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90年《甘肃教育》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汪若青[1]（2020）在《敦煌唐代咸亨至仪凤年间的宫廷写经》文中研究表明武则天为父母做功德所抄的《金刚经》《妙法莲华经》是唐代官写佛经的典范,赖敦煌遗书得以保存。每部经卷分作经序、经文和题记三个部分。武氏所撰《金刚经序》《妙法莲华经序》抄冠于每部佛经卷首,序文结构严整,融汇了赞颂经文与发愿祈福两种文体。所抄两部佛经的版本取鸠摩罗什译本,经文与《大正藏》本之间存在异文。各卷尾题后书列题记,依次记录该卷的抄写时间、抄经书手、用纸张数、装潢匠人、校经僧俗、详阅大德、写经判官、写经使等信息。这次抄经活动缘起于武后母亲杨氏夫人辞世,约始于咸亨二年（671）,止于仪凤二年（677）。所调抄经、校经书手来自门下省、秘书省、弘文馆及东宫左春坊等中央官署,所征用校经僧众主要来自长安各皇家寺院,书手们固定且长期服役,僧众们在整个写经活动的前、中期与书手合作紧密。每卷经文抄、校工作基本由两人以上负责。抄经任务的分配上,每部经文均由一人独立负责抄写,单人效率约一天一部《金刚经》、一至两天一卷《妙法莲华经》。校经任务的分配上,每卷经文的校读工作由多人校一卷逐渐演变为单人校一卷,书手多校《金刚经》,僧众仅校《妙法莲华经》。参与详阅经卷的高僧大德基本固定,他们与皇室渊源深重,是高宗至武周年间长安佛教界的主干。此外,中央官署选派一使一判官监护,写经使代表皇室监管写经活动,具体事务则由判官负责。题记中所展现的抄经活动严谨运作的画面,与实际可能并不相符。各卷经文中都有比例不小的主观错谬,大部分经卷中没有校改痕迹,装潢手也有失误,说明实际的执行过程并不严格。尽管这次抄经活动被视作唐代皇家写经功德活动的一个缩影,其规范的经序内容与题记格式表明,这也只是一次日常的皇室佛教活动。
王孟[2]（2016）在《敦煌佛教疑伪经综录》文中研究说明佛教疑伪经是佛教研究的重要资料,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所以,佛教疑伪经研究目前已经成为国际佛教学术界的一大研究热点。由於中国古代僧人出於纯洁信仰的考虑,禁绝佛教疑伪经的流通,将它们排斥在大藏经之外,以致中国绝大多数佛教疑伪经都亡佚不存。赖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我们今天可以重睹100多种久已亡佚的佛教疑伪经。虽说敦煌遗书中保存的疑伪经为佛教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料,但因敦煌遗书散藏在世界各地,且无总目录可以导航,故研究者至今很难把握其全貌以及寻觅本人研究所需的佛教疑伪经。这一现状导致敦煌学虽已百年,敦煌佛教疑伪经研究缺乏总体把握的现状并无根本改观。本论文的题目为《敦煌佛教疑伪经综录》,依托方广錩先生主持的《敦煌遗书数据库》,采用文献学的方法对敦煌藏经洞所存佛教疑伪经做一个鸟瞰式的整理,目的有两个:一是汇总、梳理目前已经收集到的所有敦煌佛教疑伪经,公布其目录资料;一是梳理每一部敦煌佛教疑伪经至今为止的研究史,罗列其研究编年,并努力对这些研究成果加以述评。前(5学者教导我们,学术研究要靠资料讲话。资料有三类:原始资料、研究资料与动态资料。本论文力求为研究者提供至今为止与敦煌佛教疑伪经研究相关的原始资料、研究资料的基本信息,力图为从事敦煌佛教疑伪经研究的研究者提供一本可信的工具书。本论文的导论部分,通过梳理对佛教疑伪经的诸种判别标准及其背後反映的思想倾向,认为就对佛教疑伪经的认知与研究而言,应将疑伪经的判别标准回归到中国古代僧人确立的“翻译标准”上。论文回顾了以往诸位研究者对佛教疑伪经的各种分类法,尝试以撰作目的为标准,对敦煌佛教疑伪经进行分类。力图在具体操作中进一步解决疑伪经的分类问题。本论文的正文部分,对每一部敦煌佛教疑伪经,分别以“相关资料”、“研究编年”、“研究述评”为序进行论述。在“相关资料”部分,对该部佛教疑伪经的经录着录、现存状况、异本系统、经文内容等予以介绍,力图使读者把握该佛教疑伪经的原始资料。在“研究编年”部分,用“编年史”的方式,按时间顺序对该佛教疑伪经的研究史进行梳理,使读者能够基本把握该部佛教疑伪经的研究现状。在“研究述评”部分,以问题为中心,对相关学术研究问题进行梳理,力图总结以往对该敦煌佛教疑伪经研究的成绩和不足,以期通过总结,发现问题,进一步推进对该疑伪经的研究。
张长彬[3]（2014）在《敦煌曲子辞写本整理与研究》文中指出在敦煌遗书中保存着一批自称“曲子”或“杂曲子”的歌辞作品，这些歌辞连同那些体制相同但末标“曲子”之名的作品，共分布在53个写本之中。本文以这些写本以及写本上的曲子辞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本文由绪论及上、下二编组成．绪论从当今敦煌学的学科现状入手，分析了敦煌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认为以写本学的方法治理敦煌文学应是今後敦煌文学研究的大势。出於这种认识，绪论第二部分回顾并分析了写本学的发生发展状况，认为写本学是随着敦煌学的建立而自然发生的，在实践与理论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但总体来说仍处在起步阶段。绪论第三部分介绍了本文对敦煌曲子辞写本研究的具体方法。上编以写本为单位对53个敦煌曲子辞写本进行了文献整理与分析，共分为辞集、丛钞、散钞三部分，进而按写本的物质形态分为卷子、册子、散纸三类。辞集、丛钞类写本钞有较多数量的曲子辞，相对更为重要，故以每号为一篇进行整理与分析。整理部分包括图版信息、写本形态、内容介绍以及曲子辞校录等顼，分析部分一般包括钞写顺序、时间信息、存在场所三项；部分有特殊意义之写本又另有别顼。散钞类写本共分卷子、册子、散纸三篇，各篇除对诸曲子辞予以校录以外，还对每件写本的图版、形态、背景文书、合钞文书、文书布局、书写状况、写本性质、钞写时间等项目进行了介绍或分析。敦煌写本有着刻本文献所不具备的丰富信息，这些信息可以生动地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但写本文献与刻本文献相比有一个先天的缺陷就是，它们一般不具备明确的时间和场所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对写本作年代判断、功能判断便存在一定的风险．本文上编通过对53个曲子辞写本的整理与分析基本上解决了这一问题，对每件写本的时空特徵都作了较明确的定位。由於曲子辞写本上同时钞有多种其他文书，所以这种定位不仅为敦煌曲子辞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前提条件，也为其他相关研究提供了依据。在这重意义上，敦煌文献中的许多写本也可以用此种方式进行重新整理。除了以上的成果以外，上编遗有一些其他的收获。在资料蒐集方面，从前贤发现的敦煌歌辞写本中甄别出52件曲子辞写本，并新发现曲子辞写本一件（伯4525第18分号）、曲子辞作品一种（浙敦113号之《定西番》）。在写本修复方面，将伯2682与伯3128、伯3911与桥川时雄摄影本进行了缀合。在正、背面关系辨证方面，纠正了以往对斯2607、伯4692写本正背面关系的错误认识。在人物考证方面，发现了龙兴寺道真与金光明寺道真本是二人。在曲子辞作者辨证等方面，论证了斯2607所载六首《菩萨蛮》并非唐昭宗及其臣下所作，同时也否定了先前人们对该组辞创作时间的结论。在曲子辞创作方法分析方面，解析了《望江南》 “敦煌郡”等三辞隐括诗歌的创作手法，并推断了其写作年代与写作背景。在曲调考证方面，纠正了前人误以为《浪涛沙》乃《浣溪沙》之讹的观点。在曲子辞校录方面，在前人丰富成果的基础上，也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如首次校录了ⅡX02147本《曲子喜秋天》，并据此本纠正了前人对此套作品的一些误校；另外，对其他曲子辞的前人旧校也有一些修正，如伯3360“五台山曲子”中的“定水潜流一日三过到”之句，前人皆校为“定水潜流，一日二回到”，句意难通，本文认为此句当以斯2985本之“定水潜流一里三回倒”最为准确，即定水在一里之内有三次倒转回流之意。对於曲子辞写本上的其他文书，我们也作了相关考证。如写於斯6537卷背的“诸杂要缘字”一语从未见於别处，也未见前人解释，本文根据其字义并结合写本实际情况，判断“缘字”一词当是指可供借鉴的书信和条据范文，另外还根据原本的钞序质疑了前人将卷背写於“诸杂要缘字”之前的诸文都视为“诸杂要缘字”的看法。又如伯3718正面钞有多种邈真赞，为了对此本的场所进行准确定位，我们将之与伯4660邈真赞集进行了对比，发现前者乃钞件而後者为实用件，并根据伯4660的内容与形式信息判断出该集的制作地点在寺庙之真堂，其制作方法是将後入者贴在前件之右以卷子形态保存。下编主体部分有六章，首尾分别为引言与余论。引言部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范围及“曲子辞”的定义，并制作了“敦煌曲子辞写本主要特徵表”第一章分4种视角介绍了敦煌曲子辞写本的文献形态：从作品聚合形式的角度，可分为辞集、丛钞、散钞三种形态：从作品记录方式的角度，可分为钞写、默写、听录三种形态；从写本的文书构成角度，可分为既有背景文书又有合钞文书、无背景文书而有合钞文书、曲子辞独立写本三种形态；从写本的物质形态角度，可分为卷子、册子、散纸三种形态。第二章是《云谣集》写本的个案研究。该章结论如下：斯1441、伯2838的核心文书首先是斋文，其次是抄在正面的《励忠节抄》与会计文书；而《云谣集》的抄入则是一个偶然事件。在较长一段时间裹，这两个写本是作为斋文集保存的。在敦煌写本中，这种斋文集有三种形态，对应于斋仪文集形成史上的三个阶段。斯144l第二群落、伯2838、斯1441第四群落的文书分别属之。考察斋文文集的演进过程，可以发现两种形式变化，其一是更加重视分类，更加有序；其二是仪式性增强，文中人称渐由实指变为虚指。与此相对应，伯2838斋文集中的第二个“小组合”抄写于曹议金为“令公”之时，即928年至935年间。《云谣集》的抄写时间亦在这一时期或稍後。由此推断，中国第一部曲子辞总集《云谣集》至晚编成於935年。第三章是对曲子辞写本亲缘材料伯3539之研究。伯3539钞有着名的二十个音乐谱字，将它与曲子辞写本建立联系後我们发现：钞於斯7 1l l的《别仙子》辞与钞於伯3539的二十谱字类名为同一人所写，二者关系密切，因而敦煌写本中的曲子辞在当时必然是入唱的．此文还考证出伯3539的钞写者为上族文人，钞写时代在881年至藏经洞封闭的这一百余年间，并由此也定位了曲子辞写本斯7111的钞写时间。另外，此文还发现了归义军时期授官勅牒的形式变化，为判定部分写本的钞写时代提供了一种新的尺度。第四章是对曲子辞写本的一种特殊用纸一一兑废经写本的专题研究，本质上是为丰富写本学而做的一种尝试。它是从曲子辞写本出发的，但又是一种延伸性研究，此顼研究在实现了对曲子辞写本斯711l、伯4692、伯4525（18）的存在场所和钞写时代的认识以外，主要还有以下结论：兑废经在敦煌遗书中具有特殊纸张形态，在英法两国共藏一千余件，它们大都是归义军时期官方写经活动的遣存。其中带有合钞文书的四十余件兑废经信息丰富，可生动地复原当时官方写经活动在都司的组织下开展的全景。这种写经活动从九世纪中叶到十一世纪初在敦煌曾多次发生，它的组织形式与蕃占期的钞经活动迥然相异。研究遗发现：都司可能位於节度使衙内；兑废经合钞文书的书写者多为中低级官吏。第五章是对敦煌曲子辞写本上的各种异於今人观念的调名或题名方式的研究，通过研究，有如下认识：敦煌写本中存在着九首《浪涛沙》辞，这些作品被大多数学者判定为《浣溪沙》，并取得了越来越一致的认可。通过敦煌写本中的许多材料可以得知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敦煌本《浪涛沙》曲子辞与唐代《浪涛沙》声诗关系密切，或为同曲之演化。伯3821《感皇恩》题下有两种句法的曲子辞各二首，後二首与《苏莫遮》格律一致，但它们也是《感皇恩》辞，它们的存在为《唐会要》所记录的改金风调《苏莫遮》为《感皇恩》的历史事实提供了实证依据。敦煌曲子辞写本中存在着许多令人费解的“同前”辞，这种现象背後所隐藏的信息应引起注意。第六章是对以表演为主要传播方式的那部分曲子辞的文体研究。该章分析指出敦煌曲子辞写本上保存着的若干种被曲学研究者忽视了的演故事类表演底本，它们之中有代言类故事曲辞，有演故事之舞曲，有体制近同鼓子词的故事讲唱辞，有略具唱赚体制的故事类套辞，还有多宫调套曲之辞。这些体制不同的曲子辞作品可以弥合戏曲发展史上从唐曲子到宋元戏曲之间的一断“暗流”，证实了任半塘先生所预测的後世的曲体乃起源於唐曲子一说。另外，那些演故事性的套曲辞的某些篇章遗曾以只曲或组曲的方式流传，这一现象要求我们对敦煌曲子辞的文体构成乃至曲体的早期发展史都要进行重新的思考。余论部分遗就敦煌曲子辞写本的流行时间、敦煌曲子辞的风格分类、敦煌曲子辞在文本化过程中的文体独立意识等问题以及本文在写本研究中取得的一些经验作了简要说明．由於敦煌写本的构成因素复杂，对其进行写本学研究需要各学科通力合作，也需要以多种分类方式进行分类考查．真正的写本研究还没有大规模开展，本文仅是自觉地以写本学方法对敦煌写本进行整理与研究的一次初步尝试，故论题较为分散，仅希望能为更广阔的写本研究提供一些启发。
魏睿骜[4]（2019）在《敦煌张氏归义军史事编年》文中指出本文编年自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至后梁末帝乾化四年（914年）。内容主要包括史料和考证两部分。对一些重要的敦煌文书及石窟题记,于文中列出各家录文情况;一些抄写题记及未被前贤过录过的敦煌文书,则径直迻录;一些传统文献,则详细标明其出处。考证中有选择地征引前贤的研究成果,对某些不明之处,亦加以重新分析。所有参考文献缩略语表附于文末。
买小英[5]（2017）在《儒释伦理共同作用背景下的敦煌家庭关系研究 ——以8至10世纪为中心》文中指出8至10世纪的敦煌家庭是中国古代社会家庭的缩影,其家庭关系深受中国古代传统伦理（主要是儒家伦理）与佛教伦理的相互影响与作用。现今留存的大量敦煌史料证明,8至10世纪敦煌的家庭关系作为中国古代家庭伦理发展的个案,在中国古代家庭伦理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实现了儒家家庭伦理与佛教家庭伦理在“理论”与“实践”上的相互印证,体现了同一性中的差异性、多样性中的统一性。儒家伦理思想包括伦理基础、伦理核心及道德规范三个方面;佛教伦理的思想来源包涵伦理基石、伦理准则与伦理规范三个方面。儒家家庭伦理“以严正慈、以慈辅严”的慈父伦理和“以孝致敬、承教继志”的孝子伦理,与佛教伦理的“孝”及佛教亲子伦理,共同形成了8至10世纪敦煌地区家庭亲子关系的若干实践途径及儒释结合的孝道伦理特征。儒释家庭伦理中夫妻之间同甘共苦、相敬如宾的夫妻关系,体现在敦煌家庭中的夫与妻在婚姻关系维系和婚姻关系解除两种不同情况下,夫妻之间彼此所遵循的伦理规范与道德要求。儒释伦理的兄弟之间遵循着兄仁弟悌、兄友弟恭、平等互助、患难与共的手足情义,展示出在家庭伦理、经济伦理和社会伦理的共同作用下,敦煌家庭兄弟之间同居共御、慈悲友悌和“胜似血亲”的伦理关系。佛教在敦煌长期流行和传播,佛教组织在敦煌长期生存和发展,形成了敦煌地区僧俗关系的变化,即家庭中僧中有俗、俗中有僧、僧俗相依的伦理关系。家庭伦理得以实现的平台、教育、制度、伦理、地位等,使中古时期敦煌家庭伦理得到落实,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敦煌家庭伦理的延续与发展。
扎西卓玛[6]（2011）在《藏传佛教佛经翻译史研究》文中提出藏传佛教的佛经翻译历时千年,规模宏大,对藏族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一、推动了藏文字的三次改革,丰富了藏语词汇。二、随着佛教经典的藏译,印度、尼泊尔和中原、于阗等国家和地区的科学技术、医药、工艺、.天文、历法、文学、艺术等优秀文化也随之传入西藏,藏民族的文明、行为、科技、经济等各方面比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促进了西藏文化的发展。三、藏文《大藏经》与国内汉文、蒙文、满文、西夏文《大藏经》相互校勘、互译互补,促进了兄弟民族的文化交流和祖国文化的发展。对此重要历程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首先是对宗教学研究的意义。佛经是佛教教义的承载者,通过对西藏社会各个历史阶段出现的重要译师及所译佛经等方面的综合性考察,从中可以探寻出佛教在西藏的发展演变轨迹。其次,通过对佛经翻译史的考察还可以带动其他相关研究,如藏语史和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等。再者,通过对各个时期佛经翻译译论的考察,可以为今天的翻译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借鉴。本论文在对前人研究成果借鉴、参考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宗教学、文献学等学科的方法,并利用大量的第一手藏文资料,紧紧围绕佛经翻译这条主线,对佛教传入藏地之后各时期的佛经翻译概况及主要译师情况进行了考察,并以专论的形式对五部大论的译传过程、其他重要典籍的翻译情况进行了介绍,文章内容除绪论外共分六章：介绍佛教传入前西藏社会历史与宗教信仰状况；考察藏传佛教前弘期的佛经翻译,内容包括吐蕃王朝早期吞米桑布扎为主的佛经翻译、中期九大译师为主的佛经翻译和晚期三大目录的编订、吐蕃高僧桂·法成的佛经翻译活动；考察藏传佛教后弘期的佛经翻译,内容包括分裂割据时期四大译师为主的佛经翻译活动,以及萨迦、帕竹、甘丹颇章等三个政权时期在佛经的翻译、结集和对勘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考察藏传佛教显宗五部大论的译传情况,内容包括在藏传佛教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释量论、中观论、现观庄严论、俱舍论和律宗论等五部经典的藏译与师承情况；考察佛经翻译过程中其他重要典籍的翻译情况,内容包括文学、医学、天文历算等着作的藏译；结语部分总结了佛经翻译为推动藏族文化发展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赵彦昌,李晓光[7]（2012）在《论敦煌文献流失海外的原因、经过及具体分布》文中研究指明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随即洞中数以万计的敦煌文献带给我们无比深远的影响。由于西方和日本的劫掠,敦煌文献如今分布在多个国家的不同地区。本文主要对敦煌文献流失海外的原因和经过作以略论,并主要对敦煌文献在海外的具体分布及对其编纂出版情况进行叙述,为将来说理追回这些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献提供参考。
刘波[8]（2013）在《国家图书馆与敦煌学》文中指出敦煌遗书是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四大发现之一，敦煌学随之兴起，其研究范围由文献研究进而由文献研究扩展到美术学、艺术史、石窟考古及石窟保护等方面，蔚为显学。中国国家图书馆是世界四大敦煌遗书藏家之一，敦煌遗书的收藏与研究贯穿于其百年发展史的始终，可谓中国敦煌学的中心之一。全面梳理国家图书馆与敦煌学的关系，通过勾稽、整理档案、日记等原始史料，厘清国家图书馆史上有关敦煌学的相关史实，有助于推进敦煌学学术史的整理，也有助于图书馆界更深入地认识自身与学术发展、文化发展的关系。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这一问题加以全面梳理。全文分十章。第一章《绪论》，阐述选题的缘起与意义，此前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概况，以及本文所运用的主要资料及研究方法。第二章《敦煌遗书的入藏与保存》，论述国家图书馆通过政府调拨、藏家捐赠、市场购买等途径，入藏敦煌遗书的经过，同时分不同历史阶段分别阐述国家图书馆庋藏敦煌遗书的历程，包括抗战期间避祸南迁的历史。第三章《馆藏敦煌遗书的初步整理与对外服务》，论述《敦煌经卷总目》、《敦煌经典目》、《敦煌劫余录》等早期馆藏目录的编纂过程、结构特点及学术成就，在此基础上阐述李翊灼、陈垣、江味农等京师图书馆学者对敦煌学的贡献，并概述京师图书馆时期馆藏敦煌遗书对外服务、参与文献展览的情况与学术影响。第四章《写经组的工作及其成绩》，综论国立北平图书馆写经组的成立、成员、主要工作及其成绩，包括《敦煌石室写经详目》及其《续编》的编纂过程与成就，在此基础上阐述胡鸣盛、孙楷第、许国霖等写经组学者的敦煌学论着及其贡献。第五章《拍摄英法藏敦煌遗书并服务国内敦煌学界》，还原国立北平图书馆1930年代派员赴英法等国调查、拍摄敦煌遗书的历史，勾勒所摄照片保管、编目的经过，并通过国内学者利用这批照片进行敦煌文献研究的多个案例，阐明这一事件对中国敦煌学发展的影响。第六章《北平图书馆时期的敦煌学研究》，综论王重民、向达、赵万里、贺昌群、刘修业等北平图书馆学者的敦煌学论着及其学术成就，并概述北平图书馆所主办的学术刊物对中国敦煌学的推动。第七章《建国以来的敦煌遗书整理与敦煌学研究》，论述1949年迄今国家图书馆在敦煌遗书目录编纂、缩微胶卷拍摄、图录出版方面的作为，介绍馆藏敦煌遗书残片的整理的经过与成果，阐述唐耕耦等一大批目前仍然活跃在敦煌学界的国图敦煌学者的研究论着及其学术成就。第八章《敦煌文献服务的扩展与深化》，主要概述1949年以来国家图书馆在敦煌学学术服务方面的作为与成绩，包括学术服务的拓展与深化、敦煌吐鲁番学资料研究中心的成立与服务、馆藏敦煌遗书数字化，以及文献展览、学术讲座、学术会议等学术活动的组织。第九章《馆藏敦煌遗书的修复》，首先介绍早期的修复实践并对其进行评价，随后阐述“整旧如旧”修复原则的确立与修复方案的制定，并结合相关案例对修复工艺进行具体说明，最后阐述敦煌遗书修复的学术贡献。第十章为《结论》，首先在前文论述的基础上，综论国家图书馆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敦煌学的贡献，并将其放到中国敦煌学史的整体背景下加以考察；其次从对学术大势的把握、便于学术研究的制度设计两个方面，分析1930年代北平图书馆敦煌学研究高潮时期之所以出现的原因；最后概述国家图书馆与敦煌学界的互动交流，指出与学术界的良性互动与合作对于学术机构、学术服务机构的重要意义。全文之后，附有两个附录：其一为《国家图书馆敦煌学编年事辑》，按年编排国家图书馆历史上与敦煌学有关的事件；其二为《国家图书馆敦煌学论着目录》，搜集国家图书馆百年来编纂、发表的敦煌学着作、论文、译着等。通过这两个附录，可以看到国家图书馆对中国敦煌学发展的贡献与影响。
彭杰[9]（2016）在《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文书相关问题研究 ——以1980-1981年出土文书为中心》文中认为吐鲁番盆地是古代东西方经济及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区域,历史上,一种独特的绿洲文化由多个民族共同在此地创造出来。在当地现存众多的古代遗址中,名闻遐迩的柏孜克里克石窟位于吐鲁番市东北约40余公里的火焰山主峰山腰、木头沟沟谷西岸的陡崖上。不仅保存了大量色彩绚丽的古代壁画,而且还出土了许多珍贵文物。1980年10月至1981年7月,吐鲁番文管所的工作人员在对柏孜克里克石窟崖岸前的土沙堆积进行清理时发现了新的洞窟。经过仔细甄别,在堆积中发现了一批的汉文文书和回鹘文等少数民族文字的写本、印本文书以及其他文物。其大致年代范围,上至西晋,下迄北宋。从目前所知汉文佛教文书的内容看,涉及经、律、论多个领域。本文就以这次出土的汉文佛教典籍为研究对象,结合吐鲁番盆地的历史文化变迁,从多方面开展了研讨。通过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的这批汉文佛教文书,就外观的细节而言,与以往当地发现的抄经并无二致。文书的书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十六国、高昌国及唐西州时期,都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色。多种书体竞相呈现,反映出吐鲁番盆地与外部区域文化交流的频繁,为我们描绘出在丝绸之路这一经济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上佛教文化旺盛而持久传播的历史画卷。（二）柏孜克里克石窟所出土的《金光明经》及《仁王般若经》等佛教护国类经典尤其为麹氏高昌国王族所青睐。除了麹氏高昌国处于大国之间,其王族无奈只好时常寄望于佛法护佑的外部原因外,实际还有其抄经供养的内在动机,即,不仅可用佛教义理来为其现世王权合法性提供辩护,而且来世还能当转轮王,甚至依据授记还能成佛。（三）包括柏孜克里克石窟所出土的数量多、版本多的《金刚经》残卷文书的发现,表明自北魏至隋唐,《金刚经》汉译本曾在今吐鲁番地区流行一时,尤以鸠摩罗什的译本大行其道。此经的流行,固然与其所宣扬的佛教义理相关,但也与罗什高超的译经水平有关。特有的汉文化传统,为《金刚经》信仰在唐代西州的进一步流传提供了土壤。（四）吐鲁番所见汉文、回鹘文《弥勒上生经》残卷及其他相关艺术品的存在,勾画出弥勒上生信仰自南北朝至唐代在当地由盛而衰,至高昌回鹘时期再度兴盛的轨迹,但其发展演变与中原地区并不同步,从而具有自身的地域特色。（五）在五至九世纪期间,主要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西方净土思潮曾在高昌和龟兹这些西域重镇流传一时并在不同地域显示出了不同的形态。在唐朝着力在西域建立汉寺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由于奉敕前来建寺的长安寺院出身僧人的重要媒介作用,长安样式的西方净土变艺术极可能直接被移植到了西域汉寺中,从中显示出长安佛教文化对西域的影响。（六）《妙法莲华经》在吐鲁番盆地的长期流传并在所有汉译佛典中以最多数量而独占鳌头,其实也是此经在中国流行的一个缩影。其中的原因,除了于此经提倡的“三乘归一”的义理思想有关外,鸠摩罗什高超的译经水平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七）在高昌辑译完成的《贤愚经》被带至河西后不久,在为敦煌莫高窟壁画提供相关新颖内容题材的同时,在北凉时又西进高昌,出现在吐峪沟石窟壁画中。两地这一时期的洞窟,从建筑形制、壁画布局、题材内容、人物造型、绘画技艺以及所反映的佛教信仰等方面都有许多共同之处。这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反映出中古时期西域和河西在佛教艺术方面存在着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八）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的密教典籍,属于《大日经》、《金刚顶经》系统的非常少见,而主张讽诵、抄写,并伴以陀罗尼咒语来获取功德的典籍数量占优势。这种现象表明,自魏晋直至唐宋的数百年间,在当时的吐鲁番盆地,相比较于《大日经》、《金刚顶经》等宣扬复杂晦涩密教根本理论的典籍,强调现世及来世利益的陀罗尼类密教典籍更受青睐而易于被广大信众所接受,反映出当地汉传佛教的鲜明特征。（九）《维摩诘经》残卷的大量发现,尤其是鸠摩罗什所译《维摩诘所说经》,表现此经曾在唐代吐鲁番盆地流行一时。高昌回鹘时期,以罗什译本为底本的回鹘文《维摩诘所说经》在当地出土不少,而以此为依据绘制的“维摩诘经变”在伯西哈石窟的密教洞窟第3窟中出现,一方面是此经变画受敦煌佛教艺术影响所致,另一方面,与《维摩诘所说经》所宣扬的以神通教化众生和密教注重神通高度契合不无关系。（十）汉文大藏经在古代吐鲁番的流传,不仅见于历史文献的记载,而且由当地出土的佛经残卷得以确证。藏经的形式既有抄本,也有印本。其中,唐代由中央政府颁赐的依据《大唐内典录·入藏卷》来组织的抄本藏经在当地广为流传直至北宋初年。北宋以后,刻本大藏经的开宝藏、金藏、契丹藏、毗卢藏、崇宁藏及碛砂藏等多个版本均在当地出现,南北中三个大藏经系统汇集,佛教文化之兴盛由此可见一斑。至蒙元时期,高昌回鹘已具备了自行刊印藏经的能力。
张琪[10]（2017）在《陈祥道《礼书》研究》文中认为《陈祥道<礼书>研究》从《礼济》之作者、版本、体例和内容、礼制归纳、礼图、影响和评价六个方面展开研究,分为六章,最主要的研究成果包括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对《礼书》作者陈祥道的仕宦历程进行了考证,发现了陈祥道有任职国子监直讲的经历,是前人研究中所忽略的材料;对余嘉锡、冯莤、苗露等前辈学者相关研究的失误和不足进行了订正;考证清楚了陈祥道仕宦经历中几个官职的迁转过程。其次,探究《礼书》成书背景,指出了学术思潮的转变和政治革新的需求对《礼书》成书的影响。梳理了陈祥道创作《礼书》的大体过程。对《礼书》各版本情况及其版本源流进行了梳理;以今所见标注为宋、元刻本之《礼书》相互比较,发现诸本实为同一版本,进而考察了历代学者对《礼书》宋、元版本的判定和争论,通过避讳、刻工及书中重页现象,推断今之所谓元刻本《礼书》实际是宋刻元明递修本。第三,对《礼书》的体例进行了阐发,揭示出其条目实际上是以类编排的。总结概括全书之内容为五个言面：总结归纳先秦礼制，梳理历代礼制沿革,论断个别细节之礼,考证行礼仪节方位,考订名物形制功川。五个方面中以考订名物形制功占全书大部分篇幅,故《礼书》之性质实际上是一部以论名物为主的通礼类着作。同时还分析了全书总目录、分卷目录和正文条目相互不统一的现象,认为其中有陈祥道特别的用意,即分卷目录是对各卷条目的规划,正文条目是实际完成的部分,总目录是最後制定的,三者不统一是陈祥道有意保留。第四,对《礼书》归纳礼制进行了研究。梳理了陈祥道之前学者对於礼制归纳的探索状况,指出《礼记》中有不少关于礼制归纳的内容,说明先秦以至秦汉的学者已经有了归纳礼制的意识。但是後世郑玄以至孔颖达、贾公彦等学者,却囿於注疏之体例,对礼制归纳反而不是很留意。分析了《礼书》归纳礼制的四种方法,总结了其所归纳之礼制的具体内容,并释例阐发。对《礼书》归纳礼制的特点进行了论述,指出其注重对礼器制度的总结,归纳礼制往往附带考辨和阐发义理。对《礼书》归纳礼制进行了评价,指出其在治礼方法、顺应学术思潮及辅助现实政治等方面颇有意义。通过分析《五礼通考》对於《礼书》礼制的徵引情况,提示出《礼书》所归纳礼制颇有影响。第五,对“三礼”名物图和仪节图的区别进行了阐发，并梳理了其各自的发展演变过程,尤其阐明了名物类礼图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对《礼书》礼图进行了分类概括,将其名物图与聂崇义《新定三礼图》进行比较,论证了《礼书》对聂崇义之图的沿袭和补正。阐明了《礼书》仪节图的特点和文献价值,推测并论论《礼书》仪节图可能就是最早的仪节类礼图。考察了明代张溥重刻《礼书》时对原书礼图大量改造的情况,分析了其改造原因、所受限制,认为张溥改造後之礼图较之原图更加精审,价值更大。第六,从整体上对《礼书》进行研究,怀疑《礼书》实际上是一部未完成之作。从体例、文字内容、礼图三个方面,论述了《礼书》对後世的巨大影响。梳理了历代学者对《礼书》的评价,分成正反两个方面,且评价差异悬殊,分析其原因主要是皮锡瑞、沈钦韩持论不公,故意诋毁。总结全文之研究,指出了《礼书》在体例、礼图等方面尚有不足,但是成就也很突出。揭示其汇编历代文献资料,有类书之功用。从礼学史的角度对《礼书》进行定位,认同黄侃先生的说法,《礼书》“实唐、宋以来言礼者之总略也”。
二、1990年《甘肃教育》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990年《甘肃教育》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敦煌唐代咸亨至仪凤年间的宫廷写经（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与释义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宫廷写经的分布与外部特征 |
| 第一节 敦煌宫廷写经与经卷保存状况 |
| 第二节 疑伪卷与宫廷写经的写本特征 |
| 第二章 经序与写经活动的缘起 |
| 第一节 经序的留存情况和经序、经文关系的判断 |
| 第二节 经序录文与文本结构分析 |
| 第三节 武后为父母追福活动的缘起与影响 |
| 第三章 《金刚经》《妙法莲华经》经文比对研究 |
| 第一节 经文内容、结构与文本保存情况概述 |
| 第二节 《金刚经》《妙法莲华经》异文整理 |
| 一 《金刚经》异文整理 |
| 二 《妙法莲华经》异文整理 |
| 第三节 对经文异文等诸问题的思考 |
| 一 有关写经所据底本是否统一的问题 |
| 二 从经文中的错谬看抄经活动的严谨程度 |
| 第四章 题记所见写经活动的具体运作 |
| 第一节 题记中的时间所反映的问题 |
| 一 抄经活动起讫时间推定 |
| 二 抄经人抄写速度推测 |
| 三 抄经人、非僧众校经人被抽调时间推测 |
| 四 传世史料中的改元时间与写经题记中日期的比对 |
| 第二节 “抄”“校”程序中书手间及书手与僧众的互动 |
| 一 抄经人的来源与称谓 |
| 二 抄校人员的组合关系 |
| 第三节 题记中的寺院与僧众 |
| 第四节 写经判官、写经使与其选任标准 |
| 结语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2）敦煌佛教疑伪经综录（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佛教“疑伪经”及其判别标准 |
| (一)佛教“疑伪经” |
| (二)佛教疑伪经的判别标准 |
| 二、佛教疑伪经的分类概说 |
| 三、佛教疑伪经研究史及其评价 |
| (一)佛教疑伪经研究史 |
| (二)佛教疑伪经研究评价 |
| 四、敦煌佛教疑伪经 |
| 参考文献 |
| 说明 |
| 一、反映、指导和规范佛教僧俗生活 |
| 《般泥洹後诸比丘经》 |
| 《宝车经》 |
| 《出家功德经(出贤愚经)》 |
| 《慈教经》 |
| 《大乘莲华马头罗刹经》 |
| 《华严十恶经》 |
| 《大威仪请问经》 |
| 《犯戒罪报轻重经》 |
| 《金刚经纂》 |
| 《敬福经》 |
| 《决定罪福经》 |
| 《善恶因果经》 |
| 《善信菩萨二十四戒经》 |
| 《五辛经》 |
| 《像法决疑经》 |
| 《遗教法律三昧经》 |
| 《讃僧功德经》 |
| 《斋法清净经》 |
| 二、宣扬特定的佛教教义、实践和信仰 |
| (一)三阶教典籍 |
| 《大乘无尽藏法》 |
| 《佛性观修善法》 |
| 《七阶佛名经》 |
| 《人集录明诸经中对根浅深发菩提心法》 |
| 《人集录依诸大乘经中略发愿法》 |
| 《人集录於十二部经修多罗内验出对根起行法》 |
| 《三阶佛法》 |
| 《三阶佛法密记》 |
| 《瑜伽法镜经》 |
| 《要行舍身经》 |
| (二)具有揭帖性质的谶记类疑伪经 |
| 《大慈如来告疏》 |
| 《定光佛菩萨救诸衆生》(拟) |
| 《佛图澄所化经》 |
| 《救诸众生苦难经》 |
| 《劝善经》 |
| 《太平年志公谶记伪经》(拟) |
| 《新菩萨经》 |
| (三)禅系疑伪经 |
| 《禅门经》 |
| 《大辩邪正经》 |
| 《法句经》(伪经) |
| 《法句经疏》 |
| 《法王经》 |
| 《佛为心王菩萨说头陀经》 |
| 《金刚三昧经》 |
| (四)与菩萨信仰有关 |
| 《地藏菩萨经》 |
| 《地藏菩萨十斋日》 |
| 《佛为善男子说地狱报应经》(拟) |
| 《救苦观世音经》 |
| 《普贤菩萨说此证明经》 |
| 《僧伽和尚欲入涅盘说六度经》 |
| 《水月观音经》 |
| 《四门经》 |
| 《天公经》 |
| 《证香火本因经》 |
| (五)与禅定有关 |
| 《阿弥陀佛觉诸大众观身经》 |
| 《观经》 |
| 《观念阿弥陀佛相海三昧功德法门》 |
| 《十想经》 |
| 《相好经》 |
| 《最妙胜定经》 |
| (六)与佛名忏法有关 |
| 《观世音佛名》 |
| (七)反映中国人对佛教宇宙论的理解 |
| 《二十八宿次位经和三家星经》 |
| 《二十八天并四天下地狱已上下经》 |
| 《楼炭经略》 |
| 《妙法莲华经度量天地品》 |
| 《妙法莲华经马明菩萨品》 |
| (八)反映中国人对佛教思想和历史的理解 |
| 《佛性海藏经》 |
| 《究竟大悲经》 |
| 《如来成道经》 |
| 《太子成道经》 |
| 《五百梵志经》 |
| 《照明菩萨经》 |
| 三、调和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 |
| 《佛母经》 |
| 《净土盂兰盆经》 |
| 《须弥四域经》 |
| 四、以满足人们现实需要、解决人们现实苦难为目的 |
| 《安宅神咒经》 |
| 《佛顶心陀罗尼经》 |
| 《解百生怨家陀罗尼经》 |
| 《护身命经》 |
| 《救疾经》 |
| 《龙种上尊王佛印法经》 |
| 《摩利支天经》 |
| 《七千佛神符经》 |
| 《三厨经》 |
| 《消灾除横灌顶延命真言经》 |
| 《续命经》 |
| 《延寿经》 |
| 《呪魅经》 |
| 五、其他 |
| (一)伪经不伪 |
| 《小法灭尽经》 |
| 《孝顺子修行成佛经》 |
| 《现报当受经》 |
| (二)情况不详 |
| 《秽迹金刚禁百变法经》 |
| 《说五佛八菩萨坛经(拟)》 |
| 《四谛法门经》 |
| 《天皇梵摩经》 |
| 索引 |
| 经名首字笔画检字并索引 |
| 经名音序首字检字并索引 |
| 经名索引(附卷号) |
| 卷号索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後记 |
（3）敦煌曲子辞写本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上编：敦煌曲子辞写本整理与分析 |
| 凡例 |
| 一、辞集 |
| (一) 卷子类 |
| 斯一四四一+斯五七六三：云谣集杂曲子十八首 |
| 伯二八三八：云谣集杂曲子十四首 |
| 斯二六○七+斯九九三一二十九首 |
| 斯二六八二+伯三一二八十五首 |
| 津艺一三四十三首 |
| 伯二八○九八首+三首 |
| 斯六五三七八种共二十首 |
| 伯三二七一七种共十三首 |
| (二) 册子类 |
| 伯三九一一+桥川时雄摄影本十二首 |
| 伯三八三六、伯三一三七缀合本十首 |
| 伯三八二一十五首 |
| 二、丛钞 |
| (一) 散纸类 |
| 伯三三六○：大唐五台曲子五首寄在苏莫遮六首十一首 |
| 斯二○八○+斯四○一二：[五台山曲子苏莫遮]六首 |
| 斯四六七：五台山曲子六首六首 |
| 斯二九八五：[五台山曲子藕莫遮]三首 |
| 伯三二五一六首 |
| 伯三三三三三首 |
| 伯四六九 |
| 斯四三三二三首 |
| 斯四五七八：泳月婆罗门曲子四首 |
| 斯七一一一三首 |
| Дx二一四七五首 |
| 某《心经》写本五首 |
| (二) 卷子类 |
| 伯二五○六五首 |
| 伯二七四八三首 |
| 伯三○九三三首 |
| 伯三六三○+伯三七一八六首 |
| 斯一四九七五首 |
| 罗振玉藏《春秋後语》写卷三首 |
| (三) 册子类 |
| 伯三九九四五首 |
| 斯五五五六三首 |
| 斯五六四三四首 |
| 三、散钞 |
| (一) 卷子类 |
| 伯二六四一一首 |
| 伯二七○二二首 |
| 伯三一五五二首 |
| 伯三三一九一首 |
| 伯三七○六一首 |
| 斯三二九+斯三六一四首 |
| 斯一五八九二首 |
| 斯二一○四一首 |
| 斯四三五九二首 |
| Дx一三六八、Дx二八四二+Дx二七五二、Дx六○五九+Дx六○一九+Дx二一五三+Φ二四七+Дx二一九七一首 |
| (二) 散纸颊 |
| 伯三一二三一首 |
| 伯三一五六P1一首 |
| 伯四五二五(十八)一首 |
| 斯四五○八一首 |
| 斯五八五二曲子一本(存一首) |
| Дx一四六八一首 |
| 浙敦一一三一首 |
| 历博五四一首 |
| (三) 册子类 |
| 伯三九○六二首 |
| 伯四○一七二首 |
| 斯五五四○一首 |
| 下编：敦煌曲子辞写本研究 |
| 引言 |
| 第一章 敦煌曲子辞写本的文献形态 |
| 一、敦煌曲子辞的聚合形态 |
| 二、敦煌曲子辞的记录形态 |
| 三、敦煌曲子辞写本的文书构成 |
| 四、敦煌曲子辞写本的物质形态 |
| 第二章 《霎谣集》写本斯1441、伯2838研究 |
| 一、写本内容及文书关系 |
| 二、三种形态的齐文文集 |
| 三、《云谣集》写本的钞写年代 |
| 第三章 曲子辞写本的重要亲缘材料——敦煌二十谱字写本伯3539研究 |
| 一、伯3539写本内容及文书关系 |
| 二、二十谱字的钞写者 |
| 三、二十谱字的钞写年代 |
| 四、伯3539、斯7111关系考 |
| 第四章 曲子辞写本的一种特殊用纸——兑废经写本之研究 |
| 一、英法藏兑废经文献综述 |
| 二、兑废经合钞文书分析 |
| 三、从兑废经写本看敦煌官方写经活动的人员与地点 |
| 四、从兑废经写本看敦煌官方写经活动的历史面貌 |
| 结语 |
| 第五章 敦煌曲子辞调名辨正 |
| 一、《浪涛沙》、《浣溪沙》之辨 |
| 二、《感皇恩》、《苏莫遮》之辨 |
| 三、令人困惑的“同前”辞 |
| 结语 |
| 第六章 敦煌曲子辞文体研究 |
| 一、《菩萨蛮》七首：代言类演故事曲辞 |
| 二、斯7111《别仙子》：演故事之舞曲 |
| 三、孟姜女故事《捣练子》：体制近同鼓子词 |
| 四、津艺134之辞：已具唱赚辞之体制 |
| 五、斯2607卷首之“同前”残辞初露端倪的多宫调套曲 |
| 结语 |
| 馀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4）敦煌张氏归义军史事编年（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编年 |
| 唐宣宗大中二年岁次戊辰(848年) |
| 唐宣宗大中三年岁次己巳(849 年) |
| 唐宣宗大中四年岁次庚午(850年) |
| 唐宣宗大中五年岁次辛未(851年) |
| 唐宣宗大中六年岁次壬申(852年) |
| 唐宣宗大中七年岁次癸酉(853年) |
| 唐宣宗大中八年岁次甲戌(854年) |
| 唐宣宗大中九年岁次乙亥(855年) |
| 唐宣宗大中十年岁次丙子(856年) |
| 唐宣宗大中十一年岁次丁丑(857年) |
|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岁次戊寅(858年) |
| 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岁次己卯(859 年) |
| 唐懿宗咸通元年岁次庚辰(860 年) |
| 唐懿宗咸通二年岁次辛巳(861 年) |
| 唐懿宗咸通三年岁次壬午(862年) |
| 唐懿宗咸通四年岁次癸未(863年) |
| 唐懿宗咸通五年岁次甲申(864年) |
| 唐懿宗咸通六年岁次乙酉(865年) |
| 唐懿宗咸通七年岁次丙戌(866年) |
| 唐懿宗咸通八年岁次丁亥(867年) |
| 唐懿宗咸通九年岁次戊子(868年) |
| 唐懿宗咸通十年岁次己丑(869年) |
| 唐懿宗咸通十一年岁次庚寅(870年) |
| 唐懿宗咸通十二年岁次辛卯(871年) |
| 唐懿宗咸通十三年岁次壬辰(872年) |
| 唐懿宗咸通十四年岁次癸巳(873年) |
| 唐僖宗乾符元年岁次甲午(874年) |
| 唐僖宗乾符二年岁次乙未(875年) |
| 唐僖宗乾符三年岁次丙申(876年) |
| 唐僖宗乾符四年岁次丁酉(877年) |
| 唐僖宗乾符五年岁次戊戌(878年) |
| 唐僖宗乾符六年岁次己亥(879年) |
| 唐僖宗广明元年岁次庚子(880年) |
| 唐僖宗中和元年岁次辛丑(881年) |
| 唐僖宗中和二年岁次壬寅(882年) |
| 唐僖宗中和三年岁次癸卯(883年) |
| 唐僖宗中和四年岁次甲辰(884年) |
| 唐僖宗光启元年岁次乙巳(885年) |
| 唐僖宗光启二年岁次丙午(886年) |
| 唐僖宗光启三年岁次丁未(887年) |
| 唐昭宗文德元年岁次戊申(888年) |
| 唐昭宗龙纪元年岁次己酉(889年) |
| 唐昭宗大顺元年岁次庚戌(890年) |
| 唐昭宗大顺二年岁次辛亥(891年) |
| 唐昭宗景福元年岁次壬子(892年) |
| 唐昭宗景福二年岁次癸丑(893年) |
| 唐昭宗乾宁元年岁次甲寅(894年) |
| 唐昭宗乾宁二年岁次乙卯(895年) |
| 唐昭宗乾宁三年岁次丙辰(896年) |
| 唐昭宗乾宁四年岁次丁巳(897年) |
| 唐昭宗光化元年岁次戊午(898年) |
| 唐昭宗光化二年岁次己未(899年) |
| 唐昭宗光化三年岁次庚申(900年) |
| 唐昭宗唐天复元年岁次辛酉(901年) |
| 唐昭宗天复二年岁次壬戌(902年) |
| 唐昭宗天复三年岁次癸亥(903年) |
| 唐哀帝天佑元年岁次甲子(904年) |
| 唐哀帝天佑二年岁次乙丑(905年) |
| 唐哀帝天佑三年岁次丙寅(906年) |
| 唐哀帝天佑四年岁次丁卯(907年) |
| 后梁太祖开平二年岁次戊辰(908年) |
| 后梁太祖开平三年岁次己巳(909 年) |
| 后梁太祖开平四年岁次庚午(910年) |
| 后梁太祖乾化元年岁次辛未(911年) |
| 后梁太祖乾化二年岁次壬申(912年) |
| 后梁末帝乾化三年岁次癸酉(913年) |
| 后梁末帝乾化四年岁次甲戌(914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含参考文献缩略表)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儒释伦理共同作用背景下的敦煌家庭关系研究 ——以8至10世纪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内容、方法和意义 |
| 五、研究重点、难点、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古家庭伦理的理论基础与思想来源 |
| 第一节 儒家伦理的理论基础 |
| 一、“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的伦理基础 |
| 二、“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长幼尊卑”的伦理核心 |
| 三、“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 |
| 第二节 佛教伦理的思想来源 |
| 一、以人生论、果报论、心性论为伦理基石 |
| 二、以“平等慈悲”为根本的伦理准则 |
| 三、以“三皈、五戒、十善、四摄、六度”为基准的伦理规范 |
| 第三节 儒释伦理的融变与合璧 |
| 一、儒释伦理之间的差异 |
| 二、儒释伦理的融变与合璧 |
| 第二章 敦煌家庭的亲子关系 |
| 第一节 儒释伦理的亲子关系 |
| 一、儒家伦理的亲子关系 |
| 二、佛教伦理的亲子关系 |
| 第二节 敦煌家庭亲子关系的实践途径 |
| 一、写经发愿：祈福追荐 |
| 二、设斋祭祀：施愿祈祷 |
| 三、布施放生：忏念追福 |
| 四、建窟造像：颂德供奉 |
| 五、绘制经变画：感念宣扬父母恩 |
| 第三节 敦煌家庭亲子关系的孝道特征 |
| 一、一世感恩的亲子关系 |
| 二、实质孝行的亲子关系 |
| 三、由局部孝心的亲子关系扩展至全面孝行 |
| 小结 |
| 第三章 敦煌家庭的夫妻关系 |
| 第一节 儒释伦理的夫妻关系 |
| 一、儒家伦理的夫妻关系 |
| 二、佛教伦理的夫妻关系 |
| 第二节 敦煌家庭夫妻婚姻关系的维系 |
| 一、缔结良缘之际 |
| 二、病痛患难之时 |
| 三、逝者亡故之后 |
| 第三节 敦煌家庭夫妻婚姻关系的解除 |
| 一、“三纲五常”的伦理原则 |
| 二、“孝、贞、和”的伦理规范和道德标准 |
| 三、价值定位 |
| 小结 |
| 第四章 敦煌家庭的兄弟关系 |
| 第一节 儒释伦理的兄弟关系 |
| 一、儒家伦理中的兄弟关系 |
| 二、佛教伦理的兄弟关系 |
| 第二节 敦煌文书中所反映的兄弟伦理关系 |
| 一、同居共御的兄弟之义 |
| 二、慈悲友悌的兄弟之爱 |
| 三、“胜似血亲”的兄弟之情 |
| 小结 |
| 第五章 敦煌家庭的僧俗关系 |
| 第一节 佛教的僧俗关系 |
| 一、印度佛教的僧俗关系 |
| 二、中国化佛教的僧俗关系 |
| 第二节 敦煌家庭中的僧俗关系及其特征 |
| 一、僧中有俗 |
| 二、俗中有僧 |
| 三、僧俗相依 |
| 小结 |
| 后论：有关中古时期敦煌家庭伦理得以落实的若干问题 |
| 一、平台问题——以核心小家庭为主 |
| 二、教育问题——寺院教育取代官办教育 |
| 三、制度问题——法律与宗教的双重维护 |
| 四、伦理问题——三教合一，倡导“忠君孝亲” |
| 五、地位问题——以儒家价值体系为主导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敦煌文书编号索引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藏传佛教佛经翻译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吐蕃王朝建立前的藏族社会 |
| 第一节 远古至吐蕃王朝建立前西藏社会历史概况 |
| 第二节 吐蕃王朝建立前西藏社会宗教信仰状况 |
| 第三章 藏传佛教前弘期的佛经翻译 |
| 第一节 吐蕃王朝早期的佛经翻译 |
| 第二节 吐蕃王朝中期的佛经翻译 |
| 第三节 吐蕃王朝晚期的佛经翻译 |
| 第四节 达玛禁佛及后果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四章 藏传佛教后弘期的佛经翻译 |
| 第一节 分裂割据时期的佛经翻译 |
| 第二节 萨迦及其以后各政权时期的佛经翻译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五章 佛教五部大论的藏译与师承 |
| 第一节 《释量论》的藏译与师承 |
| 第二节 《现观庄严论》的藏译与师承 |
| 第三节 《中观论》的藏译与师承 |
| 第四节 《俱舍论》的藏译与师承 |
| 第五节 《律宗论》的藏译与师承 |
| 第六节 小结 |
| 第六章 其他重要典籍的藏译 |
| 第一节 佛经文学的藏译 |
| 第二节 医学和天文历算等典籍的藏译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七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7）论敦煌文献流失海外的原因、经过及具体分布（论文提纲范文）
| 一、敦煌文献流失海外的原因及经过 |
| 二、敦煌文献的具体分布及编纂研究现状 |
| (一) 流失英国的敦煌文献 |
| 1. 流失英国敦煌文献分布。 |
| 2. 英国对敦煌文献的编纂。 |
| (二) 流失法国的敦煌文献 |
| 1. 法国敦煌文献分布。 |
| 2. 法藏敦煌文献的编纂成果。 |
| (三) 流失日本的敦煌文献 |
| 1. 流失日本的敦煌文献的分布。 |
| 2. 对流失日本敦煌文献的编纂。 |
| (四) 流失俄国的敦煌文献 |
| 1. 流失俄国敦煌文献的分布。 |
| 2. 对俄藏敦煌文献的编纂成果。 |
| (五) 流失美国的敦煌文献 |
| 1. 流失美国敦煌文献的分布。 |
| 2. 对流失美国敦煌文献的编纂成果。 |
| (六) 其他 |
（8）国家图书馆与敦煌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第二节 此前关于本课题的研究成果 |
| 第三节 本文的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敦煌遗书的入藏与保存 |
| 第一节 清末学部调拨敦煌遗书始末 |
| 第二节 建国后历次调拨 |
| 第三节 零星购入与捐赠 |
| 第四节 赠出与遗失的馆藏敦煌遗书 |
| 第五节 馆藏敦煌遗书的庋藏变迁 |
| 第三章 馆藏敦煌遗书的初步整理与对外服务 |
| 第一节 关于《敦煌经卷总目》 |
| 第二节 《敦煌经典目》的编纂过程——以俞泽箴日记为中心 |
| 第三节 《敦煌劫余录》及其成书过程 |
| 第四节 京师图书馆学者对敦煌学的贡献 |
| 第五节 接待借阅、参观与参与文献展览 |
| 第四章 写经组的工作及其成绩 |
| 第一节 写经组建制与职员 |
| 第二节 写经组的主要工作 |
| 第三节 写经组学者对敦煌学的贡献 |
| 第五章 拍摄英法藏敦煌遗书并服务国内敦煌学界 |
| 第一节 拍摄英法藏敦煌遗书的经费筹措 |
| 第二节 照片拍摄、入藏过程 |
| 第三节 英法藏敦煌遗书照片的保管与编目 |
| 第四节 《敦煌古籍丛编》编印计划 |
| 第五节 英法藏敦煌遗书照片对中国敦煌学的推动 |
| 第六章 北平图书馆时期的敦煌学研究 |
| 第一节 王重民的敦煌学研究（附刘修业） |
| 第二节 向达的敦煌学研究 |
| 第三节 赵万里等学者的敦煌学研究 |
| 第四节 馆办刊物对敦煌学的贡献 |
| 第七章 建国以来的敦煌遗书整理与敦煌学研究 |
| 第一节 残片整理与编号 |
| 第二节 目录编纂与文献刊布 |
| 第三节 建国以来的敦煌学研究 |
| 第八章 敦煌文献服务的扩展与深化 |
| 第一节 学术服务与业界合作 |
| 第二节 敦煌吐鲁番学资料研究中心的成立及其服务 |
| 第三节 馆藏敦煌遗书数字化 |
| 第四节 组织敦煌学学术活动 |
| 第九章 馆藏敦煌遗书的修复 |
| 第一节 早期修复实践及其评价 |
| 第二节 修复原则与修复方案的确立 |
| 第三节 修复工艺概述 |
| 第四节 敦煌遗书修复的学术贡献 |
| 第十章 结论 |
| 第一节 国家图书馆不同历史时期对敦煌学的贡献 |
| 第二节 中国敦煌学史上的国家图书馆 |
| 第三节 1930 年代国家图书馆敦煌学研究的高潮时期 |
| 第四节 国家图书馆与敦煌学界的互动交流 |
| 主要参考文献 |
| 着作类 |
| 论文类 |
| 附录 |
| 国家图书馆敦煌学编年事辑 |
| 国家图书馆敦煌学论着目录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9）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文书相关问题研究 ——以1980-1981年出土文书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吐鲁番汉文佛教文献的发现、收藏及研究回顾 |
| 一、吐鲁番汉文佛教文献的发现 |
| 二、吐鲁番汉文佛教文献的收藏概况 |
| 三、吐鲁番汉文佛教文献的研究回顾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文书的外观研究 |
| 第一节 文书纸张及抄写、刻印的样式 |
| 一、文书的纸张 |
| 二、抄写、刻印样式 |
| 第二节 写经书法艺术 |
| 一、十六国时期 |
| 二、高昌国时期 |
| 三、唐代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二章 佛教护国经典与麹氏高昌王国的政治 |
| 第一节 出土文书的概况 |
| 第二节 新发现旅顺博物馆所藏两件高昌王麹乾固供养写经 |
| 一、高昌的抄经概况 |
| 二、旅顺博物馆新发现的高昌王麴乾固的供养写经 |
| 第三节 麹氏高昌王族抄经供养动机补论 |
| 一、麹氏王国的政治困局 |
| 二、麹氏高昌王族抄经供养动机补论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三章 《金刚经》文书及相关信仰在古代吐鲁番的流行 |
| 第一节 出土文书的概况 |
| 第二节 《金刚经》概况 |
| 一、《金刚经》的主要版本 |
| 二、《金刚经》的主要内容 |
| 第三节 《金刚经》在高昌（唐西州）的流传 |
| 第四节 罗什译本流行原因蠡测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四章《弥勒上生经》文书与古代吐鲁番地区“弥勒净土”信仰 |
| 第一节 出土文书概况 |
| 第二节 弥勒净土思想的产生 |
| 第三节 弥勒上生信仰在古代吐鲁番的流传 |
| 一、早期的弥勒上生信仰 |
| 二、唐代西州时期的弥勒上生信仰 |
| 三、高昌回鹘王国的弥勒上生信仰概观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五章《观无量寿佛经》文书与西域“西方净土”思想的流传——以高昌和龟兹为中心 |
| 第一节 出土文书概况 |
| 第二节 西方净土信仰的产生及其在西域的流传 |
| 一、西方净土信仰的产生 |
| 二、西方净土思想在西域的流传 |
| 第三节 从西方净土变看唐代长安佛教文化对西域的影响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六章 《妙法莲华经》的盛行与鸠摩罗什的译经技法 |
| 第一节 出土文书的概况 |
| 第二节 《妙法莲华经》的内容及其传译 |
| 第三节 由《妙法莲华经》管窥鸠摩罗什的译经技巧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七章 《贤愚经》文书及吐峪沟石窟相关壁画的解读 |
| 第一节 出土文书的概况 |
| 第二节 《贤愚经》概况 |
| 一、《贤愚经》的产生及其内容 |
| 二、龟兹石窟中的《贤愚经》故事画 |
| 三、《贤愚经》在河西早期流传略述 |
| 第三节 吐峪沟石窟壁画中《贤愚经》故事画的解读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八章 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密教典籍文书述论 |
| 第一节 出土文书概况 |
| 第二节 出土密教文书的分类及内容述略 |
| 一、出土密教文书的分类 |
| 二、出土密教文书内容述略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九章 《维摩诘经》文书与伯西哈石窟《维摩诘经变》壁画 |
| 第一节 出土文书概况 |
| 第二节 《维摩诘经》主要内容及其传译概况 |
| 一、《维摩诘经》的主要内容 |
| 二、《维摩诘经》的传译概况 |
| 第三节 吐鲁番伯西哈石窟中的“维摩变”壁画再探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十章 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佛教文书与汉文《大藏经》 |
| 第一节 佛教三藏典籍的汇辑、汉译与汉文写本《大藏经》 |
| 第二节 汉文刻本《大藏经》概况 |
| 第三节 汉文《大藏经》在西域的流传 |
| 一、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提供的线索 |
| 二、佛经目录的发现 |
| 第四节 出土文书中《大藏经》系统残卷的再发现 |
| 一、出土抄经残片概况 |
| 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作为抄本藏经的功用探析 |
| 三、刻本《大藏经》残卷的新发现 |
| 第五节 小结 |
| 结论 |
| 一、总结 |
| 二、本文研究的局限和不足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陈祥道《礼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论文迷题理由 |
| 第二节 《礼书》研究的现状 |
| 第三节 论文研究思路与重点 |
| 第一章 陈祥道生平及着述 |
| 第一节 陈祥道家世与生卒年 |
| 一、 陈祥道之家世 |
| 二、 陈祥道之生卒年 |
| 第二节 陈祥道之仕覆 |
| 一、 陈祥道仕覆诸说分歧 |
| 二、 陈祥道仕履考证 |
| 第三节 陈祥道交游及着作 |
| 一、 陈祥道之交游 |
| 二、 陈祥道之着作 |
| 小结 |
| 第二章 《礼书》成书及版本研究 |
| 第一节 《礼书》之成书探究 |
| 一、 《礼书》成书背景及创作原因 |
| 二、 《礼书》成书过程 |
| 第二节 《礼书》版本及其源流 |
| 一、 宋刻元明递修本 |
| 二、 明代张溥刻本 |
| 三、 《四库全书》本 |
| 四、 清嘉庆九年福清郭氏校经堂刻本 |
| 五、 清光绪三年广州学源堂刻本 |
| 六、 《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 |
| 第三节《礼书》宋元版本考 |
| 一、 五种藏本《礼书》之比较 |
| 二、 《礼书》宋、元刻本判定之争论 |
| 三、 《礼书》宋、元刻本刊刻年代考证 |
| 小结 |
| 第三章 《礼书》体例及内容探究 |
| 第一节 《礼书》体例 |
| 一、 图文配合之体例 |
| 二、 全书总体之体例 |
| 三、 各门类之体例 |
| 四、 各段之体例 |
| 第二节 《礼书》内容 |
| 一、 总结归纳先秦礼制 |
| 二、 梳理历代礼制沿革 |
| 三、 论断个别细节之礼 |
| 四、 考证行礼仪节方位 |
| 五、 考订名物形制功用 |
| 第三节 《礼书》总目录、分卷目录、正文条目差异探究 |
| 一、 总目录、分卷目录、正文条目三者差异 |
| 二、 总目录、分卷目录、正文条目差异产生原因探究 |
| 小结 |
| 第四章 《礼书》归纳礼制研究 |
| 第一节 陈祥道之前学者对礼制归纳的探索 |
| 一、 《礼记》对礼制的归纳 |
| 二、 郑玄、孔颖达、贾公彦等对礼制的归纳 |
| 第二节 《礼书》归纳礼制的方式和具体内容 |
| 一、 《礼书》归纳礼制的方式 |
| 二、 《礼书》归纳礼制之内容及释例 |
| 第三节 《礼书》礼制归纳之特点及评价 |
| 一、 《礼书》归纳礼制之特点 |
| 二、 《礼书》归纳礼制之评价 |
| 小结 |
| 第五章 《礼书》礼图研究 |
| 第一节 礼图及礼图着作述略 |
| 一、 名物类礼图和仪节类礼图的名称及二者区别 |
| 二、 礼图之名物图与仪节图的发展演变 |
| 三、 中国古代礼图着作考略 |
| 第二节 《礼书》礼图统计归类与研究 |
| 一、 《礼书》礼图体例及统计归类 |
| 二、 《礼书》名物图对《新定三礼图》之沿袭与补正 |
| 三、 《礼书》仪节图的特点和文献价值 |
| 四、 《礼书》仪节图为初创的可能及论证 |
| 第三节 明张溥重刻本《礼书》对原书礼图改造之探究 |
| 一、 张溥刻本对原书礼图体例之改造 |
| 二、 张溥刻本对原书礼图内容之改造 |
| 三、 张溥改造礼图之原因、所受限制及总体评价 |
| 小结 |
| 第六章 《礼书》之评价、影响与定位 |
| 第一节 《礼书》为未完成之书献疑 |
| 一、 《礼书》创作过程中相关情况推论 |
| 二、 《礼书》文本本身的证明 |
| 第二节 《礼书》对後世的影响 |
| 一、 《礼书》体例方面的影响 |
| 二、 《礼书》文字内容方面的影响 |
| 三、 《礼书》礼图方面的的影向 |
| 第三节 《礼书》之评价与定位 |
| 一、 前人对《礼书》评论之巨大分歧及原因 |
| 二、 《礼书》总体之客观评价与定位 |
| 小结 |
| 附录一 《礼书》各版本馆藏信息统计 |
| 附录二 《礼书》总目录、分卷目录、正文条目差异统计 |
| 参考文献 |
| 後记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及学术活动 |
四、1990年《甘肃教育》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敦煌唐代咸亨至仪凤年间的宫廷写经[D]. 汪若青.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2]敦煌佛教疑伪经综录[D]. 王孟. 上海师范大学, 2016(06)
- [3]敦煌曲子辞写本整理与研究[D]. 张长彬. 扬州大学, 2014(10)
- [4]敦煌张氏归义军史事编年[D]. 魏睿骜. 兰州大学, 2019(08)
- [5]儒释伦理共同作用背景下的敦煌家庭关系研究 ——以8至10世纪为中心[D]. 买小英. 兰州大学, 2017(03)
- [6]藏传佛教佛经翻译史研究[D]. 扎西卓玛. 兰州大学, 2011(06)
- [7]论敦煌文献流失海外的原因、经过及具体分布[J]. 赵彦昌,李晓光. 辽宁省博物馆馆刊, 2012(00)
- [8]国家图书馆与敦煌学[D]. 刘波. 河北师范大学, 2013(10)
- [9]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文书相关问题研究 ——以1980-1981年出土文书为中心[D]. 彭杰. 兰州大学, 2016(11)
- [10]陈祥道《礼书》研究[D]. 张琪.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