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翰林院制度与明代图书文献管理（论文文献综述）
历远程[1]（2021）在《乾嘉时期帝师研究》文中提出帝师这一职业,曾在中国古代的悠久历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专制皇权时代,皇帝地位独尊,其决定往往影响着国家兴衰的走向。而一个皇帝是否能成为明主,很大程度上与他受到的教育有关。帝师的关键之处由此显现出来。本文在梳理乾嘉时期帝师制度的基础上,结合清实录、乾嘉两朝的起居注以及大量的人物传记,统计了这一时期帝师的人数、籍贯、年龄、出身等信息,针对乾嘉时期帝师群体的特点、地位、历史作用等方面进行了着重分析。清代的帝王教育制度,至乾嘉时期已相当完善,形成了一个数量颇多的帝师群体。这一群体,包含了乾嘉二帝作为皇子时的师傅,以及经筵制度下的经筵直讲官们。前者是两位皇帝年少时的授业恩师,皆是宿儒硕彦,皇帝继位后,他们在政坛上也具有很高的声望,深受皇帝器重;后者则在帝王教育方面未发挥实质的作用,选拔的条件不一样,与皇帝的关系也远不如前者紧密。但总的来说,两类帝师大多是当时最博学多识的一批人物,对乾隆、嘉庆二位皇帝的文化素质的提高,以及当时的政治、文化领域都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
宋以丰[2]（2020）在《“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文中认为“首崇满洲”又称“满洲本位”,是满清政权的政治本质、基本国策与统治方针。同时,“首崇满洲”也是满清政权最为深层的民族本位思想,以及立法、行政的基础和依据。所谓“首崇满洲”,是指满清政府在政治实践与文化建设等领域中,坚持“满人首位”的原则,无论纲纪法度,还是用人行政,皆是为了坚守满洲根本,优化满人利益。“首崇满洲”观念的确立与实施,取决于满清政权的民族特性。清初以来,历代统治者均在不同程度上宣称“满汉一体”的思想,并为此做了相应的制度设计与安排,但由于统治者对汉化、过度汉化的后果有着清醒认识,因而对“满汉一体”设置了条件、原则和底线。概言之,便是以满人利益、满洲文化为根本,保持满洲旧俗,维护满洲传统。作为满清政权的政治本质与基本国策,“首崇满洲”观念涵盖了清代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尤其是政治、文化领域,如“薙发易服”、“国语骑射”、“政权建构”、“职官系统”等,目的在于维护以满族为首的统治集团的优势地位和特殊利益。作为政权统治的基本出发点,“首崇满洲”观念也在不同社会历史阶段引导、规范着满清政府治下的翻译实践行为,为后者进行有关翻译的制度设计、调整与改革等,提供了思想依据与制度保障。例如,翻译科考作为清代特设之科目,以及八旗科举之独特构成,建制上极富满洲特色,其应试者以八旗子弟为限,系旗人入仕、进身之专途,旨在维护“国语骑射”的满洲旧制,避免满洲文化被汉族所同化。翻译职官体系的创设与推行,如笔帖式、庶吉士（尤其是翻译庶吉士）等,也是为了因应统治需要,保障政治、文化实践的顺利推行。这一体系的构建不仅使旗人享有独立于汉人之外的入仕、进身之阶,而且使他们增强了学习清语的兴趣,维护了“清字”作为“国语”的地位。无论是“笔帖式”制度,还是“庶吉士”制度,二者作为专为旗人,尤其是八旗满洲而设的制度性安排,或成为清代特有之官制,或沿袭前朝旧制,既为朝廷造就了治理人才,又使旗人坚守了翻译作为满洲本业的地位,为统治者推进国家治理,坚守“满洲本位”做出了积极贡献。清代旗学的广设也是“首崇满洲”既定国策的产物,具有深厚的政治目的与文化意涵。自顺治朝始设以来,经过不断的发展与完善,清代的旗学教育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制度体系,如学生的选拔、教习的延聘、课程的设置、学业的考核等,不仅有效推动了满人的民族教育,塑造了积极进取的士人精神,培养了忠君爱国之才,而且通过教导八旗子弟娴习“国语骑射”以及满、汉双语之间的翻译,有效维护了满洲的民族特质与文化传统,扩大了政权的统治基础,维护了“首崇满洲”的政治意涵。作为清代政治、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汉籍（书）的翻译与此同理。清初以来,统治者反复提倡“国语骑射”的基本国策,试图维护“满洲根本”于不坠,却又不得不进行文化整合,汲取汉族的文化精粹与治理经验,建构政权的“治统”与“道统”。正是在此看似矛盾的文化态度中,汉籍（书）的翻译得以生存和接续。清初以来的汉书翻译既面对《四书》、《五经》等汉文典籍,也面对《金瓶梅》、《西厢记》等通俗作品。通过翻译这些作品,统治者成功撷取了帝王为政之道,完善了治国理念与模式,并通过引导、规范翻译事业,讲明法度,维护正统,将翻译当作巩固政权统治的策略与手段,更好地践行满洲本位主义思想。作为满清政权政治、文化政策的不同环节,翻译科考、翻译职官、翻译教育和汉书翻译等政策（或制度）之间相互关联,彼此影响,如翻译职官制度对翻译铨选传统的继承、翻译科考对翻译职官（如翻译庶吉士）选拔的影响,以及翻译教育与汉书翻译之间的互动等。这些政策的出台与实施,既有政治、文化上的需求,又有思想上的追求;既增进了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又维护了王朝体系的稳定、和谐与持续运作,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旗人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实现了统治者“首崇满洲”的既定国策。
李江伟[3]（2019）在《近四十年元代翰林院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文中提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学界对古代翰林院问题的日趋重视,元代翰林院亦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相关论着也先后刊布出来。总体而言,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涉及元代翰林院的职官建置、人员情况、职掌与地位、地理位置以及该院的文献编纂、收藏、翻译与出版活动等。无疑,这些研究成果在元史、古代翰林院研究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樊月[4]（2019）在《《国朝献徵录·翰林院》整理与明代翰林院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明代着名学者焦竑所编纂的《国朝献徵录·翰林院》（卷二十至卷二十三）四卷为中心,考察明代翰林院制度的发展状况,梳理翰林官员的职掌和迁转情况,并通过对所辑录翰林官员传记的分析,透视明代社会精英群体的整体精神风貌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社会主流文化的发展方向。翰林院是明朝重要的中央机构,供职於翰林院的士人长期抢任文学侍从之臣,承担着备顾问、讲经史、纂修国史以及掌内外制等职能,直接影响着统治者的政治决策和国家的发展方向。翰林官员作为明代社会文化精英,他们拥有着活跃的思想和广博的学识,在帮助统治者治国安邦、管理决策等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引领社会风尚方面发挥着模范的作用。《国朝献徵录·翰林院》四卷是焦竑所辑录的明朝翰林官员的传记,包括传记、神道碑、墓志铭等体裁,囊括自洪武立国至万历末年明朝翰林院的各级各类官吏,共计130人。通过这些人的传记,可以看到大量关於翰林院制度、翰林官员仕途履历以及翰林官员才学品行的情况。再者,与《明史》及其它相关材料相比,此书的特点在於人物传记较真实地反映了翰林官员的人生遭际及翰林院制度的沿革发展状况,是了解明代翰林院的一手材料。论文分为上、下两编,下编为《国朝献徵录·翰林院》的标点整理。上编是在点校整理的基础上,通过爬梳材料,分做两个方向进行研究:一是《国朝献徵录·翰林院》的本体研究,主要分析它的编纂体例,如传记的构成和排列;二是对明代翰林院的研究,是用传记人物生平去勾勒和复现翰林院的机构设置及人文面貌,如官员的职掌、迁转以及文学写作等。这两个方向是相互说明、互相印证的关系,即:翰林院的体制设置及沿革构成了《国朝献徵录·翰林院》的编排体系,同时,一个个翰林官员的职业劳绩、陞降顺逆,乃至文学取向,又体现了翰林院的行政职能及社会影响。论文的具体构成如下:绪论部分介绍选题缘起及学界对《国朝献徵录》和明代翰林院制度的研究现状,从文献整理和材料研究方面说明论文的写作方向。第一章《国朝献徵录·翰林院》编纂体例与翰林院,主要从此书的编纂体例以及翰林院制度的沿革发展方面,来相互印证明朝翰林院制度的发展。第二章《国朝献徵录·翰林院》与翰林官,从《国朝献徵录·翰林院》的记载出发,结合其它相关材料,梳理翰林院官员的职掌、任用与迁转情况,此外,遗将从思想、文艺、才干等方面梳理分析翰林官员代表的明朝士人精神面貌。第三章《国朝献徵录·翰林院》与翰林院文学,以《国朝献徵录·翰林院》收录传记为基础材料,结合翰林官本人的诗文作品,分析明朝自开国至万历年间馆阁文臣尤其是翰林官员对整个文坛发展的参与和引领情况。
姚燕[5]（2019）在《陈廷敬与康熙诗坛》文中指出陈廷敬长期供职于翰林院,是康熙朝着名的馆阁诗人。他与王士禛、宋荦、朱彝尊、吴之振等清初大家交好,通过雅集论诗、诗词唱和等方式切磋交流。本文结合康熙朝特殊的时局与诗坛风气考察陈廷敬多样化诗风的成因。本文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章从康熙皇帝评价陈廷敬台阁体诗“清雅醇厚”的特点出发。陈廷敬台阁体诗中的“清”表现为语言的清雅和意境的清穆,“厚”体现为情感的忠厚和学力的深厚。这种独特的诗风与其翰林官的经历相关。清初翰林官的选拔和培养均强调“清”与“厚”,康熙皇帝在文学审美上亦提倡“清”与“厚”。身为词臣的陈廷敬无形中受到翰林院文风的影响,形成“清雅醇厚”的诗风。清初统治者为了笼络汉人,尤为重视翰林院与翰林官。在此特殊的政治背景下,陈廷敬长期保持“清雅醇厚”的台阁诗风。第二章由王士禛认为陈廷敬的诗风兼具“神韵”与“豪健”的观点入手。虽然诗艺渐臻老熟的王士禛称赞陈廷敬实现了对立诗风的融合,但是其选录的陈诗仍带有明显的“神韵”色彩。陈氏的此种诗风深受王士禛的影响。陈廷敬不仅与王士禛文学互动频繁而且对其多钦羡之情。第三章根据陈廷敬宗宋诗学形成的时间和表现,考察其诗风转变与吴之振的关系。陈廷敬于康熙十三年明确承认师法宋人,并且创作了大量和苏诗。其宗宋诗学观的形成与吴之振相关。他不仅阅读了吴之振编选的《宋诗钞》还与其谈诗论艺,二人情谊笃厚。引日常生活入诗与善用议论、典故均体现出陈氏的宗宋诗风。第四章针对今人对陈廷敬的评价有失公允这一现象。以清初人辑录的清诗选本为着眼点,发掘清初人选录陈廷敬诗歌的特点、文献价值及经典作品,力求客观公正地认识他在康熙诗坛的地位。结语部分总结本文论述的四个问题,并阐释陈廷敬唐宋兼镕诗风的成因。
易凌,龚蛟腾,刘春云[6]（2018）在《明代内府藏书管理及其启迪》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代内府藏书是古代官府藏书发展史中的重要一环,其全面系统管理既是历史传承的必然结果,也是统筹图书工作的现实要求,还是执掌图书业务的内在需求。明代前期形成了构建内外并行之分立管理、保障业务合作之协同管理、采用号橱排架之分类管理、促进文献利用之流通管理等特色管理机制,但由于君主忽视与秘书监缺失,这些管理机制的缺陷在明中后期日渐凸显。现代图书馆应当借鉴明代内府藏书管理的经验与教训,诸如优化规章制度、建立协作平台、健全运行机制、改进技术方法等,以完善现代图书馆管理体系。
张鹏[7]（2016）在《宋代主要园林论述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宋代文献中的主要园林论述为主,宋代园林遗迹等为辅来研究宋代园林。目的在于研究宋代“园林”观念是被知识体系中哪些关键性的概念或范畴所建构出来的?对知识体系和关键概念的关注,是本文贯穿始终的基本框架。本文认为宋代存有的两套知识体系:一、宋代图书分类体系;二、宋代类书分类体系;对“宋代园林”等相关概念或观念的形成较为重要。这两套知识体系共同构成宋人对知识的理解。首先,本文研究了宋人如何在五种不同语境中,建构出园林的基本概念范畴:前两种是在四部“经类”书籍中对“苑囿园圃”的直接注释和间接解释;第三种是在史类书籍中对“苑囿园圃”等园林范畴的直接或间接解释;第四种出现在宋代类书的分类体系中对苑囿、园圃、园、圃、园池等关键范畴的归类及其解释系统中;第五种是文集类书籍中,对园所进行的概念替换现象。其次,本文对公共性论述中的史书和子类对园林道德上的评判进行了研究,其中体现出来宋人在公共性论述中严格依照儒家礼法对园林进行道德评价、理解和使用。然后,本文依托对文集类园记研究,分析了宋代文人在园林中形成的多元化审美观念:“乐”。而对乐的讨论也直接影响到了如园林中“众乐与独乐、内乐与外乐、至乐、君子之乐”等的审美观念。而“乐”的观念主要来源于儒家文化,也暗示了儒家礼法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园林的审美。最后,因为宋人论述中并没有系统性的讨论宋园的理法,因此本文通过分主题论述研究园林理法。第一、对南宋“馆阁园林”布局的研究。第二、“见山”概念对造园和欣赏的影响。第三、园林模仿自然界水体的方法及讨论。第四、在顺物性的观念下,对盆池和植物修剪的多元态度。第五、不同职业对园中植物选择的限制。第六、园篱的造景、编织手法等。本文依托宋代两套知识框架展开研究,依照宋人知识体系、概念、观念等来理解宋代园林,构建起一个丰满的、多元的宋代园林形象。
于浩[8]（2016）在《明末清初诗经学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明末清初的诗经学为中心,考察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至清雍正五年（1727）这一时期诗经研究的基本状况,包括诗经诠释和考证的发展、着述的体式及其燮化、学者间的渊源关系及学术交流舆傅怖等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封明清学术的延续性、明末清初学风转燮的轨跻和特点,并以诗经学为切入点,当试分析清代考据学的生成,尤其以语言考据为中心、以经典考据为方法的清代汉学是如何具起,可以说类似一种乾嘉考据“前史”的研究。本文分五章展开论述。第一章分析和封输明末诗经学的背景,从学衍思想、文化、社舍、经济、制度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封输。明代学衍上承宋元学衍的格局,虽然受到科举程式的影响,逐渐走向僵化,但整个明代,封朱子学乃至宋学的思辨、考论始终没有停止。明代中期以後,更由於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阳明之学的具起,给学衍思想带来一股自由之风,受王学影响的学者,多不尊从朱子之学,在诗学上封朱子的诗说造行驳斥,在诗旨的择取上或用古羲,或别自为解。同时,城市经济的发展也给不少地区、尤其是以苏州、南京为中心的吴中地匾带来了文化上的繁荣,收藏、刻书的风氟极盛,讲学、结社活勤也蔚然成风,一方面使得学者间的聪繁、学衍的交流和传播更为便利和迅速；一方面也使这一时期的学衍带有明显的复古尊经的特点。清朝建立以後,经屋国燮的遗民学者封明末的思想和学衍进行了广泛的反思,不论是批评王学末流,还是封王学造行维遮护,其目的都是为了统合心学与理学,并归於经学。同时清廷也通遇各种政策,具复文教、管控思想。康熙尤为重视翰林学臣的学识培善,正是引康熙的翰林学臣为中心,清代学术得以在各个方面广泛展阴,这是清廷文教政策的稹极影响。而消极之影响在於将思想定於一尊,尤其康熙晚年极尊朱子,编纂《周易折中》、《钦定诗经傅说汇纂》、《敛定书经傅说汇纂》和《钦定春秋傅说汇纂》四部官修经学注本,使得学者失去了思想阐释、讨论的话语权。本章最後统计了清初诗经学者的身份,发现87位学者中,有19人在明清燮革中殉国,43人不仕新朝,坚持遗民身份,而这些人,绍大部分为造士出身,年辈较小者则为诸生、翠人,均属知识阶层中较为精英的人物。正是这些遗民学者,阴启了清代学术的格局。第二章系统考察和分析了郝敬《毛诗原解》、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何楷《诗经世本古义》、沈万钶《诗短类考》、曹学佺《诗经剖疑》等着作及伪《子贡诗传》、《申培诗说》等着作。郝敬的《九部经解》建立在回归经学的观念之上封《礼记》、《仪礼》、《尚书》、《春秋》、《诗经》、《周易》、《论韶》、《孟子》造行了诠释和考辨,由於他徒经文出发,能引经傅相互证明,故不少意见极有创获,如以後出古文《尚害》和孔傅为伪、以《周礼》出於戟国等等。他在诗经学方面,韶为诗序之首句渊源甚古,雕未必为子夏所作,但体现了望人之意,而他的《原解》即意在通过寻绎经文回归此圣人之原意。他释诗重视“比兴”的运用,尤其是比在《诗经》诠释中的作用,并封朱子诗学造行了广泛的批驳。郝敬的《毛诗原解》是元明以来第一部全面批评朱子诗学、尊主诗序的着作。郝敬尊序意在尊经,他并不韶为诗序为圣人所作,且视汉人之学与宋儒同檬有其失,他以翌人所传之诗序作为衡量经义的标准。郝敬回归经学,得以发现诗序,而诗序所言太筒,郝敬用“比”之法释之,不免多有附会,由是学者渐从汉唐注疏傅统中发现古注、古义之价值。如颇大韶、冯复京等逐渐认识到毛傅、陆疏、孔疏在经学诠解舆考证上的意义,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试图通遇封诗中名物的考证发明古羲,并开启了明末的名物考征之风。承此风氟,何楷撰《诗经世本古羲》,其体例雕以时代世次为序,改燮了原来《诗短》的编排方式,但在封诗文的诠释上,却可见其重建诗学诠释系统的努力,他依讬汉唐诗说的诠解方式,不仅群引经傅及群书考证制度、名物、地理、天文等方面,还大量引用明代学者的着作,成为明代诗学的集大成者,并对清代的诗经学产生了深速的影窖。第三章以钱澄之、朱鹤龄和陈启源为中心,考察清初诗学三大家的学衍渊源、背景、诗学观念及其影响,并绪合顾炎武、王夫之、毛奇龄的诗经考据,考察清代考据形态的生成。钱澄之舆朱鹞龄都有一定的宋学背景,钱澄之《田间诗学》首列诗序、朱鹤龄《诗经通义》专申序义,但二书都对朱子的诗学颇有曲护。如钱澄之《田间诗学》在诗旨的诠释上有不少曲从朱子的地方,同时常结合序义和朱子之义折衷为解。封於不赞同朱子诗说之处,也不直斥朱子,持论颇为平正。朱鹤龄的《诗经通羲》也有较为明显的宋学渊源,他常引用程颐、吕祖谦、黄震、严粲等宋人之说,许多考辨材料,则直接来自吕祖谦的《吕氏家塾读诗记》、严粲的《诗缉》和许谦的《诗集傅名物钞》,显示出了他当试用不同於朱子诗说的其他宋人之说来补充经学诠释内涵的目的。不遇,尽管朱鹤龄在本羲上并不在驳朱子,但他既然申主序羲,与朱子诗说就存在不可调和之矛盾,这使得《通羲》一害出现了意图和效果上的矛盾,本羲不在驳朱,却成为经郝敬《原解》之後又一部排诋朱子诗学系统的着作。其中之原因,一是来自明末学衍的影响,尤其是何楷封朱鹤龄的影窖,其二是由於清初的考证之学渗透到了朱鹤龄的诗经研究之中,其中又以隙启源封他的影响最大。徙郝敬到朱鹤龄,虽然诗序的权威得到重新确立,但并不意味着清人所谡的“汉学”兴起,这期间虽有人标举汉学之名,但是封汉学的概念及相关研究并不充分,而不论是郝敬还是朱鹤龄,其实封於汉人之学还多有訾议。直到隙启源的《毛诗稽古编》一出,才真正开启了清代汉学的研究理路,影响至为深速。陈启源提出“寻绎傅羲以考经文”的观念,从《毛傅》入手,寻绎毛傅的训诂来校勘经文文字、明毛傅破假借的训释方法并分析毛傅羲例,具备了语言考据的基本形态。至乾隆年间,以惠栋、钱大昕、王昶、江声等学者为代表,以吴中地匾为中心,封《稽古编》一书造行推广、傅抄和模仿,并藉此传扬汉学的理念和方法,并因钱大昕、王昶等傅播至於其他地匾,清代汉学也由一个地域性特徵非常明显的学派,影响至整个学界。同时,清初的诗经考据在方法和理念上也较明末更为先进,顾炎武《音学古害》考证古音,王夫之考证文字、训诂,都成为清代考据学的先声。毛奇龄的名物考证雕然多承前代成果,但不少内容也能看到声音、文字之学在其中的运用,显示出了学术发展的趋向。第四章分析清初以理说诗的诗经学着作。通过考察孙承泽《诗经朱傅翼》和冉观祖《诗经群说》雨部祖述朱子的着作,发现这些着作本身存在无可避免的困境。首先是壑守朱子诗说之藩篱,不敢有半点逾越,致使论理无所发明,亦无考辨,失去了学衍上的价值。其次以朱子为天然正确,不加证明,致使在论述遇程中陷入循环论证。冉观祖《诗短详说》在每首诗之後列出诗序,在引历代之说加以封输,这种体例封康熙《钦定诗经傅说集纂》一害颇有启发,《诗经汇纂》在材料择取上更为全面,持论较冉观祖也更为平正,加上以官方的权威加以推广,反倒使得冉观祖《详说》尊朱的努力被遮蔽在官学的阴影之下。清初还有几部颇具特色的以理说诗之作,王夫之《诗广傅》之最大特色在於“以诗输理”,他虽依讬於封诗篇的诠释,但亚非为发明诗羲,而是为了阐发更为深刻的思想和更为系统的理论。王夫之的“以诗论理”之方式源於《荀子》、《礼记》等害中引诗谈理的方法,而内容更为矍富,是王夫之个人学识和思想的体现。姚隙恒的《诗经通输》则以考辨支撑说理,不论是封诗序、朱傅的驳斥,还是别立新解,姚隙恒往往群加考证,辨别具同,定其是非,所用之方法也极为纯熟和精密,不仅能以经证经,还通过分析诗文用例、考证名物训诂、详考序傅所本、考证史实等方式提出颇具卓识的见解,而用能封材料造行分析、归纳和综合,层次分明,还辑严谨。可以看到姚隙恒《通输》最大的价值就在於他不仅新,而且新而有徵、新而有据,这也是他提出的不少新解足以令人信服之原因。通遇封以理说诗的考察和分析,我们也发现这种诠诗方式逐渐衰微,考据旨趣逐渐具起的学衍超势。本文最後一章以康熙官修《钦定诗经傅说汇纂》为中心,考察其内容、取向以及舆其相关的学者和着作。本章考证《诗经汇纂》初稿成於康熙五十六年（1717）,竣成於五十七年（1718）,刊行於雍正五年（1727）。参与编纂的人员均出身翰林,身为总裁的揆叙舆吴中学术关系密切,而康熙封翰林的培养,也非常重视寅学方面,因此《诗经汇纂》显示出了材料丰富、输证威谨的倾向,舆康熙的提倡不无相关。同时还考证出方苞舆《诗经汇纂》的关保密切,他雕没有参舆到《诗经汇纂》的编撰之中,但是《诗短汇纂》中有10条按语直接抄自方苞的《朱子诗羲补正》。方苞本舆李光地、张廷玉、魏廷珍等人关系密切,他的经学观念也多契合於康熙,这很可能是御纂之害的按语直接袭用方苞研究的原因。此外,本章还考察了李光地舆《诗经汇纂》之关保,李光地晚年奉命看阅《诗经汇纂》,但似乎未完成而卒,但他晚年撰写的《诗所》,其中许多诠释舆《诗经集纂》亚不相同。这显示出了在汉学、考据风氟渐渐兴起的情沉下,官修经学注本都无法封朱子诗学造行维擭和弥经,只得存录古羲和异说,将汉唐的经学诠解系统纳入到原有的官方经学体系之中。本文最後探封《诗经汇纂》封清代诗经学着作的影窖,发现因为乾隆的大力推行,此害在清朝中期已经颁发至各地学官,学子便於獾取,而又因其内容丰富、资料详实,故封当时学衍之研究大有裨益。最显着的一个例子就是方玉润的《诗经原始》,通过封比《诗经原始》和《诗经汇纂》可以发现,《诗经原始》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抄自《诗经汇纂》,尤其是许多过去韶为是方玉润一得之解的部分,其寅有不少也抄自《诗经汇纂》的按语和所存录的前人诗说。从中可见清人学衍撰述方式和获取材料的来源。也能够看到一部学术着作的宗旨和意图,往往并非按照它本来设定的目标发展。
于芳芳[9]（2016）在《储才养望：明代翰林院制度运作的考察与思考》文中研究说明明代是翰林院充分发展且基本定型的关键时期,庶吉士教育制度建立标志着翰林院储才养望教育功能明朗化、制度化。虽翰林院设置初衷在于以备顾问、资政议政,但是随着翰林院成为国家高级人才的聚集地,翰林院开始承担起储才、育才的教育职责,作为科举考试的延续,翰林院主要肩负对二、三甲进士的再教育职责,因此教育功能理应是明代翰林院的官署属性之一。基于翰林院储才养望的教育现实,翰林院内部存在两大教育主体,即庶吉士群体和馆师群体。与传统官学不同,从两大群体的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上,明代翰林院教育存在特殊性。作为科举制的附属,明代翰林院既主张提高翰林生员的学识涵养,又主张培养人才实政能力,因此,明代翰林院是翰林院发展史上最具特殊性的时期。但是当今学术界对翰林院的研究重点,停留在政治功能,翰林教育属性被忽略。基于以上研究不足,论文将重点探讨翰林院储才养望的教育价值,以制度与运作两个维度为切入点,考察翰林院教育制度,分析其运作特色。具体来看,论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绪论,分为选题缘由、文献综述、研究意义及研究方法四个方面。第一部分,简介明代翰林院与翰林院储才养望的教育史实。交代明代翰林院产生的背景,综合政治背景、经济水平及文教政策等因素,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催生了翰林院的产生,影响了翰林院的机构设置及具体职掌,由翰林院职掌内容得出翰林院教育属性,进而对翰林院教育进行目标定位。第二部分,详尽分析翰林院制度与运作方式,从制度与运作两个维度认识翰林院教育史实。在翰林院储才养望的制度层面,对庶吉士制度和馆师制度进行考察,从遴选途径、教习内容、考核方式及制度评价四个方面进行制度考察,完善对翰林院教育制度的认识。在翰林院储才养望的运作层面,分析翰林院的指导思想、运作基本模式及运作特色。受古代传统文化及普遍价值观的影响,翰林院教育功能是在士人主张“学用合一”及“教学相长”的思想下产生的,但是由于明代是皇权绝对集中的朝代,翰林院教育活动是自上而下的,其运作发展有一定模式和运作特色,分析翰林院基本模式和运作特色,对完善翰林院考察具有重要意义。第三部分,指出明代翰林院作为高级人才的聚集地,在考察翰林院制度与运作的基础上,用相关理论分析教学现象,以教育学、人才学和社会学视野,探讨翰林院教育价值。首先,针对翰林院教育发展的特殊性,明确皇权绝对权威下各个主体的角色定位,厘清教育史实,认识翰林院人才培养特色。其次,由于翰林院是明代高级人才的聚集地,机构运作本身就蕴含人才学的相关理论,从人才选拔与配置、考绩与流动层面分别分析庶吉士群体和馆师群体,突出翰林院在人才管理上的特色。最后,从社会学视角分析翰林院储才养望的教育史实。具体而言,用社会学的两个理论进行分析,即用符号互动理论分析翰林群体价值;用科层管控理论分析翰林师资队伍。第四部分,该部分主要是对翰林院储才养望教育史实的思考,储才养望是翰林院主要活动,其使翰林院运作更赋教育价值,储才养望的目的、实质与历史作用,以便深刻认识翰林院储才养望的教育价值。此外还包括储才养望的历史影响和当代启示。在历史影响部分,从正反两个层面认识翰林院意义,指出明代翰林院储才养望的教育价值,即促进科举制度四级人才结构的建立,提升“实学”教育的影响和加速官僚体系内部的流动性;分析翰林院储才养望教育史实的弊端,在禁锢翰林群体思想的同时,还激化翰林内部党争活动。在翰林院储才养望的当代启示部分,指出应注重教育内容实用性,提升考核手段的完备性及注重教师队伍的结构优化三点。作为历代王朝中的官僚培育机构,翰林院承担了对国家高层政治人才的教育职责。本文尝试对明代翰林院教育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力图通过对明代翰林院教育的考察,最大限度的呈现翰林院教育的全貌,还原翰林院的教育功能,凸显明代翰林院在储才养望方面的贡献,强调翰林院在培养德才兼备之人方面的作用。
黄首禄[10]（2014）在《明代御制文献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御制文献是指经帝王主动参与的、为反映帝王个人意图所撰修的文献。此类文献或由帝王亲自撰着,或经帝王授意由儒臣代笔,鲜明的反映出帝王的执政意图、文化旨趣及学识素养,是我国古代文献典籍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其中很有特色的一道风景。长期以来,御制文献中的单篇、单类文献或已得到了较为充分的研究,而将御制文献作为整体进行整理编目、系统研究的工作则相当缺乏,亦未受到学界的重视,很有系统发掘整理的必要。明代是御制文献的快速发展期,也是御制文献这一类目正式确立并逐渐被认可的重要阶段,其文献数量之庞大,种类之繁多,前所未有。本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明代御制文献概论、明代御制文献考述、明代御制文献的分类、明代御制文献的编撰历史、明代御制文献的特点、明代御制文献的价值及局限。第一部分是对明代御制文献进行概况说明。明代御制文献共有四百余种,御制文献多有“御制”、“钦定”、“敕撰”等书名冠词。第二部分是对整理爬梳出来的四百余种明代御制文献按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进行分类编目并系统考述。考述部分主要针对每部御制文献的成书背景、撰修人员、时间、经过、内容、主要版本及后世收藏情况等作尽可能的考述说明。本章是全文的最基础、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后面研究工作的依据所在。第三部分主要是从文献内容、参与方式、目的意图三个方面对明代御制文献进行分类概述。从文献内容看,可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每类下又细分小类。从参与方式看,主要分为御着类、敕撰类、御审类等。从目的意图看,主要有治国理政、尊经崇史、垂训儆戒、闲情逸趣、实用工具等五个方面。第四部分论述明代御制文献的编撰历史。从太祖洪武开国至崇祯煤山殉国,有明几乎历朝历代都有御制文献的产生。从洪武朝开国伊始的顶峰到武宗时的谷底,再经由世宗朝的逐渐发展,形成一个小高潮,最后至崇祯亡国的没落,明代御制文献的历史与明代帝王的执政态度与在位长短息息相关。第五部分论述明代御制文献的特点。明代御制文献除了具备一般御制文献共有的多样性、权威性、私密性、连续性等特点外,它的突出性特点则表现在其个体性与时效性两方面。第六部分总结明代御制文献的价值及局限。明代御制文献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其社会历史价值上,它指导了当时国家、社会、人民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其次是其学术价值,学术价值主要包括文献学价值、史料价值、文艺及思想价值等。文献学价值方面,明代御制文献在目录、版本校勘、辑佚、传播与利用等方面的价值对后世的整理研究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很多明代御制文献保存了或本身即是第一手的史料,其史料价值也是非常巨大的。最后明代御制文献对研究明代帝王的思想政治观念与文学艺术水平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当然承帝王讳古、儒臣阿好之弊,且又书出多手,编纂不精等原因,明代御制文献经常被后世儒臣篡改粉饰,其可信度常令人怀疑,需要辩证看待。
二、翰林院制度与明代图书文献管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翰林院制度与明代图书文献管理（论文提纲范文）
（1）乾嘉时期帝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同类课题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
| 三、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四、相关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帝师的由来及相关制度 |
| 第一节 帝师职业的产生及发展 |
| 一、帝师一职的渊源 |
| 二、清以前历代王朝的帝师 |
| 第二节 清代帝师的产生及相关制度 |
| 一、清代帝师的产生 |
| 二、清前中期帝师的相关制度 |
| 第二章 乾嘉时期帝师群体分析 |
| 第一节 乾嘉时期帝师的基本情况 |
| 一、乾嘉时期帝师的人数统计 |
| 二、乾嘉时期帝师的年龄、籍贯和出身 |
| 三、乾嘉时期帝师的才干和品德 |
| 第二节 乾嘉时期帝师的参政状况 |
| 一、乾嘉时期帝师的仕途 |
| 二、乾嘉时期帝师在政坛上的作为 |
| 第三节 乾嘉时期帝师的文化活动 |
| 一、参与官修,编纂书籍 |
| 二、着书立说,传承思想 |
| 三、文以修身,艺以养性 |
| 第四节 乾嘉时期帝师与皇帝的关系 |
| 一、乾隆帝与其老师的关系 |
| 二、嘉庆帝与其老师的关系 |
| 第三章 乾嘉时期帝师的地位及历史作用 |
| 第一节 乾嘉两朝帝师的地位 |
| 一、乾隆帝师的地位 |
| 二、嘉庆帝师的地位 |
| 第二节 乾嘉两朝帝师的历史作用 |
| 一、提高皇帝的文化素质 |
| 二、影响乾嘉时期的治国理念 |
| 三、力图改变乾嘉时期的政治环境 |
| 四、推动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2）“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研究内容架构 |
| 第一章“首崇满洲”的内涵与成因 |
| 第一节“首崇满洲”的提出 |
| 第二节“首崇满洲”的内涵 |
| 一、“薙发易服” |
| 二、“清语骑射” |
| 三、政权建构 |
| 四、职官制度 |
| 第三节“首崇满洲”的成因 |
| 一、现实原因 |
| 二、政治诱因 |
| 小结 |
| 第二章“首崇满洲”观念下的翻译科举政策 |
| 第一节 翻译科考的缘起 |
| 一、文科举中的翻译考试 |
| 二、《雍正会典》等文献的误记 |
| 三、《八旗通志》等文献的记载 |
| 四、《钦定国子监志》的补正 |
| 五、雍正朝翻译科的考试与额取 |
| 第二节 翻译科考的科目与类型 |
| 一、满洲科 |
| 二、蒙古科 |
| 三、宗室翻译科 |
| 四、驻防翻译科 |
| 第三节 翻译科考的考试内容 |
| 第四节 翻译科考的规模与额取 |
| 第五节 翻译科考中的舞弊与防弊 |
| 第六节 翻译科考的政治文化意涵 |
| 一、选拔翻译人才 |
| 二、实行“同文之治” |
| 三、维护满洲旧俗 |
| 小结 |
| 第三章“首崇满洲”观念下的翻译职官政策 |
| 第一节“笔帖式”政策 |
| 一、“笔帖式”的历史流变 |
| 二、“笔帖式”的职掌 |
| 三、“笔帖式”的选用 |
| 四、“笔帖式”的设置目的 |
| 第二节 庶吉士政策 |
| 一、庶吉士的类别 |
| 二、庶吉士的馆选 |
| 三、庶吉士的教习与考课 |
| 四、庶吉士的翻译职掌 |
| 五、庶吉士的散馆 |
| 六、翻译庶吉士的创设 |
| 第四章“首崇满洲”观念下的翻译人才培养政策 |
| 第一节 清代前期的旗学体系 |
| 第二节 旗学中的教材与课业 |
| 第三节 旗学中的翻译人才培养 |
| 第四节 翻译人才培养的典范 |
| 一、咸安宫官学 |
| 二、绥远城官学 |
| 小结 |
| 第五章“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汉籍(书)翻译政策 |
| 第一节 汉籍(书)翻译的整体情况 |
| 第二节 入关前的汉籍翻译 |
| 第三节 顺治至乾隆年间的汉书翻译 |
| 第四节 汉籍(书)翻译中的文化沟通意涵 |
| 第五节 汉籍(书)翻译的经典之作 |
| 一、《四书》 |
| 二、《五经》 |
| 三、《金瓶梅》 |
| 第六节 汉籍(书)翻译中的译名规范化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个人简历 |
（3）近四十年元代翰林院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一、近四十年元代翰林院研究状况 |
| 二、关于近四十年元代翰林院研究的几点思考 |
（4）《国朝献徵录·翰林院》整理与明代翰林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绿起及意义 |
| 二 《国朝献徵录》及其整理研究现状 |
| 三 明朝翰林院制度研究现状 |
| 上编 《国朝献徵录·翰林院》与明代翰林院研究 |
| 第一章 《国朝献徵录·翰林院》编纂体例与翰林院 |
| 一 明代翰林院的设置 |
| 二 《国朝献徵录·翰林院》编纂体例概述 |
| (一) 以官署级别高下编裁人物 |
| (二) 以时间先後顺序编 排 |
| (三) 另为南京翰林院立卷 |
| (四) 《国朝献徵录·翰林院》未载官员原因简探 |
| 第二章 《国朝献徵录·翰林院》与翰林官 |
| 一 翰林院官员的职掌 |
| 二 翰林院官员的适转 |
| 三 翰林院官员的品行才干 |
| (一) 忠孝品德 |
| (二) 文学艺术才能 |
| (三) 管理决策才干 |
| 第三章 《国朝献徵录·翰林院》与翰林院文学 |
| 一 明初翰林文学的初建 |
| (一) 构建正统文学典范 |
| (二) 不为正统所拘的多种风格 |
| 二 明朝馆阁文学与台阁体的盛行 |
| (一) 台阁体文风的演变与盛行 |
| (二) 台阁体与多样化并存的文风 |
| 三 明代翰林院文学的渐变与复振 |
| (一) 台阁文风的遗存 |
| (二) 个人意识表达的渐强 |
| 结语 |
| 下编 《国朝献徵录·翰林院》整理 |
| 凡例 |
| 焦太史编辑国朝献徽录卷之二十翰林院一 |
| 焦太史编辑国朝献徵录卷之二十一翰林院二 |
| 焦太史编辑国朝献徵录卷之二十二翰林院三 |
| 焦太史编辑国朝献徵录卷之二十三南京翰林院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5）陈廷敬与康熙诗坛（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现状综述 |
| 二、文本研究内容及意义 |
| 三、本文研究思路及方法 |
| 四、陈廷敬生平概述 |
| 第一章 陈廷敬与翰林院的台阁诗风 |
| 第一节 “清雅醇厚”的台阁诗风 |
| 一、庙堂之清音 |
| 二、笔调之深厚 |
| 第二节 翰苑对陈廷敬诗风的塑造 |
| 一、词垣的文学生态 |
| 二、词臣的身份认知 |
| 第三节 帝王的重视与诗风的定型 |
| 一、加强翰苑管理的背景 |
| 二、屡次优待翰林的举措 |
| 第二章 陈廷敬与王士禛的神韵诗风 |
| 第一节 神韵兼豪健的诗风 |
| 一、观点的提出及诗学背景 |
| 二、神韵兼豪健诗风的特色 |
| 第二节 渔洋与说岩之交往 |
| 一、雅集论诗 |
| 二、馆阁应制 |
| 三、扈从相遇 |
| 第三节 说岩对渔洋之追步 |
| 一、说岩诗神韵化倾向 |
| 二、说岩对渔洋的认可 |
| 第三章 陈廷敬与吴之振的宗宋诗风 |
| 第一节 宗宋的时间及表现 |
| 一、宗宋的时间 |
| 二、宗宋的表现 |
| 第二节 孟举与说岩的宗宋诗学 |
| 一、吴孟举学宋的观点 |
| 二、孟举与说岩之交往 |
| 第三节 陈说岩的宗宋诗风 |
| 一、引日常生活入诗 |
| 二、善用议论和典故 |
| 第四章 清初诗选与陈廷敬诗歌经典化 |
| 第一节 诗选与陈廷敬的经典地位 |
| 一、诗歌选录的特点 |
| 二、诗选的文献价值 |
| 三、经典诗作的确立 |
| 第二节 陈廷敬诗歌经典化的因素 |
| 一、内在因素 |
| 二、外在因素 |
| 第三节 诗歌编选活动的式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清初清诗选本辑录陈廷敬诗歌的篇目 |
| 致谢 |
（6）明代内府藏书管理及其启迪（论文提纲范文）
| 1 前言 |
| 2 明代内府藏书管理之必要 |
| 2.1 承袭图书典藏的历史传统 |
| 2.2 统筹图书工作的现实要求 |
| 2.3 执掌图书业务的内在需求 |
| 3 明代内府藏书管理之机制 |
| 3.1 构建内外并行之分立管理 |
| 3.2 保障业务合作之协同管理 |
| 3.3 采用号橱排架之分类管理 |
| 3.4 促进文献利用之流通管理 |
| 4 明代内府藏书管理之启迪 |
| 4.1 优化文献管理的规章制度 |
| 4.2 建立资源共享的协作平台 |
| 4.3 健全人才利用的运行机制 |
| 4.4 改进业务工作的技术方法 |
| 5 结语 |
（7）宋代主要园林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中国古代园林“通史”写作中“宋代园林史”研究的几个特征 |
| 1.1.2 “通史”写作中“宋代园林史”研究的两个默认前提 |
| 1.1.2.1 前提一: 知识体系的改变----从“四库之学”到“七科之学” |
| 1.1.2.2 前提二: 重要概念的变迁----以“中国园林”概念的形成为例 |
| 1.1.3 论文研究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预防措施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1.1 在结构上梳理宋代“知识体系”和园林的联系 |
| 1.2.2.2 在宋代“知识体系”下明确宋代园林的有关观念 |
| 1.2.2 研究意义 |
| 1.2.2.1 对宋代园林的多元化认知的意义 |
| 1.2.2.2 对继承和发展宋代园林的意义 |
| 1.3 研究结构 |
| 1.4 概念界定 |
| 1.5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5.1 现代学术和“传统学术”的区分 |
| 1.5.2 “传统学术”中对宋代园林的研究 |
| 1.5.3 现代学术对宋代园林的研究 |
| 1.5.3.1 宋代园林研究的二手文献目录 |
| 1.5.3.2 二手文献中针对中国园林史学史的研究 |
| 1.5.3.3 现代学术中中国园林史研究的不同阶段 |
| 1.5.3.4 宋代园林为主的二手文献研究综述 |
| 1.6 论文的创新点 |
| 2. 宋代园林论述的知识框架及资料库 |
| 2.1 宋代书目体系作为园林论述的主要知识框架 |
| 2.2 按宋代主要知识框架梳理现存宋代园林论述 |
| 2.2.1 当代出版文献中所引用的宋代园林论述 |
| 2.2.2 现存古籍中的宋代园林论述 |
| 2.2.2.1 现存宋代古籍的书目查找文献 |
| 2.2.2.2 断代宋诗、词、文、笔记的总集 |
| 2.2.2.3 古籍电子资源检索渠道 |
| 2.2.3 宋代园林论述分类资料库的建立 |
| 3. 宋代园林的基本概念和范畴 |
| 3.1 现代学科对“园林”及其相关范畴的讨论 |
| 3.1.1 对园林定义及范畴的设定 |
| 3.1.2 对“园及其相关概念的讨论”与“最早园林形式”的研究 |
| 3.1.3 作为古代汉语复合词的园、园林、园圃、园亭、苑囿等 |
| 3.2 五种语境下宋代对“苑囿园圃”范畴的解释 |
| 3.2.1 宋代小学类论述中对“苑囿园圃”的注释 |
| 3.2.1.1 宋人在“词书”中对“园及其相关概念”的解释 |
| 3.2.1.2 宋人在“字书”研究中对”苑、囿、园、圃”的直接注释 |
| 3.2.1.3 宋在“韵书”中对“苑、囿、园、圃”的直接注释 |
| 3.2.1.4 小结 |
| 3.2.2 宋代易类、周礼类论述中“园圃”的两种基调性风格 |
| 3.2.2.1 宋人在《周易》研究中对园圃“质素”的解释 |
| 3.2.2.2 宋人在《周礼》研究对园圃中“毓”的解释 |
| 3.2.2.3 小结 |
| 3.2.3 宋代史类论述中对“苑囿、园池”的解释 |
| 3.2.4 宋代类书对“苑囿、园圃”的分类解释系统 |
| 3.2.4.1 早期“类书”形成及其归类依据 |
| 3.2.4.2 宋代之前类书中对苑囿、园圃的归类 |
| 3.2.4.2.1 《北堂书钞》中园林内容的归类特征 |
| 3.2.4.2.2 《艺文类聚》中园、圃的归类特征及不设苑囿类的原因 |
| 3.2.4.2.3 《初学记》和《白氏六帖事类集》中苑囿、园圃的归类特征 |
| 3.2.4.2.4 小结 |
| 3.2.4.3 宋代类书中对苑囿、园圃内容的归类 |
| 3.2.4.3.1 《太平御览》居处部与资产部中苑囿、园圃与园、圃的归类特征 |
| 3.2.4.3.2 《书叙指南》对“楼台池园”的归类特征 |
| 3.2.4.3.3 《海录碎事》对宫苑、园圃概念的解释 |
| 3.2.4.3.4 《事物纪原》对宫苑、内园、园、圃、囿、池、亭等概念的解释 |
| 3.2.4.3.4 小结 |
| 3.2.5 宋代文集中园圃的三种代称:三径、醉乡、无何有之乡 |
| 3.3 小结:多元语境对宋代园林基本概念与范畴的影响 |
| 4. 儒家文化对宋代史书和儒家书籍中园林论述的影响 |
| 4.1 儒家文化在史类文献论述中对苑囿、园圃的道德判断 |
| 4.1.1 宋记录前代的史书中反映出的对苑囿、园圃的道德判断 |
| 4.1.1.1 对帝王、王侯、官吏大肆营建苑囿、沉湎园圃游乐行为的批判 |
| 4.1.1.2 对帝王为贫民开放苑囿行为的赞许 |
| 4.1.1.3 唐初的禁止穿池筑苑及其在唐中宗时期的忽略 |
| 4.1.1.4 帝王诸侯苑囿中亲自种植麦祭祀并强调农耕之难 |
| 4.1.1.5 对帝王之苑囿和王侯之园圃的目的是弘礼法而非娱乐的解释 |
| 4.1.1.6 对官吏退居小园的赞颂 |
| 4.1.2 宋代正史中反映出对“苑囿、园圃”的道德判断 |
| 4.1.2.1 北宋苑囿中观看稻、麦谷物与祭祖行为 |
| 4.1.2.2 对官员沉溺园圃享乐的行为进行批判 |
| 4.1.2.3 对官吏退休后营建小园或悠游园林的赞赏 |
| 4.1.3 宋代帝王对园圃态度的转变 |
| 4.1.3.1 宋代之前园圃作为因功绩而赏赐的资产 |
| 4.1.3.2 宋代园圃除了作为资产进行赏赐,还能进献、贿赂和抢夺 |
| 4.1.4 小结 |
| 4.2 儒家文化在儒家文献论述中对苑囿、园圃性质的影响 |
| 4.2.1 苑囿应有“扬礼”和“劝谏”之性质 |
| 4.2.2 儒家“君子”的身份对园圃性质的影响 |
| 4.2.3 小结 |
| 5.宋代园林重要的审美观念“乐” |
| 5.1 中国早期文化中对“乐”的探讨 |
| 5.1.1 对“乐“诠释的两种主要面向及其关系 |
| 5.1.2 儒家对”乐“的几种关键概念讨论 |
| 5.1.2.1 颜子之乐 |
| 5.1.2.2 后乐,众乐与独乐 |
| 5.1.2.3 山水之乐 |
| 5.1.3 道家对“至乐“的讨论 |
| 5.2 “乐”对早期园林的影响 |
| 5.2.1 众乐、独乐与早期园林 |
| 5.2.2 山水之乐与早期园林 |
| 5.2.3 宫室苑囿之乐 |
| 5.3 “乐”对宋代园林的影响 |
| 5.3.1 宋代之前园林论述中对“乐”的讨论 |
| 5.3.2 “乐”作为宋代园林论述中的主要话题 |
| 5.3.3 “众乐与独乐”对宋代园林的影响 |
| 5.3.3.1 “众乐”对兴建官署园林的影响 |
| 5.3.3.2 “共乐”对帝王开放苑囿现象的影响 |
| 5.3.3.3 宋代园林众乐现象的特例:真假“独乐”园林 |
| 5.3.3.4 小结 |
| 5.3.4 多元化的“乐”对宋代园林欣赏的影响 |
| 5.3.4.1 山水之乐与众乐的区别 |
| 5.3.4.2 君子之乐与众人之乐 |
| 5.3.4.3 内乐与外乐 |
| 5.3.4.4 贤者后乐 |
| 5.3.4.5 园林的大小与君子之乐、世俗之乐的关系 |
| 5.3.4.6 小结 |
| 6. 对宋代园林论述中理法的研究 |
| 6.1 宋代馆阁翰苑中的园林布局形态 |
| 6.1.1 宋代馆阁翰苑的沿革与基本特征 |
| 6.1.1.1 宋代馆阁制度及其特征 |
| 6.1.1.1.1 宋代之前“馆阁”制度 |
| 6.1.1.1.2 两宋的馆阁制度 |
| 6.1.1.1.3 宋代馆阁制度建筑和使用者的特征 |
| 6.1.1.2 宋代翰苑制度及其特征 |
| 6.1.1.2.1 宋代之前的翰林院制度 |
| 6.1.1.2.2 宋代翰林学士院制度建筑和使用者特征 |
| 6.1.1.3 馆阁翰苑的关系 |
| 6.1.2 宋代之前的馆阁翰院园林布局 |
| 6.1.2.1 汉代石渠阁园林情况 |
| 6.1.2.2 唐代馆阁翰院园林情况 |
| 6.1.2.2.1 三馆的园林情况 |
| 6.1.2.2.2 翰林院园林 |
| 6.1.2.2.3 小结 |
| 6.1.3 宋代馆阁园林布局 |
| 6.1.3.1 北宋东都馆阁园林布置 |
| 6.1.3.1.1 东都皇城升龙门左 |
| 6.1.3.1.2 东都内外馆并存、外馆 |
| 6.1.3.1.3 东都皇城 |
| 6.1.3.2 南宋临安的秘书省园林布局 |
| 6.1.3.2.1 宋官署园林布局特点 |
| 6.1.3.2.2 临安淳熙年间至绍定年间秘书省建筑庭院及后园园林布局复原 |
| 6.1.3.3 小结 |
| 6.2 “见山”观念对宋代园宅营建的影响 |
| 6.2.1 “见山”对南北朝谢氏家族园林观念的影响 |
| 6.2.2 “见山”对宋人园林观念的影响 |
| 6.2.2.1 “见山”对卜居、选址、买宅的影响 |
| 6.2.2.1.1 郊野筑居以见山 |
| 6.2.2.1.2 城内利用场地地势建堂见山 |
| 6.2.2.1.3 城内住宅利用建高台见山 |
| 6.2.2.1.4 城内花费钱财购买可见山之宅 |
| 6.2.2.1.5 宅园选址应在山正面 |
| 6.2.2.2 “见山”的多元欣赏方法及对造园的影响 |
| 6.2.2.2.1 陶氏之“见山”而非“望山” |
| 6.2.2.2.2 见山需要依靠心、胸与儒家道德观 |
| 6.2.2.2.3 观假山、屏绘山与儒家道德观中对此的反对 |
| 6.2.2.2.4 “登高看山或看山外”与道家“脱尘”文化 |
| 6.2.2.3 “见山”的组景模式 |
| 6.2.2.3.1 见山近在几席 |
| 6.2.2.3.2 见山与“列岫”、“入檐” |
| 6.2.2.3.3 见山的山色 |
| 6.2.3 小结 |
| 6.3 宋代园林对水的模仿 |
| 6.3.1 悬水模式 |
| 6.3.2 模仿水声 |
| 6.3.3 对真假水的讨论 |
| 6.4 “顺物性”的观念对宋代园林的影响 |
| 6.5 宋代园林中对植物的选择 |
| 6.5.1 宋代园林中的三大类植物 |
| 6.5.2 禁止官员在园中种园蔬获利 |
| 6.6 宋代园圃重要组成要素:园篱 |
| 7.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致谢 |
（8）明末清初诗经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明末清初学术背景与诗经学 |
| 第一节、明代前中期思想背景与诗经学 |
| 第二节、明末复古宗汉之风的兴起 |
| 第三节、清初文化与学术背景 |
| 第四节、清初遗民学者对明代学衍的总结和反思 |
| 第五节、明清之际诗经学者群体之考察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复古与竞新：明末诗经学 |
| 第一箭、郝敬《毛诗原解》：回归圣人原意 |
| 第二节、何楷《诗经世本古义》：以古义立新诠 |
| 第三节、回归古义：明末诗经学的考澄与复古 |
| 第四节、伪《子贡诗傅》、《申培诗说》与明末诗经学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清初诗学三大家与清代考据形态的生成 |
| 第一节、钱澄之《田间诗学》：尊序背景下的弥缝与折衷 |
| 第二节、朱鹤龄《诗经通义》：考据风气的渗透 |
| 第三节、陈启源《毛诗稽古编》与清代汉学的发端 |
| 第四节、考据形态的生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以理说诗的衰亡 |
| 第一节、祖述朱子的诗经学着作及其困境 |
| 第二节、王夫之《诗广传》与“以诗论理”傅统 |
| 第三节、姚际恒《诗经通论》的考辨精神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钦定诗经传说汇集纂》与康熙学臣的诗经学 |
| 第一节、《诗经传说汇纂》完成时间考 |
| 第二节、《诗经汇纂》编纂人员及学术取向 |
| 第三节、方苞《朱子诗义补正》舆《诗经汇纂》 |
| 第四节、李光地《诗所》与《诗经汇纂》 |
| 第五节、《钦定诗经傅说汇纂》传怖与推广 |
| 第六节、《诗经汇纂》封清代诗经学着作的影响——以方玉润《诗经原始》为讨论中心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附：明末清初诗经学年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储才养望：明代翰林院制度运作的考察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1.翰林院为官僚培育机构 |
| 2.明代翰林院发展的特殊性 |
| 3.翰林院教育功能被弱化 |
| 4.导师的建议与指导 |
| （二）文献综述 |
| 1.研究现状 |
| （1）对历代翰林院学术研究回顾（明代除外） |
| （2）明代翰林院研究学术回顾 |
| 2.现有研究不足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方法 |
| 一、储才养望：翰林院基本概况与目标定位 |
| （一）翰林院的产生背景 |
| 1.政治背景 |
| 2.经济水平 |
| 3.文教政策 |
| （二）翰林院的机构与职掌 |
| 1.翰林院的机构设置 |
| （1）翰林院之建制 |
| （2）翰林院之下属机构 |
| 2.翰林院的职掌 |
| （三）储才养望：翰林院目标定位 |
| 二、储才养望的制度及运作考察 |
| （一）翰林院储才养望的制度考察 |
| 1.翰林院庶吉士制度考察 |
| （1）庶吉士的遴选途径 |
| （2）庶吉士的学习内容 |
| （3）庶吉士的考课方式 |
| （4）庶吉士制度的评价 |
| 2.翰林院馆师制度考察 |
| （1）翰林馆师的遴选途径 |
| （2）翰林馆师的职掌内容 |
| （3）翰林馆师的考核方式 |
| （4）翰林馆师制度的评价 |
| （二）翰林院储才养望的运作考察 |
| 1.储才养望的指导思想 |
| （1）学用合一 |
| （2）教学相长 |
| 2.储才养望的基本模式 |
| 3.储才养望的运作特色 |
| （1）教学计划以培养人才实用性为目标 |
| （2）教学管理侧重庶吉士日常教学管理 |
| （3）教学质量评价以“散馆”为基准 |
| 三、储才养望教育活动的理论分析 |
| （一）教育学视野下的分析 |
| 1.教学计划的决策者：帝王角色分析 |
| 2.教学运行的实施者：馆师角色分析 |
| 3.教学活动的承担者：庶吉士角色分析 |
| （二）人才学视野下的分析 |
| 1.人才选拔与配置：基于庶吉士转阶后仕途发展的考察 |
| 2.人才考绩与流动：基于馆师群体流动性的考察 |
| （三）社会学视野下的分析 |
| 1.符号互动：翰林群体活动价值分析 |
| 2.科层管控：翰林师资队伍调整分析 |
| 四、翰林院储才养望的理性思考 |
| （一）翰林院储才养望的价值分析 |
| 1.学用结合：翰林院教育的目的 |
| 2.职前培训：翰林院教育的实质 |
| 3.倾而不覆：翰林院教育的历史作用 |
| （二）翰林院储才养望的历史影响 |
| 1.储才养望的积极影响 |
| （1）促进科举制度四级人才结构的建立 |
| （2）提升“实学”教育的影响 |
| （3）加速官僚体系内部的流动性 |
| 2.储才养望的消极影响 |
| （1）禁锢翰林群体的思想 |
| （2）激化翰林内部党争活动 |
| （三）翰林院储才养望的当代启示 |
| 1.注重教育内容实用性 |
| 2.提高考核手段的完备性 |
| 3.注重教师队伍的结构优化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10）明代御制文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写作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二) 研究对象与范围 |
| (三) 研究现状 |
| 1. 御制文献的整理及研究 |
| 2. 明代御制文献的整理及研究 |
| (四)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明代御制文献概论 |
| (一) 明代御制文献的学术背景 |
| 1 御制文献的发展概况 |
| 2. 御制文献与官修文献 |
| 3. 御制文献的重要标识 |
| (二) 明代御制文献的时代背景 |
| (三) 明代御制文献的编撰原因 |
| (四) 明代御制文献的着录概况 |
| 二、明代御制文献考述 |
| 凡例 |
| 经部 |
| 易类 |
| 书类 |
| 诗类 |
| 礼类 |
| 春秋类 |
| 群经总义类 |
| 四书类 |
| 小学类 |
| 史部 |
| 正史类 |
| 编年类 |
| 杂史类 |
| 诏令奏议类 |
| 传记类 |
| 地理类 |
| 职官类 |
| 政书类 |
| 目录类 |
| 史评类 |
| 子部 |
| 儒家类 |
| 医家类 |
| 天文历数类 |
| 艺术类 |
| 杂家类 |
| 类书类 |
| 释家类 |
| 道家类 |
| 集部 |
| 别集类 |
| 总集类 |
| 词曲类 |
| 三、明代御制文献的分类 |
| (一) 从文献内容上看 |
| 1. 经部 |
| 2. 史部 |
| 3. 子部 |
| 4. 集部 |
| (二) 从参与方式上看 |
| 1. 御着类 |
| 2. 敕撰类 |
| 3. 御审类 |
| (三) 从目的意图上看 |
| 1. 治国理政 |
| 2. 尊经崇史 |
| 3. 垂训儆戒 |
| 4. 闲情逸致 |
| 5. 实用工具 |
| 四、明代御制文献的编撰历史 |
| (一) 明代中前期(洪武至正德) |
| 1. 明太祖朱元璋 |
| 2. 明惠帝朱允炆 |
| 3. 明成祖朱棣 |
| 4. 明仁宗朱高炽 |
| 5. 明宣宗朱瞻基 |
| 6. 明英宗朱祁镇 |
| 7. 明代宗朱祁钰 |
| 8. 明宪宗朱见深 |
| 9. 明孝宗朱佑樘 |
| (二) 明代中后期(正德至崇祯) |
| 10. 明武宗朱厚照 |
| 11. 明世宗朱厚熄 |
| 12. 明穆宗朱载垕 |
| 13. 明神宗朱翊钧 |
| 14. 明光宗朱常洛 |
| 15. 明熹宗朱由校 |
| 16. 明思宗朱由检 |
| 五、明代御制文献的特点 |
| (一) 明代御制文献的一般特点 |
| 1. 多样性 |
| 2. 权威性 |
| 3. 私密性 |
| 4 连续性 |
| (二) 明代御制文献的突出特点 |
| 1. 个体性 |
| 2. 时效性 |
| 六、明代御制文献的价值及局限 |
| (一) 明代御制文献的价值 |
| 1. 社会历史价值 |
| 2. 学术价值 |
| (二) 明代御制文献的局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四、翰林院制度与明代图书文献管理（论文参考文献）
- [1]乾嘉时期帝师研究[D]. 历远程.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2]“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D]. 宋以丰.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3]近四十年元代翰林院研究的回顾与思考[J]. 李江伟.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6)
- [4]《国朝献徵录·翰林院》整理与明代翰林院研究[D]. 樊月.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6)
- [5]陈廷敬与康熙诗坛[D]. 姚燕. 安徽师范大学, 2019(01)
- [6]明代内府藏书管理及其启迪[J]. 易凌,龚蛟腾,刘春云. 高校图书馆工作, 2018(03)
- [7]宋代主要园林论述研究[D]. 张鹏. 北京林业大学, 2016(04)
- [8]明末清初诗经学研究[D]. 于浩. 武汉大学, 2016(06)
- [9]储才养望：明代翰林院制度运作的考察与思考[D]. 于芳芳. 曲阜师范大学, 2016(02)
- [10]明代御制文献研究[D]. 黄首禄. 湖北大学, 201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