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作用为什么难以发挥（论文文献综述）
薛涵予[1]（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既汲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金融思想的精华,也继承了自中国革命时期至党的十八大前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同时结合现代金融理论,根据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与时俱进地创新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地将它运用到具体的金融工作当中。实践证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是推动新时代中国金融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将原理和现实相结合,使真理和价值相统一,以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强调稳中求进,守正创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以经济为本源,以改革促发展,以市场为机制,以人民为中心,以开放为重点,以治理为手段,以安全为底线,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它以原则,方法,对象,目标等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指导体系,它融合传统和现代,协调主体和客体,兼顾国内和国际,突出重点和难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主要欲解决金融安全和效率问题。为抵御金融风险,我国金融必须服务实体经济,始终将人民利益摆在第一位,加强对外开放与合作,完善监管与法治;为提高金融效率,我国金融必须深化体制改革,让市场为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本文试图通过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相关内容的阐述和论证,展现一个完整的思想形成过程,并且详细说明根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需要采取哪些有效的措施,指导我国金融工作,解决实际金融问题。我认为,当代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极其复杂,中国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国内推行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金融工作面临着重大的风险与挑战。在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金融体制也亟待全面深化改革,此时研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龙小燕[2]（2019）在《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文中提出新时代、新常态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最重要的两大经济政策,加强协调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阐述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概念、梳理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上,对比了我国宏观调控和西方国家干预、供给学派等理论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应统筹兼顾处理好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速度与质量四大关系,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两大政策应加强协调配合,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为核心导向,短期应着力熨平经济周期波动,适时适度发挥政府投资的需求管理优势,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长期应着眼优化经济结构,通过供给管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持续优质增长;同时应加强两大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论文回顾了美国自大萧条后、日本和德国自二战后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发展历程,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运用两大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相关措施;介绍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总结了各国运用两大政策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增长、利用国债助力实现两大政策目标的经验做法。论文运用不同的实证模型分析了两大政策在维护经济平稳增长、促进结构优化和加强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现状,探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首先,运用VAR模型分析实际GDP增速、赤字率与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关系。研究证明,货币供给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正相关;财政赤字率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负相关。赤字财政政策短期可能会诱导货币供给增加,但长期会因挤出效应有损于经济增长;货币供给对赤字影响较小,但在增加产出的同时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类型的组合形式取决于具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的综合权衡。分析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大政策效力都有期限约束;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宏观政策执行需把握好力度,尤其是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政策传导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就两大政策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两大政策各自对各地区各次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均不一样,在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难以发挥合力。分析认为,单靠任一政策调整结构的作用有限,两大政策缺乏全面系统的协调配合机制,缺乏两大政策实施的配合端口,且各地情况和执行方式差异较大,效果不一。第三,从央行资产负债表角度分析,认为利用国债丰富外汇投资未能解决外汇波动带来的基础货币供给调节难题。运用VECM模型就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冲击总体有限:国库现金对M0变动影响的最大贡献率为35%,对M1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为10%,对M2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仅为6%。分析认为,我国央行持有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低、流动性弱,国债市场尚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与发行管理难以满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需求等因素制约了国债各项功能的发挥。同时,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中央国库资金转化为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管理有待提高。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着力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结合我国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总体战略基调、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机制及相关政策建议。两大政策短期应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的优势,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适当发挥政府投融资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利用国债优势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应注重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优质增长,发挥供给管理的优势,支持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加大端口扶持力度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在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优化国债管理的同时,应利用国债打破外汇占款与人民币发行的直接联系,增加利用国债、国库现金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权,完善人民币发行机制,促进国债和人民币国际化。
王毅[3]（2020）在《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纵观中国经济发展史,开放与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主题,中国经济走过的历史实践中以开放为起点取得了诸多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回望百余年前,中国本土市场随鸦片战争首次开放,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开始由封建传统向近代化转型。尽管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和封建政府控制并阻碍了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转型进程,但历史可见的是,旧式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实现了部分的现代金融转型,并且本土金融业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垄断市场前便出现了现代金融业的雏形——新式银行。从对这段重要的开放历史的研究中发现,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被动的开放环境中展现了积极、主动转型的一面,在近代化转型的时代潮流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史为鉴,1840-1927年间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呈现的强大生命力和内生性动力值得被历史铭记并为当前中国本土银行业在深化开放环境中提供借鉴。在经历战乱、新中国计划经济建设后,1978年,改革开放再次打开了中国封闭市场的大门,与1840年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市场开放是中国自己选择的主动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扩大开放程度,同时,中国本土银行业在开放环境中加强自身改革、完善内部结构,从大一统的银行体制出发,通过渐进式增量改革,最终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本土银行业格局。伴随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规模不断扩大,在外部竞争压力下,本土银行业在竞争与学习中稳步发展,本土银行机构职能逐步清晰,银行实力和竞争力显着提升,当前扩大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银行部门参与竞争夯实基础。以史为鉴,回顾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部门的发展实例,银行这一经济部门窗口展现了包括又不限于金融业发展中的“中国道路”、“中国案例”的成功之处,同样成为今后中国本土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机构参与国际竞争中可以借鉴的历史蓝本。回顾并专门研究近代1840-1927年和1978年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开放条件下的发展历史,最重要的意义是挖掘其中涵盖的发展规律和理论价值,以为当下借鉴。就当前中国本土银行部门面临的发展环境而言,2016年中国入世15年缓冲期结束后,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全面否定的冲击下,经济发展的外部不利因素不断影响着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特别是自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优先”战略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引起中美间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导致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出现频繁波动。在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全新格局中,中国坚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对内统筹改革,对外深化开放。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中国金融开放的12条具体举措;2019年,国务院再次出台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11条措施,标志着中国金融开放进入快车道。在新一轮开放和发展战略中,如何正确把握中国银行部门的发展方向是当前中国银行业变革中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我们借鉴全球先进理念革新思维,另一方面需要更多地深入回顾并总结中国金融发展实践中的历史经验。“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在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实践中获取、总结发展经验,以史为鉴,无疑对深化开放背景下中国本土银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从理论上讲,金融开放对一国或地区特别是金融发展落后的国家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金融开放能够带给本国相对廉价的国际资本,改善一国投资结构,优化金融结构,构建多元化金融体系,以更好地服务于地方实体经济的发展。因而,金融开放往往成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转型的开端,落后国家的金融部门纷纷走上变革之路。然而,落后国家金融部门往往容易在金融开放中脱离本土实际,在西方国家的牵制中走上“依附他人”的发展之路。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成为发展中国家解决金融抑制问题的主要手段,但在多国或地区的实践中看,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理念并不具备普适性,大多数发展中金融改革最终因金融危机被迫暂停或永久性搁浅。2008年,次贷危机对全球金融发展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使得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始重新审视金融开放以及新古典主义的自由放任发展策略。以往实践经验带来的反思是,在金融开放背景下,究竟怎样的发展路径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金融部门实现“追赶”?中国作为金融后发国家的“试验场”,其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历史具有怎样的特征?中国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历史案例能够为未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怎样全新的理论借鉴?为此,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回顾历史,结合实证研究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这一命题进行科学阐述。为了实现这一命题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本文依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得出结论”的思路展开,以历史视角对中国自近代以来两时段金融开放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在理论分析和历史阐述后,结合实证分析方法验证本文在中国案例研究中总结出的相关历史经验以及提出的相关结论,最后在以史为鉴基础上提出发展展望。依照这样的分析思路,本文主要设置以下6章内容:在文章第一部分（包括第1章）介绍本文写作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在写作背景基础上介绍文章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引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包括第2章、第3章、第4章）。其中,在第二章主要介绍了论文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并且在对已有成果进行评述的基础之上指出已有研究仍存问题或漏洞,提出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第三章介绍近代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变迁历程,以市场开放为起点,分析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在华银行对本土金融业的资本侵略事实以及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程。通过对近代开放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的回顾,对近代时期被动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金融业的发展作以总结。第四章对中国金融开放的第二个关键时期,即改革开放后金融市场开放进行理论分析,从中央银行职能的建立和完善,体制内银行部门的发展以及体制外本土银行业的创立分别进行讨论。根据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分为三个层次进行分析,在市场开放的不同阶段对本土银行体系的发展进行深入探讨。本文认为,通过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这一主题进行理论分析,在中国案例两时段的纵向比较中可知,开放背景下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应当以本土特征和本土优势为基础,实施适应本土结构的发展战略;而市场开放的态度将直接决定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转型的彻底性,在这一方面,历史发展的案例已经给出答案。同时,历史地印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本土银行业变革的成功,即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第三部分（包括第5、6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这一部分以近代被动开放和改革开放后主动开放两时段分别进行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之间的实证研究。第五章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对影响近代时期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转型发展的因素进行整合、验证。第六章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对主动开放下本土银行业的发展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包括第7章）基于前面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对中国金融开放两时段的发展历史经验及教训进行总结。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以史为鉴,提出对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进一步发展的启示。本文历史地梳理了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脉络,对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经验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结合经济学方法对发展规律进行科学阐述。肯定了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以本土结构为基础,以开放学习结合本土优势进行渐进式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内生性发展动力的关键作用,这一历史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出有别于其他视角的发展建议,对当前及未来中国银行业开放发展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崔鸿雁[4]（2012）在《建国以来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演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世界经济金融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制度也在不断地变革中。从西方国家监管制度的变迁看,金融监管经历了自由—管制—放松管制的发展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政治状况发生了深刻变革,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与我国的经济金融在全球化背景下呈现出新的特征和趋势,国际金融监管理论和实践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这一切构成了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变迁的深刻的经济金融背景。本文旨在对建国以来中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的形成、发展和逐渐成熟的基本过程作一比较系统地回顾和分析。本文分导论和六个章节：第一章为导论,诠释金融监管及监管制度的含义,回顾国内外研究状况,说明选题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简要提示本选题的研究思路、内容框架、研究方法与特色。第二章开始至第五章,结合对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的分析和对监管制度、监管行为的根源性探究,把我国建国以来金融监管制度思想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章束缚与控制（1948—1978）：计划经济时期的金融监管制度与思想；第二章启蒙与探索（1979—1984）：金融制度改革起步阶段的监管制度与思想；第三章冲突与融合（1984—1993）：金融制度改革构建阶段的监管制度与思想；第四章调整与突破（1994—2004）：金融制度改革调整阶段的监管制度与思想；第五章深化与再探索（2005至今）：金融制度改革深化阶段的监管制度与思想。第六章是对我国建国以来金融监管制度思想演进的总体考察,实际上也是全文的一个总结。在对每个阶段监管思想的分析过程中,先从分析当时的监管思想形成的背景入手,进而对监管具体制度建构等情况进行简要介绍,然后分析其中蕴含的思想特征与演变过程,最后对该阶段监管思想进行总体评价。在对每一发展阶段的分析中,既统一思路,又突出各自的特点、突出阶段特征。经济实践的发展与金融业的变革催生了不同发展阶段的金融监管思想,从而推动了制度的形成,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通常还伴随着国家和全球层面的广泛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同时这个过程也发生在特定的空间脉络中,在特定的经济背景下以金融监管组织制度、市场制度、法律制度的不同层次展开。因而,金融监管制度思想在时间脉络中呈现出历史的演化特征,而在空间脉络中又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特征,时间与空间脉络的交错与协同,共同构成了金融监管制度思想演化的动力。无疑,监管思想的变更来源于市场变革,而各个时期制度的创立和创新无一不受到思想的启发、孵化与引导。无疑,制度的变革和思想的创新互相促进、互为动力。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论证1949年以来中国金融监管制度的思想变迁,既可以使我们理解中国金融监管制度理论本土化的思想根源,又为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监管理念创新和政策选择提供思想资源。本文以经济思想成长为主线,分析了金融监管制度演变的思想脉络。所以,从思想史的角度对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的演变加以系统地梳理,揭示其内在的发展演变规律,能够为探索监管制度继续完善的路径、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提供全新的思考视角。
张金艳[5]（2019）在《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文中认为作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生要素,技术创新不仅是现代生产力的重要表现,更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引发产业革命的重要内核,在新技术革命时期,尤其如此。虽然技术创新的主要参与和推动力量是企业等市场主体,但创新的持续推进离不开必要的国家干预。历次工业革命无不彰显国家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干预色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则以科技创新为内核的核心竞争力之争。2018年备受关注的中美经贸摩擦不仅仅是单纯的国际经贸摩擦,更是两国之间创新能力的博弈;不仅是技术之战,更是法律之战。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亦表明,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阶段,企业技术创新和政府作用都是构建一国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离不开相应的制度创新与有力保障。创新必需的良好法治、竞争、文化等营商环境的营造不仅是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重要目的,更是其干预的重要表现。经济法作为促进和保障经济健康、协调发展之法,对经济运行的介入和调节使命决定了其内含的国家干预本质。在众多法律制度领域,经济法在有效链接政府与市场、实现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中的重要规范与保障作用无可取代。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既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谦抑性干预,又是以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适度干预。经济法既能对技术创新行必要的促进、激励与保障作用,又能以其特有的规制功能引领技术创新朝向合理化方向发展,通过激励与规制双重维度的作用发挥,彰显其在创新驱动发展时期经济发展促进法的本质。本文立足于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和我国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基于技术创新的生产力本质和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经济职能,在经济法视域下考察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意图在经济法国家干预理念与制度保障下,正确界定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最优体制保障、最佳界限厘定等,在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充分彰显经济法在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制度作为。这既是对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必然因应,亦是经济法自身制度创新的应有之义。本文共有五章,沿着基础理论——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研究与论证逻辑进行展开。具体如下:第一章为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该章试图建构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与视域勾连。第一节首先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基本内涵展开,界定了本文研究范畴下的主要概念。本文的技术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涵盖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以及产业化运营全链条的完整经济行为,国家对其干预建立在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防范技术风险等基础之上。文中的国家干预并非广泛意义的国家干预,而是以政府等经济管理主体为主的政府干预行为,与政府干预具有概念统一性。这里的概念解读与限定意在与经济法视域下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基本研究语境与范畴保持一致。接着梳理了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回顾比较了不同阶段技术创新理论中相应国家干预元素的变迁,试图解构论文中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由来及演进。第二节重点梳理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不同理论分支,为论文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奠定直接理论基础。本节对相关理论的梳理与介绍主要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不同维度进行分类,首先从激励、引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和市场创造理论。根据传统的国家干预理论,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主要源于该领域市场失灵的存在。技术创新因其明显的知识外溢性、高风险性等特征使其具有不同于一般市场失灵的特点与表现,决定了不同的国家干预需求。在对技术创新领域传统市场失灵理论梳理与阐述的基础上,论文接着对近年来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关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市场创造理论”进行了介评与分析,意在拓宽本文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理论支撑。市场创造理论对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国家干预解读超出了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的诱因与范畴,将国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应超强规划与干预解读为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之外的市场创造的内容。这也是近年来在非主流经济学领域备受关注的全新观点,其在技术创新领域“企业家型国家”的角色定位的确反映了现代国家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无论该理论是否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其对印证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不可或缺都有所裨益。其次从防范技术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风险社会理论和负责任创新理论,意在从规制与约束技术创新负面效应的角度,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另一维度寻找理论支撑。现代社会充满了风险,其中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迅速发展带来的风险更加难以预估。技术创新作为一把双刃剑,其在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典型正外部性的同时,亦会因技术成果的滥用带来诸如环境污染、经济秩序失范、危及经济安全等负外部性,甚至会挑战道德、伦理与法律等。国家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对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进行预防与消弭,敦促技术创新主体进行负责任创新。而无论是风险社会理论还是负责任创新理论,其实都暗含了必要的国家干预需求。而其中不当的国家干预与规制本身又可能成为新的风险源泉,因此必须将这种国家干预纳入法制的框架,以避免其干预在消弭市场失灵的同时,产生新的干预失败问题。这种需求就与经济法本身的国家干预本质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因此,论文最后介绍了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为本文经济法语境下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建立自然的理论衔接。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本国经济运行之法,本身就具有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进行双重矫治与匡正的内在功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作为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必要组成部分,自然与经济法的国家干预理论具有天然契合性。论文分别从国内外经济法概念与代表性经济法国家干预理论的视角诠释该理论的主要内容。以上相关理论建立了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完整理论架构,也奠定了全文研究与论证的维度与基调。第三节针对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重点着墨,亦是本文论证的重要铺垫,主要在于解决从经济法视域下审视与论证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必要性。技术创新会影响制度创新,推动其不断发展完善;而制度创新又进一步保障与规范技术创新。论文主要基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协调互动关系,为接下来论证技术创新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奠定基础。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革命直接推动经济法的发展,同时经济法的基本特征、功能及回应性品格也决定其回应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必然性。经济法不仅要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不断回应与调适、完善自身,更应以其必要的创新与发展,保障技术创新在安全、有效的制度环境中运行。论文主要从经济法的经济性和现代性特征、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以及经济法之风险防范与规制法功能等三个方面论证经济法与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之间的必然回应关系。以上对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之间关系的论证再次夯实本文研究的范畴与语境。第二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该部分是论文研究的实证逻辑起点,目的在于通过对我国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现状的分析,探寻其中存在的问题及瓶颈。第一节主要论述了我国技术创新体制发展的不同时期、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存在的问题。经过多年科技体制改革与发展,我国技术创新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正在逐步跨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是仍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机制体制尚需完善、自主核心技术依然缺乏、距离创新型国家标准还有差距等,这些均制约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同时也对相应国家干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节重点论述了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第一个维度展开。本节首先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促进技术创新几乎是所有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首要目的,也是国家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本体现,主要在于通过克服技术创新过程各环节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更好激励和促进技术创新与发展。在技术创新的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发、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与扩散以及市场进入等不同阶段,存在的市场失灵及相应国家干预需求是不同的,因此国家介入的程度与手段也应有所区别。经济法作为规范国家干预经济运行之法,理应通过其促进经济发展的相关规范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过程中发挥其重要保障作用。论文接着阐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主要梳理了我国不同时期的科技创新政策与产业政策。此处的国家干预政策主要表现为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等顶层制度设计,也属于广义上的经济法律规范范畴。在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主要举措方面,论文分别从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主的营商环境优化,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优化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激励,主导或引导产学研协同创新等实践层面展开,意在说明及国家在技术创新领域的积极作为。最后重点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具体经济法律制度的现状。首先梳理了激励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的专门法律制度安排与相关经济立法。在专门法律制度安排领域,本文主要列举了与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相关的具体法律,重点围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新修订部分的“市场导向”亮点进行了详细解读。在相关经济法律制度部分,本文重点围绕激励技术创新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安排和维护技术创新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制度安排两个维度进行列举与介绍。前者主要体现为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关法律规范,后者则主要是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市场规制法律规范,主要在于呈现经济法在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制度保障现状和基本样貌。第三节重点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技术风险防范维度呈现我国经济法在防范技术风险领域的立法及制度现状。首先是对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论文从技术风险的定义出发,介绍了技术风险的不同成因、危害与不同分类。本文的技术风险主要是指技术应用过程中结合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产生的外部风险或负外部性,并非指技术研发过程中因其不确定性产生的内部风险,该风险类型是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过程中着力规避的对象。接着再次重申经济法对其进行规制的正当性。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目前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政策及立法体现。由于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政策在所有技术创新政策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技术风险防范的政策内容异常薄弱,因此本部分与相关经济立法一并阐述与呈现。第三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亦是本文的问题提出部分。该部分共分为三节,每一节呈现一个较为突出的困境或问题,为下文的针对性对策解决提供论证的对应框架。第一节从目前科技创新体制角度论述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困境。重点围绕现行体制下的主体同构与政策协调问题展开。体制是否顺畅直接关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效果,现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众多之累、协调沟通之困及政策弥合之惑均是制约干预效果与成本的重要因素,也是文章着力研究、探讨与试图解决的重要问题,意在通过干预体制优化下主体的同构、政策的弥合等为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扫清主体不统一与干预效果掣肘之困。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不仅是创新驱动发展之基本要义,更是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进行勾连的重要背景。在科技经济深度融合过程中,科技、经济等不同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配合甚至是深度融合必要且迫切。现有体制下,与技术创新相关的国家干预主体涵盖了科技、经济等众多管理部门,看似国家对技术创新支持与鼓励的全面覆盖,但也会呈现出干预主体繁多、机构烦冗的困扰。在国家一贯主张并力促科技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背景下,当前科技与经济管理平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沟通、协调之困无疑会阻碍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步伐,这也是导致我国长期以来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重要原因。文章从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提出及必要性入手,分析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政策联动之困。第二节重点探讨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厘定之困。国家干预界限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研究中历久弥新的话题,由于二者之间的界限始终难以准确界定,因此在技术创新领域依然具有探讨与研究的必要。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方面,依然因干预越位、缺位并存对干预适度的把握造成困扰。在防范技术风险的相关干预领域,也存在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平衡难题。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国家干预越位或缺位其实就是干预失灵的问题,对其进行充分预警有利于尽可能减少干预失败造成的损失或成本,尤其在促进技术创新的举国体制下,过度的产业政策激励未必产生应有的效果。本节最后一部分以光伏和新能源领域的产业政策实施为例,探讨了目前对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不足之困,为下文进一步思考相应的经济法矫治对策进行铺垫。第三节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本节是在第二章经济法制度现状基础上,进一步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探讨经济法律制度的不足之处。目前虽然有关于促进和规制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但是相关制度还很不完善,防范技术风险、新兴产业规制等领域亟需补缺。第四章为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本文重点选择美国和日本两个典型创新型国家作为蓝本,通过对两国不同科技经济发展和国家干预传统下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及其立法的介绍评价,为我国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体制保障、界限厘定及经济法律制度完善提供启示与借鉴。论文前两节分别围绕美国和日本的技术创新及国家干预进行介评,分别梳理了两国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国家干预及立法。美国虽然历来具有市场自由主义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具有天然的排斥和反感,但是美国崛起与创新之路却始终伴随国家干预的影子,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的“企业家型国家”角色更为彰显,不同时期的科技政策与立法一直是其国家干预的体现和保障。美国自工业革命以来就是在政府与市场协同共进下依靠技术创新的力量逐步实现其经济的迅速崛起。日本虽然也属于资本主义创新型国家,并且和美国一样经历了早期经济复苏与发展过程中市场换技术的阶段,但是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之路却与较强的国家干预紧密相随,其一路发展过来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国家干预传统与我国比较相似。日本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广泛存在的产业政策对我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与经济改革与发展更加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第三节重点总结美国、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对我国的启示。首先,无论是倾向于市场自由的美国还是重产业政策的日本,在以技术创新为内核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均离不开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而科学完善的科技创新体制是其创新成功的重要保证。其次,美国和日本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干预是以充分尊重市场为前提的适度干预,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相得益彰、游刃有余,所有相关干预手段和措施均是基于市场失灵修复或必要领域的市场塑造和引领。美国和日本均重视对政府干预失败的预警,为尽量减少政府失灵,美国一直秉承市场优先、经济自由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保持一定的忌惮和谨慎;日本为汲取创新领域相关产业政策的失败,也在不断调整干预力度与模式。再次,完善的法律制度是两国实现技术腾飞与经济跨越的重要保障。两国不仅高度重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还注重对技术创新与发展过程中相应经济风险防范的立法规制,以保障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尽量降低野蛮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道德、伦理风险与秩序失范。这些均对我国相应国家干预提供了有益启示与借鉴。第五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本章为论文的对策篇,亦是论文着力追求的创新之处,论文针对前文提及的问题,在进行域外借鉴的基础上逐一进行完善。第一节为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前文提及的第一个突出问题相对应。论文认为,解决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体制之困的关键是应积极探索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通过进一步优化、整合科技与经济管理部门,使其具备从技术研发到投入市场、转化为产业的全链条技术创新管理与干预能力,避免因现行科技、经济管理体制相对分立下出现的干预低效问题。论文首先提出了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探索,介绍了大部制改革的含义及我国历次改革的概况,指出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现实需求和地方科技与经济管理大部制改革的探索等改革的内在动力和改革的基础,同时分析了改革面临的困境,进而提出了深度推进的具体措施等。由于大部制改革的推进并非一蹴而就,在现行体制下关键是解决好现有干预主体以及相关干预政策之间的协调与联动问题,论文针对以上问题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在现行体制下,尽量加强相关干预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通过建立相应的沟通协调机制,降低干预的沟通成本问题;加强政策实施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减少政策实施中的掣肘与低效问题。第二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分别从应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内容为对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的客观审视。文章主要从坚守市场失灵弥补之边界,正视引领、塑造市场的超强干预之边界和探索技术风险防范之边界三方面展开。首先,技术创新是以企业等市场主体为主的自发行为,动力主要源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实现的需要,放松管制、减少干预是技术创新所需的最佳外部环境。产业革命与转型是技术创新的最终归宿,只有尊重市场规律的谦抑干预、适度干预,才能真正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其次,国家在基础研究和重大技术、关键技术创新领域的超强引领与干预必不可少,意在发挥其“企业家型国家”角色,这也和我国建构型、过渡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契合。再次,在抑制、消弭、防范技术创新风险和保障经济安全领域,国家亦负有重要的干预责任,文章强调了对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强化与重视,不仅与前文的风险社会及负责任创新理论因应,又与文章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经济法律制度设计进行呼应。第二部分为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首先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基本互动规则,接着阐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适度原则,该部分主要结合经济法国家适度干预原则进行论证。适度干预或需要干预其实是对国家干预界限的一种笼统却又相对灵活的表达,适度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干预的越位或缺位问题。政府失灵的存在更需要国家在干预经济运行中始终保持谦抑的品格,以需要国家干预作为介入经济运行的边界标准。引领、主导型超强干预抑或以尊重市场为前提的谦抑、必要干预均以正确发挥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己任。本部分对适度干预的必要性、判定原则、判定标准及适度把握等进行了阐述。国家干预的界限与限度掌握不好,极易产生国家干预失败。第三部分重点论述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及矫治。首先论述了国家干预失败的含义、原因及表现。在对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失灵进行界定与论述的基础上结合技术创新领域对其表现进行阐述。国家干预失灵或政府失灵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不可回避但却难以有效解决与矫治的问题,技术创新领域亦是如此。本节最后一部分提出了相应的矫治方案。首先论述了公共选择学派关于政府失灵的一般矫治手段。但是无论是改革宪政、财政立宪还是引入公共部门的竞争与激励机制均非经济法视域下能够解决的问题。文章接着从立法、执法、司法及社会监督等方面简要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失败的综合矫治对策。经济法视域下的矫治与匡正主要借助于经济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完善,将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行为纳入经济法律制度框架本身即是一种矫治,也是经济法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矫治功能的重要体现。因此,文中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的经济法矫治其实就是通过相应的经济法律制度设计将其干预行为纳入法制的框架,也为文章最后一节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埋下伏笔。第三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呼应论文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主要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制度完善问题。本节共有三部分内容,首先结合目前技术创新国家干预领域的政策与法律现状、困境,进一步强调了加强经济法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其实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既是广义的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对其干预行为的一种规范与保障。接着呼应全文关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基本维度,分别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展开对经济法律制度完善与创新的论述。前者主要论述了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等领域相关法律制度和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竞争法律制度的完善,更好发挥经济法在弥补市场失灵,促进、激励创新方面的作用;后者则从防范新技术发展下共享经济、金融科技、人工智能产业、基因技术应用等新业态、新经济相应风险维度,通过相应市场监管或规制法律制度的创新或完善,发挥经济法通过必要的国家干预以防范相应经济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其中贯穿了国家干预过程中对鼓励创新与必要监管、创新主体私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兼顾、创新自由与国家安全等兼顾的综合平衡与考量,亦对新技术革命时期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元共治下的国家干预定位进行思考。结论部分再次重申关注与研究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重要性,并对未尽研究进行展望。要充分发挥经济法在促进、鼓励技术创新与有效防范、规制相应技术风险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合理厘定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正确把握干预的限度,对干预失灵进行充分预警并进行相应的矫治,同时还应关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主体同构问题。只有遵循制度创新保障和决定技术创新的规律,对经济法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与完善,才能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和创新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负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
徐澜波[6]（2013）在《宏观调控法治化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宏观调控”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用来诠释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一个关键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宏观调控的尝试并将其常态化。在现代法治社会和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和政府的行为需要法律和制度来规范而有所“克制”,以此民众的权利和利益才能得以尊重和保障。宏观调控作为国家和政府的行为也必须在法律和制度的“制约”与“规范”下得以有序、良性地运行,从而形成法治化的宏观调控。目前,我国社会各界对是否应当实行法治化的宏观调控,以及在肯定宏观调控应当法治化前提下对宏观调控法治化内涵中的相关问题还有不同的认识,有必要从宏观调控和宏观调控法治化的内涵与特点出发,根据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的法律调整对象理论、宏观经济调节理论、权力与权利起源和分类理论、国家行为与权力监督理论、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理论等,分析我国宏观调控法治化和制定宏观调控基本法的必要性、宏观调控手段规范化和宏观调控权配置的原则和方法、宏观调控权的政治和法律属性与宏观调控的可诉性；辨析宏观调控适宜于政策化调整、按宏观调控过程和阶段在国家机关之间配置宏观调控权、宏观调控手段等同于政府控制手段、宏观调控权的政治与法律属性是权利和权力与权利兼于一体、宏观调控是国家行为不具有可诉性等观点的认识误区。宏观调控法律的调整对象是国家和政府在实施宏观调控活动中所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关系,宏观调控法治化的关键是规范、控制宏观调控权力的运行,以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宏观调控手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宏观调控手段搭配的不固定性、宏观调控严密而准确决策的困难性和宏观调控效果的不确定性等理由来否定宏观调控的法律化,既混淆了宏观调控的对象与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也是违背法治基本要求的,是将法治和法律实用化、工具化；以设权、分权、责任追究而实现的宏观调控法治化是不全面的法治化或者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化,其设定的这种责任追究也是不全面的。宏观调控法律体系中如果缺少或者根本不需要这部分规范的话,就不是现代法治应有之义中的“法律化”宏观调控。规范的宏观调控内涵是“国家和政府运用经理论逻辑论证和实践证明的经济变量手段,直接作用于国民经济总量各构成,间接影响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的各种再生产行为,以实现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和公平分配等宏观经济协调发展目标的经济管理活动”。实现宏观调控法治化,必须建立完善的宏观调控法律体系,依法明确宏观调控的主体及其宏观调控权范围、划定宏观调控的领域、明确宏观调控的手段、程序、法律责任等等。虽然将宏观调控权的政治和法律属性界定为兼具权力和权利特性的观点其基本立论是有客观基础的,特别是其强调权力来源于权利和利益、权力离不开权利的分析,符合权力是权利主体共同为维护权利而尊崇的社会公共力量这一权力产生的客观性；但是,其没有准确理解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以权力与权利的联系性取代了两者各自的本质属性,混淆了国家及其代表组织（国家机关）行使国家调节经济的职能及其行为与由国家实现其经济调节职能而委托具体的社会经济组织（主要是国家投资的企业）从事特定的市场经营功能与行为,来实现具体的经济目的和指标两者之间的不同宪政属性。按照这种观点指导和规范我国宏观调控实践也会给宏观调控法治化造成一定的偏差,不利于实现我国宏观调控真正的法治化。财政手段和货币手段是典型的宏观调控手段；引导宏观经济指标协调发展的规划应该成为宏观调控手段；产业政策缺乏自己特有的调节产业结构的措施和方法,难以成为独立的宏观调控手段；政府对汇率的控制和干预措施中有部分措施（中央银行参与市场外汇买卖）可纳入宏观调控手段；政府的价格干预措施不符合间接干预社会经济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宏观调控特质,难以成为宏观调控手段；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主要是以既有的行政直接干预社会经济活动的行为目标、在客观对象等意义上所使用的,并非是调节宏观经济协调发展方法、措施意义上的宏观调控手段。与此相适应,在现代法治原则下,不管是一般国家管理意义上的还是宏观经济调控意义上的财政手段、税收手段的运用,要求赋予具有代议性的立法机关享有。运用货币手段进行宏观调控活动而需要民意监督和民意代表机关的代议与制约的要求,相对于运用财政手段进行宏观调控活动的就低得多了,该权力往往由中央行政政府所属的或者独立的中央银行或类似于中央银行的机构所享有。作为宏观调控手段之一的规划,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全民利益,其编制、审批应由全民参与,因此规划宏观调控权应当由具有从形式和实质代表性的国家代议机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享有。作为宏观调控手段之一的并影响汇率的由中央银行参与外汇买卖的活动属于国家参与的市场活动,其既代表了国家的意图又具有一定的经济主体身份,并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在我国将运用这一宏观调控手段的权利配置给我国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符合实施该手段的专业对口性、实施宏观调控行为的统一性以及实现宏观调控（货币）目标的便利性要求,有利于对中国人民银行运用汇率手段调节人民币与外汇汇率行为的规范化。宏观调控是一个概括性的具有较丰富内涵的行使国家公权力的行为,特别是宏观调控手段和措施的多样性决定了参与宏观调控的国家机关和有关组织的宪政性质有所不同,其所实施的宏观调控行为的宪政性质也有所不同,并因此承担不同的宏观调控责任后果；宏观调控行为可诉性的内涵是宏观调控的法律责任。司法审查宏观调控行为是否承担法律责任的标准只能是宏观调控行为的合法与否,与宏观调控的内容如何、结果如何无关。从现代法治的应然性看,任何国家机关以及代行公权力的社会组织的宏观调控违宪、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都是不可豁免的。现有主张制定我国宏观调控基本法的着述过于强调制定宏观调控基本法的抽象理性理由和意义,对其中基于我国宏观调控立法和法律实施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或弊端而需要宏观调控基本法予以调整和规制的必要性,没有进行具体事例的列举、分析、证明；并且,也未回答我国现有的用以调整运用货币、信贷、财政、税收、规划、汇率等手段进行宏观调控所产生相关社会关系的单行法律、法规是否能够胜任现实宏观调控法治化需求的问题。单行的宏观调控法律、法规无法也不可能界定规范化的宏观调控概念,仅有单行宏观调控法律、法规无法对宏观调控目标及实施宏观调控手段的基本判断条件作全面性规范；完整配置宏观调控权力、明确宏观调控法律责任,建设宏观调控违法审查机制等需要制定宏观调控基本法；形成宏观调控的基本原则需要制定宏观调控基本法。制定宏观调控基本法事关宏观调控权的配置、宏观调控的法律关系、宏观调控的绩效评估、宏观调控的监督管理、宏观调控的法律责任等。
李其成[7]（2019）在《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文中指出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的核心是金融监管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是否需要以及应该如何配置。中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尤其是金融混业经营、金融创新以及地方金融业的繁荣,对中国现有中央集权垂直式的监管权力配置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现有监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金融业的剧烈变化。当前各国都在着力加强对金融整体性风险的防范,如何对新型金融活动进行有效监管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中国过去对于金融监管体制的研究都相对集中在中央一级政府部门间金融监管权的配置上,对地方政府能否享有以及如何享有金融监管权问题的研究相对缺乏。面对市场的新变化,地方政府实际已广泛参与到了地方金融监管之上,承担着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但不同地方金融监管模式差异较大,尚未形成成熟统一的模式,且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在定位、正当性、内容等重要问题上仍有待进一步研究。研究地方政府及其部门能否享有以及如何行使金融监管权,应首先明确金融监管权的性质、地位、特征等问题。金融监管权的根本属性是公权力,并呈现多元性与多重性特征,这决定了其行使需要合理配置。在权力的配置过程中,中央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配置以权力的“功能性”理论为基础,而监管权力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配置则以“结构性”理论为理论基础。在“结构性”理论下,我国金融市场、权力结构、政府职能等因素共同决定并创生了中国进行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迫切内在需求,其中地方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是第一大动因,地方政府的金融竞争是直接动力,维护金融安全是根本目的,而国家权力结构改革是其政治背景。我国现有监管模式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和国情条件。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配置状况及其得失,对现有配置模式的建构和完善有重要意义。作为国家公权力之一的金融监管权,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一部分,服从并深受国家权力央地分配的制约。具体到金融领域,其历程可总结为:从金融中央集权到有限的地方竞争——中央逐渐削弱地方政府对金融行业的影响力——为应对全球局势而进一步向中央集中——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之路确立。当前,坚决走市场化道路,应是最大的国情,亟需金融监管权配置模式改革与之适应。中国当前监管模式为中央“一行两会”为主体、多头分工式的中央一级金融监管,中央监管权在地方通过地方派出机构履行职能,权力主要集中于中央一级,存在协调不力、监管真空、限制创新、制约发展等突出问题,亟需向地方政府配置权力,让地方政府参与监管,弥补中央政府监管的不足。当前地方政府通过中央政府及其部门政策、文件等方式获得一定的金融监管权,是一种实用主义做法,虽无法律、法规明确、具体的授权,但有模糊的事实上的监管权力。国家最新政策明确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的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呈现了双层监管的发展趋势。中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模式发展至今,已经明显不能适应市场化的需求,存在诸多的困境。地方政府缺乏法定的金融监管权,对于金融监管事务的参与,均是通过中央行政管理部门的个别授权,或地方政府的主动承担,缺乏制度化、体系化的权力配置。这种监管权集中于中央一级的配置模式,不论是应对传统金融模式及其创新,还是应对发展迅猛的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都力不从心。其中最关键的缺陷在于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合法性危机,导致监管对象覆盖不足、制度弹性缺失、地方立法权缺位、责任不明等问题。就央地分权而言,世界上现存在分权型多层监管模式以及单层监管两种模式,前者以美国和加拿大为典型,后者是大多数国家采用的监管模式。美国和加拿大存在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金融监管机构,各自在金融监管的事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英、德、日等国均为非典型的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仍以中央政府监管为主。总体而言,其他国家或地区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之于中国的启示,在于其权力配置方式和依据的法治化。相比较而言,中国地方政府并非完全不存在金融监管权,但在中国现有配置模式中,除个别地区通过地方法规形式予以确定之外,均是行政式的、实用主义的配置模式,缺乏法治化的特征。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启示还在于其无论何种央地配置模式,并不存在优劣之分,只有与国情合适与否。央地分层的监管体制与中央集权式的监管体制,受到联邦制或单一制国家形式的极大影响,但是二者并非一一对应,最终决定其模式的,是一国的金融市场及金融制度赖以存在的整个国情。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实用主义配置的现实,已经显着表明向其配置权力的必要性。而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制度化,应该在重新厘清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动因、目标、价值及原则的基础上,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首要价值定位于维护地方金融市场的安全稳定;其次要有利于提升金融监管的效率;最后,还应有利于实现地方经济民主。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的目标,则是实现金融监管权理论上的结构化、制度上的法治化和实践中的高效率。为此,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应当以合理分权、依法分权和权责对等为主要原则,坚持法治化的根本路径。中国当前最根本症结并非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有无的问题,而在于法治化的缺失。考虑到地方金融市场的特殊性,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应当充分发挥各地方权力机构的作用,通过地方立法进行地方金融监管权的配置。金融监管权主体、对象、内容的配置,应把握以下原则:主体上,要坚持地方监管机构的独立化、专业化和责任化,并建立地方统筹监管、中央指导的央地监管机构关系;内容上,必须厘清地方金融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地方监管与中央监管之间的两个界限。此外,任何规范的有效运行都离不开其所在的制度体系,金融监管权的科学化央地配置,应当以完善的顶层权力配置为依托,改严格分业式监管为统筹式监管、完善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的关系、完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国家救助制度和存款保险制度等,从而培育强大而稳健的市场机制,从根本上减少市场失灵。
徐澜波[8]（2014）在《我国宏观调控权配置论辨正——兼论宏观调控手段体系的规范化》文中提出宏观调控权作为国家和政府调节经济的权力,以宏观调控行为和活动的能力、范围、可能性及其中的利益为客体。宏观调控行为和活动的具体形式是宏观调控手段,也是宏观调控权配置的客观依据。与此相适应,应将运用财政手段、税收手段、计划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权力赋予具有代议性的立法机关:将运用货币手段和外汇买卖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权力配置给中央政府所属或独立的中央银行或类似于中央银行的机构所享有。当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将委托给国务院的税收立法权收回,并给地方政府配置独立的发行地方政府债的权力。
张岱[9]（2018）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健全现代金融体系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和命脉,金融改革是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稳定、包容、可持续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对于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和健康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至关重要的意义。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中国政府健全中国现代金融体系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是对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历届党中央、中国政府探索金融体系改革理论与建设现代金融体系实践的继承和发展。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为适应和满足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金融领域建立了“大一统”的银行体系模式。这种银行体系模式,存在组织机构单一、完全以计划为导向、银行集管理与经营于一身、没有独立的中央银行、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而不是经济和法律手段从事金融活动、对银行信贷管得过多过死等弊端,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缺乏活力和生机,没有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所以,在经济体制改革启动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金融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解决金融组织不健全、市场化主客体缺失、创新动力不足、金融市场结构失衡、金融法律不健全等问题。实行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以前,中国金融改革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金融组织的恢复与金融体系的构建阶段（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前）。在这一阶段,党中央采取的以下重大决策对金融体制改革影响甚大,一是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由此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二是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初步明确的顶层设计;三是1987年十三大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基本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要引入市场机制。经过这一阶段的改革,中国金融组织体系初步形成,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机制得到扩展。第二个阶段是全面市场化改革和现代金融体系初步形成阶段（从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至2012年十八大召开之前）。在这一阶段,党中央和国务院做出了两项决定,表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全面加速:一是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二是同年12月25日国务院做出的《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两项决定为中国金融改革定下了基调。这个阶段的金融改革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金融业的治理整顿和配套改革。具体措施是,将实行多年的官方汇率、调剂汇率和黑市汇率并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加快推进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和世界金融体系的步伐;成立国家开发银行、国家进出口银行、国家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把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分离开来;将原城市信用社先是改造为城市合作银行,后又更名为城市商业银行。推动经济比较发达的北京、上海和深圳建立以城市命名的现代商业银行;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等,初步形成了规范金融活动的法律体系框架;对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取消信贷规模管理;完善金融监管,成立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保监会）,从而形成人民银行负责货币政策和银行业监管、中国证监会负责证券期货业监管、中国保监会负责保险业监管的分业监管体制。二是金融体系的整体改革,包括国有金融机构的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制、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推进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推进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大力推进金融设施建设、构建陆港金融业互惠互动关系、积极应对金融领域出现的新问题等等。总之,十八大以前的金融改革和金融体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改革和金融体系本身仍然存在如下缺陷:一是在金融改革和金融体系建设过程中,比较重视问题导向而不太重视价值导向,或者说,对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处理得不够理想,始终没有建立起全面、系统、相互配套和立体化的金融改革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二是已经建立的金融体系存在着结构性和功能性缺失,导致其在全球配置资源和分散风险的能力还不够强大。三是金融政策体系不完善,货币政策操作机制存在数量调控效力递减、传导机制不畅,利率政策调控效力低,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不能有效调节国际收支,维持汇率稳定的成本较高,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缓慢,企业风险意识淡薄等问题。四是金融机构混业经营趋势与分业监管模式不相匹配,不能充分保障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针对以上问题,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中国政府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理论体系、制度体系、市场体系和监管体系,展开了深入、系统和全方位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作出了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和供给测结构性改革,引入金融改革实践和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明确提出将“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作为金融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和主要任务,提出了比较全面系统的金融改革和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构想。这些构想包括: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体系、金融机构体系、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系和外汇市场体制机制;进一步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股权结构、激励约束机制和风险内控机制;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发展非国有中小型银行;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畅通股权融资渠道,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增加直接融资比重;完善保险经济补偿机制,建立巨灾保险制度,发展普惠金融;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健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提升资本双向开放程度、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建设,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补齐风险监管预警和早期干预机制短板,强化金融基础设施统筹监管和互联互通,明确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理责任,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增强金融有序竞争,完善金融风险防控机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此外,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充分保障金融市场稳定和高效运行,从而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理论体系架构。在金融改革实践和现代金融体系构建方面,随着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党中央和中国政府积极探索并制定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加快推进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金融体系,纠正过分追求GDP增长,重视经济发展规模,忽视经济发展质量,产业结构不合理,金融发展“脱实向虚”,背离服务实体经济的偏向;总结国内外金融业发展经验,制定全面深化金融改革措施,健全金融组织机构,加强金融立法,引导和促进金融向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回归;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包括积极稳妥推进金融机构改革,加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拓宽保险资金支持实体经济渠道,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健全金融调控架构体系;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健全金融监管制度,完善金融监管措施,提高金融监管专业化水平。经过五年蹄疾步稳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坚决破除金融体制机制弊端和制度障碍,着力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大拓展改革广度和深度,金融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基本实现了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金融改革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金融改革有效推进并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的主要经验在于:第一,始终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严格遵循金融改革和发展规律,坚定不移地走市场化金融改革发展道路;第二,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正确处理金融和经济的关系,保障金融改革的正确发展方向;第三,坚持正确认识和处理金融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始终把“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作为党在金融领域的三项主要任务,强调三项任务之间的内在联系性,在实践中体现金融改革、发展和稳定的辩证关系,即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发展是改革的目的、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第四,坚持把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增强金融风险防控意识和责任意识,构建与金融市场发展相适应的监管体制,明确金融监管对象和目标,规范金融监管范围,创新金融监管手段;第五,坚持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协调发展,推进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积极解决混业经营与分业监管不匹配问题,协同推进公司治理结构与监管体制改革,改变监管力量分散、效率低下现象,解决监管权责不对称问题。当然,改革是一个逐渐深化和不断发展的过程,金融改革和发展是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永恒主题。目前的中国金融体系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而且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一是进一步构建符合国情的现代金融理论体系。具体包括:创新金融改革理念,完善金融理论体系,正确和科学处理金融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构建有利于金融稳健发展的政府与市场关系;二是继续审慎推进金融体系改革。具体包括:以法治思维和市场化方式推进金融改革,坚持整体性、系统化、协同性金融改革,构建稳健、高效、包容式发展的金融体系;三是完善金融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具体包括:进一步加强公司内部组织建设,强化治理机构履职效力;构建科学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提升防范风险的内控能力;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中的领导作用;四是构建综合型监管体制。具体包括:构建统一的监管模式,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强化市场行为监管,推进金融监管创新。
刘建平[10]（2014）在《转型时期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后危机阶段,各国经济复苏具有不均衡和不确定的复杂特征。中国率先实现了复苏,但面临着复苏动力不足,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压力并存的复杂态势。宏观调控处于两难的境地,政策目标在保增长与结构转型之间难以取得均衡。这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从未遇到的新局势和困难,对中国宏观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对宏观调控政策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在实践当中,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宏观调理论在不断地发展,但是解决了经济过热的问题,又产生过冷的问题；解决了通货膨胀的问题,又产生通货紧缩的问题。事实上,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反而可能会成为诱发下一轮危机的制度性因素。当前中国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是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包括凯恩斯的失业均衡理论、现代非瓦尔拉均衡理论以及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等。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体系主要有财政政策以及货币政策两种政策手段。经济实践当中这些传统宏观调控政策因为忽视差异化而呈现一刀切的常态,常常容易导致经济过冷与过热交替出现。探索和建立差异化视角下的宏观调控经济的理论体系,可以为传统的宏观调控增添新的手段,并为宏观经济调控提供新的政策视角和工具。回顾历次宏观调控的实践以总结相应的周期性波动和宏观调控范式,探讨统一的宏观调控体系差异化问题以及相应的政策完善、思路和对策对于解决中国宏观调控面临的困境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中国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在金融危机以来,面对中国经济所处的复杂局面,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中国宏观经济所呈现的态势一方面说明了政府应对危机的宏观调控措施得当,但另一方面也再次印证了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交替使用也面临导致经济的冷热反复的困境。通过探索宏观调控政策的差异化问题,可以在实践上丰富和完善宏观调控手段,可以进一步明确宏观调控的空间指向和产业指向,实现宏观调控的有保有压,提高微观经济主体的适应性,从而提高宏观调控政策的政策效应,避免经济运行呈现大起大落式的周期性波动。本文系统研究了中国转型时期的宏观调控。回顾和分析了转型时期中国宏观调控的实践,以及在调控实践当中所采取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演变过程。研究了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规律、形成机制以及中国宏观调控的范式。重点研究了转型时期宏观调控政策的差异效应形成机制与影响以及转型时期宏观调控主体行为差异及影响等。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完善宏观经济调控的思路,并从区域政策入手,以空间和差异化的视角提出优化宏观调控的对策。本文界定了本研究涉及的“转型时期”、“宏观调控”等基本概念,梳理了西方国家关于宏观调控思想与理论的演变和发展过程,深入分析了一国政府必须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和管理的客观依据。本文系统回顾了转型时期中国政府进行的几次宏观调控的背景、过程和效果,总结了转型时期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演变,分析了转型时期宏观调控的部分缺陷。本文对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与宏观调控范式进行了总结,研究了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规律与原因,总结了转型时期中国宏观调控的目标选择、手段选择和应用、决策机制以及宏观调控范式的基本框架。本文分析了转型时期中国宏观调控的政策差异效应问题。总结了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差异化的体现,包括区域发展差异化、产业发展差异化、城乡发展差异化以及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差异化等。分析了统一的财政货币政策与经济发展差异化的矛盾。研究了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差异化的影响及形成机制。本文分析了转型时期中国宏观调控的主体行为差异问题,界定了转型时期中国宏观调控的决策主体、实施主体,包括目标差异、行为差异等。分析了决策主体和实施主体之间的不合作博弈行为的表现、形成原因以及对宏观调控产生的效应。本文分析了转型经济对宏观调控的要求。总结了转型经济在形成路径、发展主导模式以及总量和结构问题并存的特殊性。分析了转型经济因其特殊性而对宏观调控提出的系列要求。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完善宏观经济调控的思路和对策,提出了宏观经济调控要创新思路,把握好政府和市场、中央和地方关系,并充分发挥深化改革对宏观经济调控的牵引作用。同时,提出区域政策是宏观调控实现差异化目标的有效途径之一以及区域政策与产业政策相协调、构建统一货币政策框架下的区域货币政策、构建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的区域财政政策的优化对策。
二、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作用为什么难以发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作用为什么难以发挥（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研究的缘由 |
| (二)研究的理论意义 |
| (三)研究的实际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综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目标、研究内容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内容 |
| (三)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逻辑推理论证法 |
| (三)定性分析法 |
| (四)比较分析法 |
| 五、研究重点和创新点 |
| (一)本文的研究重点 |
| (二)本文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金融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根本依据 |
| 一、马克思的金融思想 |
| 二、恩格斯的金融思想 |
| 三、列宁的金融思想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历史发展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历史资源 |
| 一、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1925-1949) |
| 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1949-1978) |
| 三、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1978—1992) |
|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的金融思想(1992-2002) |
| 五、进入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2002 年—2012 年) |
| 第三节 现代金融理论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重要的理论借鉴 |
| 一、货币基础理论 |
| 二、信用理论 |
| 三、利息与利率理论 |
| 四、货币均衡论 |
| 五、货币政策理论 |
| 六、开放金融理论 |
| 七、金融危机理论 |
| 八、金融创新理论 |
| 第二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金融工作 |
| 一、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工作(1925-1927 年) |
| 二、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工作(1928-1934 年) |
| 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工作(1937-1945 年) |
| 四、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工作(1945-1949 年)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党的金融工作 |
|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 年)党的金融工作 |
| 二、社会主义改造至改革开放前(1953-1978 年)党的金融工作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至十八大以前党的金融工作 |
| 一、金融体制的初步改革和金融业务的初步改组 |
| 二、金融体系的加强和巩固 |
| 三、金融行业进一步发展和壮大 |
| 第四节 十八大以来党的主要金融工作 |
| 一、深化金融市场化改革 |
| 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
| 三、加大金融开放程度 |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国内背景 |
| 一、经济结构亟待转型升级 |
| 二、金融业“脱实向虚”问题日益严重 |
| 三、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三大攻坚战 |
| 四、为实现金融强国梦需做好战略规划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国际背景 |
| 一、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 |
| 二、美元霸权局面仍然持续 |
| 三、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速 |
| 四、国际金融体系现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 |
| 第一节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我国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 |
| 一、关于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论述 |
| 二、关于发展普惠金融的论述 |
| 三、关于发展绿色金融的论述 |
| 四、关于发展科技金融的论述 |
| 五、关于金融安全的论述 |
| 六、关于深化金融改革的论述 |
| 七、关于国际金融的论述 |
| 八、关于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的论述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一、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思想 |
| 二、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思想 |
| 三、正确处理市场调节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关系的思想 |
| 四、积极发展普惠金融的思想 |
| 五、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的思想 |
| 六、完善全球金融治理的思想 |
| 七、维护金融安全的思想 |
| 八、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的思想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主要内容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基本特征和重要价值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基本特征 |
| 一、金融宏观与微观相配合 |
| 二、金融以经济为基础,以政治为导向 |
| 三、金融以实体经济为主,虚拟经济为辅 |
| 四、金融改革与开放相结合 |
| 五、金融供给与需求相平衡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重要价值 |
|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理论价值 |
|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实践价值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的有关研究积累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2）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维护经济稳定,为“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
| 1.2.2 发挥合力共同优化结构调整,促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
| 1.2.3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共同实现宏观调控总目标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 |
| 1.3.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3 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
| 1.4.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1.4.3 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相结合 |
| 1.5 研究框架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论文创新点 |
| 1.6.2 论文难点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相关研究 |
| 2.1.2 国内相关研究 |
| 2.2 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 |
| 2.2.2 经济周期理论 |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2.4 凯恩斯主义流派 |
| 2.2.5 其他理论 |
| 2.3 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模型 |
| 2.3.1 IS-LM曲线——封闭经济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
| 2.3.2 米德冲突——单一政策无法兼顾内外均衡 |
| 2.3.3 丁伯根法则——不同经济目标需要不同的政策工具 |
| 2.3.4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下财政货币政策效果不同 |
| 2.4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启示与不足 |
| 2.4.1 我国宏观调控与西方国家干预等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
| 2.4.2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不足 |
| 2.5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 |
| 2.5.1 短期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侧重需求管理 |
| 2.5.2 长期注重优化结构提高经济质量,侧重供给管理 |
| 2.5.3 加强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和效率 |
| 3 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经验与启示 |
| 3.1 美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1.1 “罗斯福新政”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2 二战期间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3 二战后至7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4 20世纪8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5 20世纪9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6 21世纪国际金融危机前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2 日本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2.1 财政政策的演进 |
| 3.2.2 货币政策的演进 |
| 3.2.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3 德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情况 |
| 3.3.1 二战后到60年代中期中性的财政政策和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2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3 80年代初至2008年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4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概况 |
| 3.4.1 美国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2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3 德国应对金融危机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5 国际经验的启示 |
| 3.5.1 两大政策共同维护经济基本稳定 |
| 3.5.2 两大政策配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3.5.3 充分利用国债功能助力两大政策实现各自目标 |
| 4 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 |
| 4.1 从双松到双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3年—1997年) |
| 4.1.1 从双松转向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1.2 两大政策共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
| 4.1.3 央行试行以国债为公开市场操作对象 |
| 4.2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8年—2004年) |
| 4.2.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2.2 共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经济总体稳定 |
| 4.2.3 利用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商业银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4.2.4 国债期限结构受限央票成为公开市场业务主力 |
| 4.3 双稳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5年—2008年) |
| 4.3.1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3.2 两大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
| 4.3.3 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进行投资 |
| 4.4 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8年—2011年) |
| 4.4.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 4.4.2 共同支持4万亿投资应对经济下滑 |
| 4.4.3 共同支持结构调整促进出口、投资和消费 |
| 4.4.4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逐步增加 |
| 4.5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11年—今) |
| 4.5.1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5.2 两大政策定向扶持相关领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4.5.3 两大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 4.5.4 两大政策加大国债、国库现金工具协调配合力度 |
| 5 两大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与原因探析 |
| 5.1 实际GDP增速、赤字率及货币供给M2增速关系的实证研究 |
| 5.1.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5.1.2 基本检验 |
| 5.1.3 VAP模型建立及检验 |
| 5.1.4 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 |
| 5.1.5 实证分析结论 |
| 5.2 原因探析 |
| 5.2.1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 |
| 5.2.2 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 |
| 5.2.3 货币政策目标与执行传导力度需合理把握 |
| 6 两大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与原因解析 |
| 6.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6.1.1 样本数据选取及说明 |
| 6.1.2 计量方法 |
| 6.2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1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2 两大政策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3 两大政策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4 两大政策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5 实证分析结论 |
| 6.3 原因解析 |
| 6.3.1 单靠任一政策作用有限,难以发挥合力促进结构调整 |
| 6.3.2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的机制和端口支撑 |
| 6.3.3 各地差异较大,执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方式和效果不一 |
| 7 两大政策工具在协调配合中的实证分析及原因分析 |
| 7.1 国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分析 |
| 7.1.1 外汇占款大幅波动使货币供给较为被动 |
| 7.1.2 外汇占款过多影响金融机构资金效率和货币政策有效贯彻 |
| 7.1.3 利用特别国债创新外汇管理仍未解决货币供给难题 |
| 7.1.4 利用“央票”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冲“外汇”效率低于国债 |
| 7.2 国库现金对货币供给量的VECM模型实证分析 |
| 7.2.1 变量选择及单位根检验 |
| 7.2.2 国库现金影响流通中的现金(M0)的实证分析 |
| 7.2.3 国库现金影响狭义货币供给量(M1)的实证分析 |
| 7.2.4 国库现金影响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实证分析 |
| 7.2.5 实证分析结论 |
| 7.3 原因分析 |
| 7.3.1 央行持有国债规模和比例过低 |
| 7.3.2 国债规模的安全区间难以确定,国债管理有待提高 |
| 7.3.3 国债市场尚不完善 |
| 7.3.4 缴税周期性特征使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
| 7.3.5 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
| 7.3.6 中央国库现金进行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管理有待进一步提高 |
| 7.3.7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机制 |
| 8 完善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
| 8.1 宏观经济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形势 |
| 8.1.1 国际经济新形势 |
| 8.1.2 国内经济新形势 |
| 8.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的总体战略基调 |
| 8.3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机制 |
| 8.4 短期维护经济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优势 |
| 8.4.1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8.4.2 发挥政府投融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 |
| 8.4.3 利用国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
| 8.5 长期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侧重供给管理 |
| 8.5.1 两大政策协调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
| 8.5.2 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 |
| 8.6 加大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力度,提高政策效率 |
| 8.6.1 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管理 |
| 8.6.2 善于利用国债、国库现金增加货币供应量调控的主动权 |
| 8.7 进一步完善其他制度供给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3）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结构安排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基础理论与相关文献评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对金融开放的理解 |
| 2.1.2 对中国金融开放阶段的历史界定 |
| 2.1.3 对被动开放和主动开放的理解 |
| 2.1.4 对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界定 |
| 2.1.5 对发展的理解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内生增长理论 |
| 2.2.2 自组织理论 |
| 2.2.3 理论基础的适用性分析 |
| 2.3 相关文献评述 |
| 2.3.1 市场开放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影响 |
| 2.3.2 1840-1927年间中国本土金融机构的发展 |
| 2.3.3 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业发展 |
| 2.3.4 对现有文献的评价 |
| 第3章 被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840-1927年) |
| 3.1 五口通商与近代金融市场被动开放 |
| 3.2 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银行对华资本牵制 |
| 3.2.1 外国在华银行市场进入及市场垄断 |
| 3.2.2 外国在华银行对旧式金融机构的资本牵制 |
| 3.2.3 中外金融机构互动实质:资本侵略 |
| 3.3 旧式金融机构的历史沉浮 |
| 3.3.1 本土钱庄的近代化转型 |
| 3.3.2 本土票号的时代衰落 |
| 3.4 现代银行业的曲折探索 |
| 3.4.1 发展背景:外商银行干涉与封建势力阻挠 |
| 3.4.2 “官护”银行兴起阶段 |
| 3.4.3 华资银行新设阶段 |
| 3.4.4 本土银行业联合发展阶段 |
| 3.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4章 主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后) |
| 4.1 改革开放与中国金融市场主动开放 |
| 4.2 市场开放与中国银行业“顶层设计”(1978-2001年) |
| 4.2.1 “开大门”的金融开放 |
| 4.2.2 建立中央银行制度 |
| 4.2.3 探索国有银行改革 |
| 4.2.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搭建二级银行体系 |
| 4.3 扩大对外开放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深化调整(2001-2008年) |
| 4.3.1 全面对外开放 |
| 4.3.2 准确定义中央银行地位 |
| 4.3.3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
| 4.3.4 “准体制外”股份制商业银行深化改革 |
| 4.3.5 发展城市商业银行 |
| 4.3.6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本土银行业增量改革 |
| 4.4 后危机时代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多元化布局(2008年后) |
| 4.4.1 中国银行业“走进”国际视野 |
| 4.4.2 中央银行制度完善 |
| 4.4.3 农村金融机构深化发展 |
| 4.4.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建立多元银行体系 |
| 4.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5章 被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5.1 实证分析背景 |
| 5.2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2.1 研究方法 |
| 5.2.2 研究对象 |
| 5.2.3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 |
| 5.3.1 研究假设 |
| 5.3.2 研究方法介绍 |
| 5.3.3 样本的基本特征与相关性分析 |
| 5.3.4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5.3.5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 5.3.6 中介效应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主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6.1 变量介绍及数据来源 |
| 6.1.1 数据来源 |
| 6.1.2 研究模型介绍 |
| 6.1.3 变量介绍 |
| 6.1.4 变量基本统计量 |
| 6.1.5 共线性和相关性检验 |
| 6.2 主动开放影响实证分析 |
| 6.2.1 全样本分析 |
| 6.2.2 第二阶段分析 |
| 6.2.3 第三阶段分析 |
| 6.3 不同银行异质性影响分析 |
| 6.3.1 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 |
| 6.3.2 股份制商业银行 |
| 6.3.3 城市商业银行 |
| 6.3.4 农村商业银行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内生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6.6.1 全样本影响结论 |
| 6.6.2 不同阶段影响结论 |
| 6.6.3 不同类型银行影响结论 |
| 第7章 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逻辑、特征、经验及启示 |
| 7.1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逻辑 |
| 7.1.1 历史的变迁:两次金融开放的变迁递进 |
| 7.1.2 政策(环境)的变迁:不同政策效能的变迁差异 |
| 7.1.3 理念的变迁:金融机构变迁发生的关键 |
| 7.2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特征 |
| 7.2.1 以金融开放作为发展起点 |
| 7.2.2 以渐进式改革作为发展思路 |
| 7.2.3 以个体发展带动整体变革 |
| 7.2.4 以增量改革促进存量改革 |
| 7.2.5 以机构改革和功能完善协调推进机构发展 |
| 7.3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经验 |
| 7.3.1 以发挥本土优势为导向 |
| 7.3.2 在开放学习中坚持本土适应性 |
| 7.3.3 发挥主体的内生性带动作用 |
| 7.3.4 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动力 |
| 7.3.5 坚持发展的与时俱进 |
| 7.3.6 结合宏观调控与微观主体能动性 |
| 7.4 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发展启示 |
| 7.4.1 立足国情:保持对外开放与国家战略的一致性 |
| 7.4.2 依托本土:激发本土银行部门发展的自觉能动性 |
| 7.4.3 政府定位:完善金融开放中的政府作用 |
| 7.4.4 以史为鉴:推广金融发展实践和理论的中国方案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表 |
| 致谢 |
（4）建国以来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0. 导论 |
| 0.1 研究背景 |
| 0.1.1 问题的提出 |
| 0.1.2 研究意义 |
| 0.2 金融监管制度思想研究的理论基础 |
| 0.2.1 金融监管与金融监管制度的含义 |
| 0.2.2 金融监管制度思想 |
| 0.2.3 思想与制度的关系 |
| 0.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0.3.1 研究思路及研究内容 |
| 0.3.2 研究方法 |
| 0.3.3 创新点 |
| 0.4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4.1 国外学者关于中国金融监管的研究 |
| 0.4.2 国内研究综述 |
| 1. 束缚与控制(1948-1978)：计划经济时期的金融监管制度与思想 |
| 1.1 计划经济时期金融管理思想的背景 |
| 1.1.1 理论背景 |
| 1.1.2 经济背景 |
| 1.2 计划经济时期金融管理的思想考察 |
| 1.2.1 金融组织国有化思想 |
| 1.2.2 管理机构的单一化思想 |
| 1.2.3 金融管理的行政调控思想 |
| 1.3 计划经济时期的法制思想 |
| 1.3.1 计划经济时期的法制环境 |
| 1.3.2 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法制传统思想 |
| 1.4 思想形成动因分析 |
| 结束语 |
| 2. 启蒙与探索(1979-1984)：金融制度改革起步阶段的监管制度与思想 |
| 2.1 金融监管制度思想产生的背景 |
| 2.1.1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意义 |
| 2.1.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逐步形成 |
| 2.1.3 商品经济理论的逐步确立 |
| 2.1.4 西方货币金融理论的引进 |
| 2.2 金融监管组织体系的初步构想 |
| 2.2.1 关于中央银行建制问题的认识 |
| 2.2.2 关于中央银行性质问题的争论 |
| 2.2.3 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的关系的认识 |
| 2.3 中央银行金融管理的思想发展 |
| 2.3.1 利率管制思想 |
| 2.3.2 信贷管理思想 |
| 2.3.3 关于中央银行金融管理方式的探讨 |
| 2.4 建设金融法制的初步探索 |
| 2.4.1 监管立法的必要性认识 |
| 2.4.2 关于设立银行法的初步认识 |
| 结束语 |
| 3. 冲突与融合(1984-1993)：金融制度改革构建阶段的监管制度与思想 |
| 3.1 金融监管制度思想发展的背景 |
| 3.1.1 多元化金融机构的大发展 |
| 3.1.2 专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 |
| 3.1.3 金融业经营模式的转变：由自然混业经营向分业经营过渡 |
| 3.1.4 理论背景：西方金融理论的传播与发展 |
| 3.2 确立金融监管组织体系的思想发展 |
| 3.2.1 中央银行监管职能定位的探讨 |
| 3.2.2 监管分支机构设置的争议 |
| 3.2.3 监管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认识的深化 |
| 3.2.4 由自然混业监管向分业监管过渡的探索 |
| 3.3 金融监管市场制度思想探索 |
| 3.3.1 强化合规性监管职能思想的确立 |
| 3.3.2 运营监管思想：利率管制、信贷规模控制 |
| 3.3.3 风险管理思想的探讨 |
| 3.4 金融监管立法性质和内容的探讨 |
| 3.4.1 关于《银行管理暂行条例》的认识 |
| 3.4.2 关于加强金融法制建设的讨论 |
| 3.4.3 加强法制建设思想的基本特征 |
| 结束语 |
| 4. 调整与突破(1994-2004)：金融制度改革的调整阶段的监管制度与思想 |
| 4.1 金融监管制度思想调整与突破的背景 |
| 4.1.1 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技术进步与金融创新 |
| 4.1.2 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 |
| 4.1.3 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与引进 |
| 4.1.4 金融业经营模式的转变：混业经营初露端倪 |
| 4.1.5 《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影响 |
| 4.2 优化监管组织体系的探索 |
| 4.2.1 监管机构协调制度的建议 |
| 4.2.2 分业监管与混业监管的争论 |
| 4.2.3 监管监管者思想的产生 |
| 4.2.4 关于分离监管职能的争论 |
| 4.3 监管业务思想的深入研究 |
| 4.3.1 风险监管思想的发展：以风险管理为核心的审慎监管与合规监管并重 |
| 4.3.2 关于自律性监管思想的探讨 |
| 4.3.3 全程监管思想的确立 |
| 4.4 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监管立法思想 |
| 4.4.1 关于《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讨论 |
| 4.4.2 加强监管立法国际合作的建设 |
| 4.4.3 加强我国金融监管法制化的思想 |
| 结束语 |
| 5. 深化与反思(2005至今)：危机后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的发展 |
| 5.1 金融监管制度思想探索的背景 |
| 5.1.1 金融全球化与金融业对外开放 |
| 5.1.2 混业经营日趋明显 |
| 5.1.3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 |
| 5.1.4 金融创新不断深入 |
| 5.2 金融监管组织的新发展 |
| 5.2.1 加强金融监管机构协调的探讨 |
| 5.2.2 完善自律性监管体系的思考 |
| 5.2.3 构建宏观审慎管理机构体系的探索 |
| 5.3 监管业务的再探索 |
| 5.3.1 微观审慎监管思想的强化 |
| 5.3.2 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的争论 |
| 5.3.3 关于宏观审慎监管与系统性风险防范思想 |
| 5.4 监管立法的反思与探索 |
| 5.4.1 关于建立中国金融混业监管法律体系的思考 |
| 5.4.2 系统性风险法律监管思想的确立 |
| 结束语 |
| 6. 中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演进的总体考察 |
| 6.1 建国以来金融监管制度思想的演进路径 |
| 6.1.1 行政性金融控制思想 |
| 6.1.2 控制性金融监管思想的形成与弱化：逐步强调规则监管与市场约束并重 |
| 6.1.3 审慎性金融监管思想的构建与强化 |
| 6.2 金融监管制度与思想演变的内在逻辑 |
| 6.2.1 思想演进特征 |
| 6.2.2 演进机制 |
| 6.3 我国金融监管理念的发展方向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 |
| 第一节 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及其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一、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概述 |
| 二、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 |
| 三、技术创新理论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主要理论 |
| 一、市场失灵理论与市场创造理论 |
| 二、风险社会理论与负责任创新理论 |
| 三、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 |
| 第三节 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因应 |
| 一、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影响及协同 |
| 二、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呼应 |
| 第二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 |
| 第一节 我国科技创新体制及发展现状 |
| 一、我国科技创新的体制演变 |
| 二、我国技术创新取得的主要成就 |
| 三、我国技术创新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 |
| 三、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经济立法 |
| 第三节 我国防范技术风险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 |
| 二、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经济立法 |
| 第三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现行干预体制之困 |
| 一、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含义及意义 |
| 二、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干预主体协调之困 |
| 三、技术创新国家干预政策联动之困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边界厘定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中的干预适度之困 |
| 二、防范技术风险中的监管平衡之困 |
| 三、对干预失败预警不足之困——以部分产业政策为例 |
| 第三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尚需完善 |
| 二、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明显不足 |
| 第四章 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二节 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三节 美、日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立法的启示 |
| 一、技术创新与发展得益于良好的体制保障 |
| 二、技术创新中的政府与市场灵活互动、并行不悖 |
| 三、充分重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立法保障 |
| 第五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体制优化 |
| 一、探索科技、经济管理的大部制改革 |
| 二、实现不同干预主体间的有效互动与协调 |
| 三、加强现有体制下相关干预政策的协调与联动 |
| 第二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 |
| 一、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 |
| 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 |
| 三、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失灵 |
| 第三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一、强化经济法律制度完善的必要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三、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6）宏观调控法治化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状况 |
| 1.3 研究的思路、方法、内容 |
| 2 宏观调控的法律调整与政策调整之辨 |
| 2.1 宏观调控主要适宜于政策进行调整的主要观点及其理由 |
| 2.1.1 以“行政组织法和行政程序法”来代替宏观调控全面立法的观点 |
| 2.1.2 以“适当赋权”和“问责”代替宏观调控全面立法的观点 #0 |
| 2.1.3 对宏观调控政策化观点的简要分析 |
| 2.2 经济波动的不确定性并不能否定对宏观经济规律已有的认知 |
| 2.2.1 宏观调控法所规范的宏观调控是国家和政府调节、干预经济的活动和手段 |
| 2.2.2 经济波动的不确定性并不能否定对宏观经济的规律可以认知以及国家干预经济之有效性 |
| 2.3 经济波动、宏观调控效果、宏观调控手段的搭配和选择不是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 |
| 2.3.1 经济波动并不能直接反映和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共同联系 |
| 2.3.2 宏观调控的对象是经济波动 |
| 2.3.3 宏观调控手段搭配的不固定性并不能否认宏观调控所引起的社会关系变动的既定性和可抽象性 |
| 2.3.4 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是宏观调控必然引起的目的性的、直接的、可抽象的利益变化的社会关系 |
| 2.4 西方国家政府宏观调控中的“相机抉择”并非否认宏观经济调控的法律化 |
| 2.4.1 西方国家“相机抉择”和“规则”之争的本质并非否认可对经济波动的认知和可对货币手段调节经济活动的规范 |
| 2.4.2 西方国家政府干预经济中的“规则”与我国宏观调控中的“法律”和“法治”并不完全同一 |
| 2.5 宏观调控的法律化——法治国的应然要求和我国宏观调控实际要求 |
| 2.5.1 法治国对国家和政府宏观调控行为或活动的要求 |
| 2.5.2 国家或政府干预市场失灵的现实要求 |
| 2.5.3 仅有设权、分权、责任追究而实现的宏观调控的法律化是不全面的 |
| 3 宏观调控和宏观调控法治化的内涵 |
| 3.1 界定“宏观调控”内涵的路径和标准 |
| 3.1.1 经济学界对于“宏观调控”的共识与分歧 |
| 3.1.2 经济法学界对于“宏观调控”的共识与分歧 |
| 3.1.3 科学、规范界定“宏观调控”的路径和标准 |
| 3.2 宏观调控的特性 |
| 3.2.1 宏观调控目标的社会经济宏观性和总体性 |
| 3.2.2 宏观调控手段的有效性 |
| 3.2.3 宏观调控行为的间接性 |
| 3.2.4 由宏观调控特性规定的宏观调控内涵 |
| 3.3 宏观调控法治化内涵 |
| 3.3.1 宏观调控法治化的必要性 |
| 3.3.2 宏观调控法治化理念和基础 |
| 3.3.3 宏观调控法治化要义及其分歧 |
| 4 宏观调控权的法律属性辨析 |
| 4.1 界定宏观调控权法律属性的各种观点梳理与分析 |
| 4.1.1 界定宏观调控权法律属性的各种不同观点 |
| 4.1.2 对前述观点的简要分析 |
| 4.2 将宏观调控权界定为权利是对权力和权利之本质与特性的误解 |
| 4.2.1 “权力只是政治学的概念而不是法学的概念”是对现代法学和法治的了解不够全面 |
| 4.2.2 “权力不能法治化”是对法治内涵的误解 |
| 4.2.3 “权力来源于权利并以权利为界”并不等于权力就是权利或者包含了权利 |
| 4.2.4 “权利能有效制约权力”不等于权力必须权利化 |
| 4.2.5 权力主体的正当维持利益不应当从权力行使和运行中取得 |
| 4.3 将宏观调控权界定为兼有权力和权利特性缺乏理论与现实基础 |
| 4.3.1 由立法、行政、司法机关以外的机构享有宏观调控权并不等于宏观调控权兼具权利属性 |
| 4.3.2 宏观调控权不属于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权力不能证明权力可以兼有权利特质 |
| 4.3.3 国家投资、政府采购等能够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不能证明宏观调控权具有权利属性 |
| 4.4 宏观调控权是国家的权力 |
| 4.4.1 界定宏观调控权政治和法律属性的依据 |
| 4.4.2 宏观调控的本质功能是国家调节经济的职能活动 |
| 4.4.3 宏观调控的对象具有公益性和公共物品属性 |
| 4.4.4 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实现客观需要以国家公权力的方式予以保障 |
| 4.4.5 对宏观调控职能的不可放弃特性强化了宏观调控权的权力属性 |
| 5 宏观调控权配置论辨正 |
| 5.1 配置宏观调控权的依据 |
| 5.1.1 以权力的内涵、分类标准等概念为依据配置宏观调控权并不符合调控宏观经济的客观要求 |
| 5.1.2 以宏观调控的对象及其特性作为宏观调控权配置的依据缺乏客观性 |
| 5.2 确定宏观调控权的客观依据：宏观调控手段 |
| 5.2.1 宏观调控手段是配置宏观调控权的客观依据 |
| 5.2.2 哪些宏观调控手段的运用权力需要宏观调控立法予以配置 |
| 5.3 围绕宏观调控手段按照法治的基本原则配置宏观调控权 |
| 5.3.1 运用财政手段的宏观调控权力的配置 |
| 5.3.2 运用货币手段的宏观调控权力的配置 |
| 5.3.3 运用计划的进行宏观调控权力的配置 |
| 5.3.4 运用汇率手段的宏观调控权力的配置 |
| 5.3.5 宏观调控权力配置的小结 |
| 6 宏观调控的可诉性问题 |
| 6.1 主张宏观调控可诉性与主张宏观调控不可诉性主要理由的分歧 |
| 6.1.1 在应然层面的理由分歧 |
| 6.1.2 在实然层面的理由分歧 |
| 6.2 以宏观调控是国家行为或决策行为而否定其可诉性并不符合法治实质意义 |
| 6.2.1 不具有可诉性不是国家行为的一个本质特征 |
| 6.2.2 以“全局性”作为国家行为不可诉性依据既无科学性也与现代法治本质不符 |
| 6.3 宏观调控行为应不应该具有可诉性与能不能诉是两个范畴内的概念 |
| 6.3.1 以宏观调控是决策行为否定其可诉性既不符合宏观调控自然属性也有悖法治实质 |
| 6.3.2 宏观调控的内容和宏观调控结果不是宏观调控的司法审查内容 |
| 6.3.3 法院自身的经济判断力不丰富并不影响其对宏观调控进行合法性方面的司法审查 |
| 6.4 宏观调控可诉性内涵着的责任及其实现 |
| 6.4.1 宏观调控可诉性的内涵是其他责任不能替代的宏观调控法律责任 |
| 6.4.2 宏观调控法律责任的内容 |
| 6.4.3 宏观调控可诉性的实现 |
| 7 制定宏观调控基本法与完善宏观调控法律体系 |
| 7.1 制定宏观调控基本法的必要性：既有论述及其评价 |
| 7.1.1 现有制定宏观调控基本法之必要性论述的概括 |
| 7.1.2 对现有制定宏观调控基本法必要性之论述的评价 |
| 7.2 制定我国宏观调控基本法的最根本的客观需求和理由 |
| 7.2.1 单行的宏观调控法律、法规无法也不可能界定规范化的宏观调控概念 |
| 7.2.2 仅有单行宏观调控法律、法规无法对宏观调控目标及实施宏观调控手段的基本判断条件作全面性规范 |
| 7.2.3 完整配置宏观调控权力,建设宏观调控违法审查机制等需要宏观调控基本法 |
| 7.2.4 形成宏观调控的基本原则需要制定宏观调控基本法 |
| 7.3 宏观调控立法的域外经验及其借鉴 |
| 7.3.1 美国宏观调控立法的主要特点 |
| 7.3.2 日本宏观调控立法的主要特点 |
| 7.3.3 法国宏观调控立法的主要特点 |
| 7.4 制定我国“宏观调控基本法”应包含的主要内容 |
| 7.4.1 立法模式与名称 |
| 7.4.2 制定宏观调控基本法的基础理念与原则 |
| 7.4.3 我国宏观调控基本法的基本结构与框架 |
| 7.4.4 我国宏观调控基本法的核心内容 |
| 7.4.5 与宪法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衔接 |
| 8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 |
| 致谢 |
（7）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路径 |
| 第一章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权理论基础 |
| 一、金融监管的公权力属性 |
| 二、金融监管的正当性理论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权的多元与多重 |
| 一、金融监管权主体的多元化 |
| 二、金融监管对象的全覆盖 |
| 三、金融监管内容的系统化 |
| 第三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结构化”性质 |
| 一、国家权力的央地配置 |
| 二、“结构化”视角下的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 |
| 第四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动因 |
| 一、地方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是根本动因 |
| 二、地方政府金融发展的竞争需要是直接动因 |
| 三、维护金融安全是终极动因 |
| 四、国家权力结构改革是重要动因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央地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变迁和现状 |
| 第一节 中央金融监管权模式的历史变迁 |
| 一、1949-1979:中央银行“大一统”时代 |
| 二、1979-1992: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与地方监督保障 |
| 三、1992-2003:分业监管与地方干预 |
| 四、2003-至今:分业监管与金融监管协调 |
| 第二节 我国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历史考察 |
| 一、1949 年以来我国权力央地关系的发展 |
| 二、我国金融监管央地关系的变迁 |
| 第三节 我国央地金融监管权配置的现状分析 |
| 一、中央金融监管权配置现实 |
| 二、金融监管权集中配置于中央的弊端 |
| 三、地方金融监管权的配置现实 |
| 四、央地双层监管的显着趋势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困境 |
| 第一节 地方金融监管的多重困境 |
| 一、应对传统金融的困境 |
| 二、地方金融监管法律依据普遍缺失 |
| 三、地方监管机构定位不清 |
| 四、应对互联网金融冲击的困境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合法性危机 |
| 一、金融立法现状 |
| 二、现行金融立法存在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金融监管央地配置域外模式借鉴 |
| 第一节 分权型多层监管模式 |
| 一、美国的分权型双层金融监管权配置 |
| 二、加拿大分权型双层金融监管权配置 |
| 三、美国、加拿大分权型多层监管体制特征 |
| 第二节 集中型单层监管模式 |
| 一、英国金融监管权集权型单层配置模式 |
| 二、德国依托地方银行的地方监管模式 |
| 三、日本中央政府部门行政授权地方监管模式 |
| 四、欧盟合作性金融监管模式 |
| 五、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单层监管模式的特征 |
| 第三节 域外金融监管的比较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 一、域外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制度化 |
| 二、监管权力央地配置模式的决定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制度建构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宏观设计 |
| 一、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价值取向 |
| 二、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配置目标 |
| 三、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主要原则 |
| 第二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的法治化路径 |
| 一、通过法律制度配置监管权力 |
| 二、充分发挥地方立法权的作用 |
| 第三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主体配置 |
| 一、监管机构配置的基本原则 |
| 二、中央指导下的地方统筹监管模式 |
| 第四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内容配置 |
| 一、厘清地方监管与中央监管之间的界限 |
| 二、厘清地方金融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的界限 |
| 三、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内容 |
| 第五节 配套制度设计 |
| 一、中央从严格分业走向行业统筹 |
| 二、完善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关系 |
| 三、创造地方金融监管权实现的条件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我国宏观调控权配置论辨正——兼论宏观调控手段体系的规范化（论文提纲范文）
| 一、宏观调控权配置依据路径之辨 |
| (一)既有的宏观调控权配置的路径 |
| (二)第一条路径与调控宏观经济的客观要求不符 |
| (三)第二条路径配置宏观调控权缺乏客观性 |
| 二、配置宏观调控权的客观依据及其具体手段 |
| (一)宏观调控手段是配置宏观调控权的客观依据 |
| (二)哪些宏观调控手段需要立法予以配置 |
| 三、围绕宏观调控手段按法治基本原则配置宏观调控权 |
| (一)运用财政手段的宏观调控权配置 |
| 1. 需要对税收立法权委托问题进行反思。 |
| 2. 需要对地方债的发行权问题进行反思。 |
| (二)运用货币手段的宏观调控权配置 |
| (三)运用计划的宏观调控权配置 |
| (四)运用汇率手段的宏观调控权配置 |
| 四、小结 |
（9）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健全现代金融体系的理论与实践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点、难点与不足 |
| (一)创新点 |
| (二)难点 |
| (三)不足 |
| 第一章 现代金融体系简论 |
| 一、金融范畴 |
| (一)金融的内涵 |
| (二)金融的起源 |
| (三)金融范畴的形成与拓展 |
| 二、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 |
| (一)现代经济的核心与纽带 |
| (二)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 |
| (三)社会资金积聚与配置作用 |
| 三、现代金融体系及其功能 |
| (一)现代金融体系 |
| (二)现代金融体系的功能 |
| 第二章 十八大以前的中国金融体系改革 |
| 一、改革开放前的金融体系 |
| (一)改革开放前的金融机构 |
| (二)改革开放前的金融运行机制 |
| (三)改革开放前金融体系的缺陷 |
| 二、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体系的逐步完善 |
| (一)金融体制改革的动因 |
| (二)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 |
| (三)金融体系趋于完善及仍存在的缺陷 |
| 第三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健全现代金融体系的理论探索 |
| 一、关于金融改革发展理论的探索 |
| (一)关于金融是现代经济核心的理论探索 |
| (二)关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理论探索 |
| (三)关于坚持市场导向的金融改革理论探索 |
| (四)关于发展普惠金融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的理论探索 |
| (五)关于完善全球金融治理的理论探索 |
| 二、关于构建现代金融架构体系的理论探索 |
| (一)关于优化金融机构体系的理论探索 |
| (二)关于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的理论探索 |
| (三)关于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理论探索 |
| 三、关于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理论探索 |
| (一)关于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理论探索 |
| (二)关于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理论探索 |
| (三)关于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的理论探索 |
| 第四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健全现代金融体系的实践举措 |
| 一、促进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 |
| (一)深刻反思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 |
| (二)遏制金融资金“脱实向虚”趋势 |
| (三)鼓励金融业扶持小微企业和农业 |
| 二、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
| (一)积极稳妥推进金融机构改革 |
| (二)加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 |
| (三)拓宽保险资金支持实体经济渠道 |
| (四)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 |
| (五)健全金融调控架构体系 |
| 三、加强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建设 |
| (一)健全金融监管制度 |
| (二)完善金融监管措施 |
| (三)提高金融监管的专业化水平 |
| 第五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健全现代金融体系的基本经验 |
| 一、始终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 |
| (一)党的领导是维护金融稳定和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 |
| (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
| (三)以科学决策推进金融改革发展 |
| 二、始终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宗旨 |
| (一)推动金融回归本源 |
| (二)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 |
| (三)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
| 三、始终坚持金融改革、发展和稳定相统一 |
| (一)正确处理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关系 |
| (二)在稳定前提下坚持改革和发展 |
| 四、坚持把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
| (一)增强金融风险防控意识和责任意识 |
| (二)构建与金融市场发展相适应的监管体制 |
| (三)明确金融监管对象 |
| (四)规范金融监管范围 |
| (五)创新金融监管手段 |
| 五、坚持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协调发展 |
| (一)推进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 |
| (二)积极解决混业经营与分业监管不匹配问题 |
| (三)协同推进公司治理结构改革与监管体制改革 |
| (四)改变监管力量分散、效率低下现象 |
| (五)解决监管权责不对称问题 |
| 第六章 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国现代金融体系的构想 |
| 一、构建符合国情的现代金融理论体系 |
| (一)创新金融改革理念 |
| (二)完善金融理论体系 |
| (三)正确处理金融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
| (四)构建有利于金融稳健发展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
| 二、审慎推进金融体系改革 |
| (一)以法治思维和市场化方式推进金融改革 |
| (二)坚持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金融改革 |
| (三)构建稳健、高效、包容式发展的金融体系 |
| 三、完善金融企业公司治理结构 |
| (一)构建科学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 |
| (二)提升防范金融风险内控能力 |
| (三)强化监事会履职效力 |
| (四)有效发挥党委的领导作用 |
| 四、构建综合型金融监管体制 |
| (一)建立统一的监管模式 |
| (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 |
| (三)强化市场行为监管 |
| (四)推进金融监管创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10）转型时期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表目次 |
| 图目次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客观现象 |
| 二、宏观经济调控反周期管理的必然性 |
| 三、传统的宏观经济调控的缺陷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评述 |
| 第四节 研究框架和内容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第六节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宏观经济调控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概述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一、转型时期的内涵界定 |
| 二、宏观经济调控的内涵界定 |
| 第二节 西方关于宏观经济调控思想与理论的演变与发展 |
| 一、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思想 |
| 二、经济自由主义的政府干预思想 |
| 三、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理论 |
| 四、新自由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理论 |
| 五、新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理论 |
| 第三节 宏观经济调控的客观依据 |
| 一、考虑公共福利和保证经济持续均衡协调发展的需要 |
| 二、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机制的需要 |
| 三、避免经济负外部效应的需要 |
| 四、有效实现公共品供给的需要 |
| 五、避免收入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问题的需要 |
| 六、保证社会资源配置的成本最小化的需要 |
| 第三章 转型时期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回顾 |
| 第一节 转型时期历次宏观调控回顾 |
| 一、第一次宏观经济调控回顾 |
| 二、第二次宏观经济调控回顾 |
| 三、第三次宏观经济调控回顾 |
| 四、第四次宏观经济调控回顾 |
| 五、第五次宏观经济调控回顾 |
| 六、第六次宏观经济调控回顾 |
| 七、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宏观调控回顾 |
| 第二节 转型时期的货币政策 |
| 一、转型时期的货币政策目标 |
| 二、转型期的货币政策工具 |
| 三、转型期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四、转型期的货币政策规则 |
| 第三节 转型时期的财政政策 |
| 一、转型时期的财政政策目标 |
| 二、转型时期的财政政策工具 |
| 三、转型时期的财政政策传导机制 |
| 四、转型时期的财政政策规则 |
| 第四节 转型时期的产业政策 |
| 一、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一种特殊工具 |
| 二、转型时期中国产业政策的演变及产业结构变迁 |
| 第四章 转型时期经济周期波动与宏观调控范式总结 |
| 第一节 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规律与原因 |
| 一、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规律 |
| 二、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原因 |
| 第二节 转型时期中国宏观经济调控范式总结 |
| 一、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选择特点与影响因素 |
| 二、宏观经济调控手段选择和运用的特点与影响因素 |
| 三、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决策机制 |
| 四、宏观经济调控范式的基本框架 |
| 第五章 转型时期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差异效应 |
| 第一节 转型时期经济发展差异化 |
| 一、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化 |
| 二、产业发展差异化 |
| 三、城乡发展差异化 |
| 四、不同经济成分的企业发展差异化 |
| 五、统一的宏观调控政策与经济发展差异化的矛盾 |
| 第二节 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差异效应形成机制 |
| 一、区域差异效应形成机制 |
| 二、行业差异效应形成机制 |
| 三、城乡差异效应形成机制 |
| 四、不同经济成分企业间的差异效应形成机制 |
| 第三节 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差异效应的影响 |
| 一、区域差异效应的影响 |
| 二、行业差异效应的影响 |
| 三、城乡差异效应的影响 |
| 四、不同经济成分企业间差异效应的影响 |
| 第六章 转型时期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差异效应 |
| 第一节 转型时期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决策主体与实施主体 |
| 一、关于政府的假设 |
| 二、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决策主体与实施主体的目标差异 |
| 三、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决策主体与实施主体的行为特征差异 |
| 第二节 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主体间的不合作博弈 |
| 一、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矛盾与博弈 |
| 二、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博弈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决策主体与实施主体不合作博弈行为的效应分析 |
| 一、积极效应 |
| 二、消极效应 |
| 第七章 转型经济对宏观经济调控的要求 |
| 第一节 中国转型经济的特殊性 |
| 一、形成路径特殊 |
| 二、发展主导模式特殊 |
| 三、总量和结构问题共存现象特殊 |
| 第二节 转型经济对宏观调控提出的要求 |
| 一、宏观调控要随着转型进程持续优化 |
| 二、宏观调控要处理好发展和制度改革的关系 |
| 三、宏观调控要处理好总量调控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系 |
| 第八章 完善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思路和对策 |
| 第一节 完善宏观经济调控的思路 |
| 一、设定调控区间目标,创新调控新思路 |
| 二、调整和优化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
| 三、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
| 第二节 完善宏观经济调控的对策 |
| 一、把区域政策作为实现差异化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途径 |
| 二、构建统一货币政策框架下的区域货币政策体系 |
| 三、构建区域协调发展的区域财政政策 |
| 参考文献 |
| 中文部分 |
| 英文部分 |
| 后记 |
四、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作用为什么难以发挥（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研究[D]. 薛涵予. 兰州大学, 2019(02)
- [2]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D]. 龙小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
- [3]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D]. 王毅. 吉林大学, 2020(01)
- [4]建国以来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演进研究[D]. 崔鸿雁. 复旦大学, 2012(03)
- [5]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D]. 张金艳.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6]宏观调控法治化问题研究[D]. 徐澜波. 中南大学, 2013(03)
- [7]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D]. 李其成.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8]我国宏观调控权配置论辨正——兼论宏观调控手段体系的规范化[J]. 徐澜波. 法学, 2014(05)
- [9]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健全现代金融体系的理论与实践探索[D]. 张岱. 河北师范大学, 2018(07)
- [10]转型时期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研究[D]. 刘建平. 武汉大学, 201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