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河北省玉田县土油罐发挥作用的调查报告（论文文献综述）
叶帅[1]（2019）在《金代女真汉化的考古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女真在11世纪的中国东北地区逐渐崛起,建立政权国家并成功入主中原。女真人建立的金朝终享国祚120年,开创了与南宋隔淮而治的局面。终金一朝,女真人都在如何面对、处理和利用汉人、汉地、汉文化的问题上煞费苦心。其成败得失也成为了后世学者着重思考和仔细探究的议题。但相关史料有限且自身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完全基于史料的观察愈发难以打开局面。尤其是在金代考古成果颇丰的今天,将考古材料引入,进行充分的、多维的、客观的整合研究,是势在必行的。本文在这一宗旨的指导下,试以考古学为主要研究视角,综合考察考古材料与历史文献,对金代女真汉化问题展开探究。首先,本文提出了以考古学为主要视角对金代女真汉化问题展开研究这一议题,对相关的概念和研究对象进行了界定,对于金代考古的发现和前人研究历程进行了总结和回顾。第二,本文全面收集了金代考古现有材料,对其进行了梳理和族属上的辨认。然后运用考古学的方法,以城址、建筑、女真墓葬、手工业和社会生活、精神文化、宗教活动为主要类别,用类型学等考古学方法进行了分类、分期和分区的研究,并针对其中一些尚未辨明的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观察和探索。第三,本文在充分掌握相关材料的基础上,以考古学为主要视角,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对金代女真汉化的演进过程、形成动因和突出特征进行了详细分析,将其分为四期,详细阐述了演进过程中各阶段的发生、发展、演变、结果、表现、特征。并对演变过程中的重要节点和所反映出的重要问题展开了更进一步的探讨和阐述。然后结合社会和历史背景,对于金代女真汉化的驱动因素进行考察。最后,本文依据前文详细的梳理和分析,对金代女真汉化的模式进行概括,揭示并强调了金代女真汉化模式以及取得的成就对中国后世新的多民族国家体制的形成产生了导向性作用和深远的影响,以及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总之,金代女真汉化和金文化的形成,是中华民族的融合、中华文明圈的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金代也是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
张发明[2]（2018）在《“中国古代建筑史”所例举的基础案例的梳理与统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1929年中国营造学社在北京成立以来,基于古代建筑实例的调查和测绘成果结合文献资料搜集和整理研究,在梁刘的带领下,中国建筑史的发展脉络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梁思成先生在他中国古建筑调查报告首篇中就开门见山的提出作为近代学者研究学问的第一要务即为“证据”的搜集,以古代建筑“实物”为“后盾”,中国古代建筑理论的研究才能不断取得新的突破。从中可以充分看出,客观的古代建筑遗存调查史料是支撑中国建筑史研究不断取得丰硕成果并受国外建筑史学者所瞩目的重要原因。笔者通过对近些年来中国建筑史相关方面研究的整理发现,大部分的研究或专注于对梁思成先生构筑中国建筑史过程的发掘及文献的考查之上,或基于最新的调查报告、考古发掘成果专注于单一案例的延伸论述上,而很少是在对中国古代建筑遗存进行时间维度上和某一时期空间维度上整体视角下进行研究的成果。随着近年来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学者队伍的不断壮大和研究的不断深入,新的古代建筑和考古成果遗存不断被发掘涌现,以此为基础,对中国古代建筑遗存的系统的梳理与统计研究,笔者认为这样一次整体性观测,既是对前辈学者的学术成果的致敬,也能够在启示后辈学者从整体上理解把握中国建筑遗存有所帮助。本论文以历史时期为经线,以建筑类型为纬线,以现有行政区划为空间坐标系统梳理统计“中国古代建筑史”中所例举的基础案例,以一种直观方式作为表现手段,进行解读并试图以整体的视角结合独特地理空间线索去分析动态地描述中国古代建筑遗存现状。笔者采用书籍查找结合网络求证的方法将所有案例资料收集,在建立“中国古代建筑史”基础案例“档案库”的基础上进行梳理与统计研究,最终得到论文结论。本论文前后主要分为五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绪论叙述本文写作缘起和背景、目的及意义,写作对象、范围,国内外对于本题目相关研究的现状,论文中应用的研究方法以及内容框架;第二部分为“中国古代建筑史”基础案例释义和档案库的建立;第三部分基于档案库案例梳理统计结果的基础上对各建筑类型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数据特征解读研究;第四部分试结合多线浅析档案库所呈现的数据特征;第五部分得出结论。希望本论文对以后宏观观测中国古代建筑遗存方面能有参考价值。
张爱明[3]（2017）在《近代山西移民与乡村社会》文中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灾荒、战乱等因素的影响,华北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大量灾民从各处涌向了山西。从时间上看,近代山西移民始于清末的“丁戊奇荒”,盛于动荡不安的民国,在抗战时期达到顶峰,建国后因政局的稳定与全国性的集体经济而趋于平缓。从空间上看,山西省移民数量呈由南向北递减之势,外来移民主要集中于晋南、晋东南地区。从籍贯上,移民主要来自冀、鲁、豫三省,还有徽、湘、赣、川等跨区域移民。从原因来看,是历史、生态、区位、社会、文化等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人地关系的失衡是人口流动的根本性因素。从数量上看,近代迁往山西移民的总量超过150万,属于重大的移民迁徙事件。移民入迁对山西乡村人口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聚落形态等均造成一定影响,也引发了相应的社会问题。以人口流动为切入点,有利于理解近代华北乡村由“封闭”向“开放”的转变过程。大量移民进入导致的资源分配问题是土客之间矛盾纠纷的根源。大量逃荒人群的涌入,在村庄中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外来户。为了生存,这些逃荒人群历尽艰辛、落足异乡。作为一无所有的外乡人,他们在耕地、住房、婚姻、政治等方面都处于边缘地位,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租种土地、借贷等来维持生计。这样,外来户与村中的一些老户就自然形成了雇佣、租佃、借贷的关系。外来户为了获得村庄的“入住权”,成为村子里的人,在土地之外,最重要的是建立自己的亲缘与地缘网络。在亲缘上,外来户通过过继、认干亲、拜把子等模拟血缘关系;男性入赘、女性嫁入等姻亲关系与本地人建立联系,逐渐在村中生根。在地缘上,外来移民之间相互通婚,在生产与生活上相互协助与扶持,逐渐形成移民的社会文化网络,与本地人相处与竞争。外来户以佃农或雇农身份维持生计,成为近代乡村社会的最底层,他们虽然努力适应并融入当地社会,但在短时期内通过经济手段很难实现翻身。革命来临后,中共积极鼓励底层群众参加革命运动,外来户便成为动员对象之一,抗战时期,外来户是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解放后,土改是对晚清以降人口流动性引发诸多社会问题的一次彻底解决和乡村社会秩序的重建。土改运动,不仅使外来户与老户之间实现了财富分配的平等化,也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实现了平等化。农业合作化运动后,外来户最终实现了与老户传统意义上的“入住权”平等。
张昊雁[4]（2016）在《清代长城北侧城镇研究 ——以漠南地区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新型城镇化和“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加大对北方边疆地区城市史的研究、发掘历史和当代的传承性、推动理论向应用转变,有助于从源头的相关性为当代相关区域协同发展提供历史依据。本文以清代漠南地区治所城镇为研究对象,遵循“过程——格局——组织——机理”的递进顺序,以ArcGIS、SPSS、MATLAB以及分形、点轴理论为手段,从沿革历程、空间格局、组织结构、单体形态等方面对其进行系统分析和定量刻画。首先,对城镇发展历程进行追踪和还原,指出清初长城内侧军管型向民治型政区转变拉开了长城带开发的序幕,在移民和商贸的推动下,蒙地城镇遵循“设官→设治→设官”的渐进模式,以口北三厅为起点沿长城线作横向和纵向扩散;但是因为政策的反复性和放垦的渐进性,城镇发展具有6个明显的阶段。其次,运用分形几何相关理论对城镇体系的空间格局进行定量刻画,发现点目标群具有简单的分形特征,并以归化城和承德府为核心形成聚集。就局部而言,归绥和直隶地区分维值位于12区段内,城镇以发展主轴为基础向腹地延伸;奉天地区分维值趋近于1,城镇仍处于沿发展轴线性扩散阶段;就时序而言,城镇体系经历了随机分布→局部有组织聚集→整体自相似扩散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长城通过指定驿路线和通关关口影响城镇扩散运动轨迹。再次,通过对比分析城镇行政格局、军事格局、市场格局的差异,理解边地城镇体系演化的地域性以及趋势性。行政体系上,道治平均控制距离约为140千米,府治范围根据与长城的相对位置不同而差异,一、二级距离衰减值K约为1.9,长城南北侧地区城镇空间结构逐渐趋同,并向减少管理幅度的趋势发展;驻防体系上,通过“八旗兼统绿营”对两套系统进行重构,完成由“依托长城多中心簇状的常态值守模式”切换至“高级聚落前置的应激模式”,其与行政格局的吻合度随着级别的降低而分异;市场格局和行政格局的对应关系在中间层出现偏差,表现为新兴经济城市与传统政治城市的对峙,且前者更接近点轴扩散模型。最后,对城镇单体形态特征进行总结和概括。作为内地政治文化的延续,口外城镇形态保持了中国传统城市的单一性和稳定性,但在规模和设施方面较为逊色。以人口为衡量标准,城镇规模可以划分6个等级,且人口规模和城周里长对应性不显着。城市生活存在两个活动中心——商业活动中心和官绅士大夫活动中心。随着清末铁路的出现,沿线城市又于传统城区之外产生了独立的车站附属区,,形成以车站为中心,商业、居住、仓储、绿地、市政等多功能综合城区,标志着城市近代化的来临。
宁波[5]（2014）在《金代北京路地区研究》文中提出本文通过考察金代北京路地区的行政建制、民族分布格局与民族政策、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军事防御、区域文化以及该区域与周边地区互动关系，探讨北京路地区在女真统治者治理西北边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除绪论外，共分五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本选题的研究意义、研究范围以及本选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成果，总结目前研究存在的难点问题，阐明本文的基本思路、研究方法。第一章主要考察金代北京路地区的行政设置及官署机构。首先，追溯金代以前的政区设置，指出金代北京路地区在战国时期即已设置郡县，自两汉、三国魏至晋相继沿袭、重新调整规划，魏晋时期这一地区出现了州一级地方行政建置。十六国时期，前燕、后燕、北燕、后赵、前秦等均在此设立过郡县。北朝诸政权在东北的统治重心也设在此处。隋唐时期于该地设立边地州县，州设都督府，其下统辖州县和内置的羁縻州。辽朝在此建皇都，设立上京、中京。其次，详细考证金代北京路地区地方行政建置。金代北京路地区，包括金初的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宁城）和上京临潢府（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金熙宗天眷元年（1138年）改上京临潢府为北京临潢府，海陵天德二年（1150年）降为临潢府。海陵贞元元年（1153年）改中京大定府为北京大定府。大安（1209—1211年）以后将临潢府并入北京路。金代北京路地区官署机构中路级机构主要有兵马都总管府、留守司、招讨司、转运司、提刑司与按察司；府级建置有首府、散府，州级建置有节镇州、刺史州，县级建置有京县（诸京倚郭县）、上县（1万户以上）、中县（3千户以上）、下县（3千户以下），部族管理机构则有群牧所、诸乣。第二章主要探讨金代北京路地区的民族状况。金朝北京路地区地处西北边陲，不同于其他京府，这一地区生活着女真、汉、契丹、奚、渤海等诸多民族。金代北京路地区契丹、奚人的分布亦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总的趋势是契丹人、奚人部分被迁至泰州、金源内地，部分南下中原，大部分留居原住地。北京路地区作为契丹、奚族聚居地的地位始终未曾改变。作为统治民族的女真人也以猛安谋克的方式散居在这一区域，此外州县地区还生活着从事农耕的汉人。据不完全统计，北京路地区生活的女真人主要分布在泰州、临潢、大定府、宗州、兴州、全州等地；以农业经济生活为主的汉族更集中地分布在辽西州县如大定府、广宁府、兴中府等地区。金朝统治者强调女真民族本位意识，通过移民、复兴民族文化、调整猛安谋克等举措，在政治地位上给予女真人特殊的优遇。以世宗朝为分界，世宗前期在政治上对奚人较为信任和重用，后期则转为歧视和排斥。第三章讨论金代北京路地区的经济状况，州县区有发达的农耕经济，部族区则保持着传统的游牧经济。至金代中期，形成了北京路地区人口集中分布的现象。州县民户人口2455103，猛安谋克户355488，见于记载的迭剌、唐古二部人口137544，北京路地区农业人口共有2948135口，加上六部族游牧人口有412632，总人口共计3360767口。为满足人口增长对粮食的需求，扩大垦殖量对北京路地区生态环境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北京路部族游牧区有辽阔的草原和天然牧场，是金代官营畜牧业的重要基地。一些部族已经进入农业社会，但农业经济在整个部族中并未占据主导地位。庆州朔平县、泰州乌古里石垒部是重要的池盐产地；边境地区存在榷场互市贸易。金代北京路地区征收的苛捐杂税在赋税类别上有正税、杂税。海陵、世宗统治时期，北京路货币制度是以铜钱为主，纸币为辅，至章宗时期则形成了以纸币为主的货币制度。第四章主要探讨金代北京路地区的军事防御。北京路地区地处边境与游牧族交界，其所辖军事镇戍力量，除猛安谋克外，还包括乣军等部族军队。诸羁縻部族虽在名义上臣属金朝，却时叛时降，归附时遵守职贡，入纳方物，反叛时寇抄边境，女真统治者在北京路地区设置东北路招讨司，擢选归顺金朝的契丹人以及诸部族官吏任其长，管理、镇抚女真猛安谋克及周边地区的契丹、奚等诸游牧部族。章宗时期在泰州、临潢、大定府设置了临时性行省，管理边境地方军政事务。通过考辨金朝东北路界壕的修筑始末，否定了王国维先生《金界壕考》一文中认为《金史》卷93《宗浩传》“殊为失实”的说法，而事实上《宗浩传》不误。亦并非唐长孺先生所言《金史》卷95《张万公传》误将“（完颜）襄开筑界壕系于张万公请罢此役后”，《张万公传》叙事次序不误。金代东北路界壕自太宗初年婆卢火初建，中经世宗年间加固、安排戍堡，章宗承安三年（1198年）完颜襄之续建，终至泰和三年（1203）宗浩行省督役全线贯通。第五章重点研究金代北京路地区与周边地区的互动。金代北京路地区形成了以大定府为中心联系中原与北方地区的交通网络。金朝时期，女真统治者在北京路内进行大规模的双向移民，加强与金境内其他地区的互动联系。以辽西傍海道为通道加强北方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经贸交往。女真统治者为在政治上保持边防安定，经济上控制北方诸部族，在金界壕边界地区与北方诸部族进行交流互动实行榷场贸易，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控制蒙古诸部，稳定金朝北部边疆的作用。至金朝中后期，接受汉文化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北京路地区区域文化也随之快速发展，集中表现在汉族、女真族中涌现出了较重要的文人，在金朝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北京路地区由于受到辽朝崇佛之风的影响，金章宗时期之前佛教在这一地区的社会生活中亦长盛不衰。金朝中后期，汉化程度进一步深化，在某些文化习俗上延续了汉族传统，又杂糅金源旧俗、胡风濡染，区域文化特征明显，表现出较为浓郁的地域特点和民族特征。结论部分主要是综合上述五章内容，总结金朝对北京路地区特殊的地方统治形式，有利于更好地认识北京路地区在中央治理西北边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王倩[6]（2013）在《中共革命与华北乡村租佃关系的变迁》文中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农民的土地问题是社会历史斗争的基本内容之一。历代爆发的农民战争中,仁人志士不断提出的各种主张,就是为解决该问题,或者为期于和缓该问题。尽管如此,然而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唯有中共在付出巨大的代价之后,抓住了中国抗日战争这个千载一时的历史机遇。在极其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凝聚全党的大智慧,找到了一种合乎分寸的切入点,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不仅能动员农民,而且又能将阶级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这样一种近乎理想的政治境界。而中共审时度势,以民族利益为先,及时将“地主不分田”的农地政策调整为“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农地政策。正是这种农村土地政策的调整,构筑了进入这一理想政治境界的重要桥梁之一。通过这一过程的深刻分析,将使我们对“双减”作为中国革命大链条中的重要一环有进一步的认识,并将指引人们深入了解又斗争又联合的动态组合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意义。中共将抗日战争时期的“双减”运动,是作为整个革命过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来谋划的。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先决条件下,中共极力谋求“双减”运动的开展,最大限度地密切联系中国革命不同阶段的目标。因此,在推行“双减”过程中,既要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也要把农民充分发动和组织起来,杜绝“搭便车”的现象,促成农民直接面对地主的“个人化”的“双减”方式；不仅要弱化地主对农民的剥削,而且也要削弱地主在农村中的封建势力,从而建立中共的农村政权和农民的政治优势。为了开展“双减”运动,为其净化环境,铺平通往胜利之路,中共想方设法,极力谋求从政治组构、权力组织安排、经济关系、社会准则、文化教育和观念形态等诸方面改变农村的社会环境。这就为租佃关系变迁提供了保障作用。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双减”运动,不只有革命的目的,也有灵活多变的策略运作空间,从而致使中共在抗战时期领导的“双减”运动,大大超越了农村一般经济意义上的改革,凸显了一切革命性变革。其革命性意蕴是在斗争与妥协的策略互动中展现出来,本文对农民与地主的博弈基本模型作了阐释。虽然“双减”运动所采取的具体方法,不像土地革命那样激剧,但是在组织发动群众、改变农村现存的社会政治经济力量方面,呈现了革命性变化。这正如彭真所言,“双减”是中共领导的一场群众运动,具有社会革命和民族抵抗运动的双重性质。本文将“中共革命与华北乡村租佃关系的变迁”情境,锁定为1937-1946年之间中共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开展的民族抵抗运动和“双减”运动。租佃关系变迁是对租佃关系非均衡的一种反应,它是一种租佃关系从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出现租佃关系非均衡是租佃关系变迁的必要条件。租佃关系因租佃制度而生,展示构成租佃制度的一切要素,然在其运动过程中由于受时代、地域等的作用,较之于侧重规定性内容的传统制度史来说,又显示出明显的灵活性,所确指的对象范围也通常突破制度文本规范而变得更宽泛。近代华北租佃制度是非正式的。然而在没有正式租佃制度的历史时期,地主与农民的租佃关系主要凭借非正式规则来维护,正是这些非正式规则保障了租佃关系的正常运转。非正式制度安排一旦形成,便具有顽强而持久的生命力,并且形成了世代相沿的民族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笔者以为这是我国历史上的非正式租佃制竟然存续两千多年的原因。华北租佃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中,意识形态、价值信念、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等起着规范租佃行为的约束作用,并能在形式上构成某种正式制度安排的先验模式。华北抗日根据地正式租佃制度的形成是中共的减租政策加载于其相关的法规之中,从而成为正式的租佃制度安排（正式规则）。尽管它是中共设定的,但是也需要有关各方的明确认同。这一套正式规则基本上吸纳了非正式制度安排中的先验模式。在制度形成中,不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逐步完善起来。实践表明,这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的实际进程却总是显现出私有地权的本质来。租佃制度的变迁是租佃制度、地租率、主佃关系、地权配置或土地占有、阶级关系等多种因素变迁叠加作用的结果。在这些变迁因素中,当以租佃制度为要,其他为伴生因素。华北地区幅员广大,各地经济发展水平迥异,各地的传统习惯有别,租佃制度复杂多样,同一租佃制度有多种称谓,但万变不离其宗。华北乡村的土地租佃制度在延续旧有的租佃制度（根据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同农业生产者结合方式的差别分）,诸如租佃制（包括分租制、定租制）、伙种制、帮工租种制（“雇工分益制”）等的基本租制的基础上发生了变迁,即定租制向分租制逆转,租种制变伙种制,定租制中的钱租逆转为物租,租佃与典当互变,查减后租佃方式的改变,活租和伙种大量减少,各地多采用了定租,废除了地租中的超经济剥削（大粮、杂租、小租、送工等）以及消除了高利贷剥削的成分（如预租和押租）,打破了旧中国地租与高利贷相结合,消除了地租中的高利贷剥削成分。华北各根据地的地租率基本上都下降到37.5%以下,很多地区的租率在10-30%之间。租率之下降,不单单意味着剥削量的减少,其深层意义在于地租性质的变化,使佃农的生活大有改观。租率的降低和超经济剥削成分的取缔,使根据地的地租不再与超经济强制相结合。这种地租形态,与根据地之外的地租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是一种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新民主主义地租。以上各种租佃制是一种具有内在联系、相互补充的制度安排,具有重要的意义。至此,租佃关系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一种新型的租佃关系形成了,并且成为华北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赵九洲[7]（2012）在《古代华北燃料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华北地区的地貌大致可分为山地、平原与沼泽湿地三个部分，地貌的差异决定了植被分布的差异，进而导致了燃料利用形式的差异。独特气候状况使得华北民众的燃料消耗量极为巨大，而近世气候的变化使得燃料需求进一步增大。人口密度较大的地区燃料蕴藏量较大，反者反是。城市中燃料蕴藏量较少，而燃料需求却极大；乡村中的情况与城市相反。这样的差异对经济、社会与生态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远古以迄明清，华北地区人口起伏波动极大，但总体的趋势是不断增多，至明清时期出现了严重的人口问题。与人口发展脉络相一致，华北区域内人们的燃料消耗量也在不断增大。于是，燃料的供应日趋紧张，至唐宋而出现了燃料危机，至明清时期越发严重。政府的燃料消耗量极为巨大，宫廷的饮食起居、祭祀礼仪中的举行、官员的薪俸发放以及军队的生活作战等等都需要大量的燃料。为了确保燃料供应，政府设置了专门的职官与机构，此外明代还设置了宦官组织惜薪司掌管内廷燃料采供。在明代，政府还设置易州山厂来直接进行燃料的生产与转运，山厂的兴起与衰落则与燃料格局的变化息息相关。在燃料危机深重的情形下，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确保燃料供应。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也需要消耗大量燃料，随着燃料匮乏局面的形成，华北地区民众民众生活日趋困苦化。围绕燃料，人们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有关的民间纠纷与刑事案件层出不穷。为了应对燃料危机，人们不断改造炊具、炉灶并调整饮食习惯，也极力改造取暖器具并改变取暖方式，极力提高燃料利用效率，以求开源节流，使生活用燃料得到最低限度的保障。中古及其以前，华北地区的手工业生产颇为发达，而步入近世却呈现萧条景象，丝织业、陶瓷业、冶铁业、制盐业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落。这一变局的出现与燃料危机的出现与加深密不可分，燃料供应紧张的情势下，若干高能耗手工业生产规模自然会受到挤压。近世冶铁业、制盐业等仍能有一定的发展，凭依的则是煤的使用及生产技术的革新。近世的燃料危机对华北地区的生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过度的樵采，植被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而作物秸秆大量用作燃料，又对役畜饲养造成了巨大冲击，饲养规模不断缩减，役畜结构也发生了剧烈变动。燃料危机还影响了作物结构和土壤肥力，高杆作物比重逐渐提高，而土壤肥力则呈下降趋势。华北地区用煤历史悠久，自宋代开始大规模应用，至明清而用量更为巨大。煤的开采与使用对政治与经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煤炭在近世社会演变进程中打下了深深的印记。随着煤炭的广泛使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植被的压力，役畜饲养也得以维持，但是也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反思当代的利用模式，展望未来人类前景，化石能源还有许多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王长松[8]（2011）在《近代海河河道治理与天津港口空间转移的过程研究》文中指出海河的淤塞和旱涝灾害是影响天津城市规划建设、国内外贸易、内河航运和海运最重要的自然环境因素,尤其是泥沙淤积对天津港口由内河向河口空间转移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金元建都北京直到明清时期,南、北运河成为都城的生命线,朝廷治河方针为“保漕济运”,对运道的治理主要是开源节流,培修运河堤坝,置浅铺挖淤,开挖减河宣泄洪水等等措施。在这个历史阶段因北运河日益淤浅,天津港口呈现自河西务渐渐向三岔河口转移的趋势。元代河西务为主港区,大直沽为海运码头;明代河西务为港口的管理中心,三岔河口为码头、仓储中心;清代河西务的管理职能也移至天津城,形成了单中心港口,另外随着漕粮海运和奉天海运,核心码头区由天津城北门外转移至东门外。1860年天津开埠通商,先后建立了九国租界,各租界纷纷沿河建造码头,形成紫竹林港区,民国时期,天津成为北方经济中心,是华北、西北等广大经济腹地的贸易港口,进出口贸易额巨增。这个时期,永定河对海河的影响最为严重,原永定河下游三角淀淤高已不能起到“散水匀沙”的作用,汛期大量泥沙注入海河,使海河含沙量骤增,造成海河航道的淤塞。与此同时,天津港口吞吐量大增,轮船吨位也迅速变大,吃水深度增加,较大船只不能上溯至租界码头,经常在塘沽转卸,塘沽渐成为天津外港。而且海河每年有3个月的冬季封港期,海河已无法满足航运的要求,所以近代时期中外开展了一系列的治理活动。海河工程局成立,主要对海河干流进行治理,首先在减河口建水闸,枯水期可以减少海河流量的损失;建迎水坝和护岸,保持航道的稳定;1901年至1923年先后主持了五次裁弯取直工程,海河河道大大缩短;1902年购置了挖泥船,开始对海河河道和大沽沙坝航道进行挖淤疏浚工作;冬季撞凌工作,延长了天津港的开港时间,基本上保持全年通航。顺直水利委员会成立后,先后主持了防汛和治理海河航道工程,主要有三岔口裁弯取直工程、北运河挽归故道工程。其他还有新开河建闸疏浚工程、马厂减河水闸和新河工程、青龙湾河整理工程、河道堤坝工程,以及编制了海河水系上游各河流的治理规划。1932年之后,由整理海河委员会、整理海河善后工程处和华北水利委员会先后办理的海河放淤工程大大减少了海河的含沙量,海河淤塞问题得到缓解,维持了近代天津港口的繁荣。虽然各机构的治理工程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海河的自然条件仍不能胜任港口的长远发展要求,天津市内港区渐渐衰落,河口的塘沽新港兴起。
刘振华[9]（2011）在《被边缘化的腹地：近代南阳盆地社会变迁研究（1906-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南阳盆地位于豫、鄂、陕三省边缘,介于黄河、淮河与长江流域之分界。本文以清末至民国中期的南阳盆地农村为主要研究对象,主要关注南阳盆地在交通区位被“边缘化”后当地农村社会、经济结构之变迁及影响。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由“中心地带”到“盗贼渊薮”。南阳曾经是中国重要的区域经济都会之一。晚清以降,随着自然、社会生态的衰败和区位交通重要性的下降,南阳盆地社会经济遭遇前所未有之衰变,沦为世人所不齿的“土匪世界”、“盗贼渊薮”。本章主要从明清以来南阳盆地自然生态的破坏、空间结构的边缘化及社会生态失衡的演变等视角出发,探究近代南阳盆地社会衰败的历史脉络。第二章、近代社会结构的恶化。本章探究南阳盆地“遍地是匪”和“绅权势大”这两大社会特征形成之动因。主要从近代以来南阳盆地社会风俗之流变,社会精英的“武化”和民众“匪化”等层面进行解析,从而梳理出宛属各地形成“豪绅政治”秩序的内在理路。本章也分析了在南阳盆地社会秩序崩溃后,一般民众在枪会、民团、匪众等社会组织中的地位、走向,对民众在“豪绅政治”秩序下的出路做了一定的分析。第三章、地权分配和租佃关系。本章通过对南阳盆地社会调查材料等资料的解析,主要围绕“地权分配”这一核心主题,努力把握20世纪20-30年代南阳盆地地权分配和租佃关系的特征,进而解读这一特征与当地社会衰败的关系。第四章、农村经济的衰变。本章通过对20世纪20-30年代南阳盆地农村社会经济、农村副业、农村商业贸易及交通条件的研究,考察南阳盆地农村社会经济衰变表征及其后果。南阳盆地社会生态的衰败造成当地土地荒芜、农村逃亡（离村）人口剧增、农村副业由盛而衰、交通秩序破坏,农村经济濒临破产,加剧了农村的贫困化程度。第五章、农家生活。在20世纪20-30年代,在南阳盆地社会衰败和整体秩序陷于崩溃的情形下,当地农家生活受外在因素影响巨大。一般农家无法“安居”,衣、食、住、行水平都极为低下,他们成为南阳盆地社会衰败的最大牺牲对象。近代以来,南阳盆地作为一个被“边缘化”的区域社会,其社会经济的发展无缘得到国家权力和政策的特殊眷顾。在近代南阳盆地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之后,地方精英重建的“豪绅政治”秩序在某种程度上是国家职能对南阳盆地“漠视”的副产品。
王洪兵[10]（2009）在《清代顺天府与京畿社会治理研究》文中提出清代顺天府地处首善之区,为畿辅重地,京畿地区的社会治理主要围绕顺天府展开,顺天府在京畿政治体制中的地位不言而喻。本文关于顺天府的研究,建立在对清代京畿行政体制考察的基础之上。顺天府制度的研究主要涉及顺天府的历史沿革、职官构成、基本职能,以及顺天府与直隶总督,顺天府与京师各衙门的基本关系格局等领域。顺天府体制始自明代,清代在继承明代制度框架基础上,根据本朝政治特色又有所变通。顺天府府尹专任汉人,并另简各部尚书、侍郎等大臣兼管顺天府尹事务,以强化顺天府之行政地位。在清代中后期,顺天府管辖包括大、宛二京县在内的二十四州县,并分其治于四路同知。顺天府由中央直辖,与直隶总督并无统属关系。在京畿州县治理实践中,实行顺天府与直隶总督双重监管体制。顺天府特殊的行政地位在京畿治理的过程中得以展现,它主持办理京师各项差务;与步军统领衙门、五城御史、刑部等衙门共同管理京师治安、司法事务;与礼部、兵部等衙门主持京师科举事宜。顺天府作为京师地区的行政衙门,还承担着主持进春、乡饮酒礼、耕耤等项仪式的责任。筹办京畿地区的赈济事务是顺天府衙门的主要职责,清代统治者重视发挥顺天府在办理赈济事务中的主导作用,而顺天府则通过办理赈务强化在京师行政体制中的地位。顺天府的研究是认识京畿社会秩序乃至整个清代政治特性的一把钥匙。顺天府行政体制的研究是开展清代京畿社会研究的基础,但是作为一项京畿区域社会历史的研究,又不能局限于单纯的制度考察,更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时段与空间场域空谈体制问题。顺天府的研究为考察清代国家与京畿社会关系提供了一个鲜活的视角。传统史学研究偏重宏大叙事,醉心于国家统治、乡绅政治、阶级斗争的研究,忽视对基层社会及其运转状况的考察,忽视地方行政、基层民众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并且脱离特定历史时段和历史区域。这些研究模式无助于全面把握清代社会历史发展路径,更难以揭示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性格。顺天府的研究在借鉴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注重基层行政体制的考察,强调研究视角的下移,在此基础上实现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有机结合,把国家政治制度史、王朝兴衰史放在清代顺天府这一特定时空条件下进行考察,既关注基本的行政体制演变,又将其融入鲜活的区域社会,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制度史、社会史、法制史、文化史等多种研究方法,实现对顺天府行政体制、京畿治理模式、清代治国理念以及京畿社会结构的整体性认识。
二、河北省玉田县土油罐发挥作用的调查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河北省玉田县土油罐发挥作用的调查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1）金代女真汉化的考古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缘起与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对象及其时空范围 |
| 一、相关概念界定: 汉化 |
| 二、研究对象及其时空范围 |
| 第三节 金代女真的考古学文化及女真汉化的发现与既往研究 |
| 一、金代都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
| 二、东北地区金代中小城址及相关遗迹的发现与研究 |
| 三、金代女真墓葬的发现与研究 |
| 四、金代女真手工业及社会生活相关遗存的发现与研究 |
| 五、金代女真汉化问题的既往研究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 |
| 第二章 女真建国前的文化面貌 |
| 第一节 女真先世及发展源流 |
| 第二节 早期女真的考古学文化 |
| 第三节 早期女真的社会生活和文化面貌 |
| 一、生业方式 |
| 二、丧葬习俗 |
| 三、原始信仰 |
| 四、与汉文化的关系 |
| 第三章 金代女真的城址、居址和建筑 |
| 第一节 金代都城 |
| 一、金代前期的都城: 金上京 |
| 二、金代中后期的都城: 金中都与金汴京 |
| 第二节 金代的行宫遗址 |
| 一、北京大葆台金代遗址 |
| 二、河北崇礼太子城金代行宫遗址 |
| 第三节 金代的祭礼体系与相关遗存 |
| 一、阿城刘秀屯朝日殿遗址 |
| 二、吉林安图县宝马城长白山神庙遗址 |
| 第四节 东北地区的金代中小城址和聚落址 |
| 一、东北地区金代古城的分布及特点 |
| 二、东北地区金代古城的建筑、形制和级别 |
| 第五节 金代的界壕、边堡及其他建筑 |
| 第四章 金代女真墓葬 |
| 第一节 金代皇陵 |
| 一、上京的金代皇陵 |
| 二、北京房山金陵 |
| 第二节 金代女真贵族墓葬 |
| 一、分布情况 |
| 二、墓葬形制 |
| 三、随葬品 |
| 第三节 金代其他女真墓葬 |
| 一、分布情况 |
| 二、墓葬形制 |
| 三、随葬品 |
| 第四节 金代女真墓葬的特点与分期 |
| 第五章 金代女真的手工业和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矿冶与铸造 |
| 一、铁器的冶铸与金代女真的生产生活 |
| 二、铜器的冶铸、使用与管控 |
| 第二节 制瓷业与用瓷习惯 |
| 第三节 盐业遗存与制盐业 |
| 第四节 齐国王墓与金代女真服饰 |
| 第六章 金代女真的精神文化和宗教信仰 |
| 第一节 女真的语言文字及相关材料 |
| 第二节 金代女真的文学艺术 |
| 第三节 金代女真的宗教信仰及相关遗存 |
| 第七章 金代女真汉化的演进过程 |
| 第一节 金代女真汉化的分期 |
| 第二节 金代女真汉化的演进过程 |
| 一、初期: 太祖太宗时期(1115-1138) |
| 二、中期: 熙宗海陵王时期(1138-1161) |
| 三、后期: 世宗章宗卫绍王时期(1161-1214) |
| 四、末期: 宣宗哀宗时期(1214-1234) |
| 第八章 金代女真汉化的特征、动因及影响 |
| 第一节 金代女真汉化的特征 |
| 一、从多元并蓄,到以汉为主 |
| 二、女真汉化的阶层性差异和地缘性差异 |
| 三、保留了一定民族审美和习俗并对汉文化产生反哺 |
| 第二节 金代女真汉化的动因 |
| 一、生业方式的相似性 |
| 二、多民族长时间、跨区域的互动与交流 |
| 三、女真统治者的主客观需要 |
| 第三节 金的覆亡与女真汉化对后世的影响 |
| 一、金的覆亡及女真民族的流向 |
| 二、金代女真汉化的模式及对后世的影响 |
| 第九章 结语 |
| 参考文歒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中国古代建筑史”所例举的基础案例的梳理与统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论文的缘起和研究背景、目的、意义 |
| 1.2 研究对象和范围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 |
| 1.4 论文的研究方法和内容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4.2 研究框架 |
| 第2章 概述“中国古代建筑史”所例举基础案例“档案库”的建立 |
| 2.1 本章引论 |
| 2.2“中国古代建筑史”所例举基础案例的确立 |
| 2.3 以建筑功能类型为依据引发的梳理概述 |
| 2.4 以时间阶段为依据引发的梳理概述 |
| 2.5 以空间定位为依据引发的梳理概述 |
| 2.6“档案库”的建立及使用说明 |
| 2.7 本章小结 |
| 第3章“中国古代建筑史”所例举的各类基础案例的梳理与统计 |
| 3.1 本章引论 |
| 3.2“中国古代建筑史”所例举的宗教建筑梳理与统计 |
| 3.2.1 本节引论 |
| 3.2.2“中国古代建筑史”所例举的佛教建筑梳理与统计 |
| 3.2.2.1“中国古代建筑史”所例举的佛寺建筑梳理与统计 |
| 3.2.2.2“中国古代建筑史”所例举的佛塔梳理与统计 |
| 3.2.2.3“中国古代建筑史”所例举的石窟类建筑梳理与统计 |
| 3.2.3“中国古代建筑史”所例举的儒教建筑梳理与统计 |
| 3.2.4“中国古代建筑史”所例举的道教建筑梳理与统计 |
| 3.2.5“中国古代建筑史”所例举的礼制建筑梳理与统计 |
| 3.2.6“中国古代建筑史”所例举的陵寝墓葬建筑梳理与统计 |
| 3.2.7“中国古代建筑史”所例举的伊斯兰教建筑梳理与统计 |
| 3.2.8 本节小结 |
| 3.3“中国古代建筑史”所例举的非宗教建筑梳理与统计 |
| 3.3.1 本节引论 |
| 3.3.2“中国古代建筑史”所例举的古桥梳理与统计 |
| 3.3.3“中国古代建筑史”所例举的标志建筑与戏台类建筑梳理与统计 |
| 3.3.4“中国古代建筑史”所例举的居住建筑与风景类建筑梳理与统计 |
| 3.3.5“中国古代建筑史”所例举的商业手工业、衙署等公共建筑梳理与统计 |
| 3.3.6 本节小结 |
| 3.4“中国古代建筑史”所例举的古遗址、古聚落梳理与统计 |
| 3.4.1 本节引论 |
| 3.4.2“中国古代建筑史”所例举的各类古遗址、古聚落梳理与统计 |
| 3.4.3 本节小结 |
| 3.5 本章总结 |
| 第4章 试结合多线索浅析档案库所呈现的数据特征 |
| 4.1 试结合“胡焕庸线”浅析档案库所呈现的“一线”数据差异特征 |
| 4.2 浅析档案库所呈现的“云南、山西、江苏”三省数据差异特征 |
| 4.3 试结合中国降水分布和地形浅析档案库所呈现的“四域”数据差异特征 |
| 结论、不足与未来研究的课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中国历史年表及中国古代建筑梳理分期表 |
| 附录B “中国古代建筑史”所例举的基础案例档案库 |
| 致谢 |
（3）近代山西移民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与目标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一）乡村史研究 |
| （二）人口、移民史研究 |
| （三）山西人口、移民史研究 |
| （四）土改史的研究 |
| 三 核心概念与研究的村落 |
| 四 资料介绍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近代山西移民 |
| 一 近代山西的社会与生态 |
| （一）“丁戊奇荒”与人口变动 |
| （二）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态环境 |
| （三）天灾人祸：华北诸省的社会与生态 |
| 二 近代山西移民概况 |
| （一）史料中的近代山西外来移民 |
| （二）近代山西移民的数量与规模 |
| 三 近代山西移民的阶段与特征 |
| （一）近代山西移民的阶段 |
| （二）移民迁徙的特点 |
| 第二章 移民与乡村社会 |
| 一 移民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
| （一）移民与人口结构 |
| （二）移民与乡村社会经济 |
| （三）移民与乡村社会文化 |
| （四）移民与乡村聚落 |
| 二 移民引发的社会问题 |
| 三 内聚与开放：关于华北村庄结构的思考 |
| 第三章 土客之间：外来移民的本土化 |
| 一 外来户取得“入住权”前的生存境遇 |
| （一）土客之别 |
| （二）土客相争 |
| 二 外来户“入住权”的获得 |
| （一）土地耕种 |
| （二）当兵支差 |
| （三）生计方式 |
| （四）婚姻关系 |
| （五）社会地位 |
| 第四章 外来户、革命与乡村社会 |
| 一 土改与新老户关系的变化 |
| （一）新老户的经济平等 |
| （二）新老户的政治平等 |
| 二 土改后新老户的关系 |
| （一）合作化与新老户关系的平等化 |
| （二）新老户与村庄权力结构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清代长城北侧城镇研究 ——以漠南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楔子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边疆开发的兴起和理论研究的匮乏 |
| 1.1.2 空间技术的崛起和传统手段的滞后 |
| 1.1.3 区域协同的趋势和整体研究的缺失 |
| 1.1.4 大长城学的丰富和“后长城概念”的提出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
| 1.3.1 概念界定 |
| 1.3.2 数据来源 |
| 1.4 相关领域研究综述 |
| 1.4.1 国内历史聚落研究现状 |
| 1.4.2 清代漠南地区聚落研究现状 |
| 1.5 相关理论基础 |
| 1.5.1 中心地理论 |
| 1.5.2 施坚雅模式 |
| 1.5.3 分形理论 |
| 1.5.4 点-轴理论 |
| 1.5.5 理论评述 |
| 1.6 研究方法 |
| 1.6.1 历史聚落空间结构定量研究方法设计 |
| 1.6.2 数据处理平台——GIS |
| 1.6.3 城镇格局判定——分形几何法 |
| 1.6.4 数据相似度描述——聚类分析法 |
| 1.6.5 信息提取和检验——内容分析法 |
| 1.7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7.1 研究内容 |
| 1.7.2 技术路线 |
| 1.8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清代漠南地区城镇发展背景研究 |
| 2.1 漠南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 |
| 2.1.1 气候特征 |
| 2.1.2 地形地貌 |
| 2.1.3 河流水系 |
| 2.2 漠南地区的交通区位特征 |
| 2.2.1 清代漠南地区的区位特征 |
| 2.2.2 清代漠南地区对外交通体系 |
| 2.3 漠南地区城镇发展的社会政治基础 |
| 2.3.1 清以前漠南地区的开发周期 |
| 2.3.2 清代漠南地区的政治基础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清代漠南地区城镇时空演化研究 |
| 3.1 序幕-清代长城南侧城镇发展概述 |
| 3.1.1 山西长城南侧地区城镇发展 |
| 3.1.2 直隶长城南侧地区城镇发展 |
| 3.1.3 山西、直隶长城南侧地区城镇演变规律 |
| 3.2 发展—清代漠南地区城镇发展历程 |
| 3.2.1 城镇建置历程研究 |
| 3.2.2 城镇时序增长特征及分析 |
| 3.2.3 城镇空间扩散特征及分析 |
| 3.3 分布-清代漠南地区城镇分布特征 |
| 3.3.1 城镇空间位置特征 |
| 3.3.2 城镇密度分布特征 |
| 3.3.3 城镇聚集倾向特征 |
| 3.4 成因—清代漠南地区城镇发展动力机制 |
| 3.4.1 内生动力——行政调控与移民流动 |
| 3.4.2 直接动力——口岸贸易与资本流入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清代漠南地区城镇空间格局研究 |
| 4.1 城镇体系空间格局分形特征研究 |
| 4.1.1 研究方法 |
| 4.1.2 分形结构实证研究 |
| 4.2 城镇行政结构空间特征研究 |
| 4.2.1 中心地理论的一般性与漠南地区的特殊性 |
| 4.2.2 城镇行政空间距离与地区分异 |
| 4.3 长城与城镇格局相关性研究 |
| 4.3.1 长城在城镇扩散过程中的影响 |
| 4.3.2 城镇与驿路空间相关性分析 |
| 4.3.3 城镇与关口空间聚集性分析 |
| 4.3.4 基于Matlab的聚落扩散法则探索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清代漠南地区城镇组织结构研究 |
| 5.1 补充视角——军事和经济 |
| 5.1.1 城镇军事属性 |
| 5.1.2 城镇经济属性 |
| 5.2 军事防御体系与驻防圈 |
| 5.2.1 驻防体系的建置过程 |
| 5.2.2 驻防体系的层级控制 |
| 5.2.3 驻防体系空间结构分析 |
| 5.2.4 驻防圈与行政格局的吻合关系 |
| 5.3 经济商贸体系与市场圈 |
| 5.3.1 层级划分——规模等级和功能等级 |
| 5.3.2 市场层级和代表性城镇 |
| 5.3.3 市场体系空间结构分析 |
| 5.3.4 市场圈与行政格局的吻合关系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清代漠南地区城镇单体形态研究 |
| 6.1 城镇外部形态特征 |
| 6.1.1 城墙内的治所 |
| 6.1.2 自由生长的街市 |
| 6.2 城镇规模等级特征 |
| 6.2.1 府级城市规模 |
| 6.2.2 县级城市规模 |
| 6.2.3 次县级市镇规模 |
| 6.3 城镇内部结构特征 |
| 6.3.1 主要功能构成要素 |
| 6.3.2 主要功能区布局特征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附录 |
| 致谢 |
（5）金代北京路地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国内外研究状况述评 |
| （一）金代北京路地区建置沿革 |
| （二）金代民族问题研究 |
| （三）金代北京路地区经济问题研究 |
| （四）北京路地区人口和户籍研究 |
| （五）金代北京路地区官署机构及职官研究 |
| 二 研究方法与主要内容 |
| 三 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金代北京路地区行政建置及官署机构 |
| 第一节 金代北京路地区地理环境 |
| 第二节 金代以前北京路地区政区设置 |
| 一 辽之前历代区划沿革 |
| 二 辽代政区设置及演变 |
| 第三节 金代北京路地区行政建置 |
| 一 临潢府路 |
| 二 北京路 |
| 第四节 金代北京路地区官署机构与职官 |
| 一 路级官署机构与职官 |
| 二 府州县级官署机构与职官 |
| 三 部族机构与职官 |
| 四 金代北京路主要任职官员 |
| 第二章 金代北京路地区的民族 |
| 第一节 金代北京路地区游牧民族分布格局的演变 |
| 一 金代北京路地区契丹族分布区域变迁 |
| 二 金代北京路地区奚族分布区域变迁 |
| 第二节 金代北京路地区农耕民族分布格局的演变 |
| 一 金代北京路地区汉人分布区域变迁 |
| 二 金代北京路地区女真人分布区域变迁 |
| 第三节 金代北京路地区民族政策 |
| 一 统治北京路地区契丹、奚的政策 |
| 二 统治北京路地区女真人的政策 |
| 第三章 金代北京路地区的经济 |
| 第一节 金代北京路地区州县农耕区经济 |
| 一 金代北京路地区农耕区农业生产 |
| 二 金代北京路地区农耕区农作物及农业耕作方式 |
| 三 金代北京路地区农耕区手工业生产 |
| 第二节 金代北京路地区部族游牧区经济 |
| 一 金代北京路地区游牧区畜牧业经济 |
| 二 金代北京路地区游牧区农业经济 |
| 三 金代北京路地区游牧区盐业经济 |
| 第三节 金代北京路地区农业开发与环境变迁 |
| 一 金代北京路地区人口容量与粮食需求量 |
| 二 金代北京路地区农业开发规模 |
| 三 北京路地区农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
| 第四节 金代北京路地区税收与货币 |
| 一 金代北京路地区赋税类别 |
| 二 金代北京路地区的镇及货币经济 |
| 第四章 金代北京路地区军事防御 |
| 第一节 金代北京路地区的军事机构 |
| 一 东北路招讨司 |
| 二 北京路的行省 |
| 第二节 金代东北路界壕考 |
| 一 东北路界壕的辨析 |
| 二 东北路界壕的沿革 |
| 三 东北路界壕完工时间 |
| 第三节 金代北京路地区的军事镇戍 |
| 一 乣军的军事镇戍 |
| 二 猛安谋克的军事镇戍 |
| 三 北京路地区驻军的薪饷 |
| 第四节 金代北京路地区的战争 |
| 一 北京路地区契丹、奚人大起义 |
| 二 北京路地区对蒙古诸部的战事 |
| 第五章 金代北京路地区与周边地区的互动 |
| 第一节 金代北京路地区的交通 |
| 一 北京大定府到上京会宁府的交通路线 |
| 二 北京大定府到中都大兴府的交通路线 |
| 三 北京大定府到东京辽阳府的交通路线 |
| 四 临潢、泰州至蒙古诸部的交通路线 |
| 第二节 金代北京路地区与金境内其他地区的互动 |
| 一 金代北京路地区与金境内其他区域的双向移民 |
| 二 通过辽西傍海道与金境内其他区域的互动 |
| 三 金代北京路地区与金界壕内外的互动 |
| 第三节 金代北京路地区华夷同风的区域文化 |
| 一 金代北京路地区的文化教育 |
| 二 金代北京路地区的文人 |
| 三 金代北京路地区的宗教民俗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后记 |
（6）中共革命与华北乡村租佃关系的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
| 二、本选题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概念界定和相关问题 |
| 四、本文研究的创新点 |
| 五、研究方法 |
| 六、引用的资料 |
| 第二章 华北乡村传统的租佃关系 |
| 第一节 抗战前华北乡村的农地配置 |
| 第二节 抗战前华北乡村的农佃比例 |
| 第三节 抗战前华北乡村的土地租佃制度 |
| 一、地租的历史形态 |
| 二、土地租佃制度 |
| 第三章 抗战爆发前后中共的土地政策和策略的转变 |
| 第一节 抗战爆发前中共对地主富农土地政策的调整 |
| 一、“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政策 |
| 二、“地主不分田，富农不能特别分给坏田”政策 |
| 第二节 抗战爆发后中共土地政策和策略的转变 |
| 一、“地主分坏田，富农财产不没收”政策 |
| 二、“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中共战略的转变 |
| 第四章 华北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的动态历史进程 |
| 第一节 减租减息发动的阶段(1937年7月—1939年11月) |
| 一、减租减息政策的提出 |
| 二、减租减息的开展和落实情况 |
| 第二节 减租减息扩充的阶段(1939年11月—1941年底) |
| 一、借反顽斗争大势，部分地区掀起减租减息热潮(1939年11月—1940年7月) |
| 二、中共策略方针从激进强调斗争到温和强调团结的转变与地主的趁机反攻(1940年7月——1941年底) |
| 第三节 减租减息全面实施阶段(1942年1月—1943年10月) |
| 一、减租减息全面实施阶段的政策与策略 |
| 二、各根据地减租减息的全面实施 |
| 第四节 减租减息深化的阶段(1943年10月—抗战胜利) |
| 一、《中共中央十一指示》与纠正恩赐减租 |
| 二、地主对减租减息的逃避与反对 |
| 三、“查减”与退租——租佃纠纷的解决 |
| 四、反恶霸算旧账的斗争 |
| 五、新解放区的反奸清算、减租减息运动 |
| 六、由减租减息向“耕者有其田”的转变 |
| 第五章 华北抗日根据地农民、地主、中共三方博弈中的租佃关系——从策略互动分析的视角阐释 |
| 第一节 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地主与农民的社会博弈分析 |
| 一、在完全信息状态下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利益博弈 |
| 二、在不完全信息状态下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利益博弈 |
| 第二节 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农民、地主、中共三方的社会博弈分析 |
| 一、地主应付减租减息的策略 |
| 二、中共(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利益博弈 |
| 第六章 华北抗日根据地土地租佃制度的变迁 |
| 第一节 土地租佃制度的形成、效能及其变迁——基于博弈论的解释 |
| 一、对土地租佃制度形成与效能的解释 |
| 二、对土地租佃制度变迁的解释 |
| 第二节 华北乡村土地租佃制度的变迁 |
| 一、定租制向分租制逆转 |
| 二、租种制变伙种制 |
| 三、定租制中的钱租逆转为物租 |
| 四、租佃与典当互变 |
| 五、查减后租佃方式的改变 |
| 六、废除了地租中的超经济剥削 |
| 七、顶地的变化 |
| 八、包锄地的变化 |
| 九、萝卜地的变化 |
| 第三节 地租率的变迁 |
| 一、减租前的租率 |
| 二、减租后的租率变迁 |
| 第四节 主佃关系的变迁 |
| 第七章 华北根据地的地权流转 |
| 第一节 抗战前的土地配置格局 |
| 第二节 地权流转的方式 |
| 一、减租减息运动中的清算导致地权流转 |
| 二、土地买卖导致地权流转 |
| 三、土地典当导致地权流转 |
| 四、典当土地的回赎导致地权流转(简称回赎地) |
| 第三节 地权流转的动态分析 |
| 第四节 地权流转的原因分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 在学期间发表的论文与研究成果 |
（7）古代华北燃料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预期目标 |
| 第二节 本课题研究现状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的难点与应注意的问题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论文架构 |
| 第五节 史料分析 |
| 第一章 华北地区的环境状况与燃料格局 |
| 第一节 燃料概述 |
| 一、 燃料的定义与分类 |
| 二、 与燃料有关之俗语、成语、诗词 |
| 三、 燃料与社会的演进 |
| 第二节 华北的地貌与植被特点 |
| 一、 地貌 |
| 二、 植被的空间分布类型与变化 |
| 三、 植被状况对燃料利用方式的影响 |
| 四、 是非功过——燃料利用对森林的影响 |
| 五、 变与不变——植被状况与燃料利用的准静态视角 |
| 第三节 华北的气候及其对燃料的影响 |
| 一、 气候概况 |
| 二、 气候与燃料问题的南北差异分析 |
| 三、 气候变化的影响 |
| 第四节 燃料资源的区域差异 |
| 一、 燃料蕴藏量与人口分布的倒置结构 |
| 二、 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 |
| 第二章 华北地区燃料危机的出现与加深 |
| 第一节 华北地区人口的演进与燃料消耗状况 |
| 一、 战国以降华北人口的发展概况 |
| 二、 生活用薪柴量的变化及相关分析 |
| 第二节 明代以前华北的燃料状况 |
| 一、 宋以前逐步紧张的燃料资源状况 |
| 二、 宋元时期燃料危机的爆发及其原因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的燃料危机 |
| 一、 明代燃料危机的深化 |
| 二、 清代的燃料状况 |
| 第三章 燃料与华北的政治 |
| 第一节 政府的燃料消耗分析 |
| 一、 宫廷的燃料消耗 |
| 二、 祭祀礼仪方面的燃料消耗 |
| 三、 燃料与官员的薪俸 |
| 四、 军队燃料供应 |
| 第二节 与燃料有关的职官设置 |
| 一、 普通职官 |
| 二、 宦官组织——惜薪司 |
| 三、 内廷女官 |
| 第三节 政府对柴炭产区的严格控制——易州山厂 |
| 一、 易州山厂设立的背景 |
| 二、 易州山厂的沿革与建置 |
| 三、 山厂的柴炭生产 |
| 四、 易州山厂的衰落 |
| 第四节 政府对燃料危机的其他应对措施 |
| 一、 与燃料有关的赋税与力役 |
| 二、 培育薪炭用树木的尝试 |
| 三、 燃料征取范围的扩大与节省 |
| 第四章 燃料与华北的民众生活 |
| 第一节 民众燃料消耗情况与燃料匮乏局面的形成 |
| 一、 家庭与个人的燃料利用情形 |
| 二、 燃料的日趋匮乏 |
| 三、 燃料匮乏与民众生活的困苦化 |
| 第二节 燃料危机与资源争夺 |
| 一、 拾薪 |
| 二、 与燃料有关的民间纠纷 |
| 三、 与燃料有关的刑罚与案件 |
| 第三节 烹饪与民生变化 |
| 一、 炊具及其演变 |
| 二、 炉灶及其演变 |
| 三、 燃料与饮食 |
| 第四节 取暖器具及其演变 |
| 一、 兼具烹饪功能的取暖用具 |
| 二、 专用的取暖用具 |
| 三、 关于火炕诸问题的探讨 |
| 第五章 燃料与华北手工业的发展 |
| 第一节 燃料与丝织业的发展 |
| 一、 上古至中古华北丝织业的发展状况 |
| 二、 蚕桑丝织业中的燃料消耗 |
| 三、 燃料危机与近世蚕桑丝织业的没落 |
| 第二节 燃料与陶瓷砖瓦业的发展 |
| 一、 上古至中古华北地区的陶瓷砖瓦发展状况 |
| 二、 陶瓷与砖瓦烧造行业中的燃料消耗分析 |
| 三、 燃料危机与近世华北陶瓷砖瓦的发展状况 |
| 第三节 燃料与冶铁业的发展 |
| 一、 上古至中古华北冶铁业发展状况 |
| 二、 冶铁业中的燃料消耗 |
| 三、 燃料危机与近世冶铁业的发展 |
| 第四节 燃料与华北其他手工业的发展 |
| 一、 燃料与华北盐业的发展 |
| 二、 燃料与冶铜业的发展 |
| 三、 燃料与烧灰业的发展 |
| 四、 燃料问题与近世华北的经济状况 |
| 第六章 燃料与华北生态的演变 |
| 第一节 燃料与植被状况 |
| 一、 远古至明代华北地区植被的变化概况 |
| 二、 薪柴采集对植被的影响 |
| 三、 特定燃料的环境效应——以木炭为例 |
| 第二节 燃料与役畜饲养 |
| 一、 燃料与华北地区马的饲养 |
| 二、 燃料与华北地区牛的饲养 |
| 三、 燃料危机与近世华北役畜饲养状况的变化 |
| 第三节 燃料危机对作物结构与土壤肥力的影响 |
| 一、 燃料需求与高秆作物比重的提高 |
| 二、 燃料危机与土壤肥力的变化 |
| 第七章 燃料的更新换代 |
| 第一节 华北地区用煤历史 |
| 一、 早期用煤历史 |
| 二、 宋代华北地区煤炭的大规模开采应用 |
| 三、 元代煤炭的开发利用 |
| 四、 明代煤炭的开发利用 |
| 五、 清前期煤炭的开发利用概况 |
| 第二节 煤炭的社会效应 |
| 一、 用煤与社会变迁 |
| 二、 煤炭与政治 |
| 三、 煤炭推广之阻力 |
| 第三节 煤炭的生态效应 |
| 一、 用煤与生态之改良 |
| 二、 煤与生态之恶化 |
| 第四节 化石能源忧思 |
| 一、 化石能源与薪柴燃烧效率之比较 |
| 二、 近现代化石能源利用模式之反思 |
| 三、 后化石能源时代的能源忧思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个人简历 |
| 个人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近代海河河道治理与天津港口空间转移的过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与选题意义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3 研究内容、方法及思路 |
| 1.4 论文创新点 |
| 第2章 元明清（前期）运河治理与天津港口的空间转移 |
| 2.1 元代运河的治理与天津双中心港的形成 |
| 2.1.1 元代以前运河的开凿和天津港口的出现 |
| 2.1.2 元代运河的治理与河西务的兴起 |
| 2.1.3 元代漕粮海运与海港的选址 |
| 2.1.4 元代天津双中心港口的形成 |
| 2.2 明代运河治理与天津双中心港口的嬗变 |
| 2.2.1 明代漕运与天津河港的完善 |
| 2.2.2 运河河道的治理 |
| 2.2.3 明代天津双中心港口的嬗变 |
| 2.3 清代前期运河治理与天津单中心港的形成 |
| 2.3.1 清代前期漕运与天津河港的发展 |
| 2.3.2 运河的治理 |
| 2.3.3 清代前期天津单中心港的形成 |
| 第3章 近代天津港口的繁荣与海河淤积和冬季封港 |
| 3.1 近代天津港口的繁荣 |
| 3.1.1 清代后期漕粮海运与码头空间转移 |
| 3.1.2 近代天津双中心港口的形成 |
| 3.1.3 天津港口的繁荣 |
| 3.2 海河淤积 |
| 3.2.1 海河淤积日益严重 |
| 3.2.2 海河淤积的因素 |
| 3.3 冬季封港 |
| 3.3.1 航道冬季封冻现象 |
| 3.3.2 极端冰冻事件 |
| 第4章 海河的治理（上） |
| 4.1 海河工程局对海河干流的治理 |
| 4.1.1 海河工程局的成立 |
| 4.1.2 闭塞支渠、建迎水坝和护岸工程 |
| 4.1.3 裁弯取直工程 |
| 4.1.4 海河与大沽口航道的疏浚工程 |
| 4.1.5 冬季撞凌及其他工程 |
| 4.2 顺直水利委员会对海河的治理 |
| 4.2.1 顺直水利委员会的成立 |
| 4.2.2 治标工程 |
| 4.2.3 治本计划 |
| 第5章 海河的治理（下） |
| 5.1 海河放淤工程 |
| 5.1.1 整理海河委员会与整理海河善后工程处 |
| 5.1.2 海河放淤工程的缘起 |
| 5.1.3 海河放淤工程开展过程 |
| 5.2 华北水利委员会对海河的治理与规划 |
| 5.2.1 华北水利委员会 |
| 5.2.2 河道地形测绘、水文气象观测和流域调查 |
| 5.2.3 流域治理规划和水利工程设计 |
| 5.2.4 水利工程的实施 |
| 5.2.5 1949 年之后海河的治理概况 |
| 5.3 海河冲淤变化研究 |
| 5.3.1 海河深度与含沙量、流量和潮差对比分析 |
| 5.3.2 永定河决口对海河含沙量的影响 |
| 5.3.3 大沽沙坝演变研究 |
| 第6章 近代塘沽新港的兴起与发展 |
| 6.1 近代天津海港的选址的抉择过程 |
| 6.1.1 秦皇岛的开埠与港口的发展 |
| 6.1.2 天津港的冬季码头 |
| 6.1.3 秦皇岛港不能替代天津港 |
| 6.1.4 孙中山提出北方大港计划 |
| 6.2 塘沽新港的建设 |
| 6.2.1 筹建塘沽新港的争议 |
| 6.2.2 塘沽新港建设过程 |
| 第7章 结语 |
| 7.1 天津港城空间形态的演变过程 |
| 7.2 海河水系治理特点的变化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被边缘化的腹地：近代南阳盆地社会变迁研究（1906-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旨趣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资料运用 |
| 第一章 由“中心地带”到“盗贼渊薮”——近代南阳盆地社会衰败的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自然生态的破坏及其后果 |
| 一、自然生态的破坏 |
| 二、自然灾害的频发 |
| 第二节 近代水陆交通的衰落与商业的萧条 |
| 一、水路交通 |
| 二、陆路交通 |
| 三、市镇经济的兴替 |
| 第三节 社会生态的衰败 |
| 一、持续不断的民变 |
| 二、各路军阀对南阳盆地的争夺和蹂躏 |
| 三、匪患猖獗 |
| 第二章 近代以来南阳盆地社会结构之变迁 |
| 第一节 风俗之流变 |
| 一、近代民风 |
| 二、旧俗充斥 |
| 第二节 南阳盆地社会秩序的“武化”与“匪化” |
| 一、社会动荡与地方精英的“武化” |
| 二、大士绅王庚先之死——对宛西绅权“武化”的解读 |
| 三、乡绅、地主的“匪化” |
| 四、民众的“匪化” |
| 五、权力、财富崇拜与秩序的“异化” |
| 第三节 枪会(民团)组织中的豪绅与民众关系辨析 |
| 第四节 “豪绅政治”秩序之确立——社会结构自身调节功能的缺失 |
| 第三章 南阳盆地的地权分配与租佃关系 |
| 第一节 地权分配 |
| 第二节 社会衰败 |
| 第三节 租佃关系 |
| 第四章 南阳盆地农村经济的衰变 |
| 第一节 农业经济的破产 |
| 一、土地荒芜 |
| 二、土地价格畸变 |
| 三、劳动力过剩 |
| 四、离村人口增多 |
| 第二节 柞蚕业的兴衰 |
| 第三节 交通衰败 |
| 第五章 南阳盆地的农家生活 |
| 第一节 农家生活所受外因之影响 |
| 一、社会秩序不安定所带来的严重影响 |
| 二、兵匪、灾荒交迫下的脆弱小农 |
| 第二节 农家一般生活条件之分析 |
| 结语——“边缘化”之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清代顺天府与京畿社会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学术史回顾 |
| 第二节 论文结构与研究思路 |
| 第三节 问题所在及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清代顺天府行政体制 |
| 第一节 清代顺天府制度沿革 |
| 一、明代顺天府概况 |
| 二、清代顺天府行政体制演变 |
| 三、顺天府与京师多元治理结构 |
| 第二节 清代顺天府府尹体制 |
| 一、顺天府府尹 |
| 二、兼管顺天府尹事务大臣 |
| 三、顺天府尹与兼尹关系 |
| 第三节 顺天府衙门职官体系 |
| 一、顺天府府丞 |
| 二、顺天府衙门佐贰官 |
| 三、大兴、宛平京县体制 |
| 第四节 顺天府、直隶总督与京畿地方行政体系 |
| 一、霸昌道、通永道 |
| 二、四路同知体制及其职能演变 |
| 三、顺天府属州县管理体制 |
| 第二章 顺天府与京畿社会治理 |
| 第一节 顺天府与京畿差徭 |
| 一、顺天府办差之背景 |
| 二、顺天府军务车差 |
| 三、顺天府巡幸车差 |
| 四、顺天府其它差徭 |
| 五、顺天府差徭与京畿社会 |
| 第二节 顺天府与京畿治安 |
| 一、京师治安体制 |
| 二、顺天府与州县地方治安 |
| 三、顺天府巡警改革 |
| 第三节 顺天府与京师司法审判体制 |
| 一、五城御史司法权 |
| 二、步军统领司法权 |
| 三、都察院与京控案件 |
| 四、顺天府司法审判体制 |
| 第四节 顺天府与京师旗人审判体制 |
| 一、京畿旗民矛盾冲突 |
| 二、京师宗室、觉罗案件审理 |
| 三、京畿州县宗室、觉罗案件 |
| 四、普通旗人案件审理 |
| 第三章 顺天府与京师科考教化 |
| 第一节 顺天府教育、考试机构 |
| 一、顺天府学 |
| 二、金台书院 |
| 三、顺天府贡院 |
| 四、顺天府义学、近代学堂 |
| 第二节 顺天府与顺天乡试 |
| 一、顺天乡试制度 |
| 二、顺天乡试官员及职役人员 |
| 三、顺天乡试准备工作 |
| 四、顺天乡试内外场供应 |
| 五、顺天乡试后续事宜 |
| 第三节 顺天府与旗人考试体制 |
| 一、八旗翻译童生考试 |
| 二、顺天府与八旗乡会试 |
| 三、顺天府与宗室乡试 |
| 第四章 顺天府与京师典礼仪式 |
| 第一节 顺天府与京师祭祀仪式 |
| 一、备办京师祠庙祭祀 |
| 二、顺天府进春制度 |
| 三、顺天府乡饮酒礼 |
| 第二节 顺天府与京师耕耤制度 |
| 一、明清耕耤制度演变 |
| 二、京师耕耤仪式的筹备 |
| 三、顺天府与京师耕耤大典 |
| 四、耤田、神仓与国家祭祀 |
| 五、耕耤仪式与清代治国理念 |
| 第五章 顺天府与京畿赈恤体制 |
| 第一节 京师生态环境与祛灾仪式 |
| 一、京畿生态环境 |
| 二、京畿祈祷晴雨 |
| 三、京畿龙神信仰 |
| 第二节 京畿雨雪、收成、粮价奏报制度 |
| 一、顺天府雨雪奏报体制 |
| 二、顺天府粮价奏报制度 |
| 三、顺天府属收成奏报制度 |
| 第三节 顺天府报灾、勘灾机制 |
| 一、顺天府报灾机制 |
| 二、顺天府勘灾机制 |
| 第四节 顺天府与京师赈恤机构 |
| 一、顺天府养济院 |
| 二、京师育婴堂 |
| 三、京师广仁堂 |
| 第五节 顺天府与京畿粥赈 |
| 一、顺天府与普济堂、功德林粥厂 |
| 二、京师官办与绅办善堂粥厂 |
| 三、京师旗人粥赈 |
| 第六节 清末京师赈恤机构改革 |
| 一、京师工艺局 |
| 二、京师教养局、习艺所 |
| 第六章 京畿赈恤过程中的国家、官绅与民众 |
| 第一节 京畿赈济中的官商绅民 |
| 一、顺大府备荒经费 |
| 二、顺天府官绅与京畿赈济 |
| 三、嘉庆六年蔡永清赈济案 |
| 第二节 京畿灾荒、流民与社会控制 |
| 一、京畿流民与秩序危机 |
| 二、京畿流民留养政策 |
| 三、京畿流民资迁政策 |
| 第七章 中心与边缘——京畿乡村社会结构与地方秩序 |
| 第一节 顺天府宝坻县行政体制 |
| 一、宝坻县地理、生态环境 |
| 二、县城、知县与地方治理 |
| 三、书吏、衙役与基层行政 |
| 第二节 顺天府宝坻县乡保体制 |
| 一、清代华北乡村保甲制度演变 |
| 二、宝坻县乡村权力结构 |
| 三、宝坻县乡保与地方公务 |
| 第三节 青苗会、村庄与乡村治理 |
| 一、乡村习俗与生产秩序 |
| 二、青苗会与村庄看青 |
| 三、村庄、庙宇与乡村治理 |
| 第四节 告示、村规与基层社会秩序 |
| 一、清代告示制度 |
| 二、告示、村规民约与乡村社会 |
| 三、告示与乡村社会秩序的构建 |
| 第五节 官府、宗族与村庄秩序 |
| 一、情、礼、法与乡村秩序建构 |
| 二、宝坻县地方宗法秩序 |
| 三、官府、宗族与村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个人简历及研究成果 |
四、河北省玉田县土油罐发挥作用的调查报告（论文参考文献）
- [1]金代女真汉化的考古学研究[D]. 叶帅. 南京大学, 2019(01)
- [2]“中国古代建筑史”所例举的基础案例的梳理与统计研究[D]. 张发明. 北京建筑大学, 2018(01)
- [3]近代山西移民与乡村社会[D]. 张爱明. 山西大学, 2017(03)
- [4]清代长城北侧城镇研究 ——以漠南地区为例[D]. 张昊雁. 天津大学, 2016(07)
- [5]金代北京路地区研究[D]. 宁波. 吉林大学, 2014(03)
- [6]中共革命与华北乡村租佃关系的变迁[D]. 王倩. 南开大学, 2013(06)
- [7]古代华北燃料问题研究[D]. 赵九洲. 南开大学, 2012(06)
- [8]近代海河河道治理与天津港口空间转移的过程研究[D]. 王长松. 北京大学, 2011(09)
- [9]被边缘化的腹地：近代南阳盆地社会变迁研究（1906-1937）[D]. 刘振华. 南京大学, 2011(11)
- [10]清代顺天府与京畿社会治理研究[D]. 王洪兵. 南开大学, 200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