乏个性,无法具有针对性地解决社区治理中的问题,而软法实施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降低了软法的功能和价值,最终有损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的完整功能和体系化。完备的软法体系是城市社区治理软法的刚性硬件,完善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软法必须以完善软法制定过程、构建软法实施保障机制为基点,突破现行软法的局限,真正实现软法治理的优势,促进城市社区治理法治化和现代化的实现。城市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理念在基层社会的应用,允许多元主体参与其中势在必行,在此基础上软法的出现不仅对硬法的不足之处有所弥补,更会与硬法结合发挥叠加效用,但这必须要求克服软法在制定环节与实施过程中现存的问题,即结合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实际情况和现实需求,在社区治理软法制定过程中注重软法体系的健全、维护软法制定主体的平等地位、减少软法制定中的行政因素、明确软法制定原则。与此同时,针对社区治理中软法在实践环节存在的问题,强化软法实施监督机制,健全软法实施的追责机制,建立软法实施的权利救济机制,完善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各类软法规范,让软法在社区治理中充分彰显自身价值和不二功能。
徐刚[3]（2020）在《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对于研究中国近代法律教育理论体系及其思想渊源,丰富中国法律思想史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中国现代法律教育起源于近代中国在移植西方法律教育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制度性变革,初步形成于国民政府制定法体系完善后的30年代末期。孙晓楼是中国第一位系统研究近代法律教育,并出版国内第一本法律教育专着《法律教育》的法学家,被吴经熊誉为“研究法律教育的开路先锋”,被美国学者康雅信（Alison W.Conner）誉为“出色的法律教育家”。《法律教育》涵盖了法律教育领域里的几乎全部内容,包括法律教育之意义和目的、两大法系法律教育之比较、师资队伍与设施保障、入学条件与课程设置、法学研究方法与法律实践教学、法律夜校与法律研究院等。因而,有学者认为孙晓楼是民国时期“专门法学教育体系”的建构者,并在“中国法学史上具有开创性地位”。研究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形成背景、理论体系、实践过程、作用发挥、历史价值等方面,对于当今中国法学教育改革、卓越法治人才培养具有较强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我国法学教育正面临新的历史机遇与挑战:如何坚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抓好法治人才培养,如何走以提高法治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如何创新中国特色法学教育模式,如何廓清跨学科知识体系对未来法学教育的影响等。孙晓楼正是在类似的时代更迭、论争不断的历史背景下,建构出全面系统的法律教育理论体系,其探讨和论证过的内容有:法律教育肩负着为国家培养法律人才的政治责任;在法律国际化过程中如何保持好本国法律教育的民族性、社会性;法律人才应当时刻关注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主张从最开始的提高入学资格入手,到培养环节中以高水平教授、完善的教学设施条件,来共同提高法律人才培养质量等。论文综合运用了文献分析法、法律社会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系统分析法等研究方法。系统探究了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产生背景,包括法制环境、地域背景、学术氛围以及个人因素。“自主性”特征明显的国民政府法制建设,在建成以“六法全书”为代表的具有中国品质的近代法律体系后,更加需要一批既深谙西方法律文明,又从小熏陶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下的本土法学家来深入推进法制建设。他们不但能更好地适应法律自主性变革,而且能更加有力地强化法律变革的自主性。阻碍民国司法独立的掣肘性因素在于法律人才的匮乏,此外,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也需要更多的法律人才充实进新式司法机构和运转司法。时代最前沿、中国最开放、经济最发达的大上海,吸引了大批法科留学生留沪工作和优秀律师执业团体的形成。他们共同成为私立法政院校的优质师资,客观上促进了上海法律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接受过西式法律教育并于20年代崭露头角的第二代法学家,不但能够运用西方法律去改造中国传统法律,将汉语语境下的中国法律推向一个新高度,而且经常性地开展法律思想大讨论和多领域的法律实践活动。孙晓楼长时间倾注于东吴法学院教书育人,精心编纂两期法律教育专号,也深受东吴师生法律教育思想的启发和影响,通过自己的精深研究,系统化的法律教育思想得以最终形成。深刻阐释了孙晓楼关于法律教育的主要思想理念。任何理论体系必然都有其独有的思想理念作为指引,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自不例外。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源自于对民国大学教育存在的空谈式的理论教育、士大夫式的绅士教育、功利式的个人主义教育、盲从式的洋化教育等问题的关注和改进。关于法律教育的意义,他认为关系到国家法治的前途,并希望办理中国高等教育的人能特别注意到,因不切国情而妨害国家民族性发展的大学教育中的问题;希望办理法律教育的人能将法律教育当作一项事业,杜绝短期功利思想和行为;希望法学界注意到法律教育研究的重要意义,尽心竭力地研究法律教育。关于法律教育的目的,他认为是训练为社会服务为国家谋利益的法律人才。关于什么是法律人才,他认为要具备法律学问、法律道德、社会常识。针对当时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重知识轻实践、对外国理论缺乏甄别、对德育重视不够、对社会科学研究不足等问题,提出了推行理实并重制、改革课程体系、编写优质教材、改变讲授方式、加强品行培养、增强对理论法学和社会科学的学习研究等具体举措,对于当今卓越法治人才培养依然具有较多启示意义。重点研究了孙晓楼关于民国法律教育的制度设计。孙晓楼从法律国际化进程中的民族化、理实并重制、法律研究方法、法律课程编制等四个方面,对民国法律教育进行了制度设计。在法律国际化进程中,法律教育要立足本民族文化和本国社会实际,为本民族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在比较借鉴大陆和英美两大法系法律教育优点的基础上,来改善中国法律教育。理实并重制,既有法律人才培养不适应废除领事裁判权需要和为缓解法律张力而培养具有较高司法智慧、司法技巧的法律人才等历史背景,又有以例案研究等四点关键之举来实现理论学科和实验学科相配合等系统内涵,具有较强的历史进步性。偏于理论的、狭义的、分析的研究方法存在通病,而在社会法学派崛起之后,法律的研究方法出现倾向于实际的、广义的、功用的研究之趋势。在详细考察12所国内外着名大学法律课程的基础上,不但研究得出沿用至今的课程编制五项原则,而且提出应添设法律伦理学、会计学、理论法学等三门课程的观点,切实针对时弊,符合当时历史阶段要求,至今仍具颇多启发意义。深入研究了孙晓楼关于法律人才培养的质量控制。孙晓楼从作为人才培养质量初始环节的入学门槛把控、作为人才培养质量关键的高水平教授、作为人才培养质量支撑保障的设施设备等三个方面对法律人才培养进行质量控制。受美国和东吴法学院“精英化”法律教育的影响,针对不合格学生充斥法律学校的时弊,提出一方面要限制学生人数,来达到以重质不重量的原则去选择人才和方便教师集中培养学生的效果;另一方面以提高入学资格来代替延长学习年限,保证学生在学习法律前应当修完9门基本科目。主张教育部限制学生人数的整顿措施,应当考虑各个学校的历史、已往的成绩、不同学科的强弱程度、学校本身经济情况等因素,避免一刀切。针对位置不稳、四处兼职的教授现状,主张以身许学的专任教授是提高法律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要通过俸给的提高、位置的保障、课目的限制、时间的限制和生活的改善,来崇养“国士式”教授。法学图书馆、模型法庭、讨论室、法律救助社是保障法律人才培养质量的必要设备支撑。着重研究了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实践展开。孙晓楼在担任东吴法学院副教务长、朝阳学院院长时期的法律实践,既是其法律教育思想的折射与印证,又是其实践智慧的充分展现。以论着的形式阐释比较法研究令人信服的理由,试图说服政府减少对东吴法学院比较法教学的干预,并指出比较法研究之根本目的在于改善中国法。特色鲜明的比较法教学给东吴法学院带来了充足的生源、良好的就业、星光闪耀的律师群体和司法官群体等巨大实际效益。长期在一批具有丰富法律实务经验的教师群体指导下的东吴模型法庭课程,克服了长期理论灌输之弊病,训练了学生法律推理、法律论辩等方面的实践能力,对东吴法学院法律教学提供了莫大的帮助。担任朝阳学院院长期间,积极推行理实并重制,聘请司法经验丰富的法学家组成司法组教务委员会,引进模型法庭并适当增加比较法课程,补强了朝阳学生短于法律实践的弱项。孙晓楼是在中国添设法律研究院的最早极力主张者之一,也阐释了法律夜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当存在的理由及改进对策。全面研究了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价值。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具有深厚的学术价值、深刻的历史价值和深远的当代价值。与同时代主要法学家相比,孙晓楼从推动和实现国家法治的高度出发,以更加宏大的系统性思维站在理论建构者的视角,综合运用比较法等研究方法,全面建构民国法律教育理论体系。参加国民政府教育部修订法律学系科目表工作,对在全国范围开设法学基本科目必修课、比较法课程以及遵循其主张的课程编制五大原则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其法律教育思想对朱家骅任教育部长时期的宏观法律教育政策产生了不少启发和影响。担任东吴法学院副教务长时期,始终坚守比较法教学,积极推动模型法庭和图书馆建设。抗战期间担任朝阳学院院长,克服筚路蓝缕的办学困境,竭尽所能地四处聘来阵容齐整的高水平教授队伍,实行严格的学分制度、考试制度和奖惩制度,取得了招收法科研究生的新突破,取得了丰硕的办学治校成果。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对于进一步明确当今法学教育宗旨和定位,如何建立健全中国特色法学教育模式,如何构建法学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如何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如何开展好跨学科教育,如何将法律伦理学有机融入课程体系,如何改进法学研究方法和实践性教学等方面,都具有较多的经验启示和较强的借鉴意义。
王莹[4]（2020）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精神底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文化支撑。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不断向前发展,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加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更加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课题。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文化支撑,其现状存在着发展水平不均衡、机制体制不完善、普法氛围不浓厚、自觉自信不充分等多方面的问题,其建设也面临着历史文化传统局限性传承性、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意识形态斗争复杂性多样性、地域人口因素现实性差异性等多方面制约,尚不能充分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要求。因此,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概念和理论,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渊源和理论依据,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历史成就和基本经验,剖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困境与成因,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对策和实施路径,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基于此,本文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原理和方法,立足中国国情和时代需要,旨在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科学内涵和理论依据,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发展进程和历史经验,剖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基本原因,提出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对策和前瞻性思考,以期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科学内涵的理解,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思考,积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研究的经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理论,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实践。论文由导论、主体部分和结语构成。主体部分包括五章:第一章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概念与基本理论。从源头上探究了法治文化,辨析了法治文化相关概念的含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概念。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内涵的研究中,涵盖了对其主客体的甄别,对其特征属性的描述,并从物质、精神、制度和行为四重结构探究了法治文化建设的内容,对其所遵循的客观规律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其战略价值所在。第二章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理论依据与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并不是无源之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依据,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法治文明则是其借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治观和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有关法治文化建设的思想,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学理依据。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中的优秀法治文化建设思想,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第三章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历史与基本经验。重点阐述了中国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进程、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中国法治文化建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展现出不同特点。中国法治文化建设在强化实践基础、深化法治理论以及人民法治认同三方面取得了不俗成就。同时,本章还阐释了法治文化建设在坚持基本国情,发挥改革创新精神,正确处理党与法、权与法、情理法三个方面的关系和不断坚持两个“三位一体”的重要经验。第四章剖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困境与成因分析。主要是从现实状况出发,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找寻不足,以全面反映法治文化建设的全貌。在发展水平、体制机制、普法氛围、法治信仰等方面探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的现实瓶颈,指出其主要制约是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意识形态斗争、地域人口因素上的影响。直面法治文化建设的问题根源所在,为下一步深入探究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提供了坚实基础。第五章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对策与前瞻思考。基于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的现实瓶颈与制约因素,围绕思想、制度、实践、文化、资源和国际六方面提出了路径选择,还从多元动力、责任监督、普法传播、文化创新、人才培育和法治评估机制等方面探讨了法治文化建设的机制构建。最后,从目标取向、实践要求、拓展方向阐述了对新时代法治文化建设未来发展的前瞻性展望。
李丽[5]（2020）在《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法治要良好运行,健全完备的制度体系和公民深厚的法治观念是其必要条件,法治观念是推动法治发展的精神支撑和动力。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的培育既是农村法治社会有效建立的根本所在,也是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基础环节,更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必然要求。然而与国家法治化进程相比,农民的法治观念还明显不适应法治社会的要求,农民法治观念培育也愈显无力和低效。现实抵牾催促着我们对农民法治观念培育进行反思和检视,以实现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良性质变。缺乏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只有明晰基本理论问题,才能进一步把握培育农民法治观念的精髓和理想进路。法治是一种成熟、多元而独特的文化品格和制度框架,作为上层建筑,根植于社会现实土壤的中国法治必然彰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内涵。法治观念是法治的个体观念表达,是个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现象与法治规律的主观心理感受和把握,是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能动反映和内在自觉。法治观念包含法治认知、法治情感、法治意志三个相互关联又逐层递进的结构要素。新时代中国农民的法治观念是指农民个体所具备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道路相适应的主观心理感受和内在自觉。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是培育者与农民的双向互动,既包括培育者的法治教育引领过程,又包括农民自主建构过程,是二者的有机统一。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应包含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法、培育环境四要素,遵循法治知识的传授与教育、法治实践的体悟与认同,法治环境的联动与耦合的培育机理。我们对农民法治观念的内在结构、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要素和运行机理的理论解答,搭建起了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的培育架构和模型。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指向的“农民”是生活在广大农村地区的整体意义上群体,拥有广义的外延范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判断,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的伟大战略规划,新时代背景为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提供了新际遇。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的培育既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农民法治观念的提升为现代化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内生动力,也为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创造了条件。理论概括是把握事物本质规律的重要方式,任何一项研究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引。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应以马克思主义的法治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学说、农民教育思想作为其理论成长点和根基,并提取绵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借鉴西方的成熟学说。这些理论成果为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提供了强有力的学理依托。历史是真理之母。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研究应链接历史,感悟历史经验对现实的启迪与昭示。改革开放是我国法治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起点。1978年以来,我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经历了准备阶段（1978年——1985年）、起步阶段（1986年——1996年）、展开阶段（1997年——2011年）和新时期（2012年——至今）。脉络的梳理使得培育经验愈加清晰,四十多年来,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始终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根本遵循;采取“送法下乡”模式,将农村纳入现代法治建设的轨道;紧抓依法治村,建立村民自治制度,为农民践行民主法治观念提供制度平台;坚持德、法共治,发挥思想道德教育在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助推作用;开展农村立法、司法、执法建设,注重农村法治建设为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带来的积极影响。透过历史之境,总结培育经验,为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提供历史参照与借鉴。疑乃思之始,问乃学之端。问题是创新的起点,是实践的指引,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最优良的方法论传统和最鲜明的方法论特征。新时代农民的法治观念既有积极表现,也确实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法律知识不断丰富,但法治认知模糊;法治期待产生,但司法认同度不高;守法观念形成,但依法办事观念欠缺。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在新时代的开展并非一帆风顺,面临着农民主体性的缺场,“唯培育者为主体”倾向;培育内容多以法律知识为中心,忽视法治的价值内涵;培育多采用单向度灌输式方式,忽视法治实践与交往互动;各培育主体未形成有效合理,农村普法机制运行不畅;农村法治建设不完善,培育微观环境不佳等多维度困境和挑战。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层面全面、深入、辩证地挖掘问题根源,能深化我们对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本质和规律的认识。研究当前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现实抵牾,有利于定位化解矛盾的着力点,为构建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理路提供现实指引。在这样一个革故鼎新的伟大时代,我们必须顺应时代发展和社会变革的新要求,呼唤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回归和彰显,探究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路向。理论、历史、现实像是三盏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必须坚持培育的社会主义方向、主体间性原则和本土化原则,以完善农村法治建设、促进农民全面自由发展为根本目标,以提高农民法治认知、强化法治情感体验、增强法治信任、培养法治思维为具体目标,构建多层次培育目标体系。根据农民心理发展特点,农村培育环境与资源,结合农民法治需求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价值取向,培育应采用“唤起民众”式培育法、法治实践体验法、生活化培育法,重点培育农民的法律至上观念、权利保障观念、依法办事观念、权力制约观念。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可遵循以下路径开展:发挥党政的主导作用,扩大社会主体的参与范围,凸出重点农民群体的培育工作,明晰各培育主体责任,共同构建“党政、社会、农民”协同联动的培育大格局;通过完善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机构设置、加紧队伍建设、强化经费保障、健全评估体系完善农村普法机制,增强法治宣传教育实效;让农民在各类法治活动中,在依法治村的实践中,在纠纷处理解决中深化民主法治实践,提升农民法治体验;通过完善农村法治建设、推进农业现代化大发展、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构建“一核三治”的乡村治理新格局等途径优化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乡土环境。
张杰[6]（2020）在《现代法治视野下情理法传统的重拾与反思》文中研究说明“情理法”这一符号尽管从形式上看来自于现代的法学研究,但是围绕着这一符号所探讨的实质内容却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紧密相连,由此体现出这一符号作为一个法哲学命题能够发挥出勾连古今的重要作用。因此,在学术界反思学术研究主体性的大背景下,“情理法”的研究对于思考当代中国法学研究缺乏自身理论图景的困境具有现实的意义。然而,在近三十年的研究中,“情理法”这一符号存在着合成概念与独立概念的分裂,这种分裂不利于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学术共识的凝结。通过分析裁判文书网中“情理法”这一符号的使用情况可以看到,合成概念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逻辑缺陷,使用独立概念是克服逻辑问题的必由之路。同时,回顾前人的研究可发现,裁判合理性的建构是作为独立概念的情理法的核心问题。基于历史和文献等背景性原因,清代乾隆一朝是考察情理法传统的极佳样本。对于清代司法究竟是以情断案还是依法断案的问题,以黄宗智和滋贺秀三为代表的两派学者的分歧集中在州县自理案件,但包括两位学者在内的主流观点对于重罪案件依法断案的特点基本是没有争议的。“举重以明轻”。通过对清代乾隆朝刑部诉讼档案所载重罪案件的考察可见,在被普遍认为依法断案为主流的重罪案件中,裁判者也仍然坚持对实质合理性的追求而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国法的违背。在“情罪允协”这一原则的指导下,裁判者通过比附援引、原则活用、因案生例、法律解释四种裁判技术和扩大参与、特殊提醒、结果矫正三类特殊制度的运用,对失衡的情罪关系进行矫正,以实现裁判合理性的建构。以合理性为视角会发现,情理法传统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合理性与合法性建构相分离的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合理性的建构由各级裁判者负责,而合法性的证成则转移到了君主的身上,整个过程呈现出定罪量刑的个殊性、罪刑关系的均衡性、司法裁判的开放性、裁判指向的未来性四个特点。如果把这一模式放到传统的语境当中,裁判者看似违背国法的行为是能够基于“天-君-民”的文化结构得到融贯性的合理解释的。由于重罪案件对应着高位阶的终审权以至于导向皇帝的最高权威,在“天-君-民”这一并无绝对权威的闭合回路中,皇权及整个官僚集团基于对统治正当性的证成需要,百姓基于自身利益而对刑的关切与重视,这两个面向使得君与民在追求裁判合理性的目标上达成了潜在的合意,并由此在重罪案件中反而产生了丰富的情理法现象。但是,若以现代法学的视角去看待情理法传统,其中存在着诸多与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和精神相悖之处,最为突出的就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违背。究其实质,这种违背产生的根源在于传统与现代对于“人”的理解不同。传统中国语境中的“人”是一种“子民”,基于“子民”的身份而形成的“父母官诉讼”,在缺乏限制权力和保障权利的思想和制度的历史背景下,对于国法的违背成为在个案中追求裁判合理性的必然选择。然而,基于“人”这一最根本的连接点以及从“子民”到“公民”的重大历史转折,加之限制权力与保障权利的思想从意识变为制度,情理法传统与现代法治相冲突的内容在当代中国的法治语境中能够被抑制,而其中蕴含的积极面向则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同时,情理法传统的逻辑在以形式合理性为特征的现代法治中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以通过舆论、行政等力量影响司法的形态继续存在于当代的司法实践中。因此,这就进一步促使当代司法必须正视情理法传统。经过对传统与现代司法关于合理性与合法性建构的不同模式的对比,并结合近年来的几起热门案件后发现,虽然对于形式合理性的追求是当代司法的必然选择,但是强调实质合理性的情理法传统并不意味着牺牲合法性。回归到概念本身,立足于现代法治的语境可将情理法最终定义为司法者依据法律规范建构裁判合理性的过程。这一定义看似简单,实则隐含了从传统到现代的重大历史转折与演变,尤其是司法者作为主体、法律规范作为裁判依据的表述蕴含着现代法治限制权力和保障权利的基本精神,同时裁判合理性的建构作为情理法概念一以贯之的内核又充分体现了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在这一概念的背景下,情理法传统的特点作为一种“高次元传统”对当代司法实践更具借鉴意义。一方面,定罪量刑的个殊性要求司法者更加关注个案事实并强化从“情”到“罪”的论证;罪刑关系的均衡性则要求司法者面对疑难案件时要避免三段论的僵化,并代之以一种均衡性的视角为个案寻找合法性依据。对此,基于自由裁量权的扩大,司法者能够在不违背合法性的前提下依靠更高水准的裁判说理来实现。另一方面,司法裁判的开放性强调裁判过程应该为司法民主和专业性知识的进入保留通道;裁判指向的未来性则需要司法者以一种“向前看”的思维更为合理地作出裁决。对此,立法者需以制度化的方式将这些非正式的合理性建构路径纳入法律体系当中,从而为司法者提供可资操作的合法路径。由此可见,对情理法这一概念的抽象在回应中国法学研究主体性问题的同时,能够更好地凝结学科共识以推进研究的深入。尤其是以“人”作为连接点,情理法这一概念能够勾连古今,裁判合理性的建构这一内核在人民主体地位的前提下能够发挥出积极的面向。
张卉琳[7]（2020）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少数民族地区法治文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乡村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表现最突出的地方。为解决好新时期“三农”问题,党中央从全局着眼,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伟大决策,以期实现治理有效的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然而,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受自然环境、历史原因和文化资本等因素影响,社会发展水平与汉族地区农村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在一定程度上说,我国现代化目标任务实现的最大短板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在推进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法治文化建设在更新乡村文化、提供秩序保障、激发乡村建设活力、重构乡村治理体系等方面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法治文化建设如何定位、如何进行,成为有效治理乡村的关键问题。本文从这些问题入手,尝试探析少数民族地区法治文化建设的可行路径。法治文化建设内在地包括制度、理论、观念思维等全方位的塑造。文章从时间、空间、“人”的角度三个维度分析了少数民族地区在法治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民族传统法文化向现代化转型中的困境、民族区域法治文化发展不平衡、少数民族权利保护背后的法文化建设困境。文章提出在充分关照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的客观困难的前提下,以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机遇为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遵循。最终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观政策背景下,充分利用、调动、调适国家层面与少数民族的、地方性的因素这两种资源,从治理入手,发挥党组织的引领作用,从三个维度塑造法治文化,并以基层社会治理统领法治文化的建设,在基层治理中检验和反馈法治文化,从而形成正向循环的法治文化生成和优化的机制。
戴巍巍[8]（2020）在《“家国”思想的秩序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家国”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稳定而有序的行为期待化简机制。社会系统理论认为,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源于人的“期待”多样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失望”可能,即社会的复杂性与偶在性,伴随着这种复杂性与偶在性的生产,人的行为会逐渐趋向于实现一种能够使自己的期望得以实现的选择——“有序性”由此产生,“有序”在实现期望的同时也会产生新的“期望”与新的“可能”,于是,在复杂性不断生产的环境下,人就会越来越倾向于“本能的”寻找一种能够“化简”社会不确定性与失望可能的方法,这种方法并非必须来自于本人的行为体验,它应该更简单、更具有可重复性,即以他人的选择作为自己选择的依据,这就是人在面对社会复杂性与偶在性时所产生的选择结构——“选择之选择”。当这种结构获得大多数体验关系之外的第三方认可时,即“制度化”之后,它就成为一种在多数的人群中被“遵守”的、面对行为期待的“复杂性化简机制”。社会系统理论认为,整体意义上的“社会”由不同的社会子系统组成,它包括但不限于思想、文化、艺术、法律、宗教等,每一种社会子系统的分化、运行都遵循着社会发展的一般逻辑——源于复杂性与偶在性的生产,且每一种社会子系统的演进都与其他子系统相联系——交互性,于是可以认为,每一种社会子系统的分化与演进都同时来源于系统内部与外部的互动,并不断生产出新的“复杂性”与“偶在性”。对“家国”思想的观察同样符合社会学的一般判断,作为生发于中国文化土壤中的思想体系,“时间维度”、“社会维度”与“事实维度”的交互使其不断内生出行为期待的复杂性,也不断需要面对在环境交互体验中实现“选择化简”的功能性要求。此外,子系统的演进并不会使社会整体失去其“独立存在”的意义,一种稳定而有序的化简机制,或称一种秩序状态——无论宗教、巫术、法或力量等——都会面对环境复杂性增加所带来的新的化简机制的挑战。“法”是人类发现的最为有效的选择结构,当然,法的表述是多样的,其功能性的表达方式也是多样的,在时间维度上观察“法”,是了解社会结构一般类型的有效进路。“家国”思想是中国人对社会进行观察与体验的总结,她包括了对“人”、“家”与“国”的情感认知,也包括了在与环境交流过程中的行为体悟。首先,传统文化中的个人、家与国不仅是对“自然”状态的描述,更是一种社会化的总结,它指向“亲情”、指向“关系”,也指向“伦理”,“家国”在中国文化中不仅仅是“领域”,更是“场域”,是一种社会功能的集合。其次,社会化的“家国”除了满足“生育”与“互助”的功能,还表征了一种生存活动的范围与一种情感寄托的载体;其三,在围绕“亲情”与“关系”而形成的思想体系中,“孝”与“易”突出的体现了“家国”思想的精神核心——伦理本位,与功能目的——兼容进化。“家国”思想是一种不断进化的思想体系,她有着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与历史性特征。对“家国”思想的经验观察可以从中国历史的远古期——夏、商、周时代开始,这是中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社会转型的时期,也是传统文化脱离“鬼神巫术”,进入理性哲学时代的开始。首先,夏、商时期的神话传说中包含三个主要的思想倾向——天命神权、五行相续与“人”之有为,这突出表现了中国文化在源头上对“人”与“现实”的重视。周代是中国伦理观念的成型期,也是宗法制度的发展期,社会思想不仅强调对“天”的遵从,也将“天”具象化为“祖”与“宗”,从而在淡化了“神”的权威的同时强调了“人”的力量;其次,春秋战国时期是“家国”思想的诞生期,社会精英思想中的“家国”理念伴随着“贵族”文化向“平民”文化的传递获得了更为广泛的认同,人的行为开始在“家国”思想的干涉下形成独具中国文化特质的选择结构,“儒”更以其独立的姿态与信仰——尊天配德与无讼不争——催生并推动了这种继之于“礼”的秩序。第三,萌芽于商、周,诞生于春秋、战国的“家国”之序自始便源于一种集“百家相合”的思想体系,“家国”之“理”是“德”、是“仁”、也是“礼”,是一种对习惯的默认,一种对道德的追求,更是一种对规范的遵守,在经历了两汉、魏晋、隋唐的大融合与大发展之后,“家国”思想终于在两宋时期由理学家们塑造成一种成熟的、包容的、进化的规范体系。“家国”思想的规范结构表现为:一般的一致性行为期待。社会系统理论认为,社会复杂性与偶在性的生产最终会导致认知类型的分化,即认知期待与规范期待,这种趋势是为了适应社会的演进,但也同时促进了复杂性的增长,于是“化简”的功能需求就成为社会体验的焦点。规范的结构化是为了以一种选择之选择代替亲自体验过程中的偶在性生产,同时,它会在体验者中产生一种“成功选择”的意义传递,这就强化了已有的化简结构,也造成了意义的同一化传递——规范的一般性特征。在“家国”思想的社会学观察过程中,这种“一般化”趋势以“仁”的意象获得表达,她不但满足了卢曼就“角色”与“程式”在一般化机制上的功能性判断,更在“人格”与“价值”上表现出“超越理论”的一般化能力,这当然是传统文化的独特性使然,同时也是“家国”思想功能性的独特注释。“不一致性”是指不同的同一化机制之间自然会产生的抵触与排斥,在卢曼的理论中,这是“必然”。当然,它也出现在“家国”思想的同一化进程中,但这种不一致性并没有造成期待结构的崩溃,它在中国文化的环境中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被弱化以致消弭,这种“方式”就是“家国”思想中蕴含的“中庸”与“伦常”。“家国”秩序是一种稳定而有序的进化机制。秩序的进化以社会进化的一般理论为进路,卢曼认为社会的发展依赖于复杂性与偶在性的生产,这种生产当然发端于人的生理能力的进化,但在社会获得一定程度的复杂性之后,社会主要的复杂性生产机制就不再源于“自然”,而是源于社会交互的体验,于是一种更具社会属性的复杂性生产机制成为了“进化”追求的目标。不同的化简机制在面对社会复杂性时会抱持不同的“态度”,“宗教”的“漠视”机制虽然也会形成一种稳定而有序的期待结构,但它“无法”也“无意”于社会复杂性的生产,也就无法实现对社会进化的促进与推动,“法”是一种具备“兼容性”的化简结构,它能够通过“专业化”与“程序分化”实现对社会复杂性的同一化传递,并能够在“兼容”不同化简机制的作用过程中实现对复杂性与偶在性的生产。传统中国社会的期待结构是“家国”思想,她不但实现了社会的功能分化,实现了“礼法规范”的专业化与职业化,更以其独特的“包容性”品质表达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与有序,从“思想”而始的“家国”精神凸显了中国文化中的“以人为本”,凸显了“人人和谐”,更凸显了中国独有的进化机制——“家国之序”。
丁天立[9]（2020）在《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研究（1928-1946）》文中研究表明1928年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在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立法轨迹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效仿大陆法系国家,于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即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法律部门;总结中西方法律传统和法律文化差异,以法律概念、原则和规范为内容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六法体系”;在立法程序、立法技术和立法价值观方面破旧立新,与现代政治文明相接轨。虽然“代议制”的立法模式并非立法院首创,但是作为承接清末资政院、民初临时参议院以及北洋国会等尚处探索阶段的新式立法模式,国民政府立法院的实践结果,无疑开创了中国立法进程的全新阶段。是故,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在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立法实践活动,就值得加以探索和研究,并思考为时空转换了的当下立法活动进一步发展提供历史镜鉴。在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思想准备过程中,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的建立本身就极具争议。各方学者和政治人物就立法院在国民政府中的定位问题,曾展开激烈的争论,导致立法院成立之后在具体运行过程中,或多或少的受到各家学说的影响和掣肘,虽然胡汉民作为第一任院长,使得立法院起初具有极强的个人色彩,但是各方面的争议未曾休止。与此同时,立法院中法学精英们所秉持的立法社会化、本土化思潮也方兴未艾,国民党“训政”时期大力推行的司法党化,也成为研究同时期立法实践不可忽视的因素。从国民政府立法院的机构设置上看,虽然依照孙中山先生五权宪法的构想和《国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本应作为“治权”机关执掌立法大权的立法院,由于需要受到国民党党内机关的裁制,成为了并无实际治权的行政立法部门。立法院的运作严格依照《立法院组织法》《立法院议事规则》相关规定进行,其职权也被全面限定,立法委员、专职委员会、秘书处、编译处各司其职;立法院会议也具有了类似议会式的诸多表征,提案、表决、三读等程序被严格贯彻;立法会议记录工作也尽善尽美,形成的《立法院会议录》《立法院公报》《立法专刊》也成为后世研究国民政府立法院的第一手档案资料。在立法委员的选任方面,虽然胡汉民一直标榜立法院网罗了诸多法学精英以行专家立法之实,但通过对行宪之前的四届立法委员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可以看出,训政时期历届院长、副院长均是由国民党中执委决定其人选,立法委员则在院长提请国民政府任命之前,皆经过国民党政治会议的审查以符合党治精神,“民选委员”终成了口号。国民政府立法院在成立初期的实践活动,主要包括对现行法规的整理和重要部门法典的编纂。胡汉民任院长之时,推行立法院的立法原则和职权方面,与国民党训政时期对于立法院的设定高度一致。在胡汉民治下的立法院,不仅在制度层面背离了孙中山先生“立法就是国会”的设计初衷,也在实践层面因为民意缺失、地域配额不均和内部组织不合理等原因,实则与所期许的“法治”渐行渐远。胡汉民的继任者如林森、邵元冲、张继等人,多承担过渡性角色。由于蒋、汪的政治斗争逼迫,孙科在行政院院长任上被迫辞职,并被安排在立法院院长一职。尽管依着《五权宪法》之设定,立法院院长确是拥有实际权力的政府要职,但国民党内部长期的权力斗争造成的立法院制度摇摆不定,真真切切影响了立法院实际权力效用的发挥。在面对中西法律文化碰撞和价值抉择上,多位拥有西学智识背景的立法委员,通过民国24年新《刑法修正案》,促成了训政时期立法院刑事立法思想由全盘西化开始向继受中国传统法的转型。虽然法律移植一直是清末民初法律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促成方法,但是,由于传统生活方式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仍具有普遍意义,中华法系的传承性和保守性,裹挟巨大的历史惯性,使得中国传统法在新式法典编纂的过程中仍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而随着社会化立法思潮的兴起,由于民生问题贯穿其中,劳动立法成为了整个社会化立法活动的标杆。国民政府立法院意识到了劳资矛盾会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聚合而变得难以调和,故劳工法起草委员会总结了国外解决劳工问题的先进经验,并结合国民政府自身的经济环境,运用立法手段试图解决当时经济制度不合理之处。总体上看,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的立法实践活动,在推动立法技术发展和维护法律体系稳定等方面,具有多重功效和积极意义。虽然在短短的十多年时间里,未能从根本上变革国民政府的“党治”色彩,亦未改善当时历史背景下的法制环境,但体现在立法院所纂每一部成文法典和规范性文件当中的立法者群体的法学素养和政治智慧,仍值得后人在提升立法水平等方面借鉴和思考。
翟子夜[10]（2020）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文化底蕴研究》文中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凝结升华的、以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为核心的、以中华民族基本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为基础的多种价值原则的浓缩与统一,其生成拓展也是一个动态的历史变迁过程,正是以历史演进为发展背景和拓展根源,以文化演进为本质显现和发展动力,以人类主体性演进为价值续接和拓展方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积淀,实现多种优秀文明成果的多层聚合,并在新时代不断进行内涵和外延的创新发展。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成拓展,既有历史文化的延续性,也有时代发展的既定性,既有社会实践的开放性,又有价值理论的传承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因此彰显出强劲的历史文化张力和巨大的历史文化价值,必将极大影响我们的生活样态、感知方式、价值取向和表现形式。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还面临这一高级的社会意识形式没有更好转化为社会心理的现实问题,民众价值自觉和政府主导教育传播的双向沟通还需要进一步强化。解决这一问题,更需要充分发挥历史文化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历史穿透力和实践创造力,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历史文化底蕴中充分汲取养料,形成某种理念、某种要素、某种资源、某种载体、某种背景,潜移默化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各个环节,不断提升每个国人的主动参与性和自主选择性,真正让社会大众在日常生活中认知并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文旨在一方面梳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文化底蕴,把握其历史发展脉络,研究各类历史文化样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这无疑对发掘其精神根柢、探寻其实践途径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理论意义。另一方面,本文力图通过历史的维度、文化的维度、实践的维度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阐释和解读,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拓展和践行作方向上的引导和内涵上的更新,更深层次为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更多的践行素材和学理支撑,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历史文化底蕴有机融入到社会大众的价值观认同过程,潜移默化地转化为社会心理,转化为社会大众日常意识,切实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巨大实践力量。
二、中国传统法观念对法制现代化的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传统法观念对法制现代化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转型期中国公民法治观念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的相关研究 |
| (二)国外的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点 |
| 第一章 公民法治观念培育界说 |
| 一、法治观念的界定 |
| (一)法治与法制之辨 |
| (二)观念与意识之辨 |
| (三)法治观念的概念 |
| 二、法治观念培育的要素 |
| (一)法治观念培育的主体 |
| (二)法治观念培育的客体 |
| (三)法治观念培育的环境 |
| 三、公民法治观念培育的目标层次 |
| (一)知法:法治认知 |
| (二)信法:法治认同 |
| (三)行法:践行法治的行为习惯 |
| 第二章 公民法治观念培育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法治观念培育的阐释 |
| (一)马克思恩格斯法治观念培育的思想 |
| (二)列宁斯大林法治观念培育的思想 |
| 二、中国共产党人对法治观念培育的智慧贡献 |
| (一)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法治观念培育论述 |
| (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法治观念培育论述 |
| (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法治观念培育论述 |
| (四)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法治观念培育论述 |
| (五)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法治观念培育论述 |
| 第三章 转型期中国公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历史渊源 |
| 一、中国传统礼法合治观念培育的历史积淀 |
| (一)礼法合治的重要特色 |
| (二)法治思想教育资源丰富 |
| 二、中国近现代公民法治观念培育实践尝试 |
| (一)移植西方法治观念培育方案失败及其教训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观念的构建与培育 |
| 第四章 转型期中国公民法治观念培育的现实基础 |
| 一、转型期中国公民法治观念现状 |
| (一)法治认知现状 |
| (二)法治认同现状 |
| (三)法治践行习惯现状 |
| 二、转型期中国公民法治观念培育现状 |
| (一)法治观念培育现状 |
| (二)法治观念培育成效与存在问题 |
| 三、转型期中国公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一)中国传统礼法合治观念的影响分析 |
| (二)西方资本主义法治观念传入的影响分析 |
| (三)当前公民法治观念培育的环境影响分析 |
| 第五章 转型期中国公民法治观念培育路径 |
| 一、明确法治观念培育价值旨归 |
| (一)法治观念培育的目标 |
| (二)法治观念培育的原则 |
| 二、把握法治观念培育主线 |
| (一)深化法治认知 |
| (二)激发法治认同 |
| (三)养成法治践行习惯 |
| 三、完善法治观念培育方式 |
| (一)构建终身学习培育模式 |
| (二)拓展法治观念培育载体 |
| (三)协同高效提升培育效能 |
| (四)发掘中华传统文化沃土 |
| (五)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
| 四、统筹多维培育体系 |
| (一)创新学校法治教育 |
| (二)注重家庭法治教育 |
| (三)强化社会法治教育 |
| 五、落实法治观念培育保障体系 |
| (一)明确政府推进保障 |
| (二)加强培育队伍建设 |
| (三)完善公共法律服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致谢 |
（2）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软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软法的研究综述 |
| 1.2.2 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综述 |
| 1.2.3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的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研究法 |
| 1.3.2 比较研究法 |
| 1.3.3 跨学科研究法 |
| 1.3.4 实证研究法 |
| 1.4 论文的逻辑思路 |
| 1.5 研究的难点、拟创新之处及不足之处 |
| 1.5.1 研究的难点 |
| 1.5.2 拟创新之处 |
| 1.5.3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软法的法律属性解析 |
| 2.1 软法概念的界定 |
| 2.1.1 软法定义的争议 |
| 2.1.2 软法拓宽了法律的概念范畴 |
| 2.1.3 本文对软法的界定 |
| 2.2 软法内涵阐释 |
| 2.2.1 软法是柔性约束的行为规范 |
| 2.2.2 软法是合意制定的成文规范 |
| 2.2.3 软法是偏重权利保障的规范 |
| 2.2.4 软法是内容具有正当性的规范 |
| 2.3 软法的特征 |
| 2.3.1 软法反映共同体成员的共同意志 |
| 2.3.2 软法提供主体可选择的行为模式 |
| 2.3.3 软法适用非国家强制的约束方式 |
| 2.4 软法与其他规范的界分 |
| 2.4.1 软法与道德 |
| 2.4.2 软法与习惯、习惯法 |
| 2.4.3 软法与政策 |
| 2.4.4 软法与国家法 |
| 第3章 城市社区治理与软法的耦合 |
| 3.1 治理视域下的城市社区功能整合 |
| 3.1.1 城市社区功能的错位和缺失 |
| 3.1.2 治理理念下城市社区功能的定位 |
| 3.2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的优势 |
| 3.2.1 社区治理软法与其他社会自治型软法的区别 |
| 3.2.2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与农村社区治理中软法的异同 |
| 3.2.3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的独特优势 |
| 3.3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的功能 |
| 3.3.1 提高城市社区治理主体自治能力 |
| 3.3.2 保障城市社区治理中开放性参与 |
| 3.3.3 促进城市社区治理中国家法实施 |
| 3.3.4 弥补城市社区治理中硬法的不足 |
| 3.3.5 助力城市社区新型道德规范塑成 |
| 3.3.6 降低城市社区治理中法律实施成本 |
| 第4章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的理论基础与价值取向 |
| 4.1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的理论基础 |
| 4.1.1 公民社会理论 |
| 4.1.2 基层自治理论 |
| 4.1.3 公共理性理论 |
| 4.1.4 协商民主理论 |
| 4.1.5 法律多元理论 |
| 4.1.6 “活法”理论 |
| 4.2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的价值取向 |
| 4.2.1 实现公民自治自由 |
| 4.2.2 体现多元主体平等 |
| 4.2.3 保障实质公平正义 |
| 4.2.4 维护基层社会秩序 |
| 第5章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的基本样态 |
| 5.1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的内容来源 |
| 5.1.1 多元主体的创制 |
| 5.1.2 对国家法的引用 |
| 5.1.3 其他规范的转化 |
| 5.2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的形式渊源 |
| 5.2.1 自治组织软法 |
| 5.2.2 居民共同体软法 |
| 5.2.3 社区社会组织软法 |
| 第6章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的效力和实效 |
| 6.1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的效力 |
| 6.1.1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的效力来源 |
| 6.1.2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的位阶及冲突化解 |
| 6.2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的实效 |
| 6.2.1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的实施基础 |
| 6.2.2 城市社区治理软法的实效——软法适用的实例研究 |
| 第7章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存在的困顿 |
| 7.1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的实证调研——以辽宁省为例 |
| 7.1.1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的现状考量 |
| 7.1.2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制定情况 |
| 7.1.3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实施情况 |
| 7.2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在制定中的缺憾 |
| 7.2.1 软法体系不健全 |
| 7.2.2 软法制定主体地位不平等 |
| 7.2.3 软法制定过程行政化 |
| 7.2.4 软法制定原则不明确 |
| 7.2.5 软法制定缺乏形式理性 |
| 7.3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实施过程的缺欠 |
| 7.3.1 软法缺乏实施监督机制 |
| 7.3.2 软法缺少追责机制 |
| 7.3.3 软法不具有权利救济机制 |
| 第8章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问题的解决路径 |
| 8.1 域外基层治理中软法的模型考察 |
| 8.1.1 欧盟社会治理中的开放协调机制 |
| 8.1.2 美国城市社区自治模式中的软法 |
| 8.1.3 日本城市社区混合治理模式中的软法 |
| 8.1.4 域外基层治理中软法模型考察的镜鉴 |
| 8.2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制定环节的完善 |
| 8.2.1 健全城市社区治理软法体系 |
| 8.2.2 实现软法制定主体平等地位 |
| 8.2.3 减少软法制定中行政因素影响 |
| 8.2.4 明确软法制定原则 |
| 8.2.5 增强软法形式理性 |
| 8.3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实施存在困境的消解 |
| 8.3.1 强化软法实施监督机制 |
| 8.3.2 健全软法实施追责机制 |
| 8.3.3 建立软法权利救济机制 |
| 结束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3）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产生背景 |
| 第一节 法制环境: 制定法体系的完备和司法改革的推进 |
| 一、制定法体系的完备 |
| 二、司法改革的推进 |
| 三、小结 |
| 第二节 地域背景: 时代最前沿、中国最开放、经济最发达的大上海 |
| 一、近代上海与法学留学生 |
| 二、近代上海与私立法政院校的发展 |
| 三、近代上海与律师职业团体的形成 |
| 第三节 学术氛围: 第二代法学家的成熟与法律教育思想讨论的兴起 |
| 一、第二代法学家的成熟 |
| 二、法律教育思想大讨论的兴起 |
| 第四节 个人因素: 孙晓楼本人的职业生涯与对法律教育的长期研究 |
| 一、孙晓楼本人的职业生涯 |
| 二、孙晓楼对法律教育的长期研究 |
| 第二章 孙晓楼关于法律教育的主要思想理念 |
| 第一节 对民国大学教育批评及改进意见 |
| 第二节法律教育之意义: “有关于国家法治的前途” |
| 一、中国古代法律教育: 现代法治的缄默之地 |
| 二、乱象丛生的民国法律教育呼唤系统的法律教育研究 |
| 三、办出高水平的法学教育: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必由之路 |
| 第三节 法律教育之目的: “为国家培植法律人才” |
| 一、法治意识与法律人才: 实现国家法治的基础和关键 |
| 二、法律人才之要件: 法律学问、法律道德、社会常识 |
| 三、改进和完善国民政府时期的法律人才培养 |
| 第三章 孙晓楼关于民国法律教育的制度设计 |
| 第一节 改善中国的法律教育: 借他山之石以自立 |
| 一、法律民族化的检讨 |
| 二、大陆英美法律教育之比较借鉴 |
| 第二节 法律教育的一个新制度: “理实并重制” |
| 一、“理实并重制”法律教育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
| 二、“理实并重制”法律教育思想的系统内涵 |
| 三、“理实并重制”法律教育思想的历史进步性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法律研究方法之转变趋势 |
| 一、各法学派研究方法的不同 |
| 二、从理论的研究到实际的研究 |
| 三、从狭义的研究到广义的研究 |
| 四、从分析的研究到功用的研究 |
| 第四节 法律课程编制之研究 |
| 一、法律课程编制应遵循之原则 |
| 二、法律学校应添设之三门学课 |
| 三、一份理想的法律课程表的出炉 |
| 第四章 孙晓楼关于法律人才培养的质量控制 |
| 第一节 人才培养质量的初始环节: 从把控入学门槛开始 |
| 一、未进法律学校之前应修习之基本科目 |
| 二、限制学生人数、提高入学资格以“培植完善的法律人才” |
| 第二节 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 高水平的专任教授 |
| 一、难以以身许学的教授充斥社会 |
| 二、“崇养国士式的教授以做青年的矜式” |
| 第三节 人才培养质量的支撑保障: 法律学校应有之设备 |
| 一、法学图书馆 |
| 二、模型法庭 |
| 三、讨论室 |
| 四、法律救助社 |
| 第五章 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实践展开 |
| 第一节 东吴法学院鲜明的教学特色 |
| 一、比较法教学 |
| 二、常态化开设模型法庭 |
| 第二节 法律夜校人才培养和东吴法学院研究生教育 |
| 一、法律夜校人才培养之改进 |
| 二、法律研究院之添设 |
| 三、开创中国法学研究生教育先河的东吴法学院 |
| 第六章 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价值 |
| 第一节 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学术价值: 与同时期主要法学家比较 |
| 一、关于法律教育目的的探讨 |
| 二、关于法律人才观的探讨 |
| 三、关于法律课程编制的探讨 |
| 四、关于法律学校教授的探讨 |
| 五、关于法律学校设备的探讨 |
| 六、对待比较法的态度 |
| 第二节 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历史价值 |
| 一、继承与革新: 对第一代法学家的法律教育思想 |
| 二、启发与采纳: 对国民政府法律教育政策的作用和影响 |
| 三、执教与执掌: 在“南东吴,北朝阳”的法律教育实践 |
| 第三节 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及其局限性 |
| 一、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
| 二、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局限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的现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概念与基本理论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概念界定 |
| (一)法治与文化 |
| (二)法治文化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主体客体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特征属性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结构内容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律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战略价值 |
| (一)实现全面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强国的重要支撑 |
| (二)推进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发挥显着优势的内在动力 |
| (三)开创管党治党新局面和开辟党的建设新境界的迫切需要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理论依据与借鉴 |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法治文化建设思想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治观 |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思想 |
| 二、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法治文化建设思想 |
| (一)中国历史文化中法治文化思想的演变 |
| (二)中国历史文化中法治文化建设的特点 |
| 三、西方历史文化中的法治文化建设思想 |
| (一)西方历史文化中法治文化思想的主旨 |
| (二)西方历史文化中法治文化建设的要义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历史与经验审视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进程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法治文化建设的源起 |
| (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法治文化建设的探索 |
| (三)改革开放以来法治文化建设的发展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主要成就 |
| (一)强化了法治文化的实践基础 |
| (二)促进了法治理论的逐步深化 |
| (三)提升了人民群众的法治认同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 |
| (一)法治文化建设应符合现实基本国情 |
| (二)法治文化建设应体现改革创新精神 |
| (三)法治文化建设要正确处理三种关系 |
| (四)法治文化建设要坚持两个“三位一体”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困境与成因分析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现实瓶颈 |
| (一)法治文化建设的发展水平不均衡 |
| (二)法治文化建设的体制机制不完善 |
| (三)法治文化建设的普法氛围不浓厚 |
| (四)法治文化建设的自觉自信不充分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制约因素 |
| (一)历史文化传统局限性的制约 |
| (二)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制约 |
| (三)意识形态斗争复杂性的制约 |
| (四)地域人口现实差异性的制约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对策与前瞻思考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
| (一)增强法治意识、坚定法治信仰 |
| (二)健全法治体系、提升法治能力 |
| (三)强化依法行政、营造法治氛围 |
| (四)积淀法治底蕴、培育法治自信 |
| (五)统筹法治资源、实现科学发展 |
| (六)树立法治形象、彰显法治实力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机制构建 |
| (一)强化法治文化建设的多元动力机制 |
| (二)完善法治文化建设的责任监督机制 |
| (三)健全法治文化建设的普法传播机制 |
| (四)推动法治文化建设的文化创新机制 |
| (五)优化法治文化建设的人才培育机制 |
| (六)实施法治文化建设的评价评估机制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前瞻 |
| (一)新时代法治文化建设的目标取向 |
| (二)新时代法治文化建设的实践要求 |
| (三)新时代法治文化建设的拓展方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文章情况 |
（5）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基本问题概说 |
| 2.1 法治观念的透析 |
| 2.1.1 法治观念的界定 |
| 2.1.2 法治观念的结构 |
| 2.2 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界定 |
| 2.2.1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含义 |
| 2.2.2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要素 |
| 2.2.3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机理 |
| 2.2.4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新时代际遇 |
| 2.3 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思想溯源 |
| 2.3.1 理论根基: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 |
| 2.3.2 文化基因:中国农民培育的相关理论 |
| 2.3.3 西学借鉴:西方法治教育的相关理论 |
| 第3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历史回溯 |
| 3.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历史进程 |
| 3.1.1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准备阶段(1978 年——1985 年) |
| 3.1.2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起步阶段(1986 年——1996 年) |
| 3.1.3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展开阶段(1997 年——2011 年) |
| 3.1.4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新时期(2012 年——至今) |
| 3.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经验总结 |
| 3.2.1 党的领导是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根本遵循 |
| 3.2.2 “送法下乡”是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主要模式 |
| 3.2.3 村民自治为农民践行民主法治观念提供了制度平台 |
| 3.2.4 思想道德教育是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助推器 |
| 3.2.5 注重农村法治建设为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带来的积极影响 |
| 第4章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现实检视 |
| 4.1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实效 |
| 4.1.1 法律知识不断丰富,但法治认知模糊 |
| 4.1.2 法治期待产生,但基层司法认同度不高 |
| 4.1.3 守法观念形成,但依法办事观念欠缺 |
| 4.2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中存在的问题 |
| 4.2.1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呈现“唯培育者主体”倾向,农民主体性缺场 |
| 4.2.2 农民法治观念的培育以法律知识为中心,忽视了法治的价值内涵 |
| 4.2.3 农民法治观念多采用单向度灌输式培育,法治实践与交往互动重视不足 |
| 4.2.4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未形成有效合力,农村普法机制运行不畅 |
| 4.2.5 农村法治建设不完善,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微观环境不佳 |
| 4.3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困境的根源剖析 |
| 4.3.1 社会层面:“半熟人社会”的乡土社会结构 |
| 4.3.2 经济层面:“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利弊考量 |
| 4.3.3 政治层面:“非利益捆绑”的村镇关系 |
| 4.3.4 文化层面:传统乡土法文化的掣肘 |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基本对策 |
| 5.1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原则 |
| 5.1.1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
| 5.1.2 坚持主体间性原则,凸显农民主体地位 |
| 5.1.3 坚持法治观念培育与乡村“本土资源”相结合 |
| 5.2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目标 |
| 5.2.1 全局性的根本培育目标安排 |
| 5.2.2 系统性的具体培育目标设定 |
| 5.3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内容 |
| 5.3.1 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的法律法规普及 |
| 5.3.2 凸出对法治价值内容的教育与引导 |
| 5.4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方法 |
| 5.4.1 “唤起民众”式培育法 |
| 5.4.2 法治实践体验法 |
| 5.4.3 生活化培育法 |
| 5.5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具体路径 |
| 5.5.1 明晰培育主体,推进党政、社会、农民协同联动 |
| 5.5.2 完善农村普法机制,增强法治宣传教育实效 |
| 5.5.3 深化农民法治实践,提升农民法治体验 |
| 5.5.4 优化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环境,营造良好氛围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附录一: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状况调查问卷 |
| 附录二: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访谈提纲 |
（6）现代法治视野下情理法传统的重拾与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进路 |
| 第一章 追本立意:情理法的概念定位 |
| 第一节 概念的分歧:合成概念与独立概念 |
| 一、分裂的现实 |
| 二、“情”的内涵 |
| 三、“理”的内涵 |
| 第二节 独立概念的理论可能 |
| 一、裁判文书中“情理法”的使用情况 |
| 二、合成概念的困境与出路 |
| 第三节 独立概念的核心问题 |
| 一、独立概念指涉的场域——司法 |
| 二、独立概念的逻辑——改变“情”“理”“法”的绝对对立 |
| 三、独立概念的内核——裁判合理性的建构 |
| 第二章 镜鉴传统:情理法的历史实践 |
| 第一节 两个前提性的问题 |
| 一、清代司法的大致样态 |
| 二、情理法的指导原则:“情罪允协” |
| 第二节 裁判技术的运用 |
| 一、比附援引 |
| 二、原则活用 |
| 三、因案生例 |
| 四、法律解释 |
| 第三节 特殊制度的适用 |
| 一、扩大参与 |
| 二、特别提醒 |
| 三、结果矫正 |
| 第三章 花开两面:情理法的理论反思 |
| 第一节 情理法的内在机理 |
| 一、合理性与合法性建构的分离 |
| 二、情理法的运作特点 |
| 第二节 情理法在传统社会中的必然性 |
| 一、寻找问题的本原:人 |
| 二、天人关系 |
| 三、情理法在天人关系下的必然性 |
| 第三节 情理法与现代法治的相悖面 |
| 一、语境的区别 |
| 二、从情理法的特点看冲突 |
| 三、冲突产生的深层原因 |
| 第四章 拨云见日:情理法的现代可能 |
| 第一节 情理法传统与现代法治的勾连 |
| 一、现代法治的关键特征:形式合理性 |
| 二、形式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关系 |
| 第二节 宏观条件的成就 |
| 一、“人”的突出 |
| 二、条件的成就:限制权力与保障权利 |
| 第三节 传统逻辑影响下的非常态模式 |
| 一、舆论力量的影响 |
| 二、行政力量的进入 |
| 第五章 古为今用:情理法的现实意义 |
| 第一节 前提性问题的廓清 |
| 一、当代司法的模式选择 |
| 二、自由裁量权的扩大 |
| 三、合理性不意味着牺牲合法性 |
| 第二节 情理法的概念意义 |
| 一、逻辑的整理 |
| 二、情理法的再定义 |
| 第三节 情理法的实践意义 |
| 一、“以人为本”的理念 |
| 二、定罪量刑的个殊性 |
| 三、罪刑关系的均衡性 |
| 四、司法裁判的开放性 |
| 五、裁判指向的未来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文献 |
| 二、外文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少数民族地区法治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乡村振兴战略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意义与价值 |
| 四、研究方法 |
| 五、法治文化内涵界定与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传统与现代:法治文化的现代性问题 |
| 第一节 作为法文明的礼俗文化传统 |
| 一、少数民族礼俗传统价值观念 |
| 二、少数民族礼俗传统的解纷功能 |
| 三、少数民族传统法文化功能 |
| 第二节 传统法文化的内生过程 |
| 一、平等观念的萌生 |
| 二、规则意识的生成 |
| 三、处事理性的表达 |
| 四、集体秩序的建构 |
| 第三节 现代国家法治文化的嵌入与塑造 |
| 一、政令推行 |
| 二、民族融合 |
| 三、送法下乡 |
| 四、社会转型 |
| 第四节 转型期的冲突与重塑 |
| 一、理念冲突与重塑 |
| 二、规范冲突与化解 |
| 三、机制冲突与调整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央与地方:法治文化生成的地理与空间 |
| 第一节 我国民族区域自治与法文化的空间再生产 |
| 一、空间生产与法文化的展开 |
| 二、空间规制与法文化的建构 |
| 三、文化嵌入与法文化的空间再生产 |
| 第二节 央地关系视野下的法治文化建设 |
| 一、中央:法律下乡制度安排 |
| 二、地方:少数民族地区迎法实践 |
| 第三节 区域性法治文化建设 |
| 一、少数民族地区法治文化建设的困境 |
| 二、区域性法治文化建设的影响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少数民族:法治文化建设的主体性 |
| 第一节 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法文化逻辑 |
| 一、少数民族权利保护与文化要义 |
| 二、少数民族权利保护与文化功能 |
| 第二节 少数民族权利保护内容与实践 |
| 一、少数民族权利保护内容 |
| 二、少数民族权利保护实践 |
| 第三节 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困境、反思与时代要求 |
| 一、少数民族权利保护困境 |
| 二、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法文化反思 |
| 三、我国少数民族权利保护与实现的时代要求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路径探索:少数民族地区法治文化建设 |
| 第一节 发挥党的文化统领作用 |
| 一、执政党的先进性 |
| 二、政治文明与法文化塑造 |
| 三、政党引领与法治文化建设 |
| 第二节 法治文化塑造的三个维度 |
| 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
| 二、区域法治文化建设 |
| 三、平衡权利义务观念 |
| 第三节 以基层社会治理统领法治文化建设进程 |
| 一、法治文化与基层治理的互动 |
| 二、法治文化提升基层社会治理实效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参加学术会议及获奖情况 |
| 致谢 |
（8）“家国”思想的秩序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和背景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文章结构 |
| 第一章 思想与秩序的社会学解读 |
| 第一节 思想的复杂性与偶在性 |
| 一、思想的一般描述 |
| 二、思想的复杂性与偶在性 |
| 三、思想的结构 |
| 第二节 社会秩序的复杂性与偶在性 |
| 一、秩序的复杂性 |
| 二、秩序的偶在性 |
| 三、秩序的结构:稳定期待的程式 |
| 第三节 结构的一般类型——法 |
| 一、法的功能解读 |
| 二、古代法与现代法:块状分化与功能分化 |
| 第二章 文化意象中的“家国”思想 |
| 第一节 文化中的“个人”、“家”与“国” |
| 一、文化中的个人、家与国 |
| 二、功能主义的家与国 |
| 第二节 家非“家”,国非“国” |
| 一、家非“家” |
| 二、国非“国” |
| 第三节 “家国”思想的精神内核 |
| 一、“孝”与“名” |
| 二、“易”之变与不变 |
| 第三章 “家国”思想的历史进化 |
| 第一节 萌芽:夏、商、周三代哲学思想 |
| 一、夏、商时期的神话思想 |
| 二、周代之“礼” |
| 第二节 诞生: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变化 |
| 一、“贵族”文化向“平民”文化的传递 |
| 二、“儒”之名 |
| 第三节 “家国”思想:伦理之序 |
| 一、“百家相合”的思想脉络 |
| 二、“家国”之“理” |
| 第四章 “家国”思想的规范结构:作为一般的一致性行为期待 |
| 第一节 “家国”思想的一般化 |
| 一、“仁”的一般化功能 |
| 二、“仁、义、礼、智、信”的一般化功能 |
| 第二节 “家国”思想的一致性 |
| 一、同一化机制所导致的不一致可能 |
| 二、“家国”思想的一致性表达 |
| 第五章 “家国”秩序:稳定而有序的进化机制 |
| 第一节 秩序的进化 |
| 一、法的进化 |
| 二、“侥幸”的进化结构 |
| 三、秩序的进化 |
| 第二节 职业分殊与功能分化 |
| 一、块状分化与功能分化 |
| 二、职业分殊 |
| 第三节 “家国”之序 |
| 一、“以人为本” |
| 二、和谐之序 |
| 三、从“思想”到秩序 |
| 第六章 “家国”秩序的现代法治意义 |
| 第一节 “以理服人”与“亲情”关注 |
| 一、父慈子孝 |
| 二、夫妇之义 |
| 第二节 “和”的法治功能 |
| 一、“伦理祥和”与法治现代化 |
| 二、“和”的法治兼容性价值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研究（1928-194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及基本思路 |
| 三、史料收集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立法院的制度起源和前期探索 |
| 第一节 混乱的政局与激变的思潮 |
| 第二节 议会制的立法模式源起与引进 |
| 第三节 新式立法制度的初步发展与实践 |
| 第四节 探索阶段议会式立法的困局 |
| 第二章 立法院的指导思想和定位 |
| 第一节 西学分权思想的推演 |
| 第二节 国民党与训政时期约法的调适 |
| 第三节 立法院宪法地位的论争 |
| 第三章 立法院的人员构成和立法活动 |
| 第一节 《立法院组织法》与立法院制度设计 |
| 第二节 立法委员众生相 |
| 第三节 立法院的立法活动 |
| 第四节 立法院的运作特质 |
| 第四章 立法院的中西法律文化聚焦——以新《刑法修正案》为例 |
| 第一节 新《刑法修正案》的修法背景 |
| 第二节 立法院刑事修法的实践与问题 |
| 第三节 立法院法律移植思维的本土化转型 |
| 第五章 立法院的社会本位立法导向——以劳工法为例 |
| 第一节 立法院对于“民生主义”的理解 |
| 第二节 立法院《工会法》《工厂法》起草经过 |
| 第三节 立法院劳工问题的解决路径 |
| 第四节 社会本位在立法院劳动立法上的取舍 |
| 第六章 立法院立法活动的历史省思 |
| 第一节 立法院的总体特征与观感 |
| 第二节 立法院的历史地位 |
| 第三节 立法院立法活动的反思与启示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文化底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主要创新 |
| 第一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文化解析 |
| 第一节 历史之维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成 |
| 一、历史的演变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成拓展 |
| 二、历史实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成发展的基础和源泉 |
| 第二节 文化之维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成 |
| 一、中国核心价值观念在文化转型重构进程中的流变 |
|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根脉和本质显现 |
| 第三节 实践之维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成 |
| 一、核心价值观念变迁中实践主体性的价值接续 |
|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基础和践行方向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历史文化资源的三重视野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主流资源和精神积淀 |
| 一、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主要特征 |
| 二、中国传统价值观中具有现代品格的特质精神 |
| 三、中国传统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联系 |
| 第二节 西方近代价值观的历史意义和局限性 |
| 一、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危机和文化转型的要求 |
| 二、西方近代价值观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重要影响 |
|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西方近代价值的批判与借鉴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的学理支撑和价值引导 |
| 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交融 |
| 二、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
| 三、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学理支撑 |
| 四、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实践指引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接力探索 |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初步探索 |
| 一、革命价值取向的“初始化”积淀 |
| 二、核心价值观念实现路径的有益探索 |
| 三、红色革命文化价值旨趣的重要影响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核心价值观念的逐步显现 |
| 一、建设导向和革命导向交互作用下的社会价值更迭 |
| 二、核心价值理念的凸显——富强、公平、民主、法治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进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进一步凝结 |
| 一、改革开放下对核心价值重构的强烈诉求 |
| 二、社会主义价值导向的精准定位 |
|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重点要求的提出 |
| 四、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核心取向的确立 |
| 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生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构建和新时代深化拓展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优秀文化基因的历史性聚合 |
| 一、国家层面的聚合 |
| 二、社会层面的聚合 |
| 三、个人层面的聚合 |
|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的内在机理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思路 |
| 一、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引和社会主义本质属性要求 |
| 二、历史文化的深厚积淀和文化功能特性的有效整合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规律和原则要求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需求和人民群众的价值诉求 |
| 第三节 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深化与实践延伸 |
| 一、新时代宏观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新的战略视野 |
| 二、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拓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的现实挑战和实现路径 |
| 第一节 新时代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路径的反思与解析 |
| 一、新时代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挑战 |
| 二、从“五项因素公式”理论分析社会意识形式与社会心理的关系 |
|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社会心理的双渠道培育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机融入和“隐性”转化 |
| 一、融入主导文化建设,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引领力 |
| 二、融入社会价值涵育,凝聚大众价值共识 |
| 三、融入时代新人培育,增强公共理性精神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中国传统法观念对法制现代化的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转型期中国公民法治观念培育研究[D]. 史蕾. 辽宁师范大学, 2021(10)
- [2]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软法研究[D]. 张何鑫. 辽宁大学, 2020(07)
- [3]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研究[D]. 徐刚. 扬州大学, 2020(04)
-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研究[D]. 王莹.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5]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研究[D]. 李丽.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1)
- [6]现代法治视野下情理法传统的重拾与反思[D]. 张杰. 吉林大学, 2020(08)
- [7]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少数民族地区法治文化建设研究[D]. 张卉琳. 湖北民族大学, 2020(10)
- [8]“家国”思想的秩序机制研究[D]. 戴巍巍. 吉林大学, 2020(08)
- [9]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研究（1928-1946）[D]. 丁天立. 南京大学, 2020(08)
- [10]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文化底蕴研究[D]. 翟子夜. 黑龙江大学, 20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