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为“特许经营”?（论文文献综述）
何志豪[1]（2020）在《PPP模式下政府职责立法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我国进行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高速发展的PPP项目无疑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作为PPP项目的一方主体,扮演好其角色、履行好其职责对于PPP项目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由此,对于政府职责法律问题的研究也就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本文以我国PPP项目在实践中的几个失败案例和突出问题为引入点,发现政府在PPP项目实践中的失误,从法律角度分析其失误的原因,并通过对相关学说的分析、与国外先进立法经验的比较研究,针对立法不足提出完善立法建议。本文主要分为如下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以政府职责为侧重点,介绍PPP模式的概念,明确各地政府在PPP项目实施的不同阶段其应尽的职责范围。第二部分,对PPP模式中有关政府职责的立法现状进行介绍和评析,结合实践中反映出来的突出问题,指出在我国目前PPP模式下政府职责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如PPP模式专门性立法的缺失以及其征求意见草案的不足之处;政府监管职责相关立法的不明确;政府审查职责相关立法的不具体;政府信息公开职责相关立法的不完善。在提出这些问题的同时,对形成问题的法律原因进行了具体的分析。第三部分,以比较法视角,针对论文第二部分提出的问题,分别介绍了在构建PPP模式政府职责法律制度方面具有先进经验的几个国家的相关立法和制度,如英国PPP模式完善的政府监管法律制度;埃及政府在PPP模式中履行审查职责的具体法律规定;加拿大政府中央与地方立法相结合的法律体系。通过介绍与分析,总结出可供我国借鉴的先进立法经验。第四部分,结合第三部分所借鉴的域外先进立法和制度,针对我国PPP政府职责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先指明完善PPP政府职责立法应遵循的基本理论和原则,再提出相应的、具有可行性的立法完善对策,对策具体包括:1、加快制作并出台“PPP基本法”,并针对其草案（征求意见稿）中有关政府职责的条文内容提出完善建议,如调整条文结构安排、修改“竞争性谈判”为“综合评分式竞标”、增加履职人员资质要求条款、完善失职问责条款;2、进一步明确政府监管职责的相关法律制度:严格分配监管权、建立PPP项目服务、产品价格实时检测法律机制与政府动态付费机制;3、完善政府审查职责的相关法律制度:明确审查内容及审查标准;4、调整信息公开职责相关法律规定:加重政府方不真实履行信息公开职责的法律责任、将补救方改为政府方和信息提供方、增加对未公开信息项目本身的处理。
刘笑晨[2]（2020）在《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海外投资保险发端于美国,随后在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生根发芽。尤其是当时间跨入20世纪90年代,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海外直接投资的流动性增速迅猛,复杂的政治风险伴随着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投资机遇一同到来,这种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局面推动了海外投资保险的快速发展。中国一方面通过政策鼓励本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另一方面为这些企业提供“安全保障”,即效仿发达国家,成立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承保海外投资保险。然而,中国海外投资起步晚、经验少,导致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在中国的发展相较于发达国家略显羸弱。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值得深入研究,而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在中国土壤上成长遇到的藩篱更具研究价值。经过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实践中的经验积累与数据统计,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病灶”已见端倪。在“对症下药”的过程中,本文针对重构中国海外投资保险立法与修缮海外投资保单展开研究,旨在促使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保驾护航”。全文分为八章,自研究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缘起及最新立法趋势为起始,阐发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石,继而展开对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立法模式考察、海外投资保险契约以及代位求偿权中存在的问题逐一讨论。最后运用经济学方法对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海外投资保险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问题,最终落脚于外国立法模式的启示及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因应。本文第一章探讨了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缘起及最新立法趋势,界定了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及相关概念。虽然海外投资保险起源于上世纪的美国,但是现在已有最新的发展变化。2018年,美国通过《更好地利用投资促进发展法》,成立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取代了运营近50年的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这一最新变化源于美国对外发展政策从“援助”向“发展”的转变,这也在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承保海外投资保险时对东道国和投资者的要求上得以凸显。第二章分别就外交保护理论和全球治理理论与海外投资保险的关联性展开论述。首先,诠释外交保护理论与海外投资保险的关联性。基于外交保护是指一国针对其国民因另一国的国际不法行为而受到损害,以国家名义为该国民采取的外交行动或其他和平解决手段。结合海外投资保险,一是论证海外投资保险公司发挥类政府机构职能,其承保的是政策性风险,属于“以国家名义”;二是关于“其他和平手段”,基于“非武力”的手段即可认为是和平手段,海外投资保险可以认定是和平手段。其次,以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为载体揭示全球治理理论与海外投资保险的关联。聚焦于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符合全球治理下多元化主体参与的特征、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是作为解决多元化主体间摩擦的路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建立了一个稳定的权利分配机制等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三章着重分析了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立法模式。目前,普遍形成了三种立法模式:混合式立法模式、合并式立法模式和分立式立法模式。结合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立法模式的域外实践,鲜有采用分立式立法模式的国家,即专门出台一部“海外投资保险法”的国家尚未出现。采用混合式立法模式的国家亦不多见,并且混合式立法模式存在立法“碎片化”的缺陷。绝大多数国家选择合并式立法模式,在合并式立法模式中,以美国等国基于将对外援助或发展政策与海外投资保险法的合并立法和日本等国将出口信用保险与海外投资保险合并立法最具代表性。这二者对比之下,后者日本式合并立法模式更能够聚焦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立法宗旨并且满足追求立法成本与立法效率平衡统一的目标。第四章厘清了海外投资保险契约是信用保险合同还是财产保险合同的疑问。挑战了国内学者通常将海外投资保险契约归入信用保险合同的观点。鉴于信用保险订立的初衷是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投保债务人的信用风险的一种保险。当债务人无法履行到期债务,由保险人赔偿被保险人。对应海外投资保险契约,如果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签订特许协议,则债务人是东道国,债权人是被保险人。换言之,只有当被保险人是子公司时,海外投资保险才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是信用保险。如果母公司是投保人（被保险人）,那么此时的海外投资保险契约的性质仍然归于财产保险合同,子公司相当于母公司的财产载体。第五章阐述了条约对于保险人代位求偿权行使的瓶颈及突破。美式双边投资条约极少或未规定代位权条款,而是通过与承保海外投资保险的公司签订单独的协议。这一做法是有风险的。无论是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还是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均与东道国地位不对等,难以签署合作共赢的协议;即使签署了这类协议,其地位无法与条约相比,东道国的违约责任亦无法上升为国际法的国家责任。区域性条约之下的代位求偿权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规定缔约国之间承认国内的海外投资保险公司的代位求偿权;二是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行使代位求偿权。二者相比较,后者更具优势。多边条约《汉城公约》下的代位求偿权行使亦存在困境。这是源于多边条约的缔约国千差万别,加剧了细节的难度,并且国家在外国法院放弃管辖豁免,并不意味着也放弃执行豁免。投资者母国国内的保险公司在行使代位权时,如果以自己的名义通过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行使代位求偿权可能会遭遇主体不适格的问题。第六章是“中信保”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保海外投资保险的实证研究。本章在经济学研究方法——定性定量分析法的帮助下,揭开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面临的东道国政治风险的严峻态势,尤以征收风险和战争风险最为严重。但是即便如此,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亦尚未得到投资者的足够重视。第七章是对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究。首先,中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立法问题包括两个层面:国内立法问题和国际立法问题。前者是关于中国海外投资保险的立法模式的问题,后者是关于中国对外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问题。中国属于混合式立法模式。也就是说,中国海外投资保险立法散见于不同的法律规范文件之中,缺乏诸如分立式立法模式的专门性规范。缘此,在实践中不得不依赖于“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约束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国际立法问题在于“旧”。中国虽然签订了数量众多的双边投资条约,但是这些双边投资条约尤其是与发展中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多数签订于2000年以前。这些双边投资条约中未明确准入时和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导致间接征收风险,最低待遇中的充分的保护与安全条款的缺陷亦导致投资者面对恐怖主义风险难以得到足够的保障。其次,“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条款存在缺陷。实践中,由于立法的不完善,“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条款成为解决准司法和司法问题的重要依据之一。但是,其条款的“合规性”有待商榷。一是责任条款的表述难以认定间接征收,亦未另辟独立恐怖险险种;二是“中信保”免除责任的情形——除外责任条款未明确危害或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行为的判断标准和被保险人义务条款中违法行为与险别的因果关系难以判定;三是追偿条款无法约束东道国子公司;四是赔偿条款与“赫尔原则”存在距离。第八章是针对第七章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一是从国内立法入手,以合并式立法模式取代混合式立法模式。鉴于制定“海外投资保险法”时机尚未成熟,因此提出通过制定一部“海外投资保护法”,设专章规制海外投资保险的问题;二是经海外投资保险纠纷的实证分析,针对解决国内纠纷的另一个依据——“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条款进行完善;三是针对代位求偿权的行使障碍,对于条款过时的BIT进行重新谈判或补充谈判。
肖华杰[3]（2020）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法律机制研究》文中指出2013年7月31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提出,“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同等对待各类投资主体,利用特许经营、投资补助、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吸引民间资本参与经营性项目建设与运营。”这被看作是启动PPP模式的一个信号。此后的六年里,PPP作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领域项目建设的一种新型合作模式,在减少政府债务、促进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显着,国家财政、发改等部门也发布了大量的政策文件以支持和规范PPP项目的发展。截止2019年上半年,列入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管理库的项目累计9,036个、投资额13.6万亿元;落地项目累计5,811个、投资额8.8万亿元。然而在高速发展的背后,PPP与现行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还没有很好地接轨,实操层面暴露出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同时在理论层面,学界尚未对PPP模式进行法律上的体系研究。因此,本文将运用比较分析、实证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对PPP项目涉及的重点法律问题进行归纳、整理和分析,寻找其形成的机制和原因,并尝试得出结论,提出建议,以期对PPP的规范发展和争议解决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本文正文部分除绪论和结论外,共分为六个章节,各章节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PPP的基本原理”。本章是全文的基础章节,首先从PPP的概念入手,将PPP广义定位为包括特许经营协议和政府购买服务在内的各类公私合作、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协议的集合,并探讨其分类、特点及法律性质。此外,PPP模式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领域内有着其不同于传统项目建设模式的制度价值:一是有助于降低地方债务压力;二是有助于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三是有助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章的最后阐述了基础法律原则在PPP项目中的体现。第二章“PPP准入的法律规制”。近年来,在项目识别和准备阶段,我国PPP项目中有相当一部分存在违规风险,这些风险的产生或是因操作不规范、或是利用了现有政策法规的漏洞。究其原因,准入规则的不健全和监管层面的缺失是导致项目乱象丛生的本质。本章意在通过对现有规则体系的梳理和分析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如何识别PPP项目;二是项目公司合规的条件;三是什么样的政府方主体是适格的。本章主张PPP项目识别应遵循坚持公益导向和防范债务风险的原则;在项目公司的项目资本金已有限制的情况下,注册资本的缴纳偏向于灵活,但应对债务性融资有所限制;政府方主体应区别实施机构和政府出资代表,政府出资代表不应具有实际控制和管理权。第三章“PPP主体的权利与义务边界”。在PPP项目的全生命周期中,参与主体众多,各主体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并发挥着其特殊的作用。而不同的角色又对应着不同的权利与义务,这是研究PPP法律关系的一个重要要素,也是研究PPP监管规则和归责体系的基础。因此,本章选取政府、项目公司和中介机构三个主要的参与主体,从权利的来源及形式、义务的设计及范畴等方面深入剖析主体行为的边界。对于有着双重甚至多重角色的政府而言,其权利义务的界定随着角色转换而变化,实操层面上极易出现混同,该节尝试对政府主体进行角色划分,并在项目的各阶段中规范其权利义务。此外,本章认为项目公司不应受到政府不正当的干预,其基于我国法律关于公司的规定享有自治权利,又基于PPP协议享有合同赋予的特许经营、收益和救济权利。上述两个主体在违反法定或约定义务时,均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而中介机构作为政府与项目公司的中间人,有着信息传递和局部监管的作用,其法律责任的设计可以参考《合同法》对居间责任的规定。第四章“PPP监管的理念与规则”。PPP项目主要分为项目识别、项目准备、项目采购、项目实施、项目移交五个大阶段,在每个阶段政府方与社会资本方都存在着复杂的法律关系和办事流程,各种制度相互交杂、缠绕,很多矛盾、冲突伴随其中。因此,对PPP监管规则的研究极其必要。本章站在经济法研究的视角上,讨论公共政策及法律法规对PPP市场主体及其行为的控制与监督,主要解决如何在现有的制度体系内嵌入监管机制,同时又能避免与其他制度产生冲突的问题。通过对现有法律法规、管理制度的梳理,以及对监管理念、原则、框架和工具的分析说明,试图在法律和政策层面寻找、构建能够使PPP项目顺利推进的监管实施路径,即在“一总多分”的监管框架下利用多种辅助性的监管方法,介入公司行使监管权能。第五章“PPP归责体系的构建”。由于PPP项目涉及利益方众多,环境较为复杂,在出现争议时往往无法清晰判断法律责任的归属,我们有必要在现有已成熟的归责体系下寻找PPP归责体系的理论支撑点。本章是本文的重点章节,在前述的研究基础上探讨PPP归责体系的建立,从政府、中介组织和项目公司三个主体的角度分别研究其归责原则和责任承担的具体形式。建议先明确归责原则,厘清各参与方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后根据其责任借鉴《证券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规范进行归责。第六章“PPP融资的困境与出路”。有数据表明,融资难已成为PPP项目失败的罪魁祸首,而融资问题贯穿于PPP项目的全生命周,在PPP项目的成立期、建设期、运营期和退出期都存在着多种融资方式可供选择,每种融资方式都有着其各自的优劣和必要的条件。现阶段,债权融资仍然是占比最大的一种融资模式,但其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担保标的权属的不确定、项目收益权出质价值的不确定和担保物权实现方式的难题使得债权担保的实现缺少法律上的支持。同样,在PPP项目与资产证券化的结合中,其主要的基础资产即项目收益权在法律属性、可转让性、独立性和转让的生效时点上都存在争议,加之SPV不具有法律主体地位、基础资产难以彻底做到真实出售使得破产隔离的实现存在阻碍。本章认同收益权的“未来债权”地位,支持“合同签订生效说”,肯定了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和再担保制度的意义,主张尽可能将融资中存在的问题在合同中有所约定,以减少风险的发生。
许海建[4]（2020）在《公物理论视角下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研究》文中指出公用事业对行政法体系来说并不陌生,它亦是传统行政法体系的构建要素之一“公物”,承载着增进社会福祉、保障基本人权的重要使命。公用事业自生的经济属性容易让特许经营的实施成为政府解决财政困境的金融工具,而忽视了其本质是为达成行政任务所必要的物质手段。在开展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研究时必须回归公用事业的本真,从公物理论视角重新审视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实施过程中各方主体基于公用事业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从公物视角下描述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活动就是公物管理者以特许的形式将公用事业经营权授予特许经营者,并以行政协议为载体明确各自权利义务,实现公用事业福利效果最大化的过程。公用事业特许、特许经营者、特许经营权以及特许经营协议就成为了分析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的法律特征、实施法律规制的基本出发点。公物是供公众使用的物,是行政主体达成行政目的、完成行政任务的物质基础。行政法上的“物”不具有财产意义,围绕公物所展开的行政活动也并非以实现其经济价值为目标。明确行政主体对物所实施的一系列管理行为性质及其依据是传统公物理论的核心内容。公物理论随着公私法理论的发展而不断获得新的内涵。从公所有权理论占据支配地位到概括性管理权等不问所有权归属理论学说的盛行,从公物利用者权益被认为是反射利益到有条件承认其权利属性,以及“公物”概念的实定法表述从“营造物”“公企业”“公共设施”的发展演变亦都表明,日本公物理论研究核心已经从对公物管理者权限的规制转向以确保利用者法律地位为目的的公共设施的设置与管理的规制。概念清晰是开展理论研究的前提,但我国公用事业概念外延并不明确。从其功能作用上来看,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属于面向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公共领域。此外还呈现出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网络性等经济学上属性,具有企业性、收益性和等价交换的对待给付特征,更贴近于日本公企业概念。特许的法律属性也存在诸多争议。日本行政法学中的特许概念具有特定含义,专指将国家垄断性事业经营权授予私人的情形,称之为公企业特许。关于特许的法律性质虽然存有权利授予还是自由恢复的理论分歧,但都普遍承认公企业特许和警察许可在规制密度上存在差异。特许到底属于授权还是解禁,需要结合特定适用情景进行分析。换言之,公用事业特许性质的确定,必须结合特许作用的领域即“公用事业”的性质来进行判断。公用事业的本质是可以增进公共福祉的公物,并不因行政机关以特许的方式将公物管理、运营权能转让给私人,而使其公物的属性发生改变,当私人不能履行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时,行政机关承担最终的担保责任。对公物供给与管理的垄断与其说是一种权利不如说是一种义务更为准确。就此而言,公用事业特许经营中的特许是一种授权,授权的基础并不是国家享有公用事业垄断性经营权,而是国家负有为公众提供生存照顾的公共责任。公用事业特许经营者角色定位与法律地位的理解与民营化理论、国家任务变迁息息相关。特许经营是公用事业民营化的一种形式,类型上属于任务民营化或者实质民营化。以特许经营方式实现公用事业民营化反映出国家图像已经由“给付国家”转貌为“担保国家”,国家责任由直接履行生存照顾给付责任转化为担保责任。公私主体间法律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主要表现在特许经营实施过程中出现多元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主体又形成了多边法律关系;国家与公用事业利用者国民之间关系由直接给付变为担保给付关系。特许经营者不再是行政机关行为对象,双方是以不同角色共同完成公共任务的合作伙伴。特许经营者的法律地位具有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源自于特许经营者并不是一般的民事主体,而是作为具有专业能力和强大资金募集能力的商主体,自愿参与到公用事业供给中来。依照市场竞争机制,根据市场需求和企业自身状况,从事公用事业筹划、运营等一系列经济活动,具有独立的盈利诉求、对外独立承担经营风险,而不是在国家或者行政机关的指挥下从事公共事务。特许经营者与政府部门之间关系具有平等性,以行政协议为载体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是实现平等性的程序性保障。特许经营者与行政机关缔结特许经营协议过程中的沟通、谈判以及相互让步,使其私人意志不仅可以到影响行政机关而且还最终转化为行政协议的内容。行政机关与特许经营者的关系在行政协议当中具有“等值性”。私主体的商业优势是其可以与行政机关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也是二者之间关系平等的事实基础。特许经营权是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的核心概念。特许经营利益必须经用“权利”的转化才能让特许经营者进入到法律保护状态之下。特许经营权从权利内容角度上可以概括为是民营机构通过特许程序获得公用事业的筹建、运营权利。学者们对特许经营权性质研究,主要是围绕着我国《行政许可法》第12条第（2）项规定的“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三个领域中形成的特许权展开的讨论。特许经营权可以为特许经营者带来经济利益,所以是一项具有财产性质的权利,在一定期限和范围内具有垄断性和排他性,类似于我国财产权体系中的物权概念。又区别于典型物权,遂称之称之为准物权。通过这样的体系解释将特许经营权纳入到物权范畴也能得到实定法的支持,譬如同样被规定在《行政许可法》的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就被物权法明确规定为用益物权。然而特许经营权的实现过程也是在履行提供公共产品的公共任务,将其定位在准物权的同时,又需在其上添加诸多不同于民事规范的公法限制作为例外。强行将特许经营权纳入物权体系的后果就是让物权自身失去一致性,也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物权概念了。将所有社会活动纳入到一个既有法律体系内去研究其性质是概念思维的惯性结果。就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来说,公私法规范并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衔接和共存的,公私属性的混合是特许经营权的一个事实状态。与其得出一个含混不清的折中概念,不如采用一种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方式,跳出公私二元窠臼,以类型化思维来重新认识特许经营权。公私属性兼容的特许经营权需要一个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概念进行表述,这就是财产权。采用类型化思维将特许经营权定位于财产权,首先借助于财产权概念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可将更多有助于特许经营者高效完成公共任务的权利纳入到特许经营权范畴中来进行保护。其次,不再纠结于一个财产性权利到底是公权还是私权,是归属于所有权还是他物权,而是将注意力放到如何界定一个权利内容,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是以什么样的形态呈现出来。第三,财产权体系中的各项权利都是平等的,并不因某项权利含有公共属性更多就一定比私权更优先受到保护。而是应当根据实定法或者双方约定的权利内容来确定。特许经营权具有基本权功能。特许经营权授予特许经营者之后就成为其营业自由的一部分。营业自由虽然没有在我国《宪法》中予以明确表述,但是承认和保护市场主体的地位及其经营自主性应当已经内含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当中。特许经营可以作为基本权进行保护,但并不意味着特许经营者享有缔约请求权。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实际上是在市场准入环节,通过招标的方式创造出一种竞争的环境,让具有雄厚资金实力、先进管理经验和良好社会信誉的市场主体进入公用事业领域,这属于对特许经营者择业自由主观要件限制。当竞争者认为行政机关在甄选特许经营者过程中存在差别对待,导致其无法与其他候选者处于相同的竞争环境时,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获得权利救济,而不考虑最终结果对其而言是否公平。由此可以从平等原则推导出协议缔结请求权,此时国家对应的义务是消极义务,即确保不剥夺其平等获得缔结协议的可能性,而不负有积极的保证每一个申请人都可以获得特许经营权,这应当属于基本权中的防卫请求权。公私部门双方经由特许程序产生的法律关系最终以特许经营协议的形式表现和确定下来。特许经营协议属于隶属契约下的双务契约,行政机关更容易利用其事实上的优势地位与相对人缔结具有加重相对人负担、减轻自己义务等不合理内容的协议,所以在双方对待给付义务约定上要受到“给付适当原则”的约束。特许经营协议内容具有不周延性,特许经营协议中条款未必会涵盖全部的特许经营事项。而行政机关的义务除约定义务外,亦要受到法律规范的约束和指引。在特许和特许经营协议的关系判断上,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都采用双阶理论,但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颁发,所有特许经营协议的争议都将被纳入到行政诉讼轨道上来解决,由此可以避免因对行为性质的公私属性判断标准不清而延误对相对人权利救济。特许经营协议争议被一刀切地纳入到行政诉讼当中后,仍然要分析一个具体争议标的和协议条款是体现了合意性和协商性,还是行政性和公共性,以确定具体法律适用规范和审查原则。行政协议是行政机关与相对人经意思表示一致而形成的行政法律关系,但就行政机关而言,行政协议仍然是为完成行政任务而为的一种行政行为,与典型行政行为一样都应当受到依法行政原则的约束,仍然需要在行政法框架内对其合法性作出判断。首先在判断依据上,民法规范适用是一种补充性适用,需要司法机关甄别检讨之上,对民事法律规范全盘适用、修正后适用还是不予适用进行判断。在判断标准上主要从缔约主体是否具有缔约能力、行政协议内容是否有瑕疵以及程序是否合法三个方面进行审查。行政协议的合意性和行政性给司法审查在审查规则、审查对象、审查价值标准以及审查能力等方面带来了变化。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周期长达数十年,因此不可能在特许经营协议中对千变万化的客观情况一一明定,需要行政机关与特许经营者在协议履行条件发生变化时及时进行协商沟通。但当法律规范不明确时,行政机关有可能因惧怕承担行政风险,不敢轻易变更经过严格程序缔结而成的特许经营协议;抑或可能动辄以公共利益为名滥用行政优益权随意采取临时接管等措施,影响到特许项目持久经营。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的规范设计在保证行政机关和特许经营者有足够的、弹性的行为空间之外,还是要发挥法律的规制、调控作用,在涉及到特许经营者重大权益、特许经营实施目的实现等核心事项上给与具体、明确的指引。我国目前的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缺乏统一高效力等级的法律规定。已有规范之间彼此存在冲突、不能衔接。在立法内容上框架性条款较多,无法发挥立法对行政机关执法的指引、规范作用。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属于行政机关裁量范畴,司法审查作用空间有限,但是行政机关的裁量自由不能逾越法律授权范围,亦受到民主法治原则、效能原则、法律保留原则、平等原则和均衡原则等行政法原则的约束。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法制构建首先应明确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属于《行政许可法》调整范围,在没有公用事业特许经营专门立法前,受其约束。其次,通过统一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立法、细化相关配套制度设计等方式实现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法律规范的体系化构建。第三,提高法律规范在政府监督、特许经营者甄选、情势变更、公众权利保护等主要条款的规范密度。第四,增加程序性规制设计,强化特许经营者与政府部门的交流沟通。
卢国琦[5]（2020）在《论行政协议的识别标准》文中研究说明行政诉讼法修改之后,行政协议的法律地位得到认可,各级法院受理的行政协议案件数量迅速增长。虽然最高院在2019年发布了《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但是这一专项司法解释仍然未能统一认识,如何识别行政协议,依然存在争论。在合同缔结、合同效力、合同履行、合同责任、诉讼程序、争议解决等方面,行政协议与民事合同存在不同的规则。因此,明确行政协议的识别标准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针对行政协议的识别困境,需要对行政协议的性质进行探讨,明确行政协议与民事合同的区分,就在于行政性或协议性在其间所占的比重。在行政协议中,行政性所占比重较大,而在民事合同中,协议性所占比重较大。对于行政协议的认定:首先,以“行政权作用”作为行政协议认定的基础。“行政权作用”包含主体要素、职责要素、内容要素。其中,主体要素因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平等协商,放弃了单方的强势地位而行政性较弱。职责要素与内容要素因直接反映了行政权的运行而具有较强的行政性。综合各方因素,以承包合同、租赁合同、政府采购合同、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国有自然资源使用权出让合同、和解协议等合同为典例,结合相关法律的规定,判断行政性的浓度。其次,对行政协议“公益导向”进行判断。只是面对公共利益认定扩张化的趋势,通过借鉴“近因理论”对公共利益的认定进行限定。换言之,仅将直接执行公务的结果认定为公共利益。最后判断是否系行政主体与协议相对人意思表示一致而订立。
覃晓媚[6]（2019）在《论我国公私合作（PPP）合同法律性质》文中研究说明我国关于我国公私合作（以下简称“PPP”）合同的法律性质仍存在较大的争议,主要体现在我国官方未明确指出PPP合同性质及其争议解决途径,司法裁判中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认定结果,理论界对于PPP合同法律性质更是争论不休。PPP合同法律性质不清导致在发生纠纷时,适用民事法律制度还是行政法律制度进行调整存在疑问。PPP的基本内涵存在分歧是造成混乱局面的根源,这要求我们必须基于正确的PPP认知对PPP合同的法律性质展开讨论。与政府采购、政府购买服务不同,PPP更强调政企双方之间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达成的长期合作,包括特许经营和股权合作两种模式。公私关系不平等的观念根深蒂固和政府的双重身份也是导致PPP合同法律性质存在争议的重要原因。在讨论PPP合同性质时应当客观看待其中存在的行政因素和民事因素,将PPP合同认定为混合合同既能兼顾参与主体各方得到利益,对立法和司法也起到实质性的推动作用。政府和社会资本方可以通过构建PPP合同两分法的架构,利用上部和下部的合同体例,将行政行为与民事主体之间的平等合作分离,按照各部分约定的内容确定适用的法律制度。我国应当尽快出台PPP的统一立法,明确PPP合同的法律性质及其纠纷解决途径,加大对政府部门的监管身份的制约以保护社会资本方的合法权益。
姜俊鹏[7]（2019）在《论汽车售后市场搭售安排的反垄断规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经济宪法”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反垄断法》原则上禁止经营者实施具有排除、限定竞争效果的搭售行为。实践中,汽车售后市场存在强制搭售行为,其结卖品为品牌汽车原厂配件,搭卖品为售后维修保养服务。这一情形不仅直接攫取了消费者的消费福利,还对汽车售后市场中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利益造成了严重的负面效应,妨碍了市场的稳定有序竞争。可以说,汽车行业售后市场的搭售安排是一种典型的排斥和妨碍市场竞争的反竞争行为;然而,仅通过我国现有《反垄断法》是难以规制的。汽车售后市场搭售安排给我国《反垄断法》的适用带来的难题体现在多个方面,其中包括纵向垄断协议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竞合问题;授权经销与维修商市场地位的界定问题;商业特许经营模式下品牌汽车供应商和授权经销与维修商之间的垄断责任划分问题以及此类搭售安排能否适用反垄断法正当理由的问题等。这些问题,不仅出现在汽车售后市场上的搭售安排中,还可能潜藏在其他行业的搭售现象中,且尚未得到我国《反垄断法》的妥善规制,因而亟需完善《反垄断法》及其搭售配套细则,并辅以行业专属规范。
谭东丽[8]（2019）在《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笔者以“专利侵权损害赔偿”为关键词在百度上进行搜索,共计出现相关结果近750万个。可见,专利侵权损害赔偿已成为我国专利领域的热门话题。又以“专利侵权损害赔偿”为主题词在知网上进行检索,共计出现相关文献450余篇。质言之,该选题亦是我国学者多年来关注的研究问题,且有着比较充分的理论研究。然而,笔者另辟新路,依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确定标准研究,在专利组的案例库中,通过对2150个案例进行采集和统计分析,发现有2024个案件适用法定赔偿判决,适用率高达94.15%。即在司法实践中,法定赔偿已然成为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确定的“独舞”,而其他计算方式形如具文。笔者对以此组成的数据库中适用法定赔偿的案件进行精准地分析,发现和探索出一些新的问题:考量因素不统一、计算标准缺失、赔偿数额差距大、批量案件频现、当事人举证责任缺位、数额幅度之上下限的确定性不明、法定外酌定无法可依等,故选择“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研究”为笔者的博士论文选题。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全面梳理现行关于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的研究成果,从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的含义着手,运用实证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文献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对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的性质、功能和历史演进进行探讨,并运用法哲学、利益论、法经济学等多种基础理论对其存在的理论依据进行解析。笔者通过对我国现行的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相关的立法现状和其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困境进行检视,同时借鉴域外已有的经验,就完善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适用规则应考虑哪些因素以及如何具体完善我国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的制度设计进行探索和思考。全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介绍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学术创新点。正文部分共七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概述”主要探讨了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的涵义、特点、相关概念辨析、性质和功能。首先,从词源说、学者说、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说等角度对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进行探讨从而得出本文中的法定赔偿的含义;并明确法定赔偿具有法定性、酌定性、数额幅度确定性等特点;对裁量性赔偿、酌定性赔偿与法定赔偿等进行比较和辨析,得出裁量性赔偿和酌定性赔偿是同一含义,仅是使用的语境不同,而法定赔偿是具有法定限制的羁束性的裁量性赔偿。其次,基于证据度减轻说、法官自由裁量说和二者综合的折衷说来探讨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的性质。最后,对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具有补偿、预防、惩罚性功能进行探讨和论述,并回答由于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具有惩罚性功能,因而不与惩罚性赔偿制度并用。第二章“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历史演进”简要介绍了法定赔偿在国外和我国的发展历史沿革。本章主要分析了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以及我国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确立与发展脉络,分析法定赔偿在同为英美法系的英国和美国的着作权法中朝着截然不同方向发展的原因,以及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得以发展的缘由,得出现阶段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依然发挥“恰逢其时”的重要作用。第三章“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理论解析”主要论证了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存在的合理性依据。首先,从法哲学角度而言,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体现对专利权人的救济和尊重,同时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亦是追求法的正义价值和实现法的秩序价值的体现。其次,从利益衡量论和权利弱化与利益分享论的角度来说,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就是对专利权人所具有的排他性权利进行适度弱化限制并使这种具有排他性的权益与其他相关利益主体共享之结果。同时,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也是专利权和社会公共利益合理平衡结果。最后,从法经济学角度来说,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极大提高司法诉讼效率、实现实质正义和有效救济。第四章“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域外考察”主要介绍两个内容:其一,分别对美国着作权侵权法赔偿、日本和韩国的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的立法及司法状况予以考察,重点介绍其当前规定和做法。其二,对美国、日本、韩国关于法定赔偿的立法和司法现状归纳与评析,找出其存在的不足和值得借鉴的经验,从而为完善我国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提供可参考的经验。第五章“我国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的立法检视”。本章主要通过对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侵权责任法》和《专利法》及其相关的解释及司法政策文件中有关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的内容进行剖析。发现:《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仅适用于难以确定价值的诉讼标的额,《侵权责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主要适用于难以确定遭受损害的人身权权益的特殊情形。《专利法》及其相关的解释尽管有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条款,但依然存在计算赔偿数额标准规定不统一、适用选择及范围规定不一致等不足。本章通过对法定赔偿的适用条件展开探讨,再对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有关的法律文本进行解读和归纳,为我国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的完善立法路径选择奠定基础。第六章“我国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的司法实践”通过对2011-2016年2150个专利侵权纠纷案例展开实证研究。首先从案例样本来源分布、采集原则和原告的索赔金额分布进行论述,然后通过对法定赔偿适用比例、法院判赔金额、原告提供证据、具体案例中考量因素、法定外酌定的适用等进行统计分析,得出当前我国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适用率高、适用前提泛化、法官自由裁量权缺乏限制、数额确定的说理不充分、当事人举证责任缺失、法定外酌定无法可依、赔偿数额差距大等问题。除此之外,法定赔偿的数额确定也面临数额幅度的上下限过宽、计算标准缺失、考量因素过于模糊以及数额幅度之上下限的确定性不明等适用困境,导致法官很难把握法定赔偿数额确定的标准。同样,本章通过实证研究深度分析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在司法适用中存在的不足和困境,为具体完善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建议提供依据。第七章“我国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完善对策”主要三方面展开论述:第一,完善立法路径的选择。首先,通过《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和《侵权责任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和《专利法》及其相关的司法解释对完善法定赔偿之立法路径的优劣进行比较,认为当前采用《专利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来共同完善法定赔偿制度为最优且最经济。然后,通过对《专利法修正案（草案）》有关法定赔偿的条款进行评析,结合当下我国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建议对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条款进行整体性修改,以过错责任原则为侵权人承担损害赔偿之基本标准,除了已有的“专利权人损失、侵权人获利、专利许可的合理倍数以及法定赔偿”损害赔偿的计算标准基础上,建议引入“市场价值”计算标准和“证明妨碍推定规则”,对侵权人以授权三年内自申请日四年内不实施的专利抗辩为由,准予侵权人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建议。第二,适用规则的完善。建议理性考量专利侵权纠纷案件中是否具备损害已发生、损害数额事实难以证明等法定赔偿适用前提,通过结合所有证据、庭审当事人的辩论来确定损害赔偿数额和对审判文书中赔偿数额确定的具体因素进行充分说理来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第三,法定赔偿数额幅度的分类设计。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对法定赔偿数额幅度进行分层设计。首先,为引导当事人积极参与到司法诉讼中来,建议通过双方当事人在庭审质证、辩论中确定考量因素的权重。其次,通过对2011-2016年专利侵权一审样本案例中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的平均判决赔偿数额和最高判决赔偿数额统计分析与比较,提出以专利权类型为标准对法定赔偿的数额幅度进行类型设计:发明专利的法定赔偿数额幅度为1-500万元;实用新型专利的法定赔偿数幅度为1-300万元;外观设计专利的法定赔偿数额幅度为1-200万元。最后,以原告是否提供证据以及证据的质量对法定赔偿数额确定进行分层设计:对举证不全的建议采用“综合考虑标准”;对举证不能的建议采用“市场价值标准”;对举证无效或没有提供证据的建议采用“法定赔偿数额最低标准”。
林颖[9]（2019）在《特许经营合同性质认定的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特许经营因其独特的商业模式吸引了众多经营者与投资者,然而,实践中对于该如何认定特许经营合同却存在诸多争议,而明确特许经营合同的性质,对于商业主体从事特许经营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本文主要基于司法实践中特许经营纠纷,特许经营合同的历史演变及重要意义,以及特许经营合同的基本特征,综合分析特许经营合同该如何认定的问题。
王小丹[10]（2018）在《清末民国矿业权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清代到民国,我国矿业法制历经了多个发展阶段,由传统矿业管理转变为近代矿业法制。矿业权是矿业法制中最核心的内容。国家对矿业权的规范,实质是国家对矿产资源的一种利益分配。研究“清末民国矿业权变迁”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近代中国矿业法制变迁的社会图景,还能够为探究当今我国矿产资源产权制度发展提供必要的“前见”。通过对清中前期采矿权以及清末、北京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三个阶段矿业权立法、行政执法和司法动态运行的分析,本文试图探究两个问题:我国传统采矿权是如何转变为近代矿业权的?移植于西方的矿业权规范是如何与中国本土矿业传统发生冲突与碰撞,而中国又是如何将其内化,使其逐渐生长,最终形成本国近代矿业权制度的?清中前期,国家尚未颁布统一的矿业法规,仅针对不同地区制定了不同的采矿规定。此时,国家采矿规定界定“禁采区”,并确定“本地人采本地矿”。对于官地,采矿者必须持有官方所颁发的照票开采;对于民地,除了国家垄断经营的矿种外,“悉听地主自采”。此外,官方对“私采”和“外地矿徒越境采矿”这两类违规采矿行为进行了监督与规制。百余份巴县煤山出佃约和门头沟煤窑合同反映出矿业契约是民间重要的采矿权规范。巴县煤山出佃约可视为山主签发的采矿权凭证。门头沟煤窑合同约定矿商与地主合伙采矿,采矿权并未发生转移。采矿权依附于土地业权,“土地扫卖,采矿权随之转移”。值得注意的是,有的矿地山主将地下煤炭采矿权独立出佃,自己则保留地上耕作权,这为日后的地矿分离奠定了基础。当时主要有矿商与矿地土人、矿商与矿地山主、矿地土人之间三类采矿权纠纷。清季,清廷吸收了西方矿业法律的经验,先后颁布了多部矿务章程。《矿务暂行章程三十八条》最早设置矿业权,确立了矿业权法定原则,划分了探矿权与采矿权。1907年《大清国矿务正章》所设矿业权规范初具成果,将矿地权利划分为归于地主的地面权利和归于国家的地腹权利,构建了地矿分离的法理基础;还创制了矿业权之优先权。爬梳《矿务档》所载多份华洋办矿章程和华商办矿合同,我们可以了解清末矿业权的实施情况。这些章程和合同不仅具有合约的性质,是特定矿业公司办矿的依据;还由于它们经过中国官方的认可,其中一些规范逐渐演进,最终形成了“本土化”的一些矿业权规则:明确矿业权期限、缩小地主矿地地权、确立排他性的矿业权、保护矿地先经开采者权益和雇佣矿地土人采矿。有的章程或合同在国家矿章颁布之前,有的在国家矿章颁布之后,因此矿业权实施与国家立法之间出现了有趣的交织。北京政府时期,官方比较重视发展矿业,设立了专门的矿业部门。农商部制定的《矿业条例》确立了矿业权基本法律制度,《小矿业条例》对传统的小窑小矿进行了合法化引导。针对各地矿业实务部门和普通民众对矿业权规范的疑问,农矿部进行了解释和澄清。为了矿地土人的生计,矿业行政机关对土人私采给予暂时的宽容,逐渐引导其依法呈请矿业权。当矿业权人采矿受到矿地土人、矿棍或土匪侵害时,得到了一定的官方保护。大理院处理矿业权纠纷时,试图将矿业权从地主土地业权中剥离,扭转民众“地矿一体”的固有观念,通过判决强化“矿业权法定”。平政院处理矿业权纠纷时,细化了矿业权之优先权的认定标准,具化了矿业权禁采区的范围,还深化了矿业权人权利的保护。矿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日益显着。南京国民政府构筑的矿业权制度,为矿业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法制平台。1930年《矿业法》不但明确了矿业权采取国有主义,地矿分离,即使身为矿地地主,“非依法取得矿业权,不得探采”;而且确定呈请在先者取得矿业权之优先权,矿地地主不能再凭借矿地业权而要求优先取得矿业权。在《矿业法》的推行中,实业部、经济部先后对矿业权规范进行了行政解释,例如澄清“地主无批准矿业权之权”,具化“矿业权之优先权的时间标准”,阐释“矿业用地”的概念,加强了矿业权规范的精确性和适用性。矿业主管机关在审核矿业权时,侧重于排除地主干扰,进一步实现矿业权与土地所有权的分离;在矿业权保护层面,重点打击私采与盗采,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矿业权人的保护请求;在处理矿业权纠纷时兼顾采矿利益与矿地民生,尽量调合矿业权人和矿地土人的关系。行政法院虽处理的矿业权案件不多,但补充了矿业权之优先权的规则,澄清了矿业权审核中的疑义。清季以来,矿产资源的社会需求猛增,亟需国家构建适宜的矿业权制度。矿业发展需要自由竞争的市场,这就必须打破“本地人开本地矿”对外地资本与技术流入矿地的限制。新兴资本家投资矿业也迫切希望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近代矿业权变迁主要源于四个方面。西学东渐让中国有机会从已有的西方矿产产权制度中选出适合自身发展的矿业权制度。矿业技术的显着提高,对采矿权的分配与规制提出了更高的制度要求。矿产社会价值的提升促使国家对矿地使用和矿产开采作出适宜的制度安排。兴矿富国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观念,如何规范采矿权的期限、范围及取得,如何限制外国人投资我国矿业,都有待于国家颁行适宜的矿业权规范。通过对清中前期矿业契约、清末《矿务档》以及民国时期的矿业杂志、政府公报等史料的分析与整合,我们可以发现近代矿业权变迁的规律:“地矿一体”的采矿权转变为“地矿分离”的矿业权;矿业权主体逐渐突破“矿地本地人”的籍贯限制;矿业权准入担保由人的担保转变为物的担保;矿业纠纷的处理从不甚规范到规范有序。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国家法缺乏对矿产权属关系的界定,涉及采矿的立法缺乏体系性,且采矿权安排存在着一些弊病。国家禁止外地商人到矿地采矿,容易造成事实上的矿地闲置。矿地山主与矿商对矿地“一地一议价”,交易成本非常高。采矿纠纷多由纠纷双方私下解决,其公平性和有效性难以保障,有时甚至会引发严重的流血冲突。矿业生产秩序和矿商人身安全也得不到充分保护。民间矿业产权主要由采矿权习惯规则调整,但是一些习惯规则存在着局限性,影响了矿业的发展壮大。政府是近代矿业权变迁的主导者。立法机关先后仿照西法颁行了多部矿业法律,让矿业权运行有法可依。行政机关通过解释,弥补了矿业权规范中的缺漏,明确了矿业权管理的操作规范。国家不仅设立专门的矿业管理机构,还构建诉愿和行政诉讼程序,规范了矿业权纠纷的处理。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通过矿业权纠纷的裁决,进一步厘清矿业权法律关系。近代矿业权的变迁攻克了多重的障碍,促进了矿业开发自由。矿业立法不但将全国矿产归于国有,使国家掌握了授予采矿资格的权力,矿商采矿不再受制于山主;而且打破采矿的籍贯限制,不再限于“矿地本地人”。矿业权人与矿地山主、矿地土人的矛盾开始依据矿业法律化解。矿商采矿受到一定的法律保护,减少了私力救济之流血冲突。这样,移植而来的矿业权规范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逐渐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矿业产权结构,生成了“中国化”的矿业权制度。近代矿业权变迁优化了矿业产权结构。矿商、矿地山主、矿地土人和国家之间形成了具有更高效益的利益格局。矿业法律确定矿地山主能够获得矿地租金及损害补偿,由官方提供政府指导价,这降低了山主与矿商的议价成本,使得山主收益增加。矿业权之优先权的设置是一种矿业开发竞争机制,使矿商们力争“最先呈请”某地域某矿种的矿业权,提高了矿地开发的效率。矿地土人不但能够被矿业公司雇佣,而且还享有一定的采矿红利和地方公共福利,其利益得到整体性提升。国家获得可观的税收,且矿业拉动社会整体经济的发展。然而,由于外方的干扰,地方割据破坏矿业规范的统一适用以及矿业权规范自身的不成熟,近代矿业权规范的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不宜做过高的评价。
二、何为“特许经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何为“特许经营”?（论文提纲范文）
（1）PPP模式下政府职责立法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完善PPP模式政府职责立法的理论概述 |
| 第一节 PPP模式中政府职责的定位分析 |
| 一、PPP模式概念的界定 |
| 二、PPP模式中政府角色的定位 |
| 第二节 PPP模式中的政府职责应予明确 |
| 一、项目识别阶段的政府职责 |
| 二、准备阶段的政府职责 |
| 三、项目执行阶段的政府职责 |
| 四、移交阶段的政府职责 |
| 第二章 我国PPP模式政府职责立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PPP模式政府职责立法现状与评析 |
| 一、我国PPP模式政府职责立法现状 |
| 二、对政府职责立法现状的整体评析 |
| 第二节 我国PPP模式政府职责立法中存在的具体问题 |
| 一、PPP模式专门性立法的缺失 |
| 二、政府监管职责相关立法不明确 |
| 三、政府审查职责相关立法不具体 |
| 四、政府信息公开职责相关立法不完善 |
| 第三章 国外PPP模式中政府职责先进立法经验及借鉴 |
| 第一节 国外PPP模式中政府职责先进立法经验 |
| 一、英国PPP模式政府监管职责相关的完备法律制度 |
| 二、埃及PPP模式政府审查职责的先进立法经验 |
| 三、加拿大PPP模式立法体系 |
| 第二节 国外PPP模式先进立法经验借鉴 |
| 一、英国立法经验借鉴:完善政府监管职责法律体系 |
| 二、埃及立法经验借鉴:明确政府审查职责内容 |
| 三、加拿大立法经验借鉴:构建各种规范相结合的PPP法律体系 |
| 第四章 完善我国PPP模式政府职责立法的建议 |
| 第一节 加快制定并出台“PPP基本法”及对其草案的修改建议 |
| 第二节 完善PPP模式政府监管职责法律体系 |
| 第三节 完善PPP模式政府审查职责法律体系 |
| 第四节 调整PPP模式政府信息公开职责相关法律规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创新点摘要 |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成果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中外研究现状评析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缘起及最新立法趋势 |
| 第一节 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初始 |
| 一、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及相关概念 |
| 二、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缘起和发展 |
| 第二节 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国内法最新立法趋势 |
| 一、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国内法体系 |
| 二、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最新立法趋势 |
| 三、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东道国最新立法趋势 |
| 第三节 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国际法最新立法趋势 |
| 一、海外投资保险国际法体系 |
| 二、BIT的待遇条款的最新趋势与海外投资保险的关联性 |
| 三、区域性协定的待遇条款最新趋势与海外投资保险的关联性 |
| 四、多边公约——《汉城公约》之历程及修订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石 |
| 第一节 外交保护理论与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关联性 |
| 一、海外投资保险是“以国家名义” |
| 二、海外投资保险是“其他和平手段” |
| 第二节 全球治理理论与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关联性 |
| 一、符合全球治理下多元化主体参与的特征 |
| 二、全球治理下的海外投资保险是解决多元化主体间摩擦的路径 |
| 三、MIGA为海外投资保险建立一个稳定的权利分配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立法模式考察 |
| 第一节 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立法模式的定义、分类与各国实践 |
| 一、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立法模式的定义 |
| 二、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立法模式的外延 |
| 三、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立法模式的域外实践 |
| 第二节 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的合并式立法模式 |
| 一、美国等国基于对外援助或发展政策的合并式立法模式 |
| 二、日本等国基于出口信用保险与海外投资保险合并式立法模式 |
| 第三节 混合式立法模式难以成为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投资母国的普遍选择 |
| 一、混合式立法模式的立法体系呈碎片化 |
| 二、混合式立法模式过度倚重规范性文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海外投资保险契约的存疑及厘清 |
| 第一节 海外投资保险契约的性质 |
| 一、海外投资保险契约是信用保险合同的质疑 |
| 二、海外投资保险契约是财产保险合同的诘问 |
| 第二节 海外投资保险契约于境外子公司的效力 |
| 一、海外投资保险契约无权约束境外子公司的情形 |
| 二、海外投资保险契约可以约束境外子公司的情形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条约对于保险人代位求偿权行使的瓶颈及突破 |
| 第一节 美式BIT极少规定代位求偿权条款的分析 |
| 一、美式BIT未规定或极少规定代位求偿权条款的现实 |
| 二、美式BIT未规定或极少规定代位求偿权的原因及弊端 |
| 第二节 区域性条约中的代位求偿权条款 |
| 一、对代位求偿权的行使施加了严格条件的ACIA式区域性条约 |
| 二、《设立阿拉伯国家间投资担保公司公约》的代位求偿权条款 |
| 第三节 多边条约——《汉城公约》下的代位求偿权行使、困境及其出路 |
| 一、由MIGA行使代位求偿权 |
| 二、MIGA代位求偿权的困境及其出路 |
| 第四节 通过ICSID行使代位求偿权的难题及路径 |
| 一、以自己的名义通过ICSID行使代位求偿权的难题 |
| 二、规避以自己的名义通过ICSID行使代位求偿权的路径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信保”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保海外投资保险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中信保”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保海外投资保险实证研究的必要性 |
|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中国企业投资的重点领域 |
| 二、“一带一路”沿线风险呈复杂性 |
| 三、中国企业未重视“中信保”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风险保障的作用 |
| 第二节 “中信保”承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各类政治风险定性分析 |
| 一、“中信保”承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传统政治风险定性 |
| 二、“中信保”尚未承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遭遇的非传统政治风险的定性 |
| 三、传统与非传统政治风险的关联性 |
| 四、MIGA给予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政治风险救济 |
| 第三节 “中信保”承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各类政治风险定量分析 |
| 一、基于“中信保”在“一带一路”沿线政治风险保险的定量 |
| 二、“中信保”调研结果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问题 |
| 第一节 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问题概述 |
| 一、“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的内涵及外延 |
| 二、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外延 |
| 第二节 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混合式立法模式及BIT问题 |
| 一、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混合式立法体系组成 |
| 二、中国海外投资保险国内立法“缺”在何处 |
| 三、中国签订的BIT之“旧”阻碍海外投资保险的发展 |
| 第三节 “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条款的疑问 |
| 一、“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分属两种有名合同的情形 |
| 二、“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条款之缺失 |
| 第四节 “中信保”海外投资保险的法律纠纷实证分析 |
| 一、被保险人与“中信保”纠纷的准司法救济分析 |
| 二、“中信保”与东道国之间的代位求偿权纠纷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外国立法模式启示及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因应 |
| 第一节 外国立法模式的启示 |
| 一、日本合并式立法模式的启示 |
| 二、美国的合并式立法模式更加契应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现实 |
| 第二节 中国海外投资保险立法内容的因应 |
| 一、“海外投资保护法”的具体立法建议 |
| 二、海外投资保险国际立法——BIT之“革新” |
| 第三节 弥补“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之缺失对策 |
| 一、规范保险责任条款 |
| 二、规范“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中的免除责任条款 |
| 三、规范“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征收险的赔偿标准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论文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3）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法律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创新点及难点 |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预期创新点 |
| (三)研究难点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PPP的基本原理 |
| 第一节 PPP的制度概述 |
| 一、PPP的概念范畴 |
| 二、PPP模式的类型化 |
| 三、PPP的法律特征 |
| (一)以合同为基础的合营关系 |
| (二)以平等为基础的合作模式 |
| (三)以项目融资为基础的融资模式 |
| 第二节 PPP的制度价值 |
| 一、有助于降低地方债务压力 |
| 二、有助于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 |
| 三、有助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第三节 PPP的法律规制原则 |
| 一、诚实信用原则 |
| 二、平等协商原则 |
| 三、效率原则 |
| 四、公平原则 |
| 第二章 PPP准入的法律规制 |
| 第一节 PPP项目的准入规则 |
| 一、PPP项目的识别标准 |
| (一)以公益导向的项目识别标准 |
| (二)以防范风险为目标的识别标准 |
| 二、PPP项目的适用领域及识别规则 |
| (一)PPP项目的适用领域 |
| (二)PPP项目的识别规则 |
| 第二节 PPP项目公司的准入规则 |
| 一、PPP项目公司的设立规则 |
| 二、PPP项目公司的资本规则 |
| (一)项目公司项目资本金与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的关系 |
| (二)项目公司资本金的财务处理 |
| 第三节 PPP政府方主体的准入规则 |
| 一、PPP实施机构的准入规则 |
| (一)政府实施机构的主体范畴 |
| (二)政府实施机构的职责 |
| 二、PPP政府出资代表的准入规则 |
| (一)政府方出资代表的源起 |
| (二)政府出资代表身份及资金来源的厘定 |
| (三)国企参与PPP项目的规制规则 |
| 第三章 PPP主体的权利与义务边界 |
| 第一节 政府方权利及义务的边界 |
| 一、政府方的权利类别 |
| (一)政府方的监管权能 |
| (二)政府方的股东权利 |
| 二、政府方的义务范畴 |
| 第二节 PPP项目公司的权利与义务范畴 |
| 一、PPP项目公司的权利范畴 |
| (一)PPP项目公司的法定权利 |
| (二)PPP项目公司的合同权利 |
| 二、PPP项目公司的义务范畴 |
| 第三节 中介机构的看门人职责 |
| 一、中介机构的监督规则 |
| 二、中介机构的法律责任 |
| 第四章 PPP监管的理念与规则 |
| 第一节 PPP监管理论概述 |
| 一、PPP监管的基本概念 |
| 二、PPP监管的制度价值 |
| (一)PPP监管的必要性 |
| (二)PPP监管的价值 |
| 三、PPP监管的主体 |
| 四、PPP政府监管的权力范畴 |
| (一)政府监管权的来源 |
| (二)PPP模式下政府监管范畴的法律检讨 |
| (三)政府对项目及社会资本等参与主体的监管范畴 |
| (四)政府方监管权利的配置 |
| 第二节 PPP监管的基本理念 |
| 一、衡平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监管理念 |
| 二、最大限度消除信息不对称的监管理念 |
| 三、坚持以绩效考核为中心的监管理念 |
| 四、强化双方的履约责任的监管理念 |
| 第三节 PPP监管的规则构建 |
| 一、“一总多分”的监管框架 |
| 二、嵌入项目公司监管的路径 |
| (一)政府参股项目公司的监管规则 |
| (二)政府不参股项目公司的监管规则 |
| (三)项目公司类别股的制度构建 |
| 第五章 PPP归责体系的法律证成 |
| 第一节 PPP中政府的归责体系 |
| 一、PPP中政府的责任类型 |
| (一)PPP中政府的民事责任 |
| (二)PPP中政府的行政法律责任 |
| 二、PPP中政府的归责原则 |
| (一)政府的民事责任归责原则 |
| (二)政府的行政法律责任归责原则 |
| 三、PPP中政府的责任承担形式 |
| (一)政府违约的法律后果 |
| (二)因不可抗力的法律后果 |
| (三)政府方侵权的法律后果 |
| (四)政府方行政法律责任的后果 |
| 第二节 PPP中介机构的归责体系 |
| 一、PPP中介机构的范围界定 |
| 二、PPP中介机构的归责原则 |
| (一)中介机构的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 |
| (二)中介机构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
| 三、PPP中介机构承担责任的类别 |
| (一)中介机构的民事责任 |
| (二)中介机构的行政责任 |
| (三)信用体系 |
| 第三节 PPP项目公司的归责体系 |
| 一、PPP项目公司的责任类型 |
| (一)项目公司法律责任的产生 |
| (二)项目公司合同责任的具体类型 |
| (三)项目公司侵权责任的具体类型 |
| 二、PPP项目公司的归责原则 |
| (一)项目公司合同责任的归责原则 |
| (二)项目公司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
| 三、PPP项目公司的法律责任承担 |
| (一)项目公司合同责任的承担方式 |
| (二)项目公司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 |
| (三)项目公司行政责任的承担方式 |
| 第六章 PPP融资的困境与出路 |
| 第一节 PPP项目的融资路径选择 |
| 一、PPP项目债权融资的制度困境 |
| (一)债权担保的困境 |
| (二)PPP项目对融资本身性质的局限 |
| 二、PPP项目资产证券化的制度迷思 |
| (一)PPP项目资产证券化概述 |
| (二)PPP项目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的适格性 |
| (三)PPP项目资产证券化实现破产隔离的现实困境 |
| 第二节 PPP项目融资担保制度架构 |
| 一、PPP项目的融资担保路径选择 |
| (一)社会资本方担保规则 |
| (二)第三方担保规则 |
| 二、PPP项目再担保制度的现实选择与规则苑囿 |
| (一)再担保制度的含义及在我国的发展 |
| (二)PPP项目再担保的可行之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4）公物理论视角下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和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主要创新和不足 |
| 第一章 公物理论基本要点 |
| 第一节 公物的概念 |
| 一、“物”在行政法体系中两种体现 |
| 二、公物的概念及其特征 |
| 三、公物制度的基本内容 |
| 第二节 公物的基础理论学说 |
| 一、法国公所有权理论的演化 |
| 二、德国修正的私所有权学说形成 |
| 三、日本公物理论承继与扬弃 |
| 第三节 公物理论研究核心由“管理”向“利用”的迁转 |
| 一、基于日本实定法中“公物”表述嬗变的观察 |
| 二、公物利用法律属性认识的革新 |
| 三、公物理论核心的再定位 |
| 第二章 给付国家图像下公物的主要形态-公用事业 |
| 第一节 公用事业概念 |
| 一、公用事业概念的规范考察 |
| 二、公用事业的特征 |
| 三、本文语境下公用事业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公物事业特许性质的学理阐释 |
| 一、关于行政特许性质争议的日本理论考察 |
| 二、行政特许属性分析的双重维度 |
| 三、公用事业特许授权性质的提出 |
| 四、公用事业特许的容许性 |
| 第三节 公私合作脉络下的公用事业特许经营 |
| 一、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是公私合作的一种方式 |
| 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的独特性 |
| 第三章 公用事业特许经营者的角色定位 |
| 第一节 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对传统行政法体系的冲击 |
| 一、国家图像的转变:给付国家到担保国家 |
| 二、公用事业中公私主体间关系的变化 |
| 三、研究范式转变 |
| 第二节 作为合作伙伴的特许经营者 |
| 一、我国语境下“公私合作”概念的特定含义 |
| 二、法律关系中的独立性 |
| 三、法律关系间的平等性 |
| 第三节 特许经营权的属性 |
| 一、特许经营权权利形态的学理讨论 |
| 二、对特许经营权学术理论的反思 |
| 三、分析思路的转变:从概念分析到类推思维 |
| 四、定位于财产权:超越公私二分的法律思维模式 |
| 五、特许经营权公法保护 |
| 第四章 公用事业特许经营运行依托—特许经营协议 |
| 第一节 特许经营协议的特征 |
| 一、特许经营协议的主要内容 |
| 二、特许经营协议的特征 |
| 第二节 特许与特许经营协议关系 |
| 一、双阶理论的争议 |
| 二、双阶理论在我国立法及司法中的体现 |
| 三、司法实践采用修正的双阶理论的利与弊 |
| 第三节 特许经营协议的合法性判断 |
| 一、特许经营协议合法性判断的法律依据 |
| 二、缔约主体资格瑕疵对协议效力的影响 |
| 三、行政协议内容瑕疵对协议效力的影响 |
| 四、程序瑕疵对协议效力的影响 |
| 第四节 特许经营协议司法审查的变化 |
| 一、司法审查规则的变化 |
| 二、司法审查对象的变化 |
| 三、司法审查价值标准的变化 |
| 四、司法审查密度的变化 |
| 第五章 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立法规制完善 |
| 第一节 我国公用事业特许经营规范现状 |
| 一、公用事业特许经营规范发展历程 |
| 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规范的形式渊源 |
| 三、公用事业特许经营规范体系特征 |
| 第二节 公用事业特许经营规范实施存在的问题 |
| 一、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的法律依据不清晰 |
| 二、明确特许经营相关主体法律地位的规范缺位 |
| 三、现有法规范中核心条款缺失 |
| 四、法规范之间缺乏衔接彼此冲突 |
| 第三节 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立法规制原则 |
| 一、民主法治原则的控制 |
| 二、效能原则的引入 |
| 三、法律保留原则的坚守 |
| 四、平等原则 |
| 五、均衡原则 |
| 第四节 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法律规范体系构建之设想 |
| 一、明确《行政许可法》的法律渊源地位 |
| 二、完善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的法律体系 |
| 三、提高法律规范密度 |
| 四、增加程序性规制设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5）论行政协议的识别标准（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行政协议的识别困境 |
| 第一节 协议种类多样化 |
| 第二节 识别标准不统一,相关概念内涵、外延不明确 |
| 第三节 行政协议本质属性认识不同 |
| 第二章 行政协议的双重定位 |
| 第一节 行政性与协议性可以兼容 |
| 第二节 行政性是行政协议的本质属性 |
| 第三节 协议性也限制了行政性 |
| 第三章 个案裁判中行政性浓度的判断 |
| 第一节 承包合同、租赁合同 |
| 第二节 政府采购合同 |
| 第三节 PPP合同 |
| 第四节 国有自然资源使用权出让协议 |
| 第五节 和解协议 |
| 第四章 回归本源:基于行政性衍生的识别标准 |
| 第一节 “行政权作用”是识别行政协议的第一阶层 |
| 一、何谓“行政权作用” |
| 二、主体要素作为“行政权作用”的外在表征 |
| 三、职责要素作为“行政权作用”的重要参考 |
| 四、内容要素作为“行政权作用”的核心标准 |
| 第二节 “公益导向”是识别行政协议的第二阶层 |
| 一、职责要素内在体现“公益导向” |
| 二、借鉴“近因理论”对“公益导向”的限制 |
| 第三节 “意思要素”是识别行政协议的第三阶层 |
| 一、“意思要素”要求双方必须协商一致 |
| 二、“意思要素”要求必须订立协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论我国公私合作（PPP）合同法律性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关于PPP合同性质的争议 |
| 1.1 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PPP争议解决途径 |
| 1.2 对合同性质的差别界定导致司法判例出现不同的认定结果 |
| 1.3 PPP合同性质理论诸说 |
| 1.3.1 行政合同说 |
| 1.3.2 民事合同说 |
| 1.3.3 混合合同说 |
| 第二章 PPP合同性质产生争议的原因 |
| 2.1 PPP基本内涵存在争议 |
| 2.1.1 PPP定义存在分歧 |
| 2.1.2 三个“P”具体含义解析 |
| 2.1.3 PPP分类标准不一 |
| 2.2 PPP与特许经营、政府采购、政府购买服务的关系存在争议 |
| 2.2.1 PPP与特许经营的关系 |
| 2.2.2 PPP与政府购买服务、政府采购的关系 |
| 2.3 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地位不平等的观念根深蒂固 |
| 2.4 政府双重身份导致PPP合同性质产生争议 |
| 第三章 解决PPP合同性质争议的突破点 |
| 3.1 客观看待PPP合同的特殊性质 |
| 3.1.1 行政优益权在PPP合同中的体现 |
| 3.1.2 民事法律关系在PPP合同中的体现 |
| 3.2 PPP合同性质对社会资本方利益保护的利弊分析 |
| 3.2.1 行政合同的利弊分析 |
| 3.2.2 民事合同的利弊分析 |
| 3.2.3 混合合同的利弊分析 |
| 3.3 构建PPP合同两分法架构 |
| 第四章 解决PPP合同性质争议的对策 |
| 4.1 加快PPP统一立法 |
| 4.2 明确PPP合同性质 |
| 4.3 加大对政府部门监管身份的制约 |
| 4.4 明确PPP合同纠纷解决途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7）论汽车售后市场搭售安排的反垄断规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2 我国现行反垄断法规制汽车售后市场搭售安排所面临的难题 |
| 2.1 垄断协议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竞合如何适用反垄断法的问题 |
| 2.1.1 汽车售后市场搭售属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情形之一 |
| 2.1.2 汽车销售中的特许经营策略体现了纵向垄断协议的特征 |
| 2.2 授权经销与维修商市场地位的界定问题 |
| 2.2.1 市场支配地位与相对优势地位的联系 |
| 2.2.2 市场势力的存在及其杠杆化传导 |
| 2.2.3 授权经销与维修商的相对优势地位的认定依据 |
| 2.3 商业特许经营模式下垄断责任的划分问题 |
| 2.3.1 品牌汽车供应商应对搭售安排承担法律责任 |
| 2.3.2 授权经销与维修商直接实施搭售亦应追责 |
| 2.4 搭售安排能否适用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即基于正当理由的豁免问题 |
| 3 汽车售后市场搭售安排的双重竞争效应分析 |
| 3.1 搭售前提:结卖品与搭卖品各具独立性 |
| 3.1.1 搭售情形下的单一产品问题:理论及判断标准 |
| 3.1.2 零部件与维修保养服务不属于单一产品 |
| 3.2 辐射范围:讨论竞争效应需在相关市场内展开 |
| 3.2.1 关于相关市场的界定理论 |
| 3.2.2 结卖品——汽车零部件销售市场的界定 |
| 3.2.3 搭卖品——汽车售后维修保养服务市场的界定 |
| 3.3 积极效应:搭售安排具有的经济学意义 |
| 3.3.1 捆绑销售为交易双方节省了交易成本 |
| 3.3.2 授权维修商的专业服务提高了售后服务质量 |
| 3.4 消极效应:搭售安排背离了反垄断法要旨 |
| 3.4.1 不正当地攫取广大消费者的消费福利 |
| 3.4.2 排除和妨碍了汽车售后市场的公平竞争 |
| 4 我国现行反垄断法规制体系存在的缺失 |
| 4.1 反垄断法尚未规定如何处理垄断行为的竞合问题 |
| 4.2 反垄断法尚未把“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纳入规制范畴 |
| 4.2.1 反垄断法SCP范式下相对优势地位的特殊性 |
| 4.2.2 引进“禁止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行为”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
| 4.3 特许权人与被特许人的垄断责任归咎原则不明 |
| 4.4 反垄断豁免的“阈值”较低致使逃逸成为可能 |
| 4.5 垄断经营者的违法成本较低不利于惩戒 |
| 4.6 汽车行业规则有悖于反垄断法律规范 |
| 4.6.1 汽车行业规范未完全例举垄断情形 |
| 4.6.2 汽车行业规范与反垄断法或有冲突 |
| 5 化解我国汽车售后市场中搭售安排规制难点的思考和建议 |
| 5.1 制定反垄断法的实施细则规制搭售现象 |
| 5.1.1 解决纵向垄断与强制搭售竞合难题 |
| 5.1.2 增设针对经营者搭售违法行为罚款的梯度征收制度 |
| 5.1.3 严格限制搭售行为的反垄断法适用除外 |
| 5.2 通过修法或扩充解释将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纳入反垄断法所禁止的范围 |
| 5.3 遵循反垄断法与汽车行业规范间的法律效力位阶 |
| 5.4 通过专门的行业规范规制汽车售后市场搭售安排 |
| 5.5 从法律层面推动汽车售后市场进一步开放 |
| 5.6 建立商业特许经营协议的申报制度 |
| 5.7 确定特许权人与被特许人的归责原则 |
| 6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8）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学术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概述 |
| 第一节 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解读 |
| 一、专利侵权损害法定损害赔偿的涵义 |
| 二、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的特点 |
| 三、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与相关概念的区别 |
| 第二节 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的性质 |
| 一、证据度减轻说 |
| 二、法官自由裁量说 |
| 三、折衷说 |
| 第三节 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的功能 |
| 一、补偿功能 |
| 二、预防功能 |
| 三、惩罚性功能 |
| 第二章 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的源起 |
| 一、西方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的萌芽 |
| 二、我国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的萌芽 |
| 第二节 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的确立和发展 |
| 一、英美法系着作权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的确立与发展现状 |
| 二、大陆法系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的确立与发展现状 |
| 三、我国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的确立与发展现状 |
| 第三章 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理论解析 |
| 第一节 法哲学分析 |
| 一、法的正义价值 |
| 二、法的秩序价值 |
| 第二节 利益论分析 |
| 一、利益衡量理论 |
| 二、权利弱化与利益分享理论 |
| 第三节 法经济学分析 |
| 一、专利制度的经济学解读 |
| 二、法定赔偿语境下的效益优先 |
| 第四章 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域外考察 |
| 第一节 着作权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的美国考察 |
| 一、补偿兼惩罚功能的法律体系 |
| 二、美国着作权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的司法适用 |
| 第二节 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的日本考察 |
| 一、实体法与程序法共筑的法律体系 |
| 二、日本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的司法适用 |
| 第三节 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的韩国考察 |
| 一、实体法主导的法律体系 |
| 二、韩国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的司法适用 |
| 第四节 国外法定赔偿的比较与评述 |
| 一、美国着作权侵权损害法定赔偿对我国的启示 |
| 二、日本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对我国的启示 |
| 三、韩国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对我国的启示 |
| 第五章 我国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的立法检视 |
| 第一节 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的适用条件 |
| 一、损害已然存在 |
| 二、侵权损害赔偿数额事实难以确定 |
| 三、依自由心证酌情确定赔偿数额 |
| 第二节 我国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的立法现状 |
| 一、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立法现状 |
| 二、我国《侵权责任法》及司法解释的立法现状 |
| 三、我国《专利法》及司法解释的立法现状 |
| 第六章 我国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的司法实践 |
| 第一节 我国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案例样本 |
| 一、专利侵权案例样本分布 |
| 二、专利侵权案例样本采集原则 |
| 三、案例样本中原告索赔情况统计分析 |
| 第二节 适用法定赔偿的案例样本统计分析 |
| 一、法定赔偿适用比例统计分析 |
| 二、法院判赔数额统计分析 |
| 三、原告提供证据统计分析 |
| 四、法定赔偿适用案例样本统计分析 |
| 五、具体判例考量因素统计分析 |
| 六、法定外酌定案例样本统计分析 |
| 第三节 我国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在司法适用的不足 |
| 一、法定赔偿的适用前提泛化 |
| 二、法官自由裁量权缺少限制 |
| 三、赔偿数额的确定裁判说理不充分 |
| 四、当事人举证责任缺位 |
| 五、法定外的酌定数额无法可依 |
| 六、赔偿数额确定差异大 |
| 第四节 我国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司法适用面临的困境 |
| 一、法定赔偿条款规定的上下限幅度过宽 |
| 二、法定赔偿数额计算标准的缺失 |
| 三、法定赔偿数额确定应考量因素过于模糊 |
| 四、法定赔偿数额之上下限的确定性不明 |
| 第七章 我国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完善对策 |
| 第一节 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立法路径选择建议 |
| 一、《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立法路径选择 |
| 二、《侵权责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的立法路径选择 |
| 三、《专利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的立法路径选择 |
| 第二节 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适用规则完善建议 |
| 一、理性考量法定赔偿的适用前提 |
| 二、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与行使 |
| 第三节 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数额幅度的分类设计 |
| 一、在庭审中辩论影响因素的权重 |
| 二、法定赔偿数额幅度的类型设计 |
| 三、法定赔偿数额幅度的层次安排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9）特许经营合同性质认定的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特许经营合同的历史演变及重要意义 |
| 三、特许经营合同性质认定的问题分析 |
| (一) 特许人许可的内容是否具有综合性 |
| (二) 合同中约定费用的实质内涵是否体现特许经营费的本质 |
| (三) 受许人是否需要在特定经营模式下开展特许业务 |
| 四、结语 |
（10）清末民国矿业权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 |
| 五、研究方法与史料应用 |
| 第一章 清中前期采矿权的规定与实践 |
| 第一节 传统采矿管理的历史沿革 |
| 一、清代以前采矿管理的特点 |
| 二、清中前期采矿的开禁之争 |
| 第二节 清中前期采矿权的规定 |
| 一、采矿准入资格 |
| 二、采矿权凭证 |
| 三、违规采矿 |
| 四、采矿权的限制 |
| 第三节 契约中的采矿权 |
| 一、煤山出佃 |
| 二、以地作股 |
| 第四节 清中前期采矿权纠纷 |
| 一、矿商与矿地土人的纠纷 |
| 二、矿商与矿地山主的纠纷 |
| 三、矿地土人私采地界纠纷 |
| 第二章 清末矿业权的初设与实践 |
| 第一节 清末矿业权创立的背景 |
| 一、办矿开源的财政渴求 |
| 二、兴矿强国的社会呼声 |
| 三、矿权外泄的主权危机 |
| 四、军民工业的产业驱动 |
| 五、变法修律的时代需求 |
| 第二节 清末矿业权的草创 |
| 一、设置采矿权的最初尝试 |
| 二、国家矿章设置的采矿权条款 |
| 三、矿业权条款的雏形 |
| 第三节 从《矿务档》看清末矿业权实践 |
| 一、明确矿业权期限 |
| 二、缩小地主矿地地权 |
| 三、确立排他性的矿业权 |
| 四、保护矿地先经开采者权益 |
| 五、雇佣矿地土人采矿,以工代赈 |
| 第三章 北京政府时期矿业权形成与实践 |
| 第一节 矿业权形成的背景 |
| 一、财经危机亟需矿业开源 |
| 二、设立专门机关规范矿业管理 |
| 三、军阀割据危害矿业发展 |
| 第二节 矿业权立法与行政解释 |
| 一、矿业权立法 |
| 二、矿业权规范的行政解释 |
| 第三节 矿业权的行政执法 |
| 一、处理私采 |
| 二、调查矿区是否重复 |
| 三、保护矿业权人采矿 |
| 第四节 矿业权的司法确认与保护 |
| 一、矿业权的依法取得 |
| 二、矿业权的优先权标准 |
| 三、矿业权禁采区的范围 |
| 四、矿业权人的权利保护 |
| 第四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矿业权发展与实践 |
| 第一节 矿业权发展的背景 |
| 一、矿业在国民经济中日益重要 |
| 二、战乱阻碍矿业发展 |
| 三、基本的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
| 第二节 矿业权立法发展与行政解释优化 |
| 一、矿业权立法的发展 |
| 二、矿业权行政解释的优化 |
| 第三节 矿业权行政执法的推进 |
| 一、矿业权审核排除地主干扰 |
| 二、矿业权保护严禁私采和盗采 |
| 三、矿业权纠纷处理兼顾采矿利益与矿地民生 |
| 第四节 矿业权司法确认与保护的深化 |
| 一、补充矿业权的优先权规则 |
| 二、澄清矿业权审核的疑义 |
| 第五章 清末民国矿业权变迁的规律和特点 |
| 第一节 清末民国矿业权变迁的原因 |
| 一、深受日本矿业权制度的影响 |
| 二、矿业技术显着提高 |
| 三、矿产社会价值提升 |
| 四、采矿观念转变 |
| 第二节 清末民国矿业权变迁的规律 |
| 一、从“地矿一体”的采矿权到“地矿分离”的矿业权 |
| 二、矿业权主体突破“矿地本地人”的籍贯限制 |
| 三、矿业权准入由人的担保变为物的担保 |
| 四、矿业纠纷处理从不甚规范到规范有序 |
| 第三节 清末民国矿业权变迁的特点 |
| 一、政府主导下的法制近代化 |
| 二、矿业权变迁形成更高效益的利益格局 |
| 三、矿业权规范的实施效果有限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四、何为“特许经营”?（论文参考文献）
- [1]PPP模式下政府职责立法问题研究[D]. 何志豪.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3)
- [2]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研究[D]. 刘笑晨. 大连海事大学, 2020(04)
- [3]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法律机制研究[D]. 肖华杰. 吉林大学, 2020(01)
- [4]公物理论视角下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研究[D]. 许海建.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5]论行政协议的识别标准[D]. 卢国琦. 太原科技大学, 2020(04)
- [6]论我国公私合作（PPP）合同法律性质[D]. 覃晓媚. 广西大学, 2019(01)
- [7]论汽车售后市场搭售安排的反垄断规制[D]. 姜俊鹏. 浙江大学, 2019(08)
- [8]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研究[D]. 谭东丽.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9]特许经营合同性质认定的法律问题研究[J]. 林颖. 法制博览, 2019(01)
- [10]清末民国矿业权变迁研究[D]. 王小丹.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