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国味精工业第三协作区第四次经验交流会在余姚召开（论文文献综述）
史晓玲[1]（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研究说明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苏日娜[2]（2020）在《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史研究（1920-196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数理逻辑,又称符号逻辑、理论逻辑或逻辑斯蒂,数学的一个分支,用数学方法研究的逻辑或形式逻辑。数理逻辑诞生于17世纪末,迄今为止,已有三百余年的历史。数理逻辑最初是作为“运用数学方法的逻辑”而兴起的。随后,数学的发展提出并要求解决数学的逻辑和哲学基础问题,于是数理逻辑又进一步发展成主要是“关于数学的逻辑”,并且与数学基础理论相结合,成了一门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广泛应用的数学科学。1920年,随着英国着名哲学家、数学家、社会活动家,数理逻辑的集大成者罗素（1872-1970）来华,数理逻辑正式传入中国。本文以1920-1966年间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为研究对象,在系统地挖掘、收集和整理原始文献和研究文献的基础上,进行了较为细致和深入的研究,力图从整体上厘清其发展的基本脉络,呈现主要科学家的贡献和中外数理逻辑交流等情况,较为客观地反映其发展水平和特点。本文主要包括以下4部分内容:1.分前史时期、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梳理数理逻辑的诞生及其各分支的发展历史。2.考察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对数理逻辑的引介工作。分析了罗素来华之前,中国学者关于数理逻辑的探讨以及罗素《数理逻辑》讲演的历史背景、内容与影响。围绕中国第一部数理逻辑译着《罗素算理哲学》及其引起的学术争论,探讨了数理逻辑被最初引进时中国学者的态度、学术水平与传播范围等问题。搜集了早期中国学者的数理逻辑论文,介绍了他们对集合论、数学基础、数理逻辑基础理论3个方面的引介工作。3.回顾和总结了数理逻辑在中国初步奠基时期（1920-1949）的发展历史及其特点。以汪奠基的《逻辑与数学逻辑论》、《现代逻辑》和金岳霖的《逻辑》3部具有代表性的着作为切入点,探究了这一时期中国学者数理逻辑研究的方向、水平与贡献。特别探讨了各层次数理逻辑教育的开展情况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第一批数理逻辑留学人员的学习与研究。4.回顾和总结了数理逻辑在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时期（1949-1966）的发展历史与特点。重点讨论了这一时期数理逻辑界为消除科学界和大众对数理逻辑的歪曲和误解所做的宣传与普及工作。分析了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开展与“12年远景规划”对数理逻辑的助推作用,总结了中国学者在数理逻辑理论与应用领域取得的主要成绩。以1952年“院系大调整”为背景,讨论了数理逻辑专门人才的培养情况。论文主要结论如下:1.民国时期,以傅种孙、张申府、金岳霖、汪奠基为代表的先行者们为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引介和传播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们的引介工作是谨慎的、负责的,也是先进的。他们的工作使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具有了较高的起点和良好的基础,迈出了历史性的、坚实的一步。2.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初步奠基时期（1920-1949）,国内学习和研究数理逻辑的人屈指可数,并没有广泛和稳固的发展基础。一些科学家的工作和具有前瞻性的成果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数理逻辑只是中学、大学课堂里讲授的内容,并没有成为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3.数理逻辑在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时期（1949-1966）,为使数理逻辑具备持续发展的群众基础,中国数理逻辑学家开展了行之有效的宣传与普及工作。20世纪五十年代,数理逻辑研究机构相继成立,标志着中国数理逻辑发展已经从教学研究相结合的阶段进入专门研究阶段。这一时期,中国数理逻辑在逻辑演算、递归论及数理逻辑的应用等领域有比较集中的研究,尤其在逻辑演算、递归论两个领域取得了一些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成果。4.大学数理逻辑教育的开展为学科的发展带来了转折。1927年,金岳霖在清华大学哲学系开设数理逻辑课程。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国内接受数理逻辑教育的第一批留学人员出国深造,师从世界知名大师学习。他们回国后,投身教育与科学研究第一线,开创了我国数理逻辑崭新的局面。5.国家政策是助推数理逻辑发展的重要动力。1956年,《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颁布后,数学界及全国各地高等学校相应地开展了远景规划的实施工作。数理逻辑界开始了较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科学研究,构建了中国数理逻辑发展的新格局。
赖世贤[3]（2020）在《中国近代工业建筑营建过程关键性技术问题研究（1840-1949）》文中指出工业建筑作为中国近代新兴建筑类型及西方先进技术引进中国的最初载体之一,承载着当时中国较为先进的建筑理念,充当中国近代建筑追赶世界建筑潮流的不自觉历史工具。本文研究中国近代工业建筑营建过程中关键性技术问题,含括规划选址、大跨技术、标准化、结构发展等内容,分类探讨木材、砖、水泥等材料技术,同时关注工业建筑设计师。研究以调研过程中大量实物例证结合图纸资料、近现代建筑期刊文献及厂史资料进行,比对同时期西方先进技术,重视技术来源与技术真实性问题。研究对中国近代城市工业发展分期进行讨论,并提出相应分期方案。第二章以工厂的选址与布局入手,关注中国近代城市工业萌芽阶段工业建筑营建前期技术性问题,选址和布局贯穿工业建筑建设全过程,涉及宏观地区选择、中观地点选择、微观厂址选择及具体厂区布置等层面。第三章关注中国近代城市工业发展起步阶段,由于生产方式和动力技术改变引起对于大空间厂房即大跨度技术的迫切需求,重点关注西式木屋架。西式木屋架技术在材料和施工技术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展现出对于力学等结构概念的理解,意味着中国建筑近代转型开始。第四章则关注中国近代城市工业加速增长阶段,工业建筑由于大量快速建设带来对于高质量、标准化建材需求等问题。以砖的工业化生产及工业建筑用砖变化,探讨工业化时代下中国传统建筑材料在引进西方建筑材料后的各方面技术发展。第五章则聚焦中国近代工业稳速增长阶段如何解决工业建筑营建所要求的安全舒适、结构持久等问题,关注钢筋混凝土结构技术及与之紧密相关的水泥生产技术引入与发展。第六章将专业人才视为技术实施保障予以讨论,关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放缓期对工业建筑营建规范化、经验化起关键作用的设计师及代表作品、设计师群体组成等问题。研究发现在中国近代城市工业发展各时期不同阶段,基于建设目标需求及技术水平不同,中国近代工业建筑营建过程中关键性技术问题亦不相同。对中国近代工业建筑而言,部分营建关键技术与当时世界先进技术相比并不逊色,但技术推广和实现受社会环境及观念意识影响甚大;技术要与当地资源、经济及社会体制相适应,社会需求会强有力改变技术的运用及传播;由于材料观念缺失,其在营建过程中重外观轻建造,重模仿轻创造;技术属于文明范畴,由初级走向高级是趋势,中西方建筑技术融合也是趋势。
林成栋[4]（2020）在《H公司智能化项目成本管理改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几年来,整个社会安防要求不断提高,人们追求品质生活期望的不断增强,智能化产业在外部需求的刺激下飞速发展。为抢占市场先机,大量施工企业纷纷从传统项目转型进入智能化施工行业,激烈的竞争导致了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但是智能化产业作为新兴产业还没有完全发展成熟,项目经理的管理能力不足,智能化技术更新多,智能化产品价格变动频繁等因素衍生出很多潜在的风险。鉴于以上原因,加强项目综合管理,注重成本控制,防范风险的同时保证基本利益,是智能化施工企业发展的必然需求。本文以H公司为例,通过问卷调查、高层访谈和系统后台数据统计的方式,总结出材料成本控制控制粗放、成本控制组织不协调、资金回笼速度慢和项目建设进度与成本不协调是智能化施工单位在成本管理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在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后,结合公司内外部环境和项目实际情况,从优化成本管理制度,优化成本管理方法和加强全过程成本管理这三个方面提出改进的对策。最后,将这些改进措施在余姚机器人小镇城市客厅综合服务中心工程项目中的实际应用,通过构建实施效果评价体系,比较实施前预期数据和实施后实际数据,评价实施效果,证明了提出的成本控制优化策略的有效性。本文提出的改进方案,结合智能化施工自身的特点,运用了一些基础的成本管理方法,同时也有施工管理过程中的实践经验总结,希望能为智能化施工单位进行项目的成本管理提供一些借鉴经验。
吴雯雯[5]（2019）在《构建党建牵引型乡村复合治理新格局 ——浙江的先行探索及启示》文中研究指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是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的党,强调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而理论的产生是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路径发展,因此,注重对基层具体实践经验的理论提炼和总结,是推动党建理论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正是基于这一目的,以浙江省农村基层党建的具体实践为对象,研究分析乡村振兴下的农村基层党建新格局。本文的选题具有一“新”一“旧”,一“难”一“易”两个重要特性。一“新”一“旧”。农村基层党建新格局关键就在于一个“新”字,新在时间阶段的划分上,在学术界对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和村民自治的农村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开展研究,可以看出,相对于乡村振兴中来说,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初期的农村基层党建格局已“旧”。此外,还有对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阶段重庆的农村基层党建、上海的社区楼宇党建进行研究等,这些与本文研究的历史阶段定位不同,对象也不尽相同。一“难”一“易”。党的十九大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论断,部署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中国农村快速腾飞吹响了时代的号角。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中国农村的经济、文化、社会结构、基层治理等都将发生重要的变化,如农业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革,农村社会出现阶层分化,农民思想更加开放,农村人口流动加剧,信息化改变人与人沟通的渠道,传统农村社会的固有结构被打破等,这些都为农村基层党建带来新挑战和新问题。构建新时代农村基层党建新格局“难”就难在它是一项基于具体实践的研究,而不是纯理论思想的建构,如果缺乏基层实践的支撑,这项研究将缺乏扎根于泥土的实践价值。2017年,中组部将农村基层党建新格局的课题放在浙江。为什么将目光锁定浙江?因为浙江有着自下而上丰富的基层实践和创新。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浙江从一个陆域资源并不充裕的省份一跃成为经济大省,农民收入连续32年排名全国各省区首位,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4552元增加到22866元,年均增长率为12%,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37:1缩小到2.07:1,全省农村呈现出村容越来越整洁、村风越来越文明、农民越来越富裕的面貌,可以说浙江省农村发展领先于很多地区很多年。浙江农村基层党建的很多创新做法都获得来中央的认可,“浙江二十条”被中组部印发在全国范围推广,“千村示范、万村整治”“整乡推进、整县提升”等都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武义县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宁波市宁海县的“小微权力清单”、绍兴市诸暨市“枫桥经验”等“点上开花”的基层创新经验,都获得中央的肯定并在全国范围内总结推广。这样看来,既有了研究对象,又有了实践经验,如何从浙江省农村基层党建中总结提炼出规律,上升到理论高度呢?“党的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研究农村基层党建新格局提供了很好的新视角。农村基层党建看似复杂,其实也简单,主要包括政党、政府、社会三个要素,和政党与政府、政党与社会、政府与社会的三对关系,只要厘清了这“三要素”“三对关系”之间的关系,就能够更好地解答在村民自治的条件下如何优化政权运行的方式。本研究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乡村振兴的战略规划,将农村发展为党建工作带来的影响分成四个部分,并使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研究:第一部分:农村基层党建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构建新格局。进入新时代,农村新群体和新业态层出不穷、蓬勃发展,夯实党在农村的基层基础就要扩大组织和工作的覆盖面,通过探索“党建+互联网”新路子,构建特色小镇党建全域融合新模式,“党建+产业”模式引领产业发展等,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新经济新业态中的引领力和影响力。第二部分:农村基层党建在服务农民利益多元化中构建新格局。密切党群关系,一直是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的核心内容,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群众出现阶层分化,各种不同职业的“新农人”出现,他们对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社会保障等的需求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于基层民主权利和监督权利的需求更加旺盛,外出流动人口也一直是管理中的难点、痛点。浙江省创新了“走村不漏户、户户见干部”、“小板凳”群众工作法、党员电子身份证等,拉近了政党和社会的联系。第三部分:农村基层党建在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中构建新格局。党建一直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进入新时代,农村基层面临的新矛盾、新问题也更多,如何维护基层社会稳定安全,浙江省有着“枫桥经验”的老底子,同时又创新了“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村民说事”制度、村规民约等做法,构建党建、自治、法治、德治、综治的基层治理体系。第四部分:农村基层党建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构建新格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全面从严治党,基层作为政治权力向下延伸的“神经末梢”,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小事”,都是影响党在基层执政根基的“大事”,宁波市“小微权力”清单、村务监督委员会等,都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区文谦[6]（2018）在《沙湾古镇保护更新实践及若干问题研究》文中认为珠江三角洲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存在大量的传统村镇历史文化遗产,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这些历史文化遗产亟需更科学、系统的保护更新。沙湾古镇作为典型的岭南历史文化村镇,经历了十几年的保护更新,是广州乃至整个珠三角城镇变迁的“活化石”。本文将沙湾古镇作为研究客体,从理论溯源、经验总结及策略推演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以期得出此类不完整风貌传统村镇保护更新的方法与策略。本文分为三大部分,首先是理论溯源,通过研究传统村镇保护更新的相关理论和价值体系,梳理保护价值理论的演进历程。其次,用以上理论体系对沙湾古镇的保护更新成果进行验证,通过对沙湾的保护规划、实施过程、后续发展等方面进行总结,指出以往不足主要源自缺乏对其整体环境及原真性的深入调查,最终导致风貌保护和社区发展不平衡,有失文化公正与社会公平。因此,古镇的保护更新不仅是技术与专业问题,更是社会问题。最后,在前文经验总结基础上,针对沙湾古镇的原真性调查和持续发展问题展开研究,并总结出两个层面的策略,分别为保护规划层面的分层级网络化规划策略和社区营造管理层面的社区发展策略。在保护规划层面上,由于传统村镇物质环境的保护与人文环境、社会空间关系紧密,故理清传统村镇文化遗产的层级特性和社会--空间的生产、发展、演变历程不仅有助搭建文化遗产网络体系,同时也将夯实原真性调研和保护规划方案编制的基础。基于此,本文提出分层及网络化规划策略,其有利于统筹文化遗产的信息层,梳理文化遗产的主客关系,认知村落空间的总体格局。运用定位分层和管理分层的手段亦可进一步建构保护对象网络体系,可更全面地完成对网络化、时空混合型传统村镇保护规划方案的编制。在社区营造管理层面上,引入社会学上的社区发展理念,提出了“社区发展引入风貌保护规划”的新模式——即在角色与观念转变背景下,将社区发展理念引入传统村镇保护更新,并从社会方式、社会资本两方面对此模式在沙湾古镇开展实证研究和可行性分析。引入社会学分析方法、社区发展规划技术,提高保护规划及更新过程中的社会参与度及主体多元化。传统村镇风貌的保护更新,唯有真正贯彻传统村镇风貌和保护过程的“整体性”、“原真性”原则,注重社区的和谐与活力提升,兼顾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才能使传统村镇得以永葆生机。
闻文[7]（2017）在《“妇女能顶半边天”？ ——温州农业生产中的妇女劳动力动员（1949-1959）》文中指出1949年后,在政府的推动下,中国农村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比例大大提高,传统时代“男耕女织”的农村家庭生计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到集体化时期,妇女劳动力甚至成为基层农业生产中的“半边天”。这个历史变化,不但深深改变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结构,亦重塑了个人、家庭与国家、集体组织之间的关系,其遗产在今天的中国依然有着重要的影响。当然,这种变化的发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不同区域的具体过程也不尽相同。为了更好地说明国家行政力量与地方农业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农村妇女的现实经历,文章选取1950年代的温州作为研究的个案并展开论述。其中,国家政策、区域实践以及女性的反应是三个基本的考察点。全篇主要围绕农村妇女劳动力的动员政策以及基层的落实情况展开,总计九个部分,除去绪论和结论,正文共七章。第一章主要对温州地区的地理位置、政治经济状况以及1949年以前妇女的生活劳动和经济情况等进行梳理。第二章围绕中共劳动力政策的起源和特点展开。主要讨论在战争状态下中共妇女劳动力动员政策的动因和动员传统的形成。第三至七章,主要按照时间顺序对各个时期推行的重点政策进行考察,以此展现妇女劳动力农业化的制度进程以及官方为此所作的努力。第三章主要探讨合作化运动以前,基层妇联在发动妇女投入农业生产工作所遇到的瓶颈,并以文成县的除虫运动为个案展开讨论。其中劳动报酬过低、劳动技术不足以及家务的拖累是她们无法按照官方预期从事农业劳动的主要原因。第四章和第五章主要围绕组织和经济动员展开。第四章通过对合作社组织的发展以及合作组织内部工分体制的情况的梳理,来说明此时农村妇女对投入农业合作生产兴致不高的原因:合作社内部对女性劳动工分的忽视导致妇女们更愿意保持旧的家庭内部的劳动习惯。第五章梳理的是官方妇女劳动力政策的两个重要面相:一方面,官方推行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统购统销”政策抑制农村的手工业生产。按照政策,大量分散的农村妇女个体手工业生产者将被转化为农业产业工人。另一方面,在合作化高潮官方开始完善工分制度,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甚至“超酬”的办法提高女性工分。第六章要讨论的是“技术动员”的话题。在完成合作化以后,地方上原本就存在的妇女劳动技能不足的问题被凸显出来。这影响妇女的劳动效率,对农业产量的增长不利。只有将妇女转化成为合格的农业劳动者,才能使她们能够在合作社中保持正常而合理的收入。此时展开的新式农具推广工作亦强调必须有一定比例的妇女参与。第七章主要从“大跃进”时期官方兴办的各种“福利”组织对妇女劳动力进行动员的尝试展开讨论。这一时期农村的集体“福利”主要体现在托儿所、大食堂、产院等等组织的组建上。此种政策既是对生产“大跃进”以后出现的家庭问题的善后,也是官方试图以减少妇女家务劳动时间的方式来增加女性投入集体生产的人数和时间,进行的家务社会化的尝试。在计划经济时代,粗放型的劳动力投入政策,虽然打破了旧的男女分工的界限,但并不必然对农业产量的增加产生正面效果。首先,随着妇女劳动力的大量涌入,基层的合作社或公社不得不容纳更多的“非熟练工”。其次,入社后的女性不得不在农业生产领域与男性展开竞争,但在以体力为评判标准的分配体系中,妇女劳动力始终因体能、技术和时间投入不足等原因总体上处于不利地位。再次,虽然官方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强调“同工同酬”、技术培训和家务社会化等,但都未能真正解决问题。最后,虽然官方“大跃进”结束后放宽了政策限制,但自合作化运动开展以来逐渐形成和巩固的新的两性分工和女性劳动评价体系却被保留下来,直到至今天,此种评价体系仍然发挥着无形的影响力。
陈麟[8]（2015）在《浙江省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1953-1956）》文中研究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过三年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家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和所有制改造。作为与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并列为"三大改造"之一的手工业,不仅与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保持着密切联系,而且还对工农业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本文以浙江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和地方文献为主要资料,对浙江省1953—1956年期间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背景、过程及结果进行深入分析、研究。1953年,在借鉴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上,中国制定并开始实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但由于我国当时现代工业品不足,机械生产方式落后,在满足城乡人民日常生产、生活资料方面,很大一部分尚需要通过手工业生产来完成;特别是在农业生产方面,大量的农具制造和维修工作,仍然需要依赖手工业。与之同时,在工业化建设过程中,手工业通过吸收、消化城市和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不仅有助于杜会的稳定,而且还为国家培养了技术工人,是国营工业后备技术力量的重要源泉之一。与全国其他地区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相比,浙江省作为传统手工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特殊性。浙江省在手工业改造过程中,一方面积极贯彻和执行中共中央的手工业改造政策,另一方面又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推进和完成手工业的改造任务。为了实现其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和目标,浙江省积极依靠劳动者协会、手工业行政管理机构,组织和引导个体手工业者逐步走向集体化生产道路。通过社会主义教育和阶级划分,提高个体手工业者思想觉悟和加强对基层政权控制的同时,还建立起新的经营管理制度,以适应生产组织所带来的变化。在手工业基础设施落后、资金短缺等客观因素制约下,将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对其进行劳动上的分工协作,是当时提高生产效率一种相对较好的选择。虽然手工业机械化、半机械化程度不断地提高,为手工业合作社过渡到集体企业和国营工业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在国家工业化的大背景下,优先发展现代工业的政策,还是阻碍了手工业渐进式的发展。尤其是技术水平低下和物资资源短缺,给手工业生产带来了严重影响。另外,手工业者经济收入减少、合作社经营管理水平落后等方面的问题,致使其在改造高潮后陷入长期的停滞徘徊状态。有些地区对手工业的性质、特点认识不足,还影响了技艺的传承和延续。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能在短期内顺利完成,充分体现出国家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但是在改造过程中以及合作化高潮后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又显示出其要求过急和处理方式简单化的缺憾。
施亚利[9]（2013）在《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运动研究（1949-1966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血吸虫病最早在日本发现。中国从1905年起,陆续从病原学证实有血吸虫病流行。中国古代尽管没有使用“血吸虫病”这个病名,但是,传统医典中有大量的关于血吸虫病的记载。血吸虫病在江苏流行历史悠久,流行范围广泛,造成的危害性大。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江苏省卫生处在吴县木渎镇建立了苏南地方病防治所,积极开展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由于财政投入严重不足,防治工作未超出草创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后,血吸虫病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华东当局首先发现血吸虫病在江南一带流行严重并采取积极措施进行防治。在华东局的领导下,南京市、苏南区、苏北区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初步展开,取得了显着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1953-1955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发现血吸虫病在我国长江流域造成的极大危害。1955年,毛泽东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宣告成立,长江流域十二个省市建立了血防工作的领导机构。中共中央制定了防治血吸虫病的方针和措施,召集有关高等院校及科学研究单位的专家、教授开会,解决了防治的技术问题和工作方法问题。中共中央对防治工作的正确领导,使全国大规模的防治血吸虫病运动逐步开展起来。江苏建省后,贯彻执行了华东局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方针和政策。不仅制定了防治工作的规划,提出了 1956-1958年的防治工作计划,而且对血防科学研究和经费管理做出了具体规定。在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的领导下,江苏省的群防群治工作随即展开,防治工作在全国率先取得突破性的成果。1958年,我国工农业生产开始了大跃进。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要求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以更快的速度来进行,为生产提供更多的劳动力。中央血防九人小组发出“鼓足革命干劲,全面跃进,加速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提出了血防“大跃进”的目标,鼓励各地打破常规,树立“血防跃进”典型,发动了“血防大跃进”。江苏省委积极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江苏省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随即出现了大跃进运动。整个运动可以分为“空前跃进”、“继续跃进”和“持续进行”三个阶段。血防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可是,跃进后却留下了不少的问题,如:机构裁撤,人员裁减,血防工作处于半停顿或停顿状态;螺情、病情大幅度回升,急性感染非常严重;建国初年血防工作中形成的科学工作方法和踏实作风多被破坏;三年经济困难使政府主要应对浮肿病或其他疾病,血吸虫病疫情雪上加霜。大跃进过后,在血吸虫病流行的各省市,由于粮食紧张,浮肿、消瘦等疾病突出,群众都忙搞生产,防治浮肿病,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逐渐放松。血吸虫病疫情的快速回升和急性感染的不断发生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的健康和当地的农业生产。这些现象迫切需要中共中央对大跃进后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方针作出调整。中央血防九人小组从1961年初陆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制订了“血防工作调整”方针,并且采取多种措施推动调整。江苏省党政当局随即贯彻执行,调整了血防工作的总目标。1961-1965年,江苏省的“血防工作调整”分为三个阶段,即初期阶段的调整（1961、1-1962、5）、重点阶段的调整（1962、5-1963、12）和后期阶段的调整（1963、12-1965）。各地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成功地开展起来,并取得了显着的成绩。由于受到中共中央“左”的路线的影响,1964-1965年,江苏省在血防工作中贯彻“阶级观点”。“血防工作调整”作为国民经济调整的一部分,是在“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的。随着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路线的推行,它逐渐偏离了调整的轨道。1966-1967年,江苏省按照中央血防九人小组制定的工作计划,对各项防治工作进行部署。1967年,“文化大革命”严重干扰血防战线,江苏省的血防工作陷入停滞。1970年,由于疫情再度严重,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血吸虫病防治的专门文件。从1970到1973年,江苏省的防治工作再度重启。1976年10月,江苏省在防治工作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宣布全省实现基本消灭血吸虫病。
姚玉玲[10]（2012）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与广西的社会经济：1976-1985》文中指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解放运动与社会经济发展是紧密联系的。一方面,思想解放运动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推动或阻碍的作用,并且以社会经济为载体体现出来；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会影响思想解放运动的进程和水平。因此,人们要不断地解放思想,以便继续推进社会的进步。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深受极左思潮影响的人们更应该不断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本文的研究时段是从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到1985年6月广西区党委召开四届八次会议。以这次会议为本文截止时间,是因为会上明确指出了：广西处理“文化大革命”历史遗留工作胜利结束。本文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民风等各方面阐述了这一阶段思想解放运动的进程,比较系统地探讨了思想解放运动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深刻分析了思想解放运动的特点及其启示意义。本文是以“文化大革命”、“两个凡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等为大背景,运用纵、横相结合的历史观,以纵向历史观划分本文章节,以横向历史观探究广西在这些背景条件下是如何解放思想、促进社会经济的。但是,由于广西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思想解放运动起步稍晚。因此,在各章划分的时间段内,有些内容发生的时间是有些出入的。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主要是介绍极左思潮产生的原因、内涵、特点及影响。就其影响方面,从红卫兵破“四旧”、“一打三反”运动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了极左思潮产生的消极作用。本章是作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广西思想解放运动的背景的。第二章叙述的是两年徘徊时期广西思想解放运动的情况。一方面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前进,另一方面,由于受“两个凡是”的影响,极左思潮的阴霾仍然存在。第三章叙述的是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至1982年广西思想解放运动取得的初步成果。以1982年为界,主要是依据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和成效。这一阶段,由于受“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积极影响,人们的思想不断地被解放,并在实践中积极探求发展。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中心内容是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城市开始改“铁饭碗”制为“定额定产、多超多奖”制,“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逐步开始处理,对外开放事业也在起步中前进。第四章叙述了1983年至1985年夏广西思想解放运动的继续发展情况。这一时期,“处遗”工作进入攻坚阶段,全部完成了历史遗留问题。农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发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发展多种经营形式等改革措施在不断地活跃着广西经济,冲击着人们的思想继续深入解放。此外,随着人们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入,农村还出现了新风貌新风尚。文章最后提出,思想解放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积极的社会思潮必定能够推动社会的发展,消极的社会思潮必定会阻碍社会的前进。因此,必须不断地加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增强自身的科学文化水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二、全国味精工业第三协作区第四次经验交流会在余姚召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国味精工业第三协作区第四次经验交流会在余姚召开（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史研究（1920-196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内研究综述 |
| 1.3.2 国外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2章 数理逻辑发展史概述 |
| 2.1 前史时期(古典形式逻辑时期) |
| 2.1.1 古典形式逻辑发展史简述(至17 世纪末) |
| 2.1.2 数理逻辑诞生的科学基础与思想基础 |
| 2.2 第一阶段 |
| 2.2.1 数理逻辑指导思想的提出 |
| 2.2.2 布尔代数与关系逻辑的建立 |
| 2.3 第二阶段 |
| 2.3.1 集合论及其悖论 |
| 2.3.2 数学基础三大学派对数理逻辑的贡献 |
| 2.3.3 公理集合论的创建 |
| 2.3.4 “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及其意义 |
| 2.3.5 逻辑演算的建立与发展 |
| 2.4 第三阶段 |
| 第3章 20世纪上半叶数理逻辑的引进 |
| 3.1 罗素《数理逻辑》讲演及其影响 |
| 3.1.1 《数理逻辑》讲演的历史背景 |
| 3.1.2 《数理逻辑》讲演的内容及其影响 |
| 3.2 《罗素算理哲学》及其引起的学术争论 |
| 3.2.1 《罗素算理哲学》成书背景与内容 |
| 3.2.2 《罗素算理哲学》引起的学术争论 |
| 3.3 张申府对数理逻辑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贡献 |
| 3.3.1 张申府生平 |
| 3.3.2 数理逻辑学术活动与贡献 |
| 3.4 数理逻辑其他方面的引介 |
| 3.4.1 集合论与数学基础的引介 |
| 3.4.2 数理逻辑基础理论的引介 |
| 3.5 小结 |
| 第4章 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初步奠基(1920-1949) |
| 4.1 汪奠基《逻辑与数学逻辑论》与《现代逻辑》 |
| 4.1.1 《逻辑与数学逻辑论》 |
| 4.1.2 《现代逻辑》 |
| 4.2 金岳霖的数理逻辑贡献 |
| 4.2.1 金岳霖生平 |
| 4.2.2 《逻辑》及其影响 |
| 4.3 数理逻辑教育的初步开展 |
| 4.3.1 中等教育中的数理逻辑 |
| 4.3.2 高等教育中的数理逻辑 |
| 4.4 留学人员的数理逻辑学习与研究 |
| 4.4.1 留学人员基本情况 |
| 4.4.2 留学人员的学习与研究 |
| 4.5 小结 |
| 第5章 数理逻辑在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1949-1966) |
| 5.1 数理逻辑的宣传与普及 |
| 5.1.1 对数理逻辑唯心主义的批判 |
| 5.1.2 数理逻辑科学价值的宣传 |
| 5.2 数理逻辑科学研究的全面开展 |
| 5.2.1 数理逻辑领域的学术交流 |
| 5.2.2 “12 年远景规划”中的数理逻辑 |
| 5.3 数理逻辑各领域重要研究成果 |
| 5.3.1 理论研究成果 |
| 5.3.2 应用研究成果 |
| 5.4 数理逻辑专门人才的培养 |
| 5.4.1 高等院校专门人才的培养 |
| 5.4.2 科研机构专门人才的培养 |
| 5.5 小结 |
| 第6章 结论 |
| 6.1 民国时期数理逻辑发展的特点 |
| 6.1.1 第一代数理逻辑学家的卓越贡献 |
| 6.1.2 数理逻辑是引介的对象,而非研究的对象 |
| 6.1.3 数理逻辑留学人员回国后开创新的局面 |
| 6.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数理逻辑发展的特点 |
| 6.2.1 数理逻辑从教学研究相结合到专门研究的阶段 |
| 6.2.2 国家政策助推数理逻辑的发展 |
| 6.2.3 中国数理逻辑学家的国际影响 |
| 6.3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3）中国近代工业建筑营建过程关键性技术问题研究（184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对象与概念界定 |
| 1.2.1 研究对象界定 |
| 1.2.2 时间概念界定 |
| 1.2.3 空间范围说明 |
| 1.3 文献综述及前期分析 |
| 1.3.1 中国近代建筑的相关研究 |
| 1.3.2 中国近代工业建筑的相关研究 |
| 1.3.3 中国近代建筑技术的相关研究 |
| 1.3.4 中国近代工业建筑营建技术相关研究小结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目标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目标 |
| 1.5 研究方法与研究难点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难点 |
| 1.6 论文研究整体框架 |
| 第2章 近代工业萌芽起步期工厂选址规划与厂区布局的探索 |
| 2.1 技术载体:萌芽起步期军事工厂的典型性 |
| 2.2 宏观布局:地区选择——初期规划缺位与后期调整乏力 |
| 2.3 中观布局:地点选择——初期运输依赖与后期全面平衡 |
| 2.4 微观布局:厂址选择——初期因地制宜与后期逐步合理 |
| 2.4.1 江南制造局——两次选址失误 |
| 2.4.2 金陵制造局——邻护城河建厂 |
| 2.4.3 福州船政局——风水择地典型 |
| 2.4.4 天津机器局 |
| 2.4.5 广东机器局——近海到近铁路 |
| 2.4.6 北洋水师大沽船坞——结合祭祀文化 |
| 2.4.7 吉林机器局——资源优于运输 |
| 2.4.8 湖北枪炮厂(汉阳铁厂)——多个方案比较 |
| 2.5 厂区布局:总平面设计——“幼稚时代”的想象与探索 |
| 2.5.1 江南制造局——功能重叠引起流线混乱 |
| 2.5.2 金陵制造局——自由布局适应生产流程 |
| 2.5.3 福州船政局——分区明确兼顾礼制秩序 |
| 2.5.4 天津机器局 |
| 2.5.5 广东机器局——传统合院影响厂区布局 |
| 2.5.6 北洋水师大沽船坞——缺乏规划下一事一建设 |
| 2.5.7 吉林机器局——完全独立自主设计 |
| 2.5.8 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比邻建设带来资源共享 |
| 2.6 近代工业萌芽起步期军事工厂选址布局及建设特点 |
| 2.6.1 结合传统风俗观念择地因地制宜利用旧有建筑 |
| 2.6.2 有目的规划设计偏少与有控制的建设过程缺乏 |
| 2.6.3 自由生产流线与传统等级秩序制约的平面布局 |
| 2.6.4 功能复合下空间布局及建筑形式的本土化改良 |
| 2.7 国内外工业发展早期工厂规划设计及理论的发展 |
| 2.7.1 国外早期工厂建筑规划选址及设计 |
| 2.7.2 国内近代工厂选址设计理论的发展 |
| 2.8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近代工业萌芽起步期西式木屋架技术发展与中西互鉴 |
| 3.1 中西木屋架技术之别及西式木屋架体系传入 |
| 3.1.1 中西技术差异——基于力学原理的形式差异 |
| 3.1.2 知识引介普及——《建筑新法》及书中所载木屋架类型 |
| 3.1.3 名称反应认知——西式木屋架及各构件名称演变 |
| 3.1.4 需求引发变革——工厂建筑西式木屋架应用概况 |
| 3.2 近代工业萌芽起步期工业建筑木屋架技术应用 |
| 3.2.1 洋务运动中的机器局兵工厂 |
| 3.2.2 民族工业发展下的工业建筑 |
| 3.3 构造技术发展与木材使用 |
| 3.3.1 整体性补强与抗震技术构件增加 |
| 3.3.2 木构架之间结合方式与位置选择 |
| 3.3.3 木屋架与墙体及柱子间结合方式 |
| 3.3.4 进口木料与国产木材的使用偏好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近代工业快速发展期制砖工业化与工业建筑用砖技术 |
| 4.1 建材生产方式的改变——近代制砖工业技术发展 |
| 4.1.1 传统制砖技术延续 |
| 4.1.2 制砖技术的机械化 |
| 4.1.3 制砖工厂规划建设 |
| 4.2 建材生产变革的深入——产品类型变化与质量标准推行 |
| 4.2.1 产品及原料的多样化 |
| 4.2.2 规格与质量的标准化 |
| 4.3 建材生产变革的影响——制砖技术传播与砖瓦产业勃兴 |
| 4.3.1 制砖技术传播 |
| 4.3.2 制砖工业分布 |
| 4.4 工业建筑用砖技术的改变 |
| 4.4.1 “青”“红”之变——观念改变与技术改变之辩 |
| 4.4.2 砌筑方式——规格统一带来的改变 |
| 4.4.3 粘合材料——对应砌体改变的变化 |
| 4.4.4 特殊构造——回应工业生产的处理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近代工业快速发展期水泥引进与工业建筑混凝土应用 |
| 5.1 从落后到超越——中国近代水泥工业发展 |
| 5.1.1 大量建设保障——中国近代水泥产量提升 |
| 5.1.2 窑体技术变革——国际水泥生产技术提升 |
| 5.1.3 后发外生优势——中国近代水泥技术提升 |
| 5.1.4 多样企业类型——中国近代着名水泥企业 |
| 5.1.5 曲折前进及多样技术来源 |
| 5.2 营建技术提升——近代混凝土工业建筑技术应用 |
| 5.2.1 西方近代钢筋混凝土技术发展及其在工业建筑的应用 |
| 5.2.2 “过渡型”的结构——钢骨混凝土结构的引入与应用 |
| 5.2.3 中国近代钢筋混凝土结构工业建筑的技术应用 |
| 5.2.4 近代工业快速发展期钢筋混凝土工业建筑营建技术特征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近代工业发展放缓期工业建筑设计专业化 |
| 6.1 西方近代工业建筑设计发展与专业化 |
| 6.2 从“工匠”到“建筑师”——身份认同与地位转变 |
| 6.2.1 主业之外兼营副业——洋行发展与设计类洋行(机构)产生 |
| 6.2.2 华洋混合来源复杂——中国近代建筑设计师产生 |
| 6.2.3 工业建筑审批制度——《建筑工厂审核法》颁布 |
| 6.3 中国近代工业建筑设计机构与设计师 |
| 6.3.1 经验建设与跨界参与——非建筑专业人员的设计 |
| 6.3.2 以施工带入建筑设计——营造厂(施工方)的设计 |
| 6.3.3 执业特点与专业设计——专业建筑设计师设计 |
| 6.4 中国近代工业建筑设计发展与专业化过程特征 |
| 6.4.1 中国近代工业建筑设计特点 |
| 6.4.2 近代工业发展放缓期建筑设计专业化加速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 |
| 7.1 研究主要成果及结论 |
| 7.1.1 中国近代城市工业发展分期方案 |
| 7.1.2 中国近代工业发展中工业建筑营建过程关键性技术问题探讨 |
| 7.1.3 技术的适应性及技术选择 |
| 7.1.4 营建技术观念及文化抗争 |
| 7.1.5 技术真实性及其重要意义 |
| 7.2 研究创新 |
| 7.2.1 系统梳理中国近代工业建筑建造技术史 |
| 7.2.2 分类研究建筑材料及其生产流程和技术应用 |
| 7.2.3 尝试对技术实现保障的制度和建筑师的研究 |
| 7.3 未竟之处 |
| 7.3.1 和海外的技术关联性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索 |
| 7.3.2 和遗产物证的相关性需要进一步延伸拓展 |
| 7.3.3 研究营建技术发展尚未深入结构力学分析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随文附表 |
| 附录B:随文附图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4）H公司智能化项目成本管理改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项目成本管理在国外的发展过程和现状 |
| 1.3.2 项目进度管理在国内的发展过程和现状 |
| 1.3.3 现有国外文献和国内文献研究的评价 |
| 1.4 研究内容和方法及框架安排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论文框架 |
| 1.4.3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项目成本管理的理论 |
| 2.1 项目成本管理概述 |
| 2.1.1 项目成本管理的概念 |
| 2.1.2 项目成本管理的环节 |
| 2.2 建筑智能化项目成本管理概述 |
| 2.2.1 建筑智能化的概念和基本构成 |
| 2.2.2 建筑智能化项目成本管理的特点 |
| 2.3 相关理论 |
| 2.3.1 项目全生命周期理论 |
| 2.3.2 价值工程 |
| 2.3.5 赢得值法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公司智能化工程项目成本管理现状及原因分析 |
| 3.1 H公司介绍 |
| 3.1.1 公司基本概况 |
| 3.1.2 公司组织框架 |
| 3.2 公司智能化项目成本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3.2.1 材料成本控制情况粗放 |
| 3.2.2 成本控制组织结构不协调 |
| 3.2.3 资金回笼速度慢 |
| 3.2.4 项目建设进度与成本不协调 |
| 3.3 余姚机器人小镇城市客厅综合服务中心项目概况 |
| 3.3.1 项目介绍 |
| 3.3.2 项目成本管理职能机构 |
| 3.3.3 项目成本管理现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成本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
| 4.1 方案优化的总体思路 |
| 4.1.1 方案优化的框架 |
| 4.1.2 方案优化的原则 |
| 4.2 成本管理制度的优化 |
| 4.2.1 完善项目经理考核制度 |
| 4.2.2 实行“三入围”制度 |
| 4.2.3 实行专题会议协调制度 |
| 4.3 成本控制方法的优化 |
| 4.3.1 价值工程 |
| 4.3.2 存储论 |
| 4.3.3 赢得值法 |
| 4.4 成本全过程管理 |
| 4.4.1 深化设计阶段成本控制 |
| 4.4.2 材料采购阶段成本控制 |
| 4.4.3 工程施工阶段成本控制 |
| 4.4.4 成本核算阶段的成本控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方案实施的效果评价 |
| 5.1 项目实施结果统计 |
| 5.2 项目实施成果分析 |
| 5.3 项目成本管理经验总结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和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1 |
| 附录2 |
| 作者简介 |
| 1 作者简历 |
| 2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构建党建牵引型乡村复合治理新格局 ——浙江的先行探索及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和重大意义 |
| (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
| (二)政党、政府、社会:认识农村基层党建的三个新视角 |
| (三)新时代农村基层党建的“浙江智慧”和“浙江经验” |
| 二、文献综述与现有研究的不足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成果的评价 |
| 三、创新性与不足 |
| 四、学术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浙江农村基层党建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探索突破阶段(1978-1991年) |
| 一、围绕中心任务开展整顿工作 |
| 二、强化村级党组织的整体功能 |
| 三、拓宽乡镇企业党建的新领域 |
| 第二节 全面推进阶段(1992-2002年) |
| 一、村富民富村及基层党组织的基本情况 |
| 二、村穷民富村及基层党组织的基本情况 |
| 三、村穷民穷村及基层党组织的基本情况 |
| 第三节 城乡统筹阶段(2002—2012年) |
| 一、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的指导与实践 |
| 二、浙江特色城乡融合发展阶段 |
| 第四节 全面深化阶段(2012年以来) |
| 一、十八大以来浙江“三农”工作的新成就 |
| 二、浙江农村基层党建的顶层设计 |
| 第二章 农村基层党建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创新 |
| 第一节 数字乡村战略下的“党建+互联网”建设 |
| 一、义乌市互联网党建 |
| 二、杭州市临安区白牛村电商党建 |
| 第二节 构建特色小镇党建全域融合新模式 |
| 一、创新做法 |
| 二、具体成效 |
| 第三节 “党建+产业”建设红色茶香小镇 |
| 一、实现农村基层党组织覆盖全产业链 |
| 二、找准农村党建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点 |
| 三、善于通过教育宣传引导促进农村社会和谐 |
| 第四节 小结 |
| 一、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农村基层党建 |
| 二、在农村新经济新业态中完善党建功能 |
| 三、促进农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
| 第三章 农村基层党建在服务农民利益多元化中的创新 |
| 第一节 全省推行“走村不漏户、户户见干部”制度 |
| 一、围绕“全覆盖”做到全部走到 |
| 二、围绕“走进去”给群众办好事 |
| 第二节 农村基层党建在服务群众中的创新做法 |
| 一、余姚市“小板凳”群众工作法 |
| 二、嘉善县建立“民情在线系统” |
| 三、台州市坚持民主恳谈 |
| 四、长兴县推行党员身份证制度破解流动党员管理难 |
| 第三节 小结 |
| 一、围绕农业人口转型强化政党利益综合功能 |
| 二、健全农村党员服务群众的工作体系 |
| 三、创新农村党代表服务群众的制度载体 |
| 第四章 农村基层党建在引领农村社会治理中的创新 |
| 第一节 “枫桥经验”老典型焕发新生机 |
| 一、毛泽东批示的“枫桥经验”到底是什么 |
| 二、枫桥经验在新时代的创新和发展 |
| 三、枫桥经验的成效和启示 |
| 第二节 基层党建引领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 |
| 一、舟山市“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 |
| 二、象山县“村民说事”制度 |
| 三、龙游县规范完善村规民约推进基层治理法制化 |
| 第三节 小结 |
| 一、农村基层党建要发挥引领作用 |
| 二、构建“五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
| 第五章 农村基层党建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的创新 |
| 第一节 村级组织换届拉票贿选问题研究 |
| 一、拉票贿选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
| 二、破解拉票贿选难题的创新和做法 |
| 第二节 宁波市小微权力”清单给权力套上紧箍 |
| 一、详细列出小微权力清单并公开公示 |
| 二、构建规范运行基本流程的“操作图” |
| 三、构建村民对村干部规范用权的监督机制 |
| 四、出台村干部违法违纪责任追究办法 |
| 第三节 郑宅镇安山村以家规家训家风推进基层党建 |
| 一、“江南第一家”郑义门的家风 |
| 二、以“小家”促“大家”的做法及启示 |
| 第四节 小结 |
| 一、严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
| 二、完善管住小微权力的体制机制 |
| 三、培厚农村清廉文化的丰厚土壤 |
| 第六章 构建党建牵引型乡村复合治理新格局的总体布局 |
| 第一节 新时代做好农村基层党建工作面临的现实困境 |
| 一、农村经济体制转型后基层党建工作的适应度不够 |
| 二、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使党建工作覆盖的范围更广 |
| 三、基层社会治理发展中对党建引领提出更高要求 |
| 四、网络时代的兴起对基层党建工作方式的考验 |
| 五、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给小微权力套上紧箍 |
| 第二节 构建党建牵引乡村复合治理新格局的基本思路 |
| 一、坚持党的领导原则 |
| 二、突出顶层设计原则 |
| 三、坚持责任到人原则 |
| 四、注重从严治党原则 |
| 第三节 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 |
| 一、经济发展 |
| 二、文化建设 |
| 三、社会治理 |
| 四、基本保障 |
| 五、人才储备 |
| 六、党员管理 |
| 第四节 政党、政府、社会三要素充分发挥自身职能 |
| 一、政党自身的发展:农村基层党组织设置的横向拓展 |
| 二、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村党组织与农民群众之间的互动 |
| 三、政党与政府的关系:村党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的横向协作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一、内部资料 |
| 二、着作和文献类 |
| 三、期刊类 |
| 后记 |
（6）沙湾古镇保护更新实践及若干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缘起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既有研究概况 |
| 1.3.1 沙湾古镇的相关研究 |
| 1.3.2 国外传统村镇保护的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传统村镇保护的研究现状 |
| 1.4 研究目标及内容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基础 |
| 1.4.4 研究视角 |
| 1.4.5 研究方法 |
| 1.4.6 研究框架 |
| 1.5 主要创新点 |
| (1)系统总结沙湾古镇保护和更新历程经验及提出后续改进策略 |
| (2)分层及网络化规划策略逐步实现沙湾古镇历史风貌完整 |
| (3)沙湾古镇保护更新规划应与社区发展相结合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传统村镇保护相关理论的研究 |
| 2.1 历史保护价值理论及思想演进 |
| 2.1.1 遗产价值的构成分类 |
| 2.1.2 遗产价值观体系建立 |
| 2.1.3 遗产价值体系的研究 |
| 2.1.4 保护价值的思想演进 |
| 2.2 传统村镇保护原则与方法 |
| 2.2.1 保护原则 |
| 2.2.2 保护方法 |
| 2.3 历史保护管理体系与社会组织 |
| 2.3.1 资金管理体系 |
| 2.3.2 保护管理体系 |
| 2.3.3 教育科研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沙湾古镇的建筑文化生态保护价值 |
| 3.1 沙湾古镇的历史传统人文特色 |
| 3.1.1 耕读文化—耕读传家诗书世泽 |
| 3.1.2 名门望族—宗族管理烟火相传 |
| 3.1.3 和谐人居—青萝八景古韵流风 |
| 3.1.4 传统工艺—三雕一塑薪火相传 |
| 3.1.5 传统美食—珍馐百味香飘百里 |
| 3.1.6 传统风俗—色飘狮舞粤韵回响 |
| 3.2 沙湾古镇的外部环境风貌特色 |
| 3.2.1 地形—西高东低左山右田 |
| 3.2.2 地貌—退海成田山冈群立 |
| 3.2.3 山脉—峰峦叠嶂萝巅旭日 |
| 3.2.4 河川—河涌绕镇二八分地 |
| 3.3 沙湾古镇的格局风貌与文化脉系 |
| 3.3.1 坊里制度—一居三坊及十三里 |
| 3.3.2 农商富户—三街六市商贾云集 |
| 3.3.3 同乡共里—梳式布局五族分治 |
| 3.3.4 水乡文化—六脉连海岭南水乡 |
| 3.3.5 防御体系—环乡堡墙筑碉驾炮 |
| 3.4 沙湾古镇的建筑风貌与思想源流 |
| 3.4.1 多元开放—居住建筑 |
| 3.4.2 祖神同祭—宗祠神庙 |
| 3.4.3 谨学享乐—书院戏台 |
| 3.4.4 等次颂礼—坊门牌坊 |
| 3.4.5 其他构筑物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沙湾古镇保护更新规划实施过程回溯与策略提出 |
| 4.1 沙湾古镇的保护规划与实施总体历程 |
| 4.2 沙湾古镇整体保护规划实施过程 |
| 4.2.1 古镇风貌要素整体记录与设计导则 |
| 4.2.2 基于原真环境的整体保护 |
| 4.2.3 基于空间格局的整体保护 |
| 4.2.4 基于原真生活的整体保护 |
| 4.2.5 基于旅游系统的整体保护 |
| 4.3 沙湾古镇风貌保护实施中的困境 |
| 4.3.1 规划重编制轻落实 |
| 4.3.2 制度不健全缺资金 |
| 4.3.3 实施区域覆盖面窄 |
| 4.3.4 公众参与不足 |
| 4.3.5 利益诉求多样 |
| 4.3.6 实施周期较短,难以精细 |
| 4.3.7 原真人文环境,挖掘不足 |
| 4.3.8 重局部功效,轻长远规划 |
| 4.3.9 实施团队混杂,技艺参差 |
| 4.4 沙湾古镇保护更新策略 |
| 4.4.1 制度层面策略 |
| 4.4.2 理念层面策略 |
| 4.4.3 技术层面策略 |
| 4.5 沙湾古镇保护更新实践后的存留问题 |
| 4.5.1 边缘区域的集体自发更新与风貌协调的矛盾 |
| 4.5.2 局部物质空间衰退与社会空间需求多样的矛盾 |
| 4.5.3 社会网络的动变与文化景观的综合协调问题 |
| 4.5.4 保护更新实践与运营过程中居民的反抗情绪 |
| 4.5.5 地方部门的保护更新困境：资金的平衡之困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分层及网络化规划与沙湾古镇保护更新 |
| 5.1 分层与网络化规划理论的阐述 |
| 5.1.1 分层规划的理论阐述 |
| 5.1.2 网络化规划理论阐述 |
| 5.2 分层与网络化理念的适用性 |
| 5.2.1 沙湾古镇社会空间结构 |
| 5.2.2 沙湾古镇历史文化资源 |
| 5.3 分层规划保护历史信息的操作方法 |
| 5.3.1 定位分层 |
| 5.3.2 保护分层 |
| 5.4 网络化规划补充古镇规划的编制 |
| 5.4.1 保护规划需关注“社会文化空间”网络的保护 |
| 5.4.2 保护规划需重视物质空间网络系统的保护 |
| 5.5 分层规划与网络化规划的意义 |
| 5.5.1 分层对于沙湾古镇保护更新的意义 |
| 5.5.2 网络化规划对于沙湾古镇保护更新的意义 |
| 5.6 建构网络体系助力沙湾古镇保护更新 |
| 5.6.1 区域分层规划—多核共存 |
| 5.6.2 历史空间廊道—串联整合 |
| 5.6.3 多核区域并联—共谋发展 |
| 5.6.4 古街巷系统化—疏通脉络 |
| 5.6.5 引导空间渗透—织补节点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沙湾古镇保护更新结合社区发展 |
| 6.1 社区发展理念基本内涵及应用 |
| 6.1.1 社区发展理念内涵及外延 |
| 6.1.2 历史风貌保护向社会发展的思想演进 |
| 6.2 社区发展之于完整风貌保护的经验借鉴 |
| 6.2.1 欧洲的社区发展与街区保护经验 |
| 6.2.2 日本的社区营造与街区保护经验 |
| 6.2.3 台湾的社区发展与街区保护经验 |
| 6.2.4 国内的社区发展与街区保护经验 |
| 6.3 社区发展规划与风貌保护更新规划的研究 |
| 6.3.1 社区发展规划与保护更新规划的比较探究 |
| 6.3.2 社区发展对于传统村镇保护发展的意义 |
| 6.3.3 保护更新规划引入社区发展的具体路径 |
| 6.4 沙湾古镇风貌保护结合社区发展的可行性探索 |
| 6.4.1 人文、社会与经济基础 |
| 6.4.2 社会方式—公共参与齐协力 |
| 6.4.3 社会资本—经济转型谋发展 |
| 6.4.4 制定目标—协同社区共发展 |
| 6.5 沙湾古镇风貌保护更新中引入社会发展理念的实践意义 |
| 6.5.1 兼顾社会公平,尊重本土居民 |
| 6.5.2 利于共筑“环境美好、和谐沙湾” |
| 6.5.3 调整“重物轻人”的保护更新规划 |
| 6.5.4 促进沙湾古镇公民社会的发展 |
| 6.5.5 促进沙湾古镇经济增长、培育传统文化,提升古镇活力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1.主要研究成果与创新点 |
| 2.本研究的不足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文件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7）“妇女能顶半边天”？ ——温州农业生产中的妇女劳动力动员（1949-195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研究回顾 |
| 三、论题与概念 |
| 四、思路与资料 |
| 附图 |
| 第一章 温州的两性分工与妇女劳动状况 |
| 第一节 区域背景 |
| 第二节 古代温州妇女的劳动情况 |
| 第三节 近代以来温州妇女的劳动变化 |
| 小结 |
| 第二章 解放劳动力:一种“妇女工作”传统的形成与推广(1930-1949) |
| 第一节 扩红与慰劳:战时需求与妇女劳动力动员(1930-1935) |
| 第二节 纺织与农业:根据地的妇女劳动力利用政策(1936-1949) |
| 第三节 中共妇女劳动力动员制度的成型与推广 |
| 小结 |
| 第三章 前合作化时期温州地区妇女劳动力动员的尝试 |
| 第一节 粮食增产与妇女劳动力需求 |
| 第二节 温州妇联组织与动员工作 |
| 第三节 动员的个案:文成县妇女的捉虫运动 |
| 小结 |
| 第四章 组织动员:农业合作社(组)对妇女劳动力的吸收 |
| 第一节 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之缘起与推广 |
| 第二节 合作化与农村妇女 |
| 第三节 “不合算”的工分:农业合作组织内的低效动员 |
| 第四节 集体外的选择:以平阳县妇女的非合作社生产活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经济动员:合作社中的“同工同酬” |
| 第一节 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统购统销”与妇女副业经济 |
| 第二节 “同工同酬”政策 |
| 第三节 “超额工分”：“同工同酬”政策的落实与变异 |
| 第四节 高级社建成后妇女劳动的短暂低潮与回归 |
| 小结 |
| 第六章 技术动员:妇女劳动技能之培训 |
| 第一节 技术与劳动效率 |
| 第二节 “男带徒弟女学习”:技术培训及其成效 |
| 第三节 新式农具推广与女农具手培训 |
| 第四节 新农具推广效果及局限性 |
| 小结 |
| 第七章 “福利”动员:“大跃进”期间的家务社会化尝试 |
| 第一节 “大跃进”与农村劳动力之需求 |
| 第二节 “福利”:妇女劳动力利用之善后难题及其处理 |
| 第三节 “福利”组织的运行困境 |
| 小结 |
| 结论 |
| 一、妇女劳动力与农业 |
| 二、政策变迁与妇女劳动力动员的形式 |
| 三、社会主义体制中的劳动等级 |
| 四、后毛泽东时代农村妇女劳动力流向之变化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8）浙江省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1953-1956）（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史料 |
| 四、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历史与时代: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背景 |
| 第一节 传统手工业的传承与发展 |
| 第二节 工业化战略与社会主义方向 |
| 第三节 合作化理论及其实践 |
| 第二章 集体化的努力: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 |
| 第一节 手工业的特点及分布情况 |
| 第二节 总路线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 |
| 第三节 浙江省手工业合作化的发展 |
| 第三章 组织的力量:管理机构及其动员机制 |
| 第一节 手工业管理机构 |
| 第二节 高效的动员机制 |
| 第三节 手工业者的选择与出路 |
| 第四章 经营与管理:改造中的政策和制度 |
| 第一节 手工业政策的制定 |
| 第二节 合作社生产管理制度的建立 |
| 第三节 手工业的制度变迁 |
| 第五章 速度与效率:手工业生产方式的变革 |
| 第一节 劳动力与产值 |
| 第二节 资金 |
| 第三节 变革的效率分析 |
| 第六章 发展的困境: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
| 第一节 工农业关系 |
| 第二节 市场因素 |
| 第三节 物资匮乏的隐患 |
| 第七章 改造的代价:手工业的命运与出路 |
| 第一节 冲突与矛盾 |
| 第二节 传承与延续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9）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运动研究（1949-1966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附图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问题说明 |
| 三、研究述评 |
| 四、研究目的与路径选择 |
| 五、资料的使用 |
| 第一章 1949年以前血吸虫病的流行与防治 |
| 第一节 血吸虫病的流行史 |
| 一、医学界发现和证明血吸虫病的经过 |
| 二、病原与病症 |
| 三、传统医典关于血吸虫病的记载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前江苏省的防治情况 |
| 一、江苏境内的流行状况 |
| 二、江苏当局的血防活动 |
| 第二章 1953年建省之前的血防工作（1949-1953）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医疗卫生事业的国家目标 |
| 一、疫病的流行与防治 |
| 二、医疗卫生事业的国家目标 |
| 第二节 华东当局发现疫情的过程与措施 |
| 一、发现的过程 |
| 二、采取的措施 |
| 第三节 江苏三地防治工作的启动 |
| 一、南京市血防工作的开展 |
| 二、苏南区血防工作的开展 |
| 三、苏北区血防工作的开展 |
| 第三章 中共中央开展血防工作的决策与部署 |
| 一、中央核心层发现疫情严重的过程 |
| 二、建立血防工作的领导机制 |
| 三、制定防治工作方针和计划 |
| 四、开展对血吸虫病的研究 |
| 五、解决防治的技术问题 |
| 六、典型经验的推广 |
| 第四章 “一五”时期江苏省的群防群治(1953-1957) |
| 第一节 省当局对中央方针的执行 |
| 一、江苏建省的过程 |
| 二、对华东局血防工作指示的执行 |
| 三、制订1956-1958年的工作计划 |
| 第二节 科研工作的部署与开展 |
| 一、科研机构的成立与工作部署 |
| 二、科研工作的开展 |
| 第三节 血防经费的管理 |
| 一、血防经费的管理规定 |
| 二、经费执行情况的调查 |
| 三、经费管理办法的调整 |
| 四、医疗欠费问题的解决 |
| 第四节 群防群治的展开 |
| 一、治疗 |
| 二、灭螺 |
| 三、管理粪便 |
| 四、水源管理 |
| 第五章 中共中央发动“血防大跃进 |
| 一、提出血防“大跃进”的目标 |
| 二、对各地党委的要求 |
| 三、鼓励各地打破常规 |
| 四、树立“血防跃进”典型 |
| 第六章 江苏省的“血防大跃进”(1958-1960) |
| 第一节 省“血防跃进”的目标 |
| 一、“纲要”颁布后的江苏计划 |
| 二、中央目标提出后的江苏规划 |
| 第二节 推动“血防大跃进”的举措 |
| 一、宣传血防大跃进的必要性 |
| 二、明确各级党委的责任 |
| 三、加强专业队伍建设 |
| 四、树立医疗跃进典型 |
| 五、推广快速疗法 |
| 六、放宽治疗对象与修改经费管理 |
| 第三节 “血防大跃进”的三个阶段 |
| 一、“空前跃进”阶段 |
| 二、“继续跃进”阶段 |
| 三、“持续进行”阶段 |
| 第四节 成绩分析与遗留问题 |
| 一、成绩分析 |
| 二、遗留问题 |
| 第七章 中共中央的“血防工作调整”方针 |
| 一、血防工作调整的原因 |
| 二、血防工作调整方针的内容 |
| 三、为贯彻调整方针采取的措施 |
| 第八章 江苏省的“血防工作调整”(1961-1965) |
| 第一节 总目标的调整 |
| 第二节 初期阶段的调整 |
| 一、制订1961年的工作计划 |
| 二、开展灭螺工作的试点 |
| 三、积极治疗 |
| 四、重抓粪便管理 |
| 第三节 重点阶段的调整 |
| 一、制订1962-1963年工作计划 |
| 二、充实防治队伍 |
| 三、进行防病再教育 |
| 四、组织查螺 |
| 五、把责任落实到生产队 |
| 六、合理解决报酬问题 |
| 七、抓好预防工作 |
| 第四节 后期阶段的调整 |
| 一、1964-1965年的工作计划 |
| 二、充实领导班子 |
| 三、树立血防战线上的样板 |
| 第五节 血防研究的进展 |
| 一、科研工作的部署 |
| 二、治疗及预防药物 |
| 三、查螺灭螺方法研究 |
| 四、急性感染研究 |
| 第九章 尾声:“文革”期间的江苏血防工作(1966-1976) |
| 第一节 前期防治工作(1966-1967) |
| 第二节 后期血防工作的重启(1970-1976) |
| 结语 |
| 一、中央政府的决策作用 |
| 二、不同时期社会动员的效益 |
| 三、不同阶段医疗福利制度的功能 |
| 四、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文化大革命”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与广西的社会经济：1976-198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缘由及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学术界的研究动态和本课题研究目标 |
| (一) 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哲学的理论研究概况 |
| (二) 关于广西思想解放运动的学术研究概况 |
| 三、研究与写作方法和创新、不足之处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创新之处 |
| (三)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从两场政治运动透视“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思潮肆虐广西的情形 |
| 第一节 极左思潮的历史探究 |
| 一、极左思潮产生的社会背景 |
| 二、极左思潮的内涵及其基本特征 |
| 三、极左思潮的危害 |
| 第二节 被毒害的青年——红卫兵破“四旧”运动 |
| 一、红卫兵破“四旧”的典型活动 |
| 二、红卫兵破“四旧”的危害和启示 |
| 第三节 从“一打三反”运动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
| 一、“一打三反”运动 |
| 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
| 第二章 坚冰初融与阴霾难散 |
| 第一节 揭批“四人帮”的三大战役 |
| 第二节 初步落实干部、知识分子政策 |
| 第三节 两次会议的定性与急于求成的经济计划 |
| 一、1977年党代会和人代会上对经济发展方针的定性 |
| 二、徘徊时期国民经济有所发展与遗留问题并存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大潮初起与广西社会思想的急剧变动 |
| 第一节 “橡胶园里练硬功”——“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滞后与补课 |
| 一、极左思潮又一高峰——“两个凡是” |
| 二、广西“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滞后 |
| 三、“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 |
| 第二节 大规模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 |
| 一、平反历史冤、假、错案,进一步落实各方面政策 |
| 二、恢复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 |
| 第三节 “自主种田,越种越甜” |
| 一、改革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体制,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 二、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开启农村管理体制改革 |
| 第四节 从“大锅饭”亏到“定额到人,多超多奖”盈 |
| 一、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经济责任制 |
| 二、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 |
| 第五节 对外开放与走出国门 |
| 一、对外开放与合作 |
| 二、广西对外开放的窗口 |
| 第四章 思想解放的深化及其成果 |
| 第一节 深入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 |
| 第二节 种下“梧桐树”招来“金凤凰”——消除偏见,重用知识分子 |
| 一、依靠科技振兴广西 |
| 二、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环境 |
| 第三节 “富裕起来的农民有‘十想’” |
| 一、完善农村经济所有制,搞活多种经营方式 |
| 二、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
| 第四节 责任制就是好!受奖受罚心都乐 |
| 一、改革企业体制,增强企业活力 |
| 二、大力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 |
| 第五节 “高秀人事新”——壮乡文明新貌新风尚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读硕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四、全国味精工业第三协作区第四次经验交流会在余姚召开（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2]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史研究（1920-1966）[D]. 苏日娜.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0(08)
- [3]中国近代工业建筑营建过程关键性技术问题研究（1840-1949）[D]. 赖世贤. 天津大学, 2020
- [4]H公司智能化项目成本管理改进研究[D]. 林成栋. 浙江工业大学, 2020(08)
- [5]构建党建牵引型乡村复合治理新格局 ——浙江的先行探索及启示[D]. 吴雯雯.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沙湾古镇保护更新实践及若干问题研究[D]. 区文谦.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
- [7]“妇女能顶半边天”？ ——温州农业生产中的妇女劳动力动员（1949-1959）[D]. 闻文.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1)
- [8]浙江省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1953-1956）[D]. 陈麟. 浙江大学, 2015(07)
- [9]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运动研究（1949-1966年）[D]. 施亚利. 南京大学, 2013(05)
- [10]“文化大革命”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与广西的社会经济：1976-1985[D]. 姚玉玲. 广西师范大学, 20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