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务院关于成立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通知（论文文献综述）
徐念丹[1]（2018）在《可回溯管理与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 ——基于《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暂行办法》的分析》文中认为本文所研究的对象是中国保险市场的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与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的问题。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作为中国保险业市场行为监管的重要举措,被寄托着从源头治理屡禁不止的保险销售误导、不实告知等市场乱象,保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的使命,并在实施近一年来,受到监管方、保险人、保险消费者、市场其他各方的高度关注。然而在此背后,可回溯管理由于相关配套机制的欠缺,以及自身存在的不足,使其难以充分发挥原初期望的功效。鉴于保险纠纷发生时间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目前尚难以对该规定的实际实施效果作出实证角度的分析与评估。因此,研究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与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的关系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本文从可回溯管理的定义与内涵入手,同时详尽分析了保险消费者与保险消费者权益的基本概念,探究了可回溯管理和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在中国的现状。在此基础上,通过《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发文稿与征求意见稿的比较,形成了对可回溯管理实施目的和实施方法的准确、全面的理解。然后分析了可回溯管理对于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的积极意义和存在的不足。最终提出了下阶段完善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规制的相关建议。除了引言和结语外,本文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可回溯管理的概念、引入背景与现状。本部分首先介绍了可回溯管理的起源、定义、特征与实质。其次,通过分析中国保险业高速发展与侵害保险消费者权益事件日增这一对矛盾,剖析了保险纠纷逐年上升的主要原因,藉此揭示出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的引入背景。最后,介绍了中国保险业可回溯管理现状,为下文讨论相关规定的制定、内容及条款比较打下了基础。第二部分是《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暂行办法》概述。本部分首先从介绍可回溯管理规定的制定过程和主要内容开始。并比较了正式发文与征求意见稿的条款内容,从中归纳总结出两者三方面的主要差别,随后逐一进行详尽分析。第三部分是可回溯管理对加强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作用。本部分首先辨析了保险消费者与保险消费者权益的基本概念。不仅介绍了当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进而阐明了对于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的作用、原理与意义。最后,指出了可回溯管理有待改进之处,包括记录的关键环节信息量不足,对保险消费者隐私权关注度不够等。第四部分是完善可回溯管理规制的相关建议。首先,应进一步扩展可回溯管理的实施范围、形式与内容;其次,应注意加强对保险消费者的可回溯管理宣传教育;再次,应充分发挥可回溯管理在保险纠纷调解中的作用;最后,应考虑将可回溯管理纳入保险信用体系建设等。
李其成[2]（2019）在《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文中提出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的核心是金融监管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是否需要以及应该如何配置。中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尤其是金融混业经营、金融创新以及地方金融业的繁荣,对中国现有中央集权垂直式的监管权力配置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现有监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金融业的剧烈变化。当前各国都在着力加强对金融整体性风险的防范,如何对新型金融活动进行有效监管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中国过去对于金融监管体制的研究都相对集中在中央一级政府部门间金融监管权的配置上,对地方政府能否享有以及如何享有金融监管权问题的研究相对缺乏。面对市场的新变化,地方政府实际已广泛参与到了地方金融监管之上,承担着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但不同地方金融监管模式差异较大,尚未形成成熟统一的模式,且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在定位、正当性、内容等重要问题上仍有待进一步研究。研究地方政府及其部门能否享有以及如何行使金融监管权,应首先明确金融监管权的性质、地位、特征等问题。金融监管权的根本属性是公权力,并呈现多元性与多重性特征,这决定了其行使需要合理配置。在权力的配置过程中,中央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配置以权力的“功能性”理论为基础,而监管权力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配置则以“结构性”理论为理论基础。在“结构性”理论下,我国金融市场、权力结构、政府职能等因素共同决定并创生了中国进行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迫切内在需求,其中地方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是第一大动因,地方政府的金融竞争是直接动力,维护金融安全是根本目的,而国家权力结构改革是其政治背景。我国现有监管模式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和国情条件。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配置状况及其得失,对现有配置模式的建构和完善有重要意义。作为国家公权力之一的金融监管权,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一部分,服从并深受国家权力央地分配的制约。具体到金融领域,其历程可总结为:从金融中央集权到有限的地方竞争——中央逐渐削弱地方政府对金融行业的影响力——为应对全球局势而进一步向中央集中——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之路确立。当前,坚决走市场化道路,应是最大的国情,亟需金融监管权配置模式改革与之适应。中国当前监管模式为中央“一行两会”为主体、多头分工式的中央一级金融监管,中央监管权在地方通过地方派出机构履行职能,权力主要集中于中央一级,存在协调不力、监管真空、限制创新、制约发展等突出问题,亟需向地方政府配置权力,让地方政府参与监管,弥补中央政府监管的不足。当前地方政府通过中央政府及其部门政策、文件等方式获得一定的金融监管权,是一种实用主义做法,虽无法律、法规明确、具体的授权,但有模糊的事实上的监管权力。国家最新政策明确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的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呈现了双层监管的发展趋势。中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模式发展至今,已经明显不能适应市场化的需求,存在诸多的困境。地方政府缺乏法定的金融监管权,对于金融监管事务的参与,均是通过中央行政管理部门的个别授权,或地方政府的主动承担,缺乏制度化、体系化的权力配置。这种监管权集中于中央一级的配置模式,不论是应对传统金融模式及其创新,还是应对发展迅猛的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都力不从心。其中最关键的缺陷在于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合法性危机,导致监管对象覆盖不足、制度弹性缺失、地方立法权缺位、责任不明等问题。就央地分权而言,世界上现存在分权型多层监管模式以及单层监管两种模式,前者以美国和加拿大为典型,后者是大多数国家采用的监管模式。美国和加拿大存在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金融监管机构,各自在金融监管的事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英、德、日等国均为非典型的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仍以中央政府监管为主。总体而言,其他国家或地区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之于中国的启示,在于其权力配置方式和依据的法治化。相比较而言,中国地方政府并非完全不存在金融监管权,但在中国现有配置模式中,除个别地区通过地方法规形式予以确定之外,均是行政式的、实用主义的配置模式,缺乏法治化的特征。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启示还在于其无论何种央地配置模式,并不存在优劣之分,只有与国情合适与否。央地分层的监管体制与中央集权式的监管体制,受到联邦制或单一制国家形式的极大影响,但是二者并非一一对应,最终决定其模式的,是一国的金融市场及金融制度赖以存在的整个国情。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实用主义配置的现实,已经显着表明向其配置权力的必要性。而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制度化,应该在重新厘清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动因、目标、价值及原则的基础上,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首要价值定位于维护地方金融市场的安全稳定;其次要有利于提升金融监管的效率;最后,还应有利于实现地方经济民主。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的目标,则是实现金融监管权理论上的结构化、制度上的法治化和实践中的高效率。为此,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应当以合理分权、依法分权和权责对等为主要原则,坚持法治化的根本路径。中国当前最根本症结并非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有无的问题,而在于法治化的缺失。考虑到地方金融市场的特殊性,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应当充分发挥各地方权力机构的作用,通过地方立法进行地方金融监管权的配置。金融监管权主体、对象、内容的配置,应把握以下原则:主体上,要坚持地方监管机构的独立化、专业化和责任化,并建立地方统筹监管、中央指导的央地监管机构关系;内容上,必须厘清地方金融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地方监管与中央监管之间的两个界限。此外,任何规范的有效运行都离不开其所在的制度体系,金融监管权的科学化央地配置,应当以完善的顶层权力配置为依托,改严格分业式监管为统筹式监管、完善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的关系、完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国家救助制度和存款保险制度等,从而培育强大而稳健的市场机制,从根本上减少市场失灵。
国务院[3]（2002）在《国务院关于取消第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文中指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务院决定开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以来,各部门、各地区按照《国务院批转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国发[2001]33号）和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的要求,在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积极认真地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目前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经过广泛深人地审核论证,国务院决定取消第一批行政审批项目。各部门、各地区要研究并
徐凯桥[4]（2012）在《保险法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规则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对我国《保险法》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作为一项独特而重要的保险法律制度,在2009年《保险法》修正时发生了重大变化。《保险法》通过吸收外国先进立法经验,顺应减轻投保人责任的潮流,建立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法律制度。但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制度仍然是保险实践和理论研究的争论焦点,留下了一些立法空白和矛盾焦点。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制度是保险合同纠纷中最容易引起争议和引发变革的法律制度,但也因此奠定了其在保险法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信息不对称理论为我们考察建立于诚信原则之上的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制度要求投保人告知保险人询问的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它使保险人避免保险市场中的逆选择和道德风险。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能使保险人利益提升,但另一方面,它也会被保险人滥用并严重损害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利益,引起保险法各方当事人利益的不平衡。这种现象在试图规范保险活动、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目的下,显得尤为突出。为加强保险行业监管,促进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保险法要求保险活动当事人在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因此,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的合理配置和正当行使在现代保险法律制度中就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法律应当进行适当规制,确保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正确行使,使保险合同当事人相互之间利益平衡。本文综合运用法学、经济学理论,在对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采用比较法、法经济学、法解释学和实证研究方法进行系统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探讨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法律规制的基本框架,以推动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理论和实务的发展。本文共分为六章,前五章通过介绍、分析和评价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相关的概念范畴、理论基础和基本原则,重点构建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的实践规则。第一章明确了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的义务主体。第二章界定了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的履行时间。第三章讨论了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的履行方式。第四章分析了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第五章讨论了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与诚实信用原则之间的关系。最后一章实证分析了426个保险合同纠纷案例,并对审判实践中的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相关制度进行全面反思。最后,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保险法》第16条的意见作为本文的结论。
周茜[5]（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金融监管体制的变迁（1978-2017）》文中指出本文以金融监管学理论为指导,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金融监管体制的变迁过程。1978-2017年,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1978-1992年“一行”集中监管时期、1992-2003年“三足鼎立”分业监管时期、2003-2017年“一行三会”分业监管时期。1978-1992年“一行”集中监管时期,监管主体为中国人民银行;监管客体为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方式为现场稽核。1978-1992年集中监管体制的效率体现在:在集中监管基础上,我国金融业获得较好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监管效率有所下降,金融机构资产增加的速度快于中国人民银行机构数量和职工人数增加的速度,全国各地监管资源配置差异较大。集中监管体制的特征是:初步实现机构监管;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的权力逐渐扩大;金融监管的协调发生在中国人民银行内设部门之间。1992-2003年“三足鼎立”分业监管时期,监管主体为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客体为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方式为现场稽核和非现场稽核。1992-2003年分业监管体制的效率体现在:金融业不良贷款问题较为突出;在分业监管基础上,我国金融业获得较好的发展;金融业的监管资源以银行业为主。分业监管体制的特征是:继续实行机构监管;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的权力逐渐缩小;金融监管的协调从中国人民银行的内部转移至中国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当局之间。2003-2017年“一行三会”分业监管时期,监管主体为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客体为存款类金融机构和非存款类金融机构;监管方式为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2003-2017年分业监管体制的效率体现在: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开始下降;在分业监管基础上,我国金融业继续获得较好的发展;金融监管资源配置的效率有所提高。分业监管体制的特征是:机构监管保持不变;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的地位有所提升;金融监管协调的对象主要是“一行三会”。根据这些变化,本文将1978-2017年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特征总结为如下几点:一是我国一直实行的是机构监管;二是中国人民银行在不同的金融监管体制中始终起着重要的作用;三是无论是集中监管体制,还是分业监管体制,始终要面临金融监管协调的问题。由此得到的启示在于:我国应当逐步实现功能监管;将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的作用继续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根据金融业的不同特点,实行有区别的监管,不断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闫泓汀[6]（2020）在《保险公司穿透式监管的法律规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16年4月12日为了应对互联网金融的兴起而带来的互联网金融监管难题,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印发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至此,“穿透式监管”正式成为我国金融监管政策概念被确定下来。2017年,为了响应国家对金融行业“监管从严”的监管政策调整,“穿透式监管”成为“热门概念”被频繁的运用到保险监管机构规则的修订中。保险“监管从严”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并已成为当前我国保险监管的改革趋势。我国保险监管部门在此后制定的监管规则是否经过对“穿透式监管”的广泛的论证无从得知,但仅从保险监管部门当前对于穿透式监管的立法数量上来看,似乎已经明显违背了国务院办公厅的初衷——整治互联网金融乱象,对于“穿透式监管”出现了扩张解释和概念滥用的现象,在实践中明显已经对我国既有的保险行业治理模式形成了冲击。因此本文对于穿透式监管的规制研究进行研究,以期寻找保险公司监管与有效治理之间的边界,并基于以上问题展开论述。本文的第一章对于穿透式监管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梳理。保险监管的理论基础中,主要归纳总结了政府对于保险行业进行监管的理论,包括公共利益说、部门利益论与俘获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监管理论中的行为假定,主要梳理了金融学和经济学中理性选择理论、期望效用理论和违法行为决策论作为本文保险监管行为与被监管行为分析的基础;在保险监管威慑理论中,对保险监管威慑进行了概述,并理顺了监管威慑理论的发展脉络、分析了金钱处罚的威慑。由于金钱处罚存在边际效应,因此对于金钱处罚的最优强度进行了分析。并对保险威慑理论中非金钱处罚适用其法理基础进行了分析,具体是指对于劳动权、财产权和营业自由的限制;第二节中对于穿透式监管理论的发展进行梳理;第三节中,首先对行为监管的理论进行梳理,主要有“有限理性假设”和“信息不对称理论”。对行为监管由理论到实践的发展进行相应的介绍。由于行为监管的依据不同,目前实践中主要有三种类型:主体导向的澳大利亚模式、目标导向的英国模式和数据导向的美国模式。依据目前行为监管发展较为成熟的英国FCA金融监管局的对行为监管的相关立法进行了对比分析;其次,对功能监管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梳理,主要金融功能理论和监管套利理论。第四节中对于功能监管理论发展到实践进行了梳理。对于功能监管的框架,依据目前国际上的实践,其框架为分工重构、政策协同、监管协调、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支持、架构调整、信息共享、业界共治。在第五节中,对穿透式监管的实质即“透过现象看本质”进行了说明,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治理我国目前保险市场中的乱象。第二章穿透式监管在我国的实践中,通过对于我国保险监管机构的一系列立法及监管活动进行梳理,分为对于资本端的穿透、对于资产端的穿透和对于负债端的穿透。在资本端穿透一节中,对于公司股权的穿透包括对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穿透。对于入股资金的穿透包括对保险公司股东入股资金的穿透和对于自我注资、循环注资的穿透。对于投资项目的穿透包括对于保险资金流向的穿透和对资管产品的穿透。对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的穿透方法包括严格规定保险公司披露办法、对于关联交易向上的严格排查,并且将关联交易的主体扩大到自然人。对于负债端的穿透主要分为对保险产品的穿透监管和对误导销售的穿透监管。第三章通过梳理我国保险公司穿透式监管的现实困境包括对于监管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和穿透式监管与商事外观主义的冲突以及穿透式监管对于我国监管资源的浪费。保险监管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主要表现为我国保险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业“突击式”治理和为监管而监管的弊病,并分析了突击式监管在我国一直以来的历史沿革,并分析了我国保险行业突击式治理的根本原因以及此种治理方式所带来的危害。在穿透式监管与商事外观主义冲突中,笔者以正德人寿和天策公司股权代持案为例,揭示了我国保险监管对于私法自治领域的干涉,并揭示了该种行政执法介入司法裁判领域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司法实践中对于“公共利益”的扩大解释;在穿透式监管对我国监管资源的浪费中主要论述了穿透式监管的根源在于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沟通成本以及适用穿透式监管需要培养专业人才的培养成本,以及采用穿透式监管与保险产品的创新以及市场金融交易效率之间的矛盾。第四章中论述了保险行业穿透式监管的法律规制与路径,主要包括穿透式监管与私法自治的逻辑归位、构建保险监管的长效机制、保险监管兼顾成本的方法以及发挥市场对于保险行业的约束作用。对于穿透式监管与私法自治的逻辑归位主要论述了穿透式监管应避免价值判断、在合同内部关系硬遵循司法自治已经防止穿透式监管的滥用引发系统性风险。对于构建保险监管常态化治理的长效机制中明确首先应当理性保险监管机构的治理能力和有效监管的边界,并建议将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引入对保险监管机构自由裁量权的规制中,主要包括目的合法性、适当性、必要性和狭义比例原则;对于保险监管的立法应当遵循事前评估、事后评估以及构建公众评议的机制。对于完善保险公司市场协同约束机制主要包含了首先、应担完善保险公司内部治理包括分离最终所有权和法人所有权、以及建立现代公司治理框架发挥管理层的激励机制;对于完善保险公司信息披露制度首先应当加强自愿信息披露管理,并厘清强制披露信息与资源披露信息边界,同时引入第三方监督。完善保险公司退出机制。并发展我国商业信用评级制度,并强化运用商业信用评级结果至我国保险公司。
黄炜[7]（2017）在《中国保险业政府管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经济越发展,社会越进步,保险越重要。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保险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定位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2014年8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充分肯定了保险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政府管制事关保险行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事关“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的有效发挥,因此探索符合中国实际、契合时代要求的保险业政府管制道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从历史视角看,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保险业复业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整个行业实现了快速增长,行业规模和社会影响力大为增强。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政府管制通过对市场规则的建立和完善,对中国保险业的快速健康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要看到,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逐步深入,保险业政府管制自身也面临深刻调整。一方面,保险业在发展当中同时面临管制过度和管制不足,导致行业活力不足和经营不规范的问题都比较突出。另一方面,保险业管制点多面广,各项改革措施的协调有效推进,也需要深入研究。从理论视角看,保险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子部门,作为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管制遵循着经济管制和金融管制的一般规律,公共利益理论、管制俘获理论、规制经济理论等经典管制理论依然对保险业管制有着有力的解释意义。与此同时,与其他经济部门相比,保险业又有着非常鲜明的行业特质,目前理论界总体上仍停留在用经典管制理论来阐释保险业的管制实践,较少从行业特质出发去把握保险业管制的特殊规律,这也正是本文的努力方向。本文紧密结合中国保险业实际,在重构保险管制理论及对现有管制政策作系统性梳理基础上,站在保险业经营管理全流程的角度看待保险管制,客观分析了各领域管制政策对行业发展的现实和潜在影响,提出了进一步完善中国保险管制的政策建议。在分析过程中,本文还充分借鉴了发达国家和地区保险管制的经验和教训,为相关政策建议的提出提供了实践基础。本文内容共七章,分别从不同角度由表及里,围绕公共利益原则,力图对中国保险业政府管制的主要领域作较为全面的分析。第一章,保险管制的理论再思考和国内实践。从一般性和特殊性两个层面对保险管制进行理论重构,在深度把握保险行业特质基础上,开创性提出“保守管制”、“培育管制”、“纠结管制”等保险业管制新论,这三个方面虽然主要对应的是保险管制的“实然性”,但对于更好把握保险管制的“应然性”也很有启迪。在重构理论的同时,本文又从实践层面分析了中国保险业发展的现状,从法律体系、管制架构、管制主体、管制职能、管制目标、管制方式等六个方面梳理出中国保险业管制的基本框架,探析了保险业政府管制与非政府管制的相互关系,分三个阶段回溯了中国保险业管制体制的变迁,并对中国保险业管制的主要特点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总结,这些都为后文分析奠定了情景基础。第二章,保险市场准入管制。主要从市场的入口端对保险管制实施分析,阐述了管制对市场体系的影响。与其他行业相比,保险市场准入管制具有普遍性原因,也有特殊性原因,归结起来主要包括防止过度竞争、控制市场风险、缓解信息不对称、规避较高的市场退出成本、保证市场开放下的公平竞争等。中国保险业市场准入管制大致经历了严格限制、逐步放松和审慎收紧三个阶段,在管制政策上表现为直接和间接准入管制并行、多层次的市场准入管制并重、市场准入标准逐步细化和提高等特征。从管制影响看,较高的准入标准不利于破除市场的高度垄断,对国有资本的偏好不利于形成多层次的资本结构,直接准入管制不利于提升社会福利,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标准不利于创造多层次市场空间。与此同时,准入管制面临着标准偏高、细节模糊、限制过多等突出问题。第三章,保险产品费率管制。主要分析价格管制对保险公司经营效率和消费者行为的影响。费率管制是价格管制在保险业的表现形式,出发点在于确保保险产品定价的适当性、公正性、稳定性、激励性和合理性。保险产品费率制定的本质是解决实际风险暴露与风险保费确定之间的关系,不同类型的保险产品、费率制定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但具体方法和主要考虑因素并不相同,因此寿险产品和财产险产品费率厘定具有不同的特点、实行差异化的政策。总体上看,中国对保险产品实施的是最低限价管制。此外,中国保险费率管制正处在转型的起步阶段,保险产品费率偏高的问题依然存在,尽管监管部门明确了费率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但在一些领域旧的管制制度仍在执行,市场化的力度与节奏还不适应现实的要求。第四章,保险资金运用管制。分析了保险资金运用在管制下如何发展变化并影响经营管理和市场运行的其他方面。保险资金运用不同于普通投资行为,其不以追求高收益为唯一目标,而是兼顾实现保险责任偿付这一基本职能为目的,对资金流动性和安全性有较高的要求。当前,中国保险资金运用呈现出资金运用规模快速增长、资产配置结构不断优化、投资收益率逐步趋稳的态势。从管制历程看,中国保险资金管制大致经历初始探索、框架初步形成、全面发展以及适度宽松四个阶段,目前主要采取放松市场准入、放宽投资品种、降低投资门槛、放松比例限制、强化后端管控等管制政策,这些政策起到很大的正面促进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投资收益率波动偏大、整体收益率偏低、资产配置趋同、错配问题凸显等不利影响。总的来看,中国保险资金运用管制已经有了很大的实质性进步,但也存在着注册制改革进展缓慢、政策缺乏灵活性、“玻璃门”等问题,同时管制者自身也面临改革转型的迫切要求。第五章,保险市场退出管制。对现有较为分散的退出管制政策进行了系统梳理,分析了其对保险业市场化的影响。保险公司不同于一般的非金融企业,其市场退出往往具有更大的“负外部性”,保险公司的市场退出成本较高,同时为了有效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功能,保护保险消费者的切身利益,有必要对保险市场退出实行相对严格的管制,这也是国际的通行做法。相比发达国家相对完备的保险公司市场退出法律制度,中国并没有针对保险公司市场退出的专门立法,主要依据行政性指令,目前已初步建立多层次的、与偿付能力相衔接的、以保险保障基金制度为支撑的市场退出机制。从管制成效看,市场退出的处置效率偏低、处置成本偏高,市场准入的进一步放开以及费率市场化的深入推进受到制约。从管制体系看,中国保险市场退出管制存在着立法缺乏系统性和可操作性、现行破产法规未充分考虑保险公司特殊性等问题。第六章,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的保险业管制模式及比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文分析了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保险业管制的特点,开展了对比研究,提出了可资借鉴的有效经验。横向比较看,无论是美国的双重管制模式,英国的宽松管制模式,还是日本的严格管制模式,或是韩国的一体双层管制模式,都是与本国历史、法律、文化等有着密切关联,且模式并非静止不变的,而是处于动态调整完善过程中。对中国保险业管制而言,不同的模式也有其一致性的借鉴意义,例如加强对保险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不断完善偿付能力管制的机制制度建设,注重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有机结合,市场化是保险经营和保险管制的大势所趋。第七章,深化中国保险业管制改革的政策建议。在总结中国保险业管制特点和问题基础上,针对上述分析提出了相关意见建议。从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围绕简政放权、增强市场活力对全面深化改革的作出了总体布局,保险作为现代经济的重要产业,保险管制作为政府配置资源的一种方式,也必须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和路径。保险业管制改革的核心目标是保护保险消费者利益和防范保险市场风险。面对行业发展整体滞后、资本实力偏弱、经营管理水平较低、保险文化较弱的约束条件,中国保险业管制必须坚持围绕核心、循序渐进、统筹兼顾、系统实施及分类推进的大原则,在策略上逐步放松市场准入,深入推进保险产品市场化定价和保险资金运用管制的市场化改革,逐步优化保险市场退出机制,同时对保险业管制体系进行必要改革,不断增强以保险行业协会为实施主体的非政府管制作用。
李媛媛[8]（2017）在《我国农业保险合同制度的反思与优化》文中认为我国现行农业保险合同制度体系是以《保险法》为首,由《农业保险条例》引领的,以部门规范性文件为主,行业规定为辅的制度体系。我国商业性农业保险合同和政策性农业保险合同不分,加之对农民权利认知的高度不够、对我国农业经营主体的多元性重视不足,导致现行农业保险合同制度存在一系列的问题。若想充分发挥农业保险支农、惠农的功能,必须对农业保险合同制度进行优化。本文通过对农业保险合同关系的解构、对立法技术的反思及惠农制度的统筹考察,提出我国农业保险合同制度优化的终极路径和近期措施。
张健康[9]（2020）在《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文中研究指明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进度与实体经济发展不相匹配被普遍认为是中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错配现象突出的主要原因之一。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关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和提出了各自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就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迟滞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然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国家力量为主导、以国有企业为依托、以重工业为优先发展对象的工业化战略全面实施以后,中国金融系统便被赋予了为工业化建设,具体而言就是为国有企业集中和输送廉价资金的政策性任务;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事实上逐渐成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但是以银行为主体的中国金融系统仍然没能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职能,而造成此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迟迟未能培育起“自生能力”和融资模式过于单一。因此,要进一步推进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必须加快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促使国有企业尽快培育起“自生能力”,同时改革承担着国家战略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的国有企业的融资模式,从而使金融系统真正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政策性负担。本文的重点就是描述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金融系统是如何一步步被赋予为国有企业集中和提供廉价资金的职能的。全文正文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分析新中国建立初期,最高决策层进行金融发展模式选择时,面临哪些约束条件。缺资金、缺技术的条件下需要尽快建立起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特别是独立的重工业体系,是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考虑金融发展模式时,必须考虑的首要因素。资金从哪里来?如何才能尽可能集中国内有限的资金?如何才能保证集中起来的资金用到国家选定的优先发展的项目中去?由谁来执行?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需要,最终促使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选择了一种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置的体制。第二章主要描述新中国建立初期新政权对全国金融体系的整顿。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军事斗争的逐步胜利,新政权对新解放区的金融机构分三大类分步骤进行了整顿:没收官僚资本金融机构壮大充实国有金融机构;运用国家力量推动私人金融机构集中和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取消外国驻华金融机构特权使之为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服务;坚决打击私营金融机构的投机行为。经过三年左右的整顿,中国金融市场的秩序快速得以恢复且出现了繁荣的迹象,金融系统的本来功能亦得以初步回归,同时国家借机掌握了金融系统的主导权,事实上为新金融体制的建立创造了基本条件。第三章主要描述各类非公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向国有金融机构靠拢、金融机构决策权是如何一步步向中央集中、金融市场是如何一步步从中国大陆消失、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金融格局是如何一步步形成和所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被纳入财政系统从而成为财政系统的一个职能部门的。第四章主要描述金融机构被一步步纳入财政系统的同时,金融机构的基本职能是如何一步步被财政化的。金融系统职能的财政化主要表现为三各方面:银行的存贷款业务完全服从国家计划安排,成为国家财政的有效补充;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第五章主要是对1953年至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做出评估。总的来说,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给体制下的中国金融系统,表现出了很强的存款动员能力,有力支持了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达成,具体而言就是集中了大量廉价的资金,遵照政府的意志进行配置,有力支持了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同时支持了国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但是该套金融体系和体制又不可避免地存在以下诸多问题:资金配置效率不高,贷款使用效率较低;滋生出新的风险,比如财政领域的风险与金融领域的风险相互传递、决策的外部成本提高;金融杠杆基本失去作用,不能发挥促进交易和推动企业改善治理的职能;决策权过度集中和金融系统缺乏起码的独立性,严重影响了金融系统运行的稳定性,甚至金融机构存在的连续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0]（2003）在《国务院关于取消第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文中研究说明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国务院决定开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以来,各部门、各地区按照《国务院批转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国发[2001]33号）和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的要求,在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积极认真地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目前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经过广泛深入地审核论证,国务院决定取消第一批行政审批项目。各部门、各地区要研究并及时处理行政审批项目取消后可能出现的情况和问题,认真做好有关工作的后续监管和衔接,防止出
二、国务院关于成立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通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务院关于成立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通知（论文提纲范文）
（1）可回溯管理与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 ——基于《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暂行办法》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可回溯管理的概念、引入背景与现状 |
| (一)可回溯管理的概念 |
| (二)保险销售中引入可回溯管理的背景 |
| (三)中国保险业可回溯管理现状 |
| 二、《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暂行办法》概述 |
| (一)制定过程与条款内容 |
| (二)与《征求意见稿》比较：监管尺度 |
| (三)与《征求意见稿》比较：隐私权保护 |
| (四)与《征求意见稿》比较：其他调整 |
| 三、可回溯管理对加强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作用 |
| (一)保险消费者与保险消费者权益 |
| (二)可回溯管理对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的积极意义 |
| (三)《暂行办法》在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方面的不足 |
| 四、完善可回溯管理规制的建议 |
| (一)进一步扩展可回溯管理的形式和内容 |
| (二)提升保险消费者的可回溯意识 |
| (三)加强可回溯管理在保险纠纷调解中的作用 |
| (四)将可回溯管理纳入保险信用体系建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 致谢 |
（2）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路径 |
| 第一章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权理论基础 |
| 一、金融监管的公权力属性 |
| 二、金融监管的正当性理论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权的多元与多重 |
| 一、金融监管权主体的多元化 |
| 二、金融监管对象的全覆盖 |
| 三、金融监管内容的系统化 |
| 第三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结构化”性质 |
| 一、国家权力的央地配置 |
| 二、“结构化”视角下的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 |
| 第四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动因 |
| 一、地方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是根本动因 |
| 二、地方政府金融发展的竞争需要是直接动因 |
| 三、维护金融安全是终极动因 |
| 四、国家权力结构改革是重要动因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央地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变迁和现状 |
| 第一节 中央金融监管权模式的历史变迁 |
| 一、1949-1979:中央银行“大一统”时代 |
| 二、1979-1992: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与地方监督保障 |
| 三、1992-2003:分业监管与地方干预 |
| 四、2003-至今:分业监管与金融监管协调 |
| 第二节 我国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历史考察 |
| 一、1949 年以来我国权力央地关系的发展 |
| 二、我国金融监管央地关系的变迁 |
| 第三节 我国央地金融监管权配置的现状分析 |
| 一、中央金融监管权配置现实 |
| 二、金融监管权集中配置于中央的弊端 |
| 三、地方金融监管权的配置现实 |
| 四、央地双层监管的显着趋势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困境 |
| 第一节 地方金融监管的多重困境 |
| 一、应对传统金融的困境 |
| 二、地方金融监管法律依据普遍缺失 |
| 三、地方监管机构定位不清 |
| 四、应对互联网金融冲击的困境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合法性危机 |
| 一、金融立法现状 |
| 二、现行金融立法存在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金融监管央地配置域外模式借鉴 |
| 第一节 分权型多层监管模式 |
| 一、美国的分权型双层金融监管权配置 |
| 二、加拿大分权型双层金融监管权配置 |
| 三、美国、加拿大分权型多层监管体制特征 |
| 第二节 集中型单层监管模式 |
| 一、英国金融监管权集权型单层配置模式 |
| 二、德国依托地方银行的地方监管模式 |
| 三、日本中央政府部门行政授权地方监管模式 |
| 四、欧盟合作性金融监管模式 |
| 五、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单层监管模式的特征 |
| 第三节 域外金融监管的比较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 一、域外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制度化 |
| 二、监管权力央地配置模式的决定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制度建构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宏观设计 |
| 一、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价值取向 |
| 二、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配置目标 |
| 三、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主要原则 |
| 第二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的法治化路径 |
| 一、通过法律制度配置监管权力 |
| 二、充分发挥地方立法权的作用 |
| 第三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主体配置 |
| 一、监管机构配置的基本原则 |
| 二、中央指导下的地方统筹监管模式 |
| 第四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内容配置 |
| 一、厘清地方监管与中央监管之间的界限 |
| 二、厘清地方金融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的界限 |
| 三、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内容 |
| 第五节 配套制度设计 |
| 一、中央从严格分业走向行业统筹 |
| 二、完善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关系 |
| 三、创造地方金融监管权实现的条件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保险法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规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的背景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三、研究的方法 |
| 四、本文的结构和创新 |
| 第一章 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的履行主体 |
| 第一节 投保人作为告知义务履行主体 |
| 一、我国《保险法》的规定 |
| 二、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履行主体的比较研究 |
| 第二节 被保险人作为告知义务履行主体 |
| 一、我国《保险法》的规定 |
| 二、被保险人作为告知义务履行主体的比较研究 |
| 三、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规定 |
| 第三节 投保人的过错情形 |
| 一、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主观过错 |
| 二、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主观过错的比较研究 |
| 第四节 告知义务履行过程中的代理问题 |
| 一、告知义务履行中的代理 |
| 二、保险人代理人未转告保险人的法律后果 |
| 三、保险经纪人未转告保险人的法律后果 |
| 第二章 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的履行时间 |
| 第一节 保险合同订立的节点计算 |
| 一、《保险法》对保险合同订立的规定 |
| 二、司法实践中的保险合同订立 |
| 第二节 预收保险费时的情形 |
| 一、保险实践中的认定 |
| 二、司法实践中的预收保险费效力 |
| 第三节 保险合同复效时的如实告知义务 |
| 一、保险合同复效时的一般规定 |
| 二、保险合同复效的性质 |
| 三、保险合同复效时投保人告知义务的利益衡量 |
| 第四节 投保人续保时的如实告知义务 |
| 一、投保人续保的性质 |
| 二、保险合同续约的法律后果 |
| 第三章 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的履行方式 |
| 第一节 保险人的询问方式 |
| 一、《保险法》的有关规定 |
| 二、保险人询问方式的比较研究 |
| 三、司法实践中的保险人询问方式 |
| 第二节 重要事实的认定标准 |
| 一、《保险法》的有关规定 |
| 二、理性保险人和理性投保人标准 |
| 三、“市场标准”的确立 |
| 第三节 被保险人参加体检的意义 |
| 一、被保险人参加体检的性质 |
| 二、被保险人参加体检之比较研究 |
| 三、司法实践中的被保险人参加体检 |
| 第四节 投保人申报年龄不真实情形 |
| 一、《保险法》对投保人申报年龄不实的规定 |
| 二、投保人年龄申报不实的法律后果 |
| 第五节 如实告知义务与危险程度显着增加通知义务的竞合 |
| 一、《保险法》第16条和第52条规定的竞合情形 |
| 二、《保险法》第52条规定的立法空档问题 |
| 三、竞合结果的有效规制 |
| 第六节 告知义务与危险之发生的因果关系 |
| 一、《保险法》的相关规定 |
| 二、告知义务与危险发生因果关系的比较研究 |
| 第七节 保险法虚假理赔的法律规制 |
| 一、《保险法》对虚假理赔的规定 |
| 二、构成保险诈骗罪的情形 |
| 三、保险欺诈行政责任的缺失 |
| 第八节 保险行业监管对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履行的影响 |
| 一、《保险法》的相关规定 |
| 二、对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审查的特别规定 |
| 第九节 投保人告知义务的合理期待 |
| 一、《保险法》合理期待原则的适用 |
| 二、合理期待原则下的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 |
| 第十节 电话和网络销售保险中的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 |
| 一、电话销售保险中的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 |
| 二、网络销售保险中的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 |
| 第四章 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 |
| 第一节 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责任 |
| 一、投保人故意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责任 |
| 二、投保人因重大过失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责任 |
| 第二节 保险人保险合同解除权行使之限制 |
| 一、保险合同解除权除斥期间的意义 |
| 二、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的除斥期间适用 |
| 三、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的效力 |
| 第三节 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对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的影响 |
| 一、《保险法》的规定 |
| 二、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未履行的情形 |
| 第四节 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免除的情形 |
| 一、《保险法》的规定 |
| 二、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免除的意义 |
| 第五章 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与诚实信用原则 |
| 第一节 保险法最大诚信原则真的“最大”吗 |
| 一、一般意义的诚实与信用 |
| 二、民法诚实信用原则的重要作用 |
| 三、保险法最大诚信原则探究 |
| 四、合同法下的告知义务 |
| 五、我国保险法主流观点 |
| 六、我国保险立法中的“最大诚信原则” |
| 第二节 保险法诚信原则的回归 |
| 一、保险法向诚信原则回归的价值分析 |
| 二、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向《合同法》诚信原则的回归 |
| 第三节 保险法诚信原则规制的放宽 |
| 一、《保险法》的相关规定 |
| 二、民法诚信原则下的违约责任分析 |
| 第四节 单方解除合同制度与诚信原则 |
| 一、投保人单方解除合同制度规定 |
| 二、《保险法》规定的保险人单方解除合同情形 |
| 第六章 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司法实践探析 |
| 第一节 北京市法院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司法实践探析 |
| 一、北京市法院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案例情况统计 |
| 二、北京市法院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案例判旨分析 |
| 第二节 《保险诉讼典型案例年度报告》案例探析 |
| 一、《保险诉讼典型案例年度报告》如实告知义务案例情况统计 |
| 二、《保险诉讼典型案例年度报告》如实告知义务案例判旨分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改革开放以来金融监管体制的变迁（1978-201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主要内容 |
| 四、创新和不足 |
| 第一章 金融监管理论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模式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体制 |
| 第三节 金融监管协调 |
| 第四节 宏观审慎监管 |
| 第二章 “一行”集中监管时期(1978-1992) |
| 第一节 1978-1992 年集中监管体制的运行方式 |
| 一、监管主体:一行 |
| 二、监管客体:银行业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 |
| 三、监管方式:现场稽核 |
| 第二节 1978-1992 年集中监管体制的效率和特征 |
| 一、集中监管体制的效率 |
| 二、集中监管体制的特征 |
| 第三章 “三足鼎立”分业监管时期(1992-2003) |
| 第一节 1992-2003 年分业监管体制的运行方式 |
| 一、监管主体:三足鼎立 |
| 二、监管客体:银行业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 |
| 三、监管方式:现场稽核和非现场稽核 |
| 第二节 1992-2003 年分业监管体制的效率和特征 |
| 一、分业监管体制的效率 |
| 二、分业监管体制的特征 |
| 第四章 “一行三会”分业监管时期(2003-2017) |
| 第一节 2003-2017 年分业监管体制的运行方式 |
| 一、监管主体:一行三会 |
| 二、监管客体:存款类金融机构和非存款类金融机构 |
| 三、监管方法: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 |
| 第二节 2003-2017 年分业监管体制的效率和特征 |
| 一、分业监管体制的效率 |
| 二、分业监管体制的特征 |
| 研究总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保险公司穿透式监管的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穿透式监管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保险监管的理论基础 |
| 一、政府监管保险行业的理论基础 |
| 二、监管理论中的行为假定 |
| 三、保险监管威慑理论 |
| 第二节 穿透式监管溯源 |
| 一、“穿透式监管”的语素分析 |
| 二、“穿透式监管”实质—透过现象看本质 |
| 三、“穿透式监管”的理论来源—行为监管与功能监管 |
| 第三节 行为监管 |
| 一、行为监管理论 |
| 二、行为监管的实践 |
| 三、行为监管的目标 |
| 四、行为监管的对象 |
| 第四节 功能监管 |
| 一、功能监管理论 |
| 二、功能监管的实践 |
| 三、功能监管的框架 |
| 第二章 穿透式监管在我国的实践 |
| 第一节 资本端的穿透 |
| 一、保险公司股权的穿透 |
| 二、股东资金的穿透—“安邦保险”为例 |
| 第二节 资产端的穿透 |
| 一、穿透投资项目 |
| 二、穿透关联交易 |
| 三、穿透股票短期炒作 |
| 第三节 负债端的穿透 |
| 一、穿透信用保证保险—以“侨兴私募债”为例 |
| 二、穿透至合格投保人 |
| 第三章 我国保险公司穿透式监管的现实困境 |
| 第一节 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
| 一、监管权扩张的内因 |
| 二、监管者缺憾 |
| 三、监管两难悖论 |
| 第二节 突击式监管悖论 |
| 一、“突击式”的穿透监管 |
| 二、“突击式”监管的根本原因 |
| 三、“突击式”监管的危害 |
| 第三节 “穿透式”监管对商事外观主义的阻碍 |
| 一、对私法领域的穿透—正德人寿股权代持案为例 |
| 二、行政规章介入私法自治的争议 |
| 三、冲突根源:对“公共利益”的盲目扩大解释 |
| 第四节 造成监管成本的浪费 |
| 一、“穿透监管”的执行成本 |
| 二、“穿透监管”的机构成本 |
| 三、“穿透监管”的机会成本 |
| 第四章 对穿透式监管的法律规制路径 |
| 第一节 穿透式监管与私法自治的逻辑归位 |
| 一、穿透监管与私法领域的区隔 |
| 二、“穿透”应遵循客观原则 |
| 三、穿透后应综合进行认定 |
| 第二节 构建保险监管常态化治理机制 |
| 一、穿透监管有效治理的边界 |
| 二、穿透监管权力的规制路径 |
| 第三节 穿透监管兼顾成本收益 |
| 一、成本收益分析的立法要求 |
| 二、监管措施的事前评估 |
| 三、监管政策的事后评估 |
| 四、社会公众的评议机制 |
| 第四节 完善市场协同约束机制 |
| 一、完善保险公司内部治理 |
| 二、完善保险公司信息披露制度 |
| 三、完善保险公司市场退出机制 |
| 四、发展保险公司信用评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7）中国保险业政府管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一) 现实意义 |
| (二) 理论意义 |
| 三、概念界定 |
| (一) 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 |
| (二) 管制、规制和监管 |
| (三) 保险管制、保险业管制与保险市场管制 |
| (四) 保险业政府管制与保险业非政府管制 |
| 四、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一) 管制基础理论 |
| (二) 金融业管制理论 |
| (三) 保险业管制理论 |
| (四) 简要评论 |
| 五、研究目标、思路、内容和方法 |
| (一) 研究目标 |
| (二) 研究思路 |
| (三) 基本内容 |
| (四) 研究方法 |
| 六、创新与不足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保险业管制的理论再思考与国内实践 |
| 第一节 保险业管制的理论再思考 |
| 一、经典管制理论与保险业管制的一般性 |
| 二、保险行业特质与保险业管制的特殊性 |
| 三、对中国保险管制的总体认识 |
| 第二节 中国保险业发展的现状 |
| 一、基本情况 |
| 二、主要特征 |
| 第三节 中国保险业管制的基本框架 |
| 一、法律体系 |
| 二、管制构架 |
| 三、管制主体 |
| 四、管制职能 |
| 五、管制目标 |
| 六、管制方式 |
| 第四节 中国保险业政府管制与非政府管制的相互关系 |
| 一、管制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 |
| 二、保险业政府和非政府管制的作用与缺陷 |
| 三、中国保险业政府与非政府管制的关系 |
| 第五节 中国保险业管制体制的变迁 |
| 一、计划经济时期的高度集权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至1978年) |
|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保险业政府管制的初步确立阶段(1979年至1997年) |
|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保险业政府管制的逐步完善阶段(1998年至今) |
| 第六节 中国保险业管制的主要特点 |
| 一、管制目标上强调保护保险消费者利益和促进行业发展并重 |
| 二、管制改革上呈现出明显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特征 |
| 三、管制方式上逐步重视偿付能力 |
| 四、管制范围上强调对保险业的全方位管控 |
| 五、管制主体上以专业的集权式政府管制为主 |
| 六、管制强度上实行较为严格的管制标准 |
| 第七节 中国保险业管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管制实践中过于强调行业规模增长的目标 |
| 二、管制范围大而全的问题比较突出 |
| 三、管制标准难以实现因地制宜 |
| 四、行政性管制手段使用较多 |
| 五、部分领域仍存在管制缺位 |
| 第二章 保险市场准入管制 |
| 第一节 保险市场准入管制的原因 |
| 一、防止过度竞争 |
| 二、控制经营风险 |
| 三、缓解信息不对称 |
| 四、规避较高的市场退出成本 |
| 五、保证市场开放下的公平竞争 |
| 第二节 保险市场准入管制的主要政策 |
| 一、管制历程 |
| 二、主要政策 |
| 三、主要特点 |
| 第三节 保险市场准入管制的影响 |
| 一、导致市场的集中度偏高 |
| 二、不利于形成多层次的保险市场体系 |
| 三、导致保险产品价格偏高 |
| 四、加大了市场准入的社会成本 |
| 第四节 进入管制存在的问题 |
| 一、市场准入标准偏高 |
| 二、准入标准细节有待进一步明确 |
| 三、对保险公司分支机构的市场准入存在诸多限制 |
| 第三章 保险产品费率管制 |
| 第一节 保险产品费率管制的原因 |
| 一、从保守管制的角度看,主要是为了保证费率的充足性 |
| 二、从培育管制的角度看,主要是为了保证费率的公平性 |
| 第二节 保险产品费率厘定的基本原理 |
| 一、寿险产品费率 |
| 二、财产险产品费率 |
| 第三节 寿险产品费率管制 |
| 一、历史回顾 |
| 二、现行政策 |
| 三、主要特点 |
| 第四节 车险产品费率管制 |
| 一、历史回顾 |
| 二、现行政策 |
| 三、主要特点 |
| 第五节 保险产品费率管制的影响 |
| 一、一般分析 |
| 二、具体分析 |
| 第六节 费率管制存在的问题 |
| 一、严格的费率管制尚未根本改变 |
| 二、科学化的费率形成机制仍不健全 |
| 三、区域性的费率管制机制尚未建立 |
| 四、维系当前费率管理体制的成本过高 |
| 五、进一步放松费率管制的配套机制建设较为滞后 |
| 第四章 保险资金运用管制 |
| 第一节 保险资金运用的现状 |
| 一、资金运用规模快速增长 |
| 二、资产配置结构不断优化 |
| 三、投资收益率逐步趋稳 |
| 第二节 保险资金运用管制的原因 |
| 一、保险资金运用的主要原则 |
| 二、保险资金运用面临的主要风险 |
| 三、资产负债管理 |
| 四、保险资金运用管制的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保险资金运用管制的现行政策及特点 |
| 一、放松市场准入 |
| 二、降低投资门槛 |
| 三、放松比例限制 |
| 四、强化后端管控 |
| 五、强化资本约束 |
| 第四节 保险资金运用管制政策的影响 |
| 一、投资收益率波动较大 |
| 二、整体投资收益率偏低 |
| 三、保险行业资产配置趋同 |
| 四、制约了保险行业创新发展 |
| 第五节 保险资金运用管制存在的问题 |
| 一、政策“玻璃门”仍然存在 |
| 二、注册制改革的实质仍未达成 |
| 三、管制政策的差异性和灵活度不够 |
| 四、债权投资计划可投行业受限制约了投资范围多样性 |
| 五、管制者自身也面临改革转型的迫切要求 |
| 第五章 保险市场退出管制 |
| 第一节 保险市场退出管制的几个概念 |
| 一、保险市场退出管制的基本概念 |
| 二、市场退出管制的触发条件 |
| 三、保险市场退出管制的主要手段 |
| 第二节 保险市场退出管制的原因 |
| 一、保险公司的市场退出成本较高 |
| 二、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功能 |
| 三、保护消费者利益需要最终的风险防线 |
| 第三节 保险市场退出管制的现行政策 |
| 一、初步建立了多层次的市场退出机制 |
| 二、初步建立了与偿付能力衔接的市场退出机制 |
| 三、初步建立了保险保障基金制度 |
| 四、开展分支机构市场退出试点 |
| 第四节 保险市场退出管制政策的影响 |
| 一、市场退出的处置效率偏低处置成本偏高 |
| 二、制约市场准入的进一步放开 |
| 三、制约费率市场化的深入推进 |
| 第五节 保险市场退出管制存在的问题 |
| 一、立法缺乏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
| 二、现行破产法规未充分考虑保险公司特殊性 |
| 三、保险保障基金制度仍存在缺陷 |
| 第六章 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的保险业管制模式及比较 |
| 第一节 美国的双重管制模式 |
| 一、基本情况 |
| 二、主要特点 |
| 三、存在的问题 |
| 第二节 英国的宽松管制模式 |
| 一、基本情况 |
| 二、主要特点 |
| 三、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日本的严格管制模式 |
| 一、基本情况 |
| 二、主要特点 |
| 三、存在的问题 |
| 第四节 韩国的一体双层管制模式 |
| 一、基本情况 |
| 二、主要特点 |
| 三、存在的问题 |
| 第六节 保险业管制模式的国际比较 |
| 一、各类保险业管制模式的相同之处 |
| 二、各种保险业管制模式的不同之处 |
| 第七节 经验借鉴 |
| 一、加强对保险消费者利益的保护 |
| 二、不断完善偿付能力管制的机制制度建设 |
| 三、注重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有机结合 |
| 四、市场化是保险经营和保险管制的大势所趋 |
| 第七章 深化中国保险业管制改革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改革的总体安排 |
| 一、改革目标 |
| 二、约束条件 |
| 三、基本原则 |
| 四、基本构想 |
| 第二节 深化中国保险业管制改革的具体政策建议 |
| 一、逐步放松保险市场准入 |
| 二、深入推进保险产品市场化定价 |
| 三、深入推进保险资金运用管制的市场化改革 |
| 四、逐步优化保险市场退出机制 |
| 五、对保险业管制体系进行必要改革和调整 |
| 六、不断增强以保险行业协会为实施主体的非政府管制作用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9）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新中国建立之初选择金融发展模式时面临的约束条件 |
| 第一节 单纯依靠国家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的确立 |
|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遗产:国家垄断金融体制 |
| 第三节 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实践:政府严格控制金融系统 |
| 第二章 从市场金融体制到计划金融体制 |
| 第一节 新政权对金融业的整理 |
| 第二节 有管理的金融市场的短暂繁荣 |
| 第三节 金融系统功能的初步回归 |
| 第四节 计划金融体制的基本确立 |
| 第三章 金融机构财政机关化 |
| 第一节 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
| 第二节 交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被率先纳入财政部体系 |
| 第三节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业务边缘化与机构被纳入财政部体系 |
| 第四章 金融机构日常业务财政化 |
| 第一节 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 |
| 第二节 银行存贷款业务成为财政预算的有效补充 |
| 第三节 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 |
| 第五章 对1953-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的评估 |
| 第一节 存款动员能力评估 |
| 第二节 资金配置效果评估 |
| 第三节 风险管理能力评估 |
| 第四节 产品流通促进能力评估 |
| 第五节 企业治理能力促进价值评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国务院关于成立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通知（论文参考文献）
- [1]可回溯管理与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 ——基于《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暂行办法》的分析[D]. 徐念丹. 西南政法大学, 2018(02)
- [2]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D]. 李其成.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3]国务院关于取消第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J]. 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002(34)
- [4]保险法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规则研究[D]. 徐凯桥. 复旦大学, 2012(02)
- [5]改革开放以来金融监管体制的变迁（1978-2017）[D]. 周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6]保险公司穿透式监管的法律规制研究[D]. 闫泓汀. 吉林大学, 2020(08)
- [7]中国保险业政府管制研究[D]. 黄炜. 武汉大学, 2017(06)
- [8]我国农业保险合同制度的反思与优化[J]. 李媛媛. 保险研究, 2017(05)
- [9]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D]. 张健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10]国务院关于取消第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浙江政报, 20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