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略论儒家思想对秦王朝的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资海琼[1]（2021）在《汉初黄老政治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汉初黄老政治思想所呈现的风貌,已非道家原创时期的本来面目,而是经过长期吸纳其他学派所融入的性格,为了适应汉初社会的历史时代要求,不得不改变的因应措施。汉初黄老政治思想融合了儒家、法家、阴阳家等多家思想,以老庄“道论”为基础,形成了无为而治、形名相应、德刑并举、因循为用、以法治国的政治策略,完成了先秦以礼法为主到儒法道整合的转化。汉初黄老政治思想兼容并蓄、无为即有为,恢复并重建了汉初经济、政治制度与社会秩序,以及对汉民族文化及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初黄老政治思想为西汉初期的社会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为道家经世治国开创了契机,为西汉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也因为其自身流弊及社会内外环境的转变,最终被董仲舒大一统儒家政治思想所取代。尽管黄老政治思想从此退出了官方政治舞台,但其“以道为魂”、“以德为体”、“以法为用”的思想精髓,时至今时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孙康[2]（2020）在《汉代人的周秦印象研究》文中认为汉代人在日常政治生活中经常引述往古,上至远古帝王,下及秦二世、子婴;但是汉代人究竟如何看待他们之前的时代?学界对此关注度较少。由于该问题所涉及时间过长、空间过大,故而选取汉之前的周、秦两个朝代作为典型,以此探索汉代人的周秦印象。本文首先从西汉人对周朝、周王、周臣三个方面的论述展开,分析了西汉人的周印象;再把目光由西汉转向东汉,用同样的方式梳理东汉人的周印象;最后,将两汉人对周朝的态度、看法、情感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对周朝的肯定、崇尚是两汉人最主要的倾向,周朝“圣治”的印象已成为当时人普遍的观念。从微观的角度看,汉代人对周王的印象主要集中于周文王、周武王等西周开国君主;与之相应,汉代人的周臣印象多集中于周公、召公、姜尚等西周开国之臣。这是由儒家所传周朝史料的特点、儒学独尊地位在汉代的确立、两汉现实政治需求等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汉代人并不总是一味地赞美、膜拜周朝,王充独树一帜,明确提出“周不如汉”的论断。在秦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的强硬统治、西汉王朝的建立者对秦末暴政的亲身体验及西汉初期“过秦”思潮的推动、汉王朝政权合法性的需要、时代局限性等因素的影响下,“暴秦”为两汉人最直观、最主要的秦印象。对秦始皇统一六国功绩的肯定也凸显出大一统思想在汉代的普遍被认可。形成于汉代的周秦印象,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为后世朝代所继承,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相始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张卓[3]（2020）在《董仲舒与汉代主流意识形态》文中认为意识形态的主要作用在于对某种制度的辩护或批判,而主流意识形态即统治思想则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建构起来的观念上层建筑。汉代是继秦“二世”而亡之后建立的一个延续400多年、强大的“大一统”封建王朝。汉王朝的强大和长时间延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董仲舒推动“独尊儒术”并为汉代统治者提供了一个以儒学为核心的主流意识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深入研究汉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和衍化,揭示董仲舒对汉代主流意识形成的作用,从一个个案的分析获得对主流意识形态意义和作用的认识,吸取经验与教训,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主要从三个维度对问题进行了分析:首先,汉代主流意识形态经历了一个从汉初黄老之学到儒学复兴的演变过程。汉初统治者适应时代的需要,选择了黄老思想为其统治思想,实行“无为而治”的政治策略;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的建议,推动了儒学的复兴,使儒学替代黄老之学成为新的统治思想。汉代儒学的复兴有其历史的原因,包括儒学自身的生命力、汉代儒学与其他学派的相互作用、汉代儒生们的传承与发展、董仲舒“独尊儒术”的推动等等。其次,董仲舒主要从“天”论、“天人感应”论、“君权神授”论等方面对汉代政治制度合法性进行了论证,从“三统三正”、“天不变道亦不变”、“德主刑辅”等方面对汉代政治秩序进行了设计,从“三纲五常”、“正谊不谋利”、“承天意善中民之性”等方面对汉代伦常秩序和价值体系进行了建构,并由此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系统的主流意识形态体系。第三,以董仲舒思想体系为核心的汉代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不仅对汉代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来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为汉代政权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前提、为社会秩序的整合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整个社会提供了价值和信仰体系。
潘润[4]（2020）在《战国时期东方小国的兴衰及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以鲁、宋、郑、越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由于战国七雄等大国国力的强盛影响力较大,在战国史研究中战国七雄往往得到较多的关注,对同时期各个小国的研究则较少。中原泗上及周边邻近的小国,在战国早、中期频繁参与到诸侯征战中。且由于各自的特殊地理位置及地缘战略价值,其自身的兴衰也深刻影响了不同时期的历史进程。即使是在战国时期结束后的下一个历史阶段秦末汉初,曾经的诸东方小国故地通过地域性的整合,从而参与到区域一体化进程,也深刻影响了秦末汉初的历史进程。在战国时期的东方小国中,鲁、宋、郑、越作为影响较大的诸侯国,其兴衰过程对历史走向有着深刻的影响。第一章首先讨论鲁国三桓在全面掌握政权的大背景下,于战国初期通过驱逐鲁哀公实现“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从而权势达到顶峰的过程,并基于此比较了战国早期特定时代背景下鲁国的政治变迁与齐、晋等国的异同。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论文讨论了战国早中期之交三桓之所以衰微、鲁穆公又能恢复公室,鲁国自身原因在于周代礼制于鲁国的强大惯性,外部原因则是田齐对三桓根据地的攻击削弱了三桓的力量。鲁穆公恢复公室权力后参与到“三晋伐齐”之中,影响了战国早期晋齐争霸格局,并且在三晋列为诸侯的过程中又影响了战国早期剧烈的时代变革。第二章讨论战国早期宋、郑历史变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通过清华简《系年》中的记载,考证战国时期着名的政权更替事件“戴氏取宋”应该开始于战国早期,其原因是春秋时期戴氏在宋国的兴起。论文同时讨论了郑国在战国早中期之交发生的“太宰欣取郑”政权更替事件的过程、影响,认为“太宰欣取郑”发生的原因是春秋晚期七穆在郑国的兴起,以及三晋、楚国争霸过程中插手郑国内政。此外,论文由清华简《系年》中的相关记载,讨论了宋、郑四战之地的地理位置及其对战国早期三晋与楚国争霸特别是其中两场决战连堤之战、大梁榆关之战的巨大影响。论文认为“宋郑之间有隙地”和三晋、楚国集中力量对“隙地”的争夺是战国早期三晋与楚国争霸的战略新特点。第三章的研究,首先讨论了三家分晋后韩国对郑国的包围过程,指出这决定了战国中期郑国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当然,韩灭郑并迁都新郑又使郑国继承了“四战之地”位置,这也决定了后来韩国在战国历史中的发展走向。本章还把战国中期“戴氏取宋”的最终完成与“子南氏取卫”进行比较。论文认为“戴氏取宋”系新兴政权,此与“子南氏取卫”从而变成大国附庸有本质的不同。论文由“鲁酒薄而邯郸围”这样的古谚,指出这恰恰说明战国中期鲁国在齐、魏、楚争战中特别是齐魏桂陵之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论文讨论了越国在经历“越人三世弑其君”的内乱后,由大国向小国转变并向江东退却的历史进程。论文指出战国中期诸侯纵横中郑、宋、鲁、卫、越等东方小国的自身政治变革和外部地缘环境决定了它们不同的命运,而这又对战国中期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第四章讨论了宋王偃的强盛和走向灭亡关键在于战国晚期走向一统的历史大势。战国时期宋国作为小国能够强盛和重要的地理位置是乐毅五国合纵伐齐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论文也讨论了战国时期周王室内乱和二周的兴起对秦统一的影响。认为周天子对洛阳控制力的削弱使得秦国可以更便利地灭周并成为新的天下共主。论文认为春申君面对秦国的军事威胁,通过对鲁国以及江东的开发,在越、宋、鲁故地构建了楚国的抗秦大后方。战国晚期东方小国的灭亡和故地治理整合,特别是抗秦后方的建立对新的大一统局势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五章由“东南有天子气”的讨论,指出楚国在越、宋、鲁故地的抗秦大后方的构建对秦朝统治的巨大威胁。认为战国时期越国的历史记忆是江东成为“亡秦必楚”基地的重要原因。论文认为战国时期宋国历史和楚、宋文化在楚国统治下的结合是刘邦灭亡秦朝、实现“秦亡汉兴”的重要原因,并进而指出秦汉时期宋国故地彭城一带开始成为楚地的中心。论文认为战国时期鲁国历史和楚、鲁文化在楚国统治下的结合,是促成秦始皇焚书与汉武帝“独尊儒术”两种对立政治倾向的重要原因。战国时期越、宋、鲁对秦末汉初历史进程的影响,既反映出楚文化东渐的背景下“秦亡汉兴”的历史必然性,同时也说明秦末汉初东方对西方胜利的历史偶然性。
周亚楠[5]（2020）在《“明德慎罚”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在法律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每一次的发展都将定格为历史。中国法律文化的建设进程与中国古代的法律思想及法律制度密切相关,且中国古代产生的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本就是中国法律文化中的一部分。我们只有不断追溯过去,展望未来,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待每一次的进步,这样才能够不断提高水准获得人类更多地法律实践的经验,为当今社会的法律文化建设提供更好的借鉴模式。而在诸多的优秀法律思想理论中,西周时期的“明德慎罚”思想便极具代表性,数千年前的统治者以德政来统摄天下,以慎罚来指导法律适用,这无疑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是一个重大突破。不仅如此,这一思想对于历史上的其他法律思想理论的产生及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法制建设进程都产生了非常显着的影响。所以,对这一思想学说进行更进一步探究是非常有必要的。文章主要是从四个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是对“明德慎罚”思想内容及内涵的阐述。从“明德慎罚”产生的历史条件出发,探究这一思想产生的历史原因及这一思想学说所包括的思想内容与思想内涵分别是什么,到最后对这一思想的特点和时代意义进行归纳分析。以此对其本质有所理解和把握。第二部分是介绍“明德慎罚”思想产生以后对中国古代法制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分别对西周之后儒家的“德治”思想,以及秦汉、唐宋、明清等各个历史时期的法制思想展开论述,让读者更深一层理解这一思想学说的价值影响。第三部分主要围绕“明德慎罚”思想对历朝历代法制实践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入手,尤其以西周、秦汉为重点,对唐宋、明清则为简略探究。追溯这一思想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价值体现。而最后一部分则联系实际,剖析这一思想在当代治国理政和法治建设中的价值指导作用。此外,文章通过对相关学术资料的整理及收集发现,对“明德慎罚”这一思想所进行的研究大多数以局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着某一个时期、某一部古典文献或某一位历史人物为着手点进行探究,而本文旨在从宏观上对这一思想进行整体把握,从思想的孕育到思想的确立、成熟、发展,再到该思想理论对各个朝代的法律制度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最后对当代的借鉴意义,都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论述,虽不能做到细致入微,但仍可以使读者对这一思想有较为清晰的了解,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对“明德慎罚”这一思想进行合理的定位与思考。
韦懿航[6]（2020）在《论儒家思想与两汉法制的结合及其影响》文中提出两汉时期是儒家思想繁荣发展的重要阶段,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在以经治国思想的指导下,儒家思想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走向了政治的中心,从而影响到了两汉社会的诸多方面,特别是在法制领域,汉代法律逐渐经学化,儒家思想对汉代法律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一部分介绍了儒家思想成为汉代法制指导思想的原因及过程。汉初,在黄老思想指导下的法制虽较秦律而言相对宽松,但秦律的指导思想、法律原则、科罪定刑的标准并未更改,同时,“无为而治”的思想还加剧了地方割据势力的膨胀,另外,儒家经学本身的法律属性主张以“仁、义、礼、智、信”来规范人们的言行,统治者利用儒家思想,推崇孝道,目的是强调下位者对上位者的顺从和尊敬,建立以孝为核心的社会秩序。第二部分从儒家思想与汉法的结合入手,在儒家思想与汉代立法和儒家思想与汉代司法这两方面加以分析。董仲舒将儒家思想的家庭伦理与阴阳家、法家和道家的道法自然、顺应天意相结合,汉武帝借此“霸王道杂之”,择取对统治有利的部分用之,将儒家的理想社会形态纳入到统治思想的范畴,初步实现儒家思想与法律的结合,进而在法律领域影响了汉代以及后世的立法。其次,汉代诉讼制度、狱政制度以及汉代官吏的儒家化也说明了儒家思想与汉代司法间的密切联系。第三部分以“春秋决狱”为切入点介绍了儒家思想对汉代法制的影响。“春秋决狱”具有“原心定罪”和“亲亲相隐”等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均以儒家思想的刑德观为标准,从作案的主观动机出发,一方面有利于法制的完善,但另一方面却体现了断案的主观性,此外,对汉代的法制也具有衡平的作用。将“春秋决狱”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评论会更加准确和客观。
宋清员[7]（2019）在《在政治调节中强化王权：《韩诗外传》政治思想研究》文中提出《韩诗外传》一书,为西汉初年诗经博士韩婴所编着,大致属今文学一类。《外传》引《诗》,多属象征层面的“诗教”运用,与《诗》之本义关联不甚密切。因之,《外传》一书所反映出的是,韩婴本人立处秦汉鼎革之际,承接汉初百家余绪的“杂家”学术立场,经世致用的旨趣十分明晰。如此,则为我们透过《外传》,以观察汉初政治思想的逻辑演绎理路,提供了坚实基础。汉承秦制与儒法争鸣是韩婴及其《外传》,所处的政治时代背景和学术思想背景。汉承秦制的制度沿革,奠定了传统中国政治结构的制度规模。秦汉之际,关涉郡县制与分封制的思想争鸣,共有三次,但均以郡县制的最终确立而完成。郡县制的实然确立标志着,单一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形塑。加之,定都关中和叔孙通“起朝仪”这两项举措的实施,使得汉制对秦制的因袭基本完成。然而,强秦任用苛法二世而亡的亲身经历,使得汉初儒生士人不得不吸取秦亡教训,以维系汉家长治久安。这是汉初儒生士人的共同问题意识。因之,求治、求一、求变,成为汉初政治思想的基本特点。从政治合法性和政治整合层面言之,秦亡故事,反映出三晋秦法家思想在整合政治文化、塑造主流政治价值层面的乏力感。在这一政治情境下,转向儒生和儒家政治思想的助益,实属自然。儒家政治思想在攻取天下之时发挥功用有限,而在既定政治秩序建构完成后的治国理政方面,则显现出立处君主政治立场下的中庸权变特点。景帝时期儒生辕固与道家黄生的廷争,即显现出儒家政治思想重视权变调节之优长。儒法争鸣的最终结果,形塑为法家霸政取天下和儒家王道守天下的汉家制度。因之,以改朝换代的更迭时刻为界,称制之前倚赖重典刑罚的法家进取之术,称制以后依赖仁义礼制的儒家守成之道。这一权变战略,有为汉以后的王朝立“法”的典范意义,循为常道。故而,儒、法两家互补,以代法家独大,是秦汉之际的第一个“变”。从政治学视角言之,这是国家层面的战略思想和战略方针的抉择转向。延继儒、法互补的国家策略转向,以礼代法、以礼实法、礼法同治,是为儒、法互补从国家层面向社会层面的纵深转向。这是秦汉之际的第二个“变”。通过这一转变策略,促使政治权力统治基础下移,得以伸向社会层面。礼的礼制、礼仪、礼节等丰富意蕴基本涵括国家、社会、人心等各级层面,改变了秦法单一刻板的刻薄形象。这一进程的推进,最终通过君子人格得以改造。以礼制明尊卑,防止地方势力坐大以威胁中央,确立明确的中央地方关系。以礼仪化风俗,将尊卑等级观念渗透于社会层面,完成政治社会化进程。同时在心理层面确立以礼节文的内部规范,沿袭了孔子讲礼内化于仁的内在向度。总之,礼治主义是传统中国社会治理层面的主要手段,其与国家层面的“法制”一道,共同形塑了传统国家治理的基本框架,建构了“国家-社会”基本格局。假若礼法合治在乎国朝一隅,则移孝作忠,是为礼治思想在社会层面的积极转向。移孝作忠,部分反映出礼治尊卑向家族伦理层面的继续渗透。与法家对家族伦理的忽视不同,儒家向来重视家族伦理,并通过移孝作忠以之为统治基础。政治权力深入到“家”,将家族伦理改造为政治伦理,使得对社会组织的控制加强。同时通过移孝作忠,防止家族的宗族化倾向。总之,政治斗争的场域由上层国家层面,转向家族层面。对利益的即时性要求化解为亲情化的孝慈,处理利益的方式由利益争夺变为情感维系下的礼让,隔绝了国家社会难以交流带来的猜忌。基于政治争夺的利益分配,转化为家族伦理,政治伦理化了。从礼法合治角度言之,则移孝作忠亦可看作礼治对法制的改造和变通,是为国家层面对社会层面的政治吸纳。除却礼治法制在朝堂层面的争胜、忠孝在家族领域的互嵌外,在学校领域有所谓道统与政统的抗争。然而,身处道学与王权之间的君子士人,终究没能在政治实践领域,完成政治思想对政治权力的规训与制约。君子固穷的政治人格及对道义的学术追循,终使得君子士人成为维系王权的社会力量。刑不上大夫乃君臣共治之基,使得君尊臣卑的君臣一体成为可能。君主政治扩大治理基础,臣属成为缓和君、民矛盾的中间层。臣子士人在国家政治和社会民生之间,既需承担来自前者的权力压制,又需在社会层面完成人生价值。位处国家与社会之间,权势与道义之间,颇为踌躇。但就是在这一动态拉锯过程中,化解了自上而下的政治压力,防止秦法家严厉吏治带来的激变。值得注意的是,君臣共治是对礼法同治治理结构和移孝作忠政治伦理的逻辑演绎,君、臣、民需在既有基本政治制度的框架内腾挪转移,找寻适宜自我的政治角色。顺沿王有天下的政治资源占有、礼法同治的政治治理手段、移孝作忠的政治伦理规范和君臣一体的政治角色肯认这一逻辑,则在学术思想领域自然逼出天人合一政治思维。天人合一致思逻辑在政治合法性层面,论证了传统政治结构中王有天下、礼法同治、忠孝互济和君臣一体等,并与这四者形成封闭循环,相互佐证,进而使得这一政治系统更具稳固性。至此,一个围绕王权政治的政治系统形成,这一系统涵摄核心价值、规范制度、社会伦理、政治角色和思维模式等五层面,构筑一副传统政治结构的有机图景。最终,经由董仲舒对“春秋大一统”的理论申述,完成“子学时代”向“经学时代”的学术转向。汉初百家余绪的学术时代至此完结,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代亦于此终止。通过以礼实法、移孝作忠、以臣实君和天人合一等四方面的思想申述,汉代对秦朝的强化型调节完成,儒法互补的政治格局形塑。王权主义借助“阴阳组合结构”的力量,使得自身具有更为强劲的适宜性。在政治调节中强化王权这一目标,得以达成。
马世琪[8]（2019）在《“孝”与“忠”的秩序建构 ——基于秦汉孝道的社会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孝道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底色,作为一种德目对中国社会和历史影响之大世所罕见。古往今来,对于传统孝道的论述和解读材料可以用浩如烟海来形容,但大都集中在专门史的领域,若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待相关史实,传统孝道及其思想可以视为社会控制和社会化的主要方式,对群体的社会生活秩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思想,是可资开发的理论宝库。本文以治专门史的文献研究法,将孝道视为社会思想,以秦汉史实为依据,用社会思想史的视野重点研究了以下内容:孝道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扩展和演变过程。在远古的原始氏族社会,社会生产力落后,人们无力对抗自然,产生了图腾崇拜。而后农业文明逐步确立,“敬天事鬼”的祖先神灵崇拜取代了图腾崇拜,进入三代后祖先崇拜与祭祀逐渐确立,“尊祖敬宗”的孝意识萌发。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时,小家庭经济的确立使孝道具有了“善事父母”之义。宗法家族社会的确立和儒家文化的发展,明确了尊卑长幼的伦理秩序,“孝”朝着“忠”的方向发展而去,孝道因此完成了由个人向群体的扩展,成为了一种社会伦理本位。秦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集权大一统历史时期,其首创之功为后世所垂范。秦虽短促,且奉行法家治国,秦在法律上对于不孝罪的严惩是其重视孝道的重要体现。汉承秦制,吸取了秦亡的教训,以儒术统一思想,并援法入礼。统治者从诸多方面发挥孝道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在“优老”、举孝廉、惩罚不孝罪和“三老五更”的基层治等方面颇具特色,有力地推进了孝道思想的世俗化,“移孝作忠”贯穿其中,形成了“以孝治天下”的局面。孝道思想影响和形塑了个人和社会的价值取向。“人生不能无群”决定了个人与社会的互构关系,孝道规范着每一阶层的行为和社会角色,以“软”控制的方式使得整个社会呈现出有序的状态,古代中国人修齐治平的社会理想与此密切相关,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特征也寓于其中。孝道思想在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面临着向现代化转向的问题。秦汉孝道思想的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它的研究和发掘能够使人们重新认识孝道的治世作用,也可为当代中国的养老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同时也凸显出了文化寻根的重要价值。
郭庆玲[9]（2019）在《《吕氏春秋》道德教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推进,错综复杂的多元文化思潮成为影响当前主流文化的因子。如何在多元文化的氛围中进一步提升公民基本道德水平,就成为思想道德工作者们的重要课题。马克思就曾表示,道德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发展而来的,它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得到诠释,从而会随着时代的文化精神的积淀而体现着其独特的社会规范和时代价值。既然道德是文化的外显,提升公民的道德水平就应当从我国的精神和文化着手。因此,追踪传统文化关于道德教化的说法是面对并提升当下道德水平的一个角度。在这一背景下,深入分析集时代大成的《吕氏春秋》中的道德教化思想,不仅对我们思考当下的道德问题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同时,也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提供重要的借鉴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早就提出的“两创”（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方针。毕竟,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只有经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才能顺利融入世界文明的脉络中,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国际影响。对《吕氏春秋》道德教化思想的研究也是积极响应“两创”方针,接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一个重要契机。需要看到的是,成书于战国末-秦王朝时期的《吕氏春秋》,以融合九家十流之“杂”为特色,其道德教化思想是以道德“本位”的觉醒实现“道德教化”的兼容并蓄,在具体教化内容上多吸收儒家思想,因而其德治分量不容小觑。当下,因着“两创”方针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我们看到这种道德“本位”的觉醒需要以当代社会的基本状况为立足点。也正是如此,《吕氏春秋》可以超出它所处的时代,而对当下的道德建设和道德教化有所启发。本文将本着尊重传统、古为今用和推陈出新的原则,使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分析《吕氏春秋》道德教化思想形成的条件,尤其要深入发掘“效法天地”、“执摄政教”、“天人相应”由以可能的思想条件,这是研究《吕氏春秋》道德教化思想的前提。在此基础上,本文需要在“道生德蓄”中厘定道德“本位”,这是实现《吕氏春秋》道德教化的起点。之后,通过“道德教化”的内在本位意识及其可能会建构的基本社会秩序,挖掘《吕氏春秋》道德教化思想的主要特色。进而,在主客体、教化内容、教化方法方面总结道德教化思想,而教化的路径就隐含其中。有了这些基础的理论工作之后,本文还要结合当下社会的基本现状、面对当前道德教化过程中的问题,对《吕氏春秋》道德教化思想的当代价值进行针对性研究。这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对道德教化的主客体、内容和方法进行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其次,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挖掘二者的内在关系,以实现“道德教化”在当下社会的具体应用。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分析道德教化思想形成的条件,包括其社会历史条件和吕不韦的个人思想和经历。这是研究《吕氏春秋》道德教化思想的前提。其次,对于道德教化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必要分析。由于《吕氏春秋》融合九家十流,思想错综复杂,因而需要挖掘文本的思想主线,这就是效法天地、执摄政教和天人相应。而兵家思想、科技思想、军事思想、历史思想、法律思想、道德教化思想等等,都依托于这一主线。第二章,分析《吕氏春秋》道德教化思想的内容,厘定“道德教化”概念。即在道德“本位”的觉醒中确定“道德教化”内涵。“道德”是通过效仿“天道”并纳入人心而“得”,“得”即“德”,“道德”是效仿“天道”而确立人的“本位”意识。“教化”是实现“道德”的方式,包括自教和他教,是通过本性清净——染尘纳垢——效法天地——去欲全性——觉醒“本位”——道德教化的人为之“化”,而实现道德“本位”确立的过程,这是理想性的教化。同时,教化又受制于封建社会的帝制统治、既定天命以及道德教化自身的异化,因而教化有局限性。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挖掘出道德教化思想的生命性、机缘性和时代性。具体来看,道德教化思想内在的包含了教化主客体、内容和方法,同时道德教化的路径也通过共同体中的“成己达人”隐含其中。因而,我们可以从“争道”而“省己”的教化主体、“疾学”而“尊师”的教化客体以及“去尤”、“用众”以促“主客同体”三个角度理解道德教化的主客体。其次,养生养性的自我教化、忠孝齐家的家庭教化、尊师重教的人文师教、礼乐仁义的社会教化作为道德教化的主要内容,实现了由个人教化、家庭教化到人文师教、社会教化的拓展。而在教化方法上,《吕氏春秋》展现出有为以教和无为而化的特色。第三章,由于道德教化的主客体、内容和方法来源于战国-秦王朝时期成形的《吕氏春秋》,它确实在“和而不同”、“施德无形”、“位本立序”方面有一定历史贡献,但是其历史局限也很明显。因而,通过觉醒道德“本位”所实现的道德教化最终还是要立足当代的社会背景。第四章,认真分析“多元价值竞争与返本开新”、“资本逻辑冲击与本位持守”、“大众传媒与核心价值引导”的当代状况,以此实现《吕氏春秋》道德教化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其中,“以人为本”的道德教化思想,需要发挥其主客一体的当代价值,主要在于展现“以民为本”、“主客交互”、“类固相召”的主客体特色。在教化内容上,“教民以仁”是《吕氏春秋》道德教化的重点,其中,“诚”又是实现“仁”的起点。在当代社会,以诚守位是指,通过“诚”实现个人道德“本位”的内在觉醒。而当代社会的“诚”关乎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以诚入规在于融合“诚”与“明”并形成有效的社会化、规范化机制。以上两者的落脚点还在于“遵道仁民”。“仁民”是道德教化思想的重点,同时“以人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价值取向,这两者具有天然的契合性。而道德教化的“化渐之法”在当代主要表现为:诗文寓言以喻、德化养成以渐、道生德蓄以成。其中,道德教化中养成式的道德教化方法可实现有为以教、无为而化的结合,以此发挥“化渐”的优势。第五章,应对当代道德危机,我们需要格外重视价值观。《吕氏春秋》道德教化思想在涵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吕氏春秋》道德教化是按照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的教化路径实现自身,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家价值、社会价值、个人价值具有天然契合。因而,道德教化思想在“家国一统和谐以固国家”、“礼乐秩序规范以合社会”、“个体清净本位以育善诚”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那么,《吕氏春秋》道德教化的国家价值和社会价值,可以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寻求“秩序”层面的支撑;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寻求“本位”层面的理论基石。这个过程实际上,是通过“成己达人”实现《吕氏春秋》道德教化思想在自然共同体、人伦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和国家共同体方面的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总而言之,《吕氏春秋》“道德教化”思想的“活化石样态”可以为现代社会的价值理念提供重要的支持。本文在填补《吕氏春秋》道德教化思想的研究空白、弥补传统儒家教育思想之不足的同时,一方面,可以丰富当下的道德教化理论;另一方面,通过破译《吕氏春秋》的文化密码、汲取其道德教化养分、挖掘其道德教化思想历久弥新的文化根脉,以解决我国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精神问题、进一步提升当下的道德水平。可以说,《吕氏春秋》道德教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促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种努力。
车小玲[10]（2018）在《汉代法律儒家化新论》文中研究说明儒家思想是我国思想文化的瑰宝,它有博大精深的历史底蕴,对我国法律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汉代是我国法律儒家化的起点,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统治的主导思想,为以后各朝代法律儒家化奠定了理论基础,对后世法律制度的发展影响力巨大,直至今日,儒家思想推崇的某些思想依然是我们行为的准则之一。本文从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历史背景开始,总结先秦儒家知识的贡献和先秦法律思想的贡献,通过秦朝的暴亡总结历史教训;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利用黄老无为思想修养生息,在黄老思想指导下,汉初七十余年积累了大量物质财富,但是政治清平、“文景之治”的背后也存在着各种隐患,汉武帝敏锐的觉察到了问题,并通过主导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改旗易帜去巩固大一统的政权,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深得汉武帝赏识,在群儒之首董仲舒的倡议下,汉武帝宣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得以确立;从分析董仲舒的“大德小刑”思想开始,去分析封建的正统法律思想,从中可以见到汉代儒家思想对于我国的封建法律思想影响很大;在第三章,分析法律儒家化的历程及表现:有立法思想方面的,也有司法方面的。同时,从循吏和酷吏问题和汉律六十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的矛盾以及糅合;在第四章,阐述了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历史地位与影响,然后再总结了它对当代法制的借鉴作用。
二、略论儒家思想对秦王朝的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略论儒家思想对秦王朝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汉初黄老政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与意义 |
| (一)选题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汉初黄老政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 第一节 汉初黄老政治思想的形成 |
| 一、汉初黄老政治思想的形成年代 |
| 二、汉初黄老政治思想的地域起源 |
| 三、汉初黄老政治思想的产生原由 |
| 第二节 汉初黄老政治思想的发展演变 |
| 一、黄老政治思想代表着作梳理 |
| 二、汉初黄老政治思想的发展与兴盛 |
| 三、汉初黄老政治思想的势微与衰落 |
| 第二章 汉初黄老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
| 第一节 汉初黄老政治思想的哲学继承 |
| 一、汉初黄老思想的道论 |
| 二、汉初黄老思想中的辩证法 |
| 三、“道生法”命题 |
| 第二节 汉初黄老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一、无为而治 |
| 二、形名相应 |
| 三、德刑并举 |
| 四、因循为用 |
| 五、以法治国 |
| 第三节 汉初黄老政治思想的特点 |
| 一、汉初黄老政治思想的兼容并蓄性 |
| 二、汉初黄老政治思想的积极有为性 |
| 第三章 汉初黄老政治思想的影响 |
| 第一节 汉初黄老政治思想对社会经济的恢复与重建 |
| 一、恢复了汉初社会生产 |
| 二、重建了汉初社会秩序 |
| 第二节 汉初黄老政治思想对后世思想与性格形成的促进 |
| 一、促进了董仲舒新儒学的形成 |
| 二、促进了汉民族性格的形成 |
| 第四章 汉初黄老政治思想的现代价值 |
| 第一节 国家治理应当彰显“以道为魂” |
| 第二节 国家治理应当坚守“以德为体” |
| 第三节 国家治理应当实施“以法为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2）汉代人的周秦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和不足 |
| 第一章 西汉人的周印象 |
| 第一节 西汉人的周王朝印象 |
| 一、西汉皇帝重视周王朝 |
| 二、周朝的“圣治”印象 |
| 第二节 西汉人的周王印象 |
| 一、文王礼贤、广恩德 |
| 二、武王印象:由分歧走向一致 |
| 三、西汉人对其他周王的印象 |
| 第三节 西汉人的周臣印象 |
| 一、周公:贤、能、忠 |
| 二、召公“听断棠下” |
| 三、谋臣吕尚 |
| 第二章 东汉人的周印象 |
| 第一节 周印象的多元化 |
| 第二节 东汉人的周王印象 |
| 一、文王德行广布 |
| 二、武王印象的最终定型 |
| 三、东汉人的其他周王印象 |
| 第三节 东汉人的周臣印象 |
| 一、周公:周道的发扬者 |
| 二、召公“听断棠下”印象的延续 |
| 第四节 两汉人的周印象比较研究及原因分析 |
| 一、两汉人周印象的共性及原因分析 |
| 二、两汉人周印象的特殊性及原因分析 |
| 第三章 汉代人的秦印象 |
| 第一节 西汉人的“暴秦”印象 |
| 第二节 西汉人的秦君印象 |
| 一、穆公尚学礼贤、大度 |
| 二、始皇印象的复杂性 |
| 三、西汉人的其他秦君印象 |
| 第三节 西汉人的秦臣印象 |
| 一、商鞅印象的复杂性 |
| 二、奸臣赵高 |
| 三、李斯印象的复杂性 |
| 第四节 东汉人的“暴秦”印象 |
| 第五节 两汉人的秦印象比较研究及原因分析 |
| 一、汉人的“暴秦”印象及形成原因 |
| 二、汉代人的其他秦印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一、个人简历 |
| 二、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3）董仲舒与汉代主流意识形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从黄老之学到儒学的复兴 |
| 第一节 汉初的黄老之学 |
| 一、“无为而治”及其实践成效 |
| 二、“无为而治”的消极影响 |
| 第二节 武帝时期儒学的复兴 |
| 一、儒学自身的生命力 |
| 二、儒学与其他学派的相互作用 |
| 三、儒生们对儒学的传承与发展 |
| 四、董仲舒“独尊儒术”的推动 |
| 第二章 董仲舒对汉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 |
| 第一节 对政治制度合法性论证 |
| 一、“天”论 |
| 二、“天人感应”论 |
| 三、“君权神授”论 |
| 第二节 对政治秩序的设计 |
| 一、“三统循环”论 |
| 二、“天不变道亦不变”论 |
| 三、“德主刑辅”论 |
| 第三节 对伦常秩序的建构 |
| 一、“三纲五常”的伦理观 |
| 二、“正谊不谋利”的价值观 |
| 三、“王承天意善中民之性”的王道教化论 |
| 第三章 汉代主流意识形态确立的意义 |
| 第一节 维护君主统治地位,稳定国家统治根基 |
| 第二节 引领教化约束之法,实现社会有序发展 |
| 第三节 整合社会价值观念,发展民族精神信仰 |
| 结语:汉代主流意识形态确立对后世的影响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4）战国时期东方小国的兴衰及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以鲁、宋、郑、越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二、相关文献考古材料与学术史回顾 |
| (一)相关史料与考古材料 |
| (二)学术史综述 |
| 1、学者对战国鲁国历史的研究 |
| 2、学者对战国宋国历史的研究 |
| 3、学者对战国郑国历史的研究 |
| 4、学者对战国越国历史的研究 |
| 5、学者对“东南有天子气”的研究 |
| 三、研究内容与时空范围 |
| (一)研究内容 |
| (二)时空范围 |
| 第一章 战国早期鲁国三桓的兴衰及对历史格局的影响 |
| 第一节 、“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春秋战国之交鲁国国内政权的更替 |
| 一、春秋晚期鲁国的内外形势 |
| 二、鲁哀公之死和三桓对鲁国政权全面掌控的历史意义 |
| 三、鲁国的国内政权更替与齐、晋的比较 |
| 第二节 、三桓的衰微与鲁穆公复兴公室权力 |
| 一、田齐对鲁国的攻击与三桓的衰微 |
| 二、鲁穆公复兴鲁国公室权力与新时代的鲁国政治、学术 |
| 第三节 、鲁穆公的外交、军事政策与对齐晋争霸的影响 |
| 一、战国早中期之交田齐的政治内乱及对鲁国的侵略 |
| 二、从清华简《系年》看“三晋伐齐”之战及鲁国的作用 |
| 三、鲁穆公对三晋列为诸侯历史进程的影响 |
| 四、鲁穆公在“三晋伐齐”中的历史作用与春秋时期的比较 |
| 小结 |
| 第二章 战国早期宋郑政治变局及其对三晋与楚国争战的影响 |
| 第一节 、“子罕徒用刑而宋君劫”——战国早期“戴氏取宋”的发生 |
| 一、春秋晚期宋国公室的衰微与戴氏的兴起 |
| 二、“戴氏取宋”的前奏:宋景公之死与乐氏掌握宋国政权 |
| 三、从传世史料和清华简《系年》看“戴氏取宋”发生的时间 |
| 第二节 、“郑人三世杀其父”——战国早期郑国的内乱 |
| 一、郑国七穆崛起与战国初年郑国的乱局 |
| 二、郑相子阳的兴起与“太宰欣取郑” |
| 第三节 、战国早期的宋、郑外交与连堤及大梁、榆关之战 |
| 一、春秋晚期的晋楚争霸对中原小国的冲击 |
| 二、莫敖阳为的晋楚连堤之战与宋国的作用 |
| 三、大梁、榆关之战的背景:三家分晋后郑国在三晋与楚之间的周旋 |
| 四、“王子定奔晋”对楚悼王伐郑的影响 |
| 五、大梁、榆关之战过程及郑国的作用 |
| 第四节 、战国早期宋、郑历史对新时代三晋与楚国争战的影响 |
| 一、宋、郑等战国早期新兴政权的过渡期特点对三晋与楚国争战的影响 |
| 二、战国早期东方小国在大国争战中作用的时代特点 |
| 三、“宋郑之间有隙地”与战国早期三晋与楚国争战的战略新特点 |
| 小结 |
| 第三章 战国中期郑、宋、鲁、越的历史及其影响 |
| 第一节 、四战之地中的包围——郑国灭亡的过程和影响 |
| 一、三家分晋后韩国对郑国的包围与迁都 |
| 二、郑国灭亡与韩哀侯迁都新郑 |
| 三、韩国对郑国中原“四战之地”战略位置的继承 |
| 第二节 、四战之地中的突围——战国中期“戴氏取宋”的最终完成及与“子南氏取卫”的比较 |
| 一、宋桓侯被废与宋剔成君的登位 |
| 二、战国时期卫国的历史背景与子南氏的兴起 |
| 三、魏惠王时期“子南氏取卫”的影响 |
| 四、戴氏强宋与大国附庸——“戴氏取宋”与“子南氏取卫”不同的历史走向 |
| 第三节、“鲁酒薄而邯郸围”——战国中期齐、魏、楚争战中的鲁国外交与内政 |
| 一、齐魏桂陵之战和齐楚徐州之战中的鲁国外交 |
| 二、鲁平公时期的鲁国内政外交及与周边附庸小国的关系 |
| 第四节 、“越人三世弑其君”——越王翳迁都姑苏及被弑 |
| 一、战国早期越国的强盛 |
| 二、越王翳迁都姑苏与“越人三世弑其君”的发生 |
| 小结 |
| 第四章 宋国、二周灭亡对秦国统一的影响和春申君对鲁国、江东的开发 |
| 第一节 、“齐能并宋而不能凝”——宋王偃的小霸和灭亡对战国历史走势的影响 |
| 一、宋王偃的称王与宋国的强大 |
| 二、齐闵王灭宋与戴宋灭亡的时代背景 |
| 三、魏、楚对宋地的夺取及其时代背景 |
| 第二节 、“利”与“义”的有机统一——宋国强盛与灭亡对乐毅伐齐“义战”实现的影响 |
| 一、宋国在苏秦谋齐与对合纵的策划中的地缘战略地位 |
| 二、宋国灭亡引发的大国战争对齐、秦东西帝并立局面的结束的影响 |
| 第三节 、战国时期二周的兴衰及对秦灭周的影响 |
| 一、春秋晚期周王室内乱和成周的建立 |
| 二、战国早中期二周的分立 |
| 三、二周对秦灭周的影响 |
| 第四节 、春申君北伐与鲁国的灭亡 |
| 一、田单复齐后的历史态势与鲁国灭亡 |
| 二、楚国治理下鲁地的文化融合 |
| 第五节 、越国故地战国晚期前段的混乱局面与春申君时期楚国的统治 |
| 一、楚灭越夺取江东与江东郡的设立 |
| 二、战国晚期前段“政乱兵弱”的江东越国故地 |
| 三、春申君封于江东与对越国贵族的征服 |
| 四、春申君对越国故地的开发和“长三角荆楚化” |
| 五、从传世文献和考古发现再说“楚未灭越”问题 |
| 小结 |
| 第五章 战国时期的越、宋、鲁故地对秦末汉初历史进程的影响 |
| 一、楚国统治下对越、宋、鲁故地的区域整合的最终完成 |
| 二、战国秦汉之交东方小国故地历史发展的宏观背景 |
| 第一节 、“东南有天子气”的江东视角解读 |
| 一、秦朝在江东的统治与“东南有天子气” |
| 二、秦始皇东巡会稽与“泄江东王气”的过程 |
| 第二节 、楚国对越地的整合对秦亡汉兴的影响 |
| 一、江东成为“亡秦必楚”基地 |
| 二、闽越、瓯越兴起下项羽的“过江东”问题 |
| 三、江东子弟对项羽阵营影响的时代背景 |
| 四、刘濞与“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 |
| 第三节 、楚国对宋地的整合对秦亡汉兴的影响 |
| 一、楚国对丰沛的整合与刘邦帝业的成就 |
| 二、“四面楚歌”与秦汉时期彭城一带成为楚地的中心 |
| 第四节 、楚国对鲁地的整合对秦亡汉兴的影响 |
| 一、从孔壁书的传抄古文字体看楚、鲁文化结合的完成 |
| 二、儒法矛盾背景下的秦始皇焚书 |
| 三、鲁国文化对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影响 |
| 小结 |
| 结论 |
| 附一:战国前后郑、宋、鲁、越大事年表 |
| 附二:战国时期的宋公世系及其在位时间 |
| 附三:战国时期的鲁公世系及其在位时间 |
| 附四:战国时期的越王世系及其在位时间 |
| 参考文献 |
| 一、古典文献 |
| 二、考古报告 |
| 三、相关着作 |
| 四、研究论文 |
| 五、学位论文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5）“明德慎罚”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一 研究目的 |
| 二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一 文献研究法 |
| 二 历史分析法 |
| 三 实证分析法 |
| 第四节 基本思路与可能的创新 |
| 一 基本思路 |
| 二 可能的创新 |
| 第一章 “明德慎罚”思想的内容与内涵 |
| 第一节 “明德慎罚”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 |
| 一 天命转移的“以德配天”说 |
| 二 从“以德配天”到“明德慎罚” |
| 第二节 “明德慎罚”思想的内容与内涵 |
| 一 “明德慎罚”思想内容 |
| 二 “明德慎罚”思想内涵 |
| 第三节 “明德慎罚”思想的特点和时代意义 |
| 一 “明德慎罚”思想的特点 |
| 二 “明德慎罚”思想的时代意义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明德慎罚”对中国古代法制思想的影响 |
| 第一节 在“明德慎罚”思想基础上所形成的儒家“德治”思想 |
| 一 “为政以德”的德治思想 |
| 二 “以德服人”的王道思想 |
| 第二节 “明德慎罚”对秦汉法制思想之影响 |
| 一 对秦代法制思想的影响 |
| 二 对汉代法制思想的影响 |
| 第三节 “明德慎罚”对唐宋明清法制思想之影响 |
| 一 唐宋时期之“德本刑用”思想 |
| 二 明清时期之“明刑弼教”思想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明德慎罚”对中国古代法制实践的影响 |
| 第一节 “明德慎罚”对西周法制之影响 |
| 一 预防犯罪 |
| 二 恤刑、省刑制度 |
| 三 “中正”、“慎罚”之刑法原则 |
| 第二节 “明德慎罚”对秦汉法制之影响 |
| 一 “明德慎罚”对秦代法制之影响 |
| 二 “明德慎罚”对汉代法制之影响 |
| 第三节 “明德慎罚”对唐宋、明清法制之影响 |
| 一 “明德慎罚”对唐宋法制之影响 |
| 二 “明德慎罚”对明清法制之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明德慎罚”思想的启示 |
| 第一节 与当代“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之联系 |
| 一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 |
| 二 “明德慎罚”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体现 |
| 第二节 对当今法治建设的启示 |
| 一 有效处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打击犯罪的关系 |
| 二 不断协调打击犯罪与教育服刑人员的关系 |
| 三 正确调整我国相关刑罚体系设置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6）论儒家思想与两汉法制的结合及其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儒家思想成为汉代法制指导思想的原因及过程 |
| (一)儒家思想成为汉代法制指导思想的原因 |
| 1.儒家思想成为汉代法制指导思想的外因 |
| 2.儒家思想成为汉代法制指导思想的内因 |
| (二)儒家思想成为汉代法制指导思想的过程 |
| 二、儒家思想与汉代法制的结合 |
| (一)儒家思想与汉代立法 |
| 1.“引礼入法”——儒家思想与法律结合的肇端 |
| 2.汉代立法指导思想的儒家化 |
| 3.以“孝”为出发点的汉代立法内容 |
| (二)儒家思想与汉代司法 |
| 1.诉讼制度的儒家化 |
| 2.狱政制度的儒家化 |
| 3.汉代官吏活动的儒家化 |
| 三、儒家思想对汉代法制的影响——以“春秋决狱”为例 |
| (一)“春秋决狱”的兴起与推行过程 |
| (二)“春秋决狱”的基本原则 |
| 1.“原心定罪” |
| 2.“亲亲相隐” |
| (三)“春秋决狱”评议 |
| 1.“春秋决狱”对汉代法制的积极影响 |
| 2.“春秋决狱”对汉代法制的消极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7）在政治调节中强化王权：《韩诗外传》政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及研究问题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问题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述评 |
| 一、有关《外传》与诗之关联的研究 |
| 二、有关《外传》思想内涵的研究 |
| 三、《外传》与《孟子》《荀子》及道家法家思想的关联 |
| 四、有关《外传》政治思想史地位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一、政治学的方法论转向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研究重点难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秦汉鼎革儒法争鸣视域下的《韩诗外传》 |
| 第一节 汉承秦制的制度沿革与革秦之弊的文化变革 |
| 一、汉制对秦制的因袭 |
| 二、汉初士人群体对秦之政治形象的型塑 |
| 三、革秦之弊的政治文化变革 |
| 第二节 汉初士人的问题意识及其对策 |
| 一、汉代秦的政治合法性析论 |
| 二、汉初政治思想中的求治、求一、求变特点 |
| 三、韩婴及其《韩诗外传》 |
| 第二章 礼法同治 |
| 第一节 《外传》礼治思想 |
| 一、基于等级分化的一统秩序 |
| 二、欲望的节制:治身心以礼 |
| 三、君子人格的教化功用 |
| 第二节 礼法合治的治理结构 |
| 一、礼法关联 |
| 二、国法与家礼的治理结构 |
| 第三节 先秦秦汉时期礼之“义”的演绎理路 |
| 一、道、德、仁、义、礼、法的演变 |
| 二、《仪礼》到《礼记》的内在演绎理路 |
| 三、礼通国家、社会、人心 |
| 四、孔子之仁到礼之义 |
| 第三章 忠孝矛盾与道君张力 |
| 第一节 忠君与孝亲间的结构性张力 |
| 一、立处忠孝之间的《外传》 |
| 二、忠孝矛盾的历史演进 |
| 三、移孝作忠的政治逻辑分析 |
| 第二节 尊道学与尊君间的张力 |
| 一、士尊道义而不与富强 |
| 二、身处道学与王权之间的士人 |
| 第四章 君臣一体 |
| 第一节 君道思想 |
| 一、政治价值的核心 |
| 二、政治决策的主体 |
| 第二节 臣体思想 |
| 一、任贤与纳谏 |
| 二、政治体系的参与者和执行者 |
| 第三节 民本思想 |
| 一、政治系统的从属者 |
| 二、社会资源的供给者 |
| 第五章 天人合一政治思维模式 |
| 第一节 《外传》中的天人关系 |
| 一、天人二分思想 |
| 二、天人合一思想 |
| 第二节 “天人合一”比类逻辑析论 |
| 一、天人相类与比类逻辑 |
| 二、天人合一政治思维消解人的主体性建构 |
| 三、基于方法论反思的天人合一思想 |
| 第三节 重建天人关系与“春秋大一统” |
| 一、先秦时期的天人观 |
| 二、向“春秋大一统”的过渡 |
| 结语: 在政治调节中强化王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孝”与“忠”的秩序建构 ——基于秦汉孝道的社会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 选题的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 文献综述 |
| (三) 研究目标 |
| (四) 研究方法 |
| 二、从孝悌到社会伦理本位 |
| (一) 孝之初始本义 |
| (二) 孝之扩展演变 |
| (三) 孝为诸德之本 |
| 三、从“以孝治天下”到“三老五更”的社会治理 |
| (一) 背景一:秦以法治孝 |
| (二) 背景二:汉代“布衣将相”与“儒者气象”的变奏 |
| (三) 皇家的“优老”:养老令与养老礼 |
| (四) 官员选拔:举孝廉 |
| (五) 援孝入律:不孝罪惩处 |
| (六) 基层治理:“三老五更” |
| 四、从治家的“孝”到治国的“忠” |
| (一) 始于事亲—孝与家庭和睦 |
| (二) 忠于事君—孝与政府治理 |
| (三) 儒的规训与惩罚—“移孝作忠”到“家国同构”的背后 |
| 五、从孝之“群己”观到孝之理想社会的构建 |
| (一) 群己:孝之群体生活建构 |
| (二) 修齐治平:孝之理想社会 |
| 六、结语 |
| (一) 秦汉孝道的历史意义和作用 |
| (二) 孝道会延续下去吗?一孝道思想的现代转向与超越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9）《吕氏春秋》道德教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点 |
| 五、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吕氏春秋》道德教化思想的形成条件 |
| 第一节 社会背景条件 |
| 一、农耕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以德为核心的道德教化内容 |
| 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运动促使价值观上崇尚变革 |
| 三、社会矛盾运动引发了多元与和谐的道德教化目标 |
| 第二节 个人主观条件 |
| 一、人生阅历涵育其革新精神 |
| 二、时代变局催生其秩序意识 |
| 第三节 理论思想条件 |
| 一、效法天地:顺应天之道 |
| 二、执摄政教:天道立人道 |
| 三、天人相应:天道定本位 |
| 第二章 《吕氏春秋》道德教化思想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道德教化的内涵 |
| 一、“服民以道德”与“渐民以教化” |
| 二、依“本位觉醒”来“道德教化” |
| 三、从“变容改俗”到“安之若性” |
| 第二节 道德教化的特色 |
| 一、复归本位:道德教化的“生命性” |
| 二、贵因而教:道德教化的“机缘性” |
| 三、厚时为宝:道德教化的“时代性” |
| 第三节 道德教化的主客体 |
| 一、“争道”而“省己”的教化主体 |
| 二、“疾学”而“尊师”的教化客体 |
| 三、“去尤”、“用众”以促“主客同体” |
| 第四节 道德教化的具体内容 |
| 一、自我教化:养生养性 |
| 二、家庭教化:忠孝齐家 |
| 三、人文师教:尊师重教 |
| 四、社会教化:礼乐仁义 |
| 第五节 道德教化的方法 |
| 一、有为以教 |
| 二、无为而化 |
| 第三章 《吕氏春秋》道德教化思想的历史地位 |
| 第一节 道德教化思想的历史贡献 |
| 一、和而不同:糅合诸子百家德教之长 |
| 二、施德无形:继承多元德教合宜之优 |
| 三、位本立序:吕氏道德教化独到贡献 |
| 第二节 道德教化思想的历史局限 |
| 一、封建专制:道德教化思想的阶级实质 |
| 二、天命既定:道德教化思想的宿命局限 |
| 三、定分守位:道德教化思想的异化风险 |
| 第四章 《吕氏春秋》道德教化思想的当代价值 |
| 第一节 《吕氏春秋》道德教化思想的现实境遇 |
| 一、多元价值竞争与返本开新 |
| 二、资本逻辑冲击与本位持守 |
| 三、大众传媒与核心价值引导 |
| 第二节 以人为本的当代价值 |
| 一、民为邦本 |
| 二、主客交互 |
| 三、类固相召 |
| 第三节 教民以仁的当代价值 |
| 一、以诚守位 |
| 二、以诚入规 |
| 三、遵道仁民 |
| 第四节 化渐之法的当代价值 |
| 一、诗文寓言以喻 |
| 二、德化养成以渐 |
| 三、道生德蓄以成 |
| 第五章 《吕氏春秋》道德教化思想对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启示 |
| 第一节 家国一统和谐以固国家 |
| 一、“和谐”:国家层面的“秩序”基石 |
| 二、“当染”:“富强”“民主”所由之路 |
| 三、“认同”:“文明”是“秩序”的表征 |
| 第二节 礼乐秩序规范以合社会 |
| 一、“家本位”:传统社会结构的主要纽带 |
| 二、人的“自由”:社会关系中的“秩序” |
| 三、礼乐“秩序”:“平等”“公正”之路 |
| 四、法治“秩序”:社会价值的法律保障 |
| 第三节 个体清静本位以育善诚 |
| 一、适欲节性:在道德“本位”中寻找生命与欲望的平衡 |
| 二、养心达情:在“守位”中修身自达“爱国”与“敬业” |
| 三、至诚自然:在自养清修独立与人际交往中塑造“诚信” |
| 四、成己达人:在自我剖析与人我关系拓展中诠释“友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汉代法律儒家化新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先秦儒家及其法律思想 |
| 第二节 法家的法律思想与秦朝的暴亡 |
| 第三节 汉初的“黄老无为”思想及其实践 |
| 第二章 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与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提出 |
| 第一节 汉武帝变更统治方略的历史原因 |
| 第二节 汉武帝确立儒家正统地位 |
| 第三节 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提出 |
| 第三章 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历程及具体表现 |
| 第一节 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历程 |
| 第二节 汉代法律儒家化的主要表现 |
| 第四章 汉代法律儒家化的评析及启示 |
| 第一节 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
| 第二节 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启示与借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四、略论儒家思想对秦王朝的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汉初黄老政治思想研究[D]. 资海琼. 黑龙江大学, 2021(10)
- [2]汉代人的周秦印象研究[D]. 孙康.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3]董仲舒与汉代主流意识形态[D]. 张卓. 西北师范大学, 2020(12)
- [4]战国时期东方小国的兴衰及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以鲁、宋、郑、越为中心[D]. 潘润. 上海大学, 2020(03)
- [5]“明德慎罚”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D]. 周亚楠. 郑州大学, 2020(02)
- [6]论儒家思想与两汉法制的结合及其影响[D]. 韦懿航. 渤海大学, 2020(10)
- [7]在政治调节中强化王权：《韩诗外传》政治思想研究[D]. 宋清员. 山东大学, 2019(02)
- [8]“孝”与“忠”的秩序建构 ——基于秦汉孝道的社会思想研究[D]. 马世琪.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9]《吕氏春秋》道德教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D]. 郭庆玲. 山东大学, 2019(09)
- [10]汉代法律儒家化新论[D]. 车小玲.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2)