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间组织的市场营销战略初探（论文文献综述）
冯加付[1]（2021）在《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群众性体育赛事是广大民众参与健身活动、切磋运动技艺、挑战自我极限、开展社会交往的重要平台,也是落实全民健身战略的重要内容和有力抓手。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目标,2014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明确取消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制度,在社会治理背景下,审批制度改革对于落实政社分开、管办分离,加快群众性体育赛事管理制度改革、简化办赛程序、吸引社会资本承办赛事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实践表明,近几年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办赛数量有了显着的上升,但与此同时,制度环境的变化引发了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参与主体的权责、角色和地位的转变,多元参与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生了一定变化,从政府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在此现实背景下,对群众性体育赛事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研究聚焦于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主要围绕三个核心问题而展开,第一,探讨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特征;第二,揭示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过程;第三,实现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效应。具体采用了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实地调查法、专家访谈法和案例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群众性体育赛事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对当前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主体、治理缘起、治理政策与治理困境等进行了阐述,构建了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继而对该理论模型进行了案例验证,最后提出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优化策略。经综合研究,得出以下几个主要结论:（1）社会治理视角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群众性体育赛事发展经历了起步与曲折,政府一元化管理（1949—1965）;停滞与异化,深受“文革”运动影响（1966—1976）;恢复与转型,政社合作关系形成（1977—1992）;协作与探索,多元治理萌芽（1993—2012）;协同与完善,多元治理格局逐渐形成（2013—）等5个历史阶段。并表现为办赛宗旨从“为国”到“为民”,办赛主体从一元到多元,办赛手段从行政到综合,办赛效益从“输血”到“造血”,办赛空间从封闭到开放等5个演变特征。（2）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结构主要由政府、市场、社会和个人等多元主体共同构成;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缘起于深化改革所趋、政府管理转向、多元主体融合和体育产业驱动等;国家和地方对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有一定政策支持,并正在完善过程当中;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正面临着政府与社会地位失衡、政府部门权责模糊、多元主体利益冲突、治理过程协同不足等现实困境。（3）研究所构建的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由办赛环境、办赛主体、参与动因、协同引擎、互动行为和协同结果6个核心范畴构成,6个核心范畴在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过程中既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发挥不同作用,又彼此联系相互影响,形成一个有机的互动体系;此外,每个具体的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生命历程表现为“协同开启——协同过程——协同完成”3个阶段。（4）将构建的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同国内外其它领域协同治理模型、以及相关支撑理论进行理论对话,试图将实质理论发展为形式理论,发现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有其领域特殊性,尚不具备从实质理论向形式理论升华的条件,扎根理论以建构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的实质理论而结束。（5）案例验证表明,本研究所构建的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与赛事实践是基本吻合的,说明该理论模型有较高的外部效度。群众性体育赛事的办赛环境、办赛目标、办赛过程、主体结构、参与动因、互动关系等千差万别,难以在实践中找到同理论模型完全契合的赛事协同治理过程,说明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是一个理想化的理论模型。最后,基于前文的综合分析,尤其是针对当前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面临的困境和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案例验证的启示,从宏观层面提出了优化赛事治理内外部环境、完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明确政府赛事治理权责边界、建立政府与社会双向监督机制、加强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治理保障和针对赛事类型选择不同治理手段等6条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优化策略。
陈思[2]（2020）在《我国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评价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随着以简政放权和职能转变为主要内容的行政体制改革稳步推进,我国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然而,政府公权力的退出使得某些社会领域出现公共服务空白,为以社会组织为代表的多元主体提供了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现实基础。改革的稳步推进为社会组织的成长发展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社会发展也对建立完善多层次、多渠道的公共服务体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国社会科学类社团是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开展活动的社会组织,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组成,其发展及公共服务能力水平,事关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大局。在这一背景下,社科类社团如何找准定位,在科学分析评价自身生存与服务能力的基础上,有效提升自身公共服务能力,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以社科类社团为研究对象,采用深度访谈、焦点小组访谈、问卷调查、实证分析等研究方法,通过对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系统解析,构建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评价体系,并以湖北省社科类社团为研究样本,采用实证方法评价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并根据实证分析结果研究提出提升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对策。首先,分析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相关基础理论,对新公共服务理论、治理理论、市场/政府失灵理论等重要基础理论进行阐述,分析这些理论对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评价带来的借鉴作用。研究我国社科类社团及其公共服务实践,分析社科类社团历史沿革、发展概况及基本特征,深入阐述社科类社团参与公共服务的动力机制,分析其实施效果,并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研究科类社团参与公共服务的价值作用。其次,通过对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实践经验进行提炼,构建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结构的“五维双层”分析框架,即从科学研究、文化传播、价值引导、政策协调以及学术评估五个维度解析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的核心能力,并对每个维度的内容进行分析,在每个维度上提出公共服务能力的亚结构,其中:科学研究能力包含凝聚人才能力、协调资源能力、创新理论能力,文化传播能力涵盖文化传承能力、社科普及能力、扩大交流能力,价值引导能力细分为价值创造能力、价值传递能力、价值践行能力,政策协同能力包括政策吸纳能力和政策传导能力。在此基础上,着重研究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评价体系。基于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属性识别,从资源管理、公众导向、胜任水平、服务效能四个维度评价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构建了包含4个一级指标、17个二级指标在内的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相应建立评价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因子分析模型。为了全面揭示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评价效果,还研究了影响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前因变量,并建立了测度前因变量影响效果的SUR模型。然后,通过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方法,设计相关问卷并搜集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引用SUR模型检验了前因变量对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影响效果。最后,从路径设计、治理建议以及保障措施三个层面提出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相关对策建议:一是加强组织引导,明确社团自身定位;不断促进社会参与,整合多方资源;同时始终坚持社团使命目标,从提升社会效益意识入手,明确社团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路径。二是不断完善社团评价体系,促进多元主体监督,并不断规范内部管理,形成有效的内部制约,以及增强队伍建设,促进人才专业化。三是从政府层面致力于健全相关法律体系,促进社团建设与监督有法可依,同时不断丰富资金支持、提升社会地位,增强社会认同度,以实现社科类社团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理论探索,希望能够丰富社团治理经验,提高社科类社团的影响力和行动力,并建立科学的、符合现实需求的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丰富和发展社科类社会组织能力定量评价的理论和方法,为繁荣与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
刘慧珺[3]（2020）在《新河草编活化营销传播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草编作为中国传统民间手工艺,凝聚着中华民族先人的智慧。草编工艺体现了农耕文化,给后人留下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山东省青岛市平度新河草编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草编产业成为新河地区人们的主要生活来源,并形成主导产业。随着现代工业的冲击和科技的日新月异,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悄然改变,对新河草编在内的中国传统手工艺提出严峻的挑战,需要调整思路重新思考。本文在查阅文献和实地调查基础上,运用传播学、艺术学、营销学等学科资源,基于传统手工艺的活化、营销、传播等理论,对新河草编的发展策略进行调查研究与分析,探索如何将新河草编的非遗文化活化,促进新河草编进行创新设计,运用新媒体技术展开营销与传播,对传承发展中国传统手工艺和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课题研究主要分为四部分:第一,借鉴活化及营销传播的相关概念厘清活化营销传播概念;第二,梳理新河草编发展历程与工艺特色,为活化营销传播定位提供依据;第三,分析新河草编的营销传播现状,发现存在的问题;第四,经过研究分析,提出具有可行性、针对性的草编活化营销传播对策,并建议从工艺创新、广告创意、品牌塑造以及借力相关政策等四个方面入手进行新河草编活化营销传播。以此抛砖引玉,推动非遗传统手工艺活化营销传播的研究与讨论。
杜文彬[4]（2020）在《美国STEM教育发展研究 ——以学校科目社会史为视角》文中指出作为应对21世纪人才需求挑战的战略举措,我国STEM教育的政策要求与实践探索方兴未艾,急需系统的基础研究和理论成果支持。与此相对照,美国作为最早开展STEM教育的发达国家,其推动STEM教育的历史脉络和经验教训,对于深化我国STEM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尤其是本土化的课程理论建构和实践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美国STEM教育以20世纪80年代大众化科学教育改革提出“科学素养”作为开端。短短三十几年间,其已完成从科学教育改革思潮到实体课程的进化,并依托STEM学校,以“必修课”形式嵌入到课程体系之中。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下,美国STEM教育的生长空间构筑于学校教育人才供给与社会发展人才需求之间的差异。学校教育的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手段、课程评价以及课程管理机制与社会人才需求的数量、类型、规格之间存在多重矛盾,这些矛盾构成了STEM教育的发展动因。以STEM教育发展多重矛盾的结构变化与矛盾解决主体在不同“行动者”间的转换为依据,可将美国STEM教育发展划分为STEM教育思想萌芽、课程体系初建、制度化推进以及标准化课程建设四个阶段。这背后既体现着学校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大潮的回应,也凝结着科教精英、民间团体以及政府等不同利益团体以教育改革回应社会矛盾的斗争与妥协。20世纪80年代至2000年是STEM教育的思想萌芽时期。美国政治经济发展新格局带来大量高素质劳动力需求,面向少数精英的结构主义教育已经难以满足新的人才结构需要。为解决上述矛盾,科教精英发起了以STS运动、2061计划为代表的大众化科学教育改革,以破除科学教育精英化的弊端。这次改革使科学教育呈现出大众化、素养化、跨学科整合以及标准化等有别于传统科学教育的新特征。STEM教育理念内核,包括面向国家劳动力需求的培养目标、跨学科整合的课程内容、秉承建构主义理念的教学方法、以及具有标准化评价烙印的课程评价,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构筑起来。尽管“STEM”这一专用术语尚未出现,其思想萌芽已经孕育在科学教育改革之中。但由于工程教育在STEM整合中缺乏实质性的地位,STEM教育尚未形成正式概念,也难以脱离于传统科学教育框架而获得自主发展。以“STEM教育”专门术语在2001年的出现为标志,2001年至2005年STEM教育处于课程体系初建阶段。随着美国不断向第三产业转化升级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海外精英对STEM工作岗位的占领,硬科学在美国学校教育中不断式微。为保证市场中STEM专业人才储备,以工商业主利益为代表的民间组织纷纷要求学校加强硬科学教育。这一诉求为工程教育进入基础教育体系开辟了通道,使STEM教育获得“工程”拼图,实现了其概念的完整建构。完成概念建构的STEM教育在大型学术团体主导下实现了课程开发、教学设计、教师专业发展方面的长足进步,课程体系建设初见形态。但由于发展主体各自为政,STEM教育的课程体系建设也呈现出各课程要素发展不均衡、发展动力受限等缺点。要应对伴随再工业化战略而来的STEM人才需求大潮,就必须在课程管理体系中做出调整,在更强力量的主导下实现整体推进。伴随着2006年《崛起于聚集的风暴之上》报告的发布,STEM教育正式进入联邦视野。2006年至2011年是STEM教育制度化推进阶段。为配套促进制造业回岸的再工业化战略,美国政府通过财政支援、整体规划、项目引导以及法令保障手段,强势主导着STEM教育发展。同时,联邦政府还统合各利益主体形成发展合力,实现了STEM教育国家战略式推进。该阶段STEM教育进入蓬勃发展时期,各种STEM课程设计与实施层出不穷,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也由于财政的突然倾斜,该时期STEM教育呈现一种聚焦价值讨论而轻视实践质量的状态,功利主义与形式主义危机接踵而至。以2012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对全美STEM教育项目的质量审查为开端,STEM教育进入标准化课程建设时期。为应对美国STEM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形式主义与功利主义危机,曾一度缺位的课程专家重新主持STEM课程改革。以课程专家为主导,各发展力量通过构建横纵衔接的一贯制课程体系、开发聚焦学生自主探究的教学设计、以及制定州级STEM课程实施标准,实现STEM教育的标准化课程建设,并构筑起“联邦主导——地方规范——学校自主开设”的课程实施体系。至此,STEM教育依托STEM学校,以必修课身份在学校课程体系中获得一席之地。纵观美国STEM教育发展历程,可发现STEM教育各个阶段都和特定的社会与经济发展背景紧密相连,有其独特的发展机制,包括从外力推进与内部自觉的发展动因机制,以工程为基点的跨学科内容整合机制,以及由多元走向统一规范的课程实施机制。我国STEM教育正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呈现着发展力量自发性、课程开发多元化与课程实践零散化等特点。从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梳理美国STEM教育发展历程中的相关经验、教训与发展机制,对接我国STEM教育本土化发展现状,本研究认为美国STEM教育发展对我国具有以下发展启示:首先,在与“结构”的关系上,应适度超前于社会发展与学校教育间的矛盾暴露;其次,需联合各方“行动者”发挥多元主体共同推进效用;最后,还要遵循科目发展的一般规律,尤其在内容开发机制与实践机制上要契合我国当前教育发展背景与育人要求,选择适配的发展方式。
叶萌[5]（2019）在《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经济效应研究》文中指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技术进步日新月异、国际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新时代,我国流通业进入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流通体制,构建现代化的商品流通体系已成为极为迫切的任务。当今世界,标准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其已成为一个国家、产业、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本技术要素,成为人类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所普遍遵守的技术规则,而标准化作为一种技术制度,是管理和规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技术保障和技术支撑,是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制度,标准化水平的高低反映了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乃至综合实力的强弱,其在便利经贸往来,支撑产业发展、促进技术进步、规范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如果说流通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和战略性产业,那么标准化则是流通业发展的基础支撑、技术导向和战略依据,是实现流通大国向流通强国转变这一“硬实力”战略目标的重要“软实力”战略手段。当前,尽管部分专家学者已从管理学角度对于流通业标准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然而从经济学角度研究有关标准化对流通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则相对较少,故加强流通业标准化经济效应的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将标准推向国际商品流通市场竞争的前沿”和“我国流通业发展新时代、新常态对标准化提出的战略需求”的两个大背景下,深入系统地研究标准化对流通业发展所产生的经济影响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基于此,本文以标准化对流通业发展所产生的经济影响为切入点,提出以下4个需要在研究过程中重点解决的问题:一是标准化究竟是如何通过其经济作用来影响流通业发展的?二是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发展所产生经济影响的程度效果如何?三是当前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现状如何、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的差距有哪些?四是基于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经济影响程度的结果分析,结合当前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现状以及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启示,应采取哪些措施来提升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对推动我国流通业发展的经济作用?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在借鉴国内外有关标准化经济效应方面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流通业标准化相关概念、核心问题等基本原理的阐释,运用西方经济学中的有关理论首先从宏观视角分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标准化对流通业发展的作用机制、从微观视角分析了标准化对流通企业经济效益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标准化无论是对流通业的整体发展和还是对流通企业的具体生产经营过程而言均具有积极作用。之后,本文选取成本、技术创新、市场结构、产出增长、对外服务贸易作为标准化对流通业发展所产生经济影响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5个方面,在就标准化对上述5个方面的影响机理进行简要阐释后,运用我国流通业发展及其标准化工作过程中的相关经济数据,分别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和扩展后的C-D生产函数模型,利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异方差检验、自相关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从中观层面对定性理论分析进行了定量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的成本、技术创新、市场结构、产出增长、对外服务贸易均具有正向影响,其中:代表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标准存量每增长1%,代表我国流通业成本的社会物流总费用将会下降0.208384%,说明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提升可以降低商品流通过程中的成本。代表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标准存量与代表其技术创新水平的专利申请量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动态关系和双向因果关系,一方面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提升对其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说明商品流通领域标准化的增强可以减少其技术创新活动的重复性,并加速相关创新成果的传播和扩散;另一方面,我国流通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也对其标准化水平的提升同样具有促进作用,说明商品流通领域以专利为代表的丰富技术创新成果可以为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提供更为广阔的选择空间。代表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标准存量与代表其市场结构情况的市场集中度之间同样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动态关系和双向因果关系,一方面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提升对其市场集中度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说明商品流通领域的标准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流通业的市场结构,尽管我国流通业的市场集中度不高,但标准化可以强化执行相关标准流通企业的市场势力,同时提高商品流通市场准入门槛,规范其市场秩序;另一方面,我国流通业市场集中度的提高也对其标准化水平的提升同样具有促进作用,说明我国流通企业的市场地位可以通过其标准化水平的提升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增强,同时为强化这一市场地位需要更多优质、保证良性竞争的标准来支撑引导。代表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标准存量每增长1%,代表我国流通业增长的人均产出将会增加（或劳动生产率将会提高）0.187583%,说明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提升促进了其产出增长。代表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标准存量每增长1%,代表我国流通业对外服务贸易水平的对外服务贸易出口额和进口额将分别增加0.036979%和0.054960%,说明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提升促进了其对外服务贸易的发展。随后,本文基于对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现状梳理,分析了其标准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并通过与西方发达国家流通业标准化的建设发展现状、成功经验与特点的比较,从中总结了对我国流通业标准化建设发展的启示。研究发现我国流通业的标准化建设中仍在标准本身、标准体系、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方面存在着弊端,而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包括:对商品流通领域标准及其作用的认知有偏差和误区、观念亟需转变,与流通业标准化有关的法律法规已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流通业标准化的管理模式僵化,流通业标准化的运行机制滞后,商品流通领域标准的实施和监督机制仍不健全;而以美国、欧盟、日本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实行自愿性的商品流通领域标准体系、拥有多层次的商品流通领域技术法规体系、具备完善的商品流通领域标准实施监督体系、制定规范的商品流通领域标准合格评定程序、由检验机构参与商品流通领域标准的起草和审查、通过政府授权民间机构主导商品流通领域标准的管理体制、商品流通领域标准的制修订均遵循市场化原则、商品流通领域标准的服务呈现信息化趋、得到国家财政的有力支持且流通业标准化经费的来源呈现多元化、将本国流通业国家标准的战略定位转向国际化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对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在标准体系建设、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战略定位等层面具有借鉴意义。最后,本文从将流通业标准化建设上升到产业战略和国家战略的高度,提出了我国实施流通业的标准化战略与促进其标准化水平提升的路径对策,主要包括:在指导思想上,应把提高我国商品流通领域标准的适应性和国际竞争力作为核心要务,应把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和市场导向作为根本原则,应把支撑和引导我国流通业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最终目的;在发展导向上,应把注重制定具有自主技术创新成果的流通标准作为今后发展导向,应把有效采用国际标准和积极参与重点领域的国际标准竞争作为流通业国际标准化工作的发展导向,应把以自愿性标准为基础的体制作为流通业标准化体制转变的发展导向,应把重点支持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流通标准作为发展导向;在发展目标上,应按“两阶段”和可操作性强的原则,分别确定我国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与促进标准化水平提升的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在发展重点上,应把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重点在覆盖商业、物流业两个主要行业领域的基础上,还要包括农产品流通、电子商务、重要产品追溯、居民服务、商务服务以及其他与商品流通相关行业等领域的标准;在主要措施上,应健全提升流通标准独立自主创新技术含量的机制,建立参与流通业国际标准竞争的机制,建立以自愿性、推荐性标准为基础的流通业标准化模式,完善商品流通领域标准化的法律法规及政策环境,加强流通业标准化的基础条件建设,实施商品流通领域标准推动工程。
沈费伟[6]（2018）在《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研究 ——基于浙北荻港村的个案考察》文中研究指明实现资源型村庄有效治理的内在机理是什么,通过怎样的策略能够振兴资源型村庄,如何培育和保持资源型村庄内生发展的长久活力,这是本文的核心问题。围绕着上述问题,本文从后农业税时代下中国乡村振兴的背景出发,通过对浙江省湖州市荻港村典型案例的实证检验,应用“任务型治理”的理论框架,探析了现阶段资源型村庄实现有效治理的内在机理,设计和总结新的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所谓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是一种围绕解决资源型村庄治理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特定任务而采取的方式、手段与途径。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中,能否有效地实现治理目标,促进村庄的可持续发展,其关键点和难点正是对于任务的界定,以及根据各个不同阶段的任务而不同治理主体分工协作所达成的一种良好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根据国家对农村的政治战略安排和乡村振兴的发展实践,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总任务是实现乡村振兴。围绕着乡村振兴这个总任务框架,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建构过程一般包括三个阶段,分别是: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初始期,需要解决的是村庄的基础任务,具体包括了村庄的经济基础任务、村庄的组织基础任务和村庄的环境基础任务,应该形成以村民自治组织为主,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过渡期,需要解决的任务是提供村庄的公共服务,具体包括了村庄环境服务供给、村庄文化服务供给和村庄制度服务供给,应该形成以政府组织为主,村民自治组织和市场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提档期,需要解决的任务是塑造村庄的特色品牌,主要包括村庄旅游资源开发、休闲观光农业建设和传统文化弘扬,应该形成以市场组织为主,政府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由于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不同阶段需要完成不同的任务,因此各个治理主体在应对不同阶段任务中的力量发挥有差异,但是不管哪个治理主体处于主导地位,这只是体现了治理结构中各个治理主体的力量强弱差异,其本质依旧是稳态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通过构建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不仅能够取得重振村庄组织活力、复兴产业实力、重塑文化魅力、再造环境美化等村庄外在层面的振兴,而且更能够达到村民主体性的确立、社会资本的培育、多元参与的建立以及乡村精神的重塑等村庄内在层面的培育,真正实现资源型村庄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因此,本研究的目标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从理论层面来解析“任务型治理”的内在逻辑,明确“任务型治理”的内涵、过程和绩效,不仅有利于推动治理理论的深化与拓展,而且也有利于构建和阐释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理论内涵。其二,是从实践层面通过考察资源型村庄的典型代表浙江省湖州市荻港村“任务型治理”的具体过程和内容,提炼和总结荻港村成功治理的实践逻辑和成功经验,整合农村社会资源,寻找和克服村庄衰败的根源,为中国其余类似荻港村的资源型村庄有效治理提供具体的经验支持和参考意见,对于推动新农村建设,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为实现以上研究目标,论文以七个章节的篇章结构围绕村庄治理议题展开理论分析和案例阐述,以求对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模式得以深刻的理解。第一章,导言。这是本文的开篇之章,一是分析了村庄治理与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进而明确当前研究资源型村庄有效治理的实践意义和学术价值。二是通过对既有文献进行了详细的评述,进而明确既往研究与本研究的关系,阐明了本文的研究定位。三是根据本文的研究需求,界定了“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两个核心概念及其内涵。四是交代了调研村庄浙北荻港村的基本概况和本文主要的研究方法。五是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技术路线和章节安排。第二章,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本章主要从政治与行政学科的理论视角出发,阐述了“任务型治理”的理论内涵以及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构建的分析框架。在具体的内容安排上,一是提出“任务型治理”的学术命题,以此表明当前。“任务型治理”概念的提出并不是偶然因素使然,而是基于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下顺应社会发展规律而适时产生的新的理论体系。二是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合作治理理论、资源依赖理论以及结构功能理论对“任务型治理”的主体、过程、关系和功能四方面进行理论解读。三是通过治理主体分析、总体任务界定、阶段任务划分、治理结构塑造、任务有效执行的行文思路来论证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构建机理,以此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四是交代了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制度基础,主要包括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历史沿革、制度安排以及浙江省乡村振兴的实践与发展三方面内容。第三章,初始期:资源型村庄的“基础任务”治理。本章主要探讨的是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初始期的任务是完善村庄基础任务,具体包括了健全资源型村庄组织基础、增强资源型村庄经济基础和改善资源型村庄环境基础三方面,而每个方面的任务又可以细化为更基础、具体的任务。在健全资源型村庄基础任务方面,可以划分为通过换届选举而重建村民自治组织、以基层维稳而重建六老组织、推动村庄治理而组建各类民间组织。在增强资源型村庄经济基础方面,可以划分为兴办青鱼合作社、村办集体企业改制以及成立村经济合作社。在改善资源型村庄环境基础方面,可以划分为整治油脂化工企业、开展清水河道工作和构建村庄长效管理机制。在上述所有任务开展过程中,应该形成以村民自治组织为主,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能够促进农村生产建设和社会发展。之所以突出村民自治组织的力量,这是缘于我国的村民自治组织是实施村民自治的主要形式,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初始期,村民自治组织在农村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凭借其在乡村社会独特的资源,在提供村庄基础服务与促进乡村善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第四章,过渡期:资源型村庄的“公共服务”供给。本章主要探讨的是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过渡阶段的任务是供给村庄公共服务,具体包括了供给资源型村庄文化公共服务、提升资源型村庄环境公共服务和健全资源型村庄制度公共服务三方面。在资源型村庄环境公共服务方面,分为村庄五水共治、农民新房建设和各类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在资源型村庄文化公共服务方面,包括修复村庄古建筑文物、开展各类文化项目、获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在资源型村庄制度公共服务方面,涵盖了实施六百工作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完善制度化机制。在上述所有任务开展过程中,应该形成以政府组织为主,村民自治组织和市场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之所以在该阶段要着重突出政府组织的力量,这是缘于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内在职责,政府应该向村庄提供那些因市场失灵、村民自治组织无法有效提供的、但对村民群体有益的、必需的服务,从而提升资源型村庄的治理绩效。第五章,提档期:资源型村庄的“特色品牌”塑造。本章主要剖析了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提档期的任务是塑造资源型村庄的特色品牌,具体包括了开发资源型村庄的旅游资源、建设资源型村庄的观光农业和弘扬资源型村庄的传统文化三方面。在开发资源型村庄的旅游资源方面,主要开展了创办荻港古村旅游公司、获选国家4A级旅游景区以及招商引资挖掘村庄资源等工作。在建设资源型村庄的观光农业方面,进行了修复桑基鱼塘、创建丝绸风情小镇和营造凤凰洲生态农业项目等活动。在弘扬资源型村庄的传统文化方面,完成了创办荻港渔庄、举办鱼文化节和渔家乐的传承的任务。在上述所有任务开展过程中,应该构建以市场组织为主,政府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的治理结构。之所以要突出发挥市场组织的作用,缘于市场组织在资源型村庄的品牌塑造中有着先天的优势,能够整合优化资源型村庄的资源配置,提升资源型村庄的社会影响力,进而实现资源型村庄的治理目标。第六章,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论证与构建。本章从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实践逻辑、内在机理、优势解析和治理策略四方面来论证和反思资源型村庄治理方式的话题。在乡村振兴时期,由于社会转型的压力、政府政策的驱动、乡村精英的助推、村民利益的诉求等,有着强大的村庄治理动机,因而需要构建有效的资源型村庄的治理方式。基于对荻港村治理经验的提炼和总结,认为“任务型治理”是其中一种有效的资源型村庄的治理方式。当前,在构建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问题上,首先,明确资源型村庄治理中各个治理主体的治理边界;其次,合理划分资源型村庄治理中的阶段性任务;再次,塑造“一主两辅”的良好治理结构;最后,提升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实质绩效。第七章,总结。本章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了四大富有意义的研究结论。
郭怡[7]（2016）在《科技进步视域下的中国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发展研究》文中提出科技与环保一直相生相伴,“环境保护”一词是随着人类科技的发展、历次工业革命对生态资源的耗散而产生的。中国的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从诞生至今已有近四十年的历史,其兴起与发展几乎与中国改革开放过程同步,是政府扶持、科技进步、自身价值以及社会关注的共同作用,也是绿色发展理念、科技进步观念、时代价值变迁的现实投射。本文以跨学科研究切入,力图揭示科技进步视域下中国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产生、发展的必然性及不可替代性,探讨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的科技组织特征、科技进步对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发展的深刻影响及重要支撑,分析中国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发展现状以及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国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发展的基本研究框架,并提出以科技进步加快中国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发展的对策建议。第一章通过阐明本论文研究的问题背景、研究意义,并在系统梳理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研究思路与方法。在绿色发展日益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小政府、大社会”体制改革逐步深化的背景下,中国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被强化和重视。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的生成与不可替代,不是任何单-因素的结果,而是社会进步、历史发展、自身功效等多重原因的综合。政府失灵理论、市场失灵理论,深层次的揭示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内在紧张关系,促使了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产生与发展；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担当越来越重要的环保项目实践,提供政府与企业难以供给的公共产品,以及为公众开展环境保护工作提供有规划和目标的组织基础等,则显示其在环境保护工作夺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第二章以生态资源对科技进步的支撑与制约、生态文明对科技进步的充实与需求、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理论界定、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的重要科技特性、科技进步对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影响等分析,逐层理清科技进步视域下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的概念、特征,以及所得到的硬科学和软科学的共同支撑;分析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除了具有一般非政府组织的共性特征之外,还具有众多科技组织特性;探讨在以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指导下,将政府、企业、公众等众多生态环境利益相关方和绿色科技联系起来,形成“科学环保共同体”,共同推动全球生态环境保护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项目创新。第三章以历时性梳理中国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的发展脉络,在此基础上通过文献查找、个案访谈两种分析方法,根据各地区民政体系网站、民间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平台数据库的信息,并结合对环保公益界数位知名环保公益人的采访,分析中国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的基本情况和主要问题。20世纪70年代,由中国政府部门发起的第一个广义上的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成立;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以及民众环保意识的觉醒,自下而上的民间组织不断涌现。在不断积累、历经四个阶段的发展后,中国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已将业务范围遍及环保工作的绝大多数领域,成为中国环保工作不可或缺的力量。中国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全球科技的迅猛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时代脉搏同步,中共中央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指导以及国家、地方环境保护方面的法规及政策,包括在环境保护、环保科技投入、社会组织注册管理、筹资与捐赠方面的完善支持其发展,但仍然存在滞后;此外,中国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目前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社会声誉较低、政策法规滞后、组织经费欠缺、核心成员匮乏、管理运营软散、专业水平有限等。第四章通过共时性分析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性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及运行案例,提炼科技进步视域下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的发展途径,着重从凝炼社会科学发展观念、培养公民科学环保意识、开展公众科学环保活动、引导企业科学环保理性、参与政府科学环保决策等方面,阐释科技进步对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发展的深刻影响,并探究科技进步对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支撑。科技进步包括自然科学技术进步与社会科学技术进步,科技进步对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发展的支撑主要包括环保科技和科学管理两大方面,既表现在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开展环保项目、生态治理技术、污染防治手段、环保新产品研发等“硬科技”方面;又表现在组织内部与外部管理,包括组织运营、治理结构、战略规划、宣传筹资、绩效评估等“软科学”方面。第五章根据我国具体国情,从外部环境建设和自身组织建设所涉及的六大方面,提出以科技进步加快中国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发展的对策建议。随着新工业革命浪潮的扑面而来,我国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亟需紧跟社会快速变革的节奏,以可持续的组织发展目标和先进的科技进步手段方法武装,实现行业整体专业化的跨越发展。具体而言,包括以科技创新观念促进立法执法改革,加强有利于中国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发展的外部环境建设,建立科学、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以信息化公共平台,应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科技,促进社会各个层面对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的认可与监督;以科学的管理机制、完善的治理结构,帮助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有效应对各个环境利益相关方的诉求,保障机构高效运营;以专职专业化思维促进人才队伍建设,聚集专门人才、充实全职化人员、提高志愿者环保专业水平;明确作为推动者的角色和桥梁作用,以多边科技合作项目推动行业联动、搭建多方参与平台,获得更多有效资源和支持;以科技营销策略,借鉴各种可行的营销方法和资源,提供生态环保产品化服务,获得长久、稳定的资金支持。
许宁[8]（2016）在《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社会组织的发展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我国特有的一类体育社会组织,其发展的文化土壤和社会现实与西方国家存在一定的差异。我国的社会组织起步较晚,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发展落后于中国经济、政治改革的步伐。本研究通过纵向梳理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发展历程和横向探索其与政治、经济、社会的关系,探讨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发展的呈现状态、动力与制约因素、管理方式等,提出发展路径与策略,以期为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改革与发展做出一定的理论贡献。本研究主要采用的方法是:文献资料法、调查法、比较分析法。主要结论:（1）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发展历程体现了国家治理方式、经济发展、公益理念改变的共同推动。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发展路径是自下而上发起并辅以政府扶持,政府在介入与退出中形成与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新型关系。（2）在有限政府与完善的市场经济背景下,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发展的动力是体育需求与志愿精神之间的相互作用。正外部性是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发展的后续动力。（3）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发展状态体现为“量”“质”提升并存,正向与负向发展相伴。发展的制约因素既有政策与社会认知等虚拟的、也有资源等实物方面的,组织与外部环境体现为一种不对称性依赖。（4）对“非营利性”的组织性质认识不清,导致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对自身的经营活动过度审慎。更多地从价值属性而非组织属性来认识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有助其发展和体育公益的实现。（5）“公益成本”不被认可,影响了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提供体育服务的合理定价,组织难以获得合理回报,经营困难。促进体育公益职业化,建立“以优质服务提升收益、以收益促进组织发展,以组织发展提高体育公益”的良性循环机制。（6）对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的财政资助应形成制度化,并覆盖民间发起的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重视通过承接公共服务,培育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发展。（7）动态认定组织的公益性,使利润导向的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尽快回归市场。以不同体育项目、价格,区分其公益差别进行分类管理。
谭翀[9]（2015）在《政策营销失灵现象研究 ——基于中国大陆政策营销的运用现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认为,如果从“强制—诱导”、“高回应性—低回应性”两个纬度审视政策动员模式,可以将其划分为“强制灌输”、“政策促销”、“回应发布”、“政策营销”四种类型。而“政策营销”是一种特殊的“政策动员模式”和“政策管理工具”,它是政府等公共部门为了推动某项政策议程或者保障既定政策的顺利执行,运用类似企业营销的理念和技术了解和回应政策对象的诉求,尽可能使用强制性低的说服、诱导性政策工具,来获取民众对政策的认同与支持,最终实现公共部门与政策对象需求的互配,提升社会整体福利的方法和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政府的政策动员模式发生了转型:传统的“强制灌输”模式开始弱化、“政策营销”模式开始成为新的趋势。特别是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以来,各级政府在政策动员的实践中对“营销”的应用越来越多,并呈现出转型期的特点。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前中国政策营销的实践过程中,“营销失灵”的现象十分突出。“政策营销失灵”是指政策制定者和政策对象的需求应当却最终未能通过“营销”这种“价值交换”方式得以互配。在以下几个情况下可能发生政策营销失灵:政府和公共部门在政策动员中未能在适当的时机启动“政策营销”;或者尽管启动了“政策营销”但未能按照预期成功地提升政策对象的认同和支持;或者即便是有效提升了政策对象的认同和支持,但这种认同和支持并不持久,未能够形成足够的资源以保障政策系统内下一次政策营销的成功开展。可以将这些政策营销失灵现象划分为:“启动失灵”（政策营销未启动、政策营销启动滞后）、“产出失灵”（整合性产出失灵、区隔性产出失灵）、“反馈失灵”（路径依赖失灵、溢出效应失灵）。为什么政策推动者未能运用比较成熟的市场营销管理理念来避免政策营销的失灵现象?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本文的主要任务。在总结国内外学者早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政策营销作为一种政策动员模式,其是否被运用以及其运用的效果如何都与政策网络的结构关系密切相关。政策营销的应用过程也是政策网络成员对其进行学习的渐进过程,政策营销学习与政策网络结构关系相互建构。在这样一个判断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一个政策营销失灵现象的“网络结构—政策学习”整合分析模型,力图对政策营销失灵的机理进行解释。具体可以表述如下:政策网络的结构关系特征可以用两个维度来考察:其一为政策倡导联盟各自的“竞争”能力,包括政策网络成员各自拥有资源的多寡,以及由此决定的政策倡导联盟的力量对比和在政策过程中的地位高低;其二是政策网络成员间及倡导联盟间交流互动程度的高低,以及由此决定的政策网络的开放程度。政策营销能否被应用以及应用的效果如何与这两个维度密切相关,因为前者决定了政策营销双方是否具有进行平等交换的能力和诉求;后者决定了政策营销双方是否有进行平等交换的机会和渠道。当政策网络中政策动员方垄断了政策资源,政策网络又高度封闭的情况下政策营销根本就不会启动;当政策动员双方竞争实力相对均衡,政策网络开放度高,政策网络成员间既有平等交换的能力和诉求,又有充足的平等交换的机会和渠道,政策营销就会成功;而当政策动员方客观上无法垄断政策资源,政策受众的竞争能力开始增强,但政策网络却仍旧相对封闭,政策营销双方的价值诉求和交换预期以及由此决定的各自博弈策略往往无法达成一致,政策营销就会失灵。政策营销的理念和技术可以划分为“次要层面”、“近核心层”、“根本核心层”。政策营销的应用过程本身也是政策网络成员对“政策营销”模式学习的过程,学习又是渐进的。对政策动员方来说,其对政策营销的应用策略往往会经历“在技术—操作层面运用”（借鉴了政策营销的具体技术,但不刻意考虑各项技术的“整合性”问题）、“在管理—战术层面运用”（充分考虑“产品”、“价格”、“渠道”、“促销”等多种要素的呼应和配合,考虑政策营销各部门之间的整合,以期达至最佳的政策营销效果）、在“价值—战略层面运用”（将营销的重点放在构建政策营销主客体之间牢固的,充满信任的合作关系和协商机制上）几个阶段;对政策受众方来说,其应对策略也往往会有“泠漠对待”、“抵制抗争”、“合作参与”几种变化。尽管在实践中由于政策网络环境的复杂性,双方的应对策略并不一定会一一对应,也不一定体现为严格的线性演变,但却会呈现由浅入深、逐渐向核心层面靠拢的总体格局。政策营销的学习过程也在逐渐改变着政策倡议联盟的竞争能力和政策网络的开放程度,从而也建构着政策网络的结构关系。本文通过对台北市“垃圾随袋收费”政策、厦门海沧PX项目事件以及深圳垃圾分类减量政策三组政策营销的案例进行比较,以证明政策网络结构与政策营销策略之间的相关关系。本文还通过对1988年到2014年深圳市垃圾焚烧厂建设政策过程中政策营销运用变迁的分析,描述了政策营销双方对该政策动员模式渐进的学习过程,以及政策营销双方的策略选择与政策网络关系之间的相互建构作用。本文认为,提升政策网络成员的参与能力和参与机会,通过制度化的手段提升政策网络的开放程度,并最终促成政策网络的结构变迁是解决政策营销失灵现象的关键。具体而言应该分别从技术层面、价值重塑（“公共性与工艺性的双重兼顾”、“以顾客为导向理念的树立”、“慎议式民主体验”）、制度规范（“绩效评估改革”、“伙伴关系的建立”、“行政流程的再造”）三个层面进行改进。
王向南[10]（2014）在《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制度设计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以来,我国非营利组织在社会建设中发挥着日益突出的独特作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交叉渗透,社会结构转型、发展方式转变的新形势下,面对一系列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需求,如何充分发挥非营利组织的作用,在制度安排和体制机制创新上为其健康发展创造条件,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第一,归纳梳理国外非营利组织的概念界定、发展起源、组织结构、运行机理、覆盖领域、与其他社会部门的关系、运行现状等,从中探索在制度安排上具有普遍性、规律性和借鉴意义的经验和做法,作为研究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制度设计的参照系；第二,研究分析我国非营利组织的概念界定、发展轨迹、组织结构、运行机理、覆盖领域、与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制度安排、运行现状等,通过与国外同类组织的对比分析,找出在体制机制方面的异同、优势和不足。针对存在问题,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制度创新,推进非营利组织健康发展；第三,立足我国非营利组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巩固、发展和丰富这些作用的制度设计方面,研究新举措,探索新路径,形成新机制。本文以公共管理理论为主线、融合多学科理论进行研究,采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法学、情报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对非营利组织发育成长、运营管理、功能作用、社会地位进行深入研究,力求在制度建设层面对非营利组织的内涵外延、本质属性和行为特征、历史沿革和发展走势作出判断、得出结论。本文研究的创新性成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从国际视野对非营利组织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垄断时期、冷战时期以及世界多极化新形势下的不同表现形态、行为特征、社会影响进行了提纲挈领式的梳理和概括,大纵深、全方位的对非营利组织在不同历史阶段产生发展的社会环境、制度环境以及在社会结构中的功能作出研究分析。二是归纳我国非营利组织在社会建设中的地位作用,即对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补充作用,对弥补社会结构失衡、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促进作用,对弘扬传统文化、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承引领作用,对扩大社会就业和社会财富分配的调节作用,围绕这些功能发挥,提出更好发挥其作用的制度安排。三是提出把知识管理方法引入非营利组织内部治理结构制度设计,在加强非营利组织信息管理、强化社会监督、非营利组织与社会良性互动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论述了知识管理作用于非营利组织信息管理的机制。通过中外非营利组织制度对比,在比较中鉴别,在借鉴学习中创新,本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非营利组织在制度创新方面,应更好运用市场机制和竞争手段,为激活组织自身活力创造制度需求,形成有利其发展的竞争压力和市场拉力。在宏观层面,有效推动公共服务社会化进程,激发各类非营利组织提高服务质量吸纳社会资源,放宽市场准入门槛,创新激励成长的外部制度环境；在微观层面,明确非营利组织市场主体地位,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和公示制度等,促进其整体绩效提升,从而在社会管理领域形成政府主导下的非营利组织和企业双主体运行模式,构建适应中国国情的非营利组织发展制度框架。
二、民间组织的市场营销战略初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民间组织的市场营销战略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背景 |
| 1.2.1 步入新时代:广大民众对群众性体育赛事需求增加 |
| 1.2.2 面对新环境:群众性体育赛事发展迎来机遇与挑战 |
| 1.2.3 治理新格局: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内在驱动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研究方法论 |
| 1.5.2 具体研究方法 |
| 1.6 研究创新之处 |
| 1.6.1 研究内容创新 |
| 1.6.2 研究视角创新 |
| 2 研究综述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群众性体育赛事的相关研究 |
| 2.1.2 治理的相关研究 |
| 2.1.3 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的相关研究 |
| 2.1.4 协同治理模型构建相关研究 |
| 2.1.5 研究述评 |
| 2.2 核心概念 |
| 2.2.1 群众性体育赛事 |
| 2.2.2 协同 |
| 2.2.3 治理 |
| 2.2.4 治理机制 |
| 2.2.5 理论模型 |
| 3 理论基础 |
| 3.1 协同治理理论 |
| 3.1.1 协同治理的概念 |
| 3.1.2 协同治理的内涵 |
| 3.1.3 协同治理的本土化 |
| 3.1.4 协同治理的实践应用 |
| 3.2 其它相关的理论 |
| 3.2.1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3.2.2 协同优势理论 |
| 3.2.3 资源依赖理论 |
| 3.2.4 委托代理理论 |
| 4 社会治理视角下新中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发展历程回顾 |
| 4.1 新中国成立以来群众性体育赛事历史阶段划分 |
| 4.1.1 起步与曲折阶段(1949—1965):政府一元化管理 |
| 4.1.2 停滞与异化阶段(1966—1976):深受“文革”运动影响 |
| 4.1.3 恢复与转型阶段(1977—1992):政社合作关系形成 |
| 4.1.4 协作与探索阶段(1993—2012):多元治理萌芽 |
| 4.1.5 协同与完善阶段(2013—):多元治理格局逐渐形成 |
| 4.2 新中国以来群众性体育赛事演变特征 |
| 4.2.1 赛事宗旨:从“为国”到“为民” |
| 4.2.2 办赛主体:从一元到多元 |
| 4.2.3 管理手段:从行政到综合 |
| 4.2.4 赛事效益:从“输血”到“造血” |
| 4.2.5 办赛空间:从封闭到开放 |
| 5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现实审视 |
| 5.1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缘起 |
| 5.1.1 制度改革:群众性体育赛事数量增加与各种问题并存 |
| 5.1.2 赛事治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客观要求 |
| 5.1.3 改革转型:传统的赛事管理路径出现“政府失灵” |
| 5.1.4 多元融合:协同治理主体互动关系亟待理顺 |
| 5.1.5 产业驱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内在需求 |
| 5.2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主体 |
| 5.2.1 政府:监管服务与部门协调 |
| 5.2.2 市场:资源配置与经费扩充 |
| 5.2.3 社会:公益服务与技术支持 |
| 5.2.4 个人:民众参与与资源整合 |
| 5.3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政策 |
| 5.3.1 国家层面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政策梳理 |
| 5.3.2 地方层面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政策梳理 |
| 5.3.3 基于公共政策的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特征分析 |
| 5.4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困境 |
| 5.4.1 政府与社会地位失衡 |
| 5.4.2 政府部门权责模糊 |
| 5.4.3 多元主体利益冲突 |
| 5.4.4 治理过程协同不足 |
| 6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构建 |
| 6.1 理论模型构建研究设计 |
| 6.1.1 方法选择 |
| 6.1.2 样本选取 |
| 6.1.3 分析工具 |
| 6.2 理论模型构建过程 |
| 6.2.1 产生研究问题 |
| 6.2.2 资料收集 |
| 6.2.3 资料分析——实质性编码 |
| 6.2.4 理论建构——理论性编码 |
| 6.2.5 理论应用 |
| 6.3 理论模型阐释 |
| 6.3.1 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整体性阐释 |
| 6.3.2 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核心要素阐释 |
| 6.4 关于理论模型严谨性的说明 |
| 7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案例验证 |
| 7.1 案例研究设计 |
| 7.1.1 案例验证思路 |
| 7.1.2 资料来源与收集 |
| 7.2 验证案例介绍 |
| 7.2.1 案例一:中国(京山)绿林网球·英雄会 |
| 7.2.2 案例二:陈仓区周末篮球联赛 |
| 7.3 理论模型案例验证 |
| 7.3.1 办赛环境 |
| 7.3.2 办赛主体 |
| 7.3.3 参与动因 |
| 7.3.4 协同引擎 |
| 7.3.5 互动行为 |
| 7.3.6 协同结果 |
| 7.4 案例验证结果与启示 |
| 8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优化策略 |
| 8.1 双管齐下:优化赛事治理内外部环境 |
| 8.2 政社共治:完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 |
| 8.3 定权定责:明确政府赛事治理权责边界 |
| 8.4 互监互督:建立政府与社会双向监督机制 |
| 8.5 软硬兼施:加强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治理保障 |
| 8.6 精准施策:针对赛事类型选择不同治理手段 |
| 9 研究结论、局限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局限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件1:体育赛事管理部门访谈提纲 |
| 附件2: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主体访谈提纲 |
| 附录3:调研照片 |
| 附录4:调研访谈内容节选 |
| 附录5: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我国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4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5 论文创新点 |
| 2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新公共服务理论 |
| 2.2 治理理论 |
| 2.3 市场/政府失灵理论 |
| 2.4 理论述评与运用 |
| 3 我国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实践与价值分析 |
| 3.1 社科类社团规模与构成 |
| 3.2 社科类社团发展历程 |
| 3.3 社科类社团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动力机制 |
| 3.4 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的效能分析 |
| 3.5 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的价值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4 我国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系统解析 |
| 4.1 科学研究能力 |
| 4.2 文化传播能力 |
| 4.3 价值引导能力 |
| 4.4 政策协同能力 |
| 4.5 学术评定能力 |
| 4.6 本章小结 |
| 5 我国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评价 |
| 5.1 评价的属性识别 |
| 5.2 评价维度 |
| 5.3 评价指标体系 |
| 5.4 评价的前因变量 |
| 5.5 评价模型 |
| 5.6 本章小结 |
| 6 我国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评价的实证分析 |
| 6.1 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
| 6.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3 基于因子分析模型的评价 |
| 6.4 基于SUR模型的前因变量评价 |
| 6.5 本章小结 |
| 7 我国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对策 |
| 7.1 完善社科类社团发展路径规划 |
| 7.2 加强社科类社团内部治理能力 |
| 7.3 构建社科类社团外部保障体系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不足 |
| 8.3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科研成果 |
| 附录2:调查问卷 |
（3）新河草编活化营销传播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第一章 活化营销传播的理论依据与构建 |
| 第一节 文化遗产与非遗发展中的活化启示 |
| 一、活化的含义 |
| 二、文化遗产中的活化尝试 |
|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探索 |
| 四、传统手工艺的活化思考 |
| 第二节 营销传播理论中的活化因素 |
| 一、广告创意理论中的“活化” |
| 二、品牌构建理论中的“活化” |
| 三、市场营销理论的“活化”思考 |
| 第三节 活化营销传播的理论构建 |
| 第二章 新河草编发展历程与工艺特色 |
| 第一节 草编的历史渊源 |
| 第二节 新河草编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 |
| 一、兴起发展阶段 |
| 二、衰落崩溃阶段 |
| 三、恢复兴盛阶段 |
| 第三节 新河草编工艺品分类 |
| 一、新河草编从原料分类 |
| 二、新河草编从用途分类 |
| 三、新河草编从工艺分类 |
| 第四节 新河草编的工艺制作流程 |
| 一、麦秸草制品的编制步骤 |
| 二、玉米皮制品的编制步骤 |
| 第三章 新河草编的营销传播现状与存在问题 |
| 第一节 新河草编的现状 |
| 一、新河草编的传承情况 |
| 二、新河草编的营销现状 |
| 三、新河草编的传播现状 |
| 第二节 新河草编存在的问题 |
| 一、产品实用性降低,缺乏工艺创新 |
| 二、广告宣传不到位,营销传播受限 |
| 三、产品缺乏创新,品牌创建滞后 |
| 四、草编人才流失,技艺传承出现断层 |
| 第四章 新河草编活化营销传播对策 |
| 第一节 以消费者为本,创新工艺与设计 |
| 一、立足本土设计,传承草编历史文脉 |
| 二、发挥新河草编文化情感优势,创新产品设计理念 |
| 三、手工艺人与设计师协作,推进草编协同发展 |
| 第二节 加强广告创意,拓宽营销渠道 |
| 一、创造差异化广告,创新并重建关联 |
| 二、传达真实美好生活,激发消费者的共鸣 |
| 三、开拓高端市场,满足炫耀性消费 |
| 四、进行创意传播,提升产品影响力 |
| 第三节 加强品牌文化建设,提高营销传播效率 |
| 一、挖掘文化内涵,进行品牌塑造 |
| 二、重视品牌形象设计,打造完整企业识别系统 |
| 三、融合数字媒体技术,讲好新河草编品牌故事 |
| 第四节 借助相关政策,优化文化生态环境 |
| 一、建立新河特色小镇,打造“织梦空间” |
| 二、打造脱贫项目,传承发展与助力脱贫双赢 |
| 三、重视对草编传承人的培养,振兴民间组织 |
| 四、开展民俗节庆活动,提高公众兴趣利于非遗传承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青岛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意见书 |
| 青岛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后修改说明 |
| 附录 |
（4）美国STEM教育发展研究 ——以学校科目社会史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问题界定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STEM教育的一般研究 |
| 二、美国STEM教育发展历程相关研究 |
| 三、已有研究审视与思考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课程史研究的理论审视 |
| 二、学校科目社会史研究视角与研究思路 |
| 三、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下的研究方法选择 |
| 第四节 研究意义 |
| 一、深化STEM教育基础理论研究 |
| 二、为我国STEM教育本土化实践提供参考经验 |
| 第二章 美国STEM教育发展的多重矛盾与发展阶段 |
| 第一节 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下STEM教育发展的多重矛盾 |
| 一、STEM教育发展矛盾的梳理 |
| 二、推动STEM教育发展多重矛盾的基本解释 |
| 第二节 STEM教育发展的矛盾结构变化与阶段划分 |
| 一、大众化科学教育改革孕育STEM教育思想萌芽 |
| 二、工程教育的加入带动STEM教育课程体系初步建设 |
| 三、政府力量主导学校课程改革与STEM教育制度化建设 |
| 四、课程专家主导的STEM教育标准化课程体系构建 |
| 第三章 科学教育改革中的STEM教育思想萌芽 |
| 第一节 学校教育面临转型课题 |
| 一、精英化科学教育难以满足大量技术型人才需求 |
| 二、高等教育中的科学与工程教育式微 |
| 第二节 科学教育新特征的出现 |
| 一、不同团体的大众化科学教育改革试验 |
| 二、多重改革下科学教育呈现新特征 |
| 第三节 科工教育改革的实践火种 |
| 一、大众化科学教育改革下的科学课程整合实践 |
| 二、前瞻性却举步维艰的工程教育项目发展 |
| 第四节 思想萌芽期STEM教育的发展特征 |
| 一、STEM教育的理论基础大致形成 |
| 二、STEM教育的实践路径初见端倪 |
| 三、STEM概念发展尚未完善 |
| 第四章 工程教育推动的STEM课程体系初步建设 |
| 第一节 STEM人才预警与工程教育的纳入 |
| 一、硬科学专业选择持续遇冷引发STEM劳动力危机 |
| 二、STEM本土人才储备需从基础教育改革入手 |
| 三、基础教育中纳入工程教育实现STEM专业准备 |
| 第二节 依托工程教育实现STEM教育完整拼图 |
| 一、以工程教育作为STEM整合的“催化剂” |
| 二、“术语”出现与STEM教育步入系统化发展 |
| 第三节 民间大型学术团体主导的STEM课程研究 |
| 一、STEM课程改革全国示范项目出现——以“项目引路计划”为例 |
| 二、《学生如何学习科学》发布与对探究式教学手段的重新思考 |
| 三、教师教育学院协会引导的全国性STEM教师专业发展项目研究 |
| 第四节 STEM课程体系的初建表现 |
| 一、STEM课程理念共识初步形成 |
| 二、STEM课程开发技术层面的经验累积 |
| 三、多方主体尚未形成发展合力 |
| 第五章 政府主导下的STEM教育制度化推进 |
| 第一节 STEM教育的国家战略式发展需求 |
| 一、联邦政府的“风险投资” |
| 二、标准化运动下STEM教学质量堪忧 |
| 三、STEM教育的国家战略上升进程 |
| 第二节 政府主导的STEM教育政策建设 |
| 一、大力度财政拨款为STEM教育改革提供保障 |
| 二、STEM教育发展的顶层设计 |
| 三、以竞争性拨款项目调动各方STEM教育参与热情 |
| 四、立法以昭示发展STEM教育的国家意志 |
| 第三节 政府引领下STEM教育多主体发展合力形成 |
| 一、联邦主导下民间组织的STEM教育推动路径 |
| 二、“多元主体”STEM教育改革模式形成 |
| 第四节 制度化推进期STEM教育的发展特点 |
| 一、为满足国家劳动力需求而发展的STEM教育 |
| 二、STEM教育价值唤醒研究的热潮 |
| 三、趋向多元的STEM课程设计与实施 |
| 第六章 STEM教育的标准化课程建设 |
| 第一节 STEM教育发展面临内外困境 |
| 一、再工业化战略持续升级带来STEM劳动力需求倍增 |
| 二、STEM教育实施出现形式主义危机 |
| 三、功利主义反噬STEM劳动力培养效率 |
| 第二节 迈向标准化的STEM课程建设 |
| 一、横纵衔接的STEM课程体系 |
| 二、聚焦学生自主探究的教学设计 |
| 三、内容性与表现性一致的STEM课程实施标准 |
| 第三节 标准化课程建设阶段STEM教育的发展特征 |
| 一、课程专家成为STEM教育发展的主导力量 |
| 二、纳入人文学科提升STEM教育育人价值 |
| 三、强化问责保障STEM教育发展质量 |
| 四、层次分明的课程实施体系实现STEM教育有效落地 |
| 第七章 STEM教育发展机制及其启示 |
| 第一节 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下美国STEM教育发展机制解析 |
| 一、从外力推进到内部自觉的发展动因机制 |
| 二、以工程为基点的跨学科内容整合机制 |
| 三、由多元走向统一的课程实施机制 |
| 第二节 美国STEM教育发展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
| 一、我国STEM教育发展的现状与需求 |
| 二、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下美国STEM教育发展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与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5）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与评价 |
| 1.2.1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2 对已有研究的简要评价 |
| 1.3 研究范围界定 |
| 1.3.1 流通业研究范围的界定 |
| 1.3.2 流通业标准化对象研究范围的界定 |
| 1.3.3 标准化对流通业发展产生经济影响研究范围的界定 |
| 1.4 研究目标、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思路 |
| 1.4.3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数据资料说明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数据资料说明 |
| 1.6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6.1 创新点 |
| 1.6.2 存在的不足 |
| 第2章 流通业标准化的基本原理及其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商品流通及其过程 |
| 2.2 流通标准及流通标准化的内涵与特征 |
| 2.2.1 流通标准及流通标准化的内涵 |
| 2.2.2 流通标准及流通标准化的特征 |
| 2.3 流通标准化的原理与形式 |
| 2.3.1 流通标准化的原理 |
| 2.3.2 流通标准化的形式 |
| 2.4 流通标准化与流通差异化的关系 |
| 2.5 流通业标准化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标准化对流通业发展的宏观作用机制研究 |
| 3.1 标准化对促进流通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分析 |
| 3.1.1 标准化在规范商品流通市场运行秩序中的作用 |
| 3.1.2 标准化在推动流通业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
| 3.1.3 标准化在维护流通业发展安全中的作用 |
| 3.2 标准化对提高流通业经济效益和全社会福利水平的作用分析 |
| 3.2.1 标准化在提高流通企业经济效益中的作用 |
| 3.2.2 标准化在提高流通业整体经济效益中的作用 |
| 3.2.3 商品流通领域内标准化的实施在提升全社会福利水平中的作用 |
| 3.3 标准化对推进商品贸易流通现代化的作用分析 |
| 3.3.1 标准化在协调和促进商品贸易流通中的作用 |
| 3.3.2 标准化在处理商品贸易流通纠纷中的作用 |
| 3.3.3 标准化在建立国际商品贸易流通优势地位中的作用 |
| 3.4 标准化对推动流通业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作用分析 |
| 3.4.1 标准化在加速商品流通领域技术研发和创新成果转化中的作用 |
| 3.4.2 标准化在带动流通业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中的作用 |
| 3.5 标准化对加快流通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作用分析 |
| 3.5.1 标准化在流通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 |
| 3.5.2 标准化在流通业转型升级中的作用 |
| 3.6 标准化对提升流通企业竞争力的作用分析 |
| 3.6.1 标准化在流通企业科学管理中的作用 |
| 3.6.2 标准化在构筑流通企业竞争优势中的作用 |
| 3.6.3 标准化在影响流通业市场结构中的作用 |
| 3.7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标准化对流通企业经济效益的微观作用机制研究 |
| 4.1 标准化对流通企业的贡献分析 |
| 4.1.1 标准化对降低流通企业成本的贡献 |
| 4.1.2 标准化对提高流通企业竞争力的贡献 |
| 4.1.3 标准化对维护流通企业客户关系的贡献 |
| 4.1.4 标准化对流通企业技术创新的贡献 |
| 4.1.5 标准化对减少流通企业风险责任的贡献 |
| 4.2 标准化对流通企业经济效益产生影响的领域分析 |
| 4.2.1 标准化对商品或服务数量变化的影响 |
| 4.2.2 标准化对商品或服务价格变化的影响 |
| 4.2.3 标准化对生产经营成本变化的影响 |
| 4.2.4 标准化对交易成本变化的影响 |
| 4.2.5 标准化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变化的影响 |
| 4.3 标准化对流通企业创造价值活动的影响分析 |
| 4.3.1 流通企业的价值创造链 |
| 4.3.2 流通企业创造价值主要活动中标准化的影响 |
| 4.3.3 流通企业创造价值次要活动中标准化的影响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 |
| 5.1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成本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1 标准化对流通业成本影响的机理分析 |
| 5.1.2 研究假设 |
| 5.1.3 变量指标选取、数据来源和模型设定 |
| 5.1.4 基于多元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过程及结果分析 |
| 5.1.5 实证检验结论 |
| 5.2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2.1 标准化与流通业技术创新的互动机理分析 |
| 5.2.2 标准专利化趋势对流通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分析 |
| 5.2.3 研究假设 |
| 5.2.4 变量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
| 5.2.5 基于VAR模型的实证检验过程及结果分析 |
| 5.2.6 实证检验结论 |
| 5.3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市场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3.1 标准化对流通业市场结构影响的机理分析 |
| 5.3.2 研究假设 |
| 5.3.3 变量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
| 5.3.4 基于VAR模型的实证检验过程及结果分析 |
| 5.3.5 实证检验结论 |
| 5.4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产出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4.1 标准化对流通业产出增长影响的机理分析 |
| 5.4.2 研究假设 |
| 5.4.3 变量指标选取、数据来源和模型设定 |
| 5.4.4 基于扩展后C-D生产函数模型的实证检验过程及结果分析 |
| 5.4.5 实证检验结论 |
| 5.5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对外服务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5.1 标准化对流通业对外服务贸易影响的机理分析 |
| 5.5.2 研究假设 |
| 5.5.3 变量指标选取、数据来源和模型设定 |
| 5.5.4 基于多元回归模型和主成分法的实证检验过程及结果分析 |
| 5.5.5 实证检验结论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与发达国家的比较研究及经验借鉴 |
| 6.1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现状分析 |
| 6.1.1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历程 |
| 6.1.2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总体状况与成就 |
| 6.1.3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现状 |
| 6.2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
| 6.2.1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
| 6.2.2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建设中问题的成因 |
| 6.2.3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建设中存在问题的影响 |
| 6.3 发达国家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现状及经验分析 |
| 6.3.1 发达国家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概况 |
| 6.3.2 发达国家流通业的标准化体制 |
| 6.3.3 发达国家流通业标准化建设的成功经验与特点 |
| 6.4 发达国家流通业标准化建设对我国的借鉴启示 |
| 6.4.1 流通业标准体系建设层面的借鉴启示 |
| 6.4.2 流通业标准化管理体制层面的借鉴启示 |
| 6.4.3 流通业标准化运行机制层面的借鉴启示 |
| 6.4.4 流通业标准化战略定位层面的借鉴启示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我国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与促进标准化水平提升的路径与对策 |
| 7.1 我国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与促进标准化水平提升的指导思想 |
| 7.1.1 以提高我国商品流通领域标准的适应性和国际竞争力为核心要务 |
| 7.1.2 以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和市场导向为根本原则 |
| 7.1.3 以支撑和引导我国流通业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的 |
| 7.2 我国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与促进标准化水平提升的发展导向 |
| 7.2.1 注重制定具有自主技术创新成果的流通标准 |
| 7.2.2 有效采用流通业国际标准并积极参与商品流通重点领域的国际标准竞争 |
| 7.2.3 向建立以自愿性流通标准为基础的流通业标准化体制转变 |
| 7.2.4 重点支持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流通标准 |
| 7.3 我国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与促进标准化水平提升的发展目标 |
| 7.3.1 总体目标 |
| 7.3.2 具体目标 |
| 7.4 我国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与促进标准化水平提升的发展重点 |
| 7.5 我国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与促进标准化水平提升的主要措施及建议 |
| 7.5.1 健全提升流通标准独立自主创新技术含量的机制 |
| 7.5.2 建立参与流通业国际标准竞争的机制 |
| 7.5.3 建立以自愿性、推荐性标准为基础的流通业标准化模式 |
| 7.5.4 完善商品流通领域标准化的法律法规及政策环境 |
| 7.5.5 加强流通业标准化的基础条件建设 |
| 7.5.6 实施商品流通领域标准推动工程 |
| 7.6 本章小结 |
|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下一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A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成本影响实证分析的相关原始数据 |
| 附录B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技术创新、市场结构、产出增长影响实证分析的相关原始数据 |
| 附录C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对外服务贸易影响实证分析的相关原始数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6）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研究 ——基于浙北荻港村的个案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论证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村庄治理的研究述评 |
| 二、国外村庄治理的研究述评 |
| 三、既往研究与本研究的关系 |
| 四、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三节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一、资源型村庄 |
| 二、任务型治理 |
| 第四节 个案选择与研究方法 |
| 一、个案的影响力与代表性 |
| 二、荻港村简介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章节安排 |
| 一、研究思路 |
| 二、技术路线 |
| 三、章节安排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任务型治理”的学术命题提出 |
| 一、“任务型治理”议题的研究回顾 |
| 二、“任务型治理”的内涵解析 |
| 三、“任务型治理”的核心特征 |
| 四、“任务型治理”的作用价值 |
| 第二节 “任务型治理”的理论解读 |
| 一、利益相关的主体解读 |
| 二、互动合作的过程解读 |
| 三、彼此依赖的关系解读 |
| 四、功能多元的价值解读 |
| 第三节 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构建:一个理论框架 |
| 一、资源型村庄的三元治理主体分析 |
| 二、资源型村庄的任务界定与治理结构 |
| 三、资源型村庄的阶段划分与任务执行 |
| 四、资源型村庄的任务治理绩效与意义 |
| 第四节 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制度基础 |
| 一、资源型村庄治理的历史沿革 |
| 二、资源型村庄治理的制度安排 |
| 三、浙江省乡村振兴的实践与发展 |
| 第三章 初始期:资源型村庄的“基础任务”治理 |
| 第一节 资源型村庄“基础治理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一、资源型村庄组织基础健全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二、资源型村庄经济基础增强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三、资源型村庄环境基础改善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第二节 资源型村庄的组织基础健全任务 |
| 一、村庄合并与换届选举 |
| 二、六老组织与基层维稳 |
| 三、社会组织与村庄治理 |
| 第三节 资源型村庄的经济基础增强任务 |
| 一、村庄集体经济薄弱 |
| 二、青鱼合作社的创办 |
| 三、村庄集体企业改制 |
| 四、成立村经济合作社 |
| 第四节 资源型村庄的环境基础改善任务 |
| 一、油脂化工企业整治 |
| 二、清水河道工程开展 |
| 三、村庄长效管理构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过渡期:资源型村庄的“公共服务”供给 |
| 第一节 资源型村庄“公共服务供给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一、资源型村庄环境公共服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二、资源型村庄文化公共服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三、资源型村庄制度公共服务的界定与执行 |
| 第二节 资源型村庄的环境公共服务供给 |
| 一、五水共治:以龙八港为例 |
| 二、农民新房建设与村庄洁化 |
| 三、服务设施完善与环境美化 |
| 第三节 资源型村庄的文化公共服务供给 |
| 一、古村落文化资源的消失 |
| 二、政府政策支持古村修复 |
| 三、文化项目提升村民素质 |
| 四、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获选 |
| 第四节 资源型村庄的制度公共服务供给 |
| 一、实施六百工作制 |
| 二、推行网格化管理 |
| 三、完善制度化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提档期:资源型村庄的“特色品牌”塑造 |
| 第一节 资源型村庄“品牌塑造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一、资源型村庄旅游资源开发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二、资源型村庄观光农业建设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三、资源型村庄传统文化弘扬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第二节 资源型村庄的旅游资源开发任务 |
| 一、荻港古村旅游公司的创办 |
| 二、国家4A级旅游景区获选 |
| 三、招商引资与旅游资源开发 |
| 第三节 资源型村庄的观光农业建设任务 |
| 一、桑基鱼塘修复 |
| 二、丝绸小镇创建 |
| 三、凤凰洲生态农业项目 |
| 第四节 资源型村庄的传统文化弘扬任务 |
| 一、荻港渔庄的创建 |
| 二、鱼文化节的举办 |
| 三、“渔家乐”的传承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论证与构建 |
| 第一节 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实践逻辑 |
| 一、资金缺乏与项目产业支持 |
| 二、精神空虚与文化复兴 |
| 三、纠纷频发与治安维稳 |
| 四、环境污染与村庄整治 |
| 第二节 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内在机理 |
| 一、村民主体性的确立 |
| 二、社会资本的培育 |
| 三、多元参与的建立 |
| 四、乡村精神的重塑 |
| 第三节 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优势解析 |
| 一、城市与乡村:和合共生 |
| 二、传统与现代:互相融合 |
| 三、发展与文化:持续和谐 |
| 四、五位一体:共同推进并实现 |
| 第四节 资源型村庄的治理策略:任务型治理 |
| 一、资源型村庄治理的动力机制考察 |
| 二、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适用性与局限性 |
| 三、构建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 |
|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7）科技进步视域下的中国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选题目的及意义 |
| 一、选题目的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第二章 科技进步视域下的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 |
| 第一节 科技进步与生态环境保护 |
| 一、科学、技术与科技进步 |
| 二、生态资源对科技进步的影响 |
| 三、生态文明对科技进步的要求 |
| 第二节 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理论界定 |
| 一、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的涵义 |
| 二、中国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的类型 |
| 第三节 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的科技特性 |
| 一、科技组织及其活动 |
| 二、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类别及核心工作 |
| 三、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的重要科技特性 |
| 第三章 科技进步视域下中国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中国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的发展历程 |
| 一、1978年-1993年:诞生与启蒙阶段 |
| 二、1994年-2003年:兴起与发展阶段 |
| 三、2004年-2013年:多元与拓展阶段 |
| 四、2014年-勃发与创新阶段 |
| 第二节 中国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依存的政策法规 |
| 一、环境保护方面的法规及政策 |
| 二、环境保护科技投入方面的相关政策 |
| 三、社会组织注册、管理方面的法规及政策 |
| 四、慈善法、筹资与捐赠方面的法规及政策 |
| 第三节 中国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社会声誉较低 |
| 二、政策法规滞后 |
| 三、运行经费欠缺 |
| 四、核心成员匮乏 |
| 五、管理运营软散 |
| 六、专业水平有限 |
| 第四章 科技进步对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发展的深刻影响及重要支撑 |
| 第一节 科技进步对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发展的深刻影响 |
| 一、凝炼社会科学发展观念 |
| 二、培养公民科学环保意识 |
| 三、开展公众科学环保活动 |
| 四、引导企业科学环保理性 |
| 五、参与政府科学环保决策 |
| 第二节 科技进步对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支撑 |
| 一、提供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科学方法论 |
| 二、扩大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筹资范围 |
| 三、改善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监管方式 |
| 四、更新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管理理念 |
| 五、提升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项目能力 |
| 第五章 以科技进步加快中国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发展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以科技创新观念促进立法执法改革 |
| 一、促进登记注册体制开放 |
| 二、加强财政税收制度改革 |
| 三、改善筹资捐款制约机制 |
| 第二节 以信息化公共平台促进社会认可与监督 |
| 一、搭建集管理与服务为一体的政府监督平台 |
| 二、搭建集科普与项目为一体的民众参与平台 |
| 三、搭建集宣教与技术为一体的企业合作平台 |
| 第三节 以科学管理机制促进组织高效运营 |
| 一、汲取企业现代管理精髓 |
| 二、引领创造共享价值理念 |
| 三、探索建立社会企业模式 |
| 第四节 以专职专业化思维促进人才队伍建设 |
| 一、聚集专门人才进行专职化发展 |
| 二、依托专门人才充实全职化人员 |
| 三、依靠专门人才提高志愿者水平 |
| 第五节 以多边科技合作项目促进行业联动 |
| 一、以项目和课题促进行业联动 |
| 二、以多边科技合作获得更多资源 |
| 三、以科学规划凝炼组织核心战略 |
| 第六节 以科技营销策略促进筹资捐款 |
| 一、引入科技营销理念 |
| 二、树立科技营销思想 |
| 三、重视科技营销运作 |
| 第六章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8）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2 研究的现状与述评 |
| 2.1 研究现状 |
| 2.1.1 公民社会的理论研究 |
| 2.1.2 公民社会与社会组织研究 |
| 2.1.3 公益性社会组织研究 |
| 2.1.4 公益性体育社会组织研究 |
| 2.1.5 民办非企业单位相关研究 |
| 2.1.6 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相关研究 |
| 2.2 研究述评 |
| 3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
| 3.1 研究对象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文献资料法 |
| 3.2.2 调查法 |
| 3.2.3 比较分析法 |
| 4 研究的理论与视角 |
| 4.1 理论基础 |
| 4.1.1 福利多元主义理论 |
| 4.1.2 交易成本理论 |
| 4.1.3 社会企业理论 |
| 4.2 研究视角 |
| 4.3 研究框架 |
| 5 分析与讨论 |
| 5.1 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定义与分类 |
| 5.1.1 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定义 |
| 5.1.2 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分类 |
| 5.2 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发展背景与发展进程 |
| 5.2.1 体育社会组织复苏时期(1978-1992年) |
| 5.2.2 社会治理与社会体育体制的变革期(1992-1998年) |
| 5.2.3 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稳定发展期(1998-2013年) |
| 5.2.4 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体制创新时期(2013年至今) |
| 5.3 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发展概貌 |
| 5.3.1 数量、分布及举办主体 |
| 5.3.2 登记的民事主体类型 |
| 5.3.3 业务范围与涉及的体育项目 |
| 5.3.4 经营状况与市场化程度 |
| 5.3.5 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特征 |
| 5.3.6 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作用 |
| 5.4 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案例分析 |
| 5.4.1 北京新时代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中心 |
| 5.4.2 山东凤凰青少年足球俱乐部 |
| 5.4.3 山东黑骏马健身俱乐部 |
| 5.5 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运作难题 |
| 5.5.1 组织外部的问题 |
| 5.5.2 组织内部的问题 |
| 5.5.3 运作过程中的困境 |
| 5.5.4 运作偏失: 志愿失灵现象 |
| 5.6 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发展动力与制约因素 |
| 5.6.1 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发展动力 |
| 5.6.2 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发展的制约因素 |
| 5.7 体育类社会组织发展的国际参照与行业对比 |
| 5.7.1 其他国家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经验 |
| 5.7.2 我国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发展启示 |
| 5.8 发展路径: 公益认定与公益分级为基础的分类管理 |
| 5.8.1 公益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区分 |
| 5.8.2 由静态认定转向动态认定公益等级 |
| 5.8.3 以业务范围所涉及的体育项目进行分类 |
| 5.8.4 以提供体育服务的定价进行分类 |
| 6 结论与建议 |
| 6.1 结论 |
| 6.2 建议 |
| 7 研究的局限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访谈提纲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政策营销失灵现象研究 ——基于中国大陆政策营销的运用现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缘起 |
| 1.1.1 “公共政策营销”时代的来临 |
| 1.1.2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含台湾地区)相关研究的文献述评 |
| 1.2.3 文献综合简评 |
| 1.3 研究的内容、方法及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2 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 |
| 1.3.3 理论创新与现实意义 |
| 1.3.4 推论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以及已采用的规避措施 |
| 第二章 “政策营销”与“政策营销失灵” |
| 2.1 “政策营销”的起源 |
| 2.1.1 公共政策分析的跨学科传统与“批判性复合主义”倾向 |
| 2.1.2 现代“营销”观念的诞生与变迁 |
| 2.1.3 新公共管理运动中的营销管理导向 |
| 2.2 政策营销的概念谱系 |
| 2.2.1 政策营销的传统定义 |
| 2.2.2 政策营销与其他相关概念的辨析 |
| 2.2.3 多维视角下的“政策营销” |
| 2.3 “政策营销失灵”的描述性定义 |
| 第三章 当前中国政策营销的应用及其失灵现象 |
| 3.1 政策营销在转型期中国的诞生 |
| 3.1.1 从“强制灌输”到“政策营销” |
| 3.1.2 政策营销在转型期中国出现的背景 |
| 3.2 当前中国政策营销应用的主要政策领域 |
| 3.2.1 政策营销应用领域的应然分析 |
| 3.2.2 当前中国政策营销应用领域的实然分析 |
| 3.3 转型期中国政策营销应用的特点 |
| 3.3.1 “利益激励”的运用特点 |
| 3.3.2 政策信息回应机制的不断完善 |
| 3.3.3 对政策营销工具应用的多层次性 |
| 3.3.4 仍受到政策环境的限制 |
| 3.4 当前中国政策营销应用中的“失灵现象” |
| 3.4.1 政策营销的“启动失灵” |
| 3.4.2 政策营销的“产出失灵” |
| 3.4.3 政策营销的“反馈失灵” |
| 3.5 小结 |
| 第四章 政策营销失灵现象的理论分析框架 |
| 4.1 政策营销失灵现象的两条分析路径 |
| 4.1.1 基于营销管理技术运用的分析路径 |
| 4.1.2 政策网络结构决定论者的观点 |
| 4.2 以上两条分析路径的局限与启示 |
| 4.3 政策营销失灵现象的“政策网络结构—政策营销学习”整合分析模型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政策网络结构与政策营销失灵: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的若干政策营销案例 |
| 5.1 台北市“垃圾随袋收费”政策营销 |
| 5.1.1 台北市“垃圾随袋收费”政策网络的结构关系 |
| 5.1.2 台北市“垃圾随袋收费”政策推动方的营销策略 |
| 5.1.3 台北市“垃圾随袋收费”政策营销受众联盟的应对策略 |
| 5.2 厦门海沧PX项目事件前后的政策网络结构关系与政府的营销策略运用 |
| 5.2.1 事件发生前后政策网络结构关系的变化 |
| 5.2.2 厦门市政府的政策营销策略运用 |
| 5.2.3 事件过程中政策营销受众的应对策略 |
| 5.3 深圳市的垃圾分类减量政策营销 |
| 5.3.1 2000-2010年深圳市垃圾分类减量政策网络的结构关系 |
| 5.3.2 2000-2010年深圳市垃圾分类减量政策过程中政府部门的主要营销策略 |
| 5.3.3 2000-2010年深圳市垃圾分类减量政策营销受众的反应及营销的效果 |
| 5.3.4 深圳“十二五垃圾分类减量工作方案”制定时政策网络结构关系的变化 |
| 5.3.5 深圳市政府“十二五垃圾分类减量工作方案”政策营销的主要举措 |
| 5.3.6 深圳“十二五”垃圾分类减量政策营销受众的反应及营销效果 |
| 5.4 案例研究小结 |
| 第六章 政策营销的学习:深圳市垃圾焚烧厂建设政策营销案例 |
| 6.1 深圳垃圾焚烧厂建设相关政策出台的背景 |
| 6.2 深圳垃圾焚烧厂建设政策营销运用的变迁 |
| 6.2.1 1988—1999年深圳垃圾焚烧厂建设的政策动员 |
| 6.2.2 2000—2005年深圳垃圾焚烧厂建设政策动员模式的变化 |
| 6.2.3 2006—2009年,前期积累问题的大爆发 |
| 6.2.4 2010—2014年深圳垃圾焚烧厂建设政策营销的进一步完善 |
| 6.3 案例研究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发现与政策建议 |
| 7.1 本文的研究发现 |
| 7.1.1 对“政策营销”和“政策营销失灵”的重新解读 |
| 7.1.2 “政策营销”在当前中国的应用现状 |
| 7.1.3 对政策营销失灵机理的描述性解释 |
| 7.2 当前中国政策营销应用的优化路径 |
| 7.2.1 技术工具层面的优化 |
| 7.2.2 制度规范层面的再造 |
| 7.2.3 价值理念层面的重塑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已发表的文章 |
| 附录A. 社区访谈资料(节选) |
| 附件B. 周林刚、陈家喜等《白鸽湖环境园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分析》课题组访谈录音资料(2010年12月1日—10日节选) |
| 致谢 |
（10）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制度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引言 |
| 一、选题的依据 |
| 二、研究方法及主要内容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非营利组织理论综述 |
| 第一节 非营利组织的概念界定 |
| 一、当代西方学者关于非营利组织的概念 |
| (一) 五特征说 |
| (二) “第三部门”说 |
| (三) “志愿部门”和“辅助性活动”说 |
| (四) “非政府组织”说 |
| (五) “慈善组织”或“免税组织”说 |
| 二、黑格尔、马克思等关于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学表述 |
| 三、中国古典民本思想—非营利组织的文化渊源 |
| 四、中国当代学术界对非营利组织的定义 |
| (一) 正面定义法的定义 |
| (二) 剩余定义法的定义 |
| 第二节 非营利组织起源理论 |
| 一、政府失灵理论 |
| 二、合约失灵理论 |
| 三、志愿失灵理论 |
| 四、文化因素影响与作用理论 |
| 五、中国学者关于非营利组织产生的论述 |
| (一) 条件供给论的主要观点 |
| (二) 功能结构论的解释 |
| (三) 组织制度论的基本表述 |
| 第三节 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和市场间的关系理论 |
| 一、国外学者关于政府-非营利组织关系的类型学理论 |
| (一) 四模式论 |
| (二) 八模式论 |
| (三) “3C关系”说 |
| (四) “SCA关系”说 |
| 二、中国学者关于政府-非营利组织关系的代表性观点 |
| 三、企业—非营利组织的关系学理论 |
| (一) 竞争关系论 |
| (二) 共生关系论 |
| (三) 利益相关者论 |
| 四、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相互依赖理论 |
| 第二章 国外非营利组织发展概况 |
| 第一节 国外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社会体制环境 |
| 一、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非营利组织发展 |
| (一) 资产阶级革命为宗教慈善组织营造了社会环境 |
| (二) 宗教慈善组织在英国发展的深层原因 |
| (三) 非营利组织发展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表现形式 |
| 二、垄断资本主义时期非营利组织发展 |
| (一) 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社会环境 |
| (二) 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 |
| (三) 垄断资本主义时期非营利组织的组织形态变化 |
| 三、“冷战”时期非营利组织发展 |
| (一) 冷战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全球争霸的产物 |
| (二) 冷战期间非营利组织发展的三个阶段 |
| (三) 冷战时期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 |
| 四、世界多极化背景下非营利组织发展 |
| (一) 多极化格局的形成 |
| (二) 后危机时代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功能特点 |
| 第二节 国外非营利组织的制度安排 |
| 一、国外非营利组织的登记管理制度 |
| (一) 登记管理对非营利组织的意义 |
| (二) 登记部门及程序 |
| (三) 对非营利组织运行的管理 |
| 二、国外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公共服务情况 |
| (一) 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机制和特点 |
| (二) 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方式和领域 |
| (三) 非营利组织在公共服务中的功能作用 |
| 三、国外非营利组织经费来源 |
| (一) 社会慈善捐赠 |
| (二) 政府资助 |
| (三) 组织会费 |
| (四) 服务收费 |
| 四、国外非营利组织的文化和宗教表现形态 |
| (一) 国外非营利组织的文化表现形态 |
| (二) 西方非营利组织的宗教表现形态 |
| 第三节 当代发达国家非营利组织制度的特点和借鉴 |
| 一、英国非营利组织制度安排的主要特征 |
| (一) 慈善组织的登记监管体制 |
| (二) 非营利组织运营模式 |
| 二、美国非营利组织管理制度及与政府关系 |
| (一) 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制度 |
| (二) 非营利组织的自我管理 |
| (三) 民间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 |
| 三、澳大利亚非营利组织的法律制度及国际合作 |
| (一) 澳大利亚非营利组织的法律制度 |
| (二) 澳大利亚非营利组织的国际合作情况 |
| 四、日本非营利组织制度设计特色及沿革 |
| (一) 日本非营利组织的法律制度及其沿革 |
| (二) 日本非营利组织的税收制度及其改革 |
| 五、发达国家非营利组织制度安排的借鉴 |
| 第三章 中国非营利组织产生与发展 |
| 第一节 中国非营利组织的产生与类型划分 |
| 一、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历程概要 |
| 二、中国非营利组织产生的经济社会背景 |
| (一) 国际层面的宏观背景 |
| (二) 国内经济和社会背景 |
| 三、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分类 |
| (一) 准非营利组织 |
| (二) 公益型非营利组织 |
| (三) 互益型非营利组织 |
| (四) 官民双重属性的非营利组织 |
| 第二节、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时代特征 |
| 一、改革开放后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
|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
| (一) 市场经济条件下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特点 |
| 三、新世纪以来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新挑战新机遇 |
| (一) 挑战来自多个层面 |
| (二) 机遇源于改革发展 |
| 第三节 中国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和企业的相互关系 |
| 一、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 |
| 二、非营利组织与企业的关系 |
| (一) 相互监督关系 |
| (二) 对话竞争关系 |
| (三) 互利合作关系 |
| 三、政府、企业与非营利组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分工与合作 |
| 第四节 中国非营利组织的现行制度 |
| 一、登记管理制度 |
| (一) 登记程序 |
| (二) 登记管理的特点 |
| 二、经费筹措制度 |
| 三、运行监督制度 |
| 四、激励约束制度 |
| 第五节 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对外开放与国际合作 |
| 一、我国对外援助制度 |
| 二、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
| (一) 中国非营利组织对外交流合作的主要领域 |
| (二) 中国非营利组织参与国际合作的主要形式 |
| 第四章 中外非营利组织制度与功能的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中外非营利组织制度差异及成因分析 |
| 一、中外非营利组织兴起的文化基础比较 |
| (一) 西方国家非营利组织兴起的文化渊源 |
| (二) 中国非营利组织兴起的文化渊源 |
| (三) 中外非营利组织文化基础比较 |
| 二、中外非营利组织成长的社会背景比较 |
| (一) 西方发达国家非营利组织兴起的社会背景 |
| (二) 中国非营利组织孕育的社会背景 |
| 三、中外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制度条件比较 |
| (一) 外部管理制度方面 |
| (二) 组织自身制度方面 |
| 第二节 优势与不足：中外非营利组织的功能比较 |
| 一、国外非营利组织功能的优势 |
| (一) 公众管理社会和参政议政民主平台的搭建 |
| (二) 较强的社会参与性使公民自治机制快速建立 |
| (三) 协调利益相关者关系的中介功能充分发挥 |
| (四) 市场竞争机制中组织功能的不可替代性 |
| (五) 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方面的独特优势 |
| 二、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功能及其缺欠 |
| (一) 整体性功能 |
| (二) 功能的缺欠 |
| 第五章 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制度设计 |
| 第一节 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 |
| 一、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制约性制度 |
| (一) 资源配置政府权重过大导致的组织空间狭窄 |
| (二) 双重管理体制对组织取得合法地位增加了程序难度 |
| (三) 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不完善造成的社会公信力内伤 |
| 二、中国非营利组织运行中的功能扭曲与矫正 |
| (一) 价值目标偏离 |
| (二) 行政化低效率 |
| (三) 志愿者失信 |
| (四) 内部控制倾向 |
| (五) 草根社团法制缺失 |
| 第二节 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制度目标建议 |
| 一、积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
| (一) 在资源配置方面对非营利组织的让渡和支持 |
| (二) 通过购买和委托授权发挥非营利组织公共服务作用 |
| (三) 通过政策和法规双向调节引导规范非营利组织行为 |
| 二、充分发挥非营利组织主体作用 |
| (一) 社会治理三边结构中的稳固一极 |
| (二)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力量 |
| (三) 社会应急管理的优势基因 |
| 三、建立非营利组织与企业合作的有序机制 |
| (一) 建立与企业合作的比较优势机制 |
| (二) 非营利组织与企业合作的现实风险 |
| (三) 建立与企业合作的策略选择机制 |
| 第三节 中国非营利组织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建构 |
| 一、建立政府主导下的非营利组织外部治理结构 |
| (一) 完善政府监管职能 |
| (二) 健全相关法律规制 |
| (三) 构建第三方监督评价治理结构 |
| 二、通过公益文化建设优化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社会环境 |
| (一) 行为文化的培育 |
| (二) 消费文化的培育 |
| (三) 法治文化的培育 |
| (四) 创新文化的培育 |
| (五) 生态文化的培育 |
| 三、突出自我修复和自主发展能力的组织内部治理结构 |
| (一) 采取企业管理模式形成权力制衡营销高效的组织架构 |
| (二) 引入知识管理方法完善组织信息管理制度 |
| (三) 运用市场机制规范组织竞争和自律 |
| 四、基于社会管理创新环境的非营利组织前景展望 |
| (一) 功能作用展望 |
| (二) 制度创新展望 |
| (三) 内生增长动力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民间组织的市场营销战略初探（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研究[D]. 冯加付. 上海体育学院, 2021(09)
- [2]我国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评价研究[D]. 陈思. 华中科技大学, 2020(01)
- [3]新河草编活化营销传播策略研究[D]. 刘慧珺. 青岛大学, 2020(02)
- [4]美国STEM教育发展研究 ——以学校科目社会史为视角[D]. 杜文彬.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8)
- [5]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经济效应研究[D]. 叶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9(03)
- [6]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研究 ——基于浙北荻港村的个案考察[D]. 沈费伟.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7)
- [7]科技进步视域下的中国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发展研究[D]. 郭怡. 武汉大学, 2016(01)
- [8]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发展研究[D]. 许宁. 北京体育大学, 2016(06)
- [9]政策营销失灵现象研究 ——基于中国大陆政策营销的运用现状[D]. 谭翀. 南京大学, 2015(01)
- [10]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制度设计研究[D]. 王向南. 东北师范大学, 201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