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内检验市场不能忽视（论文文献综述）
韩德睿[1]（2021）在《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论国际关系中国家的制度性权力转换》文中研究指明借鉴历史制度主义关于制度的渐进式变迁基本观点,本研究着重分析了国际制度中制度性权力的渐进性,即制度性权力的转换。具体来说,特定国家会通过一种合法的、渐进的、成本低且效果显着的方式,在已有制度的基础上,对本国的制度性权力进行转换,最终实现维护国家利益的目的。本文的研究重点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包括历史制度主义的权力观念;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国际制度的特点;国家的制度性权力转换过程,过程中各个阶段的表现形式;以及制度性权力转换的多种后果。本文意在阐明,在承认存在激进变迁或重大转折的同时,国际制度和制度性权力具有普遍的渐进性特点;用渐进性的视角去理解国际关系是重要的,不应为变化而变化,而是要关注变化的过程和因果关系,以此才能为随时可能发生的真正变化做好准备。基于这些研究内容,本文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第一章对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国际关系中的制度性权力,以及国际关系视角下的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这几项关键的概念进行了全面阐述。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以及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一道,并称为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三种理论都有着对制度独特的见解。而历史制度主义是三大理论中关注时间和过程最多的,这与本文的主导思想完全吻合。其次,在全面介绍制度性权力概念的基础上,对制度性权力的内涵进行进了一步的延伸。制度性的权力的定义是,一种国家持有的,基于已有国际制度,合法且具有渐变性的间接权力。制度性权力具有五种性质,分别是非排他性,相对非公平性,合法性,间接性以及渐变性。最后,提出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这种观点认为,在国际制度备受各国重视的今天,对寓于其中的权力进行渐进性的转换是国家的一种重要的且具有合法性的战略行为。第二章着重探讨了在制度性权力转换之前,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国际制度的特点。为什么许多国际制度虽然经常出现剧烈的小范围颤动,但总体上它们却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或者说,为什么制度的稳定性是重要的。国际制度难以更迭的原因有四个,包括国际体系单一化与国际制度黏性,全球化不可逆与国际无政府假定。国际制度的渐进式变迁包括替代,堆叠和漂移。关键节点和路径依赖理论试图解释文章的前提假设之一即国际制度确实在发生着变化,但并不是在剧烈转变,这种转变需要特定事件的刺激,并在刺激之后继续维持一种稳定的路径依赖状态。最后,文章讨论了国家为什么在一个较为稳定的制度环境中对制度性权力进行转换而不是重塑。其原因包括转换的隐蔽性,低成本性以及合法性的增持。总之,虽然历史制度主义主要用来分析国内制度,但是历史制度主义和国际制度之间是存在互嵌性的。第三章展现了制度性权力转换的过程。这一过程遵循了从原始权力的持有到新权力的再持有的理念。在国际制度设立或者准备设立之前,原始的制度性权力就已经开始积累。在国际制度正式建立之后,制度性权力首先会分配给参与制度的各个国家。随着制度内各个国家博弈的展开以及制度外部环境的变化,制度性权力会变得集中,渐渐的有一个国家或一个国家集团把持。在持有了制度性权力之后,国家开始运用制度性权力。这些运用包括了制度霸权、制度约束和制度竞争等行为。而运用制度性权力的过程,就是检验制度性权力的过程,国家会在这一过程中判断权力的有效性和权力的成本收益,以决定对制度性权力进行调整。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加之国家对制度性权力的检验,国家将会更新制度性权力,这种行为包括制度退出或威胁退出,以及在制度框架内重新谈判等等。在更新之后,如果国家获得了新的制度性权力,国家会继续以一种合法和低成本的方式对国际制度甚至国际体系施加影响。如果国家的更新行为失败,则会面临一系列不利的后果,甚至会使国家后悔对制度性权力进行转换。第四章讨论了制度性权力转换的后果。除了权力的后果以外,引入两种概念来解释制度性权力转换的制度性后果,包括预期后果和非预期后果。一个人或组织做出每一项行为之前,例如改革等等都会有一个期待的理想目标,如果这个目标最终实现,那么预期后果就形成了。非预期后果就会比预期后果更加复杂一些了。非预期后果指的是没有预期或预见的人或组织的有目的行动结果。从制度以外的视角,将制度性后果假设分为四种,非预期制度成熟,预期制度成熟,非预期制度崩溃,预期制度崩溃。第五章作为案例分析的章节选取尼克松冲击作为第二个案例,它是指由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1971年为了应对美国国内不断增加的通货膨胀和其他国家对美元的操纵,实行的工资和物价冻结,进口附加费以及单方面取消直接国际美国美元兑换黄金等一系列经济措施。到1973年,以自由浮动的法定货币为基础的现行制度实际上取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尼克松虽然又一次令美国背上了单边主义的骂名,但是他拯救了美元,维护了美国的金融霸权这一重要的制度性权力。这一案例良好的诠释了制度性权力几乎每一个性质。
王慧[2]（2021）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基于学术史的考察专业:政治学理论指导教师:马雪松教授20世纪80年代,詹姆斯·马奇与乔罕·欧森从组织理论的立场将长期受到忽视的制度和制度分析带回政治科学的主流议程,大批学者由此汇聚到新制度主义这面旗帜下并开启了新的研究篇章,以至有人开始高呼:“现在我们都是新制度主义者了”!然而,新制度主义的强劲发展一度令置身于制度结构之中的行动者黯然失色,制度被赋予了更多的约束性功能,其本身蕴含的使动意味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此背景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迎来观念转向的浪潮,众多学者纷纷加入观念议题的讨论。这一变化对制度分析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表现为各个流派愈益关注观念,更为关键的是,以观念和话语为理论基石的建构制度主义得以兴起。如此一来,新制度主义的观念研究或观念转向议题进入了政治学的中心地带与前沿领域。“观念很重要”似乎已经人尽皆知,但要问观念究竟是什么却又出现聚讼纷纭、人云亦云的局面,所以从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有必要首先为观念这一核心概念确立基本的分析维度。观念是各类行动与社会变革的先导,因而观念一直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课题,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从不同角度论述观念的重要性。就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而言,很多学者为观念的界说付出了努力,综合来看,包含类型、层次、要素、形式在内的观念的划分都可以归纳为观念的结构要素,表示观念孕育于特定的政治背景、经济基础、制度结构及社会关系网络,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观念无法凭空产生或存续,需要依附于特定的行动者并经由传播观念的话语、叙事、框架等呈现机制才能切实发挥作用。观念与制度的内在关联是贯穿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核心主线。从辩证的立场来看,观念即是制度,制度即是观念。本文从两个角度论述观念等同于制度的观点。从既定结果来看,某些观念性要素具有制度的属性,从转化过程来看,某些行动者的观念可以转化为实际的制度和政策。观念影响制度的生成、维系和变迁,制度也会影响观念的生成、维系和变迁,但这两条进路又有着本质区别与研究侧重。观念议题回归新制度主义并不是政治科学领域观念与制度相结合的首次尝试,而是有其深刻根植的历史脉络,观念与制度同等重要以及密切互动的观点可上溯至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以观念复归作为切入点并扩大分析视域可以发现,观念研究在政治学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兴起、衰落、复兴的转折时期,对其加以考察有助于理解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的前因后果。传统政治学研究中观念与制度相互交织在一起,旧制度主义虽然部分承袭了此前观念研究的传统,但偏向于对制度和观念予以宏观探讨与静态描述,旧制度主义的局限以及随后大行其道的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主导了观念研究的衰落,不过这一时期仍然产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念性成果。观念的复兴发生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仅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分支。聚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转向,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均从不同程度和不同角度加深了对观念的理解,但各个流派的观念转向有其独特性。建构制度主义代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观念维度上取得的突出成就,其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建构主义有着特殊的渊源,这一流派的分析基础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二元性或双重性,不确定性,利益与制度的观念建构,观念与制度的路径依赖。建构制度主义仍处于发展过程中,遵循建构逻辑而依次成长起来的观念制度主义、话语制度主义、修辞制度主义和沟通制度主义均可被视为其内部的取向。理论的变革无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与回应,脱离现实的理论往往是空洞的和盲目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发生观念转向的关键原因在于,既有的制度分析框架无法为某些现实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基于这样的认识,如何看待和理解这种转向可从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加以思考。一方面,观念转向促使各个流派加强对话交流与认同意识,缓和了各流派之间的理论张力,随着观念研究的逐渐深化,制度分析的视野得到相应的拓展。另一方面,比较政治研究离不开对规范和价值问题的讨论,在这个意义上立足日常经验反思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带来的深刻启示时,有必要审视观念与制度的正当性,好的观念和好的制度是任何文明社会都应努力追求的目标。结构制约能动,能动生产结构,人类文明演进的根本动力最终落脚于行动者。如何更好地建构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并使由行动者建构的制度更好地发挥约束和使能作用,是一项需要加以认真和审慎探索的课题。
唐彬[3]（2021）在《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对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平台企业是网络信息时代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组织形式,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以亚马逊、阿里巴巴、腾讯等为代表的一批平台企业成为互联网经济时代新兴商业模式的典范。顺应时下多元化、个性化、重视体验的消费需求,平台企业带动供应链上下游融合发展,在政府与市场共同推动下,引领我国经济向数字化转型发展。纵观平台企业的成长过程,创新性的商业模式是其快速成长、迅速占据市场份额的重要驱动力。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竞争全球化以及消费需求升级,平台企业已从最初的蓝海进入红海,每一个行业市场几乎都被细分,平台同质化严重,用户流量日渐枯竭、增长困难。商业模式创新已成为平台企业应对环境变化、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受资源禀赋影响。平台所体现的开放性、交互性、网络效应等特性促进了市场知识资源聚集,对其商业模式创新具有驱动作用。然而知识具有时效性,面对不确定的市场环境,只有高效创造新知识,并与环境变化相匹配,才能真正助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近年来,跨界成为平台企业突破资源禀赋限制、培育市场适应性的重要手段,通过跨界搜寻外部异质性知识,可以扩展平台企业知识基,有效弥补平台知识缺口。大数据能力是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企业新能力,可以加强平台企业对自身知识库的洞察和了解,拓展跨界搜寻的广度和深度,降低对外部知识吸收、消化、融合的风险和成本。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二者协同促进新知识创造,为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提供知识资源。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重点关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及二者交互项如何影响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第二,知识创造在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及二者交互项与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之间发挥了何种作用;第三,环境不确定性在知识创造与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之间发挥何种作用。基于此,本文根据知识管理理论、组织搜寻理论、企业能力理论构建本文的理论模型,对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知识创造、环境不确定性、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充分论证,提出相关研究假设。采用问卷调研的方式最终获取322份有效问卷,运用SPSS22.0、AMOS21.0等软件对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检验,主要结论如下:（1）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及二者交互项均正向影响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2）知识创造在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及二者交互项与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关系之间发挥中介作用;（3）环境不确定性负向调节知识创造与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关系。本研究旨在探索数字经济背景下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对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研究聚焦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及二者交互作用对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丰富了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相关研究。跨界搜寻为平台企业资源配置提供“知识池”,是大数据能力发展的助推器。大数据能力可以帮助平台企业在对内部知识清晰认知的基础上准确判断和评估所需的外部知识,增强跨界搜寻的宽度和深度。以往研究大多讨论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单一因素的作用,忽视了二者在商业模式创新中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交互效应。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证实了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及二者交互作用对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具有积极影响,弥补了先前研究只关注资源或能力的不足,拓展了企业能力理论。第二,本研究打开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与平台商业模式创新之间作用关系的理论“黑箱”,引入知识创造这一中介变量,探讨了平台企业如何把外部知识应用到商业模式创新的具体实践过程。已有研究大多探讨的是企业如何利用外部新知识实现商业模式创新,忽视了知识创造的互补作用。只有将不同类型的外部知识要素耦合应用到新知识体系中,才能实现要素价值放大,从而形成针对在位企业的竞争优势。知识创造是连接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与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关键因素,本文将知识创造作为中介变量纳入研究模型,全面检验知识创造在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及二者交互项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不仅拓展了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而且为知识创造相关研究提供崭新视角。第三,本研究揭示了环境不确定性在知识创造与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调节作用。现有研究大多从高管创造力、高管支持等组织内部的微观视角探讨影响平台商业模式创新的边界条件,忽视了外部环境这一权变因素,而主观判断可能对研究结果的普适性造成一定影响。实际上,数字经济时代下的平台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愈加复杂多变,留给平台企业知识创造的时间缩短,平台企业及时整合新旧知识、重塑知识体系的难度加大,无法及时为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提供有力支持。基于此,本研究探讨了环境不确定性在知识创造与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完善了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边界条件,充实了该领域的研究成果。综上,本研究是对当前数字化背景下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相关研究的有效补充,虽然提出一些有创新性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未来将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进一步完善。
王硕[4]（2021）在《群体情感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 ——以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的差异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群体情感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以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的差异为例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偏好的差异研究是欧洲化议题下的一个主要子问题。问题在于为何极需经济援助的候选国塞尔维亚,在面对入盟巨大的经济收益诱惑下,对欧政策偏好却是保持距离、欲迎还拒;而对俄罗斯的非物质援助深表感激,甚至为支持俄罗斯主动牺牲自我利益,而坚持与欧盟政策相背离?以往关于欧洲化的行动逻辑,主要是从理性选择模式的结果性逻辑,抑或是从个人认知心理模式的适当性逻辑来分析,他们皆以简约的个体客观理性或主观理性作为狭隘的前提假定,导致经验世界与抽象理论错位,越来越无法解释现实国家对外政策偏好中的诸多“例外”,亟需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而理论综合是创新的主要方式之一,即从相关的多层次和多学科理论中拟合出简约且与相关理论平均差异最小的中介变量来搭建新的分析框架[1]。本文以关系性逻辑为基础,在单位层次和体系层次选取适切的自变量,引入群体情感为中介变量作为黏合驱动剂,以此构建出能够解释塞尔维亚对俄欧的政策偏好差异的新视角。全文共五个章节,具体来说:第一章先是梳理传统理性选择模式与个人认知心理模式对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基本假定,以及两者之间的可弥合性。然后阐释群体情感的生成过程及基本特点,论证群体情感既是国家理性的基线,也是个人情感的趋同,分析其作为中介变量弥合两种模式错位性对立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这为下文国家对外政策偏好自变量的选取以及探讨各要素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第二章先是阐述当前国际社会中群体分化的现象越发明显,然后立足于探讨群体情感中介作用的研究目的,在影响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多样化自变量中,选取具有粘合物质主义与观念主义、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特征的四个自变量,分别是单元层次的共同历史记忆和本土实践,以及体系层次的地区安全结构和地区规范。最后论证群体情感这一中介变量不仅与自变量之间在作用上存在先后顺序,在逻辑上也存在着因果关系,即群体情感先是被这些自变量影响,然后又传递影响着因变量。第三章在单元层次进一步细致论证共同历史记忆与本土实践是如何在内部通过群体情感类别化进程来塑造国家对外政策偏好。其中,共同历史记忆在时间维度上积累出政治基调情感,政治基调情感塑造着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舆情态势,维系着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合法性,框定着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宏观方向。本土实践是决策者在空间维度上因时因事的激发出群体即时情感,因为任何对外政策分析模式本质上都是地方性的,尤其是在现代民主政体下,决策者与普通民众存在信息、兴趣、影响力的差异,决策者要保证某特定对外政策的主导性,就必须去个性化,以某一群体内情感的高级识别者身份,通过引导和利用即时情感来影响国内民众对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注意偏向、概率判断以及行为选择。第四章在体系层次上进一步细致论证地区安全结构与地区规范是如何在外部通过群体间情感评价进程来建构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外部环境。地区安全结构相较于国家间经济军事的物质力量对比,更加强调关系性权力与国家之间的亲疏关系,亲疏关系决定着国家间彼此对威胁的认知与判断。目前在东亚与欧美地区分别在希望与焦虑情感关系主导下形塑出零和博弈的安全结构,欧美与中东欧地区分别在焦虑与羞辱的情感关系主导下碰撞出了外源合作安全结构,中东欧与东亚地区分别在羞辱与希望情感关系主导下促成了内源合作安全结构,不同地区安全结构对国家对外政策偏好有着不同的外部体系压力。同时,地区规范存在着多样化的困境,往往通过羞辱施压等手段来迫使主权国家将其内化,进而转变其国家对外政策偏好。至此,本项研究证实了群体情感与和国家对外政策偏好之间具有因果相关性的理论预设。第五章是以塞尔维亚为例来对上述理论框架进行实证检验。先是分析塞尔维亚的政策偏好特点是对欧超越经济务实主义,对俄超越个人精英偏好,传统的理性选择模式和个人认知心理模式无法很好的解释塞尔维亚的欧洲化进程;然后根据穆勒求同法,得出群体情感是影响塞尔维亚政策偏好的决定性中介变量;最后对塞尔维亚对俄欧情感的类别化与比较进程进行分析。
王钰[5]（2021）在《命令控制型与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提出政府和市场是经济社会治理活动中的两个重要主体,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在调节经济社会的运行机制,政府则多依靠行政强制力参与到经济社会治理活动中。环境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治理领域的“政府论”和“市场论”之争已存在良久,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和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是政府和市场发挥环境治理作用的重要依托。回顾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市场化机制的建立激发了经济活力,经济总量实现了井喷式的增长。但中国经济一直是以资本和劳动为主要驱动力,高耗能、高污染和高排放的低层次发展模式导致资源与环境的短板效应日益严重。当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时期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成为新时期下的发展目标,促使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成为又一重要任务。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构建绿色的现代化发展体系,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环境治理的目标是实现经济绿色发展,所以环境治理既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必要选择。政府和市场是环境治理活动中的重要参与者,二者分别通过命令控制和市场激励来推动经济绿色发展。为了探究不同环境政策在环境治理活动中的作用,本文系统性地分析了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和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基本结论如下:第一,本文对经济绿色发展水平的测算方法进行了改进。创新性地应用超效率共同前沿DEA方法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改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方式,分别基于要素贡献和结构贡献两种方法进行分解,从多个角度寻找经济绿色发展的驱动要素。研究发现:（1）2016年之后,全国平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呈现了上升的趋势,出现由负转正的变化,即经济绿色发展水平有所提高。（2）经济绿色发展水平存在地区异质性,北部沿海和东部沿海的年平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正,其他经济区域的年平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负。（3）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要素贡献分解结果来看,对于全国和大多数经济区域而言,产出不足和能源过度消耗是导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而环境改善是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驱动因素。从结构贡献的分解结果来看,创新效应是促进绿色全要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第二,本文将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分为中央政府实施的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和地方政府实施的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并以中央环保督察、中央环保约谈和地方环境监管为几种典型的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进行研究。利用断点回归模型识别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寻找中央环保约谈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中介变量,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环境监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1）中央环保督察和中央环保约谈都会显着地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中央环保督察仅是通过产出增长效应和环境改善效应促进经济绿色发展,中央环保督察并未促进能源节约。地方环境监管作为中央环保约谈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中介变量,仅在环保约谈发生的后一年发挥中介作用,当年并不具有中介效应,由此可见,地方政府将环境治理压力转换为治理对策仍然需要一定的时间。（2）地方政府环境监管的作用效果存在地区异质性和门槛效应,对于北部沿海、大西南、东北和南部沿海四个经济区域而言,提高环境监管力度会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对于其他经济区域而言,环境监管的作用并不明显。环境监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挥作用时,存在以经济发展水平、工业规模、研发水平和环境监管力度为调节因子的门槛效应。第三,本文对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影响经济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以用能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两种环境规制工具为代表,将排放权的初始分配作为研究的起点,在确定初始分配方案后,模拟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的交易行为,对用能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进行政策组合,从绿色发展视角下评价不同市场化程度的政策组合的经济红利效应。研究发现:（1）零和DEA方法虽然提高了用能权与碳排放权初始分配的公平性,但并没有提高初始分配的效率水平。（2）初始分配方式的选择依赖于市场机制的成熟度,当市场机制完善时,选择零和DEA方法进行初始分配,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行为促进技术进步;但当市场机制不完善时,基于零和DEA方法的初始分配方式可能会阻碍技术进步,此时选择历史法进行初始分配可以在短期内保存生产力。（3）随着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的市场化水平提高,其产出效应、节能减排效应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均会提高。在用能权与碳排放权同时可交易的市场交易型政策组合下,潜在产出增量、节能量、CO2减排量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都会显着提高。市场交易型环境政策组合体现出最佳的经济红利效应,混合型环境政策组合居中,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组合的经济红利效应最差。（4）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数分解结果表明,与追求产出（GDP）增加相比,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在更大程度上是通过节能和CO2减排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第四,本文在单独分析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和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的作用机制后,又进一步分析了二者协同作用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考虑到不同层级政府实施的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的影响作用存在差异,所以本文分别研究了中央环保约谈与排放权交易的协同作用、地方环境监管与排放权交易的协同作用。研究发现:（1）较之不实施中央环保约谈和排放权交易,或只实施其中一种,同时实施中央环保约谈和排放权交易可以显着地提高经济绿色发展水平。（2）地方环境监管的政策效果会受到排放权交易政策的调节影响,对于不实施排放权交易的城市而言,地方环境监管的绿色增长效应并不显着,而对于实施排放权交易的城市而言,地方环境监管会显着地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3）从外商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来看,环境监管与排放权交易即具有协同作用,也具有掣肘影响,其中协同作用体现为排放权交易会降低环境监管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掣肘影响为环境监管与排放权交易同时实施会降低环境政策效果。本文研究得出以下启示:中国经济绿色发展水平存在地区异质性,所以无论是效率评价,还是环境政策的实施,都应将地区异质性作为重要的参考因素,实施差异化的环境政策是提高环境治理能力的必要条件;中央政府应继续坚持以环保督察和环保约谈为主要形式的环境治理行为,充分发挥它们对环境改善的促进作用;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实施市场化的环境政策,提高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的作用程度,最大化释放出政策的经济红利效应,以促进经济绿色发展。环境治理应发挥多主体的协同作用,既要利用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势,又要依靠政府的行政执行力,在实现绿色发展的目标下,使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和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实现优势互补。
邢斯达[6]（2021）在《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效应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创造出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国家综合实力得到明显提升。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尤其是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问题接踵而至,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也随之陡增,致使我国对外贸易受到了巨大冲击。伴随着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外部环境进一步恶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重大战略决策,通过国内的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向更高层次迈进。近年来,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不断提升,对于社会产品服务的需求结构正处于由物质型消费转向服务型消费为主的进程中,直接表现在对医疗、教育、养老、文化服务等方面的需求不断增加。然而,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卫生、教育、文化、体育、社会保障等社会型基础设施供需矛盾正日益凸显,出现了诸如城镇医疗设施覆盖不足、医疗秩序混乱、就医环境差,教育设施短缺、设备简陋等社会型基础设施供给不完善的问题。社会型基础设施是政府提供医疗、科技、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的主要载体,其供给水平直接影响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以及在新时期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的背景之下,如何根据实际情况完善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政策,提升社会型基础设施的实际作用效果,更为有效的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以及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动能是本文主要思考的问题。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和归纳,目前学术领域关于基础设施的研究多数集中在经济型基础设施,相对忽视对社会型基础设施的关注,基础设施政策的效果评价类文献更多将研究重点集中在经济效应方面,对其产生的社会效应的研究相对较少,并且关于社会效应的文献集中在贫困减缓、收入差距减少等单一目标的研究。随着新时期社会环境的复杂变化,仅仅依靠单一目标作为基础设施政策评价的政府目标和责任体系构架已经与实际需要不相符,基础设施政策的评价体系应从传统的以单一效应目标转向多效应综合目标体系的构建。此外,现有文献更多将基础设施作为一个整体,或者对整体中的单一类型基础设施展开研究,相对缺少从基础设施结构角度出发的文献,如对不同类型基础设施政策实施效果对比的文献。随着时间空间等因素的变化,不同类型基础设施的政策效果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了有效提高政府部门基础设施投资资金的整体使用效率,理应从相对动态的角度对基础设施的政策实施效果进行判断。目前对于基础设施存量,包括社会型基础设施存量的估算缺乏官方统计数据,现有文献更多运用基础设施的替代变量作为政策效果的评价指标,指标选取方式主观性较强,运用基础设施的存量数据能够更为客观的判断基础设施的政策效果。根据上述背景,本文立足于以人为本的思想,以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为支撑,在考虑政策经济效应的同时兼顾社会发展目标,将研究重点放在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双效应方面,对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和社会效应的作用路径、影响机制、变化趋势等展开研究。本文引入基础设施政策结构性调整的思路,充分考虑到时间和空间因素,对经济和社会两类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效应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分地区、分时间得出了一些细化的结论,相对丰富了基础设施结构性调整类的文献。此外,本文对我国历年各类型基础设施存量进行了估算,并以此作为实证分析的主要数据支持。本文主要分析部分安排如下:首先,本文对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作用机理和内在作用机制进行探究。运用历史数据直观描述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主体、项目资金来源变化、占城镇投资比重变化、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变化的发展事实。对我国四类社会型基础设施构建供需协调发展模型进行测算和分析,明确了我国四类社会型基础设施实际的供需协调等级和供需现状,通过永续盘存法估算全国层面和省际层面的社会型和经济型基础设施存量,为实证分析提供相应的现实背景和数据支持。其次,本文分三部分进行实证分析。经济效应的实证方面,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传导路径进行实证分析,通过面板模型实证检验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效应,综合考虑官员晋升压力、资源禀赋和金融市场等因素,对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区域异质性进行考察。社会效应方面,科学设计了涵盖社会公平、生活秩序、社会稳定等因素的和谐社会综合指标作为衡量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的基础数据,对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的外部性以及外部溢出效应进行衡量,分时间、分区域对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经济和社会综合效应方面构建经济社会综合评价指标,对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社会效应以及经济社会综合效应进行了测度,对其动态变化进行分析。此外,考虑到经济型基础设施和社会型基础设施的作用效果可能存在差异,本文在实证部分进一步分析了两类基础设施经济和社会效应的影响差异,为社会型基础设施更好的改善社会经济状况提出借鉴。最后,根据本文的分析结论,针对如何完善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提出政策建议。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1）社会型基础设施通过直接和间接的作用产生经济效应,其经济效应整体呈正向效果。（2）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效果显着,且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3）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和社会效应整体处于上升趋势,其实际效果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4）两类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实际作用效果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以及各自的比较优势。（5）我国四类社会型基础设施供需协调等级整体呈上升趋势,实际供需情况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总的来说,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具有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应,与经济型基础设施的作用效果相比,在不同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在基础设施投资政策上,要提升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增加社会型基础设施的政策重视,加强中央和地方社会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完善社会型基础设施的整体供给水平。在政策调整时,要充分考虑区域差异,根据实际需求情况调整我国现有基础设施投资政策,考虑新时期、新时代背景下出现的新因素,综合制定基础设施政策目标和投资方向,建立动态的基础设施政策决策机制,对政策效果进行综合性动态评估,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更为有效的发挥政府的政策职能。
胡杨[7]（2021）在《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研究》文中提出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是育人主体根据社会发展需要,结合新时代大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以红色文化资源为育人载体,依托相应的媒介,通过有效的育人途径使大学生在产生情感共鸣的过程中认知红色文化资源并积极内化红色精神和红色优良传统,继而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外化成高尚行为的有目的、有计划的育人实践活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意义重大。从国家层面来讲,它有助于拓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维护党的执政地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同时也有利于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弘扬,唤醒人民群众心中的“红色记忆”;从大学生层面来讲,它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助力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促进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近年来,红色文化资源基础理论研究不断深化,高校间也积极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开展育人实践并及时总结经验进行推广,取得了红色文化资源的认知率不断提高,部分校园的红色文化氛围渐显浓郁,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话语空间也更为宽广等可喜的成绩。但我们也应该敏锐地洞察到国外不良思潮、市场经济价值观念、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思想、新媒体中的不良言论等环体层面的宏观因素对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的冲击,以及育人主体过分强调理论灌输,缺乏体验、感悟式的实践教育,脱离大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开展育人实践等方法技术和育人主客体的个人原因等微观因素对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的消解。宏观和微观因素合力造成了红色文化资源在育人过程中具实存在的利用主体、主题、方式、动力和评价层面的问题。它们都是高校进一步运用红色文化资源开展育人实践的障碍。新时代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要想取得成效,避免陷入形式主义的怪圈,这就迫切需要建立起一套科学可行的育人评价体系,学理性地探讨高校运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基本评价原则、评价指标、具体评价方法、评价标准的现实设立依据、开展评价工作的现实困境等范畴。只有适时精准地开展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评价工作,才能够及时观察和搜集育人过程中凸现出来的问题,为问题的解决提供靶向,助力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有效开展。行之有效的路径是红色文化资源育人价值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要有效实现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价值,必须结合时代特征和大学生身心发展的诉求加强红色文化资源在理论教学、实践教学中的有效运用,积极运用红色文化资源营造和谐向上的校园文化环境,建构起良性的红色文化资源育人话语,拓宽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传播媒介,倡导大学生运用红色文化资源开展自我教育,打造起“六位一体”的新型育人格局,助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的提高。与此同时,建构和完善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保障体系,有助于避免红色文化资源育人陷入低效、无效的境地,助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实现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建构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保障体系,必须促进基于有效实现育人价值的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设立起运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专业指导机构,加强运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人才队伍建设,健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制度保障,推动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多项协助,优化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宏观和微观环境。
黄磊[8]（2021）在《技术搜寻、吸收能力与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研究》文中提出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势不可挡的潮流。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的动荡性和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经济全球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大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我国的企业尤其是高技术企业面临着一系列核心技术缺乏的“卡脖子”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高技术企业的创新能力不足,创新质量低下。当前我国高技术企业大多处于价值链的底端,缺乏核心技术,创新质量不高导致经济效益不理想,因而切实有效地提升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对于提升高技术企业核心竞争力,突破“卡脖子”问题的核心技术,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和培育经济新动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搜寻、整合和利用企业内外部异质性知识是我国大部分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实现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虽然技术搜寻在创新管理领域的研究较为广泛,但是现有文献一方面,主要关注外部搜寻对企业创新绩效和创新能力影响、吸收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和创新能力的影响,将技术搜寻、吸收能力与创新质量三者融合的研究还较为缺乏。另一方面,现有研究无论是关注搜寻宽度和搜寻深度的研究还是关注搜寻二元性的研究都只是停留在搜寻行为对企业创新绩效和创新能力的影响上,而并没有探讨在组织资源有限的背景下,高技术企业应该如何在不同技术搜寻战略之间平衡分配资源从而实现最优的创新质量。基于此,本文在现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融合已有的观点,以我国高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搜寻理论、吸收能力理论、创新管理理论,从技术搜寻和吸收能力的视角,围绕“技术搜寻和吸收能力如何影响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这一基本论题,构建“技术搜寻-吸收能力-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概念模型,并以此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探索与考证:（1）高技术企业的不同技术搜寻战略与其创新质量关系如何?（2）吸收能力在技术搜寻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机理或作用路径中扮演何种角色?（3）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提升路径的组态效应分析。在研究过程中,本文采用理论推演、统计回归分析的实证研究和案例导向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对本文提出的研究问题进行了具体的探究。首先,对技术搜寻、吸收能力和创新质量的相关研究进行文献梳理,构建技术搜寻、吸收能力与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关系的概念模型,并利用现有研究理论推导出相关研究假设。其次,以我国在A股上市的高技术企业为样本,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技术搜寻、吸收能力与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之间的关系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另外,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分别选取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三家高技术企业作为案例,引入QCA方法,从配置观的视角利用高技术企业的外部技术搜寻与内部吸收能力等前因条件因素在特定构型下的组态,探讨不同因素间组合配置情境下的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提升路径。通过实证研究和案例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技术搜寻宽度和技术搜寻深度与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存在倒U型的关系,平衡型搜寻正向影响高技术企业的创新质量。首先,技术搜寻宽度和技术搜寻深度与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先升后降的非线性倒U型关系。换句话说,高技术企业的技术搜寻宽度和技术搜寻深度各自都存在一个最优点,适度的提高技术搜寻的宽度和深度有利于其创新质量的提升;当超过临界值后,技术搜寻宽度和深度的增加会对高技术企业的创新质量产生负向影响。其次,高技术企业的技术搜寻宽度和技术搜寻深度存在一个平衡点,二者的平衡能够同时为企业带来新技术知识和机会以及规避在某一维度上的过度搜寻带来的创新风险,从而正向促进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技术搜寻宽度和技术搜寻深度两种搜寻战略尽管在搜寻方式和目标方面有较大的差异,但二者之间的互补效应对高技术企业的创新水平和质量具有积极的作用。（2）技术搜寻通过影响吸收能力进而作用于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技术搜寻宽度、技术搜寻深度、平衡型搜寻正向影响高技术企业的潜在吸收能力;技术搜寻宽度和平衡型搜寻正向影响高技术企业实际吸收能力,高技术企业技术搜寻深度对其实际吸收能力的正向影响表现不显着;吸收能力的两个维度均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存在正向促进作用;除了实际吸收能力在技术搜寻深度与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关系之间中介作用没有得到支持以外,潜在吸收能力和实际吸收能力在技术搜寻宽度、平衡型技术搜寻与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关系中具有多重中介作用。（3）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提升路径的组态效应分析。本文利用fs QCA对前因条件因素的配置组合进行分析,得出的研究结果表明,有三种路径六种方案可以提升高技术企业的创新质量。第一种路径“技术搜寻宽度情境下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路径”,包括两种组态方案,这种路径方案适用于主营业务多元化的高技术企业。第二种路径“技术搜寻深度情境下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路径”,也包括两种组态方案,这种路径方案适用于主营业务较为单一的高技术企业或者新创高技术企业。第三种路径“平衡型技术搜寻情境下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路径”,包括两种组态方案,这种路径方案适用于主营业务多元且较为成熟的大型高技术企业。本文研究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提升论题,是在创新管理和质量管理研究领域进行创新性的探索。研究成果为我国高技术企业更好地进行创新质量提升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和保障,同时为相关部门支持高技术企业的发展,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了相应的理论依据,对我国创新型国家战略目标的达成提供坚实基础,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总体来说,本文对现有研究的贡献如下:（1）进一步分析补充了创新质量的概念、内涵,探究了创新质量与创新数量、创新绩效的关系,初步构建了创新质量理论体系,为进一步准确的研究创新质量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并丰富了创新管理理论体系。（2）将技术搜寻、吸收能力和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纳入同一理论框架,建立技术搜寻、吸收能力与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关系的概念模型,探究技术搜寻和吸收能力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机理和作用路径,以及吸收能力的多重中介效应,进一步丰富了技术搜寻和吸收能力的结果变量研究,为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撑。同时也为进一步探讨高技术企业的知识管理与创新质量关系提供了新的方向和视角。（3）综合运用统计回归分析方法和案例导向的QCA方法,从配置观组态的视角探索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提升路径。为今后进一步研究创新质量提升的论题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路,也对我国高技术企业由“创新数量”驱动到注重“创新质量”的转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张倩[9]（2021）在《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历史与保护研究》文中提出伴随着城市更新速度的加快,积极转型升级的工业企业因为城市土地更新的需求而搬离城市中心地区,不能够适应经济新形势的传统工业企业面临着衰退、破产的困境,基于以上两种原因,城市中心地区大量的工业厂房、仓库等工业设施因此被闲置。城市中大型工业企业除了进行工业生产的生产区域外,还会有完备的住宅、医疗和教育等生活配套设施,它们基本上已经与城市基础设施融为一体,能够履行基本的社会功能。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当中不可多得的重要财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现代城市管理的重要课题。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作为城市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拥有一定规模的工业建筑群且有独特工业历史风情的区域,所有与工业生产有关的建筑、设备都是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的构成要素,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是城市工业历史文化发展的见证者,理应受到合理地保护。但是在房地产业巨额利润的吸引下,许多位于城市黄金地段的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被夷为平地,就算有幸逃过了被拆除的命运,却因内部建筑体量大、占地面积广,而给保护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难,造成许多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成为“烫手的山芋”,因缺乏合理的保护与规划而被荒废,如何保护利用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城市历史风貌与历史文脉的延续,成为许多工业城市面临的难题。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是山东省首批历史文化街区中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的典型代表。潍柴集团2012年完成了主要生产区的搬迁工作,见证了潍柴几十年发展历史的老厂区被整体闲置,直到2014年被山东省政府选入省内首批历史文化街区名单当中,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作为潍坊市稀有的工业遗产,具有极其珍贵的研究价值。本文运用实地调研、比较研究等方法,通过对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调查研究,分析了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发展历史与遗产构成,并对其做出价值评价,为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再利用提出合理化建议。文章共分为八个部分:绪论部分将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的内涵特征以及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第一章主要探讨了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的相关研究理论。本章主要是以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是什么、为什么要保护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如何保护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的逻辑结构串联,具体包括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的基本理论、保护利用的驱动力、利益相关者三个方面。在新时期城市更新的背景之下,无论是受外在的客观条件还是自身特征的影响,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作为稀有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都需要得到妥善合理的保护与再利用。我们在讨论城市文化遗产的再利用问题时,根本目的是探寻保护文化遗产的合理路径,所以一切改造利用活动都是以保护为出发点和根本目的。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可以作为可利用的文化资源带动城市经济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协作,按照一定的原则对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进行保护利用。第二章集中对潍柴发展历史进行研究。本章以潍坊市地方志与潍坊柴油机厂厂志为基础资料,结合实地调研,梳理了潍坊柴油机厂的历史发展脉络,包括潍坊柴油机厂的建厂背景和建厂历程。对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发展历史进行研究,为保护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提供了历史依据,为更好地认识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存现状与价值意义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三章主要探讨了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整体规划,介绍了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内生产区域与配套设施的基本概况。笔者通过查找资料和实地调研,基本了解了整个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与遗产保存状况,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进行此类历史文化街区的遗产排查时,除了工业建筑物、构筑物等有形的物质遗产外,也不应忽略以工业生产技术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都是城市工业发展历史的经历者和见证者,也是延续城市工业文明的主要承载者,拥有同样重要的保护价值。科学分析历史文化街区的遗产构成是对其进行价值判断的前提与基础。第四章对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价值评价的内容与意义进行总结。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评价内容包括街区内的工业建筑、工业生产流程以及工业配套设施,并从历史价值、科学技术价值、社会价值、精神价值、经济价值等方面对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进行全面分析,说明对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进行保护与再利用的现实意义。第五章对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背景进行了调查分析,探讨了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现状以及潍坊市包括文化产业在内的第三产业的发展概况,这是探寻历史文化街区再利用途径的前提。第六章对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再利用提出了合理化建议。在城市更新的背景之下,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如何调整自身结构功能以适应城市发展要求,成为整个社会都需要面临的重要问题。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除了用于居住、教育等配套设施之外,大部分用于工业生产的厂房、仓库已经完全丧失了原始功能,成为城市闲置空间,通过工业遗产旅游、文化创意产业以及商业的植入来实现历史文化街区与现代生活更好地融合,也是完善城市产业功能组团中的业态配比的重要途径。最后一部分则是对全文的总结与思考。
卢侃[10]（2021）在《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机理与实证》文中认为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是有关中国企业“走出去”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然而母国层面的动因较少受到关注,目前文献提到的主要有四种:“规模经济”说、产业集聚、商品市场分割和信贷市场扭曲。值得注意的是,现有关于这四种动因的研究至少存在两个偏向:其一是彼此分离,每种动因自成体系,鲜有置于同个框架下的综合研究;其二是以实证研究为主,理论脉络模糊,尤其是缺乏作用机制分析。本文主旨就在于将这四种动因置于同一个框架下,先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而后基于最新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理论模型方面,民营企业ODI根本上是出于自身利润最大化的考量,故而对上述动因的研究可在这个框架下展开,即探究四种动因的外生变化如何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行为逻辑相结合而导向ODI。本文拓展了Melitz and Ottaviano（2008）的“异质性企业”模型,并考虑本国企业ODI有市场寻求和技术寻求两种类型,前者指支付固定成本来节省出口的冰山成本;后者指在进入海外市场的同时,还会提升企业在本国的生产率。在均衡状态下采用比较静态分析,求得四种动因对本国企业两类ODI平均倾向的影响、并解析作用机制。主要的推论是:1)国内市场规模对两类ODI均有促进作用,其机制为“企业规模扩张”效应和“竞争加剧”效应;2)多样性集聚对两类ODI均有促进作用,其机制为“协同分工”效应;3)商品市场分割对两类ODI均起阻碍作用,机制为“竞争阻碍”效应;4)信贷市场扭曲对本国民企两类ODI均起阻碍作用,机制为“竞争阻碍”效应和“融资约束强化”效应。继而将上述推论概括为8个命题。实证研究方面,以2004～2013年（除2010年）中国规模以上民营制造业企业ODI数据为样本,对理论命题进行实证检验。主要步骤是:首先基于企业的备案信息、以关键词识别法识别出企业投资目的并分类,随后以各东道国经济特征对分类后的结果进行回归检验,避免分类出现系统性偏误;其次用学界公认的指标测度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基准回归;再次用工具变量法和拟自然实验法作为因果识别的策略,以排除“内生性”问题,并通过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和消除“稀有事件偏差”做稳健性检验;最后进行机制检验和拓展性检验。另外,本文也将四种动因置于同个回归方程中综合考量,以判断各个动因的解释力是否无可替代。主要结论是:1)国内市场规模和企业自身规模对我国民企两类ODI均有促进作用,“企业规模扩张”效应和“竞争加剧”效应成立;2)多样性的集聚类型对两类ODI均有促进作用,作用机制是通过“分工协作”效应,缓解了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3)商品市场分割对两类ODI均有阻碍作用,“竞争阻碍”效应成立;4)信贷市场扭曲对两类ODI均有阻碍作用,“竞争阻碍”效应和“融资约束强化”效应成立。本文可能的创新点有三:其一,研究框架上,将四种动因纳入到同一个逻辑框架中通盘考虑,填补了相关研究在理论脉络和作用机制上的空白,也增加了既有理论的广度和深度,具体包括对“规模经济”说、商品市场分割和信贷市场扭曲之影响和作用机理的描述和刻画;将产业集聚之于融资约束、融资约束之于民企ODI两条线索对接;并且将我国民企ODI的类型差异考虑在内,使研究更能贴合我国现实情况。其二,理论建模型方面,以拓展的MO“异质性企业”模型为基本框架,打通四种动因与本国民企两种类型ODI决策的逻辑关联,一方面克服了HMY模型仅考虑市场寻求型ODI的缺陷,另一方面解决了SB模型由同质性企业假设导致的局限性。其三,实证研究方面,选用学界认可的指标作解释变量对理论部分的命题予以验证,并以合适的工具变量和准自然实验排除“内生性”问题,确保得到可靠的因果推论。研究的现实意义体现在其政策寓意上,本文发现规模经济和由产业集聚提供的分工协作关系对我国民企“走出去”具有重大的意义;而商品市场分割和信贷市场扭曲主要起阻碍作用,这与“制度逃离说”的预测相反,或可启示决策者: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打破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壁垒是支持民企“走出去”的长远之道。
二、国内检验市场不能忽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内检验市场不能忽视（论文提纲范文）
（1）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论国际关系中国家的制度性权力转换（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制度性权力 |
| (二)历史制度主义 |
| (三)国际制度中的权力现象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案例研究方法 |
| (二)内容分析方法 |
| (三)历史分析方法 |
| 第五节 文章结构 |
| 第六节 创新和不足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厘定和观念路径提出 |
| 第一节 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概念和比较 |
| 第二节 国际关系中国家的制度性权力:定义和性质 |
| (一)制度性权力的定义 |
| (二)制度性权力的五种性质 |
| 第三节 历史制度主义中的转换:概念和运用 |
| 第四节 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一种观念路径 |
| (一)权力本体内存在着时间维度和过程维度 |
| (二)权力依赖甚至依附于和国际制度的关系 |
| (三)权力的延续比寻找新的权力优势更重要 |
| 第二章 转换之前: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下的国际制度 |
| 第一节 国际制度因何难以更迭 |
| (一)国际体系单一化与国际制度黏性 |
| (二)全球化不可逆与国际无政府假定 |
| 第二节 渐进式的国际制度变迁 |
| (一)国际制度的替代 |
| (二)国际制度的堆叠 |
| (三)国际制度的漂移 |
| (四)国际制度中的路径依赖与关键节点 |
| 第三节 国家因何转换而非重塑制度性权力 |
| (一)制度性权力转换具有隐蔽性 |
| (二)制度性权力转换具有低成本性 |
| (三)制度性权力转换可以增持合法性 |
| 第三章 国家的制度性权力转换:基于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的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国家的制度性权力积累和持有 |
| (一)制度性权力的非排他性积累 |
| (二)制度性权力的非公平性持有 |
| 第二节 国家的制度性权力运用 |
| (一)国际授权:在制度内运用权力 |
| (二)制度霸权和制度现实主义:在制度外运用权力 |
| (三)制度性权力运用后的防御性调整 |
| 第三节 国家的制度性权力更新 |
| (一)议价和谈判策略 |
| (二)重新谈判策略 |
| (三)制度退出策略 |
| (四)威胁性制度退出策略 |
| (五)重新加入制度策略 |
| 第四章 转换之后:制度性权力转换的后果假设 |
| 第一节 国家的制度性权力再持有或丧失 |
| 第二节 非预期制度成熟和非预期制度崩溃 |
| 第三节 预期制度成熟和预期制度崩溃 |
| 第五章 案例研究:1971 年的“尼克松冲击”和美元霸权的救赎 |
| 第一节 渐进式的国际货币制度变迁 |
| 第二节 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元霸权的建立 |
| 第三节 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元霸权的危机 |
| 第四节 “尼克松冲击”和美元霸权的转换 |
| 第六章 结论和余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解决 |
| 第二节 弱势形象与复合型强势地位:制度性权力转换和中国崛起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取得科研成果 |
| 致谢 |
（2）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价值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三)国内外研究的评析 |
| 三、论文结构与研究方法 |
| (一)论文结构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贡献与不足 |
| (一)可能的贡献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认识前提 |
| 一、观念概念的界定 |
| (一)观念概念的语义分析 |
| (二)观念概念的多学科视角分析 |
| (三)观念概念的相似术语辨析 |
| 二、观念分析的维度 |
| (一)观念的结构要素与承载者 |
| (二)观念的呈现机制 |
| (三)观念与制度的内在关联 |
| 第二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历史脉络 |
| 一、政治学中的观念研究传统 |
| (一)传统政治学观念研究的总体概况 |
| (二)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
| 二、观念研究在政治学中的衰落 |
| (一)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局限 |
| (二)新理论范式的兴起与发展 |
| (三)观念研究在衰落时期的进展 |
| 三、观念研究在政治学中的复兴 |
| (一)观念研究复兴的驱动因素 |
| (二)观念研究复兴的多重表现 |
| 第三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三大流派的观念转向 |
| 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
| (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
| (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演进 |
| 二、历史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
| (一)历史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
| (二)历史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演进 |
| 三、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
| (一)社会学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
| (二)社会学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演进 |
| 第四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取向:建构制度主义 |
| 一、建构制度主义的生成逻辑 |
| (一)建构制度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的渊源 |
| (二)建构制度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渊源 |
| 二、建构制度主义的分析基础 |
| (一)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双重性 |
| (二)不确定性 |
| (三)利益与制度的观念建构 |
| (四)观念与制度的路径依赖 |
| 三、建构制度主义的多重取向 |
| (一)观念制度主义 |
| (二)话语制度主义 |
| (三)修辞制度主义 |
| (四)沟通制度主义 |
| 第五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的发展反思 |
| 一、观念转向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发展 |
| (一)各流派理论张力的缓和 |
| (二)制度分析视野的拓展 |
| 二、观念转向对现实政治世界的反思 |
| (一)观念与制度的正当性审视 |
| (二)行动者主观能动性的建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对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实践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组织搜寻理论 |
| 2.1.2 企业能力理论 |
| 2.1.3 知识管理理论 |
| 2.1.4 创新理论 |
| 2.2 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商业模式创新相关研究 |
| 2.2.2 跨界搜寻相关研究 |
| 2.2.3 大数据能力相关研究 |
| 2.2.4 知识创造相关研究 |
| 2.2.5 环境不确定性相关研究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研究模型构建 |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 3.1.1 平台企业 |
| 3.1.2 跨界搜寻 |
| 3.1.3 大数据能力 |
| 3.1.4 知识创造 |
| 3.1.5 商业模式创新 |
| 3.1.6 环境不确定性 |
| 3.2 概念模型提出 |
| 3.2.1 变量间关系梳理 |
| 3.2.2 概念模型构建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研究假设提出 |
| 4.1 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 |
| 4.1.1 跨界搜寻与商业模式创新 |
| 4.1.2 大数据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 |
| 4.1.3 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交互作用与商业模式创新 |
| 4.2 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与知识创造 |
| 4.2.1 跨界搜寻与知识创造 |
| 4.2.2 大数据能力与知识创造 |
| 4.2.3 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交互作用与知识创造 |
| 4.3 知识创造与商业模式创新 |
| 4.4 知识创造的中介作用 |
| 4.5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研究设计 |
| 5.1 问卷设计 |
| 5.1.1 问卷设计的原则 |
| 5.1.2 问卷设计的过程 |
| 5.2 变量测量 |
| 5.2.1 跨界搜寻的测量 |
| 5.2.2 大数据能力的测量 |
| 5.2.3 知识创造的测量 |
| 5.2.4 商业模式创新的测量 |
| 5.2.5 环境不确定性的测量 |
| 5.2.6 控制变量的选择与测量 |
| 5.3 预调研及问卷修正 |
| 5.4 样本与数据收集 |
| 5.4.1 样本选取 |
| 5.4.2 数据收集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 6.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6.2 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
| 6.3 信度与效度分析 |
| 6.3.1 信度分析 |
| 6.3.2 效度分析 |
| 6.4 假设检验 |
| 6.4.1 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关系检验 |
| 6.4.2 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与知识创造关系检验 |
| 6.4.3 知识创造与商业模式创新关系检验 |
| 6.4.4 知识创造的中介作用检验 |
| 6.4.5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检验 |
| 6.5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6.5.1 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关系讨论 |
| 6.5.2 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与知识创造的关系讨论 |
| 6.5.3 知识创造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讨论 |
| 6.5.4 知识创造的中介作用讨论 |
| 6.5.5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讨论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创新点 |
| 7.3 管理启示 |
| 7.4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关于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知识创造、环境不确定性、商业模式创新的调研问卷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群体情感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 ——以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的差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的选题依据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关于国家对外政策分析模式的研究 |
| (二)关于国际关系中情感的研究现状 |
| (三)关于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的研究 |
| 三、主要的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与不足点 |
| 第一章 群体情感:国家对外政策偏好中的中介变量 |
| 一、主流对外政策分析模式的偏好假定及评价 |
| (一)传统理性选择模式的偏好假定及缺陷 |
| (二)个人认知心理模式的偏好假定及缺陷 |
| (三)两种模式对国家对外政策偏好解释的可弥合性 |
| 二、群体情感的引入及对两种模式偏好的弥合 |
| (一)群体情感的生成过程及概念阐释 |
| (二)群体情感是国家理性的基线 |
| (三)群体情感是个体情感的趋同 |
| 第二章 以群体情感为中介变量的国家对外政策偏好分析层次 |
| 一、现实变化对对外政策偏好分析要素提出的新要求 |
| 二、单元层次:共同历史记忆与本土实践 |
| (一)国家是群体情感的载体 |
| (二)共同历史记忆:影响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时间维度 |
| (三)本土实践:影响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空间维度 |
| 三、体系层次:地区安全结构与地区规范 |
| (一)地区安全结构以亲疏关系来形塑国家对外政策偏好 |
| (二)地区规范内化以回旋镖效应作用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 |
| 第三章 群体内情感类别化进程是国家对外政策偏好形成的内在动力 |
| 一、历史记忆以基调情感为媒形塑国家对外政策偏好方向 |
| (一)从共同历史记忆到政治基调情感 |
| (二)从政治基调情感到对外政策偏好的方向 |
| 二、本土实践以即时情感为介引领国家对外政策偏好选择 |
| (一)群体决策者引领即时情感的手段 |
| (二)群体决策者利用即时情感进行身份选择 |
| (三)即时情感影响国家对外政策偏好选择的途径 |
| 第四章 群体间情感比较进程是国家对外政策偏好形成的外部路径 |
| 一、地区安全结构以群体间情感碰撞为媒限定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环境 |
| (一)零和竞争结构:欧美焦虑情感与东亚希望情感的碰撞 |
| (二)外源合作结构:欧洲焦虑情感与中东欧羞辱情感的碰撞 |
| (三)内源合作结构:东亚希望情感与中东欧羞辱情感的碰撞 |
| 二、地区规范内化以群体间情感评价为介推进国家对外政策偏好转变 |
| (一)地区规范内化通过群体间情感评价增强国家的内省能力 |
| (二)地区规范内化通过群体间情感评价增强国家的外辱压力 |
| 第五章 群体情感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塞俄与塞欧之间的比较 |
| 一、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偏好差异的特点 |
| (一)塞尔维亚对欧政策偏好超越经济务实主义 |
| (二)塞尔维亚对欧政策超越个人精英偏好 |
| (三)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差异的原因比较 |
| 二、群体情感在塞对俄欧政策偏好中的中介作用 |
| (一)塞尔维亚国内群体情感的类别化 |
| (二)塞对俄欧的群体间情感比较 |
| 三、结论与反思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5）命令控制型与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经济绿色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
| 1.1.2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环境治理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框架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绿色增长理论 |
| 2.1.2 外部性理论 |
| 2.1.3 产权理论 |
| 2.1.4 公共物品理论 |
| 2.1.5 环境规制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的相关文献 |
| 2.2.2 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的相关文献 |
| 2.2.3 环境政策与经济绿色发展关系的相关文献 |
| 2.3 文献评述 |
| 第3章 经济绿色发展水平的测算和分析 |
| 3.1 经济绿色发展水平的测算方法 |
| 3.1.1 超效率共同前沿DEA模型 |
| 3.1.2 Luenberger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计算与分解 |
| 3.1.3 投入产出数据说明 |
| 3.2 经济绿色发展水平测算结果分析 |
| 3.2.1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初步分析 |
| 3.2.2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结果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典型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1 中央环保督察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1.1 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实施背景 |
| 4.1.2 中央环保督察与经济绿色发展关系的建模 |
| 4.1.3 中央环保督察与经济绿色发展关系的实证结果 |
| 4.1.4 稳健性检验 |
| 4.2 中央环保约谈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2.1 中央环保约谈与经济绿色发展的中介效应模型 |
| 4.2.2 中央环保约谈与经济绿色发展的中介效应实证结果 |
| 4.3 地方环境监管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3.1 地方环境监管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异质性影响 |
| 4.3.2 地方环境监管影响经济绿色发展的门槛效应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两类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分析 |
| 5.1 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现状 |
| 5.2 用能权与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机制研究 |
| 5.2.1 用能权与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方式模拟 |
| 5.2.2 初始分配方式的公平性分析 |
| 5.2.3 初始分配方式的效率分析 |
| 5.3 用能权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模拟 |
| 5.3.1 环境生产技术与数据说明 |
| 5.3.2 用能权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组合的建模 |
| 5.4 用能权与碳排放权交易的绿色增长效应分析 |
| 5.4.1 产出效应分析 |
| 5.4.2 节能减排效应分析 |
| 5.4.3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命令控制和市场激励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协同影响机制分析 |
| 6.1 中央环保约谈与排放权交易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协同影响机制 |
| 6.1.1 中央环保约谈与排放权交易协同机制模拟 |
| 6.1.2 中央环保约谈与排放权交易协同机制的实证结果 |
| 6.2 地方环境监管与排放权交易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协同影响机制 |
| 6.2.1 不同市场激励下环境监管与经济绿色发展的关系 |
| 6.2.2 环境监管与排放权交易对经济绿色发展的调节中介效应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情况 |
| 致谢 |
（6）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主要研究目标、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和不足 |
| 1.5.1 本文的创新点 |
| 1.5.2 不足 |
| 2 相关概念和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社会型基础设施的定义 |
| 2.1.2 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 |
| 2.2 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社会型基础设施与公共生活完善的相关文献 |
| 2.2.2 社会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文献 |
| 2.2.3 基础设施经济和社会效应的相关文献 |
| 2.2.4 文献述评 |
| 2.3 本章小结 |
| 3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理论基础和影响机制分析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经济增长相关理论 |
| 3.1.2 人力资本相关理论 |
| 3.1.3 发展经济学相关理论 |
| 3.1.4 以人为本的发展理论 |
| 3.1.5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 |
| 3.2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影响机制研究 |
| 3.2.1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影响机制 |
| 3.2.2 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的影响机制 |
| 3.3 本章小结 |
| 4 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发展现状研究 |
| 4.1 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发展现状 |
| 4.1.1 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中央项目和地方项目比例变化 |
| 4.1.2 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项目资金来源变化 |
| 4.1.3 我国各类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占城镇投资比重变化 |
| 4.1.4 我国社会和经济型基础设施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
| 4.2 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供需现状 |
| 4.2.1 研究方法和数据获取 |
| 4.2.2 各类社会型基础设施供需协调发展分析 |
| 4.3 我国经济型、社会型与其他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估算 |
| 4.3.1 基础设施存量估算的基本方法 |
| 4.3.2 三类基础设施全国资本存量估算结果 |
| 4.4 本章小结 |
| 5 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效应——基于PLS和系统GMM的实证分析 |
| 5.1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PLS影响路径分析 |
| 5.1.1 PLS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5.1.2 路径模型的研究假设、路径设定以及数据说明 |
| 5.1.3 假设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2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系统GMM分析 |
| 5.2.1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5.2.2 回归结果分析 |
| 5.3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
| 5.3.1 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分析 |
| 5.3.2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异质性分析 |
| 5.3.3 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异质性分析 |
| 5.4 进一步分析—经济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系统GMM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社会效应——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
| 6.1 基于因子分析法的和谐社会综合评价指标构建 |
| 6.1.1 评价指标设计与数据处理 |
| 6.1.2 和谐社会综合指标因子分析过程及结果 |
| 6.2 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的空间计量分析 |
| 6.2.1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2.2 空间计量模型的研究假设 |
| 6.2.3 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回归结果分析 |
| 6.3 进一步分析—经济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的空间分析 |
| 6.3.1 全样本空间回归结果分析 |
| 6.3.2 分区域空间回归结果分析 |
| 6.3.3 分时段空间回归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社会综合效应——基于熵权TOPSIS和灰色关联度的实证分析 |
| 7.1 基于熵权TOPSIS评价模型的经济社会综合指标构建 |
| 7.1.1 熵权TOPSIS模型和指标选取 |
| 7.1.2 基于熵权TOPSIS模型的经济社会综合效应指标分析 |
| 7.2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综合效应的灰色关联分析 |
| 7.2.1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灰色关联分析 |
| 7.2.2 社会型与经济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灰色关联对比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7）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依据及意义 |
| 一、选题依据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国内相关研究概述 |
| 二、国外相关研究概述 |
| 三、对学术界已有相关研究的评价 |
| 第三节 研究的思路、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高校育人与红色文化资源 |
| 第一节 红色文化资源概述 |
| 一、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与类型 |
| 二、红色文化资源的特征与价值 |
| 三、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
| 第二节 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概述 |
| 一、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内涵廓定 |
| 二、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构成要素 |
| 三、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特征阐释 |
| 四、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有效性 |
| 第三节 红色文化资源运用于高校育人的时代价值 |
| 一、红色文化资源是实现立德树人任务的宝贵资源 |
| 二、红色文化资源是高校形成办学特色的重要素材 |
| 三、红色文化资源是高校培养时代新人的精神养分 |
| 四、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是实现资源传承的重要途径 |
| 第二章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依据 |
| 第一节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理论依据 |
| 一、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理论基础 |
| 二、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理论借鉴 |
| 第二节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现实依据 |
| 一、充实高校育人内容的现实需要 |
| 二、拓宽高校育人方式的客观要求 |
| 三、营造良好育人环境的重要依托 |
| 四、提升高校育人价值的优秀载体 |
| 第三章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调查分析 |
| 第一节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调查 |
| 一、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现状调查 |
| 二、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现状分析与评介 |
| 第二节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成效 |
| 一、大学生对红色文化资源认同感提升 |
| 二、部分高校红色文化育人氛围渐显浓郁 |
| 三、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育人的空间得到拓展 |
| 第四章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存在的问题 |
| 一、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主体问题 |
| 二、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主题问题 |
| 三、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方式问题 |
| 四、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动力问题 |
| 五、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评价问题 |
| 第二节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问题的宏观原因阐释 |
| 二、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问题的微观原因辨析 |
| 第五章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原则和评价 |
| 第一节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基本原则 |
| 一、共建共享:形成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及育人的合力 |
| 二、实事求是:还原红色史实的同时注重因材施教 |
| 三、以生为本:关照大学生的身心发展诉求 |
| 四、知行合一: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的适时衔接 |
| 五、灵活多样:线下教育与线上教育的同步开展 |
| 第二节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的评价 |
| 一、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的评价原则 |
| 二、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的评价指标 |
| 三、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的评价方法 |
| 四、高校设立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评价的依据 |
| 第六章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有效路径及保障体系建构 |
| 第一节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有效路径 |
| 一、理性升华:红色文化资源在理论教学中的有效运用 |
| 二、情感激发:红色文化资源在实践教学中的有效运用 |
| 三、氛围营造:红色文化资源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有效运用 |
| 四、话语更新:红色文化资源在育人话语建构中的有效运用 |
| 五、新型平台:红色文化资源在育人传播媒介中的有效运用 |
| 六、自主探究:培育大学生自主学习红色文化资源的能力 |
| 第二节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保障体系建构 |
| 一、促进基于有效实现育人价值的红色文化资源开发 |
| 二、设立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专业指导机构 |
| 三、加强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人才队伍建设 |
| 四、健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制度保障 |
| 五、推动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多项协助 |
| 六、优化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环境 |
| 结语 |
| 一、深化红色文化资源的基础理论研究 |
| 二、形成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合力 |
| 三、建构红色文化资源与其他文化资源的“和合共生” |
| 四、推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价值的有效利用 |
| 参考文献 |
| 附录: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调查问卷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8）技术搜寻、吸收能力与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技术路线 |
| 第四节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创新质量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创新质量概念的研究 |
| 二、创新质量前因变量的研究 |
| 第二节 技术搜寻与创新质量关系的相关研究综述 |
| 一、技术搜寻概念及维度研究 |
| 二、技术搜寻与创新质量关系的研究 |
| 第三节 吸收能力与创新质量关系的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吸收能力概念及维度研究 |
| 二、吸收能力与创新质量关系的研究 |
| 第四节 技术搜寻、吸收能力与创新质量关系的研究综述 |
| 一、技术搜寻与吸收能力的关系研究 |
| 二、技术搜寻、吸收能力与创新质量关系的研究 |
| 第五节 相关研究述评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 第一节 创新质量概述 |
| 一、创新质量概念 |
| 二、创新质量与创新绩效的关系 |
| 三、创新质量与创新数量的关系 |
| 第二节 技术搜寻和吸收能力概述 |
| 一、技术搜寻概念及维度划分 |
| 二、吸收能力概念及维度划分 |
| 第三节 研究假设提出 |
| 一、技术搜寻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 |
| 二、吸收能力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 |
| 三、吸收能力对技术搜寻与创新质量关系的中介作用 |
| 第四节 概念模型构建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第二节 变量测度 |
| 一、创新质量 |
| 二、技术搜寻 |
| 三、吸收能力 |
| 四、控制变量 |
| 第三节 模型设计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实证分析与假设检验 |
| 第一节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
|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二、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
| 第二节 回归模型的检验 |
| 一、多重共线性检验 |
| 二、单位根检验和平稳性分析 |
| 第三节 假设检验与结果分析 |
| 一、技术搜寻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 |
| 二、吸收能力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 |
| 三、吸收能力对技术搜寻与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关系的中介效应 |
| 第四节 稳健性检验 |
| 一、替换因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
| 二、检验吸收能力中介效应的稳健性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案例分析 |
| 第一节 案例研究的必要性 |
| 第二节 案例的选取及概述 |
| 一、案例的选取 |
| 二、案例企业的概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的选取 |
| 一、QCA方法的概述 |
| 二、数据来源与有效性检验 |
| 第四节 案例分析的过程 |
| 一、条件和结果变量的校准 |
| 二、条件的必要性检验 |
| 三、真值表的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提升路径分析 |
| 第一节 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提升路径整体思路 |
| 第二节 技术搜寻宽度情境下创新质量的提升路径 |
| 一、基于QCA和统计回归结果的路径方案分析 |
| 二、技术搜寻宽度情境下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提升路径 |
| 三、技术搜寻宽度情境下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提升路径的适用案例 |
| 第三节 技术搜寻深度情境下创新质量的提升路径 |
| 一、基于QCA和统计回归结果的路径方案分析 |
| 二、搜寻深度情境下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提升路径 |
| 三、技术搜寻深度情境下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提升路径的适用案例 |
| 第四节 平衡型技术搜寻情境下创新质量的提升路径 |
| 一、基于QCA和统计回归结果的路径方案分析 |
| 二、平衡型技术搜寻情境下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提升路径 |
| 三、平衡型技术搜寻情境下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提升路径的适用案例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历史与保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目标、研究方法和创新点与不足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的基本理论研究 |
| 第一节 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 |
| 一、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的内涵 |
| 二、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的特征 |
| 第二节 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的驱动力 |
| 一、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的自身发展要求 |
| 二、城市更新背景下文化遗产的保护需求 |
| 三、可持续发展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
| 四、文化产业的发展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利用提供了契机 |
| 五、工业文化传承的历史要求 |
| 六、保护工业设计遗产的内部需求 |
| 第三节 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的利益相关者 |
| 一、公共利益的代表--地方政府 |
| 二、精英阶层的代表--专家学者 |
| 三、群众利益的代表--社会公众 |
| 四、市场主体的代表--企业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历史探寻 |
| 第一节 潍坊柴油机厂的建厂背景 |
| 一、国内机械工业的发展概况 |
| 二、山东省机械工业的发展概况 |
| 第二节 潍坊柴油机厂的发展历史 |
| 一、前身: 聚焦军工生产 |
| 二、迁址: 探寻发展之路 |
| 三、变更厂名: 发展步入正轨 |
| 四、改制: 迈入国际舞台 |
| 五、搬迁: 奋斗奔腾不息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况 |
| 一、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地理范围 |
| 二、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建筑风格 |
| 第二节 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生产区域与配套设施 |
| 一、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生产区域 |
| 二、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配套设施 |
| 第三节 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遗产构成 |
| 一、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物质文化遗产 |
| 二、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价值评价 |
| 第一节 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价值评价的理论基础 |
| 一、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价值认知的重要性 |
| 二、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的价值评价内容 |
| 第二节 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价值特征 |
| 一、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历史价值 |
| 二、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社会价值 |
| 三、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经济价值 |
| 四、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精神价值 |
| 五、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美学价值 |
| 六、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技术价值 |
| 第三节 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开发的意义 |
| 一、延续潍坊市的工业历史 |
| 二、带动潍坊市的经济振兴 |
| 三、促进潍坊市的可持续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的现有基础 |
| 第一节 潍坊市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
| 一、雄厚的经济实力为文化繁荣奠定基础 |
| 二、丰富的文化资源为文化繁荣提供可能 |
| 第二节 政府对历史遗产保护工作高度重视 |
| 一、政策先行 |
| 二、资金保证 |
| 三、智力支撑 |
| 第三节 地方文旅产业市场逐渐成熟 |
| 一、潍坊市文旅产业发展成绩斐然 |
| 二、文创产业代表--潍坊1532文化产业园 |
| 三、旅游产业代表--坊茨小镇 |
| 第四节 地方文化遗产保护开发所面临的问题 |
| 一、过度依赖公共资金的投入 |
| 二、政府与企业的职责划分不明 |
| 三、社会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利用探索 |
| 第一节 工业遗产活化利用的成功范例—德国鲁尔区的转型 |
| 一、德国鲁尔区转型的背景 |
| 一、德国鲁尔区的转型历程 |
| 三、德国鲁尔区的转型经验及教训 |
| 第二节 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利用原则 |
| 一、历史风貌的完整性保存 |
| 二、可持续发展原则 |
| 三、关注社区居民的利益需求 |
| 四、协调好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
| 第三节 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利用实践 |
| 一、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历史风貌 |
| 二、展示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 |
| 三、发展文化产业传承工业文化 |
| 四、打造以商业为主的空间利用模式 |
| 第四节 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
| 一、保护工作应放在首位 |
| 二、利益相关者需共同参与 |
| 三、健全行政制度与法律法规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A: 潍柴大事记(1946年-2013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机理与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的问题及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主要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 |
| 1.2.2 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 |
| 1.2.3 多种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 |
| 1.4 可能的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企业ODI动因的研究 |
| 2.1.1 跨国公司理论 |
| 2.1.2 国际贸易理论 |
| 2.1.3 其他理论 |
| 2.2 中国民营企业ODI动因的研究 |
| 2.2.1 宏观环境的动因 |
| 2.2.2 制度层面的动因 |
| 2.2.3 企业自身的动因 |
| 2.3 规模经济、产业集聚与企业ODI动因 |
| 2.3.1 规模经济 |
| 2.3.2 产业集聚 |
| 2.4 商品市场分割、信贷市场扭曲与企业ODI动因 |
| 2.4.1 商品市场分割 |
| 2.4.2 信贷市场扭曲 |
| 2.5 现有研究的缺失 |
| 3 中国民营企业ODI及动因:现状描述 |
| 3.1 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 |
| 3.1.1 总量和发展趋势 |
| 3.1.2 空间和行业分布 |
| 3.1.3 投资类型之构成 |
| 3.2 规模经济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与现实关联 |
| 3.2.1 国内市场规模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2.2 企业规模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3 产业集聚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与现实关联 |
| 3.3.1 我国各制造业行业空间集聚的现状和趋势 |
| 3.3.2 我国各省份的产业集聚类型现状与趋势 |
| 3.3.3 集聚类型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4 商品市场分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和现实关联 |
| 3.4.1 商品市场分割现状与变动趋势 |
| 3.4.2 商品市场分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5 信贷市场扭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与现实关联 |
| 3.5.1 信贷市场扭曲现状和变动趋势 |
| 3.5.2 信贷市场扭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6 本章小结 |
| 4 理论模型 |
| 4.1 模型的基本框架 |
| 4.2 企业ODI动因之“规模经济” |
| 4.2.1 模型设定 |
| 4.2.2 市场寻求型ODI |
| 4.2.3 技术寻求型ODI |
| 4.3 企业ODI动因之产业集聚类型 |
| 4.3.1 模型设定 |
| 4.3.2 市场寻求型ODI |
| 4.3.3 技术寻求型ODI |
| 4.4 企业ODI动因之商品市场分割 |
| 4.4.1 模型设定 |
| 4.4.2 市场寻求型ODI |
| 4.4.3 技术寻求型ODI |
| 4.5 企业ODI动因之信贷市场扭曲 |
| 4.5.1 模型设定 |
| 4.5.2 市场寻求型ODI |
| 4.5.3 技术寻求型ODI |
| 4.6 本章小结 |
| 5 实证研究(上):规模经济与产业集聚 |
| 5.1 样本信息 |
| 5.2 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
| 5.2.1 被解释变量 |
| 5.2.2 解释变量 |
| 5.2.3 其余控制变量 |
| 5.2.4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5.3 模型设置与主要结果 |
| 5.3.1 “规模经济”说与中国民营企业ODI |
| 5.3.2 产业集聚类型与中国民营企业ODI |
| 5.4 本章小结 |
| 6 实证研究(下):商品市场分割和信贷市场扭曲 |
| 6.1 样本信息 |
| 6.2 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
| 6.2.1 被解释变量 |
| 6.2.2 解释变量 |
| 6.2.3 其余控制变量 |
| 6.2.4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6.3 模型设置与主要结果 |
| 6.3.1 商品市场分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 |
| 6.3.2 信贷市场扭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 |
| 6.3.3 四种动因的通盘考虑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论、政策含义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含义 |
| 7.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四、国内检验市场不能忽视（论文参考文献）
- [1]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论国际关系中国家的制度性权力转换[D]. 韩德睿. 吉林大学, 2021(01)
- [2]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D]. 王慧. 吉林大学, 2021(01)
- [3]跨界搜寻、大数据能力对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研究[D]. 唐彬. 吉林大学, 2021(01)
- [4]群体情感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 ——以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的差异为例[D]. 王硕. 吉林大学, 2021(01)
- [5]命令控制型与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对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D]. 王钰. 吉林大学, 2021(01)
- [6]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效应研究[D]. 邢斯达.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21(11)
- [7]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研究[D]. 胡杨.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8]技术搜寻、吸收能力与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研究[D]. 黄磊.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9]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历史与保护研究[D]. 张倩. 山东大学, 2021(11)
- [10]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机理与实证[D]. 卢侃. 浙江大学, 202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