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扫除障碍 急起直追（论文文献综述）
李忠萍[1]（2014）在《近代苏州公共卫生研究（1906-1949）》文中研究说明公共卫生是人类社会永恒的需求，随着人类文明的递嬗，公共卫生渐由社会自发调节、随机应对和慈善救济活动，演变为以卫生行政为主导、以科学方法为手段、以保障和增进公众健康为旨趣，官方与社会合作推进的公共设施和公共事业。清末民国时期，由于近代以来西方医学成就和租界卫生管理制度的刺激示范，中国社会内部对于卫生强国和卫生现代性的强烈追求，以及应对连年疫情的现实需要，国家开始自上而下的卫生行政擘画、建构和实施，现代意义上的以城市为代表的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由此肇端。在此时代诉求和社会趋向的引领下，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商贾辐辏的苏省重地、江南名城——苏州，因应时势，且合于地方防疫、市政建设之需要，遂在官方与社会的协作下，开启公共卫生之端绪，并逐渐粗成体例。近代苏州公共卫生的演进，由清末民初的萌发到南京政府十年时期的初步发展再到战后的粗具体例，主要沿着三个脉络进行：一、公共卫生行政管理，由卫生行政寓于警政，走向卫生行政与警政相对分离；二、办理模式，由官商合办走向以官办为主社会协作；三、业务内容，由清道防疫扩及其余，粗略形成疫病防治、环境卫生、食品卫生、妇婴卫生、学校卫生、卫生教育等多元并进的业务体系。苏州公共卫生的演进理路，既有时代共同趋向的投射，又有过程和形式上地方样态的呈现。疫病防治是苏城公共卫生的中心事务，这不仅因为它是时代性的严峻课题，也是水网密布、气候温润的江南城市面临的地方疫情压力所致。近代苏城疫病防治问题上，出现了二元对立的面相：一方面是驱瘟逐疫迎神赛会和挑痧等坊间防疫百态的恣肆，另一方面是官方对落后防疫行为的取缔，并在与社会的互动合作下，初步形成了一套临时救治与常规预防相结合的急性传染病防控机制。苏城疫病防治上二元对立的面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城公共卫生，实际是在与民俗传统特别是迷信观念和举措的扞格不入中得以曲折演进，并渐入民心的。保障日常清洁的环境卫生和食品卫生被视为治疫之本，成为苏城公共卫生事务中的基础工作。总其大概，主要涵括街道清洁与垃圾清运、粪秽管理与厕所改良、饮水改良、各类饮食品及其制造经营场所卫生检查与管理等内容。街道清洁上日常与定期的结合，垃圾清运上行政与市场的相配，粪秽运除上加强时间、地点和面相的规范、厕所整改上的化多为少、弃旧迎新，饮水卫生上改良与“革命”的统筹、食品卫生上应时性强、制度化高、消极取缔与积极建设规划的并举，构成了各项业务的典型特质。由于经费的短缺、主事者和执行者的颟顸敷塞、民的痼习、商的玩忽延宕等因素，苏城环境卫生和食品卫生举措实际成效并不甚佳，许多规划也无果而终。然而，毫无疑义，在与社会的互动协作乃至冲突抵牾中，官方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条例，并尽力付诸实践，一定程度上改良了苏州城市生态环境和日常饮食健康，并多少促进了市民饮食住行卫生生活方式及其观念的形塑，更从理论和实际双重意义上推动了苏州城市社会管理和公共管理的制度化进程，加快了城市现代化变迁。作为近代公共卫生的长效追求，妇婴卫生、学校卫生等保健事业和卫生教育的渐趋并进，丰富了苏城公共卫生的业务内涵。以“生”的方式嬗变、婴儿健康比赛为主要内容的妇婴卫生，以学校传染病预防、学生健康检查、学校卫生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学校卫生，以多主体、多形式、多场域、教育性与地方化和趣味性相结合为典型特质的民众（或曰社会）卫生教育，其工作开展虽存在设施简陋、业务单一、方式粗糙甚至走过场、普及性不强等诸多局限和不足，但它们确实开启了苏城妇幼保健以及卫生教育事业的端绪，积淀了一定的宝贵经验。这些业务体现了苏地政府维护妇婴健康、增强青少年体格以及培育公众卫生观念习惯的努力和自觉，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州社会力量热心公益，积极参与推进各项公卫事业，与官方互动合作的地方风貌。公共卫生是苏城近代化变迁的产物，又推动了城市社会变迁，并在变迁中曲折演进，公共卫生与苏州城市社会变迁之间呈现出一种互动张力。这种互动关系可以从两点得以管窥：第一，公共卫生的举办推动了市民生命状态、生活方式和卫生观念的嬗变，生命、生活和观念的嬗变又使市民增强了对公共卫生的诉求，进而推动它的演进；第二，公共卫生事务引发了苏城卫生舆论的勃兴，公共舆论又以兼具批判与启蒙功能的苏城特色的“公共领域”形式，鞭策政府、启迪民众、引领社会在公共卫生上通力合作，增强当局的行政自觉及市民的公民性和责任感，进而推动苏州公共卫生乃至整个城市近代化变迁的现实或可能演进。总之，在时代性的公共卫生诉求和发展趋向的影响下，在苏城地方当局的行政努力，及民间社会的积极互动下，时至战后苏城公共卫生体例初具。由于众多瓶颈因素的掣肘，苏城公共卫生又呈现出粗陋面相。且其遭遇的窒碍和困境，在全国多具一定的普遍性，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苏城公共卫生发展情状是近代中国（城市）公共卫生总体镜像的投射，是其时代共通命运的写照。无论如何，近代苏州乃至中国公共卫生的筚路蓝缕之功可圈可点。
刘峰[2]（2015）在《20世纪30年代农村复兴思潮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村复兴思潮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探索救亡图存和现代化道路及追求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对社会矛盾和时代挑战进行积极回应的产物。早在20年代后期,在国民革命的影响下,知识分子已把目光投向农村,自觉地进行建设农村和复兴农村的活动,进入30年代,随着农村经济破产和民族危机加剧,农村复兴思潮日益凸显而成为主流思潮。倡导和参与农村复兴的知识分子企图通过体制内改良,复兴农业,促兴工业,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本文试图在民族复兴的背景下,以现代化为主线,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与经济学的方法,全面考察农村复兴思潮产生的历史条件,系统梳理农村复兴思潮的发展脉络,总体述评农村复兴思潮的主要内容,具体剖析具有代表性知识分子的农村复兴思想,详细解读著名媒体复兴农村的观点,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对知识分子复兴农村的论争进行评述,总结农村复兴思潮的特点和历史作用,揭示这一思潮在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进程中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鸦片战争后,我国农村开始走向衰落。尤其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以及自然灾害的频仍,中国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具体表现为农村经济破产,政治纷乱,社会失序,乡村教育衰落,30年代民族危机加剧,进一步加重了农村危机的程度。面对民族危机和农村危机,知识分子纷纷提出复兴农村的主张,有人从中国传统农本文化中寻找复兴农村的资源,提出“以农立国”的主张;有人对中国乡约进行研究整理,汲取乡约中的合理成分,通过补充和改造乡约,从传统乡约中寻找建设农村的合理因素;有人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奉为建设农村的指导思想;还有人借鉴西方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对乡村教育进行改造。可以说,农村复兴理论既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又汲取了近代西方文化,是多种文化思想共同作用的结果。农村复兴思潮的发展演进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清末以来地方自治的推行,引起20年代后期村治思潮的兴起,乡村教育危机引发了知识分子对乡村教育改造的思考并出现乡村教育思潮,这一时期是农村复兴思潮的兴起期。30年代前中期,农村经济破产,救济农村、建设农村、复兴农村成为潮流,农村复兴思潮向前发展,随着民族危机加剧,民族复兴思潮兴起,进一步推动农村复兴思潮走向高涨,此为农村复兴思潮的第二个时期即发展高涨期。第三个时期为转型衰落期,全面抗战爆发后,救亡图存成为中华民族主要任务,乡村建设向农村联合阵线转型,农村复兴运动向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农村复兴思潮被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思潮代替。复兴农村的团体机关众多,农村复兴运动也有多种叫法,或叫村治运动,或叫乡村教育运动,或叫农村合作运动,或叫农业推广运动等。各种机关团体复兴农村的事业主要包括实行农村自治、改造农村教育、组织农村合作、实施农业推广、活跃农村金融、发展乡村工业等内容。由于农村复兴团体建设农村的入手方法和侧重点不同,乡村建设领袖的学养和理论依据有别,形成不同的农村复兴理论。在农村复兴运动中,涌现出一批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如梁漱溟、晏阳初、高践四、许仕廉等人,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系统的、有价值的农村复兴思想。梁漱溟认为中国问题是严重的文化失调问题。他主张建立乡农学校,依靠知识分子下乡和农民打成一片,运用教育和合作的方法,走农业引发工业的道路,复兴农村,创造新文化,在中国建立一个理想的新社会。晏阳初针对中国农村存在着“愚穷弱私”四大病症,采取“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培养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与团结力,复兴农村,为民族复兴奠基。高践四主张开展民众教育,培养民众团体,挽救农村经济衰落。方显廷提出发展乡村工业,建立农村合作组织,由政府推动进行乡村建设,实现农村现代化。许仕廉主张复兴农村应以整个社会为对象,从地方自然经济区域入手,运用计划的、科学的方法,通过复兴农村,以谋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梁漱溟等人的农村复兴思想多角度地展示农村复兴思潮的全貌。农村经济破产,引起媒体的关注,报刊杂志纷纷刊发救济农村的文章,提出复兴农村的主张。《独立评论》对农村破产现状有着深刻的认知,详细剖析农村破产的原因,对农村复兴方案进行多元设计。《中国经济》概括了中国农村破产的具体表现,指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与封建势力的剥削是中国农村破产的根本原因,并对复兴农村提出标本兼治的办法。《大公报》以媒体应有的责任和使命,派记者到农村进行实地调查,报道农村破产现状,分析破产原因;创办《乡村建设》副刊,广发复兴农村言论;并身体力行组织赈灾募捐活动,救济受灾农村。《东方杂志》设置农村议题,凸显农村地位重要,利用媒体功能,传播农村复兴思潮,督促政府实施复兴农村的各种措施。正是由于报刊杂志的宣传和鼓吹,农村复兴运动由少数人的主张变为一种社会思潮,由涓涓细流,汇合成滚滚向前的时代潮流。为救济农村,复兴农村,来自不同阵营的知识分子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提出不同的救济农村主张,在复兴农村方法和路线上产生分歧和论争。论争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关于救济农村是实行“无为”政治还是“有为”政治的论争;关于复兴农村是“从农业引发工业”还是“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的论争;关于复兴农村是进行革命还是进行改良的论争。实际上,论争双方已超越了农村复兴这一具体问题,体现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现代化问题、国民经济建设重心问题和国家前途问题的深切关注与思考。30年代,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救亡图存迫在眉睫,民族复兴与国家现代化成为农村复兴思潮的一条主线。从价值目标上看,复兴农村最终目标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从农村复兴运动的实质看,农村复兴运动是致力于乡村人的现代化的运动;从农村复兴的手段看,农村复兴运动是运用改良的手段,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村复兴运动推动了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合,加强了对一盘散沙乡村社会的整合,对中国现代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民族复兴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农村复兴思潮是时代的产物,是由爱国知识分子倡导与推动,虽然农村复兴运动具有改良性质,但在挽救中国的进程中,革命与改良并行不悖,都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农村复兴运动促进中国农村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作用值得肯定。
谷永清[3]（2005）在《中国近代防疫述论》文中提出古代中国,有上层社会崇尚的个人养生,而无政府组织的民众防疫。中国近代防疫事业是在20 世纪初才逐步兴起的。中国近代防疫事业发轫于来华医学传教事业,后作为清末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一些城市和地区推广,北京国民政府时期得到初步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进一步深化和完善。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外交往的增多、医学传教事业的兴起及租界欧风美雨的熏陶,近代防疫思想、手段逐渐为民众、士绅及统治者所认可、接纳和效仿。 “清末新政”正式将“防疫”确立为国家一项重要职能。民政部、巡警局（警察局）是当时职能防疫部门。清政府利用近代防疫手段成功扑灭了一些中小型瘟疫。但因国家防疫力量薄弱,机构不健全,民众缺乏教育,政府在应对大型瘟疫流行方面还力不从心,防治效果不理想。1910-1911 年满洲鼠疫大流行,尽管最后被清廷扑灭,但国家元气大伤,统治削弱,不足半年辛亥革命爆发,统治中国近300 年的清王朝随之覆灭。从某种意义讲,瘟疫加速了旧政权消亡。北京国民政府对防疫工作较为重视,颁布了一系列防疫法规、法令,成立了中央防疫处等机构,自主生产疫苗、血清等防疫制品。政府防疫能力逐渐增强,扑灭晋、绥鼠疫即是例证。这时期,政府防疫职责更明确,医学卫生事业发展较快,学校卫生教育、设施进一步推广,群众卫生防疫宣传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由于连年战乱,政府更迭频繁,乡村社会无序,许多防疫法规没有在基层得到真正实施,社会抗疫能力比较弱,恶性疫病流行时有发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我国防疫事业得到较大发展。防疫法规、法律进一步完善和健全,专职卫生防疫部门从中央延伸至县乡,防疫宣传和教育有计划地推广,疫情报告制度基本确立,入伍、入学体检成为惯例,疫苗注射被强制执行,公共卫生设施成为市政建设的重要内容,国家防疫重点已从疫后“阻变”调整到疫前“预
赵军[4]（2014）在《近代山西机器纺织业发展的考察 ——以西北实业公司纺织工业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山西近代纺织工业萌发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1919年,山西晋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办标志着山西纺织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1932年阎锡山重掌晋绥两省军政大权,在其“造产救国”“建设西北”的主张下,亲自制定实施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组建了西北实业公司。西北毛织厂是该公司应山西资源优势和社会需求开办的近代制造业之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西北毛织厂及山西其他纺织工业企业被日军侵占,过度生产,损毁严重。1945年抗战胜利后,阎锡山返回太原重掌西北实业建设公司,将日军占据及新建的纺织企业太原毛织厂（战前“西北毛织厂”）、太原纺织厂（战前私营“晋生织染厂”）、太原织造厂（日军建“太原缝纫厂”）、太原棉织厂（战前民营“华昌线物厂”）、榆次纺织厂（战前私营“晋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榆次棉织厂（战前私营企业）、太原印染厂（日军建）、祁县织染厂（战前私营企业）收归于该公司所有或经营管理,形成了以西北实业建设公司为中心的,对山西近代纺织事业的统一管理和规划。既往研究,关于山西近代纺织工业的萌芽、建设以及对山西近代社会影响的相关研究还仅仅处于起步阶段,与其有关的历史文献、前人研究成果大多散落在相关的革命史、近现代通史、经济史、人物史等研究中,完整的资料挖掘和整理工作尚未有人触及。当前,各地已认识到工业遗产、地方史迹和历史人文底蕴的保护与再利用的重要性,开始从宏观战略的层面将城市的工业文化历史与城镇化高速发展的现实目标相联系,发掘其中的历史价值、技术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对于山西近代纺织工业的技术文化史研究也自不待言。本研究正是站在前人宏观的、零散的研究基础上,借助近代西北实业公司集团产业链式的运营架构,系统性的梳理公司架构、社会史境中的山西纺织工业发展。本研究由绪论、七章正文和结语共九部分组成。绪论介绍选题的意义,前人研究综述,本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不足之处,是全文的一个总纲；第一章概述清末民初中国传统纺织技术的西化背景和山西近代纺织工业的萌芽,即近代纺织工业生产是如何在山西兴起的；第二章廓清随西北实业公司筹建发展起来的近代机器纺织工业范畴,即纺织事业在西北实业公司的总体建设发展中的地位如何；第三章以西北毛织厂为个案考察山西近代毛纺织事业的形成、发展,以及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侵占对该厂的损毁,探讨西北毛织厂在每个历史时期的技术成就和技术管理的特点；第四章梳理公司在战后着力改进与发明,即和花方法、花线纺制、废棉研究、烧纱工艺、电光线发明、染料研制、机器设备改进,发掘近代“产业合理化运动”思潮在西北实业公司下属纺织企业的生产技术管理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第五章回答了西北实业公司在抗战胜利后得以迅速组织技术力量恢复生产的根本原因,即对抗战时期西北实业公司在陕西宜川开展纺织事业的考察；第六章梳理了随山西纺织工业成长带动的近代山西纺织科技文化事业的发展；第七章就山西近代纺织工业技术力量的成长与社会状况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予以专门提炼和总结；最后结语对以西北实业公司为中心建立起的近代山西机器纺织业的历程、特点、规律、影响和当今的启示进行了回顾总结,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了展望,认为山西的轻纺织工业建设不是孤立存在的技术、经济体系,在它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山西近代农业、商业、重工业、运输业的协调发展。阎锡山当局为发展工业企业所倡导的兴办职业教育、引进先进技术、发展金融业、提倡科学管理以及重视农业与交通运输业发展,对工业产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作用,其技术实践活动和技术管理思想,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研究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创新：第一,与以往对近代纺织企业研究的近现代史、经济史研究视角有所不同,本研究采用了技术社会史的研究思路,将技术个体与社会整体相结合,即在西北实业公司的整体扩张进程中研究山西纺织企业的发展,而纺织技术的改进方向既受制于市场需求、国计民生,也要符合西北实业公司整体扩张的产业战略规划。所以,从本文纺织技术社会史的研究视角来看,研究山西近代纺织工业的发展是在纺织技术升级,填补了以往从近代史、经济史研究近代社会变迁、机构企业管理的空白。第二,与以往对西北实业公司、山西近代史的研究对象相比,本研究首次通过大量的一手报刊、档案历史文献,整理研究了西北实业公司下属的纺织企业的技术引进与创新,企业兴衰发展的历史。第三,与以往单一的选题对象研究相比,本研究有大的扩展空间。研究首先理清了山西近代纺织业的历史脉络,并对这些纺织企业遗留下的“工业遗产”的现状进行了系统考察,并提出开发保护建议。近代山西纺织企业借助西北实业公司的集团物资统一调拨的优势,灵活应对社会环境动荡造成的各种不利条件,这种基于与今天颇为相似的集团企业和产业链的运营管理模式,使得“以史鉴今”经验总结的再利用、工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与当代的企业集团化运作、企业文化建设更加贴近,也充分地肯定了本研究着眼于西北实业公司大集团企业背景下研究的方法创新。本研究的不足之处是,还有待进一步搜集实物和口述资料,深入挖掘近代山西机器纺织技术的应用、改进和发明的历史。
黄健江[5]（2004）在《20世纪末中国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史研究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制定与实施》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末，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在深刻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充分汲取人力资本理论这一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加大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力度，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优势的重要执政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制定并实施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这一“党的教育纲领”。中共中央希望通过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的落实，推进中国的人力资源开发事业，发挥我国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走出一条新型的工业化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发生的重要执政行为，也是本课题研究的主题。笔者希望通过对《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制定和实施过程的系统研究，达到总结历史经验，为今后我国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事业的发展提供有益历史借鉴的目的。 论文首先分析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制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笔者认为，改革开放初期，在邓小平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思想指导下，我国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个阶段的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也存在很多的问题。这突出地表现在政府教育投入不足，严重地制约到人力资源开发水平的提高；基础教育发展薄弱，初、中级人力资源开发处于被忽视的状态；职业技术教育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大批技能型人才的需要；教育的应试倾向太重，难以适应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需要；教师的待遇过低，严重制约其积极性的发挥等等。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的这种状况，远远不能适应我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需要，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1988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这一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他们既严厉批评了执政党和政府在领导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事业中的失误，又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政策建议。这次讨论引起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中央决定深入研究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并酝酿制定新的教育政策以解决问题。 随后，论文呈现给老师和读者们的是《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制定过程。在这一部分，笔者初步分析了这一政策文本历经5年起草时间方才浮出水面的基本原因，研究了《纲要》最终成型的决定性因素。笔者的观点是，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以及随后一段时间里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复杂情况严重地干扰了《纲要》的起草和修改工作。90年代初，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加大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力度，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优势的重要执政思想正式形成。在它的指导下，《纲要》起草者对政策文本进行了彻底的修改，形成了体现这一执政思想的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政策体系。到此时，《纲要》定稿并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定后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颁布实施。 对《纲要》及随后出台的《实施意见》进行研究，分析这一公共政策体系确定的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目标以及实施思路，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比分析，笔者确认，《纲要》及其《实施意见》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大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力度，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优势的执政思想。尤其是这个政策体系确定的努力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增加教育经费投入，将初、中级人力资源的开发列为90年代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强调受教育者素质的提高和职业技能的培养等等政策思想，既是解决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的关键手段，又是满足工业化和现代化对人力资源提出的质量要求的核心途径。这些重要政策的实施，将极大地促进我国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事业的发展，推动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纲要》是指导20世纪90年代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事业发展的系统性政策体系。这个系统性政策体系的实施特点是，一方面时间跨度大，前后历经8年之久;另一方面，系统工程的特点十分突出，涵盖了从“两基”到“Zn工程”建设，从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到教材课程改革等多个方面和领域。笔者在研究《纲要》的实施过程时，将8年的《纲要》实施时间划分为两个大的历史阶段:“八五”时期和“九五”时期，对党和政府在这两个历史阶段为推动《纲要》实施而作出的重大举动进行了重点分析;并从“普九”、“扫除青壮年文盲”、职业教育发展、高等教育体制改革、“211工程建设”、成人教育和岗位培训、实施素质教育、教材课程改革、招生和考试制度改革、教师队伍建设、教育经费增长等多个维度具体分析了《纲要》各大重点政策目标的贯彻实施情况。 对《纲要》的实施效果进行分析和评价，是本课题研究的重要内容。为保证评价的客观性，笔者采用了定量分析为主、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90年代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绩效、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等三个维度展开分析，全面地评价了《纲要》的实施效果。 作为20世纪90年代指导中国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事业的基本政策体系，《纲要》的制定和实施，对当前乃至今后我国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政策的制定和贯彻落实，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徐雪莲[6]（2020）在《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研究 ——以晏阳初、俞庆棠、邰爽秋为代表的考察》文中提出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滥觞于清朝末期,勃兴于民国前期和中期,此后趋于式微并走向转型。在教育救国思潮的影响下,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欲挽救濒于亡国灭种边缘之国家,必先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之民众。于是,各种旨在改善民生的教育思潮风起云涌,如:实用主义教育思潮、三民主义教育思潮、职业教育思潮、生活教育思潮、平民教育思潮、民众教育思潮、生产教育思潮、工读主义教育思潮、乡村教育思潮、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潮等,其中皆包含教育救民、济民、惠民的思想追求。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俞庆棠的民众教育、邰爽秋的民生本位教育等思想,都有大量关于教育功能、受教育权、教育对象、教学内容的见解以及对教学方法、教学模式的创造性运用等,体现出教育民生思想。本研究聚焦于清末至民国时期的教育民生思想,运用文献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以晏阳初、俞庆棠、邰爽秋三位教育家为代表,对其产生的社会背景、目标内涵、演化历程及其实践影响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理清其逻辑理路和思想特征,并分析其局限性及现实启示。论文共包括六个部分:导论部分述及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研究缘起、界定教育民生的相关概念、论述相关研究现状和本研究的意义、目标、内容、方法等。第一章阐述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中国近代政治的沉沦、经济的衰微、文化的鸿沟、教育的维艰和民生的凋弊,是其产生的社会背景;西方科学与民主思想、平民主义教育思想是其产生的外部渊源。以此发现,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和西方平民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承与创新,是中国近代教育家对教育的民生功能的重新认识与期求。第二章考察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形成和演进的历程。从1905年到1949年,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经历了一个初潮形成期、高潮勃发期以及由三民主义教育民生思想向新民主主义或国际主义教育民生思想转轨的发展历程。第三章以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俞庆棠的民众教育、邰爽秋的民生本位教育等思想为代表,分析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内涵并考察教育民生实践的内容、方法、组织形式与手段。无论是教育家们教育宗旨的树立、教育对象的划定、教育路径的选择和教育实践的内容都体现出对民生无微不至的关怀。在其推行的教育活动中,不分男女老幼、贫富贵贱,人人都可以成为教育对象;凡是能够改善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文字、生计、卫生、健康、休闲等,都成为他们的教育内容;他们的教育路径始终与民众的生活紧密联系。在此基础上,聚焦晏阳初、俞庆棠、邰爽秋三位教育家的教育民生思想并进行比较。三人的教育民生思想不仅有很多相同之处,也存在着不同之处,体现了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丰富性和实践的灵活性。第四章对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逻辑理路进行梳理,并尽可能全面、客观地对其作出评价。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而且以民为本,在教育内容的选择和教学组织形式的采用上均以生活为本位;由于产生于特殊的时代,知识分子急于找到一条救国救民之路,加之教育家们自身的局限,导致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误解国弱民穷的根源;过于抬高教育的民生功能;对现存腐败、独裁政府抱有幻想;具有一定的唯心主义色彩;无力弥补理想与现实间的断裂地带。第五章论述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社会影响,探讨其对当下教育民生建设的启示。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是晏阳初、俞庆棠、邰爽秋等一大批教育家殚精竭虑,对国家、对民众的热爱与自身教育智慧相结合的产物。尽管存在某些历史局限,但瑕不掩瑜,其对教育与人的关系的深刻认识,对教育民生功能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发挥,在国内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教育本身,都产生了诸多影响,其不仅更新了民众的教育观念,丰富了教育理论,促进了教育变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众的生活;在国外,不仅受到了关注与盛赞,也成为指导许多国家教育民生工作的蓝本;在目前我国的教育民生事业建设中,要踏实推进新时代全民教育,完善并切实执行教育民生政策,要更加关注教育的精神向度,努力消弭民间反智主义对教育民生的阻障,教育家办学应具有民生情怀。
陆阳[7]（2019）在《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研究》文中提出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是五四时期总司令、当时最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与早期主要领导人。陈独秀领导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也成就了陈独秀。整个五四时期是他人生最辉煌的时期,他的哲学思想深刻触发了国人尤其是青年人的思想觉悟,深刻影响了整个时代,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是中国近代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重要篇章。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是他思考和实践的理论基础,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展开分析,剖析其主要内容、社会影响、价值意义以及历史局限,进而通过陈独秀这一五四核心人物的哲学思想,探寻五四时代具有鲜明时代特点,而又超越时空具有普遍意义的五四精神。全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主要阐述本文的选题意义、概念界定、研究现状、创新点、重难点以及存在不足。第二章纵论陈独秀辉煌而复杂的一生。清末民初,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处于大变革、大动荡时期,社会矛盾尖锐复杂,内忧外患形势严峻,陈独秀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他的一生经历了几重身份的转变,从秀才到乱党,从报人到五四运动总司令,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到托派领袖,最后回归成为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尽管身份角色不断转换,他始终保持着强烈的爱国热忱,如何改变旧中国积贫积弱的危局,是他一直思考的核心问题。他始终保持着独立思考的态度,特别是在五四时期他一直站在时代最前沿,站在中国革命的风口浪尖,提出了一系列变革中国的主张,影响培养了一代青年,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第三章探讨五四前期陈独秀哲学思想。此阶段陈独秀哲学思想属于资产阶级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范畴,是西方近代哲学思潮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潮在中国近代的历史场境中交汇交融的产物,具有鲜明的进化论色彩,总体上表现出强烈的革命性。陈独秀围绕唯物论、发展观、历史观、文化观、人生观等内容阐述了一系列观点。他认为,新陈代谢是宇宙发展根本法则,要在中国实现救亡存续,必须适应社会进化发展的需要,提倡新文化、新文学、新伦理、新道德,抨击守旧复古复辟思潮。陈独秀指出,欲让中国不被世界历史淘汰,必须实现“伦理觉悟”,进行思想文化革命。他将新旧文化、东西文化看成是决然对立的事物,反对调和论,认为要在中国拥立“民主”与“科学”,必须提倡个人独立自主、思想自由、个性解放,批判以儒家三纲五常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陈独秀认为,自周汉以来中国文化崇尚虚文,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在批判佛教文化时,他阐述了对世界物质性的认识,认为原子种性不灭则世界无尽。陈独秀认为,中国社会发展需要靠新青年创造,必须树立新的人生观,实现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他倡导“治本的爱国主义”,强调不能因为爱国而模糊了对袁世凯统治下北洋军阀政府反动性的认识,真正的爱国是“为国家惜名誉、弭乱源、增实力”。第四章探讨五四后期陈独秀哲学思想。此一阶段陈独秀完成了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国际局势的变动、陈独秀的个人经历、社会思潮的影响是促成这种转变的主要因素。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标志着他已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此后陈独秀通过撰写文章、发表演讲,大力宣扬阐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劳工专政等学说,批驳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此同时,陈独秀开始在上海领导建立中国共产党早期党组织。中共成立后,他探索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陈独秀在中共二大前后初步形成了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认识,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陈独秀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的讨论、无政府主义论战、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批判戴季陶主义和国家主义观点,就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等内容阐述了一系列观点,在论争中传播宣扬了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有独到的理解,强调“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精神,认识到尊重客观事实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尝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第五章探讨了陈独秀哲学思想与五四精神。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吸收了当时世界上最前沿的哲学、科学思潮,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发展需要,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具有划时代的开拓性、革新性,是五四时代精神的重要反映。受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制约,虽然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内容比较简单粗浅,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有着强烈的革命性和现实性,其中所包含着的“爱国精神”、“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则是超越时代的。五四已逝,精神永存。
齐廉允[8]（2019）在《中国知识界对“苏俄道路”的认知（1917-1937）》文中研究说明十月革命后,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此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对这个新国度正在发生的一切,中国知识界倾注了源源不断的热情与信念,留下了数量丰富的论著、通讯等。这些资料既是关于苏俄所走道路最即时的“中国记录”和“中国认知”,也是当时中国知识人对社会主义道路认知心路历程的最忠实记录。因此,梳理研究1917-1937年间中国知识界对“苏俄道路”的认知情况,既可以追本溯源,扩充视野,探究知识界视野中社会主义道路的意蕴与内涵,丰富、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场域;也可以为理解今天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提供渊源所自与对比参照,深具理论、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本研究从历史学的研究视角出发,综合借鉴政治学、知识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的理论资源,采用了整体研究、历史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的综合方法,首先考察十月革命后,马列主义传入引起的中国知识界乃至中国知识生产的变化;其次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三个层面剖析了中国知识界对“苏俄道路”的认知,即“苏俄道路”是什么、怎么样的问题;而后讨论了其时知识人眼中“苏俄道路”对中国的镜鉴与参照作用,亦即中国应该如何做。最后,不仅讨论了影响中国知识界“苏俄道路”认知与迎拒的原因,还提炼出一些当时知识人审视一国发展道路时所倚重的具有普遍价值的指标。导言部分首先阐释了本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中的价值与意义,进而对国内外已有的学术文献进行述评,寻找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和认识路径,并对核心概念进行界定。第一章主要讨论知识界与“苏俄”问题的互动。十月革命推动了“新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新主义”的兴起不仅改变了中国知识界的存在状态,也赋予知识新的内涵与价值,而这种改变又推动了“主义”传播的速度与力度。“学问”与“主义”这种相辅相成的动态关系在“苏俄”问题上体现的最为淋漓尽致。基于“救国”、“寻路”等现实政治的需要,中国知识界对苏俄的认识也从一种政治现象逐渐变成一个学术问题。越来越多的知识人到访苏俄并在此留学,组建与苏俄相关的研究会、出版刊物,并讨论其政治生态、制度建设、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等,赋予与苏俄相关的知识生产以新特点。此章内容是开展研究工作的基础,为后续研究工作做必要准备与铺垫。第二章讨论知识界对苏俄政治发展的认知。知识人认为,革命既是通往社会主义的关键,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路径,不仅对俄国有重要意义,对世界格局转变,乃至社会发展演变新模式的确立都意义重大。他们确认共产党的领导是苏俄能取得革命和建设成功的最重要要素。为应对发展过程中的新情况与新问题,也为了更好地发挥先锋引领作用,党必须进行自身建设以保持其先进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是苏俄革命与建设的基本依靠力量,知识分子因为特殊的地位与职业特点,也是可以依靠的力量。在知识人看来,苏俄的政党制、合议制、选举制等都有自身的特点。一般而言,评价一国政治运作与政治行为,最终都会归于民主与专政的分歧,这种认知模式在知识界讨论苏俄政治发展时尤其表现的明显。换言之,苏俄政治到底是民主的还是专政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就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第三章讨论知识界关于苏俄经济发展路向的论争。1917-1937年间,苏俄的经济至少经历了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计划经济政策等3次大的调整与转变。经济政策的每一次调整都引起知识界的热情关注,政策调整的原因、内容、效果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都是知识人关注的重点。在他们对苏俄经济发展路向的认知中,始终充斥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分歧。为强化自身观点而驳斥对手观点,知识人从所有制形式、资源配置方式、工业化、集体化等方面展开细致的观察与研究,并就这些问题展开针锋相对的论争。他们之所以作这样的争辩,其实质还是希望凭此判定苏俄的国家性质。这种判定对新生的国家——苏俄而言,无疑是重要而关键的,不仅直接决定着该政权的命运与前途,还关系着它的榜样与引领价值。第四章讨论知识界对苏俄文化教育效用的认知。知识人注意到戏剧、电影、绘画、出版、教育等在苏俄都承担着塑造新民、引导社会的教化责任。在他们看来,文化之所以能承担起教化民众的功能,是一个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与文化自身特点契合社会现实的需要有关,还与文化自身的更新有关,更是政府力推的结果。知识人承认正是因为苏俄在建设新文化的过程中执行了一条客观务实、理性的策略,苏俄的文化建设才成效卓著。他们认为苏维埃俄国面临的现实环境是催生新教育的最主要原因,而培养新时代需要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是苏俄教育的唯一目的。为实现该目的,苏俄构建了层次分明、类型合理、紧贴现实的教育体系,这种既重技术培养又重政治素养的教育模式为苏俄建设快速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持。第五章探究知识界眼中“苏俄道路”对中国的镜鉴、参照作用。1917-1937年间的政治现实环境要求知识分子的“苏俄道路”研究最终仍需以对中国问题的关照为唯一归宿。中国能不能实行“苏俄道路”?如何实行等都是知识界最关注的问题。对俄国人开辟的革命道路,知识界充斥着迎纳与拒斥的冲突。20世纪30年代初,为挽救经济危局,知识人希望借鉴苏联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中国尽快走上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以培植国家元气、抵御外敌。一些学人还试图从苏联的土地制度、农业集体化、统制农业等方面找寻解决中国农村破产的方法或思路。但他们也谆谆告诫中国的经济发展既不能照搬资本主义,亦不能照抄社会主义,而应根据需要采行适合中国现实环境的发展方式。结语包括两个小问题,一是分析讨论影响中国知识界“苏俄道路”认知与迎拒的关键因素;二是在20世纪20-30年代知识界“苏俄道路”认知的基础上提炼出一些判定道路内涵与价值的指标。在近代社会中,因为“救亡”的时代主题,知识、学术、思想、主义、政治、社会之间的关系愈发纠缠扭结,难已划清界限。这种特殊的学界生态在知识界的“苏俄道路”认知上体现的最为明显,也最为生动。正是在现实刺激、个体差异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塑造下,中国知识界的“苏俄道路”认知才呈现出丰富、多元的面相。每一个知识界群体的“苏俄道路”认知无不清晰地透露出学术与政治紧密汇融的复杂意蕴,而这种认知实态也昭示着历史发展演变的独特魅力和个人认知的灵动、包容与偏狭。
陶海洋[9]（2013）在《《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文中提出《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个重要出版物,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发行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而又完全民办的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于1904年创办、1948年终刊,共发行44卷、819号,先后经历8位主编,发表作品20000余篇。在经历清季、北洋政府、民国过程中,《东方杂志》不仅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的发展历程,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大量述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而且努力为社会培养人才,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生长点。秉承商务印书馆“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企业宗旨,《东方杂志》致力于介绍现代文化最新成果,以述评时事政治作为办刊特色,并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在长达44年的发展过程中,《东方杂志》可以分为主要五个时期,即早期杂志（1904—1910年）、杜亚泉时期（1911—1919年）、钱智修时期（1920—1931年）、王云五时期（1932—1941年）、苏继颀时期（1943—1948年）。为便于研究,钱智修时期可以分为具体的三个阶段,即钱智修时期（上）（1920—1923年）、钱智修时期（中）（1924—1927年）和钱智修时期（下）（1928—1931年）,王云五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即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杜亚泉、钱智修、胡愈之、王云五等四人,不仅是《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而且是杂志发展中的关键人物。其中,杜亚泉以其独特的见解引发了中西文化论争,钱智修是主编时间最长者,胡愈之是作品最多的作者、又曾担任过杂志主编,而王云五则是挽救商务印书馆及《东方杂志》的核心人物。早期杂志《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有蛤笑、蕴照、孟森等人。主要内容以清末新政为重点,在立宪主旨下,多数作者主张保存传统文化,同时述评清廷政治腐败、主张发展实业,作品主要涉及教育、立宪、外交、实业等内容,同时还有大量转载文章。杜亚泉时期《东方杂志》的作者约计453人次,而重要作者有杜亚泉、胡愈之等10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文章来源大为拓展,其中来源于英美等西方国家报刊的译述文章更多。杂志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介绍大量西方社会思潮,其中包括各类社会主义思潮。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作者,认真反思包括“一战”在内的现代文明的“时代错误”,述评民国建立后愈益严重的政治腐败,努力寻找整合社会的新的精神动力。这批文化人,努力进行中西文化的鉴别、对比和“体合”,“随世运而俱进”,自觉承担起现代文化最为激烈的观念转变的时代使命。杜亚泉因引发东西文化论争,主编职务被无奈地撤换。事实上,文化分歧在《东方杂志》内部早就开始,主编的替换也经过一个微妙的过渡阶段,另一方面,由于文化争论中所涉及的问题,当时的文化人不可能达成共识,注定了这场文化论争只能是一波三折的过程。钱智修时期（上）的《东方杂志》的作者共约计510人次,重要作者有胡愈之、周建人等12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积极顺应时势变化,“注重于切实可行之具体问题”。作者队伍更为庞大,出现大量介绍西方社会发展的翻译作品,包括文学作品的翻译与创作,理论视角更为开阔,同时出现更多的独立评论,又使这一杂志逐步摆脱了文化争论和思辨的色彩,进一步加大了现代文化的传播力度。钱智修时期（中）的作者共约计340人次,重要作者有黄惟志、胡愈之等11人次。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以1926年为界,有一个从述评中西文化,转向重点述评国际时事政治的变化过程。在国际时政报导上,主要以欧洲为重点,并介绍苏联以及他国的政治发展。这一变化与钱智修等人的民间政治思想有关。同时,这一时期出现更多的文学创作,注重描述某类社会层面、特别是知识分子和下层百姓的生活状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内容。钱智修时期（下）的作者约有786人次,重要作者则为俞颂华、张明养等9人次,作者队伍进一步分化。在内容上,这一时期进一步注重国际时事的报导与述评,并进一步关注了国外社会文化、社会生活,同时出现现代文学的创作高潮。文学作品更多关注基层民众生活及心理状态,反映了基层社会民众在政治剧变与社会动荡中面临的生活压力。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是中国文化事业受日本侵华战争摧残、并努力抗争的一个见证,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东方杂志》三次停刊、四次搬迁的曲折。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上）,作者总人数约计1340人次,重要作者有张明养、郑永恭等12人次,而来源于社会上的作者大为增加,可以说明商务印书馆在经历“一·二八”事变的劫难后,及时得到社会的大力支持。这一时期正值中国新一代文化人成长并活跃于文化舞台,文化传播的主体、内容与方式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社会出现新一轮的文化生成现象。《东方杂志》更多关注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各国的经济应对之策,国际社会新的战争危险,特别增强了经济体制理论的述评。同时,主要由于中日矛盾的上升,关注民族生存和国家发展,成为文化人的深深的忧思,并由于环境的逼迫,出现新一轮的文化反思。这一时期,文学作品受战争影响最大,出现大批现实主义风格作品,但这种特殊政治动荡中出现的创作高潮,很快因抗日战争进入艰苦时期而中断。王云五时期（下）的《东方杂志》作者共计约317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郑允恭等18人次。这一时期述评欧洲相关事务的作品大为减少,而反映具体国家之间外交活动的作品比例大为上升,反映了国际政治力量在“二战”中重新组合的状态。其中,中日战争的相关报导大为增强,同时出现的经济类作品针对性更强,很多作品述评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的具体应对之策,但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及文艺作品的质量却开始下降。苏继癫时期的《东方杂志》作者总人数约计613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岑仲勉等8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尽管走出了抗日战争的阴影,却又因内战等影响而出现发展顿挫,并最终休刊。这一时期的作者队伍日益星散,办刊特色也逐步丧失。《东方杂志》忠实地反映和记录着时代变迁,成为20世纪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全备的资料库,全面述评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主要学术思想,成为探索中国发展模式必需的思想库,大量培养人才,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人才库,同时,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保持长时段的持续发行,也成为世界杂志发行史上的典型的样本库。《东方杂志》的发展历程说明,现代文化的发展,不仅需要社会诸要素共同的现代化作为基础,更需要中国文化人努力实践现代学者品格。
余建军[10]（2014）在《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起源史研究》文中认为考察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理论演进和转变这一思想脉络,无疑有多种进路和方法。本文主要是从实践哲学的视野,并以实践哲学为方法来阐述这一课题。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时代主题是救亡图强,其他一切问题都要让位于这一主题并围绕这一主题转。严复为了向西方寻求富强之道,率先从英国引进了进化论,并根据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对之进行了重构,建构了“天演”进化论。他的“天演”进化论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取代了中国传统的天理观。他的“天演”进化论的理论旨归在于自强保种,其逻辑结构是天人相合相分,其理论基调是渐进进化。他的“天演”进化论的理论旨归、逻辑结构和理论基调基本上为此后康有为的“两极”进化论、梁启超的“群力”进化论和谭嗣同的“心力”进化论所遵循。继他们的这些改良主义进化论兴起的是革命派的革命民主主义进化论。革命派通过论证“革命”比“改良”更有利于社会进化,“革命”是社会进化的最好方式与手段,将“革命”逻辑输入了进化论,使进化论获得了“革命”的理论品格。在逻辑结构上,革命派的进化论将严复开创的天道与人道相合相分的进化逻辑予以了彻底化,主张人道完全独立于天道,有其自身独特的进化规律。革命民主主义进化论以孙中山的“突驾”说为典型。“突驾”说认为,只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力,急起直追,社会人事的进化可以做到后来居上。以这种主张“突驾”的进化论为理论基础,孙中山在历史观上主张重视人民物质生活的民生史观,并将民生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继革命民主主义进化论兴起的是互助论。互助论认为“互助”是社会进化的主要法则。但是由于中国近代特定的历史境况使然,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张的互助论实则并不否定和轻视“竞争”,他们的互助论是“互助”与“竞争”并重的进化论。陈独秀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批判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思想文化的启蒙运动。这一启蒙运动虽然没有形成新的中国式进化论的理论形态,但是它将进化论推进到了思想意识的最深层。至此,进化论在中国便发展到了它的极限。进化论向唯物史观的转变,其首要因素是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实践的需要；从理论上而言,则在于二者具有内在的逻辑同构性和理论共通性,而且唯物史观要比进化论更为合理。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国先进人物抛弃进化论、重新选择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的时期。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中国先进人物,在再三衡量之后,慎重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新的思想武器。唯物史观由此而取代进化论成为了中国现代社会的思想主潮。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功劳,但不可忽视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功绩。非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传播与阐释,最值得注意的是陈博贤和胡汉民。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初期,李大钊对唯物史观所作的阐释的理论水准无疑是最高的,而且他初步把握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特质。检视和反思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理论演进与转变,可以发现,这一思想历程在理论上的一个根本缺陷便是实践哲学思维方式的缺失。而后来的毛泽东哲学却是实践哲学之典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功之典范。这便会驱使中国的哲学工作者认同如下一个结论：实践哲学是中国当代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当代哲学的创新应当以实践哲学为理论范式。
二、扫除障碍 急起直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扫除障碍 急起直追（论文提纲范文）
（1）近代苏州公共卫生研究（1906-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近代苏州公共卫生的演进 |
| 第一节 行政机构：从“警”“卫”一体到“警”“卫”分离 |
| 一、时代诉求与近代中国卫生行政建构 |
| 二、卫生行政寓警政：从苏省巡警总局到吴县公安局 |
| 三、卫生行政与警政：吴县卫生院与吴县警察局 |
| 第二节 办理模式：从官商合办到官办为主 |
| 一、公共卫生上的国家与社会 |
| 二、清末民初苏城公共卫生办理上的官商合作 |
| 三、从官商合办到官办为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共卫生委员会的创建及变迁 |
| 第三节 业务内容：由清道防疫扩及其他 |
| 一、清道是要务 |
| 二、以防疫为中心 |
| 三、公共卫生事业体系粗具 |
| 小结 |
| 第二章 核心事务：疫病防治 |
| 第一节 传统的延续：坊间防疫百态 |
| 一、驱瘟逐疫 |
| 二、挑痧 |
| 三、政府和舆论的反应 |
| 第二节 现代防疫之临时救治：以时疫医院为中心 |
| 一、时疫医院的设立与宗旨 |
| 二、时疫医院的运作与演变 |
| 第三节 现代防疫之常规预防 |
| 一、传染病月报 |
| 二、灭蝇运动 |
| 三、预防接种 |
| 小结 |
| 第三章 基础工作：环境卫生与饮食卫生 |
| 第一节 街道清洁和垃圾清运 |
| 一、日常与定期：街道清洁 |
| 二、行政与市场：垃圾清运 |
| 三、官与民：“灰码头”难除 |
| 第二节 粪秽管理与厕所改良 |
| 一、出粪之约：时间、地点和面相 |
| 二、私与公：取消粪段 |
| 三、官与商：厕所改良 |
| 第三节 饮水卫生 |
| 一、饮水不洁：河·井·老虎灶 |
| 二、饮水改良：取缔、管理和疏浚 |
| 三、饮水“革命”：自来水的规划 |
| 第四节 食品卫生 |
| 一、病从口入：苏城食品卫生不良情状 |
| 二、应时文章：各类饮食品及其场所管理 |
| 三、官商博弈：从取缔宰作到筹办公共屠宰场 |
| 小结 |
| 第四章 长效追求：妇婴卫生、学校卫生和卫生教育 |
| 第一节 妇婴卫生 |
| 一、稳婆杀人 |
| 二、“生”的嬗变：新式接产的推行 |
| 三、卫生盛会：婴孩健康比赛 |
| 第二节 学校卫生 |
| 一、注意学校环境卫生 |
| 二、预防学校传染病 |
| 三、实施学生健康检查 |
| 四、开展学校健康教育 |
| 第三节 卫生教育 |
| 一、多主体、多形式、多场域 |
| 二、官方与社会的互动合作 |
| 三、教育性与地方化、通俗化和趣味性的结合 |
| 小结 |
| 第五章 公共卫生与苏州城市社会变迁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与市民生命、生活和观念之嬗变 |
| 一、政治的视角：卫生行政干预下的嬗变 |
| 二、经济的视角：卫生广告促销里的嬗变 |
| 三、日常的视角：民生万花筒中的嬗变 |
| 第二节 公共卫生与公共舆论：苏城卫生舆论的勃兴 |
| 一、地方报刊与苏城卫生舆论建构 |
| 二、批判与启蒙兼具的卫生舆论内涵 |
| 三、公共舆论、“公共领域”视角的解读 |
| 小结 |
| 结语 |
| 一、近代苏州公共卫生的粗陋面相 |
| 二、近代苏州公共卫生的发展瓶颈 |
| 三、近代中国公共卫生的时代命运和历史意义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后记 |
（2）20世纪30年代农村复兴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与意义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3 研究思路、本文结构及创新 |
| 第2章 农村复兴思潮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文化渊源 |
| 2.1 农村复兴思潮产生的历史背景 |
| 2.1.1 农村经济破产 |
| 2.1.2 国内政治变动 |
| 2.1.3 乡村教育衰落 |
| 2.1.4 民族危机加剧 |
| 2.2 农村复兴思潮的思想文化来源 |
| 2.2.1“以农立国”的农本思想 |
| 2.2.2 传统乡约制度 |
| 2.2.3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 |
| 2.2.4 西方实验主义教育哲学 |
| 第3章 农村复兴思潮的发展演变 |
| 3.1 农村复兴思潮的兴起 |
| 3.1.1 从地方自治到村治思潮 |
| 3.1.2 从乡村教育危机到乡村教育思潮 |
| 3.2 农村复兴思潮的发展与高涨 |
| 3.2.1 从农村经济破产到农村复兴思潮 |
| 3.2.2 农村复兴思潮发展与高涨的表现 |
| 3.3 农村复兴思潮的转型 |
| 3.3.1 从乡村工作讨论会到乡村运动联合战线 |
| 3.3.2 从乡村建设实验区沦陷到乡村救亡运动兴起 |
| 第4章 农村复兴思潮总体考察 |
| 4.1 农村复兴运动的基本观念 |
| 4.2 农村复兴思潮的主要内容 |
| 4.2.1 实行农村自治 |
| 4.2.2 改造农村教育 |
| 4.2.3 组织农村合作 |
| 4.2.4 实施农业推广 |
| 4.2.5 活跃农村金融 |
| 4.2.6 发展乡村工业 |
| 4.3 复兴农村的几种理论 |
| 第5章 农村复兴思潮个案分析 |
| 5.1 梁漱溟的农村复兴思想 |
| 5.1.1 建立乡村组织 |
| 5.1.2 知识分子与农民打成一片 |
| 5.1.3 推行教育与合作 |
| 5.1.4 由农业引发工业 |
| 5.1.5 建立理想的新社会 |
| 5.2 晏阳初的农村复兴思想 |
| 5.2.1 推行农村“四大教育” |
| 5.2.2 研究实验、训练人才、表证推广 |
| 5.2.3 实行政教合一 |
| 5.2.4 进行民族再造 |
| 5.3 高践四的农村复兴思想 |
| 5.3.1 实施民众教育 |
| 5.3.2 培养民众团体 |
| 5.3.3 挽救农村经济衰落 |
| 5.4 方显廷的农村复兴思想 |
| 5.4.1 分析农村复兴的诸多不利因素 |
| 5.4.2 发展乡村工业 |
| 5.4.3 建立农村合作组织 |
| 5.4.4 由政府推动，进行农村整个建设 |
| 5.4.5 追求农村之现代化 |
| 5.5 许仕廉的农村复兴思想 |
| 5.5.1 以整个社会为复兴农村工作对象 |
| 5.5.2 以地方自然经济区域为乡村建设最低单位 |
| 5.5.3 计划的、科学的方法 |
| 5.5.4 谋民族生存与发展、创作新民 |
| 第6章 报刊杂志中的农村复兴思想 |
| 6.1 《独立评论》的农村复兴思想 |
| 6.1.1 认识农村破产现状 |
| 6.1.2 剖析农村破产原因 |
| 6.1.3 设计农村复兴方案 |
| 6.2 《中国经济》的农村复兴思想 |
| 6.2.1 《中国经济》对中国农村破产的概括 |
| 6.2.2 《中国经济》对农村破产原因的分析 |
| 6.2.3 《中国经济》复兴农村的主张 |
| 6.3 《大公报》的农村复兴思想 |
| 6.3.1 向政府提出复兴农村建议 |
| 6.3.2 广发农村复兴言论 |
| 6.3.3 救济受灾农村 |
| 6.4 《东方杂志》的农村复兴思想 |
| 6.4.1 强调农村地位重要 |
| 6.4.2 传播农村复兴思潮 |
| 6.4.3 监督政府复兴农村行为 |
| 第7章 知识界关于农村复兴问题的论争 |
| 7.1 “无为”政治还是“有为”政治 |
| 7.1.1 论争缘起 |
| 7.1.2 论争内容 |
| 7.1.3 对两种救济农村观的评议 |
| 7.2 “从农业引发工业”还是“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 |
| 7.2.1 “从农业引发工业” |
| 7.2.2 “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 |
| 7.2.3 对“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的反驳 |
| 7.2.4 对两种复兴农村观的评析 |
| 7.3 改良还是革命 |
| 7.3.1 要不要推翻帝国主义 |
| 7.3.2 要不要推翻封建主义 |
| 7.3.3 对论争的评议 |
| 第8章 农村复兴思潮的特点与影响 |
| 8.1 农村复兴思潮的特点 |
| 8.1.1 民族复兴的目标追求 |
| 8.1.2 现代性的价值取向 |
| 8.1.3 改良性的方法选择 |
| 8.2 农村复兴思潮的影响 |
| 8.2.1 有利于推动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合 |
| 8.2.2 有助于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整合 |
| 8.2.3 对中国现代化进行有益的探索 |
| 8.2.4 为民族复兴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攻读博士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3）中国近代防疫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论 |
| (一) 选题意义、价值和作用 |
| 1、理论意义 |
| 2、学术价值 |
| 3、现实作用 |
| (二) 学术史综述 |
| (三) 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1、重点 |
| 2、难点 |
| 3、创新点 |
| (四) 相关界定 |
| 1、“中国” |
| 2、“近代” |
| 3、“防疫” |
| 4、“述论” |
| 注释 |
| 一、近代防疫背景 |
| (一) 传统疫病 |
| 1、流行特点 |
| 2、种类 |
| 3、防疫思想及手段 |
| (二) 近代疫病 |
| 1、疫病诱因 |
| 2、疫病频率 |
| 3、疫病种类 |
| 4、区域分布 |
| 5、人群分布 |
| 6、疫病与人口损失 |
| 注释 |
| 二、近代防疫事业肇始(1901—1911) |
| (一) 近代欧美防疫回顾 |
| (二) 教会与中国近代防疫兴起 |
| 1、行医和医学教育 |
| 2、防疫工作 |
| (三) 海关、租界防疫 |
| 1、海关 |
| 2、租界 |
| (四) 清政府防疫建设 |
| 1、西医在中国兴起 |
| 2、政府防疫工作 |
| (五) 东北鼠疫刺激下的防疫立法 |
| 1、加快立法 |
| 2、举例 |
| 注释 |
| 三、近代防疫体系初步成型(1912-1927) |
| (一) 防疫立法 |
| 1、《陆军传染病预防规则》 |
| 2、《传染病预防条例》 |
| 3、《京汉铁路检疫暂行细则》 |
| 4、其他防疫法规 |
| (二) 防疫职能部门 |
| 1、内务府卫生司 |
| 2、中央防疫处 |
| 3、中央卫生会 |
| 4、满洲瘟疫防治站 |
| 5、警察厅 |
| (三) 监狱、军队和学校防疫建设 |
| 1、监狱 |
| 2、军队 |
| 3、学校 |
| 注释 |
| 四、近代防疫体系深化与完善(1927-1937) |
| (一) 防疫立法 |
| 1、《传染病防治法》 |
| 2、行政建制中的防疫规定 |
| 3、卫生行政法规 |
| 4、交通防疫法规 |
| 5、学校防疫制度 |
| (二) 卫生防疫部门 |
| 1、中央 |
| 2、地方 |
| (三) 城、乡防疫建设 |
| 1、卫生实验区 |
| 2、城市防疫建设 |
| 3、县、乡、镇防疫建设 |
| (四) 民众卫生教育运动 |
| 1、民众卫生意识 |
| 2、公共卫生教育运动 |
| 3、新生活运动 |
| 注释 |
| 五、重大突发疫病防治举要 |
| (一) 1911 年东北大鼠疫 |
| 1、社会反应 |
| 2、政府防疫 |
| 3、鼠疫扑灭 |
| 4、大鼠疫影响 |
| 5、大鼠疫成因 |
| 6、鼠疫后的反思 |
| 7、万国鼠疫会 |
| (二) 1918 年晋绥鼠疫 |
| 1、政府防疫措施 |
| 2、防疫阻力 |
| 3、巩固成果及鼠疫扑灭 |
| 4、防疫成功的原因 |
| (三) 1932 年全国大霍乱 |
| 1、背景 |
| 2、流行区域及规模 |
| 3、防疫措施 |
| 4、路在何方 |
| 注释 |
| 六、防疫下的社会变迁 |
| (一) 制约防疫发展的因素 |
| 1、客观条件 |
| 2、迷信习俗 |
| (二) 防疫新风尚形成 |
| 1、窗口示范 |
| 2、主要内容 |
| 注释 |
| 七、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4）近代山西机器纺织业发展的考察 ——以西北实业公司纺织工业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选题的意义 |
| 2. 前人研究综述 |
| 2.1 纺织史相关研究 |
| 2.2 经济史相关研究 |
| 2.3 山西地方史相关研究 |
| 2.4 山西纺织业专题研究 |
| 3. 研究思路 |
| 3.1 技术路线 |
| 3.2 主体范围 |
| 4. 研究方法 |
| 4.1 文献搜集法 |
| 4.2 对比分析法 |
| 4.3 个案研究法 |
| 5. 创新与不足 |
| 5.1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 5.2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1. 清末民初纺织技术与山西社会 |
| 1.1 清末民初中国传统纺织技术及其西化 |
| 1.1.1 清末民初中国传统纺织业衰落 |
| 1.1.2 中国社会对西方纺织技术的初识 |
| 1.2 清末民初山西近代实业发展概述 |
| 1.3 清末民初山西纺织工业发展概述 |
| 1.3.1 山西机器纺织业的起步 |
| 1.3.2 山西机器纺织业的出品 |
| 1.4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2. 西北实业公司筹建及其纺织业发展史 |
| 2.1 西北实业公司的筹建背景 |
| 2.2 西北实业公司的历史沿革 |
| 2.2.1 抗战前的西北实业公司 |
| 2.2.2 新记西北实业公司时期 |
| 2.2.3 西北实业建设公司时期 |
| 2.3 西北实业公司下属纺织企业 |
| 2.4 纺织事业在公司中的地位 |
| 2.2.1 在组织机构中的壮大 |
| 2.2.2 在产业链条中的位置 |
| 2.2.3 服务于军用物资生产 |
| 2.5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3. 西北毛织厂的经营与管理(1933-1949) |
| 3.1 西北毛织厂的兴建与投产(1933-1937) |
| 3.1.1 工厂选址 |
| 3.1.2 设备引进 |
| 3.1.3 开工投产 |
| 3.2 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北毛织厂(1937-1945) |
| 3.2.1 临战沦陷前西北毛织厂积极备战 |
| 3.2.2 日本占领期间的西北毛织厂 |
| 3.2.3 抗战前期和抗战期间的对比 |
| 3.3 抗战胜利后复建西北毛织厂(1945-1949) |
| 3.3.1 接收整顿厂务、修理机器 |
| 3.3.2 各部相关工艺技术改造 |
| 3.3.3 出品毛纺织种类与口碑 |
| 3.3.4 未来发展的计划与措施 |
| 3.4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4. 战后西北实业公司纺织事业发展(1945-1949) |
| 4.1 战后西北实业公司各纺织企业及其由来 |
| 4.1.1 太原纺织厂建厂始末 |
| 4.1.2 太原棉织厂建厂始末 |
| 4.1.3 太原织造厂建厂始末 |
| 4.1.4 太原毛织厂建厂始末 |
| 4.1.5 榆次纺织厂建厂始末 |
| 4.1.6 榆次棉织厂兴建始末 |
| 4.2 战后公司各纺织企业技术改进与发明 |
| 4.2.1 纱厂和花方法改进 |
| 4.2.2 花式纱线纺制工艺 |
| 4.2.3 太原纺织厂废棉研究 |
| 4.2.4 太原织造厂针织烧纱工艺 |
| 4.2.5 太原织造厂电光线发明 |
| 4.2.6 公司试验所染料研制 |
| 4.2.7 榆次纺织厂机器设备改良 |
| 4.3 公司纺织企业制定合理化标准工作法 |
| 4.3.1 清花机标准工作法 |
| 4.3.2 和花间各机标准工作法 |
| 4.3.3 梳棉机运转标准工作法 |
| 4.3.4 并条机标准工作法 |
| 4.3.5 粗纺机标准工作法 |
| 4.4 战后公司纺织事业中的“四化”提倡 |
| 4.4.1 “产业合理化运动”的兴起 |
| 4.4.2 “产业合理化运动”在山西 |
| 4.4.3 纺织事业中的科学管理化 |
| 4.4.4 纺织事业中的制造合理化 |
| 4.4.5 纺织事业中的成品标准化 |
| 4.4.6 纺织事业中的工作职责化 |
| 4.5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5. 战时西北实业公司后方纺织事业(1937-1945) |
| 5.1 抗日前后阎锡山与日关系背景 |
| 5.2 新记西北实业公司的组建 |
| 5.2.1 随阎锡山退守陕西宜川 |
| 5.2.2 为“克难求存”组建公司 |
| 5.2.3 开办“新记”的战略意义 |
| 5.3 新记西北实业公司中的纺织事业 |
| 5.3.1 纺织工厂及事业开办情况 |
| 5.3.2 西北金波式轮纺机的发明 |
| 5.4 对陕西纺织事业的开拓和贡献 |
| 5.5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6 近代山西纺织科技文化事业的发展 |
| 6.1 近代山西纺织教育事业 |
| 6.1.1 纺织课程引入高小中学课堂 |
| 6.1.2 应社会需要的纺织职业教育 |
| 6.1.3 培训、补习等纺织继续教育 |
| 6.2 纺织技术研究机构与行业协会 |
| 6.2.1 山西工业试验所 |
| 6.2.2 西北实业公司技术委员会 |
| 6.2.3 山西植棉指导所 |
| 6.2.4 山西纺织业同业工会 |
| 6.3 纺织技术人才与学术出版交流 |
| 6.3.1 纺织技术人员 |
| 6.3.2 纺织学术出版 |
| 6.3.3 技术经验交流 |
| 6.4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7. 西北实业公司纺织事业的历史影响 |
| 7.1 近代山西纺织事业的成就 |
| 7.1.1 创新纺织工艺技术 |
| 7.1.2 拓宽纺织研究思想 |
| 7.1.3 形成纺织科研体系 |
| 7.2 承载技术成就的创新环境 |
| 7.2.1 纺织工业建设规划清晰 |
| 7.2.2 规范统一的合理化管理 |
| 7.2.3 重科学增进技改的宗旨 |
| 7.3 近代山西纺织事业的历史影响 |
| 7.3.1 对近代山西民众和经济的影响 |
| 7.3.2 建国后山西纺织工业的再发展 |
| 7.3.3 山西纺织工业遗产的当代价值 |
| 7.4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20世纪末中国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史研究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制定与实施（论文提纲范文）
| 引论 |
| 一、 选题立意 |
| 二、 研究目的及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出台的历史背景分析 |
| 一、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的回顾(1978--1987) |
| 二、 1988年“两会”上的教育问题大讨论 |
| 第二章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制定及其政策体系 |
| 一、 《纲要》的制定 |
| 二、 《纲要》所确定的政策目标和实施思路 |
| 第三章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历程 |
| 一、 “八五”期间《纲要》的实施情况 |
| 二、 “九五”期间《纲要》的实施情况 |
| 第四章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绩效分析 |
| 一、 《纲要》推动中国教育事业发展 |
| 二、 《纲要》产生的人力资源开发绩效 |
| 三、 《纲要》在解决突出的历史遗留问题中取得的成效 |
| 结束语 |
| 一、 《纲要》制定及实施的历史启示 |
| 二、 新世纪、新蓝图、新政策 |
| 主要参考书目 |
| 后记 |
（6）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研究 ——以晏阳初、俞庆棠、邰爽秋为代表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中国古代教育民生思想源远流长 |
| (二)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内涵丰富但缺少系统整理研究 |
| (三) 中国当代教育民生建设及理论研究的现实需要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一) 民生 |
| (二) 教育民生 |
| (三) 教育民生思想 |
| 三、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 |
| (一) 研究目的 |
| (二) 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意义 |
| (一) 为教育民生理论研究提供参考 |
| (二) 为我国当前教育民生建设提供历史镜鉴 |
| 五、研究思路 |
| 六、文献综述 |
| (一)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二)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三) 相关研究成果评述 |
| 1. 已有研究的学术贡献 |
| 2. 已有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 本研究的努力方向 |
| 七、研究方法 |
| (一) 文献研究法 |
| (二) 比较研究法 |
| (三) 个案研究法 |
| 八、研究特色与创新之处 |
| (一) 研究领域的开新 |
| (二) 研究范式的创新 |
| 第一章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产生背景 |
| 第一节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 |
| 一、政治的沉沦 |
| 二、经济的衰微 |
| 三、文化的下行 |
| 四、教育的维艰 |
| (一) 教育政策朝令夕改,教育改革成效甚微 |
| (二) 教育观念陈旧,教学内容脱离实际 |
| (三) 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失学罢课现象频发 |
| (四) 文盲人数众多,教育机会严重不平等 |
| 五、民生的凋敝 |
| 第二节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外部渊源 |
| 一、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引入 |
| (一) “西学东渐”为近代中国点燃科学与民主思想的火种 |
| (二) 科学与民主催发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 |
| 二、西方平民主义教育思想的引入与传播 |
| (一) 西方平民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
| (二) 西方平民主义教育思想对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形成与演进 |
| 第一节 教育民生思想的萌芽潮起(1905-1912年) |
| 一、教育民生观点的提出 |
| 二、教育方针及规章制度中教育民生思想的出现 |
| 第二节 教育民生思想的高潮勃发(1913-1937年) |
| 一、教育民生论说层见叠出 |
| 二、教育家办学的兴起 |
| (一) 社会对新式人才的需求 |
| (二) 改良派教育舆论与实践的影响 |
| (三) 政府政策的支持 |
| (四) 教育家办学的涌现 |
| (五) 教育家办学的社会影响 |
| 三、教育民生实践此行彼效 |
| 第三节 教育民生思想的式微与转轨(1937-1949年) |
| 一、抗战教育思潮云屯席卷 |
| 二、教育民生实践举步维艰 |
| 三、教育民生思想的转轨 |
| (一) 三民主义教育民生思想向新民主主义教育民生思想的转轨 |
| (二) 三民主义教育民生思想向国际主义教育民生思想的转轨 |
| 本章小节 |
| 第三章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内涵及实践探索 |
| 第一节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内涵 |
| 一、教育民生宗旨观 |
| (一) 晏阳初的教育民生宗旨观 |
| (二) 俞庆棠的教育民生宗旨观 |
| (三) 邰爽秋的教育民生宗旨观 |
| 二、教育民生对象观 |
| (一) 晏阳初的教育民生对象观 |
| (二) 俞庆棠的教育民生对象观 |
| (三) 邰爽秋的教育民生对象观 |
| 三、教育民生内容观 |
| (一) 晏阳初的教育民生内容观 |
| (二) 俞庆棠的教育民生内容观 |
| (三) 邰爽秋的教育民生内容观 |
| 四、教育民生路径观 |
| (一) 教育民生的方法选择 |
| (二) 教学组织形式的运用 |
| 第二节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实践探索 |
| 一、开展教育研究与实验 |
| (一) 教育心理研究与实验——解决谁可以受教育的问题 |
| (二) 文艺研究与实验——满足民众日常生活所需,提供民众接受教育的工具 |
| (三) 生计教育研究与实验——改善民众物质生活 |
| (四) 卫生教育研究与实验——增强民众体质,改善民众生活环境 |
| (五) 公民教育研究与实验——改变民众的精神面貌 |
| (六) 休闲教育研究与实验——丰富民众的精神生活,唤起农民“向上的意识” |
| 二、编写教材和民众读物 |
| (一) 编写教材——编辑符合民情的教学内容 |
| (二) 编辑民众读物——传播知识,提升道德品质,丰富精神生活 |
| 三、出版学术期刊 |
| (一) 教育理论类学术期刊——传播教育民生思想与理论,交流教育民生工作经验 |
| (二) 教学辅导类学术期刊——提高学习效果,传授民生知识 |
| 四、教育成果推广 |
| (一) 实验区内各项教育的推广 |
| (二) 实验区的拓展 |
| 第三节 晏阳初、俞庆棠、邰爽秋教育民生思想比较分析 |
| 一、教育民生宗旨观的异同 |
| (一) 相同之处 |
| (二) 相异之处 |
| 二、教育民生对象观的异同 |
| (一) 相同之处 |
| (二) 相异之处 |
| 三、教育民生内容观的异同 |
| (一) 相同之处 |
| (二) 相异之处 |
| 四、教育民生路径观的异同 |
| (一) 相同之处 |
| (二) 相异之处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逻辑理路与价值澄明 |
| 第一节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逻辑理路 |
| 一、实现救国济民是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逻辑起点 |
| 二、大教育观是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逻辑中枢 |
| (一) 大教育的概念 |
| (二) 中国近代教育家对大教育的追求 |
| 三、追求民主与科学是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逻辑主线 |
| 四、精神生活是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逻辑延展 |
| 第二节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价值澄明 |
| 一、在继承与吸收中不断创新的历史价值 |
| (一) 从新的视角解读中国传统民本思想 |
| (二) 对古代教育民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
| (三) 对西方平民主义教育思想的吸收与创新 |
| 二、以民为本、教育济民的社会价值 |
| (一) 强调教育为民服务 |
| (二) 重视民众的主体性 |
| 三、以民生为本位的教育价值 |
| (一) 平民教育的民生本位取向 |
| (二) 民众教育的民生本位取向 |
| (三) 民生本位教育的民生取向 |
| 第三节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历史局限 |
| 一、误解国弱民穷的根源 |
| 二、过于抬高教育的民生功能 |
| 三、对现存腐败、独裁政府抱有幻想 |
| 四、具有一定的唯心主义色彩 |
| 五、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的外在制约 |
| (一) 政治因素的制约 |
| (二) 经济因素的制约 |
| (三) 文化因素的制约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历史影响与当代启示 |
| 第一节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历史影响 |
| 一、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社会影响 |
| (一) 更新了民众的教育观念 |
| (二) 彰显了教育的民生功能 |
| (三) 改善了民众的生活状况 |
| 二、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教育影响 |
| (一) 促进教育民生政策的生成 |
| (二) 丰富了教育理论和教育研究 |
| 三、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国际影响 |
| 第二节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当代启示 |
| 一、扎实推进新时代全民教育 |
| 二、完善并推进实施教育民生政策 |
| 三、关照教育民生的精神向度 |
| 四、消弭民间反智主义对教育民生的阻障 |
| 五、倡导教育家办学的民生情怀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7）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点、难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陈独秀辉煌而复杂的一生 |
| 一、秀才·乱党·报人 |
| 二、“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 |
| 三、领导幼年中国共产党艰辛探索 |
| 四、“孤桑好勇独撑风” |
| 第三章 五四前期陈独秀哲学思想 |
| 第一节 进化论的唯物论 |
| 一、进化论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 |
| 二、“崇现实”、“薄虚文”的唯物论 |
| 三、科学之信仰,人类获享幸福必由之正轨 |
| 第二节 进化论的发展观 |
| 一、新陈代谢是宇宙发展根本原则 |
| 二、进化与否以抵抗力强弱为标准 |
| 三、“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
| 第三节 进化论的历史观 |
| 一、“人类光明之历史,愈演愈疾” |
| 二、解放时代: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 |
| 三、民主主义世界之潮流 |
| 四、革命是“开发文明之利器” |
| 五、群众观: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
| 第四节 进化论的文化观 |
| 一、“道与世更” |
| 二、“孔子之道不适合现代生活” |
| 三、倡导文学革命,反对旧文学 |
| 四、批判传统但非全盘反传统 |
| 第五节 进化论的人生观 |
| 一、伦理觉悟:“吾人最后觉悟” |
| 二、新青年: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 |
| 三、“治本的爱国主义” |
| 小结 五四前期陈独秀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
| 第四章 五四后期陈独秀哲学思想 |
| 第一节 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 |
| 一、最初态度:“社会主义,中国似可缓于欧洲” |
| 二、转变的主客观因素 |
| 三、转变的主要标志 |
| 第二节 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宣传 |
| 一、唯物史观两大要旨 |
| 二、马克思之“实际研究的精神”与“实际活动的精神” |
| 三、尊重客观事实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 |
| 第三节 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 |
| 一、为幼年中国共产党铸牢思想基础 |
| 二、剖析中国社会性质 |
| 三、民族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如车之两轮 |
| 第四节 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
| 一、前奏:“勿再迷信化石的东方文化” |
| 二、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发起与陈独秀的介入 |
| 三、坚持唯物史观,驳斥唯心谬误 |
| 小结 五四后期陈独秀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
| 第五章 陈独秀哲学思想与五四精神 |
| 一、爱国精神 |
| 二、民主精神 |
| 三、科学精神 |
| 四、创造精神 |
| 五、奋斗精神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中国知识界对“苏俄道路”的认知（191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当“学问”遭遇“主义” ——中国知识界与“苏俄”的互动 |
| 第一节 离合之间:“主义”来临下的知识界 |
| 一、分离在加深:20-3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 |
| 二、组织起来:知识界的聚合 |
| 三、岐向建构:学问、主义与救国的汇融 |
| 第二节 “苏俄”成为问题——知识界的回应 |
| 一、“苏俄”成为问题:何以必须与可能? |
| 二、作为问题的“苏俄”——一个知识谱系的考察 |
| 三、政学分开:理想的研究路径 |
| 第二章 权力、制度与秩序:政治发展的认知 |
| 第一节 革命:通向社会主义的关键 |
| 一、十月革命:背景与胜利原因 |
| 二、方式与对象:如何革命?革谁的命? |
| 三、革命意义:供给世界一个新模型 |
| 第二节 领导者:共产党 |
| 一、革命和建设的领导者 |
| 二、党的建设:自新的路径 |
| 三、认识党争:共识与分歧 |
| 第三节 依靠谁:革命与建设的动力 |
| 一、工人阶级 |
| 二、农民阶级 |
| 三、知识分子 |
| 第四节 制度与组织 |
| 一、建立与运作 |
| 二、特色与价值 |
| 三、优势与缺陷 |
| 第五节 专政还是民主? |
| 一、无产阶级专政:原因与实现 |
| 二、苏维埃民主:真的还是假的? |
| 三、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民主:一对张力? |
| 四、宪法改革:到真正的民主之路?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经济发展路向的歧见 |
| 第一节 所有制:国有、私有还是公有? |
| 一、国有:一种新所有制形式 |
| 二、并存:公有控制私有 |
| 三、公有制战胜私有制 |
| 第二节 配置资源:计划还是市场? |
| 一、军事统制:过渡时代的资源配置方式 |
| 二、引入市场:方式、效果与评价 |
| 三、计划:社会主义资源配置方式 |
| 第三节 工业化:奠基社会主义 |
| 一、工业化:原因与前提 |
| 二、先“重”后“轻”:必要的路径选择? |
| 三、工业化的高速度:必须与可能 |
| 四、建设资金与技术从何而来? |
| 五、工业化效果评估 |
| 第四节 集体化:一场彻底的农业革命? |
| 一、集体化:必须开展的工作 |
| 二、路径选择:为什么是集体农场? |
| 三、集体化:强制还是自愿? |
| 四、集体农场:一种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 |
| 五、荣光还是恐慌:集体化评估 |
| 第四章 养成“新民”:文化教育效用认知 |
| 第一节 文化建设:原因与途径 |
| 一、探讨文化建设的原因 |
| 二、反宗教:柔性策略的应用 |
| 三、教化国民:文化与政治的双向汇合 |
| 四、建设新文化:对待旧文化的逻辑 |
| 第二节 宣传的手段与力量:新闻出版 |
| 一、宣传:无所不在 |
| 二、苏俄新闻:社会主义的宣传事业 |
| 三、阐释异同:新闻统制的必要与可能 |
| 四、宣传效果评估 |
| 第三节 聚焦新教育 |
| 一、发展新教育的必要性 |
| 二、教育目的与教育体系 |
| 三、探究教育的特点 |
| 四、评估教育发展 |
| 第五章 镜鉴中国:“苏俄道路”的参照作用 |
| 第一节 “苏俄道路”:迎纳还是拒斥? |
| 一、从“俄乱”到“俄国式的革命” |
| 二、改造中国:以俄为师? |
| 三、“赤”还是“白”? |
| 四、“友”还是“敌”? |
| 第二节 谋划经济建设的分歧:基于统制经济 |
| 一、统制经济潮流:苏联的因素 |
| 二、中国实行统制经济:赞同与质疑的对峙 |
| 三、中国的“统制”经济:资本主义式、社会主义式还是其它? |
| 四、施行路径:统制经济的实践构想 |
| 第三节 复兴农村经济的出路 |
| 一、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 |
| 二、探寻农业复兴方式 |
| 三、寻找经济发展重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研究回顾 |
| 三、 研究方法与目标 |
| 第一章 《东方杂志》与商务印书馆 |
| 第一节 商务印书馆简述 |
| 一、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与创办者 |
| 二、 张元济对“商务”的主要贡献 |
| 三、 《东方杂志》是“商务”最重要的杂志 |
| 第二节 关于《东方杂志》研究的几个问题 |
| 一、 《东方杂志》的创办 |
| 二、 《东方杂志》的主编 |
| 三、 《东方杂志》的栏目与用稿 |
| 四、 《东方杂志》的历史分期 |
| 第二章 杜亚泉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杜亚泉的生平及社会评价 |
| 一、 杜亚泉生平简介 |
| 二、 杜亚泉晚年生活拮据原因 |
| 三、 杜亚泉去世后的社会评价 |
| 第二节 杜亚泉研究概述 |
| 一、 “科学普及家和教育家”(1993年以前) |
| 二、 “杜亚泉热”(1993年以来) |
| 第三节 杜亚泉的思想 |
| 一、 述评大战前后的国际政局 |
| 二、 介绍边疆危机与中外关系 |
| 三、 关注日本舆论及对华政策 |
| 四、 述评辛亥革命及社会变化 |
| 五、 介绍世界新学说与思想 |
| 六、 中西文化异同与调和论 |
| 七、 道德接续与精神救国论 |
| 八、 思想启蒙中的文化论争 |
| 九、 杜亚泉对《东方杂志》的影响 |
| 第三章 钱智修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钱智修对《东方杂志》的改革 |
| 一、 钱智修的生平简介 |
| 二、 钱智修的改革主张 |
| 第二节 钱智修对国外政治发展的介绍(1911—1919年) |
| 一、 主权在民的思想与寡头政治的压迫 |
| 二、 劳动问题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
| 第三节 钱智修对平民政治思想的述评(1920—1924年) |
| 一、 平民政治需要现代公共政策 |
| 二、 平民政治需要进化社会道德 |
| 三、 实行自治是平民政治的关键 |
| 四、 平民政治要求改造知识阶层 |
| 第四章 胡愈之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胡愈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
| 一、 胡愈之的生平及其在《东方杂志》的经历 |
| 二、 对胡愈之本人回忆有关内容的剖析 |
| 三、 胡愈之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胡愈之介绍国外新知识(1915—1919年) |
| 一、 关注中国等落后国家 |
| 二、 传播新科技与新知识 |
| 第三节 胡愈之的各类述评(1920—1927年) |
| 一、 1920年代的作品概述 |
| 二、 介绍欧美的政治发展 |
| 三、 述评中国政治及道路 |
| 四、 述评俄国革命及问题 |
| 五、 关注弱国与政治运动 |
| 六、 现代文学及文艺批评 |
| 第五章 王云五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概述 |
| 一、 王云五生平简介 |
| 二、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 |
| 第二节 “一·二八”事变与王云五的举措 |
| 一、 “一·二八”事变与商务印书馆的损失 |
| 二、 王云五为恢复商务印书馆所采取的措施 |
| 第三节 王云五对《东方杂志》的影响 |
| 一、 长期担任发行负责人 |
| 二、 努力调整栏目与内容 |
| 三、 成功渡过搬迁曲折 |
| 第四节 对王云五的不同评价 |
| 一、 当事人对王云五的评价 |
| 二、 台湾对王云五的评价 |
| 三、 大陆学界对王云五的不同评价 |
| 第六章 早期《东方杂志》(1904—1910年) |
| 第一节 清末新政与社会思潮的激荡 |
| 一、 清末新政简介 |
| 二、 现代社会思潮的广泛传播 |
| 第二节 主编和主要栏目 |
| 一、 主编及其思想倾向 |
| 二、 主要栏目等介绍 |
| 第三节 主要内容概述 |
| 一、 发展教育论 |
| 二、 振兴实业论 |
| 三、 改革政治论 |
| 四、 传统文化论 |
| 五、 外交形势论 |
| 第七章 杜亚泉时期的《东方杂志》(1911—1919年) |
| 第一节 时代动荡与思想纷争 |
| 一、 动荡时代与国内政局 |
| 二、 文化乱象与思潮涌动 |
| 第二节 杂志的稳定发展 |
| 一、 栏目和内容根本变化 |
| 二、 稳定的作者队伍形成 |
| 第三节 杂志的内容与特色 |
| 一、 记录各类社会动荡 |
| 二、 关注日本军国主义 |
| 三、 介绍现代社会思潮 |
| 四、 传播现代科技知识 |
| 五、 杂志的内容特色 |
| 第四节 文化分歧与主编调整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无奈的抉择 |
| 三、 冷静的纠偏 |
| 四、 未尽的结局 |
| 第八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上)(1920-1923年) |
| 第一节 政局变化与主义纷呈 |
| 一、 世界政局变化 |
| 二、 国内军阀混战 |
| 三、 各类主义纷呈 |
| 第二节 主要内容及其特色 |
| 一、 作者队伍概况 |
| 二、 记录世界时局的根本变化 |
| 三、 关注中国外交与国内乱政 |
| 四、 述评社会主义等现代思潮 |
| 五、 介绍现代学科与科学知识 |
| 六、 杂志内容特色 |
| 第九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中)(1924—1927年) |
| 第一节 国共合作与民族主义的高涨 |
| 一、 门户开放与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 |
| 二、 国内矛盾与国民革命的顺利发展 |
| 第二节 主要作者及栏目概述 |
| 一、 主要作者及其特点 |
| 二、 栏目变化分析 |
| 第三节 主要作品及其内容概述 |
| 一、 述评欧美主要强国矛盾 |
| 二、 关注国际联盟相关会议 |
| 三、 介绍世界各国政治动荡 |
| 四、 批评列强强占特殊利益 |
| 五、 揭露日本对华侵略政策 |
| 六、 南北斗争中的政治变动 |
| 七、 现代文学作者及其作品 |
| 八、 中外文化关系与新成果 |
| 第十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下)(1928—1931年) |
| 第一节 国家统一与中日冲突 |
| 一、 国家统一与中外矛盾 |
| 二、 日本扩张与中日冲突 |
| 三、 作者队伍及内容变化 |
| 第二节 主要内容概述 |
| 一、 欧美冲突与国际政治失序 |
| 二、 经济危机与不同发展道路 |
| 三、 民族独立与中国国家建设 |
| 四、 改订新约与中国外交环境 |
| 五、 民族危机与日俄侵略满蒙 |
| 六、 时代变迁与各类社会文化 |
| 七、 国家统一与民族文化重构 |
| 八、 文学创作与民众艰辛生活 |
| 第十一章 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1932—1941年) |
| 第一节 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战 |
| 一、 世界经济危机与日本侵华战争 |
| 二、 中国应对危机之策与全面抗战 |
| 三、 《东方杂志》作者队伍概述 |
| 第二节 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 |
| 一、 世界经济危机与战争威胁 |
| 二、 美国新政与统制经济问题 |
| 三、 法西斯崛起与国联的软弱 |
| 四、 内忧外患与中国国家建设 |
| 五、 日本侵略与中国抗战兴起 |
| 六、 反思传统与新型文化构建 |
| 七、 民众苦难与现实主义文学 |
| 八、 时代变迁与杂志内容特色 |
| 第三节 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 |
| 一、 作者队伍和内容特色概述 |
| 二、 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 |
| 三、 “东亚新秩序”与日本的窘境 |
| 四、 中国坚持抗日与战时经济 |
| 五、 社会知识传播与文化偏向 |
| 第十二章 苏继庼时期的《东方杂志》(1943—1948年) |
| 第一节 时局变化与杂志的衰败 |
| 一、 抗日战争前后的政治分裂 |
| 二、 作者队伍概况与杂志衰败 |
| 第二节 杂志的主要内容 |
| 一、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与“冷战”开始 |
| 二、 “永久和平”的期盼与新战争威胁 |
| 三、 中国抗战胜利与国共内战爆发 |
| 四、 文史类作品与传统文化的反思 |
| 五、 大学教育发展与现代学科知识 |
| 结语：《东方杂志》对现代文化的贡献 |
| 一、 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中外社会发展 |
| 二、 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 |
| 三、 滋养了大批现代人才 |
| 四、 启示 |
| 附表十五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起源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现实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与研究成果评析 |
| 三、主要研究思路和基本逻辑结构 |
| 第一章 理论初择：改良主义进化论 |
| 第一节 改良主义进化论的兴起 |
| 一、改良主义进化论何以兴起 |
| 二、进化论之由“器”升“道” |
| 第二节 进化论与改良主义 |
| 一、严复“天演”进化论 |
| 二、康有为“两极”进化论 |
| 三、梁启超“群力”进化论 |
| 四、谭嗣同“心力”进化论 |
| 五、进化论与改良主义的理论关联 |
| 第三节 改良主义进化论评析 |
| 一、改良主义进化论的理论特征 |
| 二、改良主义进化论的历史合理性 |
| 三、改良主义进化论的理论缺陷 |
| 第二章 理论突变：革命民主主义进化论 |
| 第一节 革命民主主义进化论的兴起 |
| 一、革命民主主义进化论何以兴起 |
| 二、进化论之借“道”革命 |
| 第二节 进化论与革命民主主义 |
| 一、孙中山“突驾”说 |
| 二、进化论与革命民主主义的理论关联 |
| 第三节 革命民主主义进化论评析 |
| 一、革命民主主义进化论的理论特征 |
| 二、革命民主主义进化论的历史合理性 |
| 三、革命民主主义进化论的理论缺陷 |
| 第三章 理论变调：互助论 |
| 第一节 互助论的兴起 |
| 一、互助论何以兴起 |
| 二、进化论之“道”的变调 |
| 第二节 进化论与互助论 |
| 一、李石曾“互助”进化论 |
| 二、无政府主义的空想 |
| 三、进化论与互助论的理论关联 |
| 第三节 互助论评析 |
| 一、互助论的理论特征 |
| 二、互助论的历史合理性 |
| 三、互助论的理论缺陷 |
| 第四章 理论转向：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 |
| 第一节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转向 |
| 一、陈独秀的理论转向 |
| 二、李大钊的理论转向 |
| 三、毛泽东的理论转向 |
| 第二节 中国人对唯物史观的阐释 |
| 一、非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阐释 |
| 二、李大钊唯物史观 |
| 第三节 理论转向的总体特征 |
| 一、以爱国主义为思想主调 |
| 二、从改良主义到无产阶级革命思想 |
| 三、从英雄史观到群众史观 |
| 四、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 |
| 第五章 唯物史观的兴起与理论特征 |
| 第一节 唯物史观的兴起 |
| 一、唯物史观何以兴起 |
| 二、唯物史观兴起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
| 第二节 理论转向何以可能 |
| 一、政治实践的需要 |
| 二、内在逻辑同构性 |
| 三、内在理论共通性 |
| 四、唯物史观的合理性 |
| 第三节 中国人初释的唯物史观的理论特征 |
| 一、唯物史观即“经济史观” |
| 二、唯物史观是“社会组织进化论” |
| 三、唯物史观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根底” |
| 四、唯物史观的核心乃“阶级竞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博士在读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四、扫除障碍 急起直追（论文参考文献）
- [1]近代苏州公共卫生研究（1906-1949）[D]. 李忠萍. 苏州大学, 2014(04)
- [2]20世纪30年代农村复兴思潮研究[D]. 刘峰. 湖南大学, 2015(12)
- [3]中国近代防疫述论[D]. 谷永清. 山东师范大学, 2005(07)
- [4]近代山西机器纺织业发展的考察 ——以西北实业公司纺织工业为中心[D]. 赵军. 东华大学, 2014(03)
- [5]20世纪末中国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史研究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制定与实施[D]. 黄健江. 中共中央党校, 2004(03)
- [6]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研究 ——以晏阳初、俞庆棠、邰爽秋为代表的考察[D]. 徐雪莲. 安徽师范大学, 2020(01)
- [7]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研究[D]. 陆阳.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8]中国知识界对“苏俄道路”的认知（1917-1937）[D]. 齐廉允. 山东大学, 2019(09)
- [9]《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D]. 陶海洋. 南京大学, 2013(01)
- [10]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起源史研究[D]. 余建军. 南开大学, 201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