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理论、抓路线、深入开展疟疾防治工作（论文文献综述）
史晓玲[1]（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指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容怀钰[2]（2020）在《“大地园林化”文献史料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大跃进”高潮时期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影响下,1958年12月出现了以改善环境面貌为目的的“大地园林化”号召,引领了一段时期的园林绿化发展高潮,推动了园林绿化建设事业的多方面进展。结合建国后的历史背景和园林绿化发展的历史进程,通过收集、整理、解读“大地园林化”的相关文献史料,详细考察了文献作者的社会认知,以及受其影响而形成的社会实践。从“社会认知”和“实践探索”两方面,还原了“大地园林化”号召内涵和运动概貌,分析了“大地园林化”在新时代的演变,诠释了这场运动在历史潮流中的作用、影响和意义,进而为现代园林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作用。通过研究这些文献史料,文章发现“大地园林化”这一着名运动的延续,是国家重视和全民行动两者的完美结合,具有自主性、义务性、系统性等特征。从政治领导到专家学者再到普通大众,都在这场广泛的全民性绿化运动中有所贡献,是“全民动员”的完美体现;另一方面,要实现全大地的绿化,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从山地、平原、四旁及空地处,广泛种植,实现绿化、美化、园林化,是“全域绿化”的集中体现。“大地园林化”号召在发起之初,受时代大背景所限,更多作为一种理想化的绿化愿景,但在当今,基于科学的规划和理性的政策,合理延续“大地园林化”有助于促进我国园林绿化事业全面而系统的发展。
田野[3]（2020）在《驻马店“75·8”洪水救灾工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频繁发生各类灾害,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防灾、抗灾、救灾经验。1975年8月驻马店地区发生了历史罕见的洪水灾害,台风带来的极端降雨天气以及水库管理使用方面存在的问题,引发了严重的水库垮坝事故,境内1座大型水库-板桥水库、1座中型水库-竹沟水库和24座小型水库相继垮坝。洪水在驻马店地区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两万多人死亡,几百万人围困于洪水之中并遭受疾病的侵袭,工农业、基础设施领域经济损失极为严重。灾害发生后,在中央、省、地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自上而下迅速成立了救灾指挥机构,专门负责不同阶段的救灾工作。同时,制定了明确的灾情分类标准,以农业损失、房屋倒塌情况为依据,将受灾情况具体分为毁灭性灾害、特重灾、重灾、轻灾四种类型。救灾是一项整体性工作,但在不同阶段,工作重心有着明显的不同。驻马店地区“75·8”洪水救灾工作总体分为以处理险情为主、以临灾救助为主、以恢复生产为主三个阶段。在处理险情阶段,通过疏堵结合的方式,解决了驻马店地区严重的洪水形势。在临灾救助阶段,集中力量解救被洪水围困的受灾群众,投放生活物资,并建立临时住所。在恢复生产阶段,通过农业复产复种以及发展副业,来推动生产救灾。驻马店“75·8”洪水救灾工作有着明确的形式及特点。物质救灾、医疗救治、号召动员、灾后重建是此次救灾工作的四种主要形式。物质救灾包括发放救灾粮、救灾衣物、救灾款;医疗救治包括派驻专业医疗队伍、发动乡村赤脚医生、拨发医药器具、开展卫生防疫工作;灾后重建则包括复建农田基础设施、修复受损水库及河流堤坝、重建房屋。同时,通过表彰先进模范,树立救灾典型、开展“四大讲”“五大讲”、组织干部群众开展思想理论学习的方式对受灾群众进行号召动员,实施精神救灾。此次救灾工作的开展有着突出的特点。救灾部署带有着鲜明的计划经济特征,同时,大规模的群众动员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驻马店地区“75·8”洪水救灾工作取得的成效是明显的。灾后的生产生活得到有效恢复与发展,社会秩序处于稳定状态,受灾地区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得到增强。同时,也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救灾工作有着泛政治化的倾向,救灾过程中出现了违犯财经纪律的问题,另外,在救灾信息的传递过程中,也存在着一定的偏差。此次救灾也给我们带来了重要的启示。党的领导是救灾工作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是救灾工作的基本遵循,救灾工作也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加强管理与监督是提高救灾工作成效的重要举措。同时,救灾工作开展过程中,相关信息也必须做到公开透明。
黑晓卉[4]（2019）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根本大计的战略高度,系统阐述了生态与生产力、生态与文明、生态与民生之间的关系,并就“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了深刻论述,由此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其思想立意高远、内容丰富、意蕴深刻、价值指向精准,为新时代不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美丽中国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本文从整体性视角出发,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为理论基础,采用文献研究法、多学科综合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深入解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渊源、时代背景、形成过程、体系特征、实践路径、理论贡献等内容,为我国可持续发展以及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价值遵循和实践指导。具体来讲,该论文深刻把握这一思想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全面性,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渊源。明确的逻辑支撑与理论起点是研究其思想的必要条件。具体来讲,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观、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的生态文明理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以及西方生态理论的优秀成分为其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思想根基、文化传承和国际借鉴。上述内容阐明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的缘由和动力问题。第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其思想的时代背景与任何伟大思想都一样,既产生于它所处的那个时代,也必然体现那个时代的特有精神和实践特征。具体来讲,其思想是基于新时代世情趋势、国情需要以及党情变化的集中反映,是对这些层面深刻研究和反思的必然选择和理论成果。第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过程。主要参照习近平工作经历、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的深刻变化,将其思想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初具生态意识的萌芽阶段、注重生态实践的探索阶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成熟阶段。这一历史阶段,与党和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进程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从而形成了既传承有序,又内容丰富,且具有重要独立地位的思想体系。第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系特征。主要从多维思路、核心观点的角度阐明了其思想的主要内容。同时,随着这种研究和反思的逐步推进,其思想也体现出不断深化的理论特质,表现出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时代性与开放性相统一的理论特质。上述体系特征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这一理论问题。第五,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路径。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出发,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大建设中,形成了“一融于四”的战略构架与实践操作策略,阐明了“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实践战略体系。第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贡献。在上述科学研究的基础上,需要对其思想的理论贡献进行必要的理论阐释。具体来讲,其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实践价值和世界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原创性贡献、是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武器、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智慧。总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一个集时代性、创新性与系统性于一体的科学体系,是在历史和现实、国内和国际、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彰显了我们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意志和高度自觉。可以说,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既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行动指南,也是建设清洁美丽新世界的中国方案。
李乾坤[5]（2019）在《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历史进程及经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妇联参与社会治理是将妇女群众的具体利益与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结合在一起,在社会领域持续推进妇女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实践,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七十年的历史进程中,妇联以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为指导,在党政部门支持下,积极协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阶段的社会治理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在深化妇联组织改革、推动妇联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关键阶段,系统梳理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历史进程,全面总结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历史经验,既是新时代妇联参与社会治理深化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因此,对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研究,力争突破现有研究以现阶段的区域性实践和个案为主的局限,以史实为依据,运用相关理论,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从党和国家战略需求的变化、妇联组织的沿革、妇女发展需求的变迁、社会力量的消长等多个层面展开。全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先从探析妇联组织特性和社会治理理念着手,界定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内涵,划定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范围和研究边界,然后梳理归纳与妇联参与社会治理最为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社会性别理论、治理理论的理论沿革和核心观点,阐释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理论依据。第二部分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妇联围绕新政权巩固、国民经济恢复发展、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治理中心任务,统合妇女群众与其他社会力量,构建群防群治的社会治安格局、创建男女平等的新生产秩序、确立新型的婚姻家庭关系以及对妇女进行社会改造的社会治理实践。第三、四部分研究在政治经济形势跌宕起伏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参与社会治理的曲折历程中,妇联在组织建设、提升妇女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发动妇女参与各项社会建设、推动家务劳动社会化、为妇女提供劳动保护等方面的重要探索与过失。第五部分研究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妇联遵循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相统一的国家治理总体战略,按照“法制化、科学化、社会化”的治理原则,在建立纵横交错的妇联组织网络,建立健全各项组织制度和协调机制,打造“巾帼建功”、“双学双比”、“文明家庭创建”等多个专题活动品牌,建立确保活动持续开展的长效机制等方面的丰富实践。第六部分研究新时代妇联在党和国家改革发展的新布局中,在全面深化妇联组织改革的基础上,利用经济社会发展催生的各种新资源、新技术,尤其是巾帼志愿者资源和互联网技术,联合社会力量在妇女源头维权和实事化维权、引领妇女群众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动员妇女参与社会文明新风培育等方面的新探索。第七部分总结妇联在参与社会治理的历史实践中,在推动妇联组织创新发展,处理与党政部门、其他社会团体、妇女群众等各方社会力量关系,汇聚社会资源、凝聚社会力量,联系、团结、服务、教育妇女群众等方面的历史逻辑和基本经验。总之,妇联作为占我国人口半数的妇女可信赖和依靠的重要群团组织,是沟通党和妇女群众、联合其他社会力量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七十年间,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历史主流是既推进了妇联组织的创新发展,满足了各个阶段妇女群众解放发展的需求,又为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贡献了巾帼力量,基本上形成了多赢的良性循环;支流是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历史实践一度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也存在“四化”一类的历史遗留问题或体制机制问题。因此,在亟需凝心聚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攻坚阶段,为了充分激发妇联和妇女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活力,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的群团改革和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建构作出了重要部署和指示。历史经验表明,新时代妇联若要更好地承担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使命,还需遵循坚持党的领导与发挥妇联组织主动性相统一,坚持理论自信与兼容并蓄地推进理论创新相统一,坚持以妇女群众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做好经常性工作与开展专题活动相统一,不断提升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社会协作水平等历史逻辑。
米善军[6]（2019）在《清以降云县疟疾的流行与防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云县自古多瘴岚,清代云县疟疾流行只能勾勒大致面貌。民国时期该地疟疾肆虐,尤以1933～1940年为疟疾流行最为严重的时期。1949年以后,云县疟疾出现过两次反复,随着防治工作的不断深入,于1986年基本扑灭,并最终融入全球性消除疟疾战略计划。清代云县防治疟疾主要采取看医、寻药及诉诸鬼神来解决疾病所带来的痛苦。民国时期,政府的卫生防疫机制虽已建立,虽然亦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总归是收效甚微。只有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人民政权,真正地实现了中央—地方之间的强力互动。这种强力关系的建立是通过波浪状的卫生运动、精密化的制度设计逐步达到的。清代云县有无卫生机构,已经无从考证。当时遇到疫情发生,根本无法实现疫情的及时控制与扑灭,更谈不上疾疫预防。民国政府治下的云县,已经出现较为正规的医疗卫生机构,无奈由于机制体制不甚健全,只在县城为中心地方设立了相关机构,根本无法辐射全县各地,尤其是偏远山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随着政局的稳定,在民国政府留下的卫生遗产的基础上,在从中央到地方的部署中,云县地区逐步建立并完善了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形成点面结合,层级分明,高度密集医疗卫生网络。云县的疟疾流行是地缘区位、国家政权、民风习俗诸多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疟疾的快速蔓延之势,倒逼民国政府不得不重视起基层卫生行政机构的设立与建设,但这些机构难以为继,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直到1949年以后,中国通过国家地计划与控制,走出一条以国家为主导,群防群治相结合的特色防治道路,逐步确立起大众心中新政权焕然一新的形象与面貌。
许三春[7]（2012）在《清以来的乡村医疗制度 ——从草泽铃医到赤脚医生》文中研究表明乡村医者及乡村医疗制度的变迁较少受到学界的关注，本研究即从医疗社会文化史的视角来对中国乡村医疗自清代以来的变迁展开探讨。乡村疾病和医疗话语的建构与消解，乡村医者及其医疗行为的组织化与制度化反映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这种变迁大致是从清代开始的，本文即从草泽铃医到赤脚医生来考察清代以来的乡村医疗制度的曲折发展及其背后的深层因素——变动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清代前期，乡村存在一个自在的、多元化的医疗体系，充斥着以草泽铃医为代表的形形色色的、弥散的医疗资源来满足乡民的日常医疗需求。若非发生重大疫病，国家很少对地方的医疗事务进行干预，地方精英基本上承担了乡村的疫病救治。清后期，西方公共卫生观念的传入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卫生观念，卫生防疫成为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能。港口检疫的实施与晚清卫生行政改革是卫生制度化的开端。大量医学传教士的涌入也对乡村医疗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与传统医者形成了竞争关系。民国时期，在缺乏强大的统一政权的背景下，卫生制度化也取得了曲折发展。乡村出现了由社会力量、地方政府和国家举办的卫生实验区，保健员与合作医疗制度。与草泽铃医不同的是，保健员是制度化的卫生工作者，在使用西医治疗简单疾病的同时，还承担了卫生防疫的任务。但这种变革仅限于较小的范围内，多数的乡村仍然有赖传统的医者提供医疗服务。1949年新政权的建立进一步改变了这一状况。国家采取各种措施来改变农村社会疾病流行的落后现状，构建新医学。传统中医药人员被整合进联合诊所，宗教医者与草泽医被禁止从事医疗工作。城市下乡的流动医疗队积极为农村治病防病，培训不脱产的农民卫生保健员、新法接生员。人民公社化后，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三级管理模式为卫生制度化提供了组织保证，公社卫生院、大队卫生室、生产队卫生员制度随之普遍建立。在卫生工作大跃进时，吃药不要钱的合作医疗制度也曾实施过一段时间，终因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而半途而废。1965年“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促进了农村保健员的培养，而上海江镇公社赤脚医生和湖北乐园合作医疗榜样的塑造则促成了两者在全国范围内的快速推广。赤脚医生的产生与发展既是农村医疗的功能性需求，也是医学政治化的一种表现。作为农村卫生革命的实施者，其本身也是文化革命的组成部分。这种革命性的需求甚至超越了对医疗效果的追求。当国家的目标从文化革命转移到实现现代化，并对农村的组织化控制有所放松时，以革命为动力的、走群众路线的、运动式发展的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也就难以为继了。这种乡村医疗制度的建构以政治化的方式重塑了医者与医疗对象，因此，决不能无限夸大其对乡村医疗与卫生改善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它是掩盖了农村医疗的困境，而虚构了一个能体现制度优越性的医疗神话和卫生奇迹。当尘埃落定，乡村医疗仍是无从破解的的难题。新农村合作医疗的兴起不再依赖乡村医生，且又增加了国家的投入，但是其问题丛生仍体现出了乡村医疗制度创新的缺乏与对传统的路径依赖。清代以来乡村医疗变迁表明，国家日渐承担了为民众提供医疗救助的职责，这是卫生现代性的体现。但是，国家在这个角色的扮演中总是出现偏差与谬误，要么以卫生为工具赢得统治的合法性与加强对乡村的控制，要么只为民众提供微不足道的医疗服务。如何在实现国家职能、发挥地方社会自主性与充分利用地方资源之间取得平衡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江西省上犹县农业局[8]（1976）在《刺血治疗僵猪的初步试验观察》文中研究指明 在全国人民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进一步落实毛主席重要指示的热潮中,1975年7～10月,我们在江西省各级党委的重视与正确领导下,坚持“学理论,抓路线,鼓干劲,促科研”,深入农村实践,密切联系生产,实行领导干部、贫下中农、科技人员三结合,开展社会主义大协作,由点到面,点面结合,运用民间传统针治技术,积极开展了刺血治疗僵猪的中兽医科学实验活动。
广州市荔湾区卫生局[9]（1976）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入开展中西医结合群众运动》文中研究表明 去年,我们荔湾区卫生局党委在上级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精神鼓舞下,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入领会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同志关于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指示,以大寨的根本经验为榜样,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从总结老中医学术经验入手,开展了群众性的中西医结合活动。一年来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研究班、研究组,发掘整理了我区老中医医案、医话、单方验方以及中西医结合治疗经验350多项,在中西医结合道路上迈开了新的一步。斗争实践使我们深刻认识到:祖国医药学
广州军区后勤部卫生部[10]（1976）在《以阶级斗争为纲 做好夏季野营训练卫生保障工作》文中研究表明 遵照毛主席的"一一·二四"批示,我区部队先后于1975年7～8月份进行了为时1个月左右的夏季野营训练。这次野营训练,正值酷暑季节,气温高,湿度大,病虫害多,加之在各种复杂地形条件下进行紧张演练,卫生保障任务更加艰巨。由于各级卫生部门
二、学理论、抓路线、深入开展疟疾防治工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学理论、抓路线、深入开展疟疾防治工作（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大地园林化”文献史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研究的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2.3 实践意义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1.3.1 “大地园林化”理念与实践研究现状 |
| 1.3.2 “绿化祖国”运动研究现状 |
| 1.3.3 建国以来其他相关“绿色”思想的研究现状 |
| 1.3.4 国内外相关研究小结 |
| 1.4 研究对象、方法与框架 |
| 1.4.1 研究对象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框架 |
| 2 从“绿化”到“大地园林化”的历史进程 |
| 2.1 起步时期(1949-1953) |
| 2.1.1 机构初设,发展教育 |
| 2.1.2 普遍护林与重点造林 |
| 2.1.3 传统造园的延续与开放 |
| 2.2 建设时期(1953-1957) |
| 2.2.1 “绿化祖国”的提出 |
| 2.2.2 青年群体“大力造林” |
| 2.2.3 学习“苏联绿化模式” |
| 2.2.4 造园中学苏与传统辩证应用 |
| 2.3 跃进时期(1958-1960) |
| 2.3.1 “大地园林化”的提出 |
| 2.3.2 发展育苗,加速造林 |
| 2.3.3 普遍绿化与结合生产 |
| 2.4 调整时期(1960-1965) |
| 2.4.1 以营林为基础,采育结合 |
| 2.4.2 “园林绿化结合生产”的偏颇 |
| 2.5 停滞与倒退时期(1966-1976) |
| 2.5.1 “四旁”与平原绿化整顿 |
| 2.5.2 园林绿化的破坏与损失 |
| 2.6 恢复重建与蓬勃发展时期(1976-至今) |
| 2.6.1 “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方针的回归 |
| 2.6.2 “大地园林化”的新发展 |
| 2.6.3 百花齐放的园林建设 |
| 2.7 本章小结 |
| 2.7.1 由点到面,科学规划 |
| 2.7.2 由量到质,合理造林 |
| 2.7.3 由少到多,广泛动员 |
| 3 “大地园林化”史料生产的社会动力 |
| 3.1 政治人物的眼界 |
| 3.1.1 绿化理念的前瞻视野 |
| 3.1.2 绿化建设的实践考量 |
| 3.1.3 理性思考与政策延续 |
| 3.2 林业人士的观点 |
| 3.2.1 林业的经济和生态意义 |
| 3.2.2 绿化方向上的规划建设 |
| 3.2.3 林业技术的传播与发展 |
| 3.3 农业人士的认知 |
| 3.3.1 林业与农业的相互作用 |
| 3.3.2 农业园林化的实现措施 |
| 3.4 水利人士的态度 |
| 3.4.1 水土保持与园林化 |
| 3.4.2 黄河两岸的园林化 |
| 3.5 园林人士的理念 |
| 3.5.1 发展大地园林化 |
| 3.5.2 重提大地园林化 |
| 3.6 大众媒体的传播 |
| 3.6.1 大众文学艺术传播 |
| 3.6.2 区域社会活动领域传播 |
| 3.7 本章小结 |
| 3.7.1 政治人物率先引导了“大地园林化” |
| 3.7.2 各类专家理性推动了“大地园林化” |
| 3.7.3 社会大众积极参与了“大地园林化” |
| 4 “大地园林化”农林实践的内容及特征 |
| 4.1 以防护为主的造林 |
| 4.1.1 水土保持林 |
| 4.1.2 水岸防护林 |
| 4.1.3 农田防护林 |
| 4.1.4 护村林 |
| 4.2 以生产为主的造林 |
| 4.2.1 用材林 |
| 4.2.2 特用经济林 |
| 4.2.3 苗圃 |
| 4.2.4 果园 |
| 4.3 基于交通线路的造林 |
| 4.3.1 铁路 |
| 4.3.2 公路 |
| 4.3.3 交叉口 |
| 4.3.4 道路绿化 |
| 4.4 本章小结 |
| 4.4.1 实施统一规格标准,超量完成造林任务 |
| 4.4.2 树种选择的单一化,栽植质量良莠不齐 |
| 5 “大地园林化”园林实践的内容及特征 |
| 5.1 公共绿地的园林化 |
| 5.1.1 公园园林化 |
| 5.1.2 车站园林化 |
| 5.1.3 纪念地园林化 |
| 5.1.4 广场绿化 |
| 5.2 专用绿地的园林化 |
| 5.2.1 居住区园林化 |
| 5.2.2 学校园林化 |
| 5.2.3 工厂园林化 |
| 5.3 本章小结 |
| 5.3.1 生产化的大众造园 |
| 5.3.2 地域性的园林差异 |
| 5.3.3 愿景式的理想规划 |
| 6 结语 |
| 6.1 研究总结 |
| 6.1.1 “园林化”的生产生态认知 |
| 6.1.2 社会认知下的全民性运动 |
| 6.1.3 社会实践下的理想与现实 |
|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6.2.1 研究不足 |
| 6.2.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3）驻马店“75·8”洪水救灾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二)概念界定 |
| 1、救灾 |
| 2、救灾工作 |
| 3、“75·8”洪水 |
| 4、驻马店地区 |
| (三)研究综述 |
| 1、关于灾荒、救灾的研究 |
| 2、关于中国共产党救灾思想、实践的研究 |
| 3、关于“75·8”洪水的研究 |
| (四)研究方法 |
| 1、文献研究法 |
| 2、田野调查法 |
| 3、案例分析法 |
| (五)研究重难点和创新点 |
| 1、研究重难点 |
| 2、研究创新点 |
| 一、“75·8”洪水成因及灾情影响 |
| (一)灾害成因 |
| 1、自然因素:台风导致创世界纪录降雨 |
| 2、人为因素 |
| (二)灾情影响 |
| 1、人口伤亡严重 |
| 2、工农业受损 |
| 3、基础设施瘫痪 |
| 4、疾病疫情的爆发 |
| 二、救灾机构的设立及灾情分类 |
| (一)救灾机构的设立 |
| 1、中央、省级救灾机构 |
| 2、地、县级救灾机构 |
| 3、社、队救灾机构 |
| 4、军队救灾机构 |
| (二)灾情分类 |
| 三、救灾工作的三个阶段 |
| (一)以处理险情为主的阶段 |
| 1、疏:扒开阻水工程,加快泄洪速度 |
| 2、堵:加固河堤库坝,排除潜在险情 |
| (二)以临灾救助为主的阶段 |
| 1、坚持“救人第一”,解救被洪水围困群众 |
| 2、投放生活物资 |
| 3、建立临时住所安置灾民 |
| (三)以恢复生产为主的阶段 |
| 1、恢复灾后农业生产 |
| 2、依托社队集体发展副业 |
| 四、救灾工作的形式及特点 |
| (一)物质救灾 |
| 1、食品救济 |
| 2、衣物救济 |
| 3、发放救灾款 |
| 4、其它救济 |
| (二)医疗救治 |
| 1、派驻专业医疗队伍 |
| 2、发动乡村赤脚医生 |
| 3、拨发医药器具 |
| 4、开展消毒防疫卫生工作 |
| (三)号召动员 |
| 1、表彰先进模范,树立救灾典型 |
| 2、开展“四大讲”、“五大讲”鼓舞灾民信心 |
| 3、组织干部群众开展思想理论学习 |
| (四)灾后重建 |
| 1、复建农田基础设施 |
| 2、修复受损水库、河流堤坝 |
| 3、重建房屋 |
| (五)救灾工作特点 |
| 1、大规模的群众动员 |
| 2、带有鲜明的计划经济色彩 |
| 五、救灾工作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 |
| (一)救灾工作成效 |
| 1、推动了灾区生产生活的恢复与发展 |
| 2、稳定了灾区社会秩序 |
| 3、增强了受灾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 |
| (二)救灾工作存在的问题 |
| 1、救灾工作存在着泛政治化的倾向 |
| 2、发生了违犯财经纪律的问题 |
| 3、救灾信息出现一定的偏差 |
| 六、救灾工作的启示 |
| (一)党的领导是救灾工作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
| (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是救灾工作的基本遵循 |
| (三)救灾工作彰显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
| (四)加强管理与监督是提高救灾工作成效的重要举措 |
| (五)救灾工作应做到信息公开透明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2.3 研究现状述评 |
| 1.3 概念辨析和界定 |
| 1.3.1 生态 |
| 1.3.2 文明 |
| 1.3.3 生态文明 |
| 1.3.4 生态文明建设 |
| 1.3.5 生态文明思想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渊源 |
| 2.1 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观 |
| 2.1.1 人与自然关系的有机统一论 |
| 2.1.2 生态危机制度根源论 |
| 2.1.3 生态文明的价值取向论 |
| 2.2 思想根基: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的生态文明理论 |
| 2.2.1 毛泽东的生态节约理念 |
| 2.2.2 邓小平的生态协调发展理论 |
| 2.2.3 江泽民的可持续发展观 |
| 2.2.4 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 |
| 2.3 文化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 |
| 2.3.1 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文明观 |
| 2.3.2 道家“道法自然”的生态文明观 |
| 2.3.3 佛家“和谐平等”的生态文明观 |
| 2.4 国际借鉴: 西方生态理论的合理成分 |
| 2.4.1 生态马克思主义 |
| 2.4.2 非人类中心主义 |
| 2.4.3 生态现代化理论 |
| 2.5 本章小结 |
| 3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时代背景 |
| 3.1 世情趋势: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
| 3.1.1 全球化的时代发展趋势 |
| 3.1.2 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
| 3.1.3 全球生态危机的严峻形势 |
| 3.2 国情需要:新时代国内发展压力的深刻回应 |
| 3.2.1 对新时代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 |
| 3.2.2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正确把握 |
| 3.2.3 对现阶段生态环境问题的深刻认识 |
| 3.3 党情变化: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执政新要求 |
| 3.3.1 党的历史使命不断拓展 |
| 3.3.2 党的执政理念不断创新 |
| 3.3.3 党的执政能力不断提升 |
| 3.4 本章小结 |
| 4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过程 |
| 4.1 知青岁月: 初具生态意识的萌芽阶段 |
| 4.1.1 修建沼气池:“清洁能源”的实践范例 |
| 4.1.2 改良厕所: “厕所革命”的早期尝试 |
| 4.1.3 修筑淤地坝:“黄河流域生态治理”的先前经验 |
| 4.2 地方实践:注重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阶段 |
| 4.2.1 推行“旅游兴县”的正定发展时期 |
| 4.2.2 构建“生态强省”的福建完善时期 |
| 4.2.3 打造“绿色浙江”的浙江深化时期 |
| 4.3 治国理政: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成熟阶段 |
| 4.3.1 提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理念 |
| 4.3.2 明确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战略 |
| 4.3.3 设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方略 |
| 4.4 本章小结 |
| 5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系特征 |
| 5.1 多维思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构成 |
| 5.1.1 “人类文明发展新形态”的价值定位 |
| 5.1.2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目标 |
| 5.1.3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主题主线 |
| 5.1.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视野 |
| 5.2 核心观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内核 |
| 5.2.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经济发展观 |
| 5.2.2 “环境就是生产力”的科学自然观 |
| 5.2.3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基本民生观 |
| 5.2.4 “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的法治”的严密法治观 |
| 5.2.5 “山水林田湖草就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治理观 |
| 5.3 理论特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特征 |
| 5.3.1 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 |
| 5.3.2 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 |
| 5.3.3 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 |
| 5.3.4 时代性与开放性相统一 |
| 5.4 本章小结 |
| 6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路径 |
| 6.1 物质基础: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的全过程 |
| 6.1.1 积极贯彻新发展理念 |
| 6.1.2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
| 6.1.3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6.2 坚实保障:生态文明建设融入政治建设的全过程 |
| 6.2.1 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
| 6.2.2 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
| 6.2.3 构建生态法律法制体系 |
| 6.3 精神动力:生态文明建设融入文化建设的全过程 |
| 6.3.1 牢固树立生态理念 |
| 6.3.2 大力培育生态文化 |
| 6.3.3 切实强化生态教育 |
| 6.4 必要条件: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社会建设的全过程 |
| 6.4.1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
| 6.4.2 维护生态环境的权益 |
| 6.4.3 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 |
| 6.5 本章小结 |
| 7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贡献 |
| 7.1 理论价值: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
| 7.1.1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内涵 |
| 7.1.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新成果 |
| 7.1.3 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境界 |
| 7.2 实践价值: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武器 |
| 7.2.1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 |
| 7.2.2 引领美丽中国建设的行动指南 |
| 7.2.3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 |
| 7.3 世界价值: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智慧 |
| 7.3.1 共谋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方案 |
| 7.3.2 探索生态现代化的理论范式 |
| 7.3.3 彰显生态责任的中国担当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5）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历史进程及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与依据 |
| 二、研究现状和目标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意义 |
| 五、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基本概念与相关理论 |
| 一、基本概念界定 |
| (一)妇联组织 |
| (二)社会治理 |
| (三)妇联参与社会治理 |
| 二、相关理论 |
| (一)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
| (二)社会性别理论 |
| (三)社会治理理论 |
| 第二章 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良好开端(1949-1956) |
| 一、妇联的全面组建与女界的初步统合 |
| (一)妇联组织体系的初创 |
| (二)妇联的组织统合 |
| 二、妇联参与创建社会新秩序的行动 |
| (一)发动妇女构建群防群治的社会治安格局 |
| (二)参与创建男女平等的新生产秩序 |
| (三)参与确立新型的婚姻家庭关系 |
| 三、妇联参与改造妇女的初步实践 |
| (一)劳动光荣理念下对妓女身份的重塑 |
| (二)抗美援朝运动中对妇女爱国观的培育 |
| (三)识字学习运动中对妇女的文化政治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曲折探索(1956-1966) |
| 一、妇联组织的曲折发展 |
| (一)妇联组织名称的统一 |
| (二)妇联组织制度的改进 |
| (三)妇联团体会员的收缩与发展 |
| (四)妇联基层组织的整顿波折 |
| 二、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探索 |
| (一)动员妇女参加社会劳动 |
| (二)大规模开展妇女扫盲运动 |
| (三)培育妇女群众集体观 |
| 三、妇联初步纠正“左倾冒进”错误的举措 |
| (一)加强对妇女的劳动保护 |
| (二)参与整顿托幼组织 |
| (三)参与整治婚姻乱象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中断与初步恢复(1966-1976) |
| 一、妇联组织的全面解体与初步恢复 |
| (一)妇联组织的逐步解体 |
| (二)妇联组织的初步恢复 |
| 二、妇联对社会治理的有限参与 |
| (一)参与推进男女同工同酬 |
| (二)发动妇女参与“农业学大寨” |
| (三)协助托幼组织的恢复整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新发展(1977-2012) |
| 一、改革开放新时期妇联组织的迅速发展 |
| (一)妇联组织制度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
| (二)妇联团体会员的迅速扩展 |
| (三)妇联基层组织建设的持续推进 |
| 二、新时期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新格局 |
| (一)多层次推动妇女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 |
| (二)全方位维护妇女合法权益 |
| (三)多方面推进对妇女的综合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深化转型(2012-2018) |
| 一、新时代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新机遇 |
| (一)习近平的社会治理新理念新布局 |
| (二)群团改革背景下妇联组织发展的新需求 |
| (三)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与中国妇情新样态 |
| 二、新时代妇联组织的深化改革 |
| (一)妇联组织各项制度的全面整建 |
| (二)妇联组织体系的系统化改革 |
| 三、新时代妇联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新实践 |
| (一)引领妇女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
| (二)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新作为 |
| (三)动员妇女参与培树社会文明新风尚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基本经验 |
| 一、坚持党的领导与充分发挥妇联组织主体性相统一 |
| 二、坚持理论自信与兼容并蓄地推进理论创新相统一 |
| 三、坚持以妇女群众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
| 四、坚持做好经常性工作与开展专题性活动相统一 |
| 五、不断提升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社会协作水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清以降云县疟疾的流行与防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学术价值 |
| 二、疟疾研究的学术回顾与总结 |
| (一) 中国疟疾学术研究六十年回顾 |
| (二) 云南省疟疾研究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的重难点及创新点 |
| (一) 研究重难点 |
| (二) 研究创新点 |
| 四、研究方法及写作思路 |
| 第一章 中西医学认知中的疟疾 |
| 第一节 传统中医体系下的疟疾认知 |
| 一、先秦两汉时期的疟疾认知 |
| 二、魏晋隋唐五代时期的疟疾认知 |
| 三、宋元明清时期的疟疾认知 |
| 第二节 现代西医认知中的疟疾 |
| 第二章 自然环境、区位、习俗与云县疟疾的关联 |
| 第一节 自然环境、区位与疟疾 |
| 一、纬度、气候与云县疟疾 |
| 二、海拔、地形与云县疟疾 |
| 三、地理区位与云县疟疾 |
| 第二节 传统习俗与疟疾 |
| 第三章 清以降云县疟疾的流行 |
| 第一节 清代疟疾的流行情况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疟疾的流行状况 |
| 第三节 1949年以后疟疾的流行状况 |
| 第四节 天降鞠凶:时代变革中的云县疟疾流行态势 |
| 第四章 清以降云县疟疾的防治 |
| 第一节 清代云县的疟疾防治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云县疟疾的防治 |
| 第三节 1949年以后云县疟疾的防治 |
| 一、1949年以后云县疟疾的防治阶段 |
| 二、1949年后云县疟疾的防治措施 |
| 第四节 艰难棘途:中央与地方的统合 |
| 第五章 云县抗疟机构的演变与转型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云县的抗疟机构 |
| 第二节 建国后云县的抗疟机构 |
| 第三节 公共卫生:国家卫生体系转型中的抗疟机构 |
| 结语 |
| 附1 |
| 附2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活动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获得的荣誉 |
（7）清以来的乡村医疗制度 ——从草泽铃医到赤脚医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与研究范围 |
| 第三节 研究回顾 |
| 一、 草泽铃医及乡村医疗制度的相关研究 |
| 二、 关于赤脚医生的研究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资料 |
| 一、 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 |
| 二、 研究资料 |
| 第五节 论文架构 |
| 第二章 清代的乡村医疗及其近代变革 |
| 第一节 清前期的乡村医疗资源 |
| 第二节 晚清卫生行政改革 |
| 小结 |
| 第三章 保健员与民国时期乡村医疗建设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乡村卫生机制 |
| 第二节 保健员与乡村医疗建设 |
| 一、 培训保健员与合作医疗的起源 |
| 二、 农村卫生实验区的卫生建设 |
| 三、 边区政府的医药合作社及其医疗活动 |
| 小结 |
| 第四章 1949 年后的农村医疗变革 |
| 第一节 四项卫生方针与爱国卫生运动 |
| 一、 反细菌战 |
| 二、 爱国卫生运动 |
| 第二节 1949 年后农村医疗市场结构的变化 |
| 第三节 联合诊所、农业社保健站与合作医疗的发展 |
| 一、 从医药合作社到联合诊所 |
| 二、 从联合诊所到保健站 |
| 三、 集体保健医疗或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 |
| 第四节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
| 第五节 乐园公社合作医疗的典型 |
| 小结 |
| 第五章 赤脚医生政策的实施及影响 |
| 第一节 赤脚医生的兴起 |
| 第二节 赤脚医生的选拔 |
| 一、 赤脚医生的前身：从卫生保健员到“小医生”的选拔与培训 |
| 二、 赤脚医生的选拔 |
| 第三节 赤脚医生的培训 |
| 一、 培训方法 |
| 二、 培训内容 |
| 三、 培训效果 |
| 第四节 赤脚医生薪酬 |
| 一、 赤脚医生报酬的构成与分配 |
| 二、 赤脚医生报酬的变动 |
| 第五节 赤脚医生的职责 |
| 第六节 赤脚医生的医疗方式 |
| 一、 “团结中西医”的卫生方针 |
| 二、 充分发挥“一根针、一把草”的作用 |
| 三、 “三土上马”、“四自创业” |
| 四、 西医疗法与新医疗法 |
| 五、 后合作医疗时期赤脚医生医疗方式的转变 |
| 第七节 赤脚医生时期的医病关系 |
| 一、 传统医病关系向现代医病关系的转变 |
| 二、 赤脚医生时期医病关系 |
| 小结 |
| 第六章 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的主要任务 |
| 第一节 合作医疗的目标及任务 |
| 一、 1949 年至 1956 年过渡时期的卫生目标——消灭烈性传染病 |
| 二、 1957 年至 1965 年的卫生目标：“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 |
| 三、 1965 年至 1976 年的卫生目标——实现卫生革命 |
| 第二节 合作医疗的筹资 |
| 一、 早期合作医疗的经费筹集 |
| 二、 1969 年以后的合作医疗筹资 |
| 第三节 合作医疗的管理 |
| 第四节 合作医疗的发展 |
| 一、 山东省合作医疗的发展概况 |
| 二、 山东省合作医疗快速发展的个案分析 |
| 三、 1977 年到 1985 年合作医疗的衰落 |
| 四、 合作医疗制度化失败的原因 |
| 小结 |
| 第七章 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制度的成效探析 |
| 第一节 两种传统观点：瑕不掩瑜与微不足道 |
| 第二节 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的实际效果 |
| 一、 实际医疗效果 |
| 二、 卫生成就与合作医疗的关系 |
| 第三节 社会政治效应 |
| 一、 从“毛主席派来的好医生”到“合作医疗好” |
| 二、 合作医疗所蕴含的价值和目标 |
| 小结 |
| 第八章 赤脚医生制度的尾声与合作医疗的再兴起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的逆转 |
| 第二节 合作医疗的再兴起 |
| 结语 政治化、制度化、廉价化的医疗资源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四、学理论、抓路线、深入开展疟疾防治工作（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2]“大地园林化”文献史料研究[D]. 容怀钰. 华中科技大学, 2020(01)
- [3]驻马店“75·8”洪水救灾工作研究[D]. 田野. 武汉大学, 2020(04)
- [4]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D]. 黑晓卉. 西安理工大学, 2019(01)
- [5]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历史进程及经验研究[D]. 李乾坤.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9)
- [6]清以降云县疟疾的流行与防治研究[D]. 米善军. 云南大学, 2019(03)
- [7]清以来的乡村医疗制度 ——从草泽铃医到赤脚医生[D]. 许三春. 南开大学, 2012(07)
- [8]刺血治疗僵猪的初步试验观察[J]. 江西省上犹县农业局. 中兽医科技资料, 1976(07)
- [9]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入开展中西医结合群众运动[J]. 广州市荔湾区卫生局. 新医药通讯, 1976(02)
- [10]以阶级斗争为纲 做好夏季野营训练卫生保障工作[J]. 广州军区后勤部卫生部. 人民军医, 197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